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辛亥年在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
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中國同盟會重要骨幹會議，決定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朝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1月，黃興、趙聲、胡漢民在香港成立起義領導機關──「統籌部」，並在當時的香港屯門青山農場策劃起義，又派人到廣州附近各地，聯絡新軍、防營、會黨、民軍，以備響應；同時在廣州設立38處秘密機關，刺探敵情，轉運軍火，為起義作準備。4月8日，統籌部召集會議，會議議定起義時間為4月13日（宣統三年三月十五日），計劃十路大軍攻打廣州：第一路由趙聲率領江蘇軍攻打水師行台；第二路由黃興帶領南洋、福建同志攻督署（兩廣總督張鳴岐駐所）；第三路由陳炯明領東江健兒堵截滿界；第四路由朱執信領順德隊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徐維揚領北江隊伍進攻督練公所；第六路由黃俠毅領東莞隊員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紀彭領軍策應徐維揚、黃俠毅兩隊；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領陸軍響應；第九路由洪承點派隊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劉古善領隊分途攻守。
因同盟會會員南洋華僑溫生才4月8日同天單獨行動，槍殺廣州將軍孚琦，以及吳鏡運炸藥被捕，原定起義被迫改期。
1911年4月23日，起義組織者在兩廣總督署附近的越華街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趙聲任總指揮（留守香港），黃興任副總指揮。將原定十路進軍計劃改為四路：黃興率一路攻總督衙門；姚雨平率軍攻小北門；陳炯明帶隊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帶隊守南大門。
4月27日（宣統三年三月廿九）下午5時30分，黃興率800名敢死隊員分四路攻打兩廣總督衙門、小北門、巡警教練所和守南大門。黃興率隊攻入總督衙門，決心生擒兩廣總督張鳴岐。不料張越牆逃遁。由於清朝部隊人數眾多，起義隊伍得不到接應，各路隊伍雖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徹夜相攻，但都先後失敗。黃興僥倖脫險。由於實際起義以黃興率部為主，黃興為實際起義領導人。趙聲、胡漢民二十九日率200選鋒隊員出發，三十日凌晨抵達廣州城外，但是大勢已去遂返回。
事後，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多方設法收殮烈士遺骸72具，合葬於城東紅花崗，後改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1932年，查得此次死難烈士姓名達86人。由於習慣，人們仍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孫文在《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評價了黃花崗之役：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為紀念此次起義，3月29日後來被中華民國政府定為青年節。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名單

徐佩旒　徐禮明　徐日培　徐廣滔 
徐臨端　徐茂燎　徐松根　徐滿凌 
徐昭良　徐培添　徐保生　徐廉輝 
徐容九　徐進照　徐褶成　徐應安 
李炳輝　李    晚   李文楷　李文甫 
李雁南　陳    春　陳   潮　陳文褒 
羅仲霍　羅    坤　龐   雄　周   華 
游   壽　江繼復　郭繼枚　勞    培 
杜鳳書　余東雄　馬    侶　黃鶴鳴 
饒輔廷　張學銓　周    增　林修明 
方聲洞　馮超驤　羅乃琳　 卓秋元 
黃忠炳　王燦登　胡應升　 林覺民 
林西惠　林尹民　林   文　 林時爽 
劉六符　劉元棟　魏金龍　 陳可鈞 
陳更新　陳與焱　陳清疇　 陳發炎 
韋樹模　韋榮初　韋統淮　 韋統鈐 
李德山　林盛初　秦   炳　喻培倫 
饒國梁　程   良　宋玉琳    石德寬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其使我先死也，無寧汝先吾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辭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憶後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餘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復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見告 ，我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餘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對，又不能啟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時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則較死為尤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日後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汝旁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為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思。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我，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為幸。

　　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　意洞手書

方聲洞 告父家書
父親大人膝下： 

　　跪稟者，此為兒最後親筆之稟，此稟果到家者，則兒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兒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稟告大人，實為大罪，故臨死特將其就死之原因，為大人陳之。竊自滿洲入關以來，凌虐我漢人，無所不至。迄於今日，外患逼迫，瓜分之禍，已在目前，滿洲政府猶不願實心改良政治，以圖強盛；僅以預備立憲之空名，炫惑內外之觀聽，必欲斷送漢人之土地於外人，然後始大快於其心。是以滿政府一日不去，中國一日不免於危亡。故欲保全國土，必自驅滿始，此固人人所共知也。兒蓄此志已久，只以時機未至，故隱忍末發。邇者與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撲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只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為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 

