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8日星期二

波蘭巨變

事情起源於1980年7月社會主義波蘭的肉類食品漲價。1個月後但澤列寧造船廠的51歲女起重機手瓦倫第諾維茨又被解雇了。這位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女工被解雇,終於引發了工人們強烈的憤怒情緒。數千名工人舉行了大罷工,並以此吹響了團結工會誕生的號角。

此後幾天,抗議行動迅速蔓延到了全國。對此,波蘭政府暫時采取了讓步的政策。但一年後,即1981年12月,波蘭當局宣布實行戰時狀態。瓦文薩為首的數千名團結工會和反對派組織領導人遭到拘捕。下面讓我們來回憶這段歷史。

波蘭,1981年12月13日清晨。裝甲車開進了大城市。士兵們荷槍實彈把守在所有重要的戰略要道上。當人們打開收音機時,反復聽到的是國歌和波蘭國家政府兼軍隊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的講話:“公民們。在波蘭歷史的這一嚴重時刻,我肩上承擔著重大責任。我有義務接受這一重任。這關系到波蘭的前途, 關系到在戰爭風雨中貢獻了自己最好年華的我們這一代。我宣布,從今天開始,按照憲法設立救國軍事委員會。國務委員會從今天午夜起宣布全國進入戰時狀態。”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對處於反對勢力的團結工會采取了瘋狂的反擊行動。據後來首次通過自由選舉當選為波蘭總理的馬佐維耶茨基回憶說,其實雙方將發生嚴重衝突的跡象一年多來已經暴露無遺。當時波蘭經濟跌到了谷底,商店裏空空如也。企業中執掌大權的是罷工委員會。他說:“團結工會動員起了1千多萬人。那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最初階段要想控制這場運動也很難。每個地區都想幹出點兒驚天動地的大事來。到處都是罷工,不是提要求, 就是在動員民眾。”

波蘭軍事委員會12月中旬接管政權時,距離波蘭全國舉行悼念1970年工人起義遇難者示威活動僅差4天。1970年時波蘭民警曾向示威的波蘭老百姓開了槍。

軍事委員會上臺以後,大批工會人士遭到逮捕。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身邊的人一個個消失了。他們有的被投入了監獄,有的被關進了拘留所。家裏人也不知他們的去向。不少家屬直到如今都無法擺脫恐懼的心情。

一位女工說,“有時我緊繃的神經會讓我對現實生活失去感覺。我無法控制自己。我覺得我已經瘋了。我無法再忍耐這種緊張的感覺。無論是在家裏還是在工作中,整天我都是昏頭脹腦的。”

實行戰時狀態後,波蘭的社會生活完全變了樣子。基本法遭到踐踏。公民的書信保密權被取消。任何書信或包裹隨時會被人打開檢查。電話被人監聽或者幹脆被切斷線路。不但國家邊境被關閉,公民就連在國內旅行也不可能。公開集會遭到禁止,每天晚上22點起實行戒嚴。
直到今天,曾經獨攬國家和軍隊大權於一身的雅魯澤爾斯基仍然堅持認為,當年如果波蘭不宣布進入戰時狀態, 那麽莫斯科方面以及華沙條約的其他成員國將對波蘭采取行動。雅魯澤爾斯基說:”我們是實行了戰時狀態,但起碼我是為了得到機會,避免波蘭免遭到外部世界的幹預。當我打電話給莫斯科方面時,勃列日涅夫沒有接,他的副手蘇斯洛夫答應我說:“可以。這是你們的內政問題。”

對雅魯澤爾斯基的這個解釋,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分析說:“也許他確實認為存在著莫斯科出面幹預的危險。他們給他看了指向波蘭的導彈。如果他相信所有波蘭城市都將是導彈攻擊的目標,相信西方不會為波蘭提供幫助,那麽他肯定會認為,實行戰時狀態所做出的犧牲要小些,可以以此來保護自己的祖國。但現在只有上帝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話。”

即便瓦文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雅魯澤爾斯基當時的決定,但他仍然認為,當年實行戰時狀態是對波蘭民族的最大犯罪。


波蘭民族直到今天仍然在當年是否應當實行戰時狀態這個問題上存有分歧。

2013年10月7日星期一

波兰的转型之路

波兰的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开启了东欧变革的先河,开始了“铁幕”解体的进程。通过谈判的革命是波兰的独特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1989年波兰给予世界的礼物。

198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成了最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波兰圆桌会议举行、6月4日波兰议会选举、东德难民潮、匈牙利与奥地利相互开放边界、纳吉被重新安葬、波兰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诞生、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和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根本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景观。

而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波兰的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最容易遭到忽视,实际上,它们开启了东欧变革的先河,开始了“铁幕”解体的进程。欧洲议会议长汉斯一哥特·珀特林在出席波兰议会举行的纪念议会选举20周年活动时指出“波兰的自由选举加速了中东欧的变革”,强调“没有格但斯克,就没有6月4日,我们大陆的统一将更为艰难”。
一切始于格但斯克

“一切始于格但斯克”,这是柏林街头纪念东欧巨变20年招贴画的标题,这反映了德国对波兰历史贡献的感念。关于东欧国家变革的时间,有观察家称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lO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而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波兰的变革可追溯至1980年,变革的种子在那时就已播下。

对经历了1970年12月流血事件的格但斯克工人而言,那殷红的惨痛记忆依然刻骨铭心。1970年代,波兰社会经历了希望、失望、迷茫和绝望,盖莱克大量举债导致的繁荣转瞬即逝,经济仍在负病运行。1979年,来自波兰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回到祖国,向信徒发出了“不要害怕”的信息。1980年8月,一场来势凶猛的狂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波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使波兰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名不见经传的37岁的电工瓦文萨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工人领袖。这位聪明而不世故、充满勇气而又独断专行、教育程度不高但具有令人诧异的政治本能、平易近人而又充满领袖魅力的电工成为了受欢迎的民间英雄。
8月31日,瓦文萨领导的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波兰政府代表签署了21条协议(亦称格但斯克协议),该协议给予了波兰工人罢工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格但斯克协议的签署,翻开了波兰历史新的一页。9月17日,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成立,这是苏联阵营内第一个独立工会,触动着苏联阵营各国政治中心的敏感神经。同年11月,团结工会正式获得注册,成为合法的独立工会。到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1/4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80%,官方通讯社波通社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在职工中深得人心”,而官方工会江河日下,难以维持。

一个国家1/4的人口自愿加入一个组织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合法化后的团结工会不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指出,“历史告诫我们,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我们所思量的不仅有面包、黄油和香肠,而且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的尊严、信仰自由和对共和国的修正。”

1981年3月的比得哥什省人民代表会议发生的团结工会成员被警察袭击事件表明,团结工会合法化后的政治格局是多么的脆弱。针对团结工会成员被袭事件,团结工会做出了激烈反应,并于3月27日举行了4小时全国性警告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200万,这是波兰战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也是苏联集团内部规模最大的罢工,显示了团结工会的力量。政府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主动承担了政府在处置比得哥什事件上违背政治方式解决冲突原则的责任,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

