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7日星期日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2016年度“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获得者名单及情况简介

今年是天安门民主运动27周年,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六四”受难者,给他们家庭一个希望,“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颁发第七届“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详情如下:
一、成长金获得者名单及救助金额
1、赵XX(赵常青先生之女,1岁),1000美元
二、助学金获得者名单及救助金额
1、高XX(高晓亮先生之子,上海市X小学三年级学生),1000美元
2、陈XX(陈卫先生之女,四川省X中学三年级学生),1000澳元
3、孟X(孟中伟先生之女,河南省X中学高二学生),1000澳元
4、隋XX(隋牧青先生之子,广东省X小学二年级学生),1000澳元
5、马XX(马强先生之子,陕西省X小学六年级学生),1040澳元
三、基金获得者家长情况简介
1、赵常青先生:1969年4月6日出生,陕西省商洛市人。八九民运期间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六四”屠城后被关押于秦城监狱4个月。自1989年起,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自由,赵常青先生多次坐牢,但义无反顾。赵常青先生的妻子刘晓冬女士于2016年5月携子逃往泰国,经人权组织营救目前定居在美国旧金山;刘晓冬女士8月份产下一女孩。
2、高晓亮先生:1968年11月6日出生,浙江省温州市人。原为上海市生物制药厂工人,1989年5、6月间,在上海成立工人组织,积极参与集会、游行、静坐,声援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1989年8月19日被捕,同年11月23日被上海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决定以扰乱社会秩序”劳动教养2年,1991年8月18日获释。出狱后高晓亮先生继续从事民运活动,1992年8月与姚凯文先生等人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大陆总部”,1993年5月26日再次被捕,最后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2年5月25日刑满释放。由于“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高晓亮先生在第二次坐牢期间两次被电击,多次关禁闭,并被管教指使的刑事犯殴打,以致长年便血。2002年出狱后,高晓亮先生一直做清洁工,2006年结婚,次年生育一子,妻子在一百货公司做客服员,月薪2000元,他本人现在依旧是清洁工,月薪4000元。由于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一家三口只好和父母挤在一个老式的两居室里。
3、陈卫先生:1969年2月21日出生,四川遂宁人。1989年民运期间,系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为北京理工大学胡耀邦治丧小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髙自联常委、秘书长和绝食团团长,“六四”屠杀后,回到老家遂宁,与刘贤斌等同学一起筹划成立地下高自联,不久被捕, 送回北京关押秦城监狱“收容审查”,1990年12月获释,被开除学籍。1992年因筹划“六四”3周年纪念等活动再次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5年,1997年获释。获释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2011年2月21日,陈卫被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关押在遂宁市看守所,并被遂宁警方抄家;3月28日,被遂宁市检察院批准逮捕;12月23日,被遂宁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陈卫与妻子王晓燕于1999年相识,2000结婚,2002年育有一女,目前王晓燕靠做零工的收入维持母女的生活。
4、孟中伟先生:1968年11月4日出生,河南郑州人。1989年民运期间,系郑州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组织并参与郑州大学“高自联”并任常委,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于1989年9月21日在学校被郑州市公安局抓捕,收容审查,当年12月26日获释。获释后返校被处分“留校察看一年”,1991年7月毕业,获大学毕业证书,无学士学位资格(根据教育当局规定,被处以记过以上处分者,只颁发大学毕业证书,取消学士学位资格)。1992年9月9日因参与胡石根“组党”案被捕,被郑州市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案”判处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5年12月21日刑满获释,释放时已被超期关押1年多。孟中伟第二次获释后从事过许多工作,但自2013年至今无业,目前一家三口的生活来源完全依靠做教师职业的妻子的5000元收入维持。
5、隋牧青先生:1968年10月12日出生,吉林通化人。“八九民运”时系中国政法大学三年级学生,因积极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于当年9月被捕,被收容审查,关押在东城分局收容所,1990年1月获释。2015年7月11日,在官方全国统一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中被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走,后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目前一家三口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其妻子做商业律师的收入。
6、马强先生:1970年4月14日出生,北京市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系北京市公汽五场工人,积极参与“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于6月3日晚参加“工自联”的救护队,抢救运送受伤的市民和学生。当年6月6日,派出所民警带着戒严部队士兵闯入马强先生家抓捕,恰巧他不在家,得知要被抓捕,马强于6月7日逃往陕西榆林,6月24日被陕西榆林的警方和部队士兵抓获,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回,并关押在“炮局看守所”收容审查11个月,1990年4月底释放。2002年马强先生结婚,2004年育有一子,妻子在X单位做服务员。20多年来,笔名为“西域武僧”的马强先生一直奋战在国内维权抗暴的最前沿。
四、所有救助款项均已发放到位
五、后援会账号:
1、转账
开户银行:COMMONWEALTH BANK
开户名称:SUPPORT NETWORK INC
开户账号:062293 10141541
2、邮寄支票
支票邮寄地址:
Liyong Sun
4/21 Mayberry Cre Liverpool
NSW 2170
Australia
(注:支票抬头请写明:SUPPORT NETWORK INC)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吴仁华(美国)
手机:+1 626 327 8855
邮箱:yenhua2000@yahoo.com
2、孙立勇(澳大利亚)
手机:+61 433348606
邮箱:liyongsun8964@hotmail.com
        Liyongsun8964@gmail.com
七、衷心感谢
1、衷心感谢美国的莫逢杰先生和张小姐(各捐助500美元;该合计1000美元捐款的受助人为赵常青之女)!
2、衷心感谢美国的Y先生(其1000美元捐款的受助人为高晓亮之子)!
3、衷心感谢澳洲的SACDSG(共捐助2600澳元:1000澳元的受助人为陈卫之女;1000澳元的受助人为孟中伟之女;600澳元的受助人为隋牧青之子)!
4、衷心感谢澳洲的ZPFamily(捐助400澳元;受助人为隋牧青之子)!
5、衷心感谢中国大陆的陈子明(已故)、王之虹夫妇(捐助640澳元)和澳洲的夏益先生(捐助400澳元)!其捐助的合计1040澳元的受助人为马强之子。
八、真诚希望
我们希望更多的海外朋友投入到救助27年前的那些英雄们的子女们这一人道主义行动中来。我们一贯认为: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我们自己!
谢谢大家!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于澳大利亚悉尼
2016年11月20日

