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用“共产主义”表装“特色旗帜”？.

马门列夫
中国青年报发文《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不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不讲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本质，不讲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而一味强调所谓“共产主义是古已有之的价值观”，一味强调所谓“生产力的发展”，这不是高扬共产主义旗帜，而是用“共产主义”表装“特色旗帜”！
1，用“唯价值观”和“唯生产力论”的古已有之的“事实”来歪曲恩格斯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恩格斯恰恰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不是一个“价值目标”，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过程，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而精英却抽掉了恩格斯这段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用“唯价值观”和“唯生产力论”的古已有之的“事实”来歪曲恩格斯。
2，荒谬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胡扯
“第一个存在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实际上是古已有之。”
“今天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大体也是这种价值观的拥趸者。而与之完全不同的是追求‘天下大同’、‘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价值观。”
共产主义的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是由马克思从理论上创立而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而不是什么古已有之的“价值观”。
拥护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什么古已有之的“两种价值观的拥趸者”的“分歧”。
孔子的所谓“大同”不过是倒退回原始社会的复辟观，从来就是反动倒退的，与共产主义的革命和进步风马牛不相及！封建士大夫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超阶级的“天下观”也与无产阶级以消灭阶级为己任的革命精神不可相提并论。这岂能冒充恩格斯所说的“事实”呢？
3，抽掉无产阶级阶级性就抽掉了“为人民服务”的灵魂。
“马克思后来把.......

三年套现800亿，李嘉诚是怎么跑掉的

2015年9月，经过复杂的资产腾挪，李嘉诚最终完成了旗下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
[导语]　近日，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署名罗天昊的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批评李嘉诚“在中国大陆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大陆的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长和发言人9月14日回应称，集团没有撤资，强调有买有卖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风起于青萍之末。从2013年起，李嘉诚开始集中抛售香港和大陆资产，加大对欧洲的投资，当时已引起坊间不少猜测。紧接着一系列大规模的资产拆分和迁册(香港人称企业迁移注册地为迁册)交易更是耐人寻味。2015年9月，经过复杂的资产腾挪，李嘉诚最终完成了旗下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
李嘉诚到底是怎么“跑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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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李嘉诚在香港动作频频，“撤资”传闻渐起
　　李嘉诚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世界顶级富豪，他旗下的企业控制或涉及了香港几乎所有经济与民生领域。关于他是否会“撤资”的争论，在香港长盛不衰，2013年李嘉诚动作频频，让争论再一次到达顶峰。
　　2013年7月底，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下称“和黄”)发布公告出售百佳超市--百佳陪伴了香港人40年，是他们最为熟悉的超市。不过，10月18日，和黄再次公告暂停出售。
　　2013年10月9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下称“长实”)已将香港

防中共崩潰，李嘉诚撤800亿资产名下上市公司注册地已全部外迁

李嘉诚在上海终于现了原形！朱开云

李嘉诚如何撤走800亿资产
其名下上市公司注册地已全部外迁
“李嘉诚撤资事件”持续发酵。自2013年起，华人首富李嘉诚“抛售大陆物业和资产”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李嘉诚通过转让资产或其他方式套现近800亿元人民币。那么李嘉诚是如何完成800多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撤离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梳理。
两年来李嘉诚出售人民币资产近千亿
北京青年报记者查询相关的资料，较早的关于李嘉诚抛售人民币资产的报道是在2013年。当年8月，李嘉诚先以25.78亿出售广州西城都荟广场和停车场;当年10月，李嘉诚将小陆家嘴的东方汇经中心整栋出售，交易价格71.6亿元。
当时中国房价处于高位，社会对经济总体形势较为乐观。市场并未对李嘉诚的撤资有除商业以外的其他解读。
在接下来的一年，李嘉诚旗下公司抛售人民币资产的速度明显加快。
2014年2月，李嘉诚旗下长实参股的ARA资产管理公司以24.8亿元出售南京国际金融中心，此项交易是长三角地区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有稳定收益物业的整栋交易。同年4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以57.6亿元将北京盈科中心出售。2014年8月，ARA以15.4亿元出售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甲级写字楼盛邦国际大厦。
最新一宗抛售是2015年7月底，当时上海媒体报道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上海陆家嘴的综合体世纪汇，报价高达200亿元，目前已经有多家境外基金与长实地产接触，但尚未达成收购意向。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1月份至2015年4月，李嘉诚通过转让资产或其他方式套现逾738亿元。如果加上正在出售的陆家嘴项目，李嘉诚出售的人民币资产将超过千亿。
李嘉诚名下上市公司注册地全部外迁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部分舆论对李嘉诚的指责中，其名下的上市公司注册地全部外迁成为了焦点。
2015年初，李嘉诚宣布经将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进行重组，新成立的长和持有长江实业集团及和记黄埔集团的所有非房地产业务，同时另外成立一家长江实业地产，已经于今年6月在香港上市。在一系列的分拆重组背后，有媒体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涵盖了注册地的变更。通过分拆和重组，李嘉诚将旗下的公司注册地由香港迁往了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知名的离岸金融中心。
李嘉诚曾否认变相迁移注册地，而是为企业获得更大财务弹性。北青报记者了解到，在这些离岸中心，当地政府对这类离岸公司很少征税，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费，并且无外汇管制。国内大量的互联网公司也选择在这些离岸中心注册。李嘉诚的理由也并不是完全无根据。
《人民日报》称“斯人已去不必挽留”
李嘉诚的解释并没有阻挡外界将其行为解读为“从中国撤资”。新华社瞭望智库发表的署名罗天昊的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将这种情绪引爆。文章认为，李嘉诚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大陆的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表现。

有多套房产的朋友该处理就处理，不处理就交税吧

“震惊”：10月1日后，国. 家终于要出手啦！！！速看......

