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之人——郑贻春

作者: 杨银波

郑贻春有着高屋建瓴的政见，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走完，相反，这个国家应给他第二个春天，让他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奋进。

真正的东北爷们 近日，从自由亚洲电台传来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有“现代化学者”美誉的政论家郑贻春，在辽宁锦州监狱，糖尿病、脑血栓等病情加重，现在却无法办理保外救医。郑贻春自2004年12月20日被拘捕至今，已被关押五年零六个月。他因坚持独立写作，以力透纸背的笔力，批判当道，控诉专制，被判七年徒刑，且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电台，我听到了久违的郑贻春之弟郑晓春的声音。 五年前，郑晓春曾给我打来电话，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杨先生，菩萨永远保佑你，阿弥陀佛。”五年后，郑晓春说：“在大哥失去自由的这五年半当中，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人。”当我重读2003年11月23日郑贻春写的《妈妈，如果我被捕》，“我将因失败而胜利，因被捕而光荣，因黑暗而明亮，因悲剧而不朽”，忍不住也想写《杨银波，如果你被捕》，但不知菩萨是否还能继续保佑这点可怜的良心。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给郑晓春拨去了电话。郑晓春已因“郑贻春案”受到牵连，不再允许担任营口市政协委员，仅保留英语副教授一职。郑贻春被捕以后，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地回避着郑家，“世态炎凉，我们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再咬牙苦撑一年半，大哥就能刑满释放”。这五年半以来，郑贻春的兄妹们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震惊，然后是怀疑，接着是仔细研究，到最后一致认为，当局把郑贻春投入监狱，相当滑稽。 郑晓春说：“如果大哥没有被捕，我们恐怕永远也走不进他的精神世界。他被捕以后，我们才开始到网上下载他的部分文章来阅读，还没读完，就被他的学识和正气深深震撼，其深刻，其尖锐，其大气，可谓振聋发聩。大哥与当今诸多知名文人有着极大的差异，他是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与历史上的屈原、范仲淹、文天祥这种大丈夫非常相似。今天的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民生问题和国际形象，这与几年前大哥文章里的诸多呼吁，完全一致。但是，有着如此深刻洞见的现代化学者，却被判刑入狱，实在是太讽刺了。” 辽宁省的营口市，因不打麻醉药就用普通刀子将张志新割断喉咙致死的残忍悲剧，而“闻名”于世，令人毛骨悚然。郑贻春最初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当年迫害张志新的辽宁省盘锦第一看守所。据曾于1989年关押于此的杨春光说：“那里的狱警干部，因疯狂迫害过张志新，对政治犯普遍有迫害狂的传统。”因此，当家属第一次获悉郑贻春成了“当代张志新”后，无不噤若寒蝉。郑晓春说：“在我们兄妹眼中，郑贻春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仁义、最勇敢的大写之人，是真正的东北爷们，是我们最好的兄长。” 郑晓春高度评价他大哥的英语才华，“跟我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上”。在中国的民间诗歌界里，郑贻春也颇有名头，有《大陆架的命运》、《洗脑时代》等多部诗集。知名诗人杨春光生前最好的朋友，即是郑贻春，可惜郑贻春至今也未被告之杨春光早已不在人间。杨春光当初之所以能在网络世界被公众所知，最初的起源，就是郑贻春资助他一台二手电脑。 杨春光因脑出血去世，最大的恐惧来自当局逮捕郑贻春——下一个要对付的，必然是杨春光。为此，杨春光想在被捕前，奋起抢救未整理的大量诗稿及诗论，终因压力远超负荷，血压猛升，血管爆裂而死。这一对苦命兄弟，皆才华横溢，精神感人，但生在黑暗中国，其下场却是一个英年早逝，一个身陷囹圄。知音不在，遗恨人间，呜乎哀哉！郑贻春确是第一流友人，是他的数次鼓励，才启蒙我走向独立写作和民间维权。七年前，郑贻春在电话里对我说：“银波，你这种独立调查非常好，通过实地取证的个案调查，来最直接地掌握民间的真实状态，为历史进程做见证。我纯理论的批判比较多，而你这条路更直接，  比我们这辈人走的弯路少得多。记住，一定要跟民众打成一片，这样你的路才会走得更坚实，更长远。我真希望你能到辽宁来，我们通宵达旦，促膝长谈，好吗？”七年过去了，一道森严高墙将我们两人强硬阻隔至今。郑晓春说：“杨先生，等到郑贻春出狱，我们全家热烈欢迎你。希望你能到辽宁来，与大哥、与我们好好聊一聊，实现这个耽搁数年的心愿。” 值得研究的郑贻春现象 听着与郑贻春的浩然正气颇为相似的郑晓春的声音，我再也压抑不住几年来埋藏于心的某种愧疚。