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

七人将影响中国未来

据初步统计,现任“60后”省部级正职领导仅有七人。为深入了解他们的成长路径和施政风格,本博汇辑编辑了这七人的履历。
中共执政不变的话,在未来五年(十九大),乃至十年(二十大),这七个人将有望进入中共更高领导层,他们的思想、特质和执政风格将影响中国的走向,将会影响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十年后谁有可能执掌中国党政大权?
    十八大确定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25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至此,中国未来的十年毫无疑问将是习近平的时代。那么,十年之后又会是谁来担当中国发展的领头羊呢?其实,从这次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来看,已经初见端倪。那就是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有这样两个人物格外显眼,他们分别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为什么这两人会与众不同呢?这主要体现在年纪层面上。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当中,唯有胡和孙两人是“60后”,而其他的都是“50后”或者“40后”。按惯例,十年后的中国政治舞台绝不可能有“40后”的戏,因为到那时他们都是将近八十岁的人了,“尚能饭否”都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怎么可能还让他们担当中国的掌门人?所以注定会在十九大时退下来。
    至于“50后”这批委员,十年后也是七旬左右。其中最为年老的是1950年出生的栗战书、许其亮、孙春兰和李源潮,到2022年他们4人都已经72岁,年事已高,很难再当大任。而“50后”中年纪最小的是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到2022年他也65岁了。其次是1955年出生的,有李克强、汪洋和王沪宁。到2022年,他们也已67岁。由此可见,李克强十年后必然退居幕后,作为副总理的汪洋和中央政研室主任的王沪宁也将随之谢幕。而年长于这三人的其他“50后”更是没有什么希望。
    再来看政治局现任委员中的胡春华、孙政才和“50后”中最年轻的赵乐际。胡春华和孙政才都是1963年出生,到2022年两人59岁,与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坐上中国第一把交椅时的年纪相仿。这也是中共政权更替中坚定不移的传统。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赵乐际到2022年是65岁,参照中共一贯的传统,这个年纪做党政首脑稍有偏大,但是担任人大委员长却刚好合适。因此,到2022年二十大时,赵乐际极有可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深居简出,而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将由胡春华和孙政才担当。
    以上主要是从年龄结构上来分析判断的,或许有人会认为单从年龄上就断定谁会成为下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未免太缺乏证据。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没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宪政,中共为了延续它的执政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拔和培养十分严谨、漫长而稳重。胡和孙身为中央政治局25委员当中的两个“60后”,应当是中共高层精心安排的结果。当然,人算不如天算,或许在十九大上可能会冒出几匹黑马取代胡孙,但论其资历,他们绝不能与胡孙相比,最多也得等到下一个十年即2032年时,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第七代领导人。
    还有人认为,中国非常讲究背景,想问胡春华和孙政才是不是太子党。至于这两人是不是太子党,我认为这不重要。我想说的是:
    一、当前具有显赫政治地位的太子党都已年过花甲,十年后他们都已经年过七十,很难再担当大任。至于太孙党中的某些成员要成气候,眼下看都没戏,要成气候,起码也得二十年之后;
    二、目前民怨沸腾、怨声载道,中共高层知道自己正处于山雨欲来的前夜。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到一帮纨绔子弟的手中,还得任用具有真才实干的人才行;就学历而言,胡和孙也非常出色,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这与李克强一样;孙是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有农学博士学位。两人这样的学历比起其他人没有丝毫的掉价。
    三、民主宪政大潮不可阻挡,随着历史车轮的进步,无论是中共内部还是黎民百姓,都不允许世袭制度的存在。依本人拙见,未来的十年之内,中国政体如果没有发生根本剧变的前提下,如果胡和孙两人表现良好,不犯严重错误,那么中国的党和国家第六代领导人的位置非他俩莫属。

胡春华:西部砥砺二十年

19634月出生于湖北农村。草根出身,少时生活艰苦,13里山路徒步求学,以致草鞋磨烂,脚生厚茧。16岁时成为五峰县“文科状元”并成为“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毕业后,志愿申请驻藏近20年,先从团委干事做起,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43岁时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后任河北省省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

  孙政才:与“农”结缘

19639月出生于山东。出身农民家庭,大学就读山东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继而考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毕业后留校。33年与“农”字相携而行,至致获取学博士学位。33岁时出任北京市顺义县副县长。他将严谨的科研态度带到政坛,6年后当选为北京市委秘书长。43岁时与农业再聚首,升任农业部部长,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曾任吉林省委书记多年,现任重庆市委书记。


周强:法律背景深厚


19604月出生于湖北。16岁时到黄梅县插队,其间,他不弃书卷。18岁时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政法系,时常掌灯夜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司法部,工作10年,从普通科员做起,后任法制司司长。38岁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努尔·白克力:文人治疆

19618月出生于新疆,维吾尔族。出生时恰逢自然灾害,生活维艰。17岁时考入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0年,先后出任新疆大学团委书记、 校党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赴喀什任行署专员助理。36岁时正式履任乌鲁木齐市长之职,是当时最年轻的省会(首府)城市的市长。47岁时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现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张庆伟:曾经的航天少帅