然而,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的裂痕仍在扩大。6月,波兰官方针对团结工会的抨击调门升高,官方媒体措辞严厉,咄咄逼人,指责团结工会企图夺取政权。当时波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短缺现象日益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罢工和示威不断,而波兰统一工人党则以空洞的宣言应对团结工会的谈判要求,以拖延时间。在9月底到10月初举行的团结工会一大上,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主席。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刻意回避社会主义一词,同时出现了自治共和国、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等提法。瓦文萨提出的政府、教会和团结工会签订一项协议的建议未被大会所接受。

苏联对于自己后院发生的事情异常敏感,担心波兰之火会殃及苏联及其卫星国。9月,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认为波兰工人运动是反革命分子与西方反动的波侨及其颠覆中心的联合行动。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甚至告诉意大利外长,一旦波兰举行总罢工,苏联军队准备进入波兰恢复秩序。基于1956年和1968年苏联武力干预东欧国家的先例,波兰执政党判断苏联威胁绝非戏言。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着苏联要求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

1981年10月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卡尼亚辞职,波兰总理兼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继任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11月4日与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和瓦文萨举行会晤,提出了成立“民主协商阵线”的建议,该阵线由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团结工会、行业工会、教会和学术界各一名代表组成。该建议遭到瓦文萨的拒绝,因为团结工会只有1/7的表决权,距团结工会拥有1/3表决权的要求相去甚远。12月12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举行秘密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就当局的执政方式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一旦采取非常措施,将举行总罢工。

12月13日早晨6时,戴深色眼镜、身着戎装的雅鲁泽尔斯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各大城市,坦克和装甲车开始在街上巡逻。团结工会遭到取缔,正在格但斯克开会的团结工会领袖遭到逮捕,约5000名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也遭到拘捕。12月16日,波兰军队在武耶克煤矿向示威矿工开火,打死9人,打伤22人。
波兰实行军管之后,团结工会被迫转入地下,进行非暴力抵抗。在波兰宣布军管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

最后的赌博
军管并没有使团结工会窒息。1982年4月12日,团结工会电台开始播音。4月22日,由布雅克等人成立了临时协调委员会,以领导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布雅克告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你并没有赢,你们只有坦克、枪支和棍棒,而团结工会比任何专政都强大”。临时协调委员会要求取消军管,团结工会合法化,释放政治犯。1983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尚处在军管下的祖国,参加明山圣母像供奉600周年大典。教皇在弥撒中间接批评波兰政府,强调“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们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教皇看来,波兰是“精神沦陷区”。

在教皇访问波兰之后,波兰当局取消了军管。1986年9月,波兰当局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团结工会解散了地下组织,瓦文萨与地下组织领导人成立了团结工会临时委员会。获得自由的团结工会活动分子把每一个节日如五一节、国庆节和独立日甚至12月13日实行军管的日子变成了举行抗议的日子。波兰统一工人党意识到,动用武力并不能摧毁团结工会。团结工会支持者仍在要求工会多元化和团结工会合法化,无休止的罢工使波兰恶化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国家与社会关系持续紧张。1988年5月,团结工会发动了一次全国性工潮,8月的罢工来势更为凶猛。

7年来,雅鲁泽尔斯基殚精竭虑,试图把波兰从危机中解救出来,然而,面对波兰经济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紧张局势的加剧,他不得不承认其政策已陷入失败。面对8月工潮,雅鲁泽尔斯基命令内务部长与瓦文萨举行会晤,并提出了圆桌会议的设想。10月30日,瓦文萨与官方工会领导人米奥多维奇举行电视辩论,成为了全波兰关注的焦点。瓦文萨在辩论中占了上风,赢得了公众的赞许。据米赫尼克回忆,整个波兰都激动得沸腾起来了。通往圆桌会议的道路因此畅通了。

7年来,雅鲁泽尔斯基进行了无数次政治和经济改革尝试,但成效不大,最根本的问题是改革缺乏社会支持,民众对执政当局丧失了信任。1985年,克里姆林宫迎来了新主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对苏联进行改革。苏联已不再是东欧改革的障碍,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通过东欧的改革推动国内的改革。改革的国际环境有明显改善。1987年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就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然而投票率仅为67%,赞成改革计划的选民不足50%,最终改革计划遭到全民公决的否决。这表明改革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同,通过改革摆脱危机的努力已走入死胡同。

反对派知识分子米赫尼克发表文章,向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问: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和西德领导人科尔之间都已经有了对话,为什么不能有波兰人与波兰人的对话?1987年波兰理论界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新颖概念,雅鲁泽尔斯基敏感地注意到理论界的争论。团结工会老打多元化的旗帜,为何共产党人不堂堂正正举起多元化的旗帜?既然赞同社会主义多元化,为何不将建设性反对派纳入政治体系?
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的强硬派肯定不会赞成,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背水一战。在1989年1月17-20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上,围绕工会多元化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党内强硬派不断攻击雅鲁泽尔斯基的“投降主义”路线。

雅鲁泽尔斯基不得不以个人的政治命运进行最后的赌博。他在全会上提出举行“信任投票”的建议,如果得不到全会的支持,他将辞去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和国防部长西维茨基也将辞职。经过表决,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全会的信任。全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的文件,从此波兰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波兰前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看,圆桌会议是自相矛盾的事件。一方面,它是由于软弱引起的。党弱、政府弱、团结工会弱、苏联弱。另一方面,它也是由于认为突破是可能的和圆桌会议可以进行的人们的力量所致。”《选举日报》主编米赫尼克指出,“妥协通常是由两个相当弱的伙伴达成的。当局太弱不能践踏我们,而我们太弱不能推翻当局。正是由于双方的弱点才出现了妥协解决方案的新机会。圆桌会议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双方都有人冒着被其支持者指责为背叛的风险。”波兰统一工人党原第一书记乔塞克强调,“波兰天主教会对于达成妥协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天主教历史上伟大和光荣的一页。教会积极促成了波兰的妥协。”

1989年2月6日~4月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与团结工会反对派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的三个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会多元化和政治改革问题。代表政府参加谈判的代表有基什查克(当时的内务部长)、克瓦希涅夫斯基(1995-2005年曾任波兰总统)和米莱尔(2001-2004年波兰总理)。代表反对派参加谈判的代表有瓦文萨(1990-1995年波兰总统)、马佐维耶茨基(首届民选政府总理)和米赫尼克(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天主教会代表为观察员。

在圆桌会议举行之初,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派的代表都不知道圆桌会议能否产生成果。团结工会代表米赫尼克被拉到会场。为避免与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握手,曾躲到厕所,担心与基什查克接触会导致政治上的失贞,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乔塞克曾隐喻民主过多的可能危害,他说,“我有一只狗,名叫皮古希。皮古希病了,需要吃药。皮古希就是波兰,而我知道皮古希所需的药就是民主。但是如果我们给我的皮古希注入的药过多,皮古希不会好转,而会一命呜呼。”奥尔舒利克主教则说:“是的,书记先生,但是你的狗只要一见注射器就会晕厥。”

