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8日星期四

起義:一次次沖擊帝國大壩

  紀彭

革命與起義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常常一同被提起。確實,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實現民主共和,光靠講道理是不成的。沒有武裝起義,只是辦辦報紙,說說歷史,怕是100年也達不到改朝換代的彼岸。


    臨行前的黃花崗烈士,廣州,1911年4月。照片中每人胸前都挂有寫著名字的紙條,左起陳亞才、宋玉林、韋?卿、徐滿凌、梁偉、徐亞培。(閔杰/圖)

《文史參考》辛亥專刊(10月上):一九一一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網上購買本期)

  革命與起義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常常一同被提起。確實,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實現民主共和,光靠講道理是不成的。沒有武裝起義,只是辦辦報紙,說說歷史,怕是100年也達不到改朝換代的彼岸。

  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直接、間接地組織、策劃了10次反清起義,沒一次成功。雖然一次比一次接近成功,但總叫人感覺是小打小鬧。每次起義都顯得准備不足,力量微弱,常常是倉促之間,強行出擊,這種添油戰術實在是兵家大忌。可孫中山何嘗不想一舉成功?無奈革命黨人既無強大的軍力,又無充足的資金,不一次一次的起義,就沒有革命的存在。

  從歷史的眼光看革命黨的10次起義,雖說每一次起義都不太靠譜,但是起義一次一次地強化了革命黨的意志,最終確立了革命之勢。

  1911年4月,黃花崗之役,革命黨精華盡損,革命一下跌入低潮。似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革命黨都無力再戰了。可就在此時,勝利的曙光忽然來臨了。

廣州起義:准備不足,流產途中(未發動)

惠州起義:苦戰三洲田,被迫解散
  1900年,義和團運動蜂起,中國北方陷入混亂。8月15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在南方,革命黨伺機起事。9月,惠州起義爆發。起義領導者鄭士良選擇了歸善縣屬的三洲田作為根據地,以馬欄頭村的油房為聚義所。當時會黨均嘯聚於三洲田之小寨,人數達600多。因山上缺糧,准備起義的革命黨人都寄食於同志之家,山寨僅留80余人。為防止走漏消息,對進山打柴的鄉民盡皆扣留。鄉民見其入不見其出,謠言因之而起,皆傳三洲田山寨之中藏有數萬革命黨人,准備揭竿起事。一時間,謠言傾動全省。

  兩廣總督德壽聞訊后,即命廣東水師提督何長清率虎門防兵4000人進駐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森傾惠州府城防軍,由淡水入鎮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何長清與鄧萬森雖擺出了架勢,但二人深信謠傳,膽怯黨人之勢。

  鄭士良見清軍勢大,而革命黨人力量微弱,心中著急,一面憑天險守山寨,一面急電孫中山解救。孫中山在台灣接到電報,馬上與台灣總督商議,台總督表示運槍械到廈門,於是孫中山命鄭士良即行舉事,而后直奔廈門。同時,菲律賓志士將從前所購的300萬發子彈,也急運廈門。沒待孫中山電至,清將何長清率200余人已進駐清江縣之沙灣,部分兵丁進至黃岡,三洲田的革命黨人受到極大威脅,形勢甚危。

  10月6日,革命黨人黃福乘月夜率80名敢死隊員,襲擊了沙灣,奪取洋槍40支,陣斬40人,生擒30余清兵,獲彈藥數箱。初戰告捷,軍心大振,乘勝追擊,直逼新安城。這時,孫中山發來急電,鄭士良即遵照孫中山的指示,留500余人守山寨,其余向廈門進軍。當時,雖經招募,開往廈門之兵力也不過600多人,鄭士良見兵力太少,料難取勝,便從平山、龍崗招募了士兵千余人,無槍者以長矛大刀為武器。

  鄭士良接替了黃福的指揮職務,避開何長清的主力向鎮隆前進。當時有清副將杜鳳梧,率兵於佛子坳險處扼守。鄭士良指揮起義軍分左右兩隊,匍匐山上,至敵兵之兩翼夾擊。清兵潰逃,起義軍乘勝追擊,生擒了清將杜鳳梧,奪搶700余、馬12匹、子彈5萬發。起義軍佔領了鎮隆,士氣大振。

  10月20日,清軍萬余人增兵來到,鄭士良以奇軍猛攻水湖,一舉而下。由於起義軍遵守紀律,沿途居民,都簞食壺漿,歡迎義軍。有志之士,來投者數以百計,一時士兵增至五六千人之多。

  此時消息傳來,清軍劉邦盛、馬維琪、莫善積、鄭潤材、劉永福各部計6000余人,不久將趕來。鄭士良算了一下,如果敵兵齊集,將有2萬余人,起義軍肯定不是對手,鄭士良當機立斷繼續東行,剛好與清總兵劉邦盛兵相遇,兩軍兵力相當。清兵武器裝備雖好,但士氣低落,起義軍武器雖劣,而士氣高昂,雙方激戰,清軍大敗,向惠州、淡水、白芒花四散而逃,總兵劉邦盛也受重傷。起義軍又得槍數百支、馬30余匹,生擒敵兵數百人。

  這天夜裡,鄭士良又率起義軍向白芒花前進。行到天明,不見有敵軍,而有百姓數千人前來投軍,鄭士良大喜,合計全軍已達萬余人。

  起義軍休息一日,整糧餉以備遠征。由於隊伍沒經過整頓,行動緩慢,而且沿途房屋甚少,多為露營。起義第10天,到達龍岡圩,發現了清軍,便在龍崗圩構筑工事,准備迎戰。這時清軍有7000余人,彼此相持不下。夜裡,鄭士良以小隊人馬出擊,襲擊清軍,趁清軍大亂之際,大隊人馬隨后沖入,雙方苦戰數小時,清軍大敗。鄭士良又率兵入橫岡。此時起義軍子彈已極缺乏,因目的地在廈門,人馬又東進。起義軍第14日至三多祝,這時又有多人加入起義隊伍。鄭士良對起義軍進行了整編,籌備糧食。

  10月23日,鄭士良率起義軍抵達白沙。次日一早,孫中山派來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自香港來,帶來了孫中山的信,信裡說:“政情忽變,外援不可恃,即至廈門,亦恐無能為力。軍中之事,乞司令自決行止。”鄭士良及起義諸將領見了孫中山解散義軍手書,嗟嘆不已,都對主動放棄所佔領之地而不甘心。於是決定渡海再返三洲田,設法從香港搞彈藥,再會合江恭喜等革命力量,會攻廣州。但終因彈盡,無法行動,起義軍被迫解散。

  萍瀏醴起義:倉促起事,寡不敵眾
  同盟會成立后,對現有的革命力量進行了整合,並開始策動國內起義。同盟會的基本力量是廣東人組織的興中會和湖南人組織的華興會為基礎。

  1904年,黃興為首的湖南革命黨人,就策動過一場比較典型的革命黨起義,跟孫中山歷次起義的路數相似,也是先籌錢買槍發餉,后動員會黨。湖南哥老會的龍頭大爺馬福益,硬是被革命黨人說動了,明白了自己的幫會,原是要反清復明的。為此,黃興的華興會中稍有家資者,包括黃興、劉揆一、楊守仁等均破家相助,籌了不少錢,買了幾百支槍械,還委任馬福益做了少將。可會黨一摻和進來,人多嘴雜,起義尚未發動便被清政府破獲,害得哥老會的龍頭大爺馬福益丟了性命,黨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黃興領導的華興會起義失敗,哥老會首領馬福益被捕殉難,其會黨群眾“誓復仇,益傾向革命黨,繼續圖大舉”。1906年春,同盟會東京本部為發展湖南革命形勢,特派革命黨人劉道一、蔡紹南回湘“運動軍隊,重整會黨”,准備再次起義。

  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瀏陽、醴陵、萍鄉地區,山堂林立、民風強悍。1906年初,長江中下游地區連降暴雨,洪水泛濫,長達數月之久,長沙與萍瀏醴一帶災情十分嚴重,百姓逃亡,社會動蕩,當地會黨對清統治者更為仇恨,這裡很適合發動起義。

