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
2018年3月16日星期五
冬季夏令營——俺的一九八九之後
冬季夏令營——俺的一九八九之後 (1)
一九八九年六月末的一天，我做完了一單婚禮攝像生意。
騎車回到家住的胡同口，發現路邊停著一輛桑塔納警車，車牌號是省城哈爾濱的。我心裏一涼：終於把警察叔叔盼來了，日本船——丸（完）了。
騎車回到家住的胡同口，發現路邊停著一輛桑塔納警車，車牌號是省城哈爾濱的。我心裏一涼：終於把警察叔叔盼來了，日本船——丸（完）了。
我剛要轉身溜之乎也，卻看見妻子抱著孩子站在院子門口。她正和鄰居馬大嫂隔牆說話，沒有甚麼驚慌不安的表情，連說帶笑的顯得很正常。
我細看警車裡並沒有人，也許不是來抓我的？孩子看見我，朝我招手喊爸爸，我只好硬著頭皮推車走過來。
我問她們這輛警車是幹甚麼來的，馬大嫂說不知道，停在這兒半天了。我四處觀察，沒發現有警察埋伏的跡象。
我細看警車裡並沒有人，也許不是來抓我的？孩子看見我，朝我招手喊爸爸，我只好硬著頭皮推車走過來。
我問她們這輛警車是幹甚麼來的，馬大嫂說不知道，停在這兒半天了。我四處觀察，沒發現有警察埋伏的跡象。
進了院裡，我感覺忐忑不安。如果警車真是來抓我的，現在警察狗子們衝進院子來，正好甕中抓鱉。我沒進正房，繞到前院，打量著靠南牆的小倉房。倉房不大，門朝正房的方向開，東牆上有一扇窗子。
倉房裡藏身沒有問題。如果有人從大門衝進院子，肯定要直奔正房，我躲在倉房裡，可以看見，然後我就可以從東面的窗子跳出去逃走。
我打開倉房門，鑽了進去，把門半掩上。
倉房裡藏身沒有問題。如果有人從大門衝進院子，肯定要直奔正房，我躲在倉房裡，可以看見，然後我就可以從東面的窗子跳出去逃走。
我打開倉房門，鑽了進去，把門半掩上。
倉房裡又暗又潮，亂七八糟的東西堆得到處都是。我坐在一個破箱子上，驚魂未定地喘粗氣。
妻子和孩子隨後進院來了。她們進了正屋，沒有看見我，覺得奇怪，一起找我。
孩子以為我在跟他玩捉迷藏，快樂地喊：「爸爸，你在哪兒？」
我只好搭腔：「我在這兒。」
妻子推開窗子，看見我在倉房裡，不解的問：「你幹啥呢？」
我探出頭悄聲問：「警車走了嗎？」
她突然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
我說：「你樂啥呀？」
她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那警車是去胡同裡趙檢察長家的，剛才幾個檢察院的人從老趙家出來，已經開車走了。看把你嚇的，跟耗子似的。」
我一顆提著的心才放下了。一場虛驚啊，嚇得我夠嗆。
多加小心為好，有備無患。
妻子和孩子隨後進院來了。她們進了正屋，沒有看見我，覺得奇怪，一起找我。
孩子以為我在跟他玩捉迷藏，快樂地喊：「爸爸，你在哪兒？」
我只好搭腔：「我在這兒。」
妻子推開窗子，看見我在倉房裡，不解的問：「你幹啥呢？」
我探出頭悄聲問：「警車走了嗎？」
她突然笑起來，笑得前仰後合。
我說：「你樂啥呀？」
她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那警車是去胡同裡趙檢察長家的，剛才幾個檢察院的人從老趙家出來，已經開車走了。看把你嚇的，跟耗子似的。」
我一顆提著的心才放下了。一場虛驚啊，嚇得我夠嗆。
多加小心為好，有備無患。
我決定晚上也住在倉房裡。
把倉房收拾一下，拿下來一張單人床，從此小倉房成了我的臨時避難所。
把倉房收拾一下，拿下來一張單人床，從此小倉房成了我的臨時避難所。
儘管現在逍遙法外，但每時每刻都會有危險。哈市的公安機關沒有抓到我，但讓我這樣一個參與過核心組織的動亂分子逃脫了，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的。目前風聲很緊，各地的民運分子被抓得雞飛狗跳，我是不是出去躲一躲？直系親屬那裏不能去，但可以去吉林老家一個遠房親戚那裏，在長白山區，應該比較安全。
看風聲再說，隨時準備走。
看風聲再說，隨時準備走。
從六四以後，我的鬍子一直沒有刮。我想甚麼時候六四平反，或者下一次民運勝利的時候，再把鬍子刮掉。我從此開始留起了長長的鬍子，成了自己的一個形象特色。長長的絡腮鬍子，加上原來一直留的長發，使我的整個形象更似一個狂放的畫家，顯得神經兮兮的。
後來我身份證上就是留大鬍子的照片，乘飛機的時候經常鬧出些麻煩來，安檢的人總說身份證照片與本人不相符。
後來我身份證上就是留大鬍子的照片，乘飛機的時候經常鬧出些麻煩來，安檢的人總說身份證照片與本人不相符。
【待續】
俺的一九八九（上）
俺的一九八九──谨以此文献给八九民运十五周年
老灯
§§一、
1989年4月，我从吉林老家探亲回来，坐火车返回黑龙江。
因为经常乘坐这种拥挤不堪的社会主义列车，我总结出了三大乘车法宝：一是提前在候车室买1本杂志，最好是《飞碟探索》，再喝上两口白酒。等你站在车厢里的人群中，甭管他人声鼎沸推来搡去，你只须手捧杂志认真阅读。借着酒劲儿琢磨外星人，那共产主义提前就实现了。二是躲进车厢的厕所，把门锁好，往洗手池上一坐，开始大唱革命歌曲──那才叫有味儿！谁敲门你也别开，他只要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么！三是窜车厢找美女，找到后站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多角度的观察品味，欣赏得差不多了，也该到站了。
今天该我走桃花儿运──我发现了1个绝色的美女，长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简直就是美神。
那是1个清纯高雅的长发女孩儿，坐在门口靠窗的座位上。她捧着1本大学英语教材，专心致志的阅读。我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假装吸烟，偷偷端详她。
列车到达一个大站，挤坐在她身边的几个旅客下车了。机不可失，我立即抢过去坐到了她的对面。
她应该感觉到我已经端详她半天了，但她似乎不愿理我，继续看她的医学英语书。
我经验老到，不急于同她搭话。我从手提包里拿出1本新买的《中外文学名著大辞典》，装模作样的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我又按既定程序拿出几张稿纸，掏出笔来在纸上写写画画。稿纸上已经写着一本书的提纲，题目是《通俗幽默学》；从第1章“幽默的起源”，到最后一章“幽默的技巧”，洋洋洒洒几大页（其实这本书永远停留在提纲阶段，只是俺的道具而已）。
美人鱼终于上钩了──她放下英文书，笑盈盈的问我：“你在写什么呀？”
我深沉作答：“啊。一本探讨幽默理论的小书，出版社儿急着要稿儿。”
她笑容灿烂，作惊喜状：“你研究幽默？”
“研究不好，瞎研究。”我谦虚道。
她调皮地看着我：“那你可以给我讲个笑话儿吗？”
“呵呵，好吧。”我放下提纲，很绅士的答应她的要求，“我给你讲个美国总统的幽默吧。”
她用手托着脸颊，笑眯眯地倾听。
我说：“美国总统里根，是非常幽默的人。里根每次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晤，都给他讲笑话；而且告诉他，这些笑话都是苏联人自己编的。他们第1次会晤，里根讲了这个笑话：有1个美国人和1个苏联人，争论谁的祖国讲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民主，比如我可以直接走进里根总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你领导美国！苏联人想了想说：我们苏联也讲民主，我也可以直接走进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里根领导美国！”
她听了我的第1个笑话，只是微微一笑。可能她听过这则笑话。
我继续讲：“第2次会晤，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个笑话：一次戈尔巴乔夫上班迟到，他嫌司机不敢开快车，就命令司机坐到后座，自己亲自驾驶。有两个交通警察在街头值勤，看见1辆吉尔高级轿车在马路上飞驰，严重超速。老警察让小警察追上去，看看车里的后座上是哪个大人物。小警察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回来向老警察报告：车里的后座上是谁没看清，反正给他开车的是戈尔巴乔夫！”
她笑得花枝乱颤，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后座上的是戈尔巴乔夫的老爸！你可真逗！”
我们的关系一下拉近了——这就是“幽默的作用”（见《通俗幽默学》提纲第十一章）。
我志得意满，靠在椅背上，话锋一转道：“苏联和中国一样，都没有民主，都是专制国家啊。”
她点头赞许：“是啊。我刚丛北京回来，胡耀邦逝世以后，这些天北京的大学生闹得厉害呢。”
我问：“你在北京读大学吗？”
“是啊，我是北医大的。我家在哈尔滨。前天家里给我去电话，说我妈妈病了，让我马上回家，我就先回来了。”
我说：“不会是担心你参与闹事儿，骗你回家吧？”
她坦承：“很有可能。我回去看看，如果我妈没什么事儿，我马上赶回北京去。”
我盯着她问：“那你是要参加运动了？”
她态度坚决地回答：“是啊！这次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为什么不参加呢？”
这丫头人美心也红，正是我特喜欢的那个类型。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王嫱。你的名字呢？你是哪儿的？”
“老灯，笔名，嘿嘿。我老家是吉林农村的，学校毕业以后，随我爱人到黑龙江的ＸＸ县工作，现在辞职下海跑单帮了。”
她感叹说：“你从农村闯出来，不容易啊。”
“也没啥，习惯了。”我说。
列车经过吉林与黑龙江的交界地区，这里铁路两侧生长着茂密的丁香花丛，绵延100多公里。每年的5月中旬，丁香花便开得姹紫嫣红，成为中国铁路线上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
现在日历上的节气已经是春天了，可关东大地依然寒意料峭。我想起自己写的一首顺口溜儿，不禁吟道：
“时令早是春日至 无赖残冬不与春 梦春唤春千百度 芒鞋踏破总追寻”
王嫱频频点头，和我一起沉浸在诗境里。
列车快到哈尔滨了。爱因斯坦曾通俗的解释相对论：你坐在火炉上五分钟，感觉却像两小时；你和美女在一起两小时，感觉却像五分钟--大师高论，今信焉。
我开玩笑说：“真希望这火车一站不停，直达莫斯科。”
她笑道：“那是国际列车。”
我灵机一动，翻开我的那本书，用笔在扉页上写到：
“赠王嫱同学
相识有缘 友谊长存
老灯”
我把书用双手捧起，递给她：“请笑纳。”
她也用双手把书接过，放到她面前的桌板上，然后低声问我：“你说，你为什么坐到我对面来？”
我胸有成竹，从容回答：“我读书时的美学老师教导我：面对一个美的事物，如果你没啥反应，那你就是犯罪，那叫对美无动于衷罪。”
她咯咯笑着说：“你这个老灯啊，可真会说话。”
列车驶进哈尔滨站，她起身准备下车。她把自己的英语书收到了背包里，却没动我送她的那本书。
我住的县城在哈市的北边，所以还要继续乘车。我站起身送她到车厢门口，和她道别。
她临走下车门的时候，突然止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这次回吉林故乡，进村的时候正逢日落。我注视着那轮落日，直到它在荒原的尽头成为一个红点──我的目光恰如王嫱这深情的一瞥。
我的心狂跳着，立即返回座位，抓起小桌上的书和提包，急匆匆跨出车门。
我来到站台上，寻找王嫱的身影，可她不见了！
下车的人流里没她，天桥的走廊上没她，追到出站口还没见她。众里寻她千百度，芳踪楞就觅无处。按说我们下车的时间只相差很短，她绝对不会走远，怎么就不见了呢？
她天生丽质，神出鬼没，可能是幽灵吧？想到这儿，我头皮发麻腿打哆嗦。
回到小城，走进自己家的小院儿。
妻子和儿子小宝宝正在院子里玩儿。宝宝看见我回来了，扑上来抱住我的大腿。
妻子拎过我的提包，全家人一起进屋。
我们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我抱着孩子亲热。妻子一边问我回老家的情况，一边习惯性的倒腾我提包里的东西。
她拿出那本书乱翻，说：“你又买新书了？──哎，你这书怎么还写了赠言了？”
吗的，忘了销毁证据了，又大意了。
她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阴阳怪气的说：“老灯儿，你还是挺浪漫哪。这个王嫱是谁呀？你为啥要送她礼物啊？”
“就是我在火车上碰见的1个大学生，男的，我们谈得挺投缘。我要送书给他做纪念，他没要。”我解释。
“吃铁丝儿拉笊篱──你就编吧。你看好了，这嫱字是女字边儿，能是男的吗？”她不依不饶。
我狡辩说：“那是我故意写的，好让你吃醋。──唉，你知道了吗，胡耀邦死了，北京的大学生开始闹事儿了，8成这回要闹大，有希望整出点儿结果。”
她把书一摔：“打岔是不？胡耀邦死了跟你勾引女学生有啥关系？北京的大学生闹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咋的，你要跟着闹是咋的？”
我也瞪着眼睛说：“跟我有啥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还真想跟着闹！”
她撇着嘴冷笑：“还跟着闹！你除了会给女孩儿献诗送书，你还会闹啥？”
“我会闹啥？哼哼，你瞅着吧，看我咋闹腾！”
§§二、
4月末的一天下午，我来到县政府招待所见1个深圳来的朋友（后来这位朋友帮助我到深圳创业）。
从楼上朋友的房间告辞出来，我下到招待所的接待大厅，瞥了一眼墙角大电视上的画面。电视上正在实况转播北京大学生与官方代表对话的场景。
我站住观看。电视画面显示，出席对话的政府方面有袁木，何东昌等人，学生代表有几十个。这是双方的第1次公开对话。对话气氛平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尖锐。后来听说这些学生代表是由官方指定的。
有个旅客坐在大厅沙发上看电视。他有50出头，吸着烟，身边放着旅行包。我挨着他坐下。
袁木老家伙老奸巨滑，死人都能让他说活了，难怪李鹏让他当政府发言人。他与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一唱一和，有软有硬，连拉带打，极尽瓦解学生斗志之能事。袁木在发言中坚持《人民日报》“4．26”社论的观点，把这场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他认为共产党目前的腐败不堪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导致的。对话中途一位同学退席抗议──有种！
对话话题涉及官倒，廉政、教育、新闻自由及学生游行罢课等等。虽然是泛泛而谈，但说明共产党已经不得不顺应民意，展开与民间的对话。看来体制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我心中兴奋，禁不住跟身边的旅客说：“看来天下要大乱啊。”