如果当年我没有向郑贻春推荐投稿的平台，永远让他处于自我压抑的无声无息状态，那他就不会出道发文，不会引起迫害者的注意、警惕和邀功请赏，也就没有这七年重刑。我必须向郑贻春及其家属郑重道歉。郑晓春说：“作为郑贻春的家属，我们还找不到某种更合适的方法来对待你的这种歉意。但是作为我个人，你今天能够带着勇气和诚意来打这个电话，我持着欣赏的态度。首先，你认可郑贻春这个人；其次，你本身就是一个闪光的人，这种闪光，是人格意义上的。所以，我今天能够跟你如此交心。郑贻春有你这样的朋友、同道，我很欣慰，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的灵魂其实并不孤独。郑贻春被判刑，绝非个案，而是现象。郑贻春现象，是值得你今后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郑晓春谈到对我的认识：“我读过你的部分文章，其中最震撼我的，是你在重庆对贫困者进行实地调查的系列文章，这些苦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激起我的深思。其实，像你和大哥这种全身心投入到民众疾苦的人，在当代社会是极其稀缺的。” 时代的每一次进步，都以牺牲其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郑晓春对此深为赞同，他说：“我们在研究大哥思想的同时，发现了一篇《妈妈，如果我被捕》。这篇文章，很显然是在充足准备后才写的，他当时已经很清楚自己即将付出的代价，也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其绝不屈服于专制特权的意志，极为坚定。”谈到当下，郑晓春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吃斋念佛，做一个没穿僧衣的修行者，与世无争。很多事，已经彻底看透了。”我不免想到灾难也许某日也会突降我身，郑晓春勉励说：“你与韩寒很像，一定要注意策略，懂得保护自己。”80后已经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中坚，其意识、其行为、其状态，都注定要告别旧史，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方或打倒对方来实现，而是掌握这一真理的人已经大量成长起来，替代了保守的一代。我对中国最终走向民主，且为类似郑贻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彻底翻案昭雪，抱有信心。郑晓春感慨道：“我代表郑贻春的家属，向你表示感谢。你是个思维灵活，有大道义的青年，千万、千万、千万要保重。既为你自己，也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到这时，我那愧疚不已的心，卡在当中的沉重巨石才落下一半。 众人眼中的郑贻春，是那个有着“指点江山”之浩大气势的诗人、作家、学者、教授，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生之坎坷。郑贻春出生在1959年的饥荒年代，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母亲是工厂干部。18岁的郑贻春，就曾担任过中学的英语教研组组长。他的英语极好，在大学时期即能24小时全凭英语与他人流利交谈，仿如母语。在1989年民主运动之前，他曾在辽宁电视大学朝阳分校、锦州工学院、锦州师专、辽宁商学院、锦州电大、营口教育学院、营口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院校授课。运动来临后，他在沈阳的大学、广场、机关、工厂等地，以“民主与自由”为题，面向人山人海，演讲40余场，被校党委秋后算账，终止任教资格，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反思错误”。 时隔两年，郑贻春复出，为辽宁企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参谋。再到1998年，他一方面是营口超群外国语学院的教务处主任，另一方面又参与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工作，与辽宁民主党主委王哲臣过往甚密，与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均有联系。 郑贻春的研究领域，覆盖文学、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且是双语研究。他坚持数十年的习惯，是每日必看《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英语媒体。其文学，以诗歌见长，“文字像原子弹，像外科手术刀”，极具杀伤力。但他最痛快淋漓的文体，终究还是政论。这些政论，多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时评，而是现象性研究和制度性批判，走向了政治哲学和制度设计的层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30万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他的总体观点是，中国所有的历史皆是“王朝循环史”，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只有民主这条路。