中國人民的「孫子們」與「某些美國人的爺爺們」
陳墨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本文首發於《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6期，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請聯絡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5月22日）刊登中國問題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誇哈（Roderick MacFarquhar）描述中共太子黨和高層政治的文章「中國，高層的恐懼」（In China, Fear at the Top）一文，其中引用了一則關於前蘇共領袖勃日涅夫（Brezhnev）的笑話：勃日涅夫帶著他出身貧寒的母親參觀他在克里姆林宮內的住所，向她展示自己擁有的大量外國豪華車、富麗堂皇的別墅以及精品美食，然後問他的母親有什麼感想，他母親回答：「一切都非常好，但萬一布爾什維克回來了怎麼辦？」
1981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其本人的《鄧小平文集》寫序言：「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當時報刊介紹文集的一張配圖是鄧小平1歲的孫子鄧小弟坐在正在看書的鄧小平膝上，一派舔犢情深。2011年11月，香港《蘋果日報》引述美國中文新聞網站博訊網（Boxun.com）的消息稱，在美國出生擁有美國國籍的鄧小弟在紐約華爾街一家律師行工作，因為涉及性騷擾曾遭拘捕。
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在美國哈佛留學和工作期間取得了美國國籍。中共現任總書記胡錦濤的女兒胡海清在美國留學期間嫁給了億萬富豪新浪網董事長美籍華人茅道臨。中共「候任」總書記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目前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據說已經獲取永久居留權。當然還有一位廣受媒體關注的哈佛校友，就是以「唱紅打黑」著稱而又因醜聞下臺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薄瓜瓜剛完成其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的碩士學業後，表示將繼續留在美國學習法律。
無怪乎有人說，「中美國」（Chinmerica）已經成為了事實。執掌中國政權的中共政治局中，約半數成員是「美國人或者准美國人的父親或爺爺」。根據2010年《雲南資訊報》的報導，從1995年到2005年，中國就有118 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
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與官僚腐敗
20世紀上半葉，革命、抗日戰爭和內戰摧毀了早已腐敗不堪國民黨政權。1949年，中共正式建政。當時的中國雖然是存在國有經濟體系的畸型工人國家，但是政治和經濟等各個方面都處在僵化的一黨專制的史達林主義控制之下，而沒有真正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工人民主制度；但當時中共與今天的一黨官僚專制集團相比，遠為清廉、朝氣而具有犧牲精神。
不過，在中共官僚集團內部，特權待遇和專制控制早已深植入整個黨國體系之中。早在延安時期，被誣稱為「托派分子」的中共文人王實味就諷刺「革命聖地一樣食分三等，衣分五色」，並因此為自己惹上殺身之禍。
建國後的中共集團歷經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官僚工人國家的種種內部危機，官僚專制控制下的計劃經濟體系已是破敗不堪，掌控社會、政治與經濟大權的中共官僚集團也已背棄了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剩下的首要問題變成了如何維護政權和與之相連的個人利益。從1970年代開始，官僚集團中的特權和特供體系已經是根深蒂固。官僚們利用體制規定使自己享受遠高於普通工人與農民的生活待遇，又依靠內部權力交換，為家人在就業和參軍等大開後門。但是，由於計劃經濟與公有制的限制，腐敗與特權遠不可與今天同日而語。