他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说话一口的山东腔：“乱不了，有军队哪！”
我再次打量他。这家伙穿着黄军裤，气宇宣昂。我问：“你就是军人吧？”
他语气自豪地回答：“转业了，原来在长岛边防。”
长岛是渤海中心的群岛，厄守京津的咽喉。他边看着电视边说：“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军队，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枪杆子。你说──”他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大腿，吓得我一哆嗦，“文化大革命闹的历不厉害？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出来支左，全国立即安定了。有一些学生到长岛串联，当时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他指着屏幕上的学生们说：“这些狗日的！就他娘的你们爱国呀？！这么大个国家没有共产党领导行吗？净他娘的瞎闹腾。”
我十分反感，起身走了。
自胡耀邦去世这10几天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bbc或美国之音。中国官方的广播，电视，报纸对最近的故事发展报道都是片面之词，不可听信。
当天晚上我打开收音机，放小音量，调到美国之音的固定波段。美国之音正在报道中国新闻。报道说今天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要求民主自由，铲除腐败专制。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争先而出，10几万人从学院路游行至长安街，游行队伍经过中南新华门即用了几个小时。报道说围观群众有几10万人，北京市民已开始参与这场民主运动。报道不断播放游行现场录音，只听口号声惊天动地，撼人心魄。报道特别提到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横幅，上写：“妈妈我们没有错”。我联想到前几天请愿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禁不住心头发热，泪水涌上眼眶。在以后的1个多月里，我曾多次哭泣，有悲痛，有感动。而以前最后1次掉眼泪差不多是13、4岁时被老爹打哭的。报道最后说这场运动已波及中国各大城市。上海，西安，长沙等各地的学生都举行了游行。其中上海的大学生从中午走出校门，直至深夜仍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集会。估计哈尔滨各大学马上会行动起来。
我关掉收音机，开始在屋里来回转悠。北京倒不必去，那里有的是能人，可以多跑哈市，争取跟各校学生建立联系。在当地县城也要有作为。利用师范专科学校的熟人，把学生发动起来，在这小城闹腾它一场。如果全国各个县都有一个老灯，那共产党非倒台不可。
我自豪得脸发热手冰凉。
师专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学府，面向全省招生，有两3千学生。在一次县文联组织的诗会上，我曾结识了1个师专中文专业本科班的学生，叫魏正义。小魏名如其人，看着就挺有正义感的。听说他在师专很有人缘儿，属于非官方的学生领袖。我决定先从魏正义入手，发动师专学生。
5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偷偷的溜进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宿舍楼。
在走廊里，我打听魏正义的宿舍。1位高鼻梁的男同学告诉我在二楼201。
找到201房间，敲门进屋。宿舍房间只有20平方米，放了4张双层床，显然住了8个人。屋里只有1个男同学在念英文，正义不在。我自我介绍，找小魏有事。这位浓眉大眼的同学说正义在教室上自习课，他可以去叫一下。谢过了他，我在正义的铺位坐下。
正义的铺位在下层靠窗口。床上散放着几本书，除了两本专业书，还有1本温元凯著的《中国的大趋势》。看来他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正义1个人回来了。虽然以前只见过1次，但彼此印象都很深，所以这次见面并不陌生。他恭敬地同我握手，仍旧称我为“老灯老师”。
我说：“没啥事儿，闲溜达，顺便来看看你。”
正义嘿嘿笑着，透着一副憨厚的样子。我拿起那本《中国的大趋势》：“这些课外书你常看吗？”
“看一些，不太多。”
我直接了当地问：“最近的时局你们也挺关心吧？”
他警惕的回答：“一般吧。”
我倚在他的被子上，尽量随便些：“我原来也是教学的，误人子弟，后来不干了。你不要叫我老灯老师，就叫老灯吧。我们认识了就是朋友。”
正义恢复了笑容：“那就叫灯哥。”
我笑道：“听着跟黑社会老大似的。你老家是哪里？”
“海林县农村。”
“我老家也是吉林农村的，。”
共同的出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问我：“灯哥，除了写诗，你还干点什么？”
“做点儿婚礼摄像，勉强维持生活。”
“灯哥成家了？”
“早婚，结婚3年了。我儿子满两岁了。欢迎你去我家串门儿。咱们弟兄来日方长。”
“灯哥对目前的政局有什么看法？”不料他反过来问我，“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大学生已经闹起来了。哈尔滨各大学蠢蠢欲动。我们师专的同学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要去北京。”
我进一步试探道：“你们学校没做什么安抚工作吗？”
“校方还没什么反映，好象都在观望。”
我说：“同学们的观点不会统一吧？肯定还有拥护共产党的。”
他坚定地说：“没听说谁真心拥护共产党。我们校长的儿子跟我们一个班，他骂共产党比谁都厉害。”
我听了为之一振：“同学们明辨是非，说明你们素质非常好。共产党腐败专制，大家就得团结起来跟它干。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愿效犬马之劳。”
正义站起来把门关严，回过身说：“那我们就聘请灯哥为我们的民主政治顾问。我们特别希望有老大哥指点迷津。给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同学们愿意冲锋陷阵！”
我激动的站起来：“咱们一起干！”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三、
过了“5．1”，我利用生意不忙的时机，动身去哈市。我打算在省城观察一下动态，看看有没有插手运动的机会。
此时已是5月上旬，风和日暖，杨柳枝上冒出嫩嫩的绿叶。从县城乘火车到哈尔滨只需几十分钟，火车南行经过松花江铁路大桥。从桥上望下去，松花江已经解冻通航，江水滔滔东流。逆水而上几百华里，便是我的故乡吉林。正值春耕时节，家乡的父老该开始种地了。
从火车站出来，已近中午。刚走上大街，向南一看──我的血液沸腾了：1支学生游行队伍由南向北走来，离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是我第1次亲眼目睹民主游行，心中自是激动万分。游行队伍排列整齐，浩浩荡荡。队伍前面几辆警察的摩托车开道。前几排的学生手擎横幅，白低黑字书写着“打倒官僚，民主自由，铲除腐败。”等字样。
学生们呼喊口号的声音雄壮激昂：
“官僚不倒，中国没好！”“政治不改革，民主没希望。”“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游行队伍越来越近，我迎着队伍跑过去，站在路边的围观人群中。近看这些男女学生，不过20岁左右，青春的脸上溢着庄严神圣。他们是觉醒的一代，我的亲生兄弟姐妹！我以为自己的反共思想不会有太多的志同道合者，然而现在看到的游行队伍，说明正义与真理决不会孤独，神州大地不缺少甘撒热血的炎黄子孙。一番联想，整得我热泪盈眶。
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得知，这支队伍才从市区游行过来，要赶到江边防洪纪念塔下同其他几支队伍汇合。围观的人们为学生们鼓掌，但没有人跟随呼喊口号，更没有人参加到学生队伍中。1辆公共汽车驶过来，1位留小胡子的男青年从车窗挥出手，大呼：“大学生万岁！”
学生回应“人民万岁！”
我跟随在队伍旁边，随着人群向前涌动。我真想加入到队伍中去，但看到队伍两侧维持秩序的警察，打消了这个念头。
游行队伍过了虹桥，到了中央大街商业区。学生们一路走一路喊，看样子已经很疲劳了。中央大街是繁华闹市，围观的人很多。1个骑三轮车拉着满车面包的师傅来到人群中，离我不远。两个大学生走出队伍，走到三轮车前，拿出钱要买面包。卖面包的惊恐地指着警察，示意他不敢卖面包给游行的学生。
1位学生说：“卖给我们一点吧。我们从早晨7点出来，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呢。”蹬三轮轻轻摇头不语，推上车要走。我走上去，捉住三轮车：“师傅我买面包你能卖吗？”
他说：“你真买吗？你买我卖给你。”
我掏出20块钱给他。他往我怀中放面包，整整50个。我走近游行队伍，一个个给学生们分发。学生们从我面前经过，一个个取走面包，再把面包分成小块传给其他同学。拿走最后一个面包的是个男学生，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举起面包高喊：“人民万岁！”可能因为他喊得细声细气没有力，没人响应他。行了，有他1个人这么一喊，我心足矣。有个手持对讲机的中年警察一直在观察我的举动，他表情温和，没有敌意。
游行队伍到了江边防洪纪念塔广场，已经有成群的学生集合在那里。到达广场的学生们分区坐在地上，井然有序。广场四周停着许多辆大客车，听说是各校派来接学生们返校的。1位帅气的男同学站在一圈学生中间，大声讲着什么，其他的同学们对他的讲话不时报以掌声。
我觉得光送面包意犹未尽，想到提包里的那本《中外文学名著大辞典》，觉得这回应该送出去了。我拿出书，用圆珠笔写赠言（原来给王嫱的赠言已经撕掉）。
我走进学生圈子，把书递给那位演讲的男同学，大声说：“不成敬意。”我听到身后有学生哄笑。
男同学接过书，高声念我的赠言：
“同学们：
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老灯”
学生们热烈鼓掌。男同学跟我握手：“我叫张小光，是建工学院的。谢谢你的支持！”
本来想说点什么，一激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向学生们挥手致意，转身退了出来。
我原以为他们要搞1个大型集会，可学生们稍事休息，纷纷上了大客车。
大客车陆续开走了。
回家休息了两天，得知北京的学生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民运有搞大发的趋势，我又来到师范专科学校。
敲开魏正义的宿舍门，见屋里有几个学生。
正义兴奋的迎上来，对同学们说：“我们的民主政治顾问来了。”
我逐一和大家打招呼。其中有上次见过的那位浓眉大眼的同学，姓宋。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给我的印象挺深，正义介绍说他叫胡云鹏，本县农机局局长的儿子，在当地算高干子弟，太子党的干活。
大家在床铺上落座。胡云鹏掏出一盒云烟，抽出1只递给我：“老灯老师，抽烟吗？”
我摆手：“不会，谢谢。”
他把烟放在自己嘴里，点上火抽起来，也没让别人。
正义说：“这些天我们师专炸营了。昨天早晨我们500多同学集体去哈尔滨了，学校阻拦也没拦住。我们坐火车去的，也没买票。下了火车，我们先到的黑龙江大学，和黑大的同学一起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我们游行了一天，一点儿没觉得累。”
胡云鹏说：“我拍了不少照片，今天送去洗了。”
小宋说：“我们正商量成立学生自治会，公开亮出旗号，象哈尔滨各大学那样。”
我指示说：“可以积极活动，但不要急于公开成立组织。咱县城跟哈尔滨的情况不一样。哈市大学多，容易成气候，相互有照应。这里就师专一所高校，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的活动要讲究策略。”
正义连连点头。我鼓动说：“现在全国的民主运动形势，发展得很快，用一句文词儿形容就是如火如茶呀（故意把荼说成茶，他们笑）。北京就不必说了，上海天津西安等大都市都闹起来了。咱们东北闭塞落后，历次民主运动都很难波及。但这次民运，东北地区也行动起来了，你们去哈尔滨已经看到了。我在吉林老家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长春早就动了。这说明，这次民运来势猛，势头大，程度深，8成能成事儿。这场运动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1个大事件，有可能扭转历史方向的。做为时代先锋，我们生逢其时，亲自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真乃四生有幸也。”
他们都笑了。胡云鹏说：“文化大革命我没赶上，我就觉得亏得慌。”
正义说：“同学们热情非常高，有1个同学已经去北京了，学校说要开除他呢。”
我说：“我非常不赞成去北京。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有很多民运人士，大学生也多，可能比我们县城的总人口还多。北京市民的素质好，政治参与性强。我听收音机，北京的市民已经发动起来了，上百万的市民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北京的民运力量足够了，甚至都过剩了，而外地的民运力量却很薄弱，尤其咱们东北。如果大家再都涌到北京去，其他地方的民运却没人搞，民主事业怎么能取得全国的胜利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立足本地，争取把本地的民运搞起来。各地的民运都搞起来了，才是对北京民运的最大支持。哈尔滨可以去，多与各高校的自治组织联系，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协调步骤。但我提醒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所在的县城。民主运动首都要搞，省会要搞，小城镇也要搞，甚至农村都应该搞。如果不仅是大中城市，连各个县城都行动起来了，那是何等的民运规模？何愁民主不成啊？”
正义赞同道：“是这样。我们得马上准备在县城示威游行。”
我说：“你们要进一步的做同学们的工作，跟大家讲民运的形势，讲胜利的前景,讲民主的道理（我比老江提前发明的三讲）。要把同学们都发动起来，团结起来，准备大的举动。”
小宋说：“我们做同学的思想工作时，理论上讲不好。到底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现在社会怎么缺少民主，我们说的不十分清楚。