2016年11月10日星期四

中国环保活动家群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里,在绿树成荫、以气候温和出名的中国南方城市昆明,市长李文荣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几百名愤怒的示威者在市政府门外游行示威,这是数周来的第二次。游行者在楼外高呼了四个小时,加之警力不断增援,李市长决定走出政府大楼,直接劝说群众。
示威者的诉求明明白白,希望李市长让昆明某下属县在建的大型石化厂停工。抗议群众尤其关注石化厂生产对二甲苯(应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工产品)时附带排放的污染物。
正当李市长竭力劝说抗议群众之际,他发现群众同样在游说他这个市长。群众想知道的是:为何该工程未经广泛征询民意就匆忙上马?本地报纸为何不允许刊登相关批评文章?为何不举行公投,让民众投票决断此事?据现场群众描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轰向”李市长。
在层层严密安保下,铁青着脸的李市长亲身经历了因为环境问题而造成的窘境——随着环境抗议事件不断增多,中国政府正面临这样的窘境。一方面,国家领导层已经公开承诺要治理污染沉疴——在过去三十年中,污染问题始终伴随着经济发展——而环保主义者也怀着相同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环保运动所展示的力量也让中国当政者极度不安。
昆明今夏的抗议活动与全国各地发生的几十起抗议活动大同小异——若不是中国新生社交媒体发挥巨大影响力,昆明抗议事件或许永远不会发生。示威者查清了石化厂项目,决定通过微博(Weibo,类似Twitter)以及微信(智能手机的即时短信服务)互通信息、统一行动。尽管石化厂项目仍在兴建之中,但李市长的执政风格至少发生了一大变化——如今他拥有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环保活动家常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视作环保事业的转折点。“微博出现之前,中国百姓就像一地碎玻璃,无法积聚力量,”环保活动家邓飞(见右图)说,他拥有近400万微博粉丝,利用该平台组织发起了从慈善到环保的各种活动。
小小的微博信息都能演变成大规模活动。今年早些时候,邓请求自己的粉丝把各自家乡受到污染的河流与湖泊照片贴到微博上。铺天盖地的照片立即引发媒体的一系列文章,让个别地方政府无地自容,不得不采取行动清理河道。如今,邓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成立的众多环保与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主要依赖网络上的支持设立的,资金也主要通过网络筹集。邓飞是总部位于香港的新闻类杂志《凤凰周刊》(Phoenix Weekly)旗下记者,他最新成立的组织是8月刚刚发起成立的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China Water Safety Foundation)。
“不管你身居中国何地,只需四秒钟,你在网上张贴的东西就会传遍全世界,”他说,我俩谈话时,他仍不时摆弄自己的iPhone手机。“我一直认为微博是上帝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赋予我们更大力量及更多权利,让我们快速凝聚在一起。”
中国公民在污染问题上很快汇聚在一起,因为污染规模触目惊心。就空气污染而言,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座城市,有七座在中国。中国每年因雾霾导致100多万人早亡。水资源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官方数据,中国主要河流有三分之一水域污染严重,不适合人类使用。大片国土受到重金属污染,但总体污染程度不得而知,因为政府把国土污染信息视作国家机密。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污染源多为厂矿及电厂——它们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过去三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突飞猛进,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规模的污染成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与早先的英美等国并无二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种用污染的代价换来的发展已经得不偿失。李克强总理今年早些时候曾说:“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许多官员警告说,中国的污染问题已演变成社会不安定源头,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今年七月,北京宣布,除每年正常划拨的几十亿人民币资金外,正着手制订解决空气与水源污染、耗资3.7万亿人民币(约合3800亿英镑)的宏伟计划。
拜“邻避主义”(nimbyism)、日趋觉醒的环保意识以及社交媒体所赐,近年才兴起大规模公众环保运动,为官方控制污染的努力增添羽翼。中国的重工业已经感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昆明等地抗议活动引起广泛关注后,政府担心引爆社会潜在的不满情绪,于是暂停了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工业项目。今年七月,投资规模达60亿美元的广东铀处理项目在引发抗议活动的次日被取消。今年八月,深圳一个火力发电厂项目遭遇同样结局。