             

    01、对拥有两套住宅的家庭，人均建筑面积8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视为奢侈性住宅消费，每年按市场评估价征收1%-3%的房产税，且没有减除额；
    02、家庭第三套住宅，每年征收4%-5%的房产税，且没有减除额；
    03、家庭第四套及以上住宅，每年征收10%的房产税，且没有减除额；
    04、取消原《房产税暂行条例》有关个人住宅可按租金收入的12%缴交房产税的规定；
    05、所有商业房产，每年均按租金收入的12%缴交房产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06、家庭仅有的一套自住住宅，免征房产税。

    2016年12月31日以前，全国所有城镇都必须将其纸质房产档案录入电子信息库，并建立本地的住房信息系统；
    2016年12月31日以前，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住房信息系统都必须与住建部联网，不得以任何借口推延；
    2016年农业部将选择两省试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完成这么重要的信息赶快告知你的朋友们！

     有多套房产的朋友，该处理就处理，不处理就交税吧。

     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十年后中国最便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房子，说十年后房子便宜，是相对人均收入而言的，比如现在人均月收入是3000元、房屋均价是每平方8500元

    而十年后人均月收入是1万元时，房屋均价可能是每平方12000元，相对而言，房屋的价格当然比现在便宜多了，因此，现在高价买的房屋放到十年后非但不保值增值，还会严重贬值！为什么呢，原因如下：

    一、对比古今中外房价，中国现在的房价处在房价最高时期，以目前的房价，一个年收入8万元的家庭，全家不吃不喝整整15年才能买得起一套100平米的三居室普通商品房，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房价如果继续上涨，社会各方面都无法承受，既然无法承受，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动力，也就是说现在的房价，相对老百姓的收入来说确实已经到顶了。

            

    二、中国已经实施了十几年的“土地财政”政策，随着“地王”时代的结束，“卖地财政”越来越难以为继，政府部门开始转变思路，将逐渐从“土地财政”向“物业财政”模式转变，也就是向房屋持有人征收’物业税”的方式取得新的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这无疑会增加房屋所有人的持有成本，降低房屋作为家庭财富的吸引力。

    三、那些目前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持续吸引外来人口流入，是促使房价不断走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区域经济开发步伐的加大和产业资本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经济发达地区的总人口在十年内会出现此消彼涨的趋势，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已经是一个苗头，预计十年内经济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口将会是负增长的趋势，人口的负增长当然会导致房屋需求减少，进而促使房价下降。

               

    四、中国已经实行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终结房屋价格上涨的最强有力的杀手，支撑房价不断上涨的最根本的动力还是“钢需”，即“新人”的需要，可是由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新人”的数量逐年减少，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再过十年，中国社会将会更加衰老，年轻人将成为“稀缺”一代，对房屋的需求将会大幅度降低。

    五、目前的社会中坚是60后、70后的这批人，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无疑是整个社会中最强的，市场上购买别墅和豪车的基本上都是这批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现在拥有不止一套高档商品房，而这批人的后代恰恰都是“独一代（独生子女一代）”，十年后“独一代们”也长大成人了，这些“独一代”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继承的房屋将达到“人均三套房”的水平，请问“独一代”如何消耗这些房屋呢？只能或租或卖吧？可是指望同为“独一代”的同龄人互相“接盘”无疑是天方夜谈！
         

    六、十年后，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25％，可能会有大量老年人住进老人院（“独一代”以一对四，无力照顾这些老人），老人们住进老人院后会产生大量空置房屋，也许今天的许多老新村在十年后因人气太少将沦为“鬼村”。

    鉴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房屋将不会成为财富保值增值的手段，那些做了几十年房奴的人等来的将是房屋的贬值，现在高价买房的人换来的将是无限的悔恨！

匪營寧波雅戈爾倒閉600工人維權示威

匪營寧波雅戈爾倒閉600工人維權示威 共匪派警狗鎮壓民眾聚集聲援抗共匪狗陷入山人海的包圍之中


圖片說明﹕陷入重圍中的匪警狗還在逞凶

【中華評述2015年9月30日訊】共匪國浙江省宁波市匪營雅戈尔针织有限公司600工人﹐上周四及周五(9月24﹑25日)举行罢工示威，抗议共匪轉嫁經濟崩潰﹐将公司倒闭﹐卻又不給工人賠償。匪偽狗官派出警狗鎮壓﹐抓捕並打傷工人﹐結果引發暴力衝突。寧波民眾聞訊﹐紛紛趕往匪營雅戈尔聲援工人抗共﹐匪偽轻纺城外人山人海，现场被围堵得水泄不通，交通瘫痪﹐多辆警狗车被擠在路边動彈不得﹐只能眼看身穿迷彩服和防弹衣的武警狗在人群中橫衝直撞逞凶﹐漸漸被越來越多的抗共民眾包圍吞噬。