胡云鹏也：“是啊。我们就知道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反对腐败。”
正义笑着说：“请顾问先生给我们上一课。”
看来得卖弄卖弄了，半瓶子水也得淌。我运了运底气，侃侃而谈：“什么是民主？简单地讲，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老百姓说了算。往深刻了说，民主是一套公平的社会游戏规则，是一种人权有保障的政治体制。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国家、单位、家庭都是有事大伙商量，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然后大家全心全力地执行。民主体现在政治上，主要是人民有直接选举权，有自由地发言意见的权利。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明智选择。既然民主这么美好，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求它呢？”
他们一个个洗耳恭听。
“当今中国社会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我说，“咱们的什么人大，政协，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都是骗人的东西，连中学生都看透了。共产党的专制，比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厉害。你闭上眼睛一想，现在跟清朝，跟明朝有什么区别？县长不过是原来的知县，地委书记就是原来的知府，军委主席就是原来的皇上。这些官僚仍然层层对上负责，而不对老百姓负责。因为他们的官职是上级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这些人对上卑躬屈膝，对下横行霸道。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共产党根本不准你随便发表言论。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为当局服务的工具，更别谈舆论监督的作用。官僚们有持无恐，残酷剥削压榨老百姓，摧残人们的美好生活理想。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现在腐败横生也不足为奇了。”
胡云鹏抢着说：“就是嘛！就说我爸吧，当个小破儿局长，天天有人给他送礼，都是求他办事的。”
我说：“你老弟很坦率呀！”
他得意地晃者脑袋。正义跟他开玩笑：“你抽的烟是不是别人给你爸送的？”
他红着脸争辩：“他的东西我从来不动。我抽烟我自己买。”
小宋不懈一顾地说：“你自己买烟的钱不也是你爸给的吗？”
胡云鹏不吱声了。
我继续讲：“中国自‘5．4’运动以后，面临着四大任务，也是四大问题。”
正义马上拿起本子要记录，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那么严重，没必要记录。是哪四大任务呢？一是抵御外敌，实现民族独立。二是扫除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三是结束专制，建立民主政治。四是消灭贫困，建立市场经济。从鸦片战争时起，中国受外敌欺负，到日军入侵达到顶点。所以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任务。辛亥革命后八方割据，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也非常迫切。这两项任务先由国民党承担，再由共产党得到完成。49年中共的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再完成后两项，即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然而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专制独裁，实行计划经济，使得国困民穷。共产党建立的不是有什么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正义边记录边点头。
我说：“四大任务中的后两项与共产党的利益相冲突，根本不能指望由它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必然导致多元政治力量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共产党肯定失败，因为共产党坏事作绝民心丧尽了。经济市场化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民有化，真正由全体人民分享经济资源。但这会动摇共产党赖以掌权的物质基础，是它们绝不愿做的。所以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要靠我们这代人，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正义停下笔问：“那么我们向共产党要民主，它会给吗？”
我说：“你这个问题提的好。向共产党要民主，等于与虎谋皮，它不会轻易施舍的。民主从来不是要来的，是争来的，是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现在的斗争包括游行示威等等，目的不光向当局提要求和显示力量，还要向人民群众做民主宣传，对民众进行民主教育。号召民众起来一起斗争。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亿万人民行动起来，那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胡云鹏拍着巴掌：“讲得好。”
正义想了想说：“共产党建国后是净干坏事儿了。可它抗日战争时期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还是有功劳的。”
我笑了：“你有这种想法不怪你，这是共产党愚民教育的结果。首先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恰恰有中共扰乱当时的国防，客观上引狼入室的因素。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四处暴动造反，国民党政府穷于应付，日本鬼子才乘虚而入。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共却乘机扩充实力，占据地盘。中共有个唯一值得一提的百团大战，可彭德怀却为此屡受中央批评，说他不该打这场战斗。前几天我在图书馆看1本杂志叫《读书》。其中有篇文章揭露了一段史实：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写信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共迫害王明，周恩来，还批评中共抗日严重不力。这说明中共消极抗日，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看不下去了。抗战后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夺取胜利果实，在抗战中被大大消弱的国民党不是对手，中共才夺取的江山。”
胡云鹏给我倒了1茶缸热水：“灯老师口渴了吧？喝点水。”
我说的口干舌燥，接过水喝了一口，好烫。
正义问：“灯哥以为这场运动的前景怎么样？”
我说：“我非常乐观。没想到这场运动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响应范围这么广。也没想到同学们的参与热情这么高。这场运动持久开展下去，必会有结果。我经常听外台的广播，非常了解形势的变化。我觉得前景很光明。”
他们相互对望，颇受鼓舞的样子。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以后我不来你们这里了。有事你们去我家找我。”我开玩笑说：“地下工作要秘密，你们去时要对暗号。看见我家门前摆了个笤帚，就是有危险，就别进去了。”
§§四、
5月19日晚，我坐在家里看电视。
近几天我经常在家看电视或在图书馆看报纸。受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官方媒体也大幅度的显示公开性。北京的形势发展基本上可从公开报道上获知大概情况。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严家其等人的呼吁书，要求政府答应学生们的条件。1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10位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与绝食学生对话。《人民日报》有1篇冰心老太太的文章，篇名为《此谓民之父母，可以保我子孙》，希望政府保护学生。
电视做为快捷的现代化传媒，在时事报道方面更胜一筹。每天有“重要新闻”随时播出，场面逼真直观。每每看到绝食学生的画面，我都忍不住热泪涌流。而每次我流泪的时候，妻子都凑上来拍我的脑袋：“宝贝儿，又哭了？别哭，一会儿给你买糖吃！”
若不是看在绝食学生的面子上，早骂她个狗血喷头。
随着北京学生绝食时间达到极限，我预感到形势将会有转折性的变化，或好或坏。然而想到外台报道的政府已向北京调动军队，邓小平扬言：“不惜流血”，“杀它20万，稳定20年”，我的心揪紧了。
今晚的电视新闻又是“重要新闻”，画面上出现了中共当局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在会上做报告，声嘶力竭的念着错别字宣布在北京戒严。
专制的屠刀再次举了起来！
我站起来在屋中走动。不能屈服，要坚持斗争。县城的游行要马上举行。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铁路线切断，给共产党制造更大的麻烦。不能光让共产党垄断信息的传播，要马上分发传单，散发消息，动员群众。游行示威以师专学生为主，尽可能动员部分高中学生参加（听说县一中的学生也有人去哈尔滨游行）。
传单我可以起草，但怎么印刷呢？──哦，有个文友，城南郊区的范德宽，买了1套打印设备。他有1台机械打字机，1台油印机。德宽是菜农，业余写小说，正义感挺强，人很老实。起草好传单，找他帮忙打印，他不会拒绝的。
我正在写传单，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来人竟是正义和胡云鹏。我把他们让进屋，关好门。妻子从里屋出来，我向她介绍这两位是师专的学生。两位很有礼貌地向她问好。
妻子应了一声，满脸不高兴地进了里屋。她明白我们要干什么事。
我请他们落座，问他俩：“北京要戒严你们知道么？”
正义说：“刚看完电视。同学们全炸营了，都说政府太反动，太没有人性了。发誓要干到底。大伙十分义愤，讨论马上要在咱们县城示威游行。我们俩赶忙找到你这儿，想听听灯哥的意见。”
“好！”我望着正义真挚的表情，心里十分感动。
胡云鹏说：“我们明天就游行，怎么样？”
我说：“游行肯定要游，但不一定在明天。起码要做些准备。比如说能发动多少人，印多少传单，游行的路线，呼喊的口号等等。我建议先等两天，内部分一下工充分准备。我可以给你们准备传单。我还想去一下一中，争取把高中学生发动起来，与师专联合行动。这样声势会更大，效果也更好。”
正义说：“拖时间长了也不好。”
我说：“准备1周，大约26、7号游行。你们看怎么样？”
胡云鹏说：“1周时间够了。”
正义说：“定个准日子，就是26号吧！”
我们都同意。
转眼间到了5月23日。
几天来我这里的准备工作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骑车去南郊找范德宽，他满口答应帮忙。他不但要帮助打印，还自费提供纸张。他只有一条要求：打字时可以在他家打，因为他老婆从来不看他打字；但印刷时必须来我家。因为他老婆有看成品的习惯，不能让她看见传单。我让他带油印机来我家印。
坏的方面是发动一中学生失败。我去了一中两次，一没熟人二来学校管的紧，根本没有接触学生的机会。在一中的男厕所里倒是碰到几个学生，装着撒尿同他们搭话，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近几天的地下活动被妻子看在眼里，她跟我呕气，说：“你尽瞎他妈整，最后非整到大狱里去不可。”
她见我还是无动于衷，无奈喊道：“要不把宝宝送回吉林她奶奶家，我和你并肩战斗，最后咱们来个刑场上的婚礼（大陆一部电影名）！”
我哈哈大笑。她虽然不学无术，在忧国忧民方面与我没有共同语言，但她的聪明和幽默还是很可爱。
综合各种消息来推断，当局在北京已戒严没有成功。广大民众的激烈反抗，使军队望而却步。斗争出现了波折，但势头并未减弱。听外台广播，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仍在继续。据从外地回来的熟人讲，本省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等几个大城市，在几个县级城市也发生了游行。
我们预定的游行日期正在临近，必须马上加紧准备，即便只有师专也要上街。
我与德宽约好，他下午过来通宵印刷传单。为了工作方便，我事先把老婆儿子送到了她的亲属家。
傍晚了，德宽还没看到，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决定出去迎一下。我锁好门，走出自家的小院子，站在马路边张望。夜色渐浓，没有路灯，看不清来往行人的面目。等了一会儿，看见1辆自行车驶过来，后座上驮着1个箱状物。
我轻声叫：“是德宽吗？”
德宽跳下车：“是我。”
“你可来了！”我亲热地拍着他的后背。
他抱歉道：“给菜地浇水，来晚了。”
我们走进胡同，来到我家门前，门口蹲着1个人猛地站起来，吓了我一跳。
“灯哥，你回来了？”是正义。
刚才没看见他过来。我打开门锁，正义帮德宽把油印机抬进屋。关上房门，我介绍他们相互认识。德宽大脑袋，大眼睛，穿1双农民干活常穿的黄胶鞋。德宽对正义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如果有什么差遣，万死不辞！”
感动得正义一个劲儿点头。
我问：“传单打好了吗？”
德宽在写字台上打开他的黄布书包，拿出1摞的白纸，从白纸中间抽出几张打字蜡纸：“全打好了，请老灯过目。”
我接过蜡纸，对着电灯光看。除了我写的《告同胞书》，德宽还写了1份《告同学书》，内容基本相同。
德宽解释：“我想《告同学书》可以先发给学生看,动员他们都出来游行。”
正义连声说好。
我说：“那就开始印吧!”