　　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得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竭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謂保衛身家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惟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為大人分憂，甚為抱憾。幸有濤兄及諸孫在，則兒或可稍安於地下也。惟祈大人得信後，切不可過於傷心，以礙福體，則兒罪更大矣。幸諒之。茲附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書時即遣人赴日本接其歸國。因彼一人在東，無人照料，種種不妥也。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稍輕兒不孝之罪。臨死不盡所言，惟祈大人善保玉體，以慰兒於地下。旭孫將來長成，乞善導其愛國之精神，以為將來報仇也。臨書不勝企禱之至。敬請 

萬福金安 

兒聲洞赴義前一日稟於廣州城 

家中諸大人及諸兄弟姊妹、諸嫂、諸侄兒女及諸親戚統此告別


方聲洞致妻子的信全文 

親愛的穎，我此生最愉快的事便是用這條性命，用這血肉之軀，奮力換取四萬萬中國人的生，換取中華的復活。穎，忠與孝，我選擇前一個字；家與國，我只能妥善保全後一個字。明日，就是轟轟烈烈的三二九，我將撲倒於江湖，血濺韃子。 親愛的穎，午後決鬥，將在督署展開。剛才我還默默的擦槍，抬頭眺望中國的遠方。今後中國要懸掛不朽的青天白日?還是 不朽的滿旗呢?就全看這一場決戰了。你聽，我胸中有一江血，正在咆哮。穎，明日看我。 穎，自你與二十三歲的聲洞結髮為恩愛的夫妻，就將生命加盟，就將一生交給未來的中國。家，你沒有忘；國事，更沒 有忘，不能忘。我知道。我永遠感激，永難忘懷。你腹中懷著我的骨肉，遠在東京待。我知道，我永遠感激。穎，妳知道嗎? 這個國家也懷孕，也待產。不久，妳將看到，看到一個新生的中國宛如嬰兒，呱呱墜地。 

在最後，我對戰死沙場的無數先烈們至上最高的敬意，如果沒有你們，中國絕不會有明天；如果沒有你們，中國絕不會有將來。 

韓國學生運動與民主化

韓國學生運動與民主化

浩然另類

韓國學生運動在韓國近代歷史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從最早爭取韓國主化的抗爭到1990年代的兩韓統一推動，最後再到21世紀對於國家社會各種議題的參與，都有相當顯著的功用，以下就以韓國近代歷史的幾個案例來說明韓國學生運動對韓國的影響：

419革命(4.19혁명)，在1960年4月19日時，因為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為了延長自己的總統任期除了修改憲法之外還以不透明的選舉贏的連任，所以在4月19日的學生抗議示威運動之下施壓，並於當年4月26日辭去大統領職務；如此結果並不是單一事件所造成的，而是由一連串的事件使得人民份而起義，在1960年3月15日，韓國舉行第四任大統領選舉，而自由黨領導人兼韓國大統領李承晚秘密要求全國警察和公務員只能投票給自己，但消息走漏引發學生於馬山市示威抗議，甚至擴大至學生與鎮暴警察的衝突造成一位學生於抗議中身亡，然後在4月18日高麗大學示威學生受到鎮暴警察攻擊之後，學生們和抗議民群聚至總統府抗議，卻被負責警察開槍射擊，進而造成100人死亡，如此，此次事件進而成為全國性的抗議，李承晚甚至還在漢城(首爾)下達戒嚴，但最後還是在受不了壓力之下狼狽下台，這可以說是韓國學生所發起的最早的成功抗爭活動之一[i]。