196111月出生于吉林。8岁时举家迁至江西星火化工厂。17岁时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任职于航空工业部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3年后,再回母校进修硕士。40岁时升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07年,46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苏树林:“商”而优则仕


19623月出生于黑龙江。14岁不幸丧父,母亲携兄妹7人艰难度日。17岁进入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学习,毕业后去大庆油田工作。后入哈尔滨工程大学深造。38岁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大庆油田公司董事长。6年后转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49岁的苏树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陆昊:大器早成

19676月出生于陕西。中学时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18岁入党,成为当时唯一的中学生共产党员。同年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7岁掌舵北京市制呢厂,并使之迅速扭亏为盈,并因此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35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被称为“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者”。2008年,41岁的陆昊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60后”省部级高官解读
社科背景特点显著
与“40后”、“50后”相比,年轻务实、高知化、懂经济、富有个人魅力、社会关注度高,成为“60后”省部级高官最明显的标签。他们出生在“文革”时期,在改革开放年代长大,大部分在上世纪70 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进入正规高等院校学习,具有完备整齐的教育经历。据统计,在已知学历的159名“60后”省部级高官中,10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而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则占99.37%。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接近九成。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72人,占比45.28%;获得硕士学位者68人,占比42.77%7位“60后”省部级正职官员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这表明,他们的知识化程度高,学习知识的愿望十分强烈。
统计发现,在158位获得学位的省部级官员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这说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渐渐过去,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这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官员脱颖而出。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不仅如此,他们大部分人经历更加丰富,有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同时,社会对“60后”省部级高官有高度的期待。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引起格外的关注,更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对于目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存有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给他们一种希望、期待。
统计还发现,在成长路径多样化的背景下,交叉任职是“60后”省部级干部相对较多的成长路径。近几年,国企高层转任地方大员或部委主管有增加的趋势。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通常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眼光更加宽广。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从中石化“掌门人”转任福建省省长的现年50岁的苏树林。根据2006年出台的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分析认为,企业高管在政府担任高官有明显优势。国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尤其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以人为本理念凸显
在执政风格上,“60后”省部级高官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包容性强,重视法制,凸显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色彩。
在政治学意义上,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都是决定执政风格的因素。
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青年时期适逢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他们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他们学习研究 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新型治理风格的基础。
首先,他们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这些“60后”高官,基本上都有着相对较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了解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清楚他们的利益诉求。当今 信息化时代,相对于“40后”、“50后”高官,他们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会更注重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亲民是其基本内涵,务实是其重要风格。
在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在乎民意,依赖民心的背景下,注重民生、塑造亲民形象将是“60后”省部级高官赢得威望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事关党的执政本质,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其次,他们更加推崇制度以及柔性治理。邓小平同志说制度更重要,即用法制、制度的方法去规范人的行为,领导隐性化是大的趋势。隐性化,就是不知不觉地通过制度影响人。“60后”高官有更强的法制意识,而法制是国家良政善治的根本保障;他们也偏向于柔性化治理,即多沟通、多协商、多民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他们更清楚一味的“强制”“命令”往往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

 成长经历锻造风格
现年50岁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位法律专业出身的“60后”省委书记,他为湖南改革赋予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建设法治湖南,是其执政的一个目标。 20084月,湖南正式推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其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创新试验;20117月,湖南省委正式颁布《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法治自此被赋予了制度化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王利民认为,“法治湖南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将权力规制到法律的范围之内。‘法治湖南’是从领导人接受先进的法治理念开始的,理念影响了他的态度和行为。”
同样,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3年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胡春华侧重柔性治理,处理社会矛盾时,注意调解和协商。当内蒙古的发展转型面临社会矛盾时,他以开明进步的柔化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曾说,“如果大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如何满足社会期望、如何调和不同诉求……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也将考验他们的施政能力。
分析认为,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经历将为他们寻找难题的对策提供直观经验。
专家指出,他们所带来的新气象、新风格,不仅将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带来大的影响,也将深刻地影响到一大批年轻干部的思想和观念,并为他们树立榜样。

执政思路影响中国
作为地方领导核心,这批“60后”省部级干部在未来五年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无疑将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职责。未来十年,这批“60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执政骨干,甚至有些人会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会牵涉到更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转型期利益冲突势必会增多。而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任何困难和挫折,这些人都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的执政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出路。
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执政思路和执政能力,将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将直接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相信,他们将不辱使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抬升到下一个高峰。

2014年11月2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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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哪些人——“危害国家安全罪”出笼20年随想