圆桌会议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秀,而是确实达成了具体的成果。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谈判,波兰政府和反对派签署了《关于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关于政治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三个文件。圆桌会议的主要成果有团结工会合法化,承认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后作为全国性合法组织在工厂独立存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实行总统制与议会两院制,总统由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即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政府将吸收建设性反对派参政,进行非对抗性议会选举,众议院2/3的席位留给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盟友,1/3的席位实行自由选举。新设立的参议院实行自由选举。

1989年4月7日,波兰议会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议会选举法》、《参议院选举法》、《个体农民法》和《工会法修正案》等6项法案,将圆桌会议通过的协议转变为法律。
波兰圆桌会议最大的成果是允许举行半自由的选举。新设立的参议院举行民主选举,众议院35%的席位(161个议席)实行自由选举,其余65%议席(299个议席)留给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盟党。选举确实具有不可预测性,因为波兰自1920年代以来没有举行过真正公平的选举。执政党控制着媒体,推出了体育明星、电视名人、地方名人和企业家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反对派担心这些候选人会吸引教育水平低的选民的选票。

在6月4日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团结工会获得了参议院议席的99%,众议院实行自由选举的全部议席。波兰政府发言人坦陈,选举具有全民公决性质,团结工会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执政党与团结工会都对选举的结果感到意外,选举前几日,波兰统1人党中央委员会曾开会讨论了如果团结工会未获得一个议席西方国家可能的反应。而团结工会估计团结工会在选举中不会超过20个议席。团结工会顾问盖莱梅克在选举后发表谈话,“当统治规则发生变化,当斯大林主义体制的传统和共产党任命领导人的权力失去时,就会形成新的政治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但是波兰的变化比盖莱梅克等预想得快。

为避免1981年遭到镇压的结局重演,瓦文萨说服反对派阵营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7月19日,波兰议会两院以微弱多数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总统。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委托瓦文萨提出的总理候选人团结工会活动分子马佐维耶茨基组阁。8月24日,马佐维耶茨基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报告,众议院通过投票授权他组建苏联集团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9月12日,该政府获议会批准,宣誓就职。自此,波兰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圆桌会议的会谈需要克服互相厌恶,战胜互相的不信任。由于圆桌会议达成的妥协才走向了6月4日的选举。波兰人通过选票决定其命运,波兰的事件开始了中东欧的民主变革,其大结局是11月柏林墙的倒塌。波兰前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认为,波兰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因为波兰人能够超越所认为的现实政治的最大边界,而对最后的胜利并没有丧失信心。

捷克前总统哈韦尔指出,团结工会和6月选举促进了他的国家的变革,有助于分割欧洲的铁幕的倒塌。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民主和自由之门是由许多人勇敢地打开的,而波兰人在其中发挥了难以置信的关键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尔登一阿什认为,通过谈判的革命是波兰的独特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1989年波兰给予世界的礼物。米赫尼克指出,“这是一场没有革命的巨大革命。没有人走上街头,没有路障,也没有枪杀令”。

2009年适逢波兰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20周年,波兰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20年前相比,波兰更为安定、繁荣和安全。波兰历史学家阿达姆·扎莫伊斯基指出,“在1989年之前,撰写波兰历史有点像在钟爱而不可救药的朋友的墓地边歌功颂德。”“而如今当你思考波兰历史时,你自然不会想到‘我们在何处误入歧途’。因为实际上事态的结果非常的好。”

绝大多数波兰历史学家认为,圆桌会议为波兰和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民主变革铺平了道路,但是波兰一些右翼的政治家质疑圆桌会议的价值,认为反对派签署该协议意味着背叛。波兰围绕1989年遗产的社会分裂尚未弥合,雅鲁泽尔斯基未受邀出席议会的纪念活动,尽管波兰左翼在过去20年波兰及整个欧洲的民主转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团结工会发源地格但斯克工会领导人则对市场化改革颇有微词,认为变化并没有帮助那些争取变革的工人。1989年后的波兰并没有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供有效的注脚,倒是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应对现代化、全球化与一体化挑战的范例。

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1869年3月9日于伦敦)
  公民们!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国际工人协会接受
  “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的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批判地审查同盟的纲领不是总委员的职责。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总的方向即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
  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的纲领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2] 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3]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拼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各阶级的平等”这句话的上下文,那么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
  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么,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2卷第282—283页

◆注释
[1]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在接到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关于拒绝接受该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加入国际的信件后,于1869年2月27日再次写信给总委员会,声明只要总委员会同意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地方支部加入国际,它就准备解散国际同盟。
  这封信是总委员会对同盟第二次来信的答复,由马克思起草;马克思写好后征求过恩格斯的意见。这封信在1869年3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通过。
[2] 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3] 同盟纲领第二条早在1868年9月巴枯宁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宣读的纲领中就已经有了。由于这封信,这一条于1869年4月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安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2013年10月2日星期三

宗教在波蘭轉型中的作用

作者:金雁

導語︰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

亞當-沙夫說,每個波蘭人都知道,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嚴和祖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的沙夫都這樣講,可見此言不虛。從這個排序當中我們可以知道上帝對波蘭人有多麼重要。那麼宗教為什麼會處在一個超越的制高點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波蘭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蘭人都自稱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蘭的民族之魂,它在波蘭是大眾的精神追求,長期以來宗教具有的道德優勢無人能夠比擬。民眾對宗教的這種信任感是靠它們的犧牲精神換來的。換言之,宗教的這種超然于政黨、主義、發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僅靠爭奪話語權和灌輸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實踐、靠犧牲、靠奉獻做出來的。在抗擊外國入侵蒙古、奧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歷次斗爭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們變賣教會資產資助抗擊外敵的斗爭,更有大量的神職人員慷慨赴難,他們用自我犧牲的聖徒精神體現了波蘭民族爭取獨立的信念。波蘭亡國以後在俄屬波蘭、普屬波蘭和奧屬波蘭三大分割佔領區,教會以其對獨立的追求、亡國期間的民族堅守、戰爭中的犧牲、極權體制下對人性的吶喊體現了波蘭民族的不屈精神。

從1874年普魯士因波蘭教會成為反抗宗主國的據點而逮捕波茲南大主教開始,教會的抗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它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受難形象,要求教會人士必須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獻,以耶穌的受難精神作為榜樣,如果一個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難肩扛黑暗的話,那教會人士就應該是第一批赴難者,“基督教意味著在宇宙中每個生命戰勝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個人參與”。在二戰中波蘭的死亡率高達22%,比甦聯(10%)和中國(7%)都高得多,而教會人士死亡率又遠遠高于民眾死亡的平均值,達到1/3,正是這種慷慨赴難的特征贏得了整個民族的尊敬。

波蘭人說,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面對信奉新教的德國統治者與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統治者,波蘭人把天主教與自己的民族意識聯系在一起,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時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波蘭等同的。每當國家陷入困境的時候,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向宗教尋求幫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氣場是任何黨派無法比擬的。老百姓說,戰後的斯大林體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們的心坎上,教會人士往往是為了波蘭而犧牲的,而共產黨除了內部殘酷的斗爭以外,即便犧牲也是為了一個黨派的利益,它的出發點不是祖國,不是國民,而是為了官僚的利益,血緣統治在東歐是不爭的事實,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誰的國家民眾心知肚明,這二者自然無法同日而語。