而在接下來1980年的光州民主化運動(5·18 광주 민주화 운동)和1987年的六月抗爭(6월항쟁)，學生都是扮演著發起者或是領導者的角色，尤其是因為1987年六月抗爭的勝利，最後使得韓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1979年韓國總統朴正熙被自己的中央情報部長金載圭給暗殺之後，副總統崔圭夏繼位總統並在大部份的韓國重要成是發佈戒嚴令以防北韓的入侵，同一年的12月12日韓國陸軍保安司令官戒嚴司令部合同搜查部副部長全斗煥趁亂發動政變並架空崔圭夏總統，在1980年5月17日宣布擴大戒嚴並逮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社運人士，然而韓國大學生們眼看著軍人獨裁又要在韓國上演，所以已開始了一些反抗活動，在1979年11月時，韓國各大學開始恢復先前被解散的「學生總會」，並發動「解除戒嚴，維新殘黨[ii]下台」的遊行活動，時至1980年5月10日，全韓國各大學生會長聚至高麗大學舉行「會長團」會議，達成解除戒嚴和維新殘黨下台的一至要求。

5月14日，數以萬計的大學生開始在全國各地展開示威遊行的抗議活動，然而在光州仍有大批民主示威遊行，希望總統直選並要求全斗煥下台，但全斗煥卻封鎖光州一切對外聯絡方式，並利用國營電台對外宣布光州的示威遊行為反政府叛亂或是「親共主義者主導的內亂陰謀事件」等宣傳，甚至派遣數萬軍人包圍光州鎮壓遊行，最後導致數百至千人的喪生和數千人的受傷或被拘捕[iii]。

1981年韓國爭取到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之後，韓國社會開始要求對光州事件的平反，例如每年的5月18日韓國學生們都試圖舉行悼念會，甚至發生幾起佔領美國文化中心的事件[iv]，從1981年到1985年間發生了幾起在不同地點的自焚、佔領抗議事件，1981年在釜山美國文化中心；1982年在光州美國文化中心幾名大學生從文化中心頂樓自焚後跳樓自殺，已如此方式對美國表示不滿並希望受到國際的重視；1985年在首爾美國文化中心共72名大學生佔領了文化中心四、五天之後被逮捕[v]。

 時間到了1987年的六月，除了學生之外，連中產階級和白領階級都開始走上街頭要求平反光州事件和總統直選，因為在六月初開始韓國各地都開始了一定程度的抗爭，最後在1987年6月9號當時的國奧會(IOC)透過英國的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表示如果韓國的情勢無法降緩，國奧會有可能會取消其1988年的奧運主辦權，最後韓國當時的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在1987年6月29日對外發佈了「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支持韓國的民主化並在同年10月以公投的方式通過了韓國的新憲法，如此也象徵著第五共和[vi]的結束第六共和的開始。

在韓國民主化逐漸明朗且有一定的言論自由之後，學生們開始對其他議題開始表達意見，韓國幾間大學的學生會在1996年以前對於社會運動的參與度是相當高的，為什麼1996年是分水嶺而開始逐年下降呢？因為在1996年發生了一次震撼韓國社會的學運鎮壓事件“延世大學事件”。

1996年以前，韓國大學裡的學生會通常分為兩個較明顯的分支，第一個是한 총련(韓國學生總聯合)，這個學生會所注重的議題是較偏向南北韓統一的議題和活動，另一個是전대협(總大學生協會)，這個學生會和各種工會的連接有較頻繁的接觸，重視的較偏向國內社會民生議題，同事跟我說，在1996年之後的韓國大學學生會就轉向和台灣一般大學學生會類似的性質，也就是注重校內事務和學生福利，對於社會敏感度相較於1996年之前，也就沒有這麼高了。

延世大學(연세대학교)事件要從較早的一個社運組織“祖國統一泛民族聯合”(泛民聯)說起，這個組織成立於1990年，其組織宗旨是以和平交流的方式完成朝鮮半島的統一，而在1992年8月15日“祖國統一泛民族聯合-學生會”成立，而在1994年時，對南北韓統一一直有高度關注的韓國學生執委會宣布服從泛民聯-學生會的領導和組織宗旨，在成立不久之後，其組織在每年的8月15日[vii]都會和北韓的相同組織同一時間分別在平壤及首爾舉辦勝戰紀念日的慶祝會，也會相互派遣代表至對方場地參與慶典，因為北韓並沒有辦法派遣代表至南韓參加紀念會，所以通常都是南韓的泛民聯派遣代表至北韓參加共同紀念慶典，在1996年南韓泛民聯-學生會派了兩位學生至北韓參加慶典。