被判“谋反罪”的都是哪些人——“危害国家安全罪”出笼20年随想

编程随想 於 编程随想的博客 - 8 小時前
20年前的“六四事件”纪念日,“六四屠夫”李鹏签署生效了《国家安全法执行细则》。从那之后,“反革命”这个罪名就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迷惑性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 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一个大类,下面包含了若干具体的罪名(比如“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等)。考虑到俺本人并不具有法学背景,就不点评了。直接给出相关的维基词条(参见下面的“★名词解释”章节)。 然后,俺又熬了好几个通宵,根据年份,整理了这份很长的名单。本来以为星期一就可以发出本文。没想到名单之长,大大超出俺的预期。所以拖到今天才发。 名单中除了列举“姓名、罪名、量刑”,还简述了此人被判“谋反罪”的【真正原因】。整理这份名单,主要想达到如下几个目的: 1. 让你意识到咱们天朝是怎样的一个独裁专制国家——有些人只是讨论“加强法制建设”就被判“煽颠罪”。 2. 让这些敢于反抗独裁政权的小人物,被更多的网友知晓——对大多数网友而言,名单上 90% 的人都是闻所未闻的。 3. 将来还会有其他民众继续从事“反党反共”的光荣事业——通过了解前人的遭遇,后来人可以借鉴到宝贵的经验,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反党活动。 ★名词解释 危害国家安全罪 @ 维基百科 1995年,南非国际人权会议制订了《乔纳罕斯堡原则》,特别强调言论表达和信息的自由不得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强加限制...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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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民运动的来龙去脉(上)

2014-10-27 13:01:37
最近我正在改编之前写的《毛泽东与境外反华势力的故事》,打算将其改编成八到九集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跟踪篇尾的博客link),在填补《境外势力》一文从中共一大到井冈山根据地之间的空白,补充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故事时,我对毛在那个时期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了一番网上搜索,对湖南农民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有一个重大发现,发现其境外势力起源。现在就让我来讲讲湖南农民运动的来龙去脉。
 当今世人普遍认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的说法,认为走农民路线是毛泽东的首创,而历史真相是,与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之理论-实际最初是由列宁提出的一样,首先提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也是列宁。共产国际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传达了列宁的指示:“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等等。 孙中山与苏联建立合作关系后,共产国际从1922年起,提议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个提议最初遭到中共领袖陈独秀的抵制。陈独秀是一个理想共产主义者,在他看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可以加入到资产阶级政党中去?但是,无奈中共的经费来源完全依赖于苏联,在苏联的坚持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让步,1923年6月,中共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苏联创始人列宁去逝,列宁长期的战友斯大林接班成为苏共第一领袖。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对权力有着更炽烈的欲望,统治手段更粗暴残忍,对待政敌更冷酷无情。斯大林上台后,为消灭政敌,在苏共党内发动“肃反运动”,实行大清洗,清除对自己权力有任何威胁的异己分子。大清洗最终变成对苏联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近70万人遭枪杀。在大清洗中,列宁时代的11个政治局委员,被斯大林枪毙了9个,列宁时代最后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中,1162个代表,被枪毙了1095个,苏联红军的五个元帅被枪毙了三个。大清洗活动也波及到社会上许多人-知识分子,富农,神职人员,科技人员等,被逮捕送押劳改集中营,其中不少人因饥饿或疾病死于劳改营中。

斯大林还在其任期内,在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镇压抵制集体化的富农和中农,最终导致了乌克兰,伏尔加,哈萨克斯坦等苏联多个地区出现大饥荒,造成至少六百万以上的人因饥荒而死亡。为了控制饥饿的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苏联政府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斯大林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普遍将斯大林看成是与希特勒并驾齐驱的反人类暴君。由苏联孵育培养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代即落入斯大林手中,使得中共的早期成长环境格外凶险恶劣,给中共未来的品质留下了中共后人无力修复的烙印,是中共成年后畸形邪恶的根源。

 毛泽东1923年加入国民党后,先是负责在湖南建立国民党支部,之后,在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提携下,于1925年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6年5月,蒋介石发令禁止中共党员做国民党部门长官,毛泽东被迫离开宣传部,被汪精卫派往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任职。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共识,在国民军北伐的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苏联代表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方针,认为中国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共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尽力配合国民党的政策,因此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只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没有以暴力手段来没收地主的土地权。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从地主手中抢夺土地。后来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实行赎买土地的温和农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苏联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达成的《中国问题决议》向中共提出了更激进的斗争任务,主张“在中国全面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国民党温和的土地改革方式开始感到不满,要求中国的土地改革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会影响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合作。斯大林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后,根本不知该如何具体应对,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

在中国农村,地主与贫农之间只有贫富之分,不存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世家血统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贵贱之差别,贫农如果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就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像共产党挑拨的那样尖锐。农民中穷人数量虽然远多于富人,但大多数人本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和谐,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对乡下农民来讲,反而是与那些在乡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矛盾更为激烈,这些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属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被乡下人看成是扰乱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

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依靠这些敢打敢杀的地皮流氓做“革命前锋”的观点,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建在一篇史学研究文章里介绍,鲍罗廷的这段言论“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陈铁建文章还提到,鲍罗廷在一次演讲中说:“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谈到,1927年长沙《大公报》报道说,鲍罗廷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锋”不可。 鲍罗廷的言论一出,突然间,湖南农村一片混乱,社会构架彻底崩溃,暴力横行,恐怖泛滥,就像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绅”。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幕:农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农会对什么人算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人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还有以群众审判当场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那场运动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 未完待续。
来源:万维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