  萍瀏醴一帶會黨雖眾多,但互不相轄,劉道一、蔡紹南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各派力量聯合起來,納入同盟會的領導之下。蔡紹南等以力量最強、人數最多的洪江會為基礎,吸收哥老會的其他派別的會黨,組成了一個統一的會黨組織——六龍山號洪江會。經過蔡紹南等人艱苦細致的工作,7月,各派會黨首領在萍鄉蕉園舉行開山堂大典即成立大會,推舉龔春台作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然后眾頭領歃血為盟:“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這個過程在今天看來,很難講是同盟會利用會黨領袖還是會黨領袖利用同盟會。革命黨的歷次起義,總是策動會黨,可組織領導者都是革命黨。革命黨出錢、出槍,拉會黨進來,略似雇人造反。萍瀏醴起義不同,組織者領導者都是會黨,革命黨人充其量做個參謀。黃興遠在東京,鞭長莫及,孫中山甚至都不知道這事。起義過程中,劉道一等人也沒有跟遠在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取得聯系。

  蔡紹南協助龔春台組織洪江會,說是起義准備,其實更像是會黨的整合。把眾多小流派整合成一個大幫會,自然是革命黨的想法,也是會黨大佬的野心。此后,洪江會組織迅速發展起來,礦工、農民等紛紛加入,“不數月間,勢力已蔓延到萍、宜、分、萬、瀏、醴各縣”。蔡紹南等深受鼓舞,便指示各部門首領加緊起義的各項准備工作,他則與魏宗銓同去上海,准備聯絡滬、港、粵等地革命機關,然后赴日本東京同盟會總部,向孫中山報告起義事項,請求接濟新式軍械,並請示起義日期。

  蔡紹南、魏宗銓離湘后,會黨活動日益失控,麻石中秋佳節的廟會,聚眾達萬人,人群喧嚷,謠言紛起。加入了洪江會的慧歷寺僧人也假托神言,向香客們暗示:“天下即將大亂,將有英雄鏟富濟貧”,甚至直言:“洪江會即日起事。”這當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

  1906年10月7日,萍瀏醴3縣清兵聯合出動,進攻麻石,會黨猝不及防,不戰而散,第三路碼頭官李金奇就義,接著又有幾名會黨首領遇難。麻石之變,使起義形勢急轉直下。龔春台便急電蔡、魏速返。

  蔡、魏回到湖南以后與龔春台等在高家台召集各路碼頭官舉行緊急會議,商討起義的時間問題。但意見不一,直至天曉仍無結果。而洪江會激進分子廖叔寶卻不待會議結果,即自率二三千人跑到麻石,張開“大漢”白旗,首先發難。事已至此,一場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就在倉促之中正式爆發了。

  12月6日,集中於麻石的義軍2萬多人頭系白布包巾,手持土槍土炮、大刀、鋤頭,向上栗市進發,清軍望風而逃。攻佔上栗后,起義軍整編了部隊,稱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由龔春台為都督、蔡紹南為左衛都統領兼文案司、魏宗銓為右衛都統領兼錢庫督糧司。龔春台並發布檄文,歷數清王朝十大罪惡,宣布要推翻這個腐朽的王朝,“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不到10天,起義軍即達3萬多人,聲威播及數省。清軍集結兵力達4、5萬人扑剿。這是自太平天國失敗后,清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對實力明顯佔優的清兵,起義軍寡不敵眾,先后失敗。

鎮南關起義:孫中山親自開炮擊清軍
  1907年11月21日,在越南河內,孫中山招集黃興、胡漢民及三合會首領多人,密商起義事宜。12月2日,同盟會會員黃明堂、關仁甫率鄉勇80人,攜帶快槍42杆,潛襲廣西鎮南關。黃明堂與守炮台的清軍取得聯系,約定由山背間墜繩直入,直取第三炮台。起義軍披蒙茸,撥鉤藤,跨越斷澗危崖,吶喊而入。守兵百余人只是略事抵抗便相繼投降,接著,第二炮台、第一炮台均被革命軍奪得。當晚,孫中山親率黃興、胡漢民、日本人池亨吉、法國退職炮兵上尉狄氏等以火炬照明登山。黃興太胖,胡漢民太瘦,法國軍官因為背有工具箱,他們三人皆氣喘吁吁,經過4個多小時才登上炮台。孫、黃等登上炮台,全軍鼓舞,黃明堂奏樂歡迎。

  4日上午,清軍援兵龍濟光、陸榮廷部隊開始攻擊。孫中山、黃興命令發炮,法國軍官狄氏親自操炮,向遠距離清軍隊形轟擊。狄氏技術不含糊,一炮過去,正中敵心,頓時死傷六十多人,其前進隊形立馬混亂。於是大、小炮火連續密集轟擊,隻見敵營處處冒煙。孫中山早年就翻譯過紅十字方面的專業救護著作,又是醫生出身,所以開始在陣地為傷員包扎。后來他親手發炮,竟打得很准,孫中山興奮地說:“反對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親發炮擊清軍!”敵人靠近的時候,孫中山、黃興也親自操槍射擊,打中不少清軍。

  后孫中山決定去河內籌款籌械,命黃明堂堅守5日,一俟餉械運到,便進取龍州。當晚,孫中山、黃興等下山去越南。

  12月7日,清廷軍機處將失去鎮南關的張鳴岐“交部議處”,又命他戴罪立功“即日克復”。廣西巡撫丁槐率援兵4000多人從龍州趕來 。起義軍隻能憑借有利地形奮戰拒敵。黃明堂堅持數日,槍彈告罄,於8日夜放棄,退至安南燕子大山。至此,鎮南關之役打到這個地步還算不錯了。

  安慶起義:新軍整建制起義
  1908年秋,清政府下令江蘇、湖北和安徽各鎮新軍於10月在安徽太湖舉行會操,兩江總督端方為檢閱大臣,安徽撫台朱家寶也率新軍三十一混成協前往參加。安慶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得知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們立刻決定在太湖會操時,發動起義。

  一番緊鑼密鼓的籌備,新軍雲集太湖,秋操如期舉行。正在此時,光緒皇帝和西太后先后逝世的消息傳來,軍內軍外,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熊成基不禁叫道:“天助我也!”光緒和西太后一死,人心大亂,安慶城內兵力薄弱,如果攻下安慶之后,再與太湖秋操的革命黨人配合,策動秋操新軍響應,就一路打向京城。

  1908年11月19日,起義各部隊的代表在楊氏會館舉行秘密會議,一致決定當晚起義,先由熊成基掌管的馬、炮營千余人在城外起事,薛哲在城內率隊接應。公推炮營隊官熊成基為“安慶革命軍總司令”,並制定起義計劃,發布作戰密令13條。

  當日晚9點,城東炮營和城西炮營同時發難,起義槍聲打響,舉火為號,進攻安慶城。義軍奪取了北門外菱湖嘴彈藥庫,放火焚燒了城外測繪學堂的步兵營房,並號召步兵響應革命。於是,安徽的新軍,馬、炮兩營全部,六十一標全標,六十二標第三營、輜重隊一隊均響應起義。全軍千余人在熊成基的指揮下,直扑安慶城,集中力量攻打安慶城北門。

  城內薛哲等人被清兵牽制,畏縮不敢動,沒有能按照預定計劃響應,這樣,城外攻城部隊得不到內應,無法入城。熊成基率領千余名起義軍隻得硬打猛攻,用大炮轟城,但因炮彈日久失靈,效力不大。槍聲、炮聲響過好長時間,還沒有聽到城內的動靜,熊成基和全體起義士兵都非常焦急,圍攻安慶一晝夜,未能破城。熊成基率部幾次沖鋒,皆被打退,傷亡慘重。由於城內接應失敗,城外彈藥將盡。熊成基起義軍數次攻城,均未成功。11月20日,清水師提督陳從周率兵輪五艘趕到,發炮轟擊起義軍陣地,起義軍陣地摧毀﹔端方又從太湖派援軍七個營逼近城郊。起義軍處於三面臨江、腹背受敵的困境,傷亡很重。眼看各路清兵援軍迫近城郊,萬般無奈之下,熊成基下令兵分兩路,突圍出走。安慶起義失敗。