在1996年8月15日的韓國光復節當天，全國各地凡是從屬於韓國學生執委會下的各個大學學生會都會聚集至首爾的延世大學展開為期三天的慶典，慶典一開始只是一些和平的傳統舞蹈和歌唱表演等，但在過 學生們上台對著警戒的警方演講和挑釁，然而到了最後情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警方開始試圖衝破學生封鎖的延世大學大門，並衝撞逮捕學生，甚至開始發射催淚瓦斯試圖逼迫學生離開學校的建築物內，學生因為被困在建築物內，完全沒有任何補給品，在九天的對峙之後，鎮暴警察一股作氣的攻破了學生所建的阻礙物，進入將學生逮捕，在過程中也有不少學生為了不被逮捕而跳窗而逃，最後，反抗運動結束，大學學生會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也日漸式微了。

所以說韓國的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程度也因為在1996年事件之後漸漸降低，但是如果和亞洲的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意願還是相對較高的，在去年韓美FTA的無預警被執政黨以議會程序的方式強行通過，在當天晚上馬上就有大批民眾聚集抗議，而PSPD當然也是參與活動的其中一員，所以自己也在場；那次的抗議活動算是自己到PSPD之後，第一次參與的抗議活動，因為FTA和許多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那次的抗爭算是較為強烈，而自己也在抗議現場見到許多大學生的參與，就算是女大學生也是不遑多讓，還帶領群眾呼口號，非常積極，雖然有些大學生只是拿著抗議標語在站一旁，但是還是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多公眾事務的關心，我想如此的社會參與文化，不會是一天兩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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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華網，《李承晚政府對平民開槍 燃起韓國人民主鬥爭火焰》，2005年12月13日，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213/12940995.html。

[ii]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少將發動政變奪取政權(5.16事件)，在此之後韓國就進入了近20年的「維新體制」，並在國家安全與國家建設發展的名義之下，解散所有政黨與社會團體，許多人民的基本自由都被限制，開始了韓國的獨裁專制時期，也因為如此崔圭夏和全斗煥的政權皆為軍人政權，並已朴正熙的接班人自稱，所以才會有「維新殘黨」的稱呼。

[iii] 今日新聞網，《鮮血築成的民主牆-韓國民主的轉淚點-5.18光州事件》，2012年5月22日，http://www.nownews.com/2012/05/22/142-2816489.htm。

[iv] 因為在1980年光州事件爆發後，許多消息都只出美國政府對全斗煥政權已血腥暴力鎮壓示威的默許，因此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年，發生了學生佔領美國文化中心的事件。

[v] 朱立熙，《奧運的歷史契機：韓國人抓住了，中國人呢？》，2008年8月9日，http://www.rickchu.net/detail.php?rc_id=1562&rc_stid=14。

[vi] 從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成晚時期制定的第一部韓國憲法開始到現在共經歷了九次的憲法修改，而因憲法的異同而分為六個不同憲法的民主共和國：為第一共和(1948-1960)，第二共和(1960-1962)，第三共和(1962-1972)，第四共和(1972-1980)，第五共和(1980-1987)和最後的第六共和(1987-現在)。