相關評論指出﹐中共匪国近期為保持血錢血產﹐頻頻倒闭匪營工厂，工人為活命紛紛起來抗共造反﹐共匪泡沫經濟风雨飘摇中顯然已经走到了尽头﹐接下來的只能是工人罷工﹑起義﹐摧毀並清算匪黨竊國吸血極權。

奧巴馬聯大講演﹑橫眉冷對中俄共匪軸心

奥巴马聯合國大會横眉冷对中俄共匪軸心 表明美國強大武力足以遏阻紅色恐怖製造第三次法西斯瘋狂


圖片說明﹕奧巴馬聯大講演﹑橫眉冷對中俄共匪軸心

【中華評述2015年9月30日訊】7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9月28日登场，美国總統奧巴馬橫眉冷對中俄共匪邪惡軸心﹐怒斥兩個共產法西斯土匪酋無視国际法规范，試圖通過戰爭染紅地球﹔尤其是中共匪勾串伊朗回教恐怖﹐頻頻在世界各地製造危機﹐妄想“把我们拉回黑暗甚至无序”的深淵。奧巴馬指出﹐面對邪惡中俄共匪軸心和伊斯兰恐怖的新挑战﹐美国拥有的世界最强大的武力，將毫不犹豫保卫自己和盟国﹐摧毀世界第三次法西斯軸心撒瘋。

對於中共匪將魔爪伸向南海﹐奧巴馬強調﹐美国在南海没有领土要求，也不會在中共匪刻意挑起的争端中做判断，美国的利益僅在于维护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和捍卫国际法。他指出﹐美国堅持捍卫上述原则，警告中共匪必須放棄戰爭恐怖。對於大鼻子入侵烏克蘭﹐奧巴馬表示﹐世界不能容忍大鼻子普京特勒破壞乌克兰主权和領土完整，尤其是俄国吞并克里米亚，莫斯科必須付出代价。奧巴馬說﹐美国不希望俄罗斯孤立於世界，烏克蘭危机應該透過外交途徑由乌克兰人自己決定未来。在谈到伊朗核协议时，他告誡中俄共匪軸心放明白點﹐勿在核协议上作梗﹐認清国际合作防止世界核戰爭的重要性。

奧巴马赞扬了联合国在过去70年的工作和成就，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隨後﹐美總統話鋒一轉﹐矛頭指向中俄共匪軸心﹕“那种认为联合国宪章过时的看法，认为现今国际形势和战后建立联合国的环境大不相同，信奉零和游戏规则，容忍大国对小国使用强力，是违反国际法律，违背联合国初衷，违反公民社会逻辑的”。奥巴马特別谴责了中俄共匪軸心支持叙利亚獨裁总统巴沙尔，要求摆脱阿薩德家族鐵血極權﹐並且強調﹐在經過那么多流血和杀戮之后，叙利亚不可能再回到内战前的状态﹐暴君必須剷除。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奥巴马站在同一阵线，强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不能作为叙利亚政治过渡的一部分，法國﹑土耳其和叙利亚反对派將在叙利亚北部建立禁飞区﹐遏阻大鼻子在敘利亞推動的戰爭殺戮。聯合國秘书长潘基文致辞时更主張﹐把大鼻子武裝介入叙利亚﹑支持阿薩得法西斯竊國極權﹐交由国际刑事法院(ICC)处理。

社群该怎么做运营？从定位、需求分析、用户画像开始

社群是企业与用户真正建立连接的最快捷、经济的渠道，也是企业进行口碑传播、收集用户需求、提高用户忠诚度的有效方式，甚至通过社群销售产品、让用户参与研发。

但是在品牌社群建立的同时，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难题，这篇文章将从定位、需求、用户画像三大维度解读品牌社群运营密码。

难题一：分析需求

 

社群是以人为基本组成要素的集合。在工业时代，品牌的宣传口径里永远都是用户；在营销时代，企业要做的是如何将用户变成产品的粉丝。但是在移动时代，品牌不仅要将用户变成粉丝，更要将粉丝聚集起来，形成品牌社群。那么这种变化的前提就是要正确分析用户需求，那如何正确分用户需求呢？

最好的法则就是要想明白做社群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就是我们要说的需求，正因为有了需求，社群的存在才能有理论和现实基础。社群终究要服务于一个目的而存在。这个目的也许是公司的业务需求、建立个人品牌的需求、线上产品或服务需求、线下活动的交流需求等等。