包括北京一个著名污染监测团体的创始人马军(见上图)在内的诸多环保活动家把北京有毒雾霾天气视作改变公众环保观念的重要“警钟”。有好几年,公众知晓北京实时空气质量的唯一信息来源是美国大使馆楼顶的监测站,它每小时在微博与Twitter上发布相关数据。2011年,北京市民也要求市政府每小时公布污染数据,而不是守口如瓶。一年后,北京市政府公布相关数据,这是个里程碑的胜利。“数据公布,引发了真正的滚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s)。老百姓意识到这是真污染,而非一般雾气,”马军说,他指的是过去人们通常把雾霾视为一般雾气。“如今每个人都看到这个数据,开始面对现实。”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也是引发越来越多人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另一大原因。“他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不管你生活多富有,你无法呼吸到清洁的空气,”马军说。“如今这关乎日常生活,关乎日常与孩子的谈话,孩子可能只能关在家里。”
几年来,马军一直致力于推动污染的透明化,因为他坚信一旦相关数据公之于众,社会压力就会顺势发挥作用。七年前,他在北京发起成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搜集官方污染数据以及环境违规记录。他笑着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中国上市公司的污染数据库。“只需输入股票代码就一目了然,”他说。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都上了他的黑名单。对国有企业施加影响比较困难,对方通常比监管方环保部门更有势力。马军觉得向广大股民呼吁可能更有效果。
距离其北京办公室1000多公里之遥、位于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地方,几十家正对着沙漠的小型化工厂处于关停状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气味,但登录马军数据库后,发现这个腾格里工业园自今年三月以来就处于关停中。原因是:该园区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所有的化工厂都直接把污水排入沙漠中。
“没人生活在沙丘地带,因此这些化工厂觉得,‘太好了——这是最理想的排污地,”一位面色红润的蒙族牧民说,他在这儿长大,就出生于离此地几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压根就想不到巴依尔(Bayar)会半路杀将出来,”他调皮地笑着说。
巴依尔(见右图)是当地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中学都没读完,但最近两年来,他一直是工业园的眼中钉、肉中刺。与多数蒙族人一样,他只有名。在中国各地干了几年临时工后,他两年前回到自己的家乡,眼前看到的一切让他异常震惊。“这儿过去是非常好的牧场,但我打工回来后,发现空气质量差得让人窒息。”
他决定对化工厂的排污行为采取行动,他认为这是污染当地地下水的罪魁祸首。县政府与当地报纸对他的诉求置若罔闻,他于是求助网络,联络北京的环保活动家。终于有了回应,一传十,十传百,几个月后,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该工业园污染情况的一个小短片。就在同一天,所有的化工厂被勒令关停。
“突然之间,我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巴依尔回忆说。“担心太多事。”他的电话遭到监听,自家车道遭监视,村长开始每天“莅临”他家。然而,驱车经过那些锈迹斑斑、看上去已遭废弃的化工厂时,他似乎对这个结果非常高兴。
环保运动没有显著的领头人:它是由巴依尔这类人汇聚成的滚滚洪流。当然也不乏局限性,化工厂关闭几个月后,巴依尔意识到它们实际上还在夜间偷着生产。另外在该地区新建两座巨型石化厂的计划仍在继续推进。
另一挑战是这些公民环保活动家鲜有扎实的科学知识背景,微博上的谣言常被误传为事实,导致错误信息大肆扩散。(山东省25家企业向地下偷排污水的指控排除后,邓飞近日不得不选择退缩。)
还有,这种新出现的自主举行抗议活动的权利能维系多久,仍是众说纷纭。马军说:“我们每天都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抗议示威的空间有多大?”‘政策红线在哪里?”9月政府发布规定:在网络传播“不负责任谣言”者将被处3年以下徒刑。规定公布后,有好几位知名博主遭到拘押——其中就包括曾在昆明抗议活动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一位博主。
“你无法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记者出身的环保活动家邓飞说,他指的是微博。“政府如今已经明白这一点,意识到无法围堵公众意见,只有靠正确引导。”但举办环境抗议活动时,公众意见通常直击要害,令地方政府颇为难堪。中国的地方政府通常与重污染产业关系盘根错节,来自这些产业的税收使城镇政府维持正常运转。在中国很多地方,老百姓希望曝光的东西往往就是当地主政者——如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的李文荣市长——不愿正视的东西。
何丽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Wan Li补充报导。
译者/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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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