按理說做了那麼多犧牲的宗教,是最應該具有霸氣和自傲的,因為它有這個資本,但是偏偏波蘭宗教具有寬容精神。與共產黨總是尋找“替罪羊”,人民不過是“歷史規律的墊腳石”不同,波蘭天主教往往高調行動身先士卒,但並不強迫他人犧牲。事實證明,教會的長期犧牲精神和心懷救贖的行動是他們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響力和責任感成正比,因而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

在波蘭,宗教的寬容精神已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民族資源。當然宗教寬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過迫害異教徒的行徑,既處死過無神論者和新教徒,也驅逐過阿里安教徒,但總而言之,波蘭人在發展的歷程中,非常看重寬容的品德,當猶太人成為十字軍運動的犧牲品時,是波蘭人收留了他們,在法律的保護下世界上幾乎一半的猶太人在波蘭-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蘭簽署了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比俄國的宗教寬容早了331年,俄國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頒布詔書,表示要“實行宗教寬容的原則”,波蘭是歐洲很少幾個沒有規模化的異端審判、沒有遭到宗教戰爭蹂躪的國家。

同樣,他們強調在自由環境下,人們不可能通過標榜信教來謀取權力,獲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動機比較單純。不會因政治氣候變化而見風使舵,或像候鳥一樣為了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斷“倒戈”,這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仰逐漸融入進民族性格當中。另外,宗教界與世俗權力的競爭關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體系,這既對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約機制同時有利于城市自治的發展,迫使世俗政權不得不去爭取民眾的信任。

後來這種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成為波蘭民族的傳統。波蘭人的亡國經歷,一次次以失敗告終的抗爭,使他們更具有寬大的胸懷。他們反對不擇手段、非理性攻擊,對那些自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代表、自認為是正統而排擠他人的流派持謹慎的懷疑態度。在波蘭人看來,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證明的恰恰是虛弱,而不是自信和強大。這種“打著維護基督教純潔性的幌子”靠打壓異己保證自己存在的派別只不過是霸道的宗派主義,所具有的不過是“宗教審判官”專橫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認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別人的自由,通過壟斷真理而佔居主導、施行暴政,對這樣的“超正統”不但要時刻警惕還要給與揭露。在波蘭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並且給與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統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內核遠離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獨尊的原教旨主義死胡同,無論什麼教派以集體否定自由的時候就已經完全為背離初衷,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便預示著基督教的危機。

團結工會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處于個體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駕于個體之上。因此,它是個體的粘合劑而不是個體的奴役者。它的存在為波蘭保留下來一定程度的社會空間。天主教會在現實中的獨立姿態和這種道德壓力的氣場一直就蓋過共產黨,它可以越過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蘭社會,于是形成了波蘭的“紅皮白蘿卜”現象。1953年波蘭政府按照甦聯的規定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向政府宣誓效忠時,紅衣主教斯蒂凡公開表示拒絕,說上帝不允許與惡勢力同聲相濟。他說,“我們不被允許將與神有關的東西置于暴君的祭壇之前,萬萬不能!”為此導致大量的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捕和教會財產被剝奪,但是斯蒂凡抗爭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沒有一個主教公開表示願意宣誓效忠。波蘭人說,任何力量靠強迫要求和管制的約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聲望”。

按理說,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歷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會在波蘭歷史上長期承擔著同情弱者反抗強權的角色,使得它在波蘭政治劇變中扮演著“幕後推手”作用。法國社會黨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邊跳動”來解釋左派的概念,說左派代表社會苦難的關懷,代表社會良心。波蘭人認為,這個概念只有在自由選舉的國家才有意義,在甦式體制下只有有權者和無權者的對立、官方與民間的對立,除了執政的一方,任何獨立的派別都無法自由的表達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較少有世俗考慮的宗教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公正、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成為斯大林體制最大的潛在對手。

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第一次訪問波蘭,極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氣。事先,甦聯人堅決反對教皇訪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蓋萊克阻止教皇訪波,認為宗教只不過是動亂的學說,這注定會掀起一場不利于甦聯的民族主義的浪潮。蓋萊克自知自己的威信無法與教皇相比,如果迫于甦聯人的壓力把教皇拒之國門之外,不但挫傷了整個民族的感情,更可能會大大動搖共產黨的合法性,所以對甦聯人的勸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蘭黨和政府意識到,自己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明顯處于下風。

約翰-保羅二世一到波蘭就明確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狀態的獨立工會,那時工人的任何橫向聯系都被視為是非法的,罷工的工人往往會以“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說︰“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在任何情況下,波蘭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從傳統上都喜歡自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蘭工人對自治工會的追求。在工人們看來,甦式體制下的國家官辦工會只不過是黨國體制的應聲蟲,這種如同雞肋一般的工會被工人拋棄。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瓦文薩承認,教皇給與他們的勇氣“如同神助一般”。教皇來訪使波蘭人產生了渴望沖破禁錮的強烈願望。教皇宣稱的“上帝的意志”成為工人成立自治工會最有力的理論依據。

但教皇同時也要求天主教徒熱愛祖國,擁護政府,保持社會秩序,要相互諒解和妥協,不要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他也希望波蘭政府尊重波蘭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權利。教皇的訪問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統一工人黨和政府的權威性頓時掃地,合法性受到質疑。在教皇第一次訪波以後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廠建立的“罷工委員會”,迫使政府與工人組織簽署了包括工會問題在內的二十一條協議。這是華約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1983年6月約翰-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教皇向一千萬前來迎接他的教民表達了應該讓團結工會“合法化”的願望,同時他在與雅魯澤爾斯基的長談中,提議政府與反對派進行協商、溝通、體察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情緒滋長,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渠道。後來在歷時19個月的“軍管”當中,是教會一直給予地下狀態的團結工會以物質和道義援助。瓦文薩在1989年時承認,團結工會在面臨困難局勢時,是“教會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教會,我們或許達不到現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團結工會的會員發展到1000萬人,佔全國職工的80%,大量基層企業工會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會瀕于瓦解。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一大,通過改革決議,年底發動全國總罷工,走上了與當局對抗的激進道路。團結工會的罷工此起彼伏,工人們的政治浪漫主義達到高潮,步步挑戰政府的控制能力,社會的失控狀態日益嚴重。而這時來自甦聯方面的壓力迫在眉睫,已經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蘭能否避免上述兩國的悲劇,考驗著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會表現出超越黨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個黨派之間的分歧,尋找擺脫危機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運,國家被甦軍佔領,教會上層人物不斷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間穿針引線,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強調最令人不安的是無政府主義,它可能搞垮我們,使國家陷入內戰。

紅衣主教斯-維辛斯基屢次向教徒宣講約翰-保羅二世的手諭,希望教徒在非常時期保持和平、鎮靜、理性精神以及本著對整個波蘭民族的責任感來看待當前的民主政治運動。由于對立的雙方都能夠接受教會的調停,致使波蘭的民主運動能夠在良性範圍內運轉,而斯-維辛斯基卻積勞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對朝野雙方都有很大的震動。統一工人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兩次會晤繼任的紅衣主教約-格萊姆普,就防止甦軍壓境和建立民主協商陣線達成一致意見。從此後在波蘭的政治和解過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們的這種“中間人”角色,即超脫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過對各個政黨勸說和施加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沖突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感,並打造出一個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

