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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4日星期三

《出租车司机》:韩国之杯酒 难浇中国之块垒

林夕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在韩国大卖的电影《》选了在某运动三周年前后的时刻在香港公映。据说那边不少观众边看边禁不住啜泣,禁不住掏出纸巾抹泪。在内地的互联网上也是好评如潮。
一部韩片,何以如此感动中国人?
在有病君看来,这部影片纯粹从艺术表现技术角度而言,虽然可圈可点,但也没好到离谱的程度,它之所以打动人心,首先在于它所描述的主人公金四福,并非一开始就是志向高远的斗士,而是一个一心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辛苦奔忙、无暇也不愿关注政治,甚至对异议者极不理解和反感的普通人,只是后来机缘巧合,被军政府的粗暴和恣意所震动,人性的觉醒,才逐步由被动到主动地涉入到历史的进程中来,——而这恰恰更具普遍意义和真实感,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强权的铁蹄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中产贵胄。
而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片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与人物际遇,更容易让中国人感到同病相怜、心有戚戚——而韩国人面对此片的心态,则恐怕更多是“忆苦思甜”。
此外,与该片紧密相关的、后来韩国成功转型,恐怕也更在潜意识里勾起了许多中国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
回望历史,韩国光州事件时,中国正处于毛留下的一穷二白中。韩国军队在屠杀自己的公民时,中国的军队正在打越战。
韩国奥运会为韩国送来了现代化的圣火,中国的年轻人才开始走上街头。不久,光州事件也在中国发生,规模更大,结局也更悲惨……
韩国奥运会20年后,奥运会在一片天灾人祸中来到中国。来源于古希腊精神的奥林匹克是一场洗礼,从而改变了韩国。
但奥运在中国只是一场奢靡炫富的节日焰火表演,连运动会都算不上,狂欢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荒草萋萋的鸟笼……
回首往事,光州事件将永远是一个结,韩国解开了,中国为什么依然无法解开?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国家会变成怎样,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国家的人怎样想”。
国家也好,国家机器也好,是由人构成的,如果正义的人占了多数,那么社会就会有进步。靠外来的压力?有点作用。
比如全斗焕在1981年访问美国,同年通过选举当选总统,显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而作为交换,金大中从死刑改判到无期,再到有期,直到1982年被终止刑期,流亡美国就医。
而成功申办1988年奥运,使得当时的韩国政府希望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这都是最终对民众的诉求做出了让步的理由,但是只是之一,而不是所有。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想要真正的稳定的改变,只有靠一个国家内部的改变,靠一个国家的国民自己。
那中国“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是怎样想的呢?”,说起这个就尴尬了。
可以说是突然之间,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网民对韩国人非常反感,其反感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说实话这让有病君感到非常的奇怪。
后来开始传出韩国人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事情,好在新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所以也避免了现代文化遗产被别的国家抢去的恶果,于是盛传韩国人要抢我们古代的文化遗产。从四大发明到文人墨客,都成为韩国人争相论证有韩国血统的对象。
我中华民族文化人上下五千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过可以随心所欲写文章的时候,基本上还没写出代表人类进步的东西来,写点前朝的事已经算是最大尺度了,所以留下的真正文化遗产屈指可数,我们都是很宝贝的,你随便抢走一个,我们就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啊。
大家的激动我很能理解,如果我们国家哪天宣布莎士比亚,伏尔泰,高尔基,舒伯特,但丁,雨果,海明威,川端康成均拥有中国血统,我估计八国联军得再出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成熟国民对自己国家自豪感的重大来源嘛。
偏偏韩国人最喜欢抢中国文化?但这是真的么?这些都不是真的。
除了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有名字上的冲突以外,其他的所有有关韩国掠夺我们文化遗产的事件都是我们自己捏造或者夸大的,这事情说出来其实挺难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不喜欢你,于是我编造了你来我家偷东西的故事,并且意淫了没偷着被我家的狗给咬了的结局。
有人说,中国是巨婴之国,这种意淫正是巨婴的直接体现。
我喜欢韩国么?说实话,说不上喜欢。但我绝不讨厌韩国,我甚至尊重韩国。
如果你了解一些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你应当敬佩韩国人民。
不仅《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是真实事件改编,回首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韩国现代史,更不能不令人扼腕击节。
其实,早在李承晚时代,韩国民众就已经开始自发展开大规模的公开抗议运动。
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送走一个独裁者,又迎来另一个独裁者,反抗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低潮期,也有高潮期,但却从未屈服和平息。
整个全斗焕时代,韩国民众在反抗强权中完成了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自我构建过程,这是韩国最终走出传统宫廷历史的最重要一步。
信仰的力量与坚强的意志使韩国民众最终驯服了暴力和权力,鲜血从此不再随意抛洒。石头挡不住风的去向,自由者的意志折弯了专制者的刺刀,大韩民国完成了这一不可完成的历史奇迹。
哈维尔曾经说,良心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从这一点来说,韩国现代史其实就是寻找良心的历史,最终良心战胜了暴力和阴谋,这不仅是政治的胜利,也是信仰的胜利。
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精神。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要被精神击败的,就如同人性必然战胜兽性。
当下中国沉疴遍地,究其最终根源,恰恰就是良心的丧失。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无论政治还是信仰,都无可挽回地滑向灾难的深渊。
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常常想当然的认为,只要经济获得发展,国家富裕了,现代化就会自然到来。
现代韩国的坎坷历史证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既得利益者永远不会良心发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终还是要民众自己用自己的血汗去争取。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拯救,就是自我拯救,从来没有被拯救。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天助自助者。
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想搭“烈士”的便车,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将来,它只配拥有生不如死苟活如猪的现在。
看《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想,中国会有金四福吗?
对我而言,是有的,在一部讲28年前混乱的黑夜的纪录片里。
不过,中国的金四福,是踩三轮车的。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三轮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三轮车夫。
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我清楚地记得那名纪录片里的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就是媒体眼中需要管制的“盲流”。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
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
他把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当然,他可能说不出“自由”的定义,可他为自由冒了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28年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早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
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现在光州的518自由公园,除了大量当时的照片,还有被整体搬迁过来的军警总部,里面有审讯室、拘留房、军事法庭。一走进审讯室,就会响起解说声,虽然只有韩语,但是伴随着解说声,还有惨叫声,男男女女的哀号,再加上眼前被拘捕民众被拷打的模型,完全可以想象和体会到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如果你也看过韩国电影《》,就会知道,里面大学生被拷打的场景,正是在还原当年的这段历史。
是的,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
如果我能足够乐观的解读鲁迅这句话,我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
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三轮车夫的雕像。