企业的需求大致有如下几点：

1. 提升品牌整体影响力；

2. 建立用户对品牌的认同感，从而打造品牌“代言人”；

3. 将用户的关注转变成实际购买，从而销售产品，最终达到服务客户及挖掘潜在客户的目的；

4. 通过社交媒体及朋友圈中的不断传播，打造优质内容；

5. 以品牌社群为样本，发掘产品的潜在竞争力，获取用户反馈。

看用户的需求大致有如下几点：

1. 交友的需求：结识高质量的人群，拓展人脉；

2. 获取服务的需求：获得与产品相关的后续服务，如售后等；

3. 学习的需求：渴望学习和分享；

4. 心理需求：归属感，满足感；

5. 宣传的需求：打造个人品牌。

案例速览

三个爸爸的用户社群创立初衷是向创始人戴赛鹰学习、共同探讨社群运营之道，这个微信群创立于2015年6月，社群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至330人。

社群运营方式主要为大咖分享及布置作业，初期每天的聊天记录接近1000条。逐渐群热度开始下降至日均聊天记录不足100条，仅在每周大咖分享及戴赛鹰点评作业时能达到300条，互动性也大大减弱。

在运营“爸宝饭”之前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群友调研，共收到有效问卷56份，在拥有330人的社群之中，这个结果说明群友参与性不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小范围样本的用户需求究竟是什么？

1. 80%的人是为学习社群运营策略，他们身份地位不低，除了运营、营销、人脉、资源等，其它兴趣较低，归纳起来是以学习为目的的学习需求；

2. 分享者都是业界大咖，对普通创业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里既能看出用户对于学习的需求以及基于社群的交流需求；

3. 用户聚焦三爸产品，反映用户对于产品的兴趣是群发展的一个源动力之一。这也是很多品牌社群的源动力，服务于客户及潜在客户群。

 难题二：差异化定位

微信公众号的定位问题在账号整体发展中的地位，不用我说大家也心知肚明。

定位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根据：

群体定位：STC、秋叶、罗辑思维；

行业定位：餐饮老板内参；

地域属性定位：伏牛堂；

产品定位：为学课堂、小米；

内容定位：视觉志、世相。

上面是一幅社群的生命周期图，从萌芽期-高速成长期-活跃互动器-衰亡期-沉寂期是一个社群的普遍规律，每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会根据运营者的投入有不同表现。作为品牌社群来说，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活跃互动期到衰亡期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互动缓冲期”。

避免出现上图所示的急速衰亡到最终沉寂的结局。作为品牌社群运营者需要做的就是在社群搭建前期进行差异化定位，从未树立社群的独特价值和持久吸引力。

所谓差异化，通俗地讲就是社群的亮点和特色是什么？给自己的社群贴一个标签，诸如、文案、讲座、设计、产品经理等。标签可以是职业、兴趣、爱好等。这是差异化定位的开始。

爱好、经历等凝聚起来的兴趣小组

兴趣是用户聚在一起的原因，也是成员间相互连接的基础。交流甚少的松散组织叫社区，用户之间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交流才能称为社群。构成兴趣的要素同样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 对某款产品或公司的冲动，比如米粉、果粉；

2. 拥有共同的行为习惯，如逛街、母婴、车友会、公益组织等；

3. 相同的标签和社会属性，如设计师、文案等；

4. 拥有相同的空间属性，如班级交流群、公司内部沟通群、部门交流群等；

5. 相同的情感诉求，如喜怒哀乐都可以把一群人聚在一起，相互交流。

建立品牌社群矩阵体系，达到差异化定位目的

品牌社群的价值不仅仅是将用户聚拢起来就可以的，品牌社群往往承载单一属性的价值。倘若将各种属性，如：客服、交流客户关系维护等一系列功能强加于品牌社群中，最终的结局将让社群及运营者不知所措，对用户来说也将对社群模棱两可，最终反噬品牌。

差异化定位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建立品牌社群矩阵，通过不同的价值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从不同角度让社群为品牌带来正面价值。

案例速览

STC有两个品牌社群，营销发现号和会员之家，这是STC的社群矩阵，同时也是提供给会员的增值服务。

营销发现号针对核心用户群，定位于服务高端用户，私密和高端是这个社群的主要标签。由于STC的会员数量众多，营销发现号无法承载如此大量的用户群体，故而STC会员之家则担负了普通会员聚集地的功能，给STC的大量普通会员提供一个学习和分享的平台。这种差异化的定位让社群体系形成了高低搭配的局面，对品牌产生了积极意义，同样成为我们提供给会员的一项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增值服务。

 难题三：描绘用户画像

交互设计之父Alan Cooper最早提出用户画像的概念:“Personas area concrete representation of target users.”用户画像是从真实的用户行为中抽象出来的的典型用户模型，企业通过收集与分析消费者的社会属性、生活习惯、消费行为的主要信息之后，完整描述产品(或服务)的目标用户特征，为企业中所有与用户有关的决策过程提供信息基础，指导企业的产品服务研发和市场营销。

用户画像的核心在于给用户“打标签”，每一个标签通常是人为规定的特征标识，用高度精炼的特征描述一类人，例如年龄、性别、兴趣偏好等，不同的标签通过结构化的数据体系整合，就可与组合出不同的用户画像。这一核心需求在品牌社群中同样适用。

品牌社群的用户画像来源于企业对进入社群的用户行为及喜好的渴求。主要包括：

1. 社群用户来自哪里?