  甲午之后,特別是庚子之后,清政府從政治、軍事、經濟、財政等諸多方面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就是沒有武昌起義,也會有別的什麼起義把他打倒。不過,一個壞到頭政府,即便是已經風雨飄搖,但是如果沒有人打也是不會倒的。

  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武裝起義,沒有一次是有實力的。從發動會黨到策反清軍,每次起義籌集到的經費隻有幾萬、十幾萬,聚集的革命同志不過幾百上千人,但隻要有機會孫中山就干一次。據《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記載,僅僅1907年一年,就有9次起義:安慶徐錫麟之役、紹興秋瑾之役、劉思復謀炸李准、潮州府城之役、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州城防之役、惠州汕尾之役、鎮南關之役。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具體的行動。隻有在一次次的行動中,才能鍛煉出一個個堅定的、富有經驗的革命志士。從1895年稀裡糊涂就流產的廣州起義,到1911年那次計劃周詳、組織嚴密的黃花崗之役,同是在廣州這個南國重鎮,效果簡直是天淵之別。前一次未放一槍,孫中山等就逃亡海外,天下人視其為一個盜寇﹔后一次,幾乎成功,天下人扼腕嘆息。這就是一次次起義的效果,犧牲雖大但終於撼動了清政府的根基。

1911年 哪一根稻草壓垮了清王朝



哪一根稻草壓垮了駱駝?楊早
第一根  最傳統的稻草?紀彭
        暗殺:辛亥前后的刺客列傳        起義:一次次沖擊帝國大壩
第二根  最沉重的稻草?熊崧策
        保路運動:一百年前的鐵路之爭
第三根  最有力的稻草?文亭
        士紳聯盟:再見!朝廷!        商會:咱們商人有力量
第四根  最火爆的稻草?臨川之筆
        一夫鳴槍震天下
        武昌首義:奠定民國新基
第五根  最及時的稻草?程訴
        湖南:湘軍支援武昌力戰清軍
第六根  最血腥的稻草?上林
        陝西:“腰斬”清政府
第七根  最意外的稻草?熊崧策
        雲南:為捍衛共和建立大本營        福州:新軍對八旗,一天結束戰斗
第八根  最平靜的稻草?上林
        江蘇:竹竿挑瓦,和平革命
第九根  最糾結的稻草?紀彭
        南京:搭好台子等孫中山        火並:同盟會屠殺光復會
第十根  最關鍵的稻草?呂崢
        袁世凱:從能臣到梟雄

2014年5月7日星期三

瘦死的駱駝沒馬大 被稻草壓垮的大清王朝(3)

文︱呂崢

時不我待,中道崩殂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近代化自強運動的深入,國內的士紳階層和清廷地方大員們,都很想跟隨世界潮流。立憲派要求盡速召開國會,地方督撫著重點在於實現責任內閣,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想幫助清廷建立起一個能安上全下、統籌大局、效率顯著的中央政府,初衷都是挽救國家危亡。

  但是,平民階層的立憲派與官僚出身的立憲派矛盾重重,官僚立憲派與貴族立憲派同床異夢,平民階層的立憲派與貴族立憲派后來更是發展到勢如水火。他們之間的內部矛盾,極大消耗了本來可以同心同德的改革基本力量,更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裂和清政府權威的喪失,加上清廷對於突發性大型群眾事件缺乏復雜、理性的處理方式,隻知道簡單的武力鎮壓,最后把自己逼成了絕對的孤家寡人。

  縱觀世界各國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折,從上層發起的改良運動,非常具有普遍意義。比如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農奴舉措,德國的統一,意大利的統一,土耳其與埃及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階層,如果能從切身利益出發,順應生產方式的改變,漸行漸近,完全有可能實現不流血的革命。

  中國的政治常態就是一個“拖”字,各種政治勢力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以及顧及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爭衡,總會以一種特別模糊的不反對、不支持的模棱兩可的狀態傳達自己的意圖,各方在明爭暗斗之余對此也會附和相應,左右逢源,總把希望寄托於流逝的時間來最終見分曉。

  即使攝政王等年輕的滿洲王公貴族比起先輩們更加“開明”,但權力的腐蝕力太巨大,為所欲為的特權太令人珍惜,加上他們骨子裡一貫的皇族傲慢,即使實行“立憲”,他們的最終目的無非是簡單的、為保全愛新覺羅家族的“富國強兵”而已。他們並沒有深謀遠慮,且從來沒有考慮過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只是想以簡單的政府機構改革來裝飾門面、捱過政治危機,從來沒有進行過公民權利方面的考慮。滿清的立憲,最深層的目的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合一。作為“至高無上”的君主,依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的當然壟斷者。

  “立憲政治的精髓在於,一個集合體的權力存在於每個組成部分中,而不是僅僅存在於統治階層。這種普遍的、內在的權力平衡,就是歷史對中國政治提出的要求。”悲劇在於,晚清政壇沒有高手能把憲政制度完美地嫁接在君主制度的枝干上,政府又遭受連年對外戰爭失敗后的權威危機,所以,政府主導型的改革以慘敗告終。

  清政府長期以來,多次失信於民,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深深懷疑。稍有常識的人冷眼旁觀,都會發現清廷這種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政治“改革”似乎只是愛新覺羅皇族的私人事務。即使真的通過改革能夠實現國富兵強,天子和滿洲皇室的權力愈來愈強,最終得益的只是上層極小部分人,他們和他們所構成的政府權力可能更加不受約束,個人自由勢必會受到更加嚴重的損害。

  此外,晚清社會的經濟落后和市場經濟的不發達,也是憲政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優良的經濟環境,憲政改革和民主制度就缺乏堅固的社會基礎。正如巴林頓·莫爾所言:“擺脫農業這種人類的主要社會活動,是民主獲得成功的一大前提條件。必須打破土地貴族的政治霸權或對其加以改造,農民要面向市場進行農業生產,而不再局限於本人及領主的消費” 。

  可嘆的是, 1911年,時間再不等人。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哪怕清政府的改革和憲政提前七八年,革命的勢力也不會那樣強大和具有滲透力,內部和外部的環境都不會像末期那樣險惡,政府的權威在民眾中尚存,清廷不致於那樣手忙腳亂、倉惶被動和不知所措地無頭蒼蠅一樣倉猝地進行朝令夕改的“改革”。倘若早些動手,即使套用日本明治維新那種中央集權式的程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失去了立憲最后的機會,中國的改良運動很快就直接演變為暴力流血的革命。腐朽、但並不十分殘暴的清王朝末期統治集團,等待它的隻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軍中那一聲槍響了……

2014年5月6日星期二

瘦死的駱駝沒馬大 被稻草壓垮的大清王朝(2)

文︱呂崢

清廷的立憲與立憲派的立憲差之千裡
  立憲思潮並非是二十世紀之后的事情,早在維新變法開始的時候,康梁就提出過“君主立憲”。真正進入“百日維新”時,改良派卻收回了立憲主張,因為當時他們無暇顧及此事。

  待梁啟超等人第二次提出立憲的主張時,歷史已經進入了二十世紀。1901年,逃亡在日本的梁啟超發表《立憲法議》,認為清廷應該“決行立憲”,但他仍然以日本為根據,希望中國立憲至少有10年的預備期(日本明治憲政從提出到施行長達20年之久)。

  此后,《新民叢報》、《中外日報》、《大公報》、《羊城日報》、《京話日報》等報刊,紛紛呼吁立憲,不少人還積極活動當時的清廷重臣張之洞、袁世凱等人,請他們出面呼吁朝廷實施立憲。