德宽把油印机放到写字台上，装好白纸，铺上蜡纸，开始推滚子。我和正义给他打下手。
我们边印边谈。我向正义说了发动一中失败的情况。正义表示关系不大。师专学生的准备工作基本做好了，两千人出来游行没问题。
印了上千张《告同胞书》、《告同学书》，整到了半夜。我们都忙活饿了。我进厨房煮了大米粥，煮好后端上来，就着咸菜每人吃了两碗。
正义看着传单说：“传单种类还是少了点儿。”
德宽说：“我带空白蜡纸了，直接用圆珠笔写，还能印。”
我说：“那咱们印点儿小传单。”
由我编内容，正义刻字，德宽印刷。又作出很多小传单。小传单都冠上《最新消息》的标题，内容有北京戒严失败，人大委员长万里支持大学生，戈尔巴乔夫同情中国学生，香港百万市民游行，全国各地学生民众坚持斗争等等。
印完了小传单，看看表，已是凌晨3点。我建议：“现在夜深人静，咱们马上张贴一些小传单，给大游行提前造点声势。”他们两人赞同。
我们拿上我早准备好的一大瓶胶水，带着小传单，悄悄溜出门。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四处张贴传单。张贴的重点是城中心的商业区。每到一处，由我望风，德宽抹胶水正义贴。我们3人鬼鬼祟祟的真好像地下工作者的样子。
贴了1个多小时，天快亮了。
我们决定分手，德宽回家，正义回学校，准备26日上午8点准时上街游行。
回家睡了一大觉，醒来已是下午。
我骑上自行车出门，想转一转看看传单的效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哈哈笑。效果太好了！从城中心到各大街，每处贴传单的地方都围着人群。人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有摇头叹息的，有点头赞许的。可能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当地人第1次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在新华书店门前站了一些人，大家在看电线杆上贴得1张传单。
我挤进人群中，问1位老干部模样的老人：“这传单是谁贴的？谁这么大胆儿？”
他回答：“都是师专学生干的，也有人说是哈尔滨的大学生昨天夜里来了。”
“噢──”我故作恍然大悟。
那位老干部捅了我一下，神秘地说：“听说26号师专学生要上街游行呢，等着看热闹吧。”
看来游行的计划泄漏了！师专学生多，很容易泄漏风声。如果官方采取反制行动，游行可能会流产。
我有些焦虑不安，希望正义马上来找我商量。晚上8点多钟，正义和小宋果然来到我家。
正义拿着手电筒，神色匆忙。他进门就说：“游行的计划泄露了。学校和县公安局派人找我们几个谈话，命令我们取消游行。校长今天亲自找的我，吓唬我说，我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党委把老师们都动员起来了，要看住学生，谁也不准出校门。”
果然坏事了。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
正义坚定地说：“我们决定把游行提前1天，明天上午8点准时上街！”
我用手拍着正义的后背，又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说任何革命造反行动，一旦计划泄露了，都是提前1天举行，以抢机先。
1989年5月25日。
我7点半赶到城中心，乘上小公共汽车，打算在师专门口下车。车开到北大街，我看见了迎面走来的学生游行队伍。
我的激动不亚于在哈市第1次看见游行。我叫司机停车。司机停下车，我推开车门冲了下去。
游行队伍的前排都是女同学。队伍中间有两位男同学举着师专的校旗。正义和小宋臂缠红布条，前后走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的前后都有警车，不知是来保护还是监视学生。参加游行的学生不很多，大约6、700人。可能其他学生受到阻拦没能出来。尽管游行学生不多，但随行的围观市民不少，队伍两侧和队伍后尾，都有男女老少跟随。大家肯定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以学生为中心，以群众为外围，形成了1支浩浩荡荡的洪流，向市中心涌去。
学生们呼喊口号：
“声援北京学生！”“打倒李鹏！”“解除戒严！”“爱国无罪！”
学生们还喊出了“万里万岁”和“万里回国”（其实当时万里已经回国，在上海被软禁）。昨晚俺为游行准备的口号他们没喊。象“人民万岁”，“民主万岁”，“铲除腐败”，“打倒专制”等等。我不禁有些失望。
学生们边喊口号边散发传单（即《告同胞书》和《告同学书》）。人们争抢阅读。我混在围观人群中，紧贴着学生队伍。
我怀中揣着1大卷昨天贴剩的小传单，自己不便散发想找机会塞给学生们。机会来了。小宋走过来。我用眼神示意，和他一蹭身，把小传单塞到他手里。小宋接过传单，心领神会，马上向人群抛洒。1位带墨镜的警察骑摩托车过来，见人们哄抢传单，大声吆喝：“别乱抢，轮着看，轮着看！”
我直想笑。
游行队伍进入市中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到达十字街的时候，估计至少有几千人。在十字路口，游行队伍停了下来。1阵口号声过后，我发现几个男同学冲上了路中间的交警岗亭。不一会儿，岗亭上方的高音喇叭中响起了1位男同学的声音：“同胞们……。
他宣读的是《告同胞书》的内容。这位男同学的朗读能力很强，尤其结尾读得铿锵有力，极富感情色彩。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又有1位男同学通过高音喇叭演讲。可能事先做了准备，他讲得慷慨激昂，颇有感染力，主要内容是反对北京戒严。他讲演中提到北京绝食学生，已经饿死了100多个，不知听谁说的。
岗亭上的同学撤下来。按预定计划游行队伍开向县政府。一路折腾到县政府已将近中午时分。学生们站在县政府大门口，有节奏地呼喊：“县长出面，接受请愿！”
围观群众站在学生四周，黑压压一大片。我个子矮，在人群中看不见学生。急中生智，我窜到与县政府对门的公安局大楼一层的窗台上，抱着双肩美孜孜地观看。“吱”的一声，我身旁的窗子被推开了。1位漂亮的女警察探出头来，也向人群里看。
俺忍不住心中得意，跟女警察说：“大姐，要不是学生游行，谁敢站你们公安局的窗台呀！”
她微微一笑，没说什么。学生们又在喊：“解除戒严，打倒李鹏”的口号。
女警察说：“口号喊得不激动人心，没劲。”她缩回头去，关上了窗子。
突然人群一阵欢呼：“县长出来喽──”。从县政府大院里走出几个人。为首的1个大腹便便，象个大官（后来了解到不是县长，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学生们竟热烈鼓掌（可能以为终于把县长喊出来了）。正义迎上去和为首的官员握手，向他说着什么，几个当官的连连点头。正义拿出准备好的请愿书，先交给1个男同学。男同学接过去高声朗读，听得出他就是刚才在岗亭读《告同胞书》的那一位。请愿书的主要要求是解除北京戒严，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正义从男同学手中拿过请愿书，庄重的双手交给那位官员。官员们接受请愿书后，转身回大院里去了。
学生们热烈鼓掌，认为大功告成。我看见正义和同学们商量着什么。按原计划，他们该游行回师专。
忽然学生们哄的一下解散了，男生们一窝蜂地往回跑。两个打校旗的跑得最快，一会儿就没了影儿。女同学们也懒懒散散的往回走。
游行结束了。我觉得有些遗憾，即使不游行回去，也要好聚好散，起码要对随行的群众有个交待。
围观者意犹未尽，只好陆续散去。
后来我想，其实也不该苛求这些学生。他们秉持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碍走上街头，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会永远记住这些亲爱的弟弟妹妹，记住这个难忘的日子，记住这小城历史上的第1次民主游行。
老灯：俺的一九八九（下）
五.
“五二五”游行成了当地的一个大事件，人们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看来这次游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六月一日，正义来到我家。对游行的成功，我向他表示祝贺。他遗憾地说，出来的学生不多，原因是二十五日早晨，校方发现游行的企图后极力阻拦，校保卫处人员关上校门，参加游行的学生都是跳墙出来的。
我问他：“游行计划是怎么泄露的？”
他说：“经我们了解，可能是胡云鹏说出去的。”
是他？当时游行的队伍中的确没他。
“前几天他爸坐小车到学校，怕他在学校闹事儿，把他接回家去了。可能他把游行的事跟他爸说了。第二天县公安局的人就到我们学校来了。这小子平时就不怎么样，总跟同学打架，他开头跟着张罗也是出风头。”
他会不会把别的情况都说出去呢？我很担心。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正义问。
“先等一等，看一看北京的局势再说。”我说。
六月三日，胡云鹏领着一个有点斜眼儿的男同学到我家来了。
没想到他会来。他坐下后，不好意思的说：“这些天我闹肚子，拉痢疾。所以在家没出来。”
“好汉架不住三泼稀屎。你得吃药打针哪。”我话里有话。
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解释说：“那天游行我应该参与，但我对正义他们有意见，所以我就没去。正义大权独揽，打着民主的旗号搞独裁，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还有应该跟一中的学生联合起来，一起行动，不能师专自个出去。事实也证明他们搞的很不成功，上街的同学连全校学生的一少半儿都不到。”
我看着他，没说什么。
他说：“我昨天到校，又组织了一些同学，准备继续参加运动。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听听老灯老师有什么指示。”
“你言重了，我有啥权力给你下指示。”我说，“我只希望你们能团结一致，别搞内讧。蒋委员长总说大敌当前要精诚团结，咱们也一样。至于参加运动，现在形势不明朗，你们先观望一段，别有什么举动。我这里你们也不要来了。”
他的脸一下红了，站起身说：“我知道魏正义跟你说我什么了，他说我跟官方泄露游行计划，我没那么不是人！”
我笑了，说：“他没跟我说你。知道游行计划的人很多，怎么可能是你泄的密呢？再说咱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可以不参加运动，但决不至于搞背叛，出卖自己的良知。我相信你，你这人挺讲义气的。”
他的气色缓和下来：“有灯哥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送走了胡云鹏，觉得心理挺烦。搞民运不容易。既要对付共产党，还要平息内部纷争，里里外外有问题。几天后哈市工自联的解体，也源自这种可笑的窝里斗。
六月四日，得知成严部队进城，北京发生了大屠杀。
妻子一反常态，晚上和我一起听外台广播，不住的念叨：“完了，完了，完了。”
专制的屠刀落在了人民的头上。然而暴力征服不了真理，血腥的镇压必得激起更激烈反抗。
五日晚上，外台报道说，中国各大城市均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包括哈尔滨。
六月六日清晨，我早早的起床。妻子和儿子仍然在熟睡。宝宝稚嫩的脸儿上挂着一丝笑意，他梦见了什么呢？一缕晨晖照在妻子的脸上。她眉头皱着，仿佛思虑着生活的艰辛。
我写了一张字条：
“老婆：
我有急事回吉林，过几天回来。
照顾好宝宝。
老灯”
写好了放在写字台上。我脱掉拖鞋，想到可能要走很多路，我换上了妻子常穿的一双白色运动鞋。
我轻轻的推开房门，走出了小院儿。
六.