2. 爱好及职业属性?

3. 是否是品牌需要的高价值用户?

4. 社群成员能够给企业带来哪些利好?

5. 品牌社群可以给到用户哪些利益?(互利原则)

数据是构建用户画像的核心

1. 用户数据

静态信息数据：用户相对稳定的信息，主要包括人口属性、商业属性等方面数据。这类信息，自成标签，如果品牌社群已经有真实信息则无需过多建模预测，更多的是数据清洗的工作。

动态信息数据：用户不断变化的行为信息，用户搜索了什么商品，浏览了哪个页面，赞了哪条微博消息，发布了积极或消极的评论……这些都是互联网上的用户行为，将成为用户画像中偏好特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主要依据。

2. 产品意见数据

品牌社群中往往是品牌产品或服务的实际使用者或直接受益者，所以他们对于产品的意见可以认为是社群对于品牌价值的另一种延伸。

3. 社群用户渠道数据

信息渠道：通过相关信息获取渠道，品牌社群可以为品牌提供用户的主流信息平台，对于内容投放及品牌营销策略可以起到参考作用。

购买渠道：用户的购买渠道数据可以为品牌在产品投放渠道室提供指导意见，这也是组成品牌社群用户画像的必要条件之一。

案例速览

 

爸宝饭在创立初期在获取用户画像上采取了问卷调研的方式，通过调研数据分析整理出爸宝饭的基本用户画像及需求数据。

调研结果显示表明。在参与本次用户调研的爸宝饭用户中，在妈妈群中，82.4%的受访女性已生育，这部分人中很多是真正用户；另外5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加入爸宝饭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寻求商业合作；在老板群中，用户身份多为创业者或企业老总，高层次决定了社群的整体用户质量偏高；另外还有82%的用户希望能够在群内学习和交流。

通过用户调研问卷的方式，三个爸爸获得了群内用户的基本情况，从而为今后群内活动及内容呈现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差异化定位、锁定用户需求、描绘用户画像是所有品牌社群在建立初期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品牌社群才能从内容及活动上运营社群，才能利用增值服务及平台化运作模式吸引更多用户。

源自Social Talent Circle @ Mars

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吴学灿：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写给“六·四”八周年纪念日

大游行和对话会

八年前的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北京市各界民众一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统一号令。虽然浩浩荡荡，却是秩序井然。口号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致。反对官倒腐败，要求自由民主。

那一天，人民日报的队伍最为感人至深。许多受够了历次运动长期煎熬的老编辑、老记者，身披“高级编辑”、“高级记者”的纸带，公然与中共中央划清界线，唱对台戏。队伍中的白发苍苍，有的历尽磨难却依旧雄风不减，精神健旺，如当时已七十五岁的我的恩师何匡；有的因多灾多难、饱经风霜、久受摧残，虽然目光明亮却已摇摇晃晃、踉踉跄跄。队伍中的名编、名记、名家有汪子嵩、蓝翎、舒展等，还有几位我尊敬的老大姐、阿姨一级的胡鉴美、吴元英、刘衡等。

那一天，烈日当空，紫阳高照，晴空万里，风沙全无。为防止花甲、古稀们中暑，我们准备了人丹和清凉油；为了怕上了岁数的人们走得太累而难以返家，我们弄到了几辆汽车把她们载回。

那一天，游行队伍回到报社后，我因实在怕热而在办公室里喝水喘气。大约是下午二点多钟，一位年青人从五号楼二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间屋里打电话给我：“老吴，对话会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来？老钱口才太好，你赶紧来吧！”于是我匆匆赶往对话现场。

老钱是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八七年反自由化，秦川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被撤消后，钱李仁由中联部部长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了掌控人民日报这个党的喉舌，说服他的老熟人钱李仁来人民日报坐镇。钱李仁当时的职务相当于中共党内的外交部长，与各国政党可以党党来往而周游列国。人民日报社长虽然地位与中联部部长同样显赫，但因舆论阵地处于事非旋涡实在太不安全。邓拓、胡绩伟、秦川都因无法昧着良心办事而被撤职批斗甚至自杀身亡。

钱李仁当时心情过于矛盾、复杂而难以自处。在中共党内与钱李仁最有渊源的首推乔石，其次是赵紫阳。赵、乔二人当时都是倾向学生，而且是长期坚持的改革派。钱李仁本人亦应属于改革派阵营。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各路节度使挥兵京城，屠杀迫在眉睫。钱李仁为了使整个形势降温（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自保），不主张人民日报对学潮和民众自发的民主爱国运动火上浇油。他这样的主张，可谓一石三鸟。一是表明他头脑冷静，希望学生和民众“见好就收”（此处学灿借用《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用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二是由人民日报降温，可带领各媒体同退，减少推波助澜，使镇压者不能毅然举起屠刀。三是为自己个人留一条退路（并非一定错误，或许是保存下来，伺机为改革做事）。