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在甦聯的壓力下宣布國家處于戰時狀態,取締團結工會,逮捕其領導人。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軍管”後,團結工會仍處于非法狀態。劇變後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國報》上,雅魯澤爾斯基首次披露“軍管”的動因。他說,“當時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可怕漩渦,一場災難就要發生,波蘭這艘航船已經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們受到東西方關系中‘冷戰’的強烈沖擊”,他的繼任者拉科夫斯基說︰“勃列日涅夫和他所派的使者不斷的施加壓力”,“我們對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後果感受最為深刻”,“與其讓甦聯人軍管不如波蘭人自己軍管”,這種“損害國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確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可抗拒性。

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訪波,對試圖擺脫甦聯桎梏的波蘭民眾又一次帶來巨大的鼓舞。教皇強調,應該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為全民協同行動用以解決政治危機的前提,經歷過亡國之痛的波蘭民族天大的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商談,民間力量和政權不是宿敵,不要兵戎相見自相殘殺。1988年8月26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根據教皇倡議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舉行圓桌會議。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東布羅夫斯基的反復撮合下,團結工會的瓦文薩和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政治局委員史-喬塞克舉行了第一次會晤,就一系列協商步驟開始接觸。這是統一工人黨政府自成立以來首次主動伸出橄欖枝,敞開對話渠道。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團結工會與統一工人黨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誠意,團結工會學習做政治反對派,政府學習真誠地互相對待,但不成為敵人的共處方式。這樣做的結果“成果是共同的”,“勝利者只有一個人民,我們的祖國”。

1990年在馬佐維耶夫政府邀請教皇再次訪波時,約翰-保羅二世間接表示,波蘭需要一個在普遍選舉中產生的總統,這將有利于在國際輿論中塑造新波蘭的形象,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壟斷,必須盡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1990年12月9日,瓦文薩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獲得74.7%的選票,當選為波蘭總統。所以有人說,教會既是推動改革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壓垮前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瓦文薩後來說,波蘭劇變的功勞50%歸教皇,20%歸里根、撒切爾夫人、戈爾巴喬夫,30%歸波蘭人民。這種說法可能有些夸張,但無疑反映了波蘭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數。戈爾巴喬夫後來也承認,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經濟轉型中的社會整合作用

1990年初,瓦文薩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對居民們說,“45年來波蘭的經濟車輪一直向左轉,現在我們想把它轉到右邊去”,7月波蘭議會通過了《國營企業私有化法》,從此波蘭開始了“後團結工會”時代的經濟轉軌之路。

一般來講,東歐國家舊體制垮台後的空間會被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基督教文化、社團主義以及新社會運動所填補。這些社會力量是否會演變成民粹主義思潮或黑社會勢力,主要取決于社會整合力量的基礎是什麼?在這方面中歐國家做得要比俄羅斯好,這是由各種因素所導致的。第一,由于中歐被甦維埃帝國統治時間短,原來社會的有機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重構起來相對容易。第二,它們自身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在中歐,民主化、市場化與第三種轉軌的“社會自我建構”的公民社會是同步進行。他們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權力的政黨,另一部分則傾向市場選擇,其余的則由公民組織的社會承擔,變政治化國家為社會化國家。第三,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沒,它是社會凝聚力關鍵所在。劇變後國家社會往往處在易散不宜合的狀態下,由“破”轉為“立”的過程中,原來反體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對立面消失以後便會突然加大,呈現出一種“互不服氣”的“諸侯爭霸”的局面,而這時曾經在政治和解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夠延續它的超越能力,為各方提供互動聯系,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當然一般而言,大多數教會都會回落到原來職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第四,對前體制的反感程度預示著經濟轉軌的承受能力,

一般來講,中歐國家在宗教與轉型過程中,政治上的契合程度要高于經濟上。因為宗教向來與充滿物欲的市場經濟不睦,後東歐時代的民選政權可以認同宗教與前政權之惡作斗爭,卻未必認同宗教與他們歡迎的市場經濟作斗爭。對于在經濟大潮中體現著物質之外對彼岸世界追求的教會來說,它體現著一種反對物質化和功利化的價值目標。于是政府會通過立法或談判的方式,尋求宗教不再介入現實問題。但面對轉軌的艱難和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批評現實和懷舊的情緒就會上升。在“休克療法”最艱難時時候,又是教皇出面要求人們支持團結工會政府,說共產黨搞了40年,現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應該團結一致共渡難關,隧道的盡頭就是曙光。

雖然整體而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宗教的回歸作用不像政治轉軌時那麼顯著。但能夠抵御社會的浮躁情緒。宗教的反腐敗、平衡、心理醫治、疏導、誠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夠看到。波蘭人的宗教在轉軌時期提供了社會倫理規範與精神秩序的來源,而宗教寬容傳統又使宗教極端勢力與教權主義難成氣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傾向對政治民主和和經濟市場化的不利影響。

當然,教會畢竟是教會,即便現代教會不會強烈對抗世俗化,但也不會鼓勵世俗化。對于波蘭走向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加深的世俗化趨勢,教會也免不了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式的抱怨。波蘭人對教會的敬仰多半是由于教會歷來抵抗強權,為波蘭民族保存了可貴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空間。現在波蘭已經沒有強權了,教會的功能主要已轉向了抵抗世俗。盡管現代社會也需要精神寄托與心靈救贖,但是在自由的現代社會不僅世俗化的程度會加深,精神寄托的對象也必然會逐漸多元化。因此與過去天主教屢遭打壓而威望越壓越高相對而言,如今的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會不再受打壓,其威望卻也不如以前了。

如果說過去的波蘭很大程度上以對甦聯的態度分“左右”甦聯支持的是左派而甦聯敵視的是右派,那麼最近20多年來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對教會的態度分“左右”,教會支持的是右派,而教會不支持的是左派。劇變後波蘭在憲政民主體制下已經很多次地出現政黨輪替,但是20多年來整體而言,還是“左派”勝選的時間多,而教會支持的“右派”勝選的時間少。左派報刊不時揭露神職人員腐敗的丑聞,甚至比過去更無所顧忌(當年他們要是發表這種言論,馬上就會被認為是“甦聯人授意的謠言”而使自己更加被動,所以那時雖有秘密警察暗殺波比什烏神父這樣的事,官方報刊公開指責神職人員倒是很少的)。這也使人對波蘭有信心︰波蘭人有信仰,但他們絕不可能搞出個神權國家。而由有信仰的人們建立的世俗國家(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國家)難道不是現實中“最不壞”的選擇嗎? 
--轉自︰《公法評論》,2013-09-26
http://www.gongfa.org/html/gongfazhuanti/xianzhengzhuanxing/20130927/2435.html