早在1970年代後半期，雖然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結束，但由於與蘇聯嚴重對峙，重新掌握大權的官僚集團和與之妥協的毛澤東已經開始嘗試向西方打開大門，允許具有海外關係和資本家背景的國人前往港澳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投親和求學。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中共政府在內外壓力下冀圖通過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復辟）發展經濟維繫其統治合法性，同時又可保證其「封妻蔭子與享受特權」。1980年代初，以鄧小平(鄧小平二子鄧質方)、劉少奇(劉少奇幼女劉平平)等家族為首，中共高層官僚都開始陸續有後人踏上去歐美學習「先進技術與思想」的道路，並開始出現官僚家族介入經商的局面（毛澤東外孫女孔冬梅也於1990年代初赴美留學）。也許在當時的中共官僚集團主觀上並沒有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打算，但是一旦市場經濟的大門打開，特別是當官僚集團和其家族本身能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食髓知味，局勢已經覆水難收。
在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兩套體系相互並行的條件下，有「通天之能」的中共高層官員的家屬與子弟通過倒賣貨物、專賣進出口和銷售批文開始攫取第一桶金。當體制外的自由資產階級還處於街頭小販的萌芽階段，他們已經開始經營包括家電、糧食乃至軍火的跨國交易，成為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接壤的先行者。鄧小平長子鄧朴方掌控的國有康華公司投機倒把、買空賣空乃至組織非法偷渡名噪一時。
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引入引發經濟秩序紊亂、惡性通貨膨脹和腐敗橫行，從而激發群眾的強烈不滿，這成為誘發1989年群眾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因。運動期間的一個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說的就是當時這種局面。
腐敗與特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必需的潤滑劑。為了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如何使官僚體系腐敗化成為當時中共集團內部自由派和國際資產階級的共同任務。對此問題，無論是自由民主派還是毛派人士都遠不如真正的資產階級辯護士們看得透徹和明白。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香港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張五常在給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獻計時就明確提出：「要用腐敗來買通黨內官僚從而可以使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復辟）得以長驅直入。」這位芝加哥學派的忠實門徒所要表達的意見已經是顯露無遺。美國國務院自1980年代以來就有專門給予中國部級以上高官和家屬申請美國簽證的特別便利政策。凡是列入美國大使館重要嘉賓清單的中國官員和其家屬們可以免除面試的繁瑣程序，直接獲取美國簽證，即使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美國政府也沒有取消這一特殊政策。
統治的末路與集體性腐敗
1989年的「六四」鎮壓和隨之而來的1990年代蘇東劇變宣告了（史達林主義）一黨專制的共產黨政權的全面破產。各前共產主義政權的官僚們徹底拋棄了裝點門面的信仰和理想。冷戰結束了，這是狂歡與恐懼並存的年代。
中共官僚階層對於未來自身還能維持多久的統治毫無信心，也明白依靠暫時的經濟發展與暴力鎮壓是不可能永遠維持其權力的。整個統治集團從上到下充滿了惶惶不可終日之感，對於末日的恐懼加劇了窮奢極欲，而窮奢極欲帶來的觸目驚心的腐敗又加劇了恐懼感。整個官僚集團陷入自我墮落與毀滅的惡性循環中。官僚們一方面整日沉迷於聲色犬馬和紙醉金迷之中，永無止境地追求物欲享受，甚至以包養情人、姦淫少女、橫行不法，任人唯親為榮；另一方面，官員們不停地掏空國有和全民的資產，貪污受賄，向海外瘋狂轉移。
如僅以官方披露的鐵道部長劉志軍案和鐵道部集體貪腐案為例，整個高鐵專案目前負債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鐵道部資產負債比率超過50%，而鐵道部長劉志軍和高鐵專案總負責人運輸局局長（副部級）張曙光兩人的貪污和受賄金額可能就達數十億元人民幣。張曙光的妻子與孩子長期居住在美國，擁有一座占地3萬平方英尺（2739平方米）花園式住宅，其中別墅居住面積達4100平方英尺（300多平方米）。劉志軍任鐵道部長8年，鐵道部局級幹部人數從500人猛增到2000人，其弟劉志祥任職武漢鐵路局副局長時，操縱火車票黑市，被稱為「中國第一票販子」，後因故意傷害罪、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宜昌中院一審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財產人民幣100萬元。而劉志軍卻未受絲毫影響。