我坐上小客车赶到火车站，乘早班火车去哈尔滨。
走出哈尔滨站，马上感觉到强烈的运动气氛。街道上的隔离护栏被横放在路中央，公共交通基本被断绝。一些臂缠红布条的大学生守护着路口，代行交通警察的职能。似乎整座城市都被学生接管了。
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一面墙上有用毛笔写着黑字：“毛泽东：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墨迹新鲜，看样子刚写完不久。
市民们三一群俩一伙围着看传单，越往市中心人越多。
我想起了去建工学院找张小光，通过他参予省城的运动。上次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送给他一本辞典。他肯定是建工学院的学生领袖，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建工学院离火车站并不远，是离市中心最近的高等院校。从火车站向南，到位于市中心的省博物馆广场，再向右转朝西走，就到建工学院。
我边走边看传单。新贴的传单都是北京发生大屠杀的内容。一张传单上有模糊的传真照片。照片上有一辆横冲直撞的坦克，履带下压着一辆自行车。传单上对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说法不一，有“十几万人倒在了血泊中”，也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几万大学生为国捐躯”。
快到博物馆广场的时候，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一起。我挤进人群，发现大家在看电线杆上的大传单。传单是用计算机的打印机打印的，题目是《绝食宣言》，内容是北京高校学生开始绝食时的警词。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深受感动。人群外围的看不见传单，使劲往里挤。
我高声说：“大伙别挤，我给你们念！”人们立即肃静下来。我读道：“在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
读着读着，我的声音埂咽，泪水模糊了双眼。一位戴眼睛的中年人接着读，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围观的人静听着。
我退出人群，继续向前走。受绝食宣言的影响，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如果此时对面有政府的坦克车过来，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用身体阻拦。
到了博物馆广场，见市民很多。有的大学生在演讲，有的大学生手捧钱箱在募捐。一位演讲的男生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着北京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他讲天安门广场死了几千人，号召市民们罢工罢市，奋起参加抗议活动。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市民们募捐也很踊跃，一位妇女捐了十元钱后回头又捐了十元。学生的募捐箱已经满满的了。
与我第一次看见哈市学生游行不同，现在市民的参与程度加大，人民群众已经起来了。
一队游行队伍走进广场，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北京大学生来哈市声援团”，人数有近百人的样子。人群让开道路，为远来的学生们热烈鼓掌。游行的学生们在广场上停了下来，有插入人群演说的，有就近购买食品的。
我身边有一位推自行车卖冰棍的（市民们骂这些小贩为“发国难财的”）。两个男同学过来买冰棍。我问他们：“你们刚从北京来吗？你们经历大屠杀了吗？”
一位同学说：“我们来哈市好几天了，北京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我问：“那到底死了多少人？”
另一个同学说：“具体数字现在谁也说不好，反正是反动政府开刀杀人了。咱们得团结起来跟它斗！”
我马上表态：“我们市民支持你们。”
他们连声说：“谢谢师傅。”
他俩买完冰棍归队去了。小贩数着卖冰棍的收入，一付发大财的样子。他抬头对我说：“我挣钱他们骂我，我给大学生捐钱他们怎么不说？”
向西拐出博物馆广场，就到建工学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位于西大直街，路南为教学大楼，路北为宿舍大楼。宿舍大楼前有一小块广场，很多市民聚集在这里，宿舍楼的正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小传单，形成了“民主墙”的奇观。
我来到宿舍楼门口，陆续问几个出出入入的同学：“你们认识张小光吗？我找他有事。”
学生们似乎很警觉，都摇头回答不认识。这样打听可能引人怀疑，干脆在门口等他，总会碰到他的。
市民们都在看墙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一位身着兰色工作服的小伙子走近墙边，掏出笔在大字报上写下：“首钢工人支持哈市大学生！”大家为小伙子鼓掌。
小伙子神情激动，讲话一口京腔：“我是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首钢工人，声援哈市大学生。”大家再为他鼓掌。
他脸红红的，想了半天又说：“共产党太腐败了。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了。现在浙江温州，有些地方一些个体户为活人造坟，都是钢筋水泥的，每个坟都要花费十多万元。要是把这些钱省下来，能办多少事儿！”
我觉得他后面讲的这些话有些驴唇不对马嘴，显然这小伙子的表达能力不行。有人大声问他：“听说首钢工人罢工了，是真的吗？”
他回答：“没罢工。现在都承包了，真罢工工人也受损失。没人罢工。我是自己跑出来的。”
人群中有人哄笑。小伙子有些太实在了。
我走到人群前面跟小伙子握手：“我代表哈市的市民感谢你的支持。”小伙子诚恳地点头，退入人群当中。
该显摆了--我面向大家，大声讲道：“各位同胞，各位师付，我是本省外县的，今天特意赶到省城，声援哈市的学生和市民！（人群中有人给我鼓掌）共产党怎么腐败怎么专制的，不用我举什么具体的类子。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经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都证明当今的政府是烂透了，没救了！（有人大声喊好）就是这样一个腐败政府，竟然丧失人性，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残杀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能答应吗？”
人群齐声大喊：“不能--！”
我举起一只拳头在空中挥动了一下：“对！我们决不答应！同胞们，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的大学生，响应学生们的号召，罢工罢市，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人群热烈鼓掌。
我进一步煽动：“今天所有到场的人，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哈市有良心的人！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不怕流血牺牲，与专制的政府斗争到底！我今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对我的妻子说：‘你照顾好孩子，我可能回不来了；我死了你改嫁，我坐牢你离婚！’（编瞎话不脸红啊，呵呵）”
人们掌声雷动。我看见有位妇女在抹眼泪。我正准备继续讲下去，这时一个大学生走过来，招呼我说：“师傅，你过来一下。”
我随他走到一边。他热情地说：“我观察你半天了，你不是找张小光吗？我带你去。”
我想起来，刚才也向他打听过张小光。
我随他走进宿舍楼，走廊里没什么人。到了三楼，他敲开一间房门。张小光和几个同学在屋里开会。张小光认出了我，高兴地跟我握手：“你是送我书的那位大哥。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早晨到的，特意找你来了。”
送我来的同学要走，张小光跟他说：“李明，你怎么中途退出了呢？刚开始的时候你参加运动很积极的嘛，大家希望你重新参与。”
李明说：“我有我的想法。今天你们开会，我不说了，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谈。”李明走了（以后几天里未见他参加运动）。
张小光问我：“你来找我有事吗？”
我说：“前几天我在我们县城组织了一次学生游行。今天来哈尔滨，想通过你的介绍参加省城的运动。”
我从衣袋中掏出几张带来的传单，递给他看，以争取他的信任。张小光边看传单边连声说好。他问了一些在我们县城组织游行的详细情况，见我对答如流，似乎打消了戒心。
他说：“哈市工自联（工人自组联合会）刚刚成立，一会儿就来这儿开会。你就参加工自联的活动吧。”
北京成立工自联我知道，在前一时期运动中，北京工自联起过重要作用。
我问：“哈市的工人和市民发动起来了吗？”
张小光说：“昨天就行动起来了。各大工厂基本停工了。现在上街游行的主要是市民。”
我没看见有哈市的学生游行，只看见了北京大学生声援团。他说：“本市的大学生一部分在管理交通，大部分去各工厂阻拦工人上班。”原来如此。
他们继续开会，我坐在一边旁听。张小光是建工学院学自联的领导，也是哈市高自联（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他按照市高联的部署，安排本校学生的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开展动员工人罢工活动，明确各系，各班学生分工，指定同学们去封堵某个工厂大门等等。
会议正进行中，有人敲门。一位同学走进来，对张小光说：“工自联的人来了。”
张小光站起身，对我说：“咱们一起过去。”
我们来到二楼的一间宿舍，与工自联的领导们见了面。
他们一共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位戴眼睛的知识分子摸样的人。看样子不过三十岁。另一位是个目光忧郁的中年人，背一个大书包。还有一位看来是纯粹的工人，留一撮小胡子，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
张小光把我介绍给大家：“这位是宾县（哈市一个郊区县）来的老李（他给我改了姓），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把他推荐给你们，让他参加工自联的工作，你们一起合作。”
工自联的几个人都说欢迎。张小光说他要继续开会，告辞走了。
那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笑盈盈的说：“我叫儒敏，是市高联任命的工自联负责人。这位是老张，工自联的发起者。”老张就是那位中年人。
儒敏介绍：“这位是老刘，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老刘是那位小胡子。
介绍完后，儒敏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不用说，你写在我手上。”
我在他手心上写上“老灯”两字，没写真名。刚才张小光介绍我是从“宾县”来的，肯定不是口误，而是有意为我保密。这位自称“儒敏”的看来也是化名。至于让我把名字写到他手上，明显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警觉性有点太高了。
大家在床铺上坐好，儒敏宣布开会。
通过儒敏和老张的发言，我得知哈市工自联于昨日（六月五日）自发成立，发起人是老张。北京发生武力镇压后，哈市的市民响应学生号召，纷纷上街游行，一些激进者倡议成立工自联和工人纠察队。哈高自联得知工自联成立的消息，立即委派儒敏负责，并通过儒敏指导工自联的活动。看来工自联的成立是极仓促的，与目前的运动一样混乱与无序。虽然有了工自联的名目，但目前并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没有基层组织，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市民运动领导小组。根据市高联的指示，工自联的下步工作是继续配合大学生号召的罢工活动，组织市民游行示威，反抗军队可能实行对哈市的军管。
儒敏宣布分工：他自己负责联络各科研文化单位，并负总的责任。老张负责组织市民游行，重点做各大工厂的工运工作。工人纠察队已经有了一批骨干人员，是一支宝贵的机动力量，由老刘继续担任队长，由我负责随队指导。
讲完分工，儒敏说：“今天的市民游行，由建工学院的建筑科学研究所牵头，带动市民参加。今天的游行，不准打出工自联的横幅。”他把目光投向老张，“工自联是对内的，对外不要公布，要保障组织安全，不能光想出风头。现在用市民声援团的名义，更利于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
老张一声不吭，看样子很不满意。
没等大家讨论，儒敏说明天早八点还在这里开会，然后宣布散会，各自行动。
儒敏和老张先走了。我问老刘：“工人纠察队现在再哪儿？”
老刘指着楼下说：“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我和老刘走下楼，来到楼前的小广场上。
广场上的人比我演讲的时候多，密密麻麻。
老刘拉着我，挤到小广场西北角，果然有一群头缠白布条的人在那里。大约有三四十人，青年人居多。出乎我的意料，队员里竟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和一位小姑娘。我打量着他们，看样子队员中真正属于是工厂工人的很少，多数可能是社会的人（即政府所说的“社会闲杂分子”）。尽管这些人一脸的神圣庄严，但掩饰不住那么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我也属于此类，不过多读了几本书而已）。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小伙子迎上来，对老刘说：“大哥，你咋才来？我们等你半天了！”
老刘说：“开会去了。”
他给我们相互介绍，“这位是工自联派来的领导，管我们敢死队的，宾县来的，就叫李哥。这位是我们的副队长，小唐，我的一个小兄弟。”
我同小唐握手。我的心中打着鼓，工人纠察队怎么又叫敢死队？可能是队员们的自称吧。
小唐变戏法似的拿出两个红布条，为我和老刘扎在右胳膊上。我看清他也扎了一个红布条。看来红布条是权力的象征物，其他队员没有扎的。
我问老刘：“咱们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小唐插话：“咳！就是跟着起哄呗！”
老刘瞪了他一眼，说：“灵活机动吧。参与游行，维持秩序，保护大学生，军队要上来就跟他干。”还真是一支敢死队。“今天有什么计划吗？”我问。
“啥计划？上街吧！”小唐又插嘴。
老刘对我说：“你给大伙讲两句吧。你是政委嘛。”
我的官运不浅---上楼时还什么也不是，下楼来已经是敢死队的政委。时势造英雄也。
小唐吆喝队员们站好了，听工自联的领导讲话。
我硬着头皮讲到：“各位师傅们好！我受工自联的委派，来跟大家合作，希望各位兄弟捧场！我们哈尔滨市工人纠察队，是市工自联的直属机动部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代表着哈市近百万工人的形象。我代表工自联，公布以下几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从队长，副队长的指挥，严禁擅自行动，否则开除；第二积极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第三举止文明，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忧民惹事；第四相互监督，不做政府的奸细，严防便衣（警察）渗透；第五就是......”