2017年10月2日星期一

《計程車司機》——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掙扎和覺醒

二大爺別院

一把我這個冷漠的中年人看到熱淚盈眶的電影有兩部。都是韓國電影。一部是《辯護人》。一部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兩者相同的是都是根據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前者是原本利慾薰心的地產律師最終成了為公平正義抗爭的鬥士,後者是原本唯利是圖的出租車司機最終成了為揭露真相奮不顧身的英雄。不同的是,後者或許能喚起我們更多類似的回憶。

光州事件是韓國民主化進程中極其重要的一個標誌性事件。1980年5月,因對通過政變上台的軍事獨裁者全斗煥不滿,憤而起義的光州市民被軍隊殘酷鎮壓,為此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400餘人死亡,5000多人負傷。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學生。
即便是在全斗煥倒台之後,光州事件的平反仍然經歷了漫長的爭取和等待。直到1996年全斗煥等人被起訴,光州事件才獲得法律上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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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是不是生來就是那樣?顯然不是。也許在他成為英雄之前,之後,他都只是一個坐在路邊安靜吃麵,為明天的生計發愁的普通人。
韓國電影和中國電影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的人設並不是平面化的。不是一出場就拖著家國讎恨、遠大理想的胚子。
金師傅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出租車司機,會耍小聰明搶單,會想方設法砍價賴帳,即便是面對即將臨盆的孕婦,也不忘記要雙倍的車費。
甚至,在他的原始面貌裡,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小粉紅。他面對散步的大學生時很不解,你們好好讀書不行嗎,國家有什麼不好,你們天天批評,天天散步示威有毛用?
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送德國記者深入光州去採訪,僅僅是因為窮,需要等錢用。所以他在去的路途中,不斷耍滑頭耍小聰明,千方百計要把車費弄到手。在面對國家機器的威脅時,幾次想調轉車頭逃跑。
這麼一個很low的人,一個平時我們身邊司空見慣的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想過好自己日子,看不出任何英雄影子的小市民,或者說市儈,最終竟然成了英雄。

正因為金師傅是這樣一個讓我們覺得隨處可見的普通人,才使得我們能更好的理解大時代、大事件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掙扎和覺醒。
在面對荷槍實彈的軍隊時,金師傅漏出了普通人膽怯的那一面。他甚至準備自認倒楣,不賺這趟車費,也要拔腳開溜。雖然記者的執著、普通市民的熱情、不斷目睹的慘狀讓他開始動了正常人的惻隱之心,但直到被人追殺,目睹掩護自己的學生被殺害,他都沒有準備成為一個英雄。小人物求生的本能驅使他忘卻自己良知帶來的不快,拖家帶口的顧慮還是使得他再次逃跑。直到在回來的路上看到了韓國新聞聯播。
謊言下的歌舞昇平,事實上的修羅煉獄,強烈的對比,讓這個小市民苦痛之下終於做出了一輩子都不會有第二次的決定。
是的,英雄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他可能有很多不堪的歷程,只是在某一刻,人性突然的閃光。
這就足夠。