2010年發生「723」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民意洶湧，而劉志軍本人則是江澤民時代提拔的幹部，並非胡溫嫡系；中央政府丟車保帥對劉志軍及鐵道部展開調查。除劉志軍本人被開除黨籍進行司法調查外，迄今還有鐵道部原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原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原南昌鐵路局局長邵力平、原哈大客專公司董事長杜厚智、原中鐵集裝箱董事長羅金寶、原昆明鐵路局局長聞清良、呼和浩特鐵路局常務副局長劉彪等局級以上幹部被調查，上百名處級幹部涉及此案。官僚集團利用全民資產和公共財物以權謀私極為普遍，不僅在鐵道部的官僚體系存在如此情況，在衛生、教育等行業都存在類似官僚謀取私利的狀況。數年前，甚至傳出胡錦濤女兒胡海清計畫私人收購哈爾濱醫科大學所有附屬醫院建立私人醫療公司的消息。
一黨專制的官僚體系是官員們大肆貪污和牟利的手段，但其根本溫床在於仍然存在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雖然資產階級自由派鼓吹實現多黨民主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就能解決腐敗問題，實際上這不過給官僚和資本家實現變公為私的大好機會。特權若是無法繼承就喪失了其一半意義，而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就是在這種改制增效的口號下化為官僚家族的私產，而數以千萬計的國有企業工人為之下崗失業。
其實這一幕不僅發生在中國，前蘇聯共產黨的衰亡與官僚集團的變身也反映了這一點。在蘇共垮臺和前蘇聯解體中，「最大的贏家不是反共的持不同政見者，也不是黑市倒爺，而是原來蘇共各級委員會裡彼此以同志相稱的人。一項調查顯示，蘇聯時期的幹部在現總統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門占74%，在地方政權中更高達80%。而國內企業家中原來的共產黨員占85%，很多是直接由國有企業經理變為老闆的。人們說，今天的『新貴』其實都是『舊貴』。」 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工作小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這樣說：「（前蘇聯）共產黨是唯一一個在他們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
太子黨的腐敗與統治集團內部鬥爭
但是，今天的中共官僚集團與當初的蘇共卻有一點重要不同。在蘇聯解體期前，經濟上尚未大規模地推動私有化，因此只有徹底摧毀舊政權和體制才能在廢墟上建立私人財富。而中共官僚集團則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導，以「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旛」為掩護，早已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蘇共集團直到倒臺之日，其高層領導和家族畢竟不直接掌握大規模的財產和私人企業，而中國的情況則截然不同。
澳大利亞《悉尼清晨先驅報》（Sydney Morning Herald，5月26日）發表了「帝國貴胄的奴役」（In thrall of the empire of sons）一文，該文將從江澤民、曾慶紅、溫家寶到薄熙來等幾乎所有中共高層領導家族涉及政商利益與腐敗醜聞娓娓道來。其中有些已經是在中國「非官方」家喻戶曉的醜聞，而有些則是尚不為外界所知的秘聞。根據報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委員中，至少有六人的子女因為家庭地位而獲得數十億元乃至數百億元極為可觀的個人利益。
「有人剛剛降生身上就帶有被統治的印記，有人則命中註定要成為統治者。」（亞裡斯多德，《政治學》）這是所有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中的必然結果。而在中國，有一群所謂的「太子黨」也就是那些自命為「命中註定要成為統治者」的人。他們依靠家族背景和特權，在政商兩界來回穿梭，左右逢源，時商時政，也政也商。
如前國務院總理和人大委員長李鵬的長子李小鵬曾擔任國有煤炭公司華能集團董事長的職位，然後直接過渡擔任山西省副省長。次女李小琳擔任香港上市的中國國際電力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其二子李小勇在1990年代因「新國大」金融案騙取投資者資金而移民新加坡得以躲避法律懲罰。其後任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美國博士畢業後，曾任職瑞士信貸集團諮詢顧問，此後進入建設銀行和摩根斯坦利合資的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現任總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早先是資金規模達10億美元的私人募集基金新天域的合夥人，2010年他進入中國衛星通信集團，成為這家資產千億元的國有公司的董事長。