  1902年后,國內外對於清廷立憲的呼吁日益增多,繼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福詵上書要求立憲后,1904年,清朝駐法公使孫寶琦也向朝廷提出立憲的建議。特別是日俄戰爭爆發后,在國土上兩個外國開戰的巨大恥辱使得國人精神震撼之余深思:蕞爾小邦的日本,之所以能打敗俄國,就是立憲之國對君主專制之國的勝利。於是,立憲思潮一發不可收,不僅地方督撫、駐外使節中不少人紛紛上書,清廷內部的袁世凱、端方等人也積極反應,奏請清廷考慮立憲,並希望朝廷派員出洋考察西方政體,也為立憲作准備。梁啟超等改良派最積極,他們著書立說,起草憲政綱領,並真心實意地告誡清政府,如果一味拖延,時不再來,革命可能就會勃然而起,隻有立憲才能把革命消融於無形之中。

  幾經權衡,慈禧才決定派出載澤、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歐美、日本的政治。此行確實不是虛行,東西洋游歷長達半年之久,五大臣最終向朝廷奏報,說立憲有如下三大好處:第一,皇權永固﹔第二,外患漸輕﹔第三,內亂可消。由此,他們建議朝廷,可以先下“定國是詔”,以15年到20年為期,准備立憲。

  清廷准奏,發布上諭,宣布要“仿行憲政”,但並沒有公布具體的立憲時間表。

  這一虛與委蛇的“上諭”,使得天真的立憲派興奮不已,在1906年到1908年間,各地組織成立了五十多個立憲團體,其中最有名的是東京的“政聞社”、上海的“預備立憲公會”和東京的“憲政講習會”。除了梁啟超等改良派大腕外,許多現任官吏、大士紳、大資本家也加入立憲團體。

  為了消除清廷的疑慮,政聞社等組織還信誓旦旦地表示,立憲派對於皇室,絕無冒犯尊嚴之心﹔對於國家,絕無擾亂治安之舉。即便如此,清廷日后還是找借口查禁了政聞社等組織。

  無論如何,立憲運動方興未艾,在全國各地發展勢頭越來越盛。特別是當時的清廷重臣袁世凱,也強力主張建立責任內閣。但他的深沉心機,很快就被御史趙炳麟揭穿:“袁世凱自戊戌政變與皇上有隙,慮太后一旦升遐(死亡),必禍生不測,欲以立憲為名,先設內閣,將君主大權潛移內閣,(他自)己居閣位(當總理大臣),君(指光緒帝)同贅疣,不徒免禍,且可暗移神器(皇位)。”對此,老謀深算的慈禧也察覺到隱藏的危險,否定了責任內閣制。

  激動的心情稍稍平靜后,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立憲派忽然發現,清廷的預備立憲與立憲派向往的立憲差之千裡。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清廷的立憲是要實行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憲制度”,而立憲派是要仿造英國的“虛君立憲制度”﹔第二,清廷的立憲,主要的目的是作姿態,一味拖延,沒有確切時間表,最終在立憲派全國請願的壓力下才勉強作出“9年預備立憲”的承諾。而立憲派則主張速開國會,及早立憲,並對朝廷官職改革中回避國會和責任內閣制表示強烈不滿。

  清廷的立憲藍本,基本上是日本明治立憲的翻版:

  《欽定憲法大綱》

  1.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

  2.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3.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

  4.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

  5.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

  6.統帥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

  7.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

  8.宣告戒嚴之權﹔

  9.爵賞及恩赦之權﹔

  10.總攬司法權﹔

  11.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

  12.在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


  《大日本帝國憲法》

  1.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

  2.天皇神聖,不可侵犯﹔

  3.天皇裁可法律,並命令公布執行﹔

  4.天皇召集帝國議會,命令開會、閉會及眾議院之解散﹔

  5.天皇定行政各部官制、文武官俸給,任免文武官﹔

  6.天皇統率陸海軍,定陸海軍之編制﹔

  7.天皇主宣戰、議和及締結各種條約﹔

  8.天皇宣告戒嚴﹔

  9.天皇授予爵位、勛章、命令大赦、特赦、減刑、復權﹔

  10.司法權以天皇之名,依法律由裁判所行之﹔

  11.天皇得親發或使發必要之命令﹔

  12.有緊急必要時,於帝國議會閉會中,可發代法律之敕命。


  當然,清廷這種思路,也有著現實的考慮:立憲思潮勃興的契機,就是日本戰勝俄國的那場日俄戰爭的刺激,所以,仿效東鄰日本的政治制度,在文化、民族心理結構上,都不能說不對。而且,日本的憲政,給予君主最大的權力,這當然非常符合皇族統治的根本利益。由此觀之,清廷所作所為日后被立憲派激進人士譏諷為“假立憲”,也不甚確切。一個保守政權當然會最大限度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方方面面。

  而且,立憲派也深刻感受到專制君主制度的危險,他們指出,如果不速行立憲,救亡圖存根本無望,並預言全國范圍內的兵變或者民變,勢必在一兩年內就會發生。屆時,怨毒所指,玉石俱焚,不僅三百年皇室會由此罹禍,五千年國家也會發生前所未有之劇變。

  吵嚷聲中,互相扯皮,揪扯不休,結果立憲派和清廷最終都沒有達到各自的目的,因為辛亥革命的槍聲讓他們頓時噤口無聲。從實際情況看,如果不爆發革命,清廷確實在一步一步吸納資產階級和士紳階層的上層分子到政權之中,他們在資政院和咨議局裡面的席位完全有可能越來越多,權力肯定會日益擴展,正常發展下去,在二元制基礎上最終實現英國式的虛君立憲體制,也不是不可能。

  可笑可憐的是,頑固、拖延的清政府,在武昌起義的槍聲響過之后,迫不及待地頒布《十九信條》,枉然地想把立憲派拉入自己的陣營,急忙宣布要在國內施行英國式虛君立憲,表示出無比的讓步——不過,雖然推遲表態的時間僅以天計,還是太遲,太遲!

2014年5月5日星期一

瘦死的駱駝沒馬大 被稻草壓垮的大清王朝(1)

失去了立憲最后的機會,中國的改良運動很快就直接演變為暴力流血的革命。腐朽、但並不十分殘暴的清王朝末期統治集團,等待它的隻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軍中那一聲槍響了……
《文史參考》辛亥專刊(10月上):一九一一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網上購買本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響,辛亥革命拉開序幕。

  5個月前的5月8日,這一天,清政府宣布裁撤軍機處,仿照議會民主制國家設立新內閣。然而,13個內閣大臣中,漢人僅佔4席,滿人卻得了9席。9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7個。因此,時人稱之為“皇族內閣”。

  君主不負責任,皇族不掌政權,這是君主立憲國的根本原則。清廷玩弄民意的舉動,不僅違背了“立憲”的承諾,更使其“保滿排漢”之心昭然若揭。用一個徒具虛名的內閣來應付民眾對於西方憲政的熱切追求,清政府的顢頇無知徹底寒了上至地方督撫下到立憲黨人以及所有對改革還抱有一線希望之人的心。改良派旗手梁啟超就憤然撰文稱,以后的字典上“斷無復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然而,追本溯源,“惡政府”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清廷中央集權留下一個空心的夾層
  1860年10月7日,當英法聯軍的士兵沖進圓明園進行劫掠時,在一處皇家庫房裡,他們發現了當年英王喬治三世精心挑選、委托馬爾嘎尼送給乾隆的禮品:兩門先進的榴彈炮、牽引車以及炮彈。喬治三世希望用這種婉轉的方式提醒乾隆,英國所具備的軍事技術和工業潛力。可惜,乾隆不為所動。

  在回程的船上,馬爾嘎尼寫道: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陳舊的破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時間裡沒有沉沒。它那龐大的軀體使得鄰國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無能之輩掌舵,那它的厄運就降臨了。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一道分水嶺。此后,中國社會自上而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東亞最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政治生活以皇帝為中心,完全由一個職業的官僚系統壟斷,而這個官僚系統也不過是皇權的附屬品。因為,中國皇權的來源是“天命”,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中國“革命”一詞的原意,就是一個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它的經濟,則是馬克思所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自然經濟。