在這樣的故事中,我們看到的這樣原本貪生怕死,最後卻視死如歸的小人物,不止金師傅一個。
那些面對軍隊的掃射仍然要發聲的學生,明知有去無回仍然要衝出去救人的市民,最後時候勇敢開車救人,甚至和軍隊對撞的出租車司機們……
他們拚命保護記者送出那些珍貴的錄影帶,其實並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對於一個獨裁政權而言,批評並不會讓他覺得有什麼愧疚,頂多是不快。就像我們今天都能看到朝鮮人民的痛苦,但你又能奈三胖何?全斗煥最後倒台,甚至被審判,這都只是一個微乎其微的因素。
但它的象徵意義,他對於死者,對於生者的鼓舞,卻遠遠的超過了那一小段血腥的記錄。因為它永遠可以被後人所銘記,所解讀。

我們的兩個鄰居,韓國和台灣。其實在民主化進程方面都是極其類似。經歷了漫長的軍事獨裁和戒嚴,無數的異議人士前赴後繼。即便是國家最終實現了向現代文明的政治體系過渡,這其中的血淚,卻是不少的。
因為,自由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買不來,求不來,跪不來。它不像飢餓那樣,會隨時提醒你生存的窘迫,但只有你失去了它,等待別人的施捨的時候,才能意識到它作為人固有權利的可貴。只有經歷那些飛蛾撲火般的努力,才會使得不可能變為可能。
也許有人曾經努力過,但是還不夠。

我們中國人經常瞧不起韓國人,甚至是仇視。總有一種你離開我就活不了的可笑優越感。這在踩踏樂天的過程中都已經見識過了。
但很顯然,韓國的崛起在我們之前。即便是今天,他依然在我們前面。
關於光州事件的電影我至少看過三部。一部比一部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此惦記自己的傷疤,不惜一次又一次的揭開來審視。而且這樣的審視,並沒有落在模式化的仇恨中。看完之後,你不會想到沒有祖國我什麼都不是,或者雖遠必誅。你只會對曾經那些勇敢的人類產生悲憐和崇敬,更加珍惜攥在手裡的自由權利。他沒有靠悲情和口號去吸引觀眾,而是靠扎紮實實源自真實歷史的厚重。
這樣的電影,贏得票房和口碑的雙重豐收,理所當然,當之無愧。
很遺憾,我們有比這更好的故事,卻不知道那一天可以講給世人聽。

如果站在現實的角度,我甚至覺得《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在立意的角度超過了《辯護人》。因為它更加貼合小人物所能理解和企及的高度。
也許大部分都跟金師傅一樣,雖心有不快,但依然要茫然奔波。偶爾發一聲,也被人反問一句「活著不好嗎」,或者恥笑為鍵盤俠。甚至也跟他一樣,在「國家有哪裡不好」的反問中一遍又一遍的教導年輕人要安分守己。
但也許會有那樣的歷史風口,讓每個人有機會拷問自己的良知。
到那一天,希望我們都是金師傅。
文章轉自網絡
責任編輯:朱穎