而这条路的核心，即是用选票选出一个新政权，使其合法，来代替非法的“官爵分封制”。他又不同于那些枯燥乏味的“论文式”学者，每篇文章都情绪饱满，文字豪迈狂飙，使读者有一种在大型集会中听政治演讲的现场冲击力，洋洋洒洒，雄辩恣肆，少则四五千言，多则万余字。 因为爱国，所以批判 郑贻春是启蒙我走向独立写作道路的关键人物。我向境外媒体主动投稿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要彻底改变腐朽无能的红色王朝——郑贻春采访录》，首发于当时由陈奎德主编的《观察》。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03年4月7日，看到文章面世，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杨银波正式出道了！在此之前的2002年，在黎正光（“四川诗人三剑客”之一）主办的《汉语文学》网站，郑贻春极为活跃。当时我与异见作家余樟法（东海一枭）在此网站屡屡发表文章，皆受到郑贻春多次鼓励。郑贻春身在辽宁营口，大志于胸，却虎落平阳，几乎没有一展身手的媒体平台。当时，敢于发表他诗歌之外的政论作品的媒体，仅有《中国评论》等极少数阅读人数不多的网刊。郑贻春给我打来电话，我将当时仅知的所有媒体联系方式，都给了他。在发送邮件的一刹那，我似有预感，郑贻春压抑了几十年的思索，即将全面爆发。 果然，郑贻春大感生逢此时，文章极为高产。最猛烈之时，他甚至专门聘请秘书为他打字，他出口成章，一气呵成，但总感觉任何人的打字速度都跟不上他思想的穿越速度。他的文章，大多数发表于《大纪元》，其余媒体如《议报》、《民主论坛》、《黄花岗》等，仅刊载了他的极少数文章。这期间，我曾屡次采访他，采访话题覆盖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敢言人物、中共黑色历史、政权上海帮、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朝鲜问题等。在短时间内，这个采访系列占据了大部分境外媒体。印象尤为深刻是，字数限制为1500字/篇的《民主论坛》破例发表长文《独立思考这场战争的巨大影响——采访郑贻春》，而另一篇《十二个民间人物——采访郑贻春》则进入了当时苏晓康主编的门槛极高的《民主中国》月刊。2003年，《大纪元》启动“红朝谎言录”全球征文大赛，其中一篇超过万字的《红朝谎言三百年说不完——采访郑贻春》获得荣誉奖。而郑贻春写下的《统治中国的十大制度性谎言》则获得三等奖，这篇文章，恰恰是检察院起诉郑贻春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77篇文章之一。 英语教授、经济顾问，仅仅是郑贻春的表面工作，他真正的志业，是推动中国政治向民主迈进，自臣民社会转型为公民社会。郑贻春的高产速度，与香港倪匡绝对有一拼。所不同的是，在他仅仅展露不同政见的黄金时期，就被窒息于监狱，丧失了人身自由。在与之交往的两年里，我从未见他颓废过、低迷过，始终是声如洪钟，热情洋溢。在他生存很困难的情况下，我接到他的最后一个问候电话时，他正在一辆公交车上，说：“银波，为了吃得起饭，我正在帮一些老板当顾问，当翻译。我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在法院后来的判决书里，公诉人说郑贻春收到境外《大纪元》、《黄花岗》、《议报》等邮寄的人民币11000元，美金1620元。按当时的汇率，他两年写作，稿费竟未超过25000元人民币，平均每月1000元而已，如此可怜的劳动收入却被控为“与境外人员相勾结，接受境外资金”。却不知，香港某些所谓作家的一篇再烂不过的娱乐评论，就有2000港币的收入。郑贻春何等大才，在政府提倡“以人为本”的时代，收入却如此微薄，政府本应为之蒙羞，  却将其作为公堂之上的迫害实证。 仅我所知，郑贻春在2003年、2004年创作文章就超过600篇，平均算下来，一篇文章仅40元人民币的稿酬，实为离奇。由此，足见他有大量文章皆是无偿发表。至于“与境外人员相勾结”，主要说的是《大纪元》网站编辑黄万青。黄万青实在够冤，他是眼见郑贻春生活困难，在《大纪元》这种一般不提供稿酬的媒体，他和一些朋友自掏腰包，每月付150美元给郑贻春当作稿酬。按职业作家的一般规矩，150美元充其量也就是四篇文章的稿酬。但是，郑贻春有时一个月就在《大纪元》首发了十多篇文章。对他来说，稿酬算甚？只要有让自己的文章被公之于众的机会，那就是为民主事业添砖加瓦，无须计较收入多少。在他看来，改变中国，首要任务是改变人民的意识，从内心深处拒绝专制，追求民主。他说：“正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才批评这个国家社会的某些现象。但是可能因为我是属于‘诗人作家’出身，表达方式上可能有些欠妥，用的某些词汇可能激烈了些，某些论述可能不太全面，所以让人误以为我有什么主观的故意。我没有那样的恶意。我本身为了自由而失去了自由。” 捍卫良知和尊严的英雄 从作家表达风格来讲，郑贻春、杨春光、刘晓波等人，毕竟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浩劫岁月，或多或少都有“红色语言”的色彩，但其表达的价值核心，却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独立批判精神。