我穷词儿了，脸有些发烧。
老刘接上讲道：“第五就是喊口号要使劲儿，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这些纪律，你们同不同意？”
队员们齐声高呼：“同意！”
小唐大喊：“上街！整理队伍，开始游行！”
队员们嗷嗷叫着向马路上涌去。广场上的人群跟着涌了上来。
老刘和小唐整理着队伍。队员们分成几排站在马路上。随行的人群跟在敢死队的后面，自动地排上了队，真是众志成城啊。我看见从博物馆方向也涌过来许多市民，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我前后走动着，维持着队伍秩序。
敢死队的那位女队员，拿着一个扬声器（电喇叭），号召围观的人都参加游行。
一个大学生喘吁吁地跑过来，指着我的红布条说：“你是工自联的吧？张小光让我找你。他在楼上看见你们组织游行了，让人写了这几张纸，让你们拿着。”
我接过他拿来的几张大白纸，随即展开，每张纸上一个大字，合起来是“市民游行团”。游行队伍没有旗帜，用这些白纸黑子代替。我把纸张发给队伍前排的几个敢死队员，让他们展开拎着，队旗便有了。
我看了看队伍的规模，对老刘说：“估计有几千人，开始游行吧。”
老刘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出发了，目标是到和兴路，再游行回来到省政府广场。
拿电喇叭的大姐开始带领大家喊口号，声嘶力竭的：
“反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
“打倒邓小平李鹏杨尚昆！”
“镇压人民没有好下场！”
“周总理，在哪里，你的儿子不象你；邓妈妈，出来吧，把你的傻儿子抱回家，捏死他，掐死他，整死他，揍死他！”
后一个咒骂李鹏的口号虽然很生动，但听起来挺可笑的。队伍中就有人在偷着笑。
我从那位大姐手中拿过电喇叭，举拳高喊：
“打倒独裁政府！”
“反对血腥镇压”
“自由万岁！民主万岁！人民万岁！”
“哈市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哈市人民有良心，罢工罢市大游行！”
“讨还血债，斗争到底！”
人群应和着，口号声震天撼地。
游行队伍路过哈市铁路局。铁路局院里有个毛泽东的巨大塑像，老毛头儿似乎在检阅反共的游行队伍。
队伍过哈工大（市高自联的所在地），过西大桥。沿途加入队伍的市民极多。
中午到达了和兴路转盘的时候，估计已达几万人。从和兴路调头返回，游行队伍填满了整条街道，真正的不见头尾了，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人群中自发地有人带头喊口号，队伍前头后头所喊的口号也不一样，各喊各的。人们群情激昂，铁流般的队伍蕴涵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我赶到敢死队所在的前排。不过此时所谓的前排，也处在队伍中间的位置上。因为新加入队伍的市民蜂拥在队伍的前面。我找到老刘，让他安排把敢死队队员散开到队伍两侧，负责维持秩序。
老刘和小唐赶紧各带一些人散到队伍外，前后奔跑维持队列秩序。拎白纸大字的几个队员也撤了下来， 把手中的白纸交给别人提着。一位敢死队员把“市民游行团”的“行”字硬塞给一位队伍中的侏儒（一个只有一米多高的男子）。这位先天残疾的同胞不得不接过白纸，拎着“行”字与其他拎字的人并行。
这位敢死队员是纯属恶作剧。我心中十分生气。我刚要上去处理这件事，队伍中有个打扮时髦的姑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位挽着她胳膊的男青年指点着侏儒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训斥他俩：“有什么好笑的！要笑出去笑！看见你们这样，我想哭！”
他们不笑了，可能觉得没理，都没吱声。我拍了一下一位高个小伙子的肩：“你去把那个“行”字接过来好吗？”
小伙子二话没说，上去接了过来。我站在队伍旁边，心脏一阵难受，在这神圣庄严的游行队伍中，也有如此素质不高的国人，中国的民主和文明还有希望吗？
游行队伍重新经过西大桥，哈工大，路过建工学院，到博物馆广场，最后到达省政府广场。从建工学院到和兴路，再从和兴路到省政府，大约有几十公里，到达时已近天黑。
省政府广场人山人海，几路市民游行队伍都汇聚在这里。有的队伍打着“市民声援团”的横幅，儒敏反对打出的“哈尔滨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白色旗帜也亮出来了。
示威人群不停地呼喊口号，随渐向省政府大门口靠拢，大有踏平省政府的架势。
我急于找到敢死队，刚才已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广场上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如果局势失控后果不堪想象。我转到大转盘的东侧，终于发现几辆卡车上的敢死队队员。老刘和小唐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正在商量什么。
我踏上卡车的踏板，跟他俩打招呼。
老刘看见我，马上说：“你来了，正好，我们正商量要冲入省政府，然后烧了它！”
车下我身旁站着个胖子，可能是出这个主意的人。他双手插在裤袋里。一付流里流气的样子，大声嚷嚷：“冲进去呀，烧了它！门口就那么几个武警，挡不住你们，冲啊！”
我回头瞪了他一眼，对老刘说：“我们得理智点儿！不能蛮干！我们烧一栋破楼有什么用？烧了它民主就成功啦？别干傻事儿！别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
驾驶室顶上坐了一个留长头发的青年人，不是敢死队队员，头上没缠白布条。他用脚踢着驾驶室的玻璃，大声叫喊：“冲进去，烧了它！”
我气急了，对车厢里的敢死队员们喊：“把这小子抓起来！”
长头发青年见真有人过来抓他，吓得赶紧溜下去跑了。老刘还在犹豫，小唐坚持冲，烧。
正在这时，一位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来了。他跳下自行车，对我们说：“你们是工自联的领导吧？市高联让我通知你们，今天的游行到此结束。市民们回家，明天继续游行。纠察队维持解散秩序，然后到建工学院待命。”
他来得真及时。老刘说：“按市高联的说的执行。”
敢死队员们下车，动员市民们解散，然后撤到了建工学院。
当晚敢死队由建工学院学生安排的饭食，夜里即坐在宿舍楼下休息。
我陪他们坐到半夜，张小光让人把我叫上楼，在他的床上睡下。
七.
六月七日早晨，张小光把我叫醒。
到水房草草洗了一把脸，我赶到二楼工自联开会的房间。儒敏和老张，老刘已经开始开会了。
儒敏对我说：“你还是跟纠察队一起行动，随时监督指导他们。我们得到确切消息，驻哈市的二十三军马上要实行军管戒严。我们要组织市民阻拦军队，纠察队要发挥主力作用。还有，听说纠察队自称敢死队，这影响不好，必须改过来，仍然叫工人纠察队。明天早晨碰头的地点改在哈工大门口，时间仍是八点。”
儒敏说完匆匆忙忙先走了。
老张凑到我跟前，忧郁的目光盯着我：“别听儒敏的，说叫敢死队就叫敢死队，我支持你们。”说完他拍拍我的肩头，挎着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的大书包，也急匆匆的走了。
我与老刘来到楼下。
小广场上稀奚落落有几个人，却不见了敢死队员们。老刘说：“可能去附近吃饭去了。我去找找他们。”
老刘骑上自行车，找队员们去了。
我看见博物馆广场方向人很多，就决定先去看一看。
市民的参与热情的确高涨，广场大转盘四周已经人满为患，估计有几万人。人们似乎都被一种崇高的精神激励着，人人脸上洋溢着神圣的激情。两个骑车人撞在一起，要是按原来东北人的脾气，肯定要吵骂撕打，但两个人却和解了，互道对不起，客客气气地转身走了。神圣的民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在广场东北角，已经设立了广播站。高音喇叭架在树上，播放着《国际歌》。这首共产党人的党歌，成了此次民运中人民的战歌，它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
《国际歌》播放完毕，广播中传出一位男学生的声音：“这里是哈高联广播站。各位同胞，六月四日，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哈工大去北京声援的学生也有数人惨死在天安门广场。昨天晚上，有一名哈工大同学死里逃生回到学校，向同学们讲述了反动军队的杀人经过。下面播放她讲述的录音。”
躁动的人群肃静下来。广播中传出一位女学生哭泣的声音。呜呜咽咽，说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我只听清一句“坦克车往身上轧……。”最后是女学生哇哇大哭。看来这娃子真被吓坏了。
广播中的男学生带头呼口号，广场上的人们齐声应和。我从人群中挤到广播站前。所谓广播站，不过是一张桌上放着扩音机，录音机而已。
有个男学生手持话筒，呼喊着：“工大宣传队的同学，请过来演讲。工大宣传队的同学，请过来演讲！”
我凑上去问他：“我是市民，我可以演讲吗？”
他连说可以，把话筒交给我。我刚要讲，他说：“你干脆上桌子上讲好了。”
我跳上桌子，望着黑压压的人群，镇定下情绪，高声讲到：“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本省外县的市民，代表本县人民，向英雄的省城人民致敬。”
人群中响起掌声，有人用相机给我拍照。
我觉得有人拍照是一种危险，于是讲：“我先声明一点，如果人群中有便衣警察，请你记住我的面容，等我走出人群的时候，你可以逮捕我。”可能我的豪言状语感动了大家，人们热烈鼓掌，照相机闪光灯不停地闪烁。