2013年10月1日星期二

劳工保护委员会,将主要产业里的激进派劳工组织了起来

 团结工联(波兰语:Solidarność;全名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联”—NiezależnySamorządnyZwiązekZawodowy"Solidarność",又常译为团结工会)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列赫·瓦文萨(LechWałęsa)所领导。在1980年代它组织了波兰国内从天主教徒[1]至反共左翼人士结合为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并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2][3]。团结工联的出现及持续的存在,不只是在长期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波兰所前所未见的,也是在那些由苏联统治(在实际上)的东欧集团共产国家前所未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长期采取强硬共产专制,曾在1970年以机关枪扫射血腥镇压抗议行动(杀害数十人并造成上千人受伤),之前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类似行动如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也都因为苏联的入侵而告失败。

但团结工联于1980年出现后仍持续存在,散布并强化反共的思想和运动,影响所及遍布全欧洲的共产国家,削弱各地共产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权力。在波兰,统治基础被不断削弱的共产政府最终开始和团结工联所领导的反对势力进行谈判,于1989年进行了半自由的选举,在这些有限的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被彻底击败,到了8月底形成了团结工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瓦文萨在12月当选了总统,很快波兰人民共和国便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非共产的民主波兰共和国。团结工联的成功事迹被其他欧洲共产国家的各种反对团体所效仿,最后导致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一垮台,促使苏联于1990年代初期解体。

  自从1989年波兰共产制度瓦解后,团结工联转变为一般传统的工会,自1990年代以来也较少在政治舞台作出影响。在1996年一个以政治为主的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WyborczaSolidarność)成立并赢得了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但却输掉了2001年的国会选举。目前团结工联已经很少对现代波兰的政治作出影响了。

  生根(1980年以前)

  约翰·保罗二世于1979年以教皇身分首次造访波兰,获得上百万人欢迎。促成团结工联最初的成功、以及其他类似的反对运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式社会由于士气低迷而陷入的内部危机,更由于冷战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匮乏情况(被称为短缺经济)而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经济在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EdwardGierek)的领导下曾于1970年代初期相当繁荣,但从1975年开始便由于外债高涨而陷入萧条。第一场罢工行在1976年6月于拉多姆(Radom)和乌尔斯(Ursus)展开,在他们被政府镇压后,劳工运动受到反对派知识份子的支持,当中许多人来自稍早在1976年成立的劳工保护委员会(KomitetObronyRobotników,KOR)。1977年KOR重新命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KomitetSamoobronySpołecznej,KSS-KOR)。

   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被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吸引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教宗呼吁尊重波兰的传统,并强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同时他也反对暴力的行为。

   1980年代早期的罢工(1980-1981)

  罢工运动并没有在问题浮现后就迅速爆发,而是在政府和经济状况的困境超过了十年才产生的。

  在1980年7月,爱德华·吉瑞克的政府面临了经济危机,决定在减缓工资的同时也提升物价。马上引起了一波占领工厂的罢工行动[4]。尽管罢工运动并没有协调指挥的中枢,劳工们发展了一种情报网络来散布他们抗争的新闻。原先在1976年由一群反对派成立以替受害劳工提供支援的劳工保护委员会,将主要产业里的激进派劳工组织了起来[5]。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一位起重机操作员、同时也是知名劳工运动领袖的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Walentynowicz)被解雇,激怒了其他的劳工,成为引燃罢工运动的火花。[6]

  在劳工保护委员会成员的组织下,造船厂劳工们于8月16日展开罢工。之前于1976年遭开除的电工技师列赫·瓦文萨在8月14日11:00抵达造船厂,领导罢工行动[7]。罢工委员会要求重新雇用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和列赫·瓦文萨,劳工们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之前1970年抗议中的牺牲者,并要求保障劳工的权利和提出其他社会要求。

  虽然在政府的检查制度下媒体极少提起在格但斯克发生的劳工骚乱并且切断了所有从海岸连往内陆的电话线[8],但罢工的消息借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传播散布至铁幕国家,并借着地下的出版刊物和小道传闻将团结工联运动的消息迅速的传遍整个波兰。

  在格但斯克协议后,纪念1970年镇压中遇难造船厂劳工的纪念碑也完工了,在1980年12月16日揭幕。在8月16日其他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抵达了造船厂[9],一起组织了以列赫·瓦文萨为领导的企业间罢工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yKomitetStrajkowy,MKS)。8月17日一名神父HenrykJankowski[10]在造船厂大门前替劳工们做了弥撒。到了21日劳工们提出了21项要求的清单,所有要求都只是简单的针对当地的问题。清单上首先要求创建一个新的而独立的工会,接着要求放宽检查制度、拥有罢工的权利、作宗教礼拜的权利,并要求释放政治囚犯和改进公共医疗服务[11]。隔天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代表抵达造船厂,宣称将协助进行谈判。同时,由雅塞克·卡兹马尔斯基(JacekKaczmarski)所写的抗议歌曲“Mury”(墙壁)也在劳工间广为流传。

  在8月14日什切青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12]。罢工运动沿着海岸迅速扩展,关闭港口并造成经济活动停止。在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的激进份子和许多知识份子的协助下,劳工开始占领各式各样的工厂,从采矿场至造船厂。在几天之内,200座工厂加入了罢工,到了8月21日整个波兰都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从沿海城市的造船厂到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采矿场都陷入停顿。越来越多新的工会成立并且加入罢工联盟。到整场罢工潮结束时,罢工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超过600座工厂进行罢工,遍及全波兰。

  由于受到广泛的群众和其他罢工团体的支持,以及国际性的媒体关注和支持,格但斯克的工人们继续罢工直到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在8月21日由MieczysławJagielski为代表的政府委员会(KomisjaRządowa)抵达格但斯克[13],另一个以KazimierzBarcikowski为代表的委员会也被派遣至什切青[14]。在8月30日和31日及9月3日代表劳工的工会与政府签下协议,正式接受许多劳工的要求,包括罢工的权利在内,这个协议被称为格但斯克协议(Porozumieniasierpniowe)。协议也包括了工会的议题,允许人民在共产主义的政治架构内进行民主改变,这被视为是打破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第一个阶段。劳工们主要关心的是建立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并拥有合法罢工权利的独立工会组织,建立这种工会将能清楚代表劳工们的意见。格但斯克的另一项影响是使得原本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在1980年9月被解除职务,改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Kania)取代。

  由罢工行动的胜利,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劳工代表们于9月17日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团结工联(NiezależnySamorządnyZwiązekZawodowy"Solidarność")就此诞生。这个名称是由KarolModzelewski[15]所提议的,而著名的标志则是由JerzyJaniszewski所设计的[16],这个标志在各种团结工联的海报上出现。在1980年12月由劳工们建立的遇难造船厂劳工纪念碑揭幕。在1981年1月15日,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联代表团前往罗马和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在9月5日至10日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团结工联的全国性代表大会,9月26日至10月7日列赫·瓦文萨当选了主席。