学习一下德国人民的翻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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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柏林墙的故事
  最近常听到有人抱怨穿墙太麻烦,俺心里就嘀咕:你要是知道当年德国人民翻墙的艰辛和危险,或许就不会再抱怨翻GFW这堵墙的麻烦了。
  说到德国人的翻墙,比较关心政治的同学应该会联想到大名鼎鼎的“柏林墙”(具体介绍见“这里”)。从某种意义上看,东德共党在60年代建造的柏林墙和中国共党在21世纪架设的 GFW 真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堵“墙”都是用来阻止本国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各位同学们目前的处境,和当年东德老百姓的处境也很类似——都在挖空心思琢磨翻墙之术。
  有鉴于此,俺今天特地献上当年收藏的一篇翻(柏林)墙的老文章(附在后面),希望给那些正在翻墙或者准备翻墙的同学打打气,鼓鼓劲。为了追求自由,突破 GFW 的那点麻烦算得了什么(翻墙的入门介绍在“这里)!记得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句台词: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俺借用一下,篡改成:追求自由的人,总能找到“墙”的突破口
  另:此文的作者已不可考(至少俺是没考证出来),不过里面的事例可能摘自“北明”发表在“中国报道周刊”(被墙)的一篇文章(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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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柏林墙的故事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肯尼迪《柏林墙下的演说》,1963年6月25日于西德市政厅柏林墙前。
  德国的柏林墙是东德于1961年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的围墙,目的是不让东德人逃入西柏林,在柏林墙建立之前,大约有250万东德人逃入西柏林,1990年柏林墙被拆除,随后东德加入了联邦德国,两德实现了统一。
肯尼迪曾评价柏林墙是“世界上第一堵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家百姓的墙”。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是肯尼迪,冷战这样的大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在这堵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
  仅在此记录自己了解到的一些故事。常觉得,我国和西方的历史,记录很不一样。在我国的历史记录里,少有这样详尽,乃至繁琐的小人物的记录。所以读西方的历史,经常觉得过于平淡,过于拘泥细节而不见大方向。然而,却自有一种力量在。柏林墙的故事,在西方的历史里,感觉不但不惊天动地,或者剑拔弩张,反而竟然多有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又一个“中国长城”