我继续讲：“同胞们！我要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前几天，我们县城的学生和市民，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掌声）这次游行，是我省县级城市中，第八个举行游行的城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次爱国民主运动，不但我省齐（齐齐哈尔），牡（牡丹江），佳（佳木斯）等中型城市行动起来了。就连县城的人民也行动起来了！这样一场全民运动，一定会取得成功，一定能够胜利！（掌声）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上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基本都完成了民主革命。就连菲律宾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人民群众经过斗争也建立了民主制度，把独裁者马科斯赶到外国去了！我们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勇敢顽强的人民，历来有反抗专制压迫的传统。腐败政府欺人太甚，我们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中国的老百姓不好惹，我们东北人不好惹，我们哈尔滨人尤其不好惹！（热烈的掌声）我这次到哈尔滨来，有个重要发现，那就是哈市人民觉悟了，敢公开和专制政权斗争了！哈市人民也更加团结友爱了！（极其热烈的掌声）同胞们，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影响大学生的罢工号召，罢工罢市，参加示威游行，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民主运动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掌声）当今的反动政府是怎样腐败专制的，它是怎样摧残我们美好的生活理想的，我不用举什么例子，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切身体会（这番话属于老调常谈）。然而当大学生代表人民和平请愿，要求腐败政府改邪归正时，它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挥舞屠刀，残杀手无寸铁的同胞......”讲到这里，我声音哽咽，讲不下去了。
桌子下的大学生拍了一下我的大腿，提醒说：“哥们儿，到火候了，赶紧喊口号！”
我挥拳大喊了一番口号，众人齐声应和，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我象歌星那样谢场：“谢谢各位同胞，谢谢。”众人也象欢迎歌星那样热烈鼓掌。
我跳下桌子，把话筒还给大学生。
我从人群中向外走，大家自动闪开一条路。沿途不断有人给我鼓掌，很多年轻人向我打出V型胜利手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全是风头出尽了的感觉。人生有此一回，死而无撼矣！
一位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迎上来，热情地拉住我：“咱们是一个县的，你现在回去吗？我们有面包车。”
我警觉地说：“我们很多人一起来的，就在附近，我们自己回去。”说完我快步向前走。
我感觉到有被抓捕，被跟踪的危险。我盘算着按照电影上的情节，怎么甩掉可能的“尾巴”。
我走出人群，先朝东走，来到不远处的秋林公司地下通道口。我飞快地跑进地下通道，转到一个僻静处脱下夹克衫，拎着衣服从另一出口飞快地跑上来。我想上下这一折腾，谁也跟不住我了。
我调头向西走，打算回建工学院与敢死队会合。走到广场西口，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我肩膀一下，吓得我一哆嗦。
我回过头，见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他中等个头，眼睛雪亮，面露和善之色。
我问他：“你有事儿吗？”
他不慌不忙从衬衣的口袋中掏出一本证件，带警徽的，在我面前一闪：“我是国家安全局的。”
我的腿直发抖。
他收回证件，笑着说：“你别害怕。我们是奉命跟踪你们这些人的。但是人都是有良心的，我支持你们。现在的政府的确是太腐败了，你们跟它斗太对了！”他又拍了我一下：“继续干，我保护你。”说完他转身走开了。
我站在那儿，晃着脑袋，半天没反应过来。按共产党的说法，阶级斗争太他吗的复杂了。
两辆卡车从西边开过来，车厢上坐的都是敢死队员。不知他们从哪里弄了一杆红旗，旗上用黑汁写着“工人敢死队”。
小唐在车上挥动着红旗，领着队员们喊口号：
“我们是-敢死队！”
“不怕死的-敢死队！”
“反对军管，反对戒严！”
卡车速度很快，我根本追不上。敢死队的汽车绕广场一周。
车上的人齐喊：“油炸李鹏！清蒸小平！红闷尚昆！”
广场上的人们疯狂鼓掌欢呼。
这时不知是谁高喊二十三军进城了，先头部队已经到和兴路。敢死队的卡车一马当先，向西驶去。军队进城了，北京发生的留血事件很可能要在哈市重演。
我随着人流冲到和兴路，哪里有什么二十三军的影子，一个当兵的也没有。敢死队的卡车不知去向。
人群散布在和兴路中心的转盘周围，在听一位工人演讲。
演讲的工人站在转盘中心的高台上，手拿一张纸，宣布哈市工人总罢工。但我不知他代表谁，工自联里没有这个人。他讲完跳下台后，一个身穿兰色上衣，手拎黑皮包的中年妇女爬上高台。
她站稳后，笑嘻嘻地说：“我是农村来的，代表我们农民讲几句行不？”大家鼓掌欢迎。
她清清嗓子说：“我们农村人反对镇压大学生！”大家再次为她鼓掌。她提高了声音说：“可不能搞镇压呀！象我们家吧，我丈夫天天打我，昨天把我打背过气了！他是想活活打死我。你们说他安的什么心啊？”
我站在台下，听她讲得不对劲儿，再细看她的表情，明白了-是个精神病人。
她还在讲：“我丈夫呢，去年就跟我们屯子老李家的大丫头好上了，把人家的花裤衩儿都穿回来了，前两天领人家上医院做流产......”
我指着她喝道：“别讲了！快下来！”我招呼身边的两个大学生，“上去把她弄下来！”
两个大学生上去把她搀了下来。
唉，军队没碰到，碰上这么一档子尴尬事。让人哭笑不得。
人群分成几路，继续示威游行。
我跟随一支队伍，来到动力区。
动力区工厂很多，都是国营大型工厂。每座工厂大门口，都有大学生设立的阻拦线。大学生们手挽手，站在工厂门口，把要进厂上班的工人都拦在门外。
在龙江电工厂门口，大学生与工人发生冲突。我离开游行队伍，来到厂门口。
几十名工人在工厂领导的带领下，要强行进厂。上百名学生拦住厂门，双方争吵着。
大学生们说：“北京都发生大屠杀了，你们怎么无动于衷？别心疼你们的几天工资，参加罢工吧！”
一位穿着体面的大胖子（别人说他是厂长）对大学生说：“罢工要自愿，你们怎么可以强迫呢？你们知道工厂停工一天，要损失多少？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你们谁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负责人谈！”
我挤到他们面前：“我是负责人，请跟我谈。”
大胖子上下打量我：“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是市工自联的负责人。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他张了张嘴，没敢说。
我说：“大家都知道，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凡是有一点人性的人，都要对这件事有所反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在全市的工人都罢工了，每个工厂都停产了，这不是谁负责任的问题。形势发展到这儿了，大小劲赶到这儿了，谁也没办法。大学生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嘛！你们工厂少说也有几千工人，几千工人响应大学生的号召罢工了，你们来这几十人有什么用？即使让你们进厂，工厂就能恢复生产吗？”他们都没吱声。我扬高声音：“今天来上班的人，可能多数是厂机关干部，是工厂里文化素质最好的。你们应该比普通工人更有水平，更有同情心。我希望你们先回去，不要与学生冲突，不要军队没进来镇压，咱们老百姓自己先打起来！”
学生们欢呼起哄，涌上来推挤这些人。大胖子无奈，领着人撤了。
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纷纷感谢我。
一位瘦小的女学生从塑料桶中拿出两个烧饼，亲热地递给我：“这是市民刚送来的，还热乎呢，师傅你吃吧！”
多么可爱的学生们啊，我又要热泪盈眶了。
我从电工厂走回建工学院。
这一路我看了很多张贴的传单。传单上的内容五花八门，一则十几天前贴的旧传单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则传单建议北京的学生市民，不要与戒严部队对立，要把阻拦军队改为策反部队起义，然后与起义部队一起占领要害部门，以暴动方式取得政权，传单的署名是：“一位老军人”。如果北京的学生市民按这则传单上的办法干，说不定现在真成功了。
有一则传单披露了北京戒严时，政府高层的决策内幕。传单上说赵紫阳反对戒严（这已被证实），然而却说北京市长陈希同和陈云也反对戒严，这可能吗？众所周知这两个家伙是顽固的保守派。
走到建工学院的时候，已近傍晚。
博物馆广场上的广播站，被搬到了建工学院宿舍楼下。小广场上的人仍有不少。
我走得疲惫不堪，坐在马路边的铁护栏上休息。
高音喇叭中突然传来一个男学生激动的声音：“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据美国之音广播，邓小平已经死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国防部长秦基伟下令，三十八军起义了！起义部队已经占领中南海，李鹏坐上坦克车逃跑了！”
人群沸腾了，欢呼雀跃。我一下子蹦起来，眼泪哗哗地流。激动人心啊！邓小平死了，军队起义了，民主革命胜利了！我双手打着“V”型手势，和人们一起欢呼。
广播中反复播报着这条消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每一个人。
广播停止之后，二楼的一扇窗子被推开，工自联的老张探出身子。
他从大书包中拿出电喇叭，兴奋地说：“特大喜讯，刚才大家都听了，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还不能放弃斗争！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马上要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人民面临着更大的灾难！我们决不能让军阀们得逞！示威游行还要继续搞，罢工要坚持下去！”
讲完这几句，他缩回身子，把窗子关上了。
我挤过人群，想进楼里找老张。
刚走到楼门口，看见有几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在墙上贴大字报，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是哈市作协的罗老师。他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现在已调到一家报社工作。
我过去叫他：“罗老师！”
他回头见是我，高兴地把我拉到一边：“老灯，你怎么来了？”
“闲着没事儿，参加运动来了。”
他面色凝重起来：“你可要小心啊，现在形势不好。”
“不是说邓小平死了，军队起义了吗？”
“都是这么传，不一定可信。我在报社得到的消息，北京已经安定了，外地的运动也在渐渐平息。哈尔滨虽然没开始镇压，但我听说也要马上抓人了。你千万小心点儿，看形势不好马上回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的同伴叫他走。他与我道别，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八.