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曾任職清華大學下屬的微視電子股份公司的總經理，該公司壟斷中國所有機場安全檢測儀器市場，公司在非洲納米比亞通過賄賂高官數百萬美元而獲取訂單，事發後；胡海峰已經通過清華大學的內部調整而成為了清華長三角研究院的黨委書記，並赫然成為浙江省的廳級幹部。
江澤民的長子江綿恒曾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聯通集團董事長，但同時私人投資與臺灣富商建立IT公司和影視製作公司。次子江綿康任職德國西門子公司，據媒體報導是西門子集體賄賂中國高層官員的中間人。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兒子曾偉「空手套白狼」以忽略不計的代價圈走價值上千億的國有資產魯能集團，並主要從事石油和煤炭等國際貿易。移民澳大利亞花費3200萬美元購買澳洲歷史上市價第三貴的豪宅，與媒體大鱷默多克比鄰而居。而默多克當初為開拓中國市場與曾慶紅本人交往頗深。
如果願意，上述名單可以繼續羅列下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上層官僚家族忙於政經一把抓的同時，下層官僚也忙著安排子女出路，全國各地普遍出現的「官二代」現象，例如有官員子女13、14歲初中未畢業就已經成為公務員編制，有些政府機構招聘根據官員子女量身定做招聘要求的消息不絕於耳。
今天的中國，無論是中共領導層自己還是廣大群眾已經無人真正相信當局目前公開所鼓吹的「和平崛起」、「和諧盛世」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類詞藻，現實與宣傳形成了明顯的乖離與相悖。
一方面，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歡欣鼓舞地冀望所謂「政改派」總理溫家寶能帶領「中國方舟」駛向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之海之時；廣大底層的毛派群眾卻將溫家寶直斥為「復辟的大領導」，並近乎絕望地希冀鼓吹「唱紅打黑」的薄熙來能把中國帶回30 年前相對平等而貧困的毛時代。但結果是，薄熙來卻因違紀和妻子涉嫌殺人而下臺，已經身陷囹圄。而且，即使薄熙來家族也在海外有至少數億元資產，其子薄瓜瓜就讀英美兩國昂貴的著名私校也引起廣泛議論。
固然溫家寶為代表的「政改派」與薄熙來為代表「倒退派」有諸多路線和權力衝突，但他們之間衝突在本質上是官僚集團中不同派系的人對如何維持其自身統治和確保私人利益而採取的不同手法。目前看來「政改派」略占上風，但由於其所執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不符合基層民眾的利益，而且政經與知識精英對「改革」的利己化解釋只是使民眾生活更為痛苦。也因為此，才有不少民眾會懷念毛澤東時代乃至寄望於薄熙來，其本質來說就是對官僚統治集團極端親商和親富政策不滿。但歷史已經證明了毛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失敗，其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和等級制度的弊病恰恰成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
文首提到過關於前蘇共領導人的笑話，而今天中國的網路上也有頗多類似的段子：清明節快到了，革命先烈們在九泉之下來電話問：........
江姐問：國民黨被推翻了嗎？答：成了連爺爺了。
董存瑞問：勞苦人民還當牛做馬嗎？答：不勞動了，都下崗了。
吳瓊花問：姐妹們都翻身得解放了嗎？ 答：思想解放了，都當小姐了。
楊子榮問：土匪都剿滅了嗎？ 答：都進公安和城管了。
楊白勞問：地主都打倒了嗎？ 答：都入黨了!
雷鋒問：那資本家呢？ 答：都進人大和政協了!
劉胡蘭問: 領導同志們都藏好了嗎？答：都領了外國護照當「裸官」了。
昔日革命者和他們的後人成了新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公僕成為「奴隸主」，而「主人」則成為了牛馬，信仰成為皇帝們的新裝，法律成為紙面的笑話、制度成為唇齒間的謊言，社會成為一切憎恨的根源。一切舊的、陳腐的和骯髒的事物統統死灰復燃。史達林主義「一國社會主義」論和一黨專制官僚政治為資本主義復辟埋下了種子，而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澆灌下，終於結成了官僚資本主義之果。
但是，這不應當成為否定實現社會主義可能性和否定消滅官僚政治可能性的論據，新一代社會主義者應該以官僚專制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慘痛教訓為鑒，從廢墟中重新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自下而上控制的民主計劃經濟下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工人階級如林的拳頭中，官僚權貴與資產階級瑟瑟發抖吧。到那時，我們的回答：布爾什維克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