  万没有想到,在柏林墙纪念馆会读到我们中国的名字。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1年8月,一个沉闷的夏天。对于大量东德人经柏林逃往西方已经忍无可忍的东德人和苏联人搞了一个漂亮的偷袭。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应该说,这个以我国长城命名的工程,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柏林墙正式树立了起来。
  不过上帝实在会开玩笑,就在柏林墙的修筑过程中,东德人就开始了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的“柏林墙传说”。东德人的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神,给柏林墙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千古之迷,到底是先有柏林墙,再有翻越行动,还是未等墙树起来,就已经开始了翻越,竟然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了。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在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但就在13日,最早明白过来的东德人已经开始用生命搏击柏林墙,当天,一位技工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进了西柏林,有人跳进运河游到了西柏林。然而,天意弄人,谁也没想到记录他们踏上西德领土的时间。
  13日上午,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同胞投掷自己的通行证,身份证件。到苏联军队能够阻止这一举动前,数以千计的证件已经被扔到了东德同胞的手里。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间偷渡逾越了柏林墙。
  13日下午,柏林墙树立以后,第一个逾越柏林墙的人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但是,三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是尽职的,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的枪,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这次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奔跑的能力,面对三个警察,结局已经注定。
  然而,上天决心要给大家看一幕喜剧而不是悲剧。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三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著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沿东德西德的边境修筑的,而是偏东德一侧,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你越过了柏林墙,你仍然在东德土地上,警察和军队仍然有权力和能力开枪将你击毙。当时那三位警察并没有越界,他们大可以合法将那个青年绑回东德。然而,面对这柏林墙上的第一次交锋,他们误会了,害怕了,那个青年简直是奇迹般的竟然这样逃脱了已经笼罩住了自己的厄运。这是第一个通过柏林墙的逃亡者。也许这第一个人就定下了逃亡柏林墙故事的基调。
  在柏林墙传说里,有眼泪、有悲壮、有无奈;但同样也有幽默、滑稽和令人含泪微笑的故事。

最可爱的人


  要说最可爱的逃亡者,颇有几个竞争者,首先是两位大情圣:一个是阿根廷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大家看看他们逃亡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也就是他们能做出来,死脑筋的德国人就是再有几百万人逃亡,也做不出这么幽默的计划来。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在东柏林的两位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于是计划诞生了,把自己的亲爱的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西柏林就行了。
  说干就干,澳大利亚人就这么把自己的新娘子接到了西柏林。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不存在什么幽默了。但是这时候,阿根廷人出场了,他充分表现了南美人民热血沸腾,但不爱动脑子的特点,他认为这个计划不错,也想照办。所谓照办,真的是照办,他居然连车子都是直接找澳大利亚人借的同一辆车!说起来也是,这么矮的车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是,他一点伪装都没有做,连车牌都不换,就这么开了去。
  阿根廷人开著这辆已经被报纸报道得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车,大摇大摆开进东柏林。东德警察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眼熟,但是谁也猜不到天下还真有这么大胆的人。警察问:“这车,以前是不是来过东德?”阿根廷人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当然没有啦!”警察自己也糊涂了,大手一挥,放行了!结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同一辆车,把另一对情侣,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西柏林。
  在他们举行婚礼之际,悲愤的东德警察把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从栏杆下面再钻出去!

最悲惨的人


  写可爱是容易的,面对冷酷的现实,人类用自己的信心,幽默来反抗,说起来即使是最大的冷酷,也压不下那希望和温暖。然而要写悲惨,实有些下不了笔。
  柏林墙的逃亡者中,那些“功败垂成”者无疑是悲惨的。1961年,18岁的彼得·菲西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我不知道东德的警察是一时不敢承担责任,跑去请示上级,还是真的就已经下了杀心(我宁愿相信是前者)。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上千群众怒吼著。西德的警察冒险跑到柏林墙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极其危险的,柏林墙西侧依然是东德的土地,警察已经“越界”,完全可能被枪击)把急救包扔向彼得。但是太晚了,彼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彼得终于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了,在他蓝眼睛里最后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50分钟以后,东德警察抬走了他的尸体。
  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有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穿透力极强的子弹,民用的车壁,车门根本就是nothing,香港电影里躲到小轿车后面就可以逃开对方射击的镜头完全是搞笑。所以,用这个办法冲击柏林墙的人,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设防的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争取一次严重交通事故的机会!
  这里的故事太多,最悲惨的,一是在离墙最后一米处熄火的那辆装有数十人的大客车。二就是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伙同样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 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著!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迦南西柏林!他是一个成功者。
  柏林墙在两德统一后完全拆毁,后来联邦政府作了很大努力说服人民同意在原址重建了一段70米的“柏林墙”作为警示,图中十字架是企图越墙者的墓碑,为纪念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把他们葬在这里让人凭吊。在28年中,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潜渡施普雷河时被枪杀。
  这个镜头我也看了,说实话,在那样的动荡,混乱,和快速行驶中,每个人都被颠簸得相当厉害,硬要说那个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动作是布鲁希克自己作出来的而不是别的原因,我感觉实在是勉强。但是,谁又愿意继续辩论下去呢?谁又不希望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是快乐呢?德国人如此不严谨的结论很少,却少得可爱,少得美丽。
  柏林墙倒塌以后,新建成的文化宫,专门采用了很特殊的设计。建筑之间均用伞状结构连接,整个原来的柏林墙东侧“死亡开阔地”被全部笼罩在保护伞下。成为了伞下的广场。
  我的德国同学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广场上,无数逃亡者因为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好强行穿越在火力控制下的广场而失去生命。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民提供隐蔽物了,尽管,已经太迟,太迟……
我无话可说。