  傳統中央集權的中國官僚制度,並非想象中那樣腐朽沒落,其實它的精細程度堪比現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色彩。可惜在陳舊的“傳統”觀念下,正是這種具有極強自我修復能力的制度和系統,以其絕對封閉、水潑不進的特質,最終成為僵化帝國向現代化進步的絆腳石。

  鴉片戰爭之前,歷代中國政治的變遷,實質上隻局限於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變化,而並不是政治秩序的變遷,政治制度一直沒有推陳出新的質變過程。

  清朝的統治,也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種翻版,所有的行政權力,最后皆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縣四個級別的官員,都直接對皇帝負責。不過,清朝政府對於基層裡社、保甲的控制沒有那麼嚴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層中去,只是憑借地方士紳和家族控制間接統治。

  由此,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個空心的夾層。這個夾層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穩定社會基層,又可以在合適的條件下變成反對政府統治權威的力量。由於長期的封閉和僵化,清朝農村基層一直處於停滯、閉塞的狀態。

  “革命”的呼聲替代了“改良”的呼吁
  鴉片戰爭開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摧折了中國傳統社會制度的一切基礎,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凜冽的空氣中,在混亂和災難降臨的同時,加速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從此,華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復返,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貢體系”為被迫與洋人定下的“條約體系”所替代。

  賠款、割地、開租界、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通商口岸,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新名詞,讓國人在驚惶中開始對這個全新的世界進行更加認真和實際的思考。

  對於晚清政治格局影響最大的,當屬太平天國運動。這場國內戰爭,使得清王朝元氣大傷,統治的根基被嚴重削弱。地方軍事集團,特別是以漢人為主的軍事集團由此勃興,嚴重影響了清朝的中央集權統治。這種結果,促成了地方勢力的膨脹,增加了地方的軍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朝軍事化的方向發展,原先的文官政治體系出現崩垮的跡象,為日后的軍閥統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筆。

  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的被殺以及自立軍領袖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終激變為“革命”的關鍵。孫中山的反清活動雖然比“公車上書”要早,但最初他在國內的影響非常微弱,遠遠不能同康梁的維新變法相提並論。正是譚嗣同、唐才常的鮮血,最終使得中國的有為青年痛定思痛,認識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轉為走上革命一途。

  從1901年東京《國民報》創刊開始,革命和仇滿,在新青年中成為蔚然時尚的兩大宗旨。但在國外華僑界,革命派的影響依舊遠遜於改良派,真正主張革命的團體也隻有孫中山的興中會,而康梁的保皇會在美洲、南洋竟然有11個總部、103個支部,勢力遍及五大洲170個華埠,會員達十萬多人。直到1903年拒俄運動的興起,改良思想才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於沙皇俄國步步緊逼,侵佔中國東北地區,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在東北的留學生組織起“拒俄義勇隊”,通電清政府,要求作為前鋒軍出兵抗俄。如此的愛國行動,短視的清廷竟然認定是“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命令駐日公使與日本政府聯手,取締了學生的愛國組織,並下令各地督撫對於回國表現激進的學生隨時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國內一致對外的矛頭轉向了自己,使得清廷本身在國人眼中變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之余,中國有識青年中的大部分從此在情感上與清廷完全一刀兩斷,痛論國事,下決心推翻這個腐朽的朝廷。留日學生本來是願為滿洲政府前驅,挽救國家危亡,此后他們的宗旨卻突變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並組織以暗殺破壞為主要手段的“軍國民教育會”,紛紛回國從事激進的以刺殺滿清大僚為主的革命恐怖活動。

  在《蘇報》案啼笑皆非的大戲中,清廷竟然作為原告,向租界當局控告自己的國民,雖然最終把鄒容、章太炎關進了大牢,卻造成了國內人心的完全不可挽回,排滿主義已經深入人民腦髓之中。

  “革命”的呼聲,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會在東京的成立,標志著從前分散的革命小團體的融合和壯大,“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愈加鮮明無忌,革命風潮已經愈演愈烈,無法控制。

2014年5月4日星期日

1911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

《文史參考》辛亥專刊(10月上):1911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
  討論哪一根稻草讓龐大的駱駝砉然倒地,當然只是一種敘事。無數涓流匯成了奔騰的大河,盡管其間的許多溪流並不見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車進入快軌,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則不免“抽心一爛,土崩瓦解”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歷1867年7月21日晚,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有一場著名的對話。曾文正公像個時評節目主持人似的,在闡述了“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的景象后,問趙:“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趙烈文的應答非常直接:“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歷史回顧總是“倒放電影”,趙烈文的預言今日看來准確無比。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春末或秋初,你去問任何一位朝野之士,怕是無人相信,二百余年的大清基業,會在一百二十日內,土崩瓦解。大家總覺得這個政權的確岌岌可危,但宣統三年也似乎並不比宣統二年異樣,何以就會如露如電,轉瞬即空?

  趙烈文在討論清朝統治問題時,曾指出“國朝有天下太巧”。異族入主中原,一直是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敏感點,不管雍正費盡心思地印行《大義覺迷錄》也好,康乾盛世中連綿不斷的文字獄也罷,江寧蘇杭織造的間諜手段、旗兵分駐各省會的制度,都擋不住這個問題的提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太平天國打的也是這面旗號,被曾國藩用“文化”這件法寶敵住了。然而平定洪楊之亂,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國自身的失德乖張,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滿漢之間的種族異見。尤其同治之后,許多“祖制”被打破,漢人秉政之勢越來越強,曾國藩、左宗堂、李鴻章、張之洞縱無異志,朝廷卻不能不防微杜漸。

  從大環境來說,清末種族主義的提出、排滿主張的興起,絕非清初“反清復明”的翻版。二百年了,當初的殺戮已成傳說,反不如“長毛之亂”的血腥記憶來得分明。革命黨人重印《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是為了激勵民心。然而那只是一種投射,一絲共鳴,真實的沖擊還是來自當下的危機,是孫中山強調的“外邦逼之”與“異種殘之”並置的殘酷現實,正如共進會在武昌新軍中散發的傳單所說:

  “如今朝政紊亂,奉承洋人,經常割地賠款,老百姓跟洋人鬧起事來,不但不給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倒替洋人殺老百姓出氣。滿人隻顧請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漢人的死活。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他拿去送給洋人也好留條生路。所以我們革命,一來要替祖宗報仇,二來要早點准備,把全國的會黨合起來。”
  “替祖宗報仇”雲雲,不過是引子,關鍵是“中國本來不是滿人的”,既然滿族對中國的統治沒有合法性,那麼朝廷對中國利權的出讓便不僅僅是“失道”的問題,而變成了滿族伙同洋人來掠奪漢族的生命財產。通過這種敘事的轉換,反抗滿族政權從“內爭”變成了“攘外”,而在民族國家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反侵略”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革命的正當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過,即使在革命黨人中,反對排滿的也不乏其人,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這位在東京留學時與滿人軍事精英良弼結為好友的同盟會員,雖然一心革命,卻強烈反對排滿,他認為滿族腐化已久,不足為慮,但滿蒙素為盟友,如果聯手與漢族相抗,漢族必敗,更給外人以可乘之機。吳祿貞認為,革命之敵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凱,革命黨將與袁世凱有“十年戰爭”——這也是一條比較准確的預言。

  辛亥革命中,較為文明的省份,安民告示中無不強調“滿漢一視同仁”,就連鼓吹排滿最勁的章太炎,也贊成寓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為國旗。此亦可見排滿之說,實為排外之借口,中國社會在無力與西方開戰的情形下,借內部民族紛爭來謀求突圍,也是一條捷徑。只是民國政府也未見得比清廷做得更好,此是后話。而滿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是清末民族戰爭的最明顯效應,甚至滿人中的佼佼者,如老舍、羅常培,長久不敢承認自己的民族身份,照趙烈文的說法,也是滿清二百年統治的果報。

  “排滿”雖然是策略,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讀辛亥史料,每每有人說“他也是漢人,自然贊成光復”或某某表白道“我也是漢人,當然不反對革命”,忍不住嘆一聲“幼稚”或“奸詐”。