[vii]8月15日為韓國的光復節(광복절)，同一天則是北韓的解放紀念日(해방기념일)。

非暴力不合作：比专制暴力更强大的力量

秦耕
   相信每个看到这个题目的人，首先想起来的就是甘地这个名字。
   甘地公开烧毁了南非英国殖民当局特意发给他这个印度裔人的“良民证”，因为如果你是持有这个证件的“良民”，就意味着你不能坐火车的头等车厢，甚至人行道也只能在看不见白人时才可以行走，只要看见白人，你就必须立即让出人行道专供他们使用。甘地带头烧毁了“良民证”，这是公开“抗拒法律实施”的行为，因此在他们集体焚烧“良民证”时警察用警棍残暴地招待了甘地等人，但暴力未能制止甘地把“良民证”丢向火炉的手，他流血的手颤抖着然而决绝的在警棍的不断抽打下终于把良民证丢进了火炉！甘地这个普通的小律师从此受到了印度人在南非的国大党的注意。他们邀请他在国大党一次集会上做演讲。就是在这次集会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他“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
    在演讲中，有一个国大党成员站起来激动的高呼：“我要杀死他们！我要复仇！”他的激动在会场引起热烈反响。但甘地突然说：“不！”等人群冷静下来，甘地才说：我的意思是我们绝不杀死他们，相反，我要你们承受暴力的打击！我们要用自己的肉身来承受暴力的打击。如果肉身不做反抗并能够承受暴力的打击，那说明暴力不能征服我们！说明我们拥有比暴力更加强大的力量！
    此后甘地几乎荒废了他的律师职业，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以“不合作”方式对抗英国在南非的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法律上。他被捕入狱了。他虽然被关起来了，但其他人没有停止“不合作”，并有更多的印度裔人开始了“非暴力不合作”，于是有更多的人被关进大牢。但这种令英国殖民当局十分困惑的反抗方式仍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他们承受暴力的打击，不做回应，绝不反抗，但他们也绝不遵守“法律”——在人行道上他们不给白人让道，白人怎么打击他们也不反抗，但不管被打到什么程度，只要还有哪怕一丝力气，他们仍然要挣扎着在人行道上爬行。直到有一天，南非总督让警察把作为囚徒的甘地从监狱提到他的官邸，总督问他：我现在就给你恢复自由，但你能让他们停止反抗吗？甘地说：绝不！最后，总督只好说，我将签署一项命令，取消你所反抗的那部法律。甘地说了一声谢谢，正准备再回监狱时，总督又说：打开他的手铐，你现在就自由了。以至于甘地穿着囚服大摇大摆走出总督府时，警卫慌作一团，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大事。
    确实发生了不寻常的大事，只是和警卫们想象的不一样罢了。
    非暴力不合作首次取得了斗争成果。
    甘地决定回到他的祖国印度，他的祖国此时还完全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他要把“非暴力不合作”从南非带回自己的祖国。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存在是最大的邪恶，但甘地决心“不以暴力抗邪恶”。能够坦然面对暴力打击不作反抗但也不向邪恶屈服！在甘地作出回到印度的这个选择中，同时包含了他对监狱生涯的选择。他绝对不合作，但也决不用暴力反抗，坦然面对监牢。你来抓我就抓吧，关进大牢我就在里边呆着。你把我放出来我就出来，但仍然不与邪恶合作！你们把我抓抓放放，我就在监狱进进出出，但殖民当局始终无法从甘地身上看出一丝一毫屈服的可能。有一次法官又要给甘地判刑了，在审判前，法官问他：你为什么放弃聘请律师为你辩护？甘地说因为我要亲自为自己辩护。审判开始后，甘地给自己的辩护只有一句话：我请求本案的法官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判处我以最高刑罚。震惊中醒悟过来的法官问：还有吗？甘地答：就这些了。法官再问：你想收回或修改你的辩护吗？甘地答：不。法官很职业，他这一次果然给甘地判处七年刑罚。在宣判时这位英国法官说：我按照法律判处你最高的七年刑罚，但如果有一天法律需要宣布你无罪，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的了。甘地又一次开始蹲监狱了。
    在甘地针对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印度人私自采集食盐而发起的“食盐自采”运动中，甘地徒步行走500多公里来到海边，亲自采集食盐。他的行动在全印度引起效仿，使英国殖民当局的法律遇到严重挑战。甘地虽再一次被捕入狱，但像早年在南非的“烧良民证”运动一样，甘地被抓并不能使运动停止。如果甘地被抓就可以使其他人开始合作的话，这对甘地恰恰是最危险的，这会暗示当局，只要有人不与殖民当局合作，把甘地抓起来就能解决问题，这只能导致甘地更经常性的被抓；并进一步诱导殖民当局，如果把甘地杀死也许从此就更“稳定”了。现在的情形是，甘地被抓，只能引起更多的印度人“不合作”。这样英国殖民当局只好使用暴力。在通往采盐场的道路上，全副武装的军警封锁了道路，但排队前往采盐场的印度人没有退缩，依然向前行进着。猛烈的暴力打击开始了，第一排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终于有人倒下了，马上有人把倒下的人抬离现场；但第二排的人又上来了，他们向前跨出一步，站在刚倒下的人的位置，承受第二轮的暴力打击。第二排的人倒下被抬走了，第三排的人马上向前跨出一步，又站到了刚才别人倒下的位置……
    在关于甘地的那部电影中，导演曾虚构了这样一个艺术化的细节：美联社常驻印度的记者在目睹了这一壮观的不合作情景之后，激动不已，狂奔到一个街头的老式电话机前，用电话机向国内发送“现场直播”报道：“从早至晚，逗号，人群没有退缩，逗号，一排倒下，逗号，另一排补上来，句号，进入夜晚后，逗号，排队等待打击的队伍越来越长，感叹号……”最后，这位记者激动的大声报道：“印度人自由了！”
    是的，印度人自由了。他们能够承受暴力的打击，暴力不能使他们屈服！他们显示了身上比专制暴力更加强大的力量。直到用棍棒和皮鞭打击他们的暴力之手累得没有力气，直到打击他们的暴力之手因为恐惧而开始发抖！
    专制就将在这一瞬间崩溃。一旦监狱不能使被囚者恐惧，它就形同虚设了；同理，暴力不能使不合作者屈服，它也将突然变得毫无意义。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悟出了水与舟之间的“载覆关系”，前几年还听到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不与水合作”，我不知道是谁“不与水合作”，但中国的“水”至今似乎仍然想不到“不与舟合作” ！但印度民族与中国民族有一个不同就是，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也许本来就缺乏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而只有这种来自灵魂的力量才可以“不以暴力抗邪恶”并不向邪恶的暴力屈服。另一个不同，就是甘地不管在南非还是在印度“不合作”，统治者虽然对殖民地人民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但作为宗主国的统治者自己却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法治、民主国家。也许正是这一点，使邪恶的暴力有一个上限。印度人在禁止集会的法律生效后仍然坚持集会，被军队下令屠杀，惨案发生后，下令开枪的责任人就受到了惩罚。这在一个没有权力上限的专制政权统治的国度，也许是不可想象的。
    但从甘地在南非和印度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中国人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任何民族，不管面对的是外来的殖民统治还是本国的极权专制，事实上他们都有条件在最后的底线上选择不与合作。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共同天性。除非这是一个心甘情愿被奴役的民族！
    能够承受暴力打击的力量，它本身就是比暴力更加强大！它天然的具有比暴力更加高贵的品质。
    2003-4-12