咱们德国人都是工程师


  上面那篇太沉重了,来一点轻快的。
  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要按现在流行的歌来唱,那就是:“咱们这嘎都是德国人,咱们这嘎特产工程师,咱们这嘎香肠配啤酒,咱们这嘎都是活本茨”(本茨,即奔驰汽车创始人,德国工程师)。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
  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 - 水 - 艇!
  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质量如何?我看可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同学说了,5个小时是不是太长了一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试试拿个小摩托的马达去潜水看看。
  这小潜水艇当然是一个奇迹,该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不过小潜水艇也就算了,后面来了个更狠的,逃亡中一不小心,楞搞了个吉尼斯记录出来。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著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一直到建立家庭实验室,最后成功的在家庭的后院里制作完成了这个高达28米的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发挥了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 - 气 - 球!”
  苏联空军的“苏”、“米”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问题是,当气球被发现以后,两家人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这一“紧急降落”,就谁也摸不准方向了——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估计在他们数年的学习中没有心理学的功课,面对未知的前景,8个人都失去了验证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已经没有勇气亲自揭晓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还有一个地下逃亡的工程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它是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这条隧道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就是说,这隧道先如挖井一样,向地底直着往下挖12米深,然后在开始往柏林墙方向挖。隧道的进口,设在一所房子后院的厕所里,而出口是一个老点心面包店的地窖。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否则,在这种秘密状态下,太多的土将无法化解在屋子里。大量的土用小推车运送到地道口,再拉上井,分散在屋子里。一共有36个青年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由此营救出了他们的未婚妻和朋友,以及他们全然不认识的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隧道不是从东柏林往西柏林挖,而是由西柏林往东柏林挖。之所以仍然要秘密地处理挖出来的土,大概是因为在救出所有要救的人之前,仍然需要小心谨慎,不走漏风声:谁知道西柏林是否有东柏林的间谍?
  但问题是,如果从东柏林往西柏林挖,出口可以不必忧虑,反正只要到了西柏林,那里都是自由的土地,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来。但是从西柏林往东柏林挖,出口就必须事先设计好,必须正好是一个隐蔽的出口。
  这些西柏林的营救们,是怎样使出口正好挖通在一个房子后院的厕所里的呢?他们又不能公然和秘密警察监视下的东柏林一方联系、讨论;就是秘密联系讨论也不可能公然测量距离、方向和位置;就是公然测量了,又怎样方位、距离分毫不爽地可可从人家后院的厕所里挖出?
  这应当是工于计算、思维精密、办事严谨的德国人逃亡到西柏林的又一个杰作。
  这项秘密工程不声不响地进行了六个月。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从开始挖土,到逃亡者最后爬出隧道,在12米深的井口下坐着缆绳,始见西柏林的自由天日,人们为这一工程全过程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传递当时的作业情况,还向后人传递着另一种信息:救助者们在挖下第一铲土时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成功,而且只能成功,否则,这些照片随时可以成为治罪的证据。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


  下面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些事情,你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
  如果让你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箱?底盘?座位下面?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那里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从引擎中逃亡柏林墙的东德人可以作证。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先生描写的什么“缩骨功”也相形见绌。
  据资料显示,他们都是把自己扭曲成,成,很难说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什么形状了。总之他们就好象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1-2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如果放一个快镜头,简直就是《终结者II》的翻版。
  在录像上,一大群西德的热心人在旁边帮忙。但是很快,“不许帮忙”就成了规矩。因为逃亡者的姿势实在太古怪,只能由本人来逐渐恢复。没有经验的人只能是越帮越忙。