又在张小光的床上睡了一夜。
六月八日早晨，我在宿舍楼的走廊里碰到张小光。我问他：“北京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悄声回答：“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些东西都是谣传。”果然是自欺欺人。
我不好意思地说：“你有钱吗？我来时带的钱，这两天给大家买吃的喝的花光了。”
他马上从衣袋中掏出五十元钱递给我：“你拿着吧。都是募捐来的。”我只接过十元钱。
临分手时，他说了一句：“坚持干吧，死马当活马治吧。”态度相当消极。
我独自下楼，按儒敏昨天的约定，赶到哈工大门口去接头。
走到半道，看见儒敏，老张，老刘迎面过来了。儒敏推着一辆自行车。儒敏和老张的面色极其难看，都怒气冲冲的。
看见我过来，儒敏和老刘站住了。老张没站脚，背着大书包扬长而去。
我问儒敏：“怎么了，这是？”
儒敏气哼哼地说：“老张这人，素质太差！不想着好好合作，光想争权夺利！我把他开除了。”
完了，这回又挑灶儿了。我想了想说：“我觉着我们号称哈尔滨工人自治联合会，领导全市的工人运动，我们每个领导人都要胸怀博大……”
儒敏打断我说：“大道理不用讲。我知道自己水平低，随时准备让贤，甘当你们的铺路石。可老张另当别论。这家伙太狂妄。今天早晨碰了面，他让我不要安排工作，什么都听他的。他还说高自联没权任命工自联的领导。这象人话吗？”
我苦笑一声：“呵呵...”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报纸，打开来，对我和老刘说：“工自联不能再承认敢死队了，把它解散了吧。你们看看，这是今天早上出版的黑龙江日报。头版就有敢死队四处劫持卡车的报道。敢死队这么做不是败坏工自联的声誉吗？！”
我和老刘看报纸的时候，儒敏骑上自行车走了。
老刘指着儒敏的背影骂：“这些臭老九！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
我问老刘，昨天敢死队从和兴路去了哪里。他说有大学生被市民打伤，他们去处理了，然后四处游行。
老刘告诉我，昨天起他家被公安局监视，今天早晨他是从后窗户溜出来的。他还说最早参加敢死队的那个大姐，可能已经被捕了。联想到昨天罗老师说的话，我觉得政府方面正在布网，一两天内即有全面动手抓人的可能。只有象张小光所说的，坚持干吧，死马活马都无所谓了。
我随着老刘回到建工学院宿舍楼前。
小唐领着十来个敢死队员已经到了。小唐对我和老刘说：“不少人今天没来，人手不够。我求大学生给写了几个字，一会儿贴出来招些人。”
小唐把一张大纸展开，上面写着“工人纠察队报名处”。老刘让他马上贴出来。敢死队员马上把纸贴到墙上。小广场陆续有市民来，有几个人报了名。
我站在一边看那张《黑龙江日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这篇告人民书中，中共宣布他们已经取得了北京“平暴”的胜利，声称在军队的支持下，它们将立即平定全国局势。大势去矣。
到了十点种左右，敢死队凑了三十几个人，便拉到了街上。这次没有市民跟随游行，人们的参与热情已经减退了。
一辆外地卡车驶过来，被小唐带人劫住。我站在老刘身边，不满地说：“儒敏说不让劫车，这样干影响真不好。”
老刘不懈一顾：“总走路还累死了呢！也不总用他的车，拉咱们一段儿就让他走。”
小唐领着敢死队员们上了车，老刘钻进驾驶室，也拉我进去。我不好拒绝，也上了车。
老刘指挥卡车开动。卡车在市中心转着圈子，我和小唐轮流带领队员们喊口号。今天除了喊前两日的口号，还喊“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抗议政府新闻媒介的歪曲宣传。
在道外区，队员们发现路边有一个老太太摆摊卖《人民日报》，强行把报纸没收了。老太太跺脚骂。我不让他们抢报纸，可没人听。
游行到下午，老刘还不放卡车走。卡车司机见我好说话，跟我求情，说他是通河县的，路远，放他开车走吧。我跟老刘说，他不同意。
我一来气，跳下车，不跟他们游行了。
我在路边商店买了一个面包吃，一瓶汽水喝。
今天街上的人不多，不似前两天那样热闹。
在博物馆广场，根本看不到几个人。有个高大威武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倒背着手，正在认真看路灯杆上贴的一张传单。尽管他身着便装，但我凭直觉知道他是军人。我凑过去问他：“师傅，你是军人吧？”
他看着我，温和地笑着：“你是大学生吧？”他已经默认了是军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学生？”
“你的嗓子都喊哑了，不是大学生是什么？”他说，“我女儿也是大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
“那你女儿也参加运动了吗？”
他不置可否，转换话题：“你们所有的口号我都赞成，就是打倒共产党我不赞成。共产党里也有好人，也有明白人啊。”“是你们二十三军要军管哈尔滨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他说：“有这个准备，但没实行。看来不用军队哈尔滨也能安定下来。”
“如果必须用军队，你们会向老百姓和学生开枪吗？”
他果断回答：“不会。我的部下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开枪，我说不准开枪。他们问那老百姓打我们怎么办，我说即便老百姓打死我们，也不准开枪。开枪打老百姓和学生娃娃，那不是历史的罪人吗？”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我代表所有的大学生感谢你老人家！”
他呵呵地笑。我得寸进尺：“咱们的军队能起来帮着老百姓推翻腐败政府吗？”
他皱起眉头，低声说：“现在老邓还在，他威望高，军队都听他的。如果他不在了，没人压阵了，那就不好说了。”他向前一指，“我的车还在前面等我，再见了。”
我目送他远去，心中隐隐升起一股希望。
回到建工学院宿舍楼，又是天黑时分。小广场上没有市民。宿舍楼门口站着几个臂带红徽章的人（是建工学院保卫处的），严格检查出入学生的证件。看来宿舍楼今晚进不去了。
我去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的长椅上睡了一夜。
六月九日。
我在火车站买了几个包子，填饱肚子。一路向建工学院走，觉得两只脚疼得厉害。
这几天连续走路，没脱过鞋泡过脚，可能都沤烂了。原认为换上老婆的运动鞋，走路会舒服。但她的鞋比我的小一号，时间长了感觉非常挤得慌，脚尖儿生疼生疼的。俗语把整人叫给人“穿小鞋”，这说法太有生活了。
瘸瘸拐拐的走到建工学院楼前。小广场上的人比昨天还少。没见到任何熟人。有几个人在墙上贴了“工人敢死队报名处”的白纸，吆喝着让“老队员”报名。有几个头缠白布条的老队员凑上去报到。
我站在远处看着，心中疑云丛生：为什么老刘，小唐没来？他们会不会出事儿了？这些组织敢死队报名的人怎么都不认识？这时一个组织报名的人转过身来，雪亮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我立刻惊呆了--是那个国家安全局的小伙子！他曾说过要保护我。那双雪亮的眼睛，我永远忘不了。
我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小广场上似乎有很多双雪亮的眼睛。我身边走动着的人可能都是他的同事，象一个个猎人在等着猎物。他发现了我。但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轻轻一摇头，示意我赶快离开。
我心脏狂跳着，转身向西边走去。走出了很远，确信身后没人跟踪，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真悬啊，我的老天爷。幸亏我溜得快。
脚真疼，我把运动鞋脱掉，用手揉着脚。
一辆大客车从西面开过来。车到近处，我看清车窗上有哈市至我们县的字样。
我站起身，趿拉上运动鞋，迎头拦住了大客车。
九.
“凄凄似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共产党经常这样形容脱险的阶级敌人。我现在的尊容和心情，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我趿拉着运动鞋，疲惫不堪的回到家。
“回来了？老家怎么样了？有啥事儿啊这么急回去？”妻子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冷冷地问我。
“啊，没啥大事儿，都挺好的......”我压低声音，尽量掩饰嘶哑的嗓子。
“哼哼，好小子，撒谎眼皮儿都不眨！我打电话问你大哥了，你根本没回吉林！”
哎呀，这事儿闹的，露馅儿了。我索性躲进里屋，一头扎在床上，四仰八叉躺下。
妻子追进里屋来骂：“你就瞎他吗的折腾吧，等折腾进大狱你就消停了！”
我忍不住大吼一声：“进了大狱我也不消停！你别管！”
这一嗓子还真把她镇住了。她站了一会儿，退了出去。
我闭上眼睛，感觉疲劳之极。如果这小屋就是牢房，又能如何呢？也不过如此嘛。假如我现在就关在牢房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当然是美美的睡上一觉。
恍恍忽忽的，我又坐在从吉林老家回哈尔滨的火车上。整节车厢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忽然一个身穿白色孝服，头戴白色孝帽的少女飘进车厢，直直的向我走来。啊，她就是我在火车上曾经邂逅过的王嫱，那个美神！
她的面色凄楚哀婉，两只大眼睛漠然直视着我。我慌忙站起来，想上前和她说话，可她转回身，疾步往回走。我紧追着她，却因脚疼走不快，怎么也追不上。追过了几节车厢，我眼见她从开着的车门飘下火车。我扒着车窗向外看，只见她走下路基，闪进盛开的丁香花丛里，消失不见了。
长龙似的丁香花丛，变幻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浸染着淋漓的鲜血，在大地上行进。
看着看着，我伤心欲绝，号啕大哭......
手蹬脚刨的，我惊醒了。
“爸爸，吃饭。”宝宝站在门口叫我。
我懒洋洋的坐起来。天要黑了，肚子也饿了。
妻子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把脸盆咣当放到床下：“你先把脚洗了，熏死人了！”
我脱掉袜子，把红肿的双脚放到热水里。一股说不出的舒服感觉，渐渐的润进肌肤，浸入骨髓。还是家里好啊，真进了大狱就他吗的麻烦了。回忆刚才梦中的情景，感觉心脏隐隐作痛--怎么会梦见王嫱呢？莫非她也在六四中牺牲了？是她的魂灵在托梦给我吗？
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新闻节目中邓小平露面。老家伙根本没死，牛逼烘烘地接见戒严部队的高级军官。
晚上听外台的广播，中国各大城市的游行示威基本平息，上海，西安，沈阳等地开始抓人。北京的民运领袖们被政府通缉，一些人逃到了海外。
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彻底失败了。
几天之后，我来到县图书馆看报纸。
六四后的传媒，恢复了共产党喉舌的面目，满篇都是镇压杀伐之声。
我翻阅着《黑龙江日报》。近日（大约是六月十五日）的一份《黑龙江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题目是《哈市抓获一批动乱分子》。
报道说，六四后，一小撮动乱骨干分子在省城大肆活动，其中有外地来哈的流窜人员。动乱分子们煽动闹事组织游行，拼凑成立非法组织“哈市工自联”，招纳一批社会渣子组成“敢死队”，疯狂扰乱社会秩序。经过哈市公安机关的追踪调查，现已一举抓获动乱分子多名，打掉了“工自联”和“敢死队”。对于漏网的动乱分子，公安机关正在积极追捕中。
报道提到了儒敏的名字；那个“外地来哈的流窜人员”，可能就是指我老人家。自从爱好业余写作以来，我一直渴望出名，没想到上了省报竟是“外地流窜人员”，根本没人知道说的是谁。
我反复阅读这篇报道。看来除了我脱险以外，多数战友都落网了。我的弟兄们啊，你们现在被关在那里呢？
放下报纸，强烈的自责冲击着思绪。在哈市的几次讲演，带领群众呼喊的口号，都是生死置之度外的豪壮；然而到了最后关头，自己竟然溜得比谁都快--老灯啊，小人也！
（出国后得知，我在哈市折腾的同时，王丹等几个流亡的民运领袖正在哈市，并兴致勃勃的旁观当地的运动。）
十.
与正义好多天没见面了，我很想见他。
一天，我骑上自行车，来到师专。
正是上课时间，不便去教室找他，我推车进了教学楼前的小树林。
“老灯老师，你好。”旁边有人说话。
我转头一看，见是一个手拿课本的男学生。我打量着这个有点斜眼的男孩，觉得似乎见过他。
他说：“上次我和胡云鹏去过你家，你忘了？”
我想起来，他是和小胡一起去我家的那个同学。他问：“你来找人吗？”
我说：“我找魏正义有事儿，一会儿你叫他出来一下。”
他点头答应。我问他：“你们师专现在怎么样？学生的情绪如何？”
他说：“现在都消停了。学生一开始也就是瞎闹。说是争民主，可是没几个人知道民主是咋回事儿。”
听他这样说，我的演讲瘾又犯了：“其实民主很好理解。咱们中国啊自五四运动之后，面临着四大任务...”
“是四大任务。我听胡云鹏给我们讲过了，他也是听你说的。”他打断我说。
我有些不好意思，掩饰说：“讲过了就好，大家都应该知道。”
男学生跟我告别，进楼里找正义去了。
过了一会儿，正义从教学楼里走出来。他进了小树林，见到我，紧张地说：“灯哥，你快走吧。县公安局的人正在我们学校。你看，那就是他们的摩托车。”
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果然看见了两辆警用三轮摩托车停在路边。
他说：“县公安局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这几天天天到我们学校来，主要调查那天游行的事儿。”
我也紧张起来：“他们都问些什么？”
“他们问游行是谁策划的，有没有幕后黑手，还问我传单是在哪里印的。”
我更发毛了：“那你咋回答的呀？”
“我把责任全揽过来了。说游行是我一个人策划的，根本没啥黑手白手。我说传单是我到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印的，他们问在黑大哪个房间印的，谁帮你印的；我说记不清了，当时乱糟糟的，谁记得清。”
我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打你或要抓你吧？”
“没有。公安的态度挺和气的。学校还算保护学生，看样子不会把我怎么着。”
“你们要毕业了，这回肯定要影响你的毕业分配了。”
正义说：“那是一定了，大不了还回农村。我打算提前离校，免得受公安的纠缠。以后有啥事儿，我给你写信联系。”
“那就再见吧，多多保重啊。”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又要流出来。
他也很激动，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我钻出树林，骑车离开师专。
我回城里的路线，就是一个月前师专学生游行所走的。我脑海中闪现着当时的一幕一幕，索性推车步行。
这里是我遇见游行学生的地方，这里是我给小宋传单的地方，这里是学生们演讲的地方...
走到城中心新华书店前，我又看见了电线杆上的那张传单。尽管经历了一个月的风吹雨淋，传单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只不过稍显褪色。
传单上的内容摘自当时媒体的报道：北京宣布戒严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奥凯托到中国大使馆，恳求中共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千万不要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
记得当时人们围着这张传单看，有个小伙子用手摸了一下传单，人们立即围上来保护传单，小伙子赶忙解释说自己只是想把传单按平些。
这一切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什么时候民运之火能够重燃，什么时候民主自由能够实现呢？
我站在路边，倚着自行车，心绪茫然。
六月的阳光肆意流淌，大街上车水马龙一如往昔......
原文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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