  近年大家都認識到,辛亥革命之成,革命黨不過是火藥的引線,真正炸斷二百多年龍脈的TNT,是代表紳商階層的立憲派。立憲派與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員分享著地方的統治資源,某些紳權極重的省份如四川、湖南,官員意志若無紳商的支持,政令根本無法通行。宣統二年(1910)的長沙搶米風潮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長沙米荒直至群眾失控,事件背后是紳商聯手洋商,大量囤積、盜運米糧。而成為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各省保路運動,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與紳商集團的利益沖突,至於哪方更代表一般民眾的利益,還真難說清楚,因為朝廷若想施惠民眾,不可能越過紳商階層實施﹔而紳商集團仗以與政府抗衡的,正是所謂“民意”——這種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但畢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話語資源,“天子牧民”的舊觀念是無法與之頡頏的。

  朝廷中人並非沒有認識到這種來自紳商的強大勢力。清政府1903年設立商部,1905年設立商標注冊總局,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舉措,同時政府為了借助民間力量發動對西方人的“商戰”,鼓勵在鄉官紳經商,基本形成了“無紳不商”的局面。最典型的如1896年,清廷接受張之洞奏請,派陸潤庠與張謇兩位狀元,分別在蘇州、南通設立商務局,並辦理蘇綸紗廠與大生紗廠,人稱“狀元辦廠”,喧傳一時。

  有錢有勢的紳商階層必然要爭取政治權力,而且這種爭取有著充分的理由。自甲午一敗,庚子再敗,中央政府無能力應對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無遺,首都丟給八國聯軍當了一年多的殖民地,堪稱一個政府的奇恥大辱,辛丑條約的巨大償款壓力則讓政治話語權進一步向富庶的東南傾斜,所謂“非東南不足以存西北”,也是東南諸省敢於抗旨不遵,聯合倡定“東南互保條約”的根本理由。

  南北風氣的落差導致了帝國的斷裂。時人孫寶瑄比較說,上海與北京,風氣之異,幾有百年。問題是,經濟上帝國完全倚重於東南,政治上卻還是趙烈文所說的“主威素重,風氣未開”,庚子之后,紳商階層藉由反思義和團之亂,以及1904年日俄戰爭“立憲小國擊敗專制大國”的樣板效應,掀起了立憲風潮,也制造了立憲神話,似乎中國之病,全在未曾立憲,隻要立憲,則國運立改,國力立強。

  然而正如1906年載澤留洋考察歸來對西太后進言的那樣:立憲利於民,利於國,卻不利於官。滿洲親貴固然不願意權力旁落,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員也難得對立憲有什麼好臉色。立憲運動搞了整整十年,朝廷還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皇族內閣”,無論攝政王載灃此舉有何不得已的苦衷,都再難封天下悠悠之口。而咨議局聯合會上書要求重組內閣,清廷居然申斥曰“用人系君主大權,議員不得干預”,對“立憲”的理解,雙方恐怕分歧不小。

  再提一點,1905年科舉廢除,時人后人,多視為美事,去千年禍國之根。然而這一舉措,卻令整個社會權力瞬即固化,已為官紳者永為官紳,社會下層卻無由上達,人才向上流動的途徑被截斷,朝廷雖征用考選留學生,實質仍是以門閥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選制度。舊制死而新制未立,則大量舊制培養的人才無處可用,不入學堂,即投新軍,而學生與新軍這兩股力量,在辛亥革命中均發揮極大能量,足見當初遽然操觚,其禍不小。

  討論哪一根稻草讓龐大的駱駝砉然倒地,當然只是一種敘事。無數涓流匯成了奔騰的大河,盡管其間的許多溪流並不見得期待最后的洪潮,但一旦列車進入快軌,離心力大於向心力,則不免“抽心一爛,土崩瓦解”。正像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的那樣:“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願意開窗了。”

  辛亥年的舉義、遜位、共和、民國,或許就是開一扇窗的過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著有《野史記》等,編著有《話題》系列叢書)

2014年5月3日星期六

梅屋庄吉:孫中山的“幕后金主”

    劉檸

   梅屋庄吉為人慷慨豪爽,極其看重友情,有種日本武士道所尊崇的“潔”(Kiyoshi)的氣質。“梅屋寫真館”很快成了一個革命據點,往來進出者,多為興中會成員或日本的大陸浪人、革命志士,可謂“往來無白丁,談笑皆暴動”。由於活動日益頻密,終於引來了清廷的“關照”。加上有日人叛徒告密,說庄吉是“革命的幕后策劃者”,清政府要逮捕梅屋。

  梅屋夫婦聽到風聲,火速做好了逃亡的准備。為避免打草驚蛇,表面上仍維持照相館的正常營業。關鍵時刻,平時對興中會成員的幫助起了作用,從辦理出境手續到乘船出逃,處處有朋友暗中援手。1904年5月,梅屋夫婦順利抵達新加坡。

  投身電影業  在新加坡落定后,庄吉打出了“梅屋照相館新加坡分店”的招牌,准備重新開張。但新加坡畢竟不同於香港,如何建立新的商業模式,以繼續完成資助革命的事業,庄吉頗費了一番考量。剛好隨身行李中,有一台百代公司產的電影放映機和四卷電影膠片,庄吉想到了電影院生意,卻苦於沒有場地和發電機。此時,一些過去曾得到梅屋幫助的華僑志士們再次伸出了援手,他們提供土地、籌備器材、策劃宣傳,很短時間便搭起了一處帳篷式簡易電影院,居然有1200個座位。

  當時是默片時代。庄吉從香港帶來的膠片隻夠放映4分鐘,但觀眾卻蜂擁而至。經過初期的磨合之后,又從法國進口了新的影片拷貝,人氣攀升。庄吉不愧是長崎出身的商人,對商機的直覺、判斷異常精准,從照相館到電影院的升級、轉型相當成功。1906年6月,當在海外漂泊了12年之久的庄吉回國時,已經積累了50萬日元(相當於今天約4億日元)的巨額財富,時年36歲。

  回國后,梅屋庄吉注冊成立了“M百代商會”(M為梅屋庄吉日文拼寫中的頭一個字母),開始進軍國內電影業,后來成為著名影業公司“日活”(日本活動寫真株式會社)的前身,庄吉也成為日本電影界的領軍人物,推出很多開風氣之先的大制作,如1912年公映的、跟隨日本第一支南極探險隊“白瀨隊” 拍攝的南極探險紀錄片,成為世界最早的南極科考資料,極其珍貴。

  別后重逢  孫中山自1895年首次舉兵以來,7年間共組織了10次武裝革命,接連受挫。但孫矢志不移,屢敗屢戰,不懈抗爭,其背后始終有梅屋庄吉的影子。1911年的武昌起義成為起爆劑,革命的氣運高漲,迅速波及全國。

  庄吉接到武昌起義的電報,歡呼雀躍,立即派攝影師荻屋赴中國前線,跟蹤拍攝、記錄影像資料。僅為武昌攻防戰一役,便捐款17萬日元(折合現在的1億日元以上)。

  1913年2月,孫中山訪日,會見梅屋庄吉。這是二人闊別8年后重逢,自香港交換“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的誓言以來,已過了18載歲月。孫在日本各地巡回訪問、演講,所到之處,受到“革命英雄”般的歡迎。留下的一系列珍貴歷史照片中,庄吉均與孫並肩立於畫面中央。

  孫中山應邀參觀庄吉位於東京淺草的電影院。庄吉特意為客人安排了一場觀影會:偌大影院,隻有賓主二人落座於觀影席中央。銀幕上,是荻屋攝影師所拍攝的、由庄吉本人親自剪輯的辛亥革命紀錄片。激烈的巷戰、潰散的清兵、革命軍的急行軍、炮火硝煙中的長江沿岸……影片的結尾,是1912年元旦於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盛大慶典。