  在香港电影里,警察或者匪徒,经常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驶过的汽车顶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电影,对于柏林人却是生活的一部份。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著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准备失望的散去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了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的一跃而下……
  再后来,由于柏林墙西侧仍属于东德,接应的西德人算侵犯了东德领土,跳楼者又改用汽车接应。顶部预先布置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著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又马上退回西柏林内部。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某位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柏林墙的倒掉


  历史的进程到了1989年下半年,东德已经是强弩之末。由于东德政府7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指令性经济、农业全面集体化、强力发展重工业、严厉打击国内反对声音的经济、政治政策,导致经济发展几乎停滞,210亿美元的外债债台高筑、东德马克内债累累,环境污染严重,人民生活贫穷压抑,严重的不满情绪早以深深埋伏在社会民心之中。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
  这一天,就象上紧了发条的钟表,突然失去指针,滴滴答答的钟声尤在,却不知何始何终——柏林墙的两面人山人海,鸦雀无声。
  面对这堵耸立了28年,阻绝两德人民,制造了无数悲欢离合、生死哭歌、惨重牺牲的血墙,人们无法判断的是:当制造它的独裁政府部门和官员辞职的辞职,改选的改选时,柏林墙辞职了吗?它是否仍然戒备森严?它还能随意射杀越墙的逃亡者吗?自动射击装置是否完全解除?密堡暗碉里的岗哨是否仍然轮流值班?带缰绳可以自由追踪100米的警犬是否正严阵以待?
  没有任何官方的媒体报道这些与人们生息密切相关的消息。柏林墙依然无声地矗立着。它两面成千上万被阻隔的人们遥遥相对,心中纵有万马奔腾,脚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是继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又一个历时转折的关头。而历史在这一瞬间干脆停下了脚步,为的是让人们记住它的沧桑。
  不知道渴望自由的人们同这面血墙对视了多久,终于有一个东德的青年人,壮着胆子,往那禁区的空地,试探着,迈出一只脚……
  没有反应。让脚落地,移动身体重心,再迈出另一只脚……
  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警戒方面的反应。
  小伙子双脚落在东柏林境内的禁区,人,暴露在自动枪击射程之内。
  柏林墙两岸,无数双眼睛被这年轻的躯体所抓住,人们不约而同屏神静息等待着……要么枪声乍起,又一具尸体倒卧在血泊中;要么人民淹没、踏碎这围墙。
  小伙子不急不徐,却一步千斤,载着两德的万众一心,牵着两德张开的手臂,在众目暌暌之下,从那片社会主义东德境内的边境开阔地,一寸一寸、一米一米走向资本主义西柏林境内。
  这应当是德国历史上,街头上最安静最紧张的时刻了。
  当小伙子在身前身后人山人海的无声的注视下,终于接近柏林墙,奋力攀上墙顶,预期的枪声仍然没有响起,紧张的人们却沉默得几乎要爆炸。
  然后,西柏林一边向这位以命相抵、探试自由的青年人伸出了丛林般的手臂;然后,小伙子双脚结结实实踏上了西柏林自由的土地。
  一瞬间,柏林墙两岸人声鼎沸,心旌摇荡,激动的情感潮流如洪水决堤。人们相互拥抱接吻,相互重复诉告着那个刚刚发现的不可思议的事实:
柏林墙解放了!
它的警卫事实上已然解除!
它已经全然不过就是一堵墙而已了!

  两德人们相互拥入对方,成千上万的人们彻夜不眠地享受着亲友重逢的喜悦。两德人民拥满柏林墙墙上墙下墙东墙西,人们举杯相庆,奏乐狂欢,欢乐的自发的庆典持续数日,节日的气氛经久不消。
  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且,是喜剧性的结束)人间的故事,如柏林墙这般悲惨的并不少,能够最终这样收场的,已经很不错了。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被关注着。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痛苦竟然是完全默然的。
  柏林墙倒下了,东德人终于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自由。然而,类似的悲剧却并没有在这里地球上结束。我们看到在远隔德国万里重洋的另外一个国家,依旧有一堵用来对付自己的百姓的墙巍峨耸立着。唯一的区别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甚至不知道这堵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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