   WieczórWrocławia"-波兰弗罗茨瓦夫的日报,1981年3月20-21-21的版本,在检查制度介入首页和最后一页(标题为“CozdarzyłosięwBydgoszczy?-Pogotowiestrajkowewcałymkraju”(“在比得哥什镇发生什么事了?-整个国家都陷入罢工了吗?”)。印刷房的劳工们决定自行印制这份报纸,以避开检查制度的更改。在此同时团结工联也由单纯的工会转变为一个社会运动。在接下来500天内,由于格但斯克的协议,九百万至一千万劳工、知识份子和学生加入了团结工联或其附属团体(例如在1980年9月成立的独立学生联盟(NiezależneZrzeszenieStudentów)、或是在1981年5月成立的农夫工会农业团结工联(NSZZRolnikówIndywidualnych"Solidarność")[17])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一个国家里有四分之一人口自愿地加入了某个组织的历史纪录。一年后团结工联的党纲如此说道:“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

  运用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团结工联试着逼迫政府改变政策。同时团结工联也谨慎着不使用任何暴力,以避免政府获得任何借口动用保安部队。3月19日发生了27名团结工联成员于比得哥什(Bydgoszcz)被殴打的事件后,团结工联在3月27日发动了一次4小时的全国性罢工,是历史上东欧国家里最大的一次罢工,瘫痪了整个波兰并迫使政府答应展开针对这次殴打事件的调查[18]。波兰的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它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同时团结工联已经准备好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波兰共产党却没有把握要怎么进行谈判,只能颁布一些无意义的声明并拖延时间。在逐渐恶化的共产主义短缺经济以及不愿与团结工联谈判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的是共产政权的唯一选择是展开对这次行动的镇压,否则只能面临失去政权或是革命爆发的结局。在越来越紧绷的气氛下,团结工联在12月3日发表声明,警告若是政府批准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的命令,将会发动一次24小时的罢工,而若是这些镇压真的展开,团结工联将会发动一次全国总罢工。

  戒严法(1981-1983)

   ZOMO镇暴部队执行戒严令,1982年。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波兰政府受到越来越多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波兰政府采取行动并巩固其立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被莫斯科视为太过于独立自主,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1年10月18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将他排除为少数。卡尼亚失去了他第一书记的职位,由主张暴力政策的总理(也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Jaruzelski)将军所取代。

  在1981年12月13日,政府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取缔团结工联,颁布戒严令并建立救国军事会议(WojskowaRadaOcaleniaNarodowego,WRON)来取代正常政府机能。在格但斯克的团结工联领导人被拘禁隔离并被严密看守着,数千名团结工联的支持者在午夜被逮捕[19]。在过程中也爆发了数百起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主要在一些最大的工厂和西里西亚的采矿场,但他们很快被准军事的镇暴警察ZOMO部队给平息。其中一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1981年12月16日于Wujek采矿场展开,政府部队对抗议人群开火,杀害9人并造成21人受伤。隔天在格但斯克的抗议活动也导致政府部队开火杀害1人并造成2人受伤。到12月28日罢工已经平息,而团结工联表面上也似乎停止了活动。政府在1982年10月8日彻底非法化并禁止团结工联。[20]

  在铁幕以外的国际社会谴责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并声援团结工联。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并且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给团结工联的地下组织。波兰民众也依然支持着团结工联。

  戒严法在1983年7月正式解除,不过对于公民自由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都更为严密了,食物的定量配给也更为严格了,直到1980年代后期为止。

  地下组织团结工联(1982-1988)

  在1982年4月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Bujak)、鲍格丹·里斯(BogdanLis)、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ładysławFrasyniuk)和WładysławHardek组织了暂时协调委员会(TymczasowaKomisjaKoordynacyjna),以作为地下的团结工联暂时的领导组织。在5月6日另一个地下的团结工联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NSSZ“S”-RegionalnaKomisjaKoordynacyjnaNSZZ"S")由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Borusewicz)、AleksanderHall[21]、StanisławJarosz、鲍格丹·里斯和MarianŚwitek所创建。在6月另一个战斗团结工联(SolidarnośćWalcząca)也建立了[22]。

  在整个1980年代中旬,团结工联一直是波兰唯一的地下组织,由天主教教会和中央情报局所支援[23]。所有的行动都为波兰的秘密警察所追捕,但他们仍然得以做出反击:在1982年5月1日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聚集了好几千人(在格但斯克有几千人)。示威运动在5月3日再度展开,以庆祝已被非法化的五三宪法纪念日。更多罢工在10月11日至13日展开,并在隔年5月再次展开。

  列赫·瓦文萨于1982年11月14日被释放,但在12月9日波兰秘密警察再次展开大规模的反团结工联行为,逮捕超过10,000名团结工联的激进份子。在12月27日所有团结工联的财产都被政府转移至由政府所创建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OgólnopolskiePorozumienieZwiązkówZawodowych,OPZZ)。分页标题#e#

  戒严法在1983年7月解除,政府也对许多遭监禁的工会成员颁布了一次特赦令。更多团结工联份子在1984年7月22日被释放。在10月5日列赫·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波兰政府拒绝给他护照使他无法出国受奖;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领奖。后来还证实了当时波兰秘密警察准备了许多伪造的档案,以作为瓦文萨不道德和进行非法行动的证据,准备交给诺贝尔委员会以试图取消瓦文萨的候选人身分。

  在1984年10月19日波兰秘密警察的干员谋杀了一名相当知名的团结工联支持者,JerzyPopiełuszko神父[24],在谋杀的真相暴露后,数千名团结工联支持者参与了1984年11月3日他的葬礼。

  地下组织“S”的几个成员Frasyniuk、鲍格丹·里斯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在1985年2月13日被逮捕,在审判中他们希望与辩护律师商议的要求都被法官拒绝,并被宣判监禁好几年。

  苏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间的会面,标志了东西方关系改善的开始。在1985年3月11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他代表了苏联国内新的一批希望改革的世代。包含苏联在内的东欧共产国家经济情况越加恶化,迫使戈尔巴乔夫展开一些改革,不只是在经济上(新思维perestroika),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开放性glasnost)。他的政策很快造成苏联卫星国家的政治转变,例如波兰人民共和国,在1986年9月11日,225名波兰的政治犯被释放。在9月30日列赫·瓦文萨创建了第一个公开的也是合法的团结工联组织(自从戒严令颁布以来)—NSZZ团结工联暂时会议(TymczasowaRadaNSZZSolidarność),与他一起的还有伯格坦·鲍鲁西维茨、日比格涅夫·布扎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TadeuszJedynak[25]、鲍格丹·里斯、JanuszPałubicki[26]和JózefPinior,遍布波兰的许多团结工联分会也陆续公开。到了1987年10月25日成立了NSZZ团结工联国家执行委员会(KrajowaKomisjaWykonawczaNSZZSolidarność)。

  不过团结工联的成员和行动份子仍时常遭到迫害和差别待遇(虽然比起前几年较为轻微),而且工联内部分裂为两个派系,一派为以瓦文萨为首希望与政府进行谈判,另一派较为激进的派系则计划进行反共产主义的革命。

  苏联的垮台(1988-1989)

  到了1988年经济状况已经比8年前还要恶劣,国际间的制裁加上政府缺乏改革的意愿使得既有的问题更加剧烈。无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上浪费劳力和资源,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而又缺乏需求。由于国际的制裁和其产品的低劣品质,波兰产品的出口量极低。也缺乏足够的资本以对老旧工厂实行现代化,而短缺经济也造成商店门前大排长龙、和空荡荡的商品货架。