春天，1947

蔡晓林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是艾略特（T.S Eliot）最着名的史诗《荒原》（The Waste Land）的开场白，因为万物本该滋长的春暖花开，我们却站在这块荒脊、被诅咒的土地上，再生只是幻想罢了，一切只充斥着黑暗与绝望。

 

 

纪念被审问至死的学生纪念碑，座落于校园一角。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1947年的春天显然也不是个带来新生与希望的时节，而是在荒原上洒下死亡的种子，这是台湾岛，以及另一个在东北角遥遥对望，同样也是个悲伤岛屿的济州岛，以及其北方的韩半岛永远无法忘怀的。

 

 

作为东太平洋上两个不停被覆盖在在强大邻国的阴影下，且皆被太阳帝国所殖民过的台湾与南韩，1947春天年以来，两座岛屿更是在战后皆被自认为是祖国的政权接手（尽管背后有另一个更大的帝国在操作），却遭到同样，甚至更残暴的暴力对待，在成为东亚民主难得奇迹之前皆经历了长期的、痛苦的奋战：在台湾从二二八事件开始，直到长达将近四十年的白色恐怖，至八零年代的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郑南榕事件、党外运动等等一连串的抗争，才压垮了威权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朝着民主之路前进。

 

 

就在台湾爆发了二二八冲突的隔天，同样在脱离殖民政府后被新政权接收的南韩，各地反抗美军执政与新政权的声音相当强烈，尤以向来被视为最边缘的济州岛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其人民在纪念“三一独立运动”的游行间与警察意外产生冲突，六位民众的丧生于警枪下作为事件的导火线，导致了1948年四月三日武装抗争的“济州四三”：南韩威权政府为压制武装抗议，持续了六年的屠杀，直到韩战休战才宣告真正地终结，济州岛一共三十万的人口中即有三万人遭到罹难，甚至许多是不到十岁的学童，也不为放过。

 

 

从济州四三作为一个起点，南韩先是经历了韩战的荼毒，又经历了不同的独裁者李丞晚、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的掌控，而同样直到在八零年代，发生了震惊世人的光州事件，将近两百位市民丧生于军人的枪火下，随后也爆发了工人运动、六月学生运动，也才走到今日。