钱李仁的角色是多重的。我们作为普通的编辑记者，虽然大多仍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追求新闻自由却是本份，自然也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为什么许多党员早已认识到一党专政的丑陋，认识到中共的累累罪恶是绝非偶然，却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在这里把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党员心声”专栏中讲过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的三条抄录，或许可以解释清楚。这三条是：

第一、共产党垄断一切资源。要想活下去，活得稍微好一点，只能参加共产党，从共产党垄断的资源中拿回自己应当拥有的那一份。

第二、共产党不允许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共产党的说教，没有不同的信息可以比较。

第三、入党的时候还很年青，容易被共产党那一套听上去尽善尽美的骗子语言打动。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编辑记者，之所以未能当官，大都是因为政治标准不够，在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不能使上峰满意。

再说，即使是符合了中共选拔干部的标准而当上了局级、部级甚至更高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良莠不分、一杆子扫光。且不说胡耀邦、赵紫阳，就说胡启立、乔石，还有彭德怀、邓拓、胡绩伟、王若水、李锐、李昌等人，虽是共产党的大官，心中未必就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至少有“民贵君轻”、“人民利益高于党的利益”的概念。

因此，说到与钱李仁及其编委会的对话，不一定就是完全不同观点的壁垒分明，或者只是角色不同而已。在那种情况下，由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人担当“红脸”的角色，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党内大员担当“白脸”的角色，从斗争策略和今后的形势及退路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分工和自我安排。

我这样说，决不是信口开河。已经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写的《昨与今》，说到他对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问及同样的问题，即：既然认识到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丑陋，认识到共产党政府的罪恶的绝非偶然，为什么还要留在共产党内，并且担任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拉科夫斯基的回答非常精彩：我们之所以继续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更快地瓦解共产党。由我们来做瓦解共产党的工作，既方便快捷，又自然顺当。

毛泽东历来重视“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熟悉，所以击中要害；因为熟悉，所以拿捏准确；因为熟悉，所以不断进行。六·四屠杀后，王震不止一次地讲到，反对共产党最起劲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

在五月十七日的对话会上，我对钱李仁说：“人们日报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民日报对历次运动中死去的冤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日报的某些人实际上就是杀人凶手，是用笔杀人，是典型的刀笔吏。希望钱社长和各位编委不要重犯过去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以“四人帮”时期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为例，说明跟着党中央总是免不了要犯错误，希望他这次不要重蹈鲁瑛的复辙。钱李仁对我把他与鲁瑛相提并论极为恼火，几乎把握不住党内外交部长应有的风度，言词显得有些失范，受到文艺部编辑李彤（随张艺谋前往柏林领取《红高梁》金熊奖的采访者）的怒斥。

其实，共产党对于鲁瑛的处置比起对邓拓的处置要宽大得多。对于左的错误，认为是方法问题；对于右的错误，就认为是立场问题，往往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也是事实。所谓右的错误，往往是要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一旦放弃一党专政，就会一败涂地。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能退。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再退，就要拱手交出天下了。这个天下，这个江山，是我们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换来的。”

对话会上，除总编辑谭文瑞称病未参加，其他编委即五位副总编自始至终都在，却没人说一句话。没法说。支持钱李仁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心甘情愿；支持我们这些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车队的司机、饭堂的炊事员，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不但官衔保不住，恐怕连饭碗都会成问题，严重的还要坐牢。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好做牢的准备。事实上，不仅是参加对话会的五位副总编辑陆超棋、范荣康、余焕春（兼海外版总编辑，六·四后发配四川）、保育钧（兼秘书长）、李仁晨支持我们的意见，就是钱李仁也并非真心完全反对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对话会上提出两条意见，要编委会顺从民意。

第一条，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全面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和广大民众是要求自由民主，是爱国行动。如果不能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可以退而求其次，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否定四·二六社论的文章。

第二条，在五月十八日的报纸上，全面、详细、客观、准确地在头版头条以最大号字的通栏标题报道五月十七日的全市大游行。

对话会上，钱李仁与我们唇枪舌战，坚守防线，反复说明我们提出的两条意见不能被采纳的理由。

我们当然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不能顺应民意，落实两条意见，全体编委应立即辞职。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编委会的秘书谎称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要钱李仁去接，钱李仁趁机溜之大吉。

钱李仁走后，其他副总编辑如木雕泥塑，一言不发。对话会对不下去，只得散场。

不能就这么算了。晚上，由海外版体育记者张抒（因与我一起印制号外系狱一年多）和科教部编辑祝华新（八七年编辑著名的《反右运动三十年》而挨整）组织了静坐示威，要编委会落实二条意见，否则五月十八日的报纸就不要出了。经过反反复复的许多运作，不知怎么样，编委会就答应了第二条意见。大家觉得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也就不为已甚，各自散去。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以直排最大字号双排标题上天下地报道了五月十七日八九民运期间最大规模的游行。标题是：