  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Rakowski)推行的改革开始的太晚、而且规模也太小,苏联国内的改革也得苏联无意继续支撑他们的傀儡国家。

  在1988年4月21日开始了一次新的罢工,从StalowaWola的炼钢厂展开。来自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劳工于5月2日加入了罢工。这次罢工被政府于5月5日至5月10日镇压,但没有完全停止:新的罢工于8月15日在亚斯琴别-兹德鲁伊(JastrzębieZdrój)的一座采矿场再度展开。到8月20日罢工已经蔓延至其他采矿场,在8月22日格但斯克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波兰政府这次决定与劳工展开谈判。

   8月26日,内务部长切斯瓦夫·基斯查克(CzesławKiszczak)在电视上宣布政府有意愿进行谈判,5天后他与列赫·瓦文萨会面,罢工并在隔天结束。在10月30日举行的一场瓦文萨与AlfredMiodowicz(亲政府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的领导人)的电视辩论中[27],瓦文萨借由辩论赢得公共关系的胜利。

  在12月18日一个有100名成员的公民委员会(KomitetObywatelski)在团结工联内成立。它是团结工联内部因对政府的反对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之一,每个派系在反对政府的看法上都有所不同。以瓦文萨和大多数团结工联领导人为首的派系支持进行谈判,不过仍有一些少数派系主张进行反共产的革命。无论如何,团结工联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决定追求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主张暴力革命的派系从来没有获得太大权力,也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波兰圆桌会议。在1989年1月27日,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团体代表团与基斯查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圆桌会议,总共56人参加:20人来自“S”团结工联、6人来自OPZZ团结工联、14人来自PZPR(波兰统一工人党)、14人“独立权威人士”以及2名神父。圆桌会议在华沙举行,从1989年2月6日直到4月4日。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共产党徒希望能吸收突出的反对派领袖加入统治阶层,而无需变更现有的政治结构。在实际上,这场会议彻底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的型态。

  经过会议讨论后,团结工联被正式合法化,而新成立的团结工联公民委员会(KomitetObywatelski"Solidarność")也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选举法规定团结工联可以推派35%议席的众议院候选人,但并没有限制参议院参选人的数量。宣传活动得以在投票日之前合法进行。在5月8日第一份支持团结工联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Wyborcza)开始发行,瓦文萨与其他候选人的宣传海报传遍全国。

  在一次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指出波兰共产政府将会获胜,但第一回选举结果显然是团结工联大获全盛,取得众议院161个议席中的160个,以及参议院99个议席中的92个。而第二回选举团结工联则赢得几乎每一个议席—161个众议院席次、99个参议院席次。这场选举彻底击败了统一工人党和其傀儡政党,团结工联不可思议的压倒性胜利也震惊了每个人。新的众议院被团结工联牢牢掌控。

  在6月23日一个新的“团结工联”公民国会俱乐部(ObywatelskiKlubParlamentarny"Solidarność)成立,由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Geremek)所领导,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傀儡政党:ZSL和SD也反叛了统一工人党、加入这个新政党,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极少数了。在8月24日众议院选出团结工联的代表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Mazowiecki)为波兰总理。他是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到8月底以团结工联为首的联合政府形成了。分页标题#e#

  胜利之后(1989-现在)

  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了波兰历史和团结工联新的一章。在击败共产政权后团结工联的角色变的较不重要了,也不太能适应作为一个政党的角色,很快的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开始降低。在团结工联内部各派系的冲突越演越烈。列赫·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联的主席,但他的支持度显然将会逐渐下降。瓦文萨在工联内的主要对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离开了团结工联。在9月瓦文萨宣布选举日报没有权力继续使用团结工联的标志。接着瓦文萨表示了参加1990年波兰总统选举的意愿。在12月瓦文萨当选了总统,辞去了团结工联主席的职位,也成为了第一个经由普选选出的波兰总统。

  隔年的2月,马利安·克萨克莱夫斯(MarianKrzaklewski)当选了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尽管瓦文萨担任波兰的总统,他的政见和团结工联新的领导阶层产生了分歧。因此团结工联不再支持他,反而越来越批评政府的表现,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以参与1991年波兰国会选举。这次选举有非常多政党参与角逐,许多都自称为反共产主义的代表,而NSZZ“团结工联”党只获得了5%的选票。在1992年1月13日团结工联宣布发起第一次针对民主政府的罢工:为期1个小时,以反对提升能源价格的政策。另一次为期2小时的罢工在12月14日展开。在1993年5月19日团结工联的代表对政府总理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动议通过了,但总统瓦文萨没有接受总理的辞职,并解散了国会。

  由于解散国会而在接下来1993年再度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显现了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在经过3年后下降至何种地步。尽管许多团结工联的成员试图与右翼的政府划清界线并采取较为左翼的姿态,但团结工联仍然被视为是与政府同一路线的团体,并且支持度持续下跌。由于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阵痛期中无法立刻提升财富和生活水平,对经济的电击疗法也遭遇越来越多反对。在选举中团结工联只获得4.9%的选票,距离进入国会所需的5%门槛还相差0.1%(团结工联还有9个参议院议席,比之前减少2席),而胜利的政党则是民主左派联盟(SojuszLewicyDemokratycznej)—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相当讽刺的转变是,团结工联加入了之前的敌人—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而许多抗议者也是由两个工会所共同组织的。在接下来一年里,团结工联组织了几次罢工以抗议波兰采矿产业的劳工处境。1995年一次在波兰国会门口发动的抗议遭到警方驱离,只不过使用的是警棍和强力水柱、而不是真枪实弹了。团结工联决定在1995年波兰总统选举中支持瓦文萨,但这场选举成为民主左派联盟第二次胜利,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以51.72%的选票当选总统。团结工联呼吁进行第二次选举的,但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不过众议院仍然得以通过一项谴责1981年戒严法的动议(尽管民主左派联盟反对之)。同时,左翼的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拥有250万名成员,超过了现在团结工联成员的2倍(130万名成员)[28]。

  在1996年6月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WyborczaSolidarność,AWS)成立,由超过30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力量。在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中获胜,耶日·泽克(JerzyBuzek)成为总理。不过,在许多有关改革的国内争议,以及是否在1999年加入北约、和是否加入欧盟等争议,加上许多党内的内斗以及贪污的丑闻,使得AWS失去了大量民意支持。AWS的领导人马利安·克萨克莱夫斯输掉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而在2001年的国会选举AWS甚至连1席议席都没有拿下。

  目前,团结工联有着150万成员,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小。在团结工联的战略计划上宣称道:“(团结工联)...以基督徒伦理和天主教社会训导来作为行动基础,领导保护劳工利益的行动,并满足劳工在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抱负。”[29]

  在国外的影响

  团结工联的罢工胜利导致一系列在中欧和东欧的和平反共主义运动的胜利,被称为1989年的革命(JesieńLudów)。团结工联的成功经验不断的以各种形式被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反对团体所重复,最后导致东欧集团的解散,以及1990年苏联的彻底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