2015年10月25日星期日

【佔領】警察政治化:韓國的經驗 / 鍾樂偉

10250164_394777824004072_5869257897327708992_n在任何民主社會中,警察一直都是透過法律上賦予的權力,執行維持治安與社會安全的公共責任,反過來,法律也會限制警察可以行駛的武力權,也要求警察保持一切的政治中立與維護公眾利益。可是,在不少國家裡,擁有政治權力的政府,經常向警察施壓與利用, 以武力限制在野政治人物的政治表達自由與鎮壓民主運動,結果把民眾與警方放在一條相互拉鋸的對立面上,民眾因而也會質疑警方未能履行法律要求,維持政治中立。
可惜,韓國的警察廳多年來就是這類被獨裁政權利用,以國家之名打壓民眾自由的邪惡機關,一直都堅守不了政治中立的原則。過往的日子,他們透過干預選舉、鎮壓異見份子與民主運動,成為軍人控制政治的棋子,反而忽略了警察作為撲滅罪行與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因此,一直以來,韓國的警民關係也處於極為對立的境地。
自韓國踏入民主化之後,90年代韓國的警察廳進行下多次改革,當中包括了把警察廳的原主屬政府部門,從擁有政治任務的內務部改為安全行政部;另外,後來成立,主要由文人組成的「國家警察署」,負責向警察廳長對警員升遷、警隊撥款、裝備與調查警員違反人權事宜提供意見;而且,警方也改善昔日經常被人批評過份 使用暴力的作風,定立「不使用催淚彈政策」,減少與民眾運動中的不必要衝突,希望一改在公眾的形象。雖然如此,但在政治中立的定位上,韓國警察往往也未能 好好堅守,就如前年的韓國總統大選中,就曾經有傳警察的網絡部門竟然協助在網上散播虛假言論,有利於執政黨的朴槿惠,可見把警察去政治化,在韓國裡迄今還是不容易。
韓國警察近代發展
關於韓國警察的近代發展,可追溯至1894年的時候,朝鲜王朝的高宗對警察部門進行的改革。作為當時朝鮮王朝的「保護國」,日本要求高宗把他們國內的警察現代化。在現代化後,朝鮮王朝的警察被改名為「警務部」,與軍隊分家且其功能除了維持社會秩序與防止罪行發生,也要肩負上出生登記、監控出版、出入境與守 護王宮等等。
就在朝鮮半島落入成為日本殖民地後,當地的警察部門因而改為受日本派駐朝鮮半島的總督控制。當時,日殖政治廣為在朝鮮半島不同大小地方建立警察局,用來監控著人民生活,而且他們的工作,也延伸至控制政治、經濟、教育、宗教、衛生與火災事務。當中,最主要的工作固然是鎮壓朝鮮半島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勢力,並且圍捕當地的政治異見份子。
這時也是朝鮮半島的警權最黑暗時期,不少警員使用暴力鎮壓示威者,也經常未有合理條件下,非法拘留與毒打民運代表,甚至把他們拘留在警察局內超過數月時間,在問話過程中使用心理與肉體上的逼供,據統計,當時每年都有超過一萬單案件,是在警察自主安排的法庭上審判,完全不存在任何尊重人權的基本要求。但亦就是這種充斥著暴力與不尊重基本人權的警察作風,把負面的警察形象深深地刻入在每一位生活在朝鮮半島的國民中,時至今日,數十年過去,這種印象也磨滅不了,不少韓國人也對警員嗤之以鼻,否定他們的身份。
日本戰敗投降後,後來1948年大韓民國成功建立,不少生活在韓國的國民也期望警察會嚴守政治中立的原則,不會使用暴力鎮壓人民的對民主的訴求,可是,從韓戰結束以後起始,韓國政府也實際上成為尊制獨裁政體,不論是晚期的李承晚政府,抑或是後來的朴正熙軍人獨裁政府,都是要依靠刑事手段來對反政府示威進行鎮壓和打壓言論自由來建立政權的正當性。就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李承晚更以警察來控制選舉結果,換來是大批學生上街反對這樣子的「假選舉」,把他拉下台。但過程中,市民與警方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有超過100多名示威者死亡。
其後在朴正熙與全斗煥的軍人政權,警察的功能也大大推進至對民眾生活的全方位監控,大量的警察資源都投放在情報工作上,收集一切有反政府傾向的學生、工人與異見份子的資訊,更也使用極暴力的方式與民眾衝擊,使雙方也有不少死傷。
當中,違反基本人權是警方經常犯下的最大罪行。警察每一次面對著學生代表時,非法審訊過程中都會使出極不尊重人權的技倆來逼供,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是發生在1987年時,就讀在首爾國立大學語言學三年級的朴鍾哲被毒打至死的慘劇。當時,朴鍾哲因被懷疑在大學內建立反政府組織被拘捕,逼供過程中警察使用過量的暴力,尤其是把他的頭浸在水中,結果他因此而被打至含冤而死。但是,那些年因為對學生使用違反人權的逼供行為而受處分的警員少之有少,所以使外界對警察的負面形象進一步加深。
正就是因為韓國警方經常干預選舉、攬權與對爭取言論份子嚴厲打壓,他們因而失去民眾的基本信任,民眾也慢慢不會主動向警方報案,對發生的罪行變成視若無睹。雖然後來韓國於1987年成功爭取建立民主政制,不少韓國國民依舊維持對警察的負面印象,所以,警方每每在執法之時,民眾都不會肯定他們的權力來源, 故意與他們正面衝突。
警察廳的權力改革
有見及此,韓國政府於踏入民主化後多次對警察廳的角色、功能與運作進行改革,希望把警方重新建立出一個政治中立的外觀。當中,首要的一步是把警察廳的隸屬政府部門,從昔日主要負責執行選舉的內務部,改為落入安全行政部的控制,因此可避免政客可透過內務部來迫使警方干預選舉。另一方面,有見欠缺一個中立且文人為主的機關來監察著警方有否過份政治化的問題,因而建立了一個以文人為主的「國家警察署」,凌駕於警方之上,直接負責監察著警察廳的內部事務,包括升遷、撥款、調查違反人權指控等工作,強化警察廳的政治中立定位。
然而,在實踐下,1991年定立的「警察法案」卻未能帶來為警察洗刷負面形象之效,因為新成立的「國家警察署」,在最終的定案中,只是內政部的一個諮詢機關,未能對警察廳進行具體的監察。而且,「國家警察署」也被削弱為只能對警方的撥款與人事問題提出「意見」,不會有實在的權力去監控警察廳的日常運作。因而,對改變韓國警方已牢牢刻在每一個國民心中的「不尊重政治中立」的印象,看來也不是容易的事。