郑贻春之被捕，据报道，是辽宁省政法委的某个书记，直接向周永康、罗干汇报，且被当作大案要案来处理。深究起来，他被投进监狱，是因为他公开为法轮功仗义执言。在2003年这个“公民维权元年”，黑云压阵，草木皆兵，当时公开站出来向法轮功表达同情的大陆作家，我记得有两个，一是杜导斌，二是郑贻春。两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但碰到这个尖锐问题，没有别过脸去当“沉默的大多数”，凭良心说真话，实在需要无比的胆识。郑贻春最初被拘捕的罪名，不是说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怀疑他是法轮功学员。我记得我与郑贻春曾经谈过这一问题，他只说过其实有些动作对人的身体很好，气沉丹田，能让人很快静下来，很舒服。这种认识，跟习武之人讲的常识一样，都知道武功最大的根基是“气”。有的武林高手，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动作不再练，兵器不再碰，每天运两个小时以上的气，且一动不动。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郑贻春如今被关在辽宁省锦州监狱。这个监狱可谓天下闻名，最近送进去的政治犯之一，就包括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锦州监狱突然扩建，成为专门关押六四政治犯的主要监狱之一。1996年，王丹被投进这个监狱。在此监狱度过黑暗岁月的，还有政治犯宁先华，辽阳工人运动领袖姚福信、肖云良，以及法轮功学员胡志明、张立田，等等。郑贻春毕竟还是辽宁人，可刘晓波是吉林人，住在北京，为何被转到辽宁服刑？这就是故意加大政治犯家属和社会各界的探望成本，使其远离国际关注目光，让你在狱中被彻底遗忘。政府将一群有着相似特征、相似追求的人集中于一处，不知这些人在里面将撞出怎样的火花？一群英雄豪杰，在这世道，不能在光天化日举杯满饮，却只能在阴暗铁窗彼此共勉，实在可悲。某次友人来看我，问：“你觉得中国最伟大的人在哪里？”我如此回答道：“在关押着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的劳改场、看守所和监狱。” 郑贻春唯一一次接受境外电台专访，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那是2004年3月，我刚从广州回重庆做调查，临行前接到记者成功的电话。我说：“你给我八天时间，等我调查完了，回广州接受你的采访。我向你推荐一个人，他叫郑贻春，是我的启蒙恩师，我希望你采访他，因为中国特别需要他这种不同的声音。”节目播出来，是上下篇，上篇是郑贻春的两集《上海帮的坐大》，下篇是我的两集《弱势群体的式微》。郑贻春的幽默和才情，在此节目中展露无遗。当成功问他：“如果政府今后说你颠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郑贻春以极为地道的东北话说：“没错！我就是颠覆！我偏要颠覆！我的颠覆，是把流氓颠覆成不流氓，把野蛮颠覆成文明，把无耻颠覆成害躁，把腐败颠覆成廉洁，把禁锢颠覆成自由，把极权颠覆成民主，把险恶害人的毒刺颠覆成美丽灿烂的鲜花，把密室政治的肮脏、狭小与黑暗颠覆成共和国广场的宽阔、爽朗与亮堂。”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友人听了这节目，对我说：“这才是地道的东北爷们。” 2005年12月5日，德国法官协会（由德国14000余名法官、检察官组成）颁布首届“自由人权奖”，获奖人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以及中国作家郑贻春。欧洲议会副议长、以色列前驻德国大使，在颁奖会上宣读了致郑贻春的获奖词：“郑贻春先生，您是人类良心和道德的典范，是一位促进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中国英雄，是一位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英雄，而是出于对良知和人性尊严的捍卫而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真正英雄。”到这时，我才知道，郑贻春的文章和诗歌已有200万字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受到广泛激赏，关注他被捕系狱的人不在少数。而我们所在的中国大陆，却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一般死寂，难怪“痛苦的信仰”乐队以摇滚乐拷问国民：“你们的热血哪儿去了？”郑贻春无罪，政府应还予他自由，但此时的他却在监狱与病魔抗争，身体消瘦。他的家属们申请为郑贻春保外救医，是希望他能够在条件更好的医院接受治疗，而不应拖到危及生命的时候再来谈保外救医。郑贻春有着高屋建瓴的政见，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走完，相反，这个国家应给他第二个春天，让他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奋进。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