首都百万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广大学生爱国行动（请排黑体）

人民日报号外

八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八点半，我准时来到报社。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五版当编辑。五版是港台、侨乡。我们每两个人一组，做值班编辑，每组值班半个月。我和年青编辑王连伟一组，从五月十六日值班到五月三十日。我们两人的分工是：他设计版面，我制作标题。

我到报社主楼（五号楼）门前，见到有二十几人议论纷纷，手里还拿着什么材料在看。我看到王连伟也在，就向他走过去。他也见到了我，举手跟我打招呼。我正要批评他为什么还不上四楼去画版，他却向我递过来一张纸。

我拿来一看，是“赵紫阳的五点声明”，落款是“北大传单”。我见到这个材料，就把值班的事情暂时忘在了一旁。我一口气看完，连声说了几个好！好！太好了！这时人群中有人说道：“我们把它印成号外发出去”。我当即表示赞成。可是，我想到值班的事，就对连伟说：“你先去画版，我去印号外，我们一会就印完了。印完了我再上四楼去做标题，出不了事”。可连伟一反常态，不听我的话了。他说：“老干（因我经常模仿中共老干部丑态，维妙维俏，尤以模仿彭真访日本、王震拄拐棍流哈喇子接国书最为逼真，因此得了这个绰号），我也要去印号外，印完了再去画版。”我说：“那不行，不管怎么说，报纸还是要出，正常工作还是要做。”连伟说：“那你先去值班，我一会就回来。”我当然不愿失去参加印制号外的机会，又不能逼迫连伟不参加这个行动。正在踌躇，连伟说：“咱们版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九点钟值班编辑不到位，别的人就会顶上去。今天，钟嘉、晓星（都是五版编辑）都在，她们见我们不在，就会顶上去的。”我一想，确是这么个情况。于是，放心大胆地与张抒、宋斌、王连伟、张大农（编辑、记者）、唐皿威（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双林（海外版办公室干事）等八九人往印刷厂走去。

印刷厂在二楼。走到拐弯处，我想起几天前我们拿着张平力（海外版记者）写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的评论文章去海外版排字车间打字时，车间主任（一个姓张、一个姓温）在车间门口坚决挡住我不让我进门。这两位车间主任与我平时嘻嘻哈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尤其是姓温的，我干脆叫他“温鸡”，他还是嘻嘻哈哈地一点不生气。可是，当我们的行动要危及他的车间主任（科级）小小官衔甚至饭碗时，他的党性马上坚定起来，一改往常的嘻皮笑脸，变得满脸杀气，与姓张的两人使劲地把我往外推。我也不示弱，拼命往里挤，还大骂他们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可他们说：“没办法，我们是公事公办，没有头头的签字，你打死我们也不能让你印。”我们虽然有十几人，但如果硬要闯进车间，那就只能武斗。我不愿见到这样的后果，只得作罢。这一次，我就想到人民日报办的公司（名字叫开源公司，意为广开财源）所属开源印刷厂去印刷，那里也许能行。开源印刷厂就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后面的地下室（纽约的华人叫做土库）。

我们进了开源印刷厂，见到了徐副厂长。我上前说明来意，他向我要批件，要看领导的签字。我说：“已经派人去让值班副总编辑签字了，马上就拿来。因为时间紧迫，我们要赶在戒严开始（上午十点）前印好。”他未置可否，我们就往车间走去。

这次印制号外，象八九民运中的其他行动一样，仍然是由张抒负责安排的。我与祝华新、张抒、张平力四人联名曾在五号楼一楼的评报栏贴过告示，时间大概是四月二十八日。那时候报社的人还没有开始单独游行。我们的告示是号召报社同仁行动起来，投入民主运动大潮。当时有人劝我和张平力，说我们平时自由化表现太多，组织报社的活动可能一开始就会受到报社领导的阻挠，增加运作的难度。于是，我不作为组织者，只作为参加者，积极参予张抒、祝华新组织的每一次行动。

张抒每天晚上都去广场到凌晨三四点才返回报社。连续二十几天，早已疲倦不堪，何况还有日常工作要做呢？那天，进入开源印刷厂，在沙发上一坐下来，刚在“北大传单”上加了一句话，张抒就倒在沙发上，呼呼睡了过去，手中还没来得及吃的面包掉在了沙发上。

张抒加的那一句话是：“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

张抒睡着了，摇都摇不醒，睡得就象死人一样。

怎么办？难道竟罢了不成？于是，我担当起组织、指挥者的角色。

我很快分好了工。当时有几个印刷厂的小姑娘情绪很高，都要参予排字。我灵机一动，把“北大传单”裁成几条，每一条都是几行字，而且都是另起一行。我把裁开的“北大传单”分给几个小姑娘，让她们分别去字架上拣字。

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已经实行电脑排版。原来的活版车间的设备给了开源印刷厂。我们在开源印刷厂，仿佛回到了原来人民日报印刷厂的活版车间。