【抗命時代】台韓民主化經驗 :堅忍與傳承— 與鍾樂偉對談(上)/ 何雪瑩

一切由《逆權大狀》開始。
七月廿六日下午,我在參加鍾樂偉主講電影《逆權大狀》的映後談。這套電影看得多少人熱淚盈眶,彷彿都是香港和中國今天的觀照。當天觀眾的問題幾乎都是圍繞著「到底韓國經驗在香港能否複製」。鍾樂偉的提示是,理解韓國抗爭史,必先從更大的背景入手。映後談完結後,我們分別沒多久,就收到各方消息:《主場新聞》結業了。
不到數小時後,我們都一起參與《主場新聞博客群》的重建。後來我回想,原本當時我們打算跟一班學生到北韓旅行,最後因事不能出發,大抵是個宿命。我們終究沒有抵達極權的國度,而留在被專制爪牙愈掐愈緊的香港,以一點點的力量,重建一片言論自由的小草地。
過幾天,我拉鍾樂偉出來飲咖啡,希望為我看完《逆權大狀》滿腦子的問號尋求解答。
重建《主場新聞博客群》的過程,沒有傷春悲秋,沒有抱怨,沒有鳩嗚,邊個得閒邊個做。鍾樂偉說,韓國民主化經驗給他最大的啟發,就是失敗後不要失去希望。
「《逆權大狀》的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韓國,遠比現時香港差。民主自由皆缺,打壓、施暴層出不窮,每次有示威和公民抗命都有鐵腕鎮壓;儘管如此,每次運動過後大家不會以為就此完結。以發生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為例,1979年10月獨裁的朴正熙總統被暗殺,以為是民主變天的一線契機,可是戒嚴令卻延續下去;韓國人期待有民主,政府反而更加獨裁,不只控制人民思想,更屠殺人民。好多人覺得無得再鬥,或者環境根本不利抗爭。但韓國人從不洩氣,光州事件以後,各地學生在困難的情況下,提醒不要記忘記光州,繼續重整力量。更多學生之餘,後來有白領、工人、教會參與,聲勢更加壯大,將悲情轉化成力量,延續下去。」
光州
光州事變
韓國公民社會在獨立後發展起來,但獨裁政府並從未對控制公民社會有半點鬆懈。「政府力量當然龐大,但覺得無得鬥不代表放棄。韓國政府連生活都要管。70年代朴正熙時代的維新憲法,連頭髮和裙子長短也要控制,人民覺得完全無自由,憲法明明保障自由,但為何國家連私人事務也要管?他們從沒放棄討論這些事情。由70年代起,整個亞洲和歐美瀰漫著鬥爭和自由思潮,他們吸收西方的自由思想,從沒停止尋求答案,每次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未停止,不會甘心被鎮壓便放棄。於是鎮壓後他們加入新元素,由小眾變成主流運動,社會推翻軍人獨裁的聲勢不斷壯大,也有新的衝擊。」
「每次革命以後他們以為有民主,但每次都落空,但他們不會因此放棄。即使直到今天,我問一些韓國社會運動朋友會否因朴槿惠當選而沮喪。他們說一班朋友在朴當選之夜飲酒,失望了一會兒之後決心從今天起加緊監察政府,他們會承擔責任,但不會因此覺得無希望。香港人每次遇上事情,都會嘆氣說大勢已去,韓國永遠都會好硬淨,接受失敗,但不服輸。政府控制公民社會,禁止集會、出版,於是他們偷偷做,好多地下報紙和地下電台。」
不過鍾樂偉認為,夾硬要將韓國抗爭模式複製