 

忠魂升天像，纪念为国死去的前人。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今年寒假我有幸拜访首尔，参观了不少历史纪念博物馆，想多找寻关于四三事件的始末，却很可惜、很伤心地发现，这段历史似乎也被遗忘了。随同的韩国朋友表示，因为济州事件牵涉到国家暴力，又与共产党有关，因此在历史上，它的重要性被抗日与韩战所掩盖了：异族与意识型态上的敌人远远比国家给予自己人民的暴力更为险恶。

 

 

只是同时我也看见，南韩在处理历史伤痛与转型正义，比台湾远远积极得多。济州四三即使不被刻在博物馆的墙上，关于它的真相直到今日仍在努力调查中，一位韩国学者李银珠如此表示：“我们无法称济州四三为一个事件，因为在‘事件’这个中性用语当中，会有我们尚未发现的历史，将永远被埋藏起来。”而在第一学府首尔大学校园内，铺了一条“民主之路”（Path of Democracy），沿着路线可以看见许多纪念贡献、丧生于社会改革的首尔大学学生之纪念碑，且直至今日经常还有许多无名人士前来献花；反观台湾大学，却连陈文成博士的纪念碑也无法立成。在韩国，光州事件的题材可以被拍成MV和由韩流明星主演的畅销电影，但在台湾，当我们思考着要寻找什么大众媒介能够介绍台湾独特的历史经验时，想到的还是只有数量稀少的纪录片与艺术电影。在历史教育上，在南韩的许多历史纪念博物馆，总是看到小学教师带着成群的小学生们一一讲解过去关于这块土地的历史与伤痛，即使许多爱国式的历史再现方式令我感到难以置信，在台湾却是不少人不停质疑台湾历史的重要性，以及每逢谈起“二二八”、“白色恐怖”，人人总是说：“都过去了，为何一再提起炒作政治？”

 

 

首尔大学民主化之路地图。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或许这些历史伤痛确实曾被政党拿来作为工具，但我认为绝不能因此放弃记忆以及转型正义的必要，哲学家乔治·桑塔雅纳（George Santayana）曾云：“未能记取过去教训之人，必受重蹈覆辙之苦。”我们该问，当今的台湾，真的记取了教训了吗？我私心认为最可惜的是，即使有部分历史很可惜地被多数人遗忘了，在同样从威权转为民主政治的南韩，至少他们还深刻地记得日据时期的伤痛、韩战的伤痛、甚至光州五一八事件的教训，而对台湾多数人而言，二二八，仅仅只是多了一天假，甚至我们要求不要再提起那些“过去的事”。

 

显忠院，每年将定期于此举办纪念活动。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曾有朋友问我，“每年看见那些家属们都要再来哭一次，难道我们不能超越过去吗？”我想转型正义追求的不是以牙还牙，但正因为我们无法去指明犯下这些罪刑的凶手是谁，以及套用社群主义的说法，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过去一刀两断，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记忆以及再记忆，势必让这些曾经深刻发生在我们所生长的土地上的史实，成为永久的集体记忆，以让悲剧不会再度上演。曾经在课堂上讨论到当今台湾社会的新住民问题，如果我们不谨记族群冲突的历史教训，能保证不会再度发生一次十年后的二二八吗？

 

 

我曾听闻在南韩的光州市，小学生在路上都会喊着“五一八”，在首尔则是亲眼看见了国家如何用历史养成强烈的民族主义。我想台湾不一定要走上这条道路，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转型正义与历史教育，确实不如有着如此相似经验的南韩。我想这是在当今台湾与南韩经常在运动、经济竞赛上相互视对方为对手之余，我们必须要仔细思考的：为什么南韩做得到，台湾却还有一段路要走？

 

 

艾略特的史诗命名为荒原的典故来自于凯尔特传说中一个受伤的国王，他的领土也随之荒脊，自悲伤的1947年，如今已经过了六十余年，受伤的国王应该已经治愈了吧！只是或许有些荒原遗留下的残骸，还尚未被清除，愿在美丽的岛屿上，可以尽快迎接一个更美好的春日。

蔡晓林

作者目前就读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双主修社会学系。在着迷于西方文化与文学之余，也开始关注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及她周遭的国家。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