  孫目不轉睛地盯著銀幕,看過一遍后,又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庄吉把電影膠片鄭重贈與了孫中山。這部電影,在日本國內從未公開上映過,是庄吉專為孫中山的特別制作。對此,孫鄭重感謝:“這是民族與革命的記錄,將長久地流傳於后世。”后來,一些不時出現在歷史記錄電影中的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資料,多源自這部紀錄片。
孫中山身后事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政府再次表現出機會主義的“根性”,採取了支持袁世凱的方針,外務大臣牧野伸顯下令嚴防孫文亡命日本。鑒於這種狀況,孫身邊的志士萱野長知懇請孫重新考慮避難地的問題,並建議選擇新加坡。但孫坦言道:“我應該去的地方,隻有日本。”在孫自信滿滿的背后,顯然有梅屋庄吉的鼎力支持。事實上,1913年8月8日,孫中山一行從台灣乘“信濃”號商船從門司港登陸僅10天后,便秘密住進了位於東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3年,僅有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滔天等極少數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親自撮合下,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此結婚,共同生活在這個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於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遺囑,享年59歲。長子孫科給梅屋庄吉發來訃電:“父孫中山十二日晨9時去世。謹此感謝生前您給予父親的深厚情誼。”梅屋庄吉作為唯一與宋慶齡和孫科一起扶靈回南京的日本人,親手安葬了終生信賴的友人。

  孫中山死后,庄吉一度身體大不如前,連一向喜愛的盆栽也失去了興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統統拋售,“整整用兩輛汽車搬運盆栽”。

  1928年4月,蔣介石再次北伐﹔6月,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國民革命軍進駐北京,北伐結束﹔12月,東北易幟,中華民國終於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但與此同時,關東軍卻加緊滲透,中日關系陰雲密布,前景殊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邀請梅屋庄吉訪華,以踐國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時,一定要邀請梅屋庄吉及其家人作為國賓前來中國”之諾言。實際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讓梅屋扮演民間大使以“斡旋和平”。

  此時,梅屋已辭去“日活”會長職務有年,年老體衰,經濟狀況也不容樂觀。但他想到與孫文逾30年的友誼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歷史關頭,自己理應出面,以當事者的身份緬懷故人,讓孫文的思想流傳后世。於是,他傾其家產,斥重金請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孫中山的銅像(每尊高3.6米,重達7噸),無償捐贈中方。1929年3月,與妻女一道,作為國賓,攜首尊銅像乘船赴中國。首尊銅像安置於南京中央軍官學校內﹔后三尊隨后分別安置於廣州(中山大學)、澳門(國父紀念館)和黃埔(黃埔軍校舊址)三地。

  梅屋庄吉生前念茲在茲的最后“項目”,是投資拍攝一部反映孫中山生平的電影《大孫文》,終未能實現。孫中山歿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庄吉對日益惡化的中日關系無限憂慮,准備與時任首相的廣田弘毅會談,遏制軍部的“暴走”,在赴會的路上猝死,享年66歲。關於中國革命,庄吉隻留下了一句話:“在中國發生革命之際,與他國志士交往中,始終堅信要為一個信念而努力。”

  梅屋庄吉的葬禮上,蔣介石送來了花圈。靈柩上覆蓋著日章旗和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

  資助到底有多少?  梅屋庄吉從早年起,共鳴於孫中山的政治理想,30年如一日,無私而不懈地資助孫的革命活動。由於歷史及梅屋本人的原因,庄吉生前對包括具體資助金額在內的細節並未透露。雖然一些資助項目在故人手記《永代日記》中有所記載,但對其總數並未統計,記載是否完全,也不清楚。

  長年以來,對梅屋資助孫的額度問題,有各種說法,如“1兆日元”說(兆為日本貨幣計算單位,1兆=10000億)、“2兆日元”說,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2011年6月14日,日本歷史學者、孫文紀念館(神戶)名譽館長狹間直樹教授在《每日新聞》撰文,認為“兆元單位是事實誤認”。因為即使以“1兆日元”計的話,攤成每年的費用,也是堪與日本當時皇室預算相當的金額﹔而若以“2兆日元”計的話,則大大超過了皇室預算。說梅屋對孫文的資助居然超過了日本皇室預算,實為荒誕無稽之談,“不僅有辱梅屋庄吉對孫文革命的支援,亦會給孫文的革命史留下硬傷。”

  狹間教授的質疑本身並無問題,但他把以訛傳訛的根源歸咎於梅屋庄吉的曾外孫女小?文乃於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著作《孫中山與梅屋庄吉:推動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書,卻是不對的。

  對此,小?女士已提出抗議,因為她在書中說得很清楚:“自1895年廣州起義以來,梅屋庄吉用於革命運動的武器彈藥資金、機關報的發行資金、給參與革命的志士的援助、對他們家屬的照顧、孫中山避難海外的旅費、軍票的制作、醫療救援隊的派遣、從飛機場的建設到飛機的籌備乃至孫中山銅像的制作等費用,究竟投入了多少,沒有人能知道確切的數字。”

  當然,以今天的標准來看,梅屋庄吉對孫中山的援助肯定是天文數字,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搞清楚包括具體金額在內的歷史細節,既是對當事者的交代與告慰,也是歷史的責任,還有賴於中日兩國的學者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

梅屋庄吉:孫中山的“幕后金主”

   同為聲氣相求的“大亞洲主義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孫中山革命理想的實現。為此,願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資金支持:“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彼時,孫中山29歲,庄吉27歲。
  
   

  作為革命家的孫中山,以日本為根據地,不僅在那裡組建革命組織(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創辦機關刊物(《民報》)、籌措革命資金,革命運動失敗時,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島國度過的,而且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關系。彼時與孫中山交往的日人,有政治家、實業家、大陸浪人、志士,構成復雜,背景各異,多與日本政府、軍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則干脆是大陸政策的策劃、參與者。
  用歷史學者、南開大學俞辛淳教授的話說,“(日本)大陸浪人和政治家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上利用孫中山。然而,也不能說孫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於這個框架中。”譬如,浪人宮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純一郎兄弟就很純粹。而梅屋庄吉與孫中山的關系更是不同尋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觀,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

  孫中山在日流亡的時間累積逾9年,所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謂不多。但礙於歷史的局限,客觀地說,雙方均有為各自國家及其緊迫的政治目標所囿之處,難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與那些有官憲背景的人士的交往,想保持私誼之“純潔性”也難。可唯有與梅屋庄吉的友誼,基於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跡般地超越了雙方各自的“國益”等現實政治的束縛,成了動蕩的革命歲月中一種“超現實”的存在。

  “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在孫中山、宮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鮮有提及。之所以如此,蓋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調”。他的遺物中有一隻大筆記本,上面寫著一句話:“我基於與孫文的盟約,決意參與中國革命。與此相關的日記、信件等概不對外泄露。”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對家人的約束,因為他深知在亂世的崢嶸歲月,自己所從事的是對鄰國革命的資助,出於對革命理想的至誠和對友人孫文的信義,必須確保萬無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這段塵封的往事公之於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進入公共視野,其實是在21世紀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兩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通過媒體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孫中山的交往才廣為世人所知。

  梅屋庄吉於明治維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於長崎市西濱町,從小被過繼給無子嗣的遠親梅屋吉五郎夫婦。養父吉五郎開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經營碾米的同時從事貿易,是長崎與上海之間貿易的領軍人物。長崎作為港口城市,在鎖國時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對外通商口岸,有貿易的傳統。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早年在土佐藩開設的土佐商會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裡居住過,據說還曾背著年幼的庄吉四處玩耍。

  15歲時,庄吉乘自家貨輪“鶴江”號隻身赴上海、南洋游歷。在上海,頭一次見識了十裡洋場的繁華,同時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氣和中國人的卑賤,內心喚起對中國的同情。庄吉從小就有樂善好施的性格,且不圖回報。少時,每天都從店裡的錢櫃擅自拿錢,卻並不為自己的零用,而是到貧民區施舍於人。據說有一次,一位貧民臨終前,雙手合十,鄭重向庄吉托願:“梅屋家的少東家,請幫俺立塊碑吧。”庄吉慨然應允。梅屋夫婦先后領養過不少孤兒、棄兒,將他們一一撫育成人,送入社會。其中包括戴季陶與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蔣緯國),在戴致庄吉夫婦的信箋中,記錄著此事的經過和對夫婦的謝意。(《戴季陶在討袁運動時期對日本的認識1913—1916年》)