拣字姑娘拣的当儿，我就在想应该印成“人民日报号外”。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一说，赞成的、反对的大概各占一半。反对的说印成“号外”就行了，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可不是玩的，弄不好要掉几个脑袋。我听说要掉几个脑袋，豪气顿生。我真的想起我最崇敬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当时我想：“只当六零年饿死的，豁出去了。假如六零年饿死了，后来的二三十年也是白拣的”。于是我说：同意印“人民日报号外”的留下，不同意的可以离开。但是，在当时那种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于是我的提议被通过。

我担心报社领导闻风来制止，便派人到楼梯口守望。如果有领导来了，咳嗽一声，我们就把材料藏起来，另外寻觅时机再印。我还担心有个别人打电话报告领导，便派可靠的人专门守护车间唯一的一部电话。

排好了字，我们就在滚式印刷机上手工推印。印得还挺清楚。印好了样子，我让在场的所有的编辑记者每人都较对一份，然后集中到我手里。我是在场的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编辑。我很快定了稿，交给排字姑娘改字后再去印刷。当我们印到六七百份的时候，徐副厂长回来了。他说不能印了，还要收回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我示意在场的人每人身上藏了若干份。徐副厂长抓到了一二百份，就又出了车间的门，大概到领导那里报告，说他已收缴了印好的“人民日报号外”。

徐副厂长走后，我赶紧把宋斌、唐皿威、王连伟、张双林、张大农几个人叫过来。我画了一张草图，上面有天安门、前门、东单、西单、美术馆等地名，让他们分别去散发。宋斌第一个拿了二百多份，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我记得派他去的地点是天安门和前门。第二个走的是唐皿威。他去的是东单和美术馆。他们走后，徐副厂长又转了回来，于是我们各自揣着印好的号外，离开开源印刷厂。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张抒还没醒来。我让王连伟把他拖起来，一同走出了开源印刷厂。张抒虽然没能参加“人民日报号外”的印制过程，但他加的一句话却是“人民日报号外”本身独有的内容。虽然我们的落款还保留了“北大传单”的字样，但标题却是大号字“人民日报号外”。

就在姑娘们拣正文老五号字的时候，我到放大号铅字的架子上找大号的“人民日报号外”六个字。因为不熟悉字架的排列，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人民”两个大号铅字，还好一阵子欣喜。再找“日报号外”几个字，就大费周章。正在继续寻找，来了一个小姑娘，我就问她“日报号外”四字在哪里？她嘴里哼着“眼镜白戴了，真笨！”走过去拿了过来。我如获至宝，跑过去放在拼好的字盘上，让排字工安排好。

印完“人民日报号外”，回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的同事陈晓星、聂传清、陈辉几个人在，我告诉她们：“我可能要被杀头。但是做了这件事，要杀头也可以了”。钟嘉不在办公室，她果然与另一人代我们值班去了。

当天中午在饭堂吃饭，副总编辑兼秘书长保育钧走到我们饭桌前对我说：“你干的好事，这下怎么办？”我没说话。

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人民日报声明：“一小撮人盗用了人民日报名义印制的人民日报号外，与人民日报无关，特此声明”。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讯”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分院（这个分院专门对付六·四反革命）李磊森宣读起诉书时说到：“吴学灿盗用人民日报名义，伙同张抒、宋斌等人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立即打断他：“你这是盗用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在宣读所谓的起诉书”。他说：“我是检察院派出的公诉人，怎么是盗用检察院的名义呢？”我反问他：“我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兼记者（公安部通缉令用语），怎么是盗用人民日报的名义呢？”他无言以对。审判长丁凤春却指着我说：“不要影响公诉人的工作”。我没理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丁凤春宣读判决书时，把这段话改成“吴学灿伙同张抒、宋斌、唐皿威、王连伟等人（均另案处理）擅自印制人民日报号外”。

由于印制人民日报号外，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判后我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二零三监区一零八室。从九一年四月开始，我每晚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大概是得了单人牢房综合症。到九二年三月二十日之前，每天吃安眠药都能睡五六个小时。到了三月二十日夜里十二点，戴医生按时给我送药，并看着我吃了下去。我吃完药后就睡，很快就醒来。我看天还黑得很，就问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几点钟。他告诉我说“十二点半”。才睡了半小时，我就醒了。于是接着再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以后每天如此。到五月份，肛门长了脓包，没法走动，监狱把我弄到复兴医院去开刀。手术室里有一地秤，我一丝不挂才称了三十五公斤还不到。记得我当时的小腿就跟现在的胳膊差不多。九二年七月一日，我被转到北京第一监狱。十三天后即九二年七月十三日，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抒被关押一年后释放。李鹏看到他加的那句话，便批示公安部“清查到底”。在我开庭时，张抒坚决要求出示他加了那一句话的证词，意思是由他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同意。由于我坚决不同意在法庭上出示张抒的证词，张抒才没被判刑，“取保候审”，不了了之。出狱后，张抒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每月二百元生活费。一发工资他就送一百元到我家，直到我出狱。

宋斌也被关了五个月，后被强行撵出人民日报，现在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做事。

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与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7月号

http://www.botanwang.com/node/43273
来源: 北京之春
作者: 吴学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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