  經歷最初在大米投機生意上的挫折后,庄吉在新加坡開了一家照相館。后移至香港,“梅屋寫真館”就位於繁華的市中心中環一帶。19世紀末,攝影技術已臻成熟,成為面向富裕層的高級文化消費。庄吉原本就有經商的才具,加上鋪面的位置絕佳,很快便人氣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著裝整飭的青年紳士光顧照相館,拍完照后,並無去意,庄吉見狀便將客人引入內室。其實,來客並非陌生人。兩天前,在一個慈善晚會上,店裡的老主顧、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薦過:孫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醫書院(即今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在澳門、廈門、廣州等地開業行醫,目下“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暫居香港”。

  有証據表明,內室密談話題廣泛,且相當深度,二人琴瑟共鳴,血脈賁張。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孫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詞中,深情追憶了二人從邂逅、相識到交換盟約的過程:

  關於中日結好、亞洲振興乃至人類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見略同。特別是先生以為實現此理想,須先進行中國革命。如此膽識和熱忱令我感動。短暫會晤,已盟誓將來。

  同為聲氣相求的“大亞洲主義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孫中山革命理想的實現。為此,願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資金支持:“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彼時,孫中山29歲,庄吉27歲。

  “革命的幕后策劃者”
  照相館密談后不久,梅屋庄吉與孫中山便開始了第一個“項目”的合作:廣州起義。庄吉多次隨孫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過貿易來往的中國人及幫會頭目接觸,秘密推進起義計劃。

  為確保起義成功,須採購大量武器。孫中山內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對自己所持的曖昧立場——既不得罪清廷,又覬覦革命勝利后的特殊權利,對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這一點。他多次赴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並當面委托他代為籌措步槍2.5萬支、手槍1000支。為牽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當時的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后成為首相)做了匯報,但日本政府卻採取靜觀立場,按兵不動。眼看起義的日程迫近,梅屋庄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門、廈門、新加坡等地活動,通過個人渠道籌集了數百支手槍。但遺憾的是,因電報走岔,泄露風聲,起義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隊在廣州港口被一網打盡,陸皓東、朱貴全等起義領袖罹難,梅屋庄吉費盡心血籌集來的600支手槍也被悉數收繳。孫中山化妝成苦力,好歹從水路逃往澳門,隨后轉道香港,卻被清政府懸賞1000塊大洋追捕,情況危急。

  老師康德黎和梅屋庄吉力勸孫中山去日本避難。孫聽從二人勸告,在興中會成員鄭士良、陳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戶。途中得知報上已經報道了他們逃亡的消息,遂臨時決定改道橫濱。但首鼠兩端的日本政府顧及與清廷的關系,竟然拒絕了孫的避難請求。

  無奈之下,孫中山隻得投奔兄長孫眉所在的夏威夷。為表達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孫毅然剪去發辮。庄吉在孫出發之際,匯款1300美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折合今天的1000萬日元。

  明治維新以降,“脫亞入歐”思想滲透日人骨髓,已固化為某種意識形態。但梅屋庄吉作為“大亞洲主義者”,卻逆潮流而動,不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的獨立革命運動也抱有深切同情和莫大關注,並傾力資助。美西戰爭時,庄吉曾親自攜巨款馳援菲律賓,與菲國獨立運動領袖阿奎納多、彭塞交情深厚,還把孫中山介紹給彭塞。孫致信彭塞,從“大亞洲主義”的立場出發,高度評價菲律賓革命,主張“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都是亞洲民眾攜手打倒列強的殖民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富強的運動,具有相同的意義”。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

乙未廣州起義

乙未廣州起義,又稱第一次廣州起義乙未廣州之役,是清朝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興中會領導人楊衢雲孫中山陸皓東鄭士良等人發動的起義。興中會計劃一舉攻下廣州,將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兩廣總督衙門,然後北上,經湖南湖北進攻北京。起義消息不慎泄露,陸皓東被清廷逮捕處死,成為為民主共和流血獻身第一人。孫中山僅以身免,被清廷通緝,東渡日本、然後轉到夏威夷美國英國

背景[編輯]

籌備[編輯]

1894年冬,孫中山攜帶鄧蔭南孫眉等人資助的6千餘元美金啟程回國並籌備起義,少數興中會工人會員及歐美技師、將帥與其一同回國。1895年1月,孫中山到達香港,並於2月21日與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香港輔仁文社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在中環士丹頓街13號成立興中會總部,以「乾亨行」為名[1]
為了獲得支持及國際勢力的承認,孫中山在起義前試圖與日本取得聯絡。1895年,在英國人詹姆斯·康德黎博士的介紹下,孫中山結識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與梅屋庄吉的談話中,孫中山與其討論了在廣州發動起義的計劃並提到:「歐美各國人都稱中國為睡獅。如果是獅子,要醒起來才有用。」「現在的情況如果繼續下去,中國就會被西歐列強殖民主義者所瓜分。不獨是中國,所有亞洲各國都將成為西歐的奴隸。中日兩國不幸發生戰爭,但我們非團結起來不可,使中國脫離殖民化的危險,是保衛亞洲的第一步。為了拯救中國,我與同志們正準備發動革命,打倒清朝。」對此,梅屋庄吉表示樂於支持並說道:「君若舉兵,我以財政相助。」不久,梅屋庄吉為孫中山籌措到了資金,並派人前往澳門新加坡廈門等地購買武器[1]。在其聯絡下[2][3],3月1日,孫中山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希望領事中川恆次郎幫助興中會準備武器,以解決當時資金短缺、缺少武器等苦難。但是中川恆次郎在仔細聽取了孫中山的計劃後,並不看好孫中山 [4]
3月4日,中川恆次郎在寄給日本外務省通商局局長原敬的信中提到:「本月1日,經朋友介紹,清國人孫文(西醫)來館。該人如前日所報,正是欲顛覆現政府。他與晚(中川恆次郎的謙稱)大致同齡,懂英語,可能是耶穌教徒。據稱他打算於去年北洋艦隊大演習後,立即舉事,不慎失去機會。然而時至今日,特別是在廣東省,徒黨受到嚴重注視,不易舉事。而更重要的是當前缺乏武器,而需要步槍二萬五千枝,手槍一千枝,欲求為之籌措。
晚答以本人職務只注意通商貿易之事,與政治之事完全無關,故甚困難。然足下等人的意圖可嘉,衷心襄贊。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該人答曰:其黨稱為興中會,即振興中國之會。其中有哥老會員,黨員人數難以明言。原因是一有行動立刻就要被發覺,而當最後決定起事時則不能彼此來往通信。然而一旦發難,必定四方響應。然而,當問成功後誰為總統時,答曰尚未及考慮。如允諾給與前述武器,當即往各處招募黨員。」[5]
3月16日前後,孫中山與德國駐香港領事克納普會面 [5]
4月17日,中川恆次郎在信中稱「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但從來與我方並無關係,且不說內部事宜,亦不談黨員人數,又無勃興之準備。孫文說已制定由碼頭附近運入武器的計劃,只要我國給予一些聲援,即可充分舉事。尊強盜為英雄豪傑等事,皆恰有閱讀《水滸傳》時的感覺。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5]

經過[編輯]

結果[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

  1. 1.0 1.1 楊天石. 孫中山由體制內改革轉向體制外革命. 人民網-文史頻道. 2011-06-16 [2012-9-22].
  2. ^ 白益民 王宇. 日本財團與辛亥革命. 環球財經. 2012-04-05 [2012-9-22].
  3. ^ 梅屋庄吉是孫中山的「幕後金主」?. 《看歷史》. 大公網. 2012-07-09 [2012-9-22].
  4. ^ 李濤. 近代史上最混亂的30年:最後的皇權 第31節:四 小試牛刀,失敗了(1).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9-22].
  5. 5.0 5.1 5.2 葛培林. 二、在香港謀求外交上的支持.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山市委員會. 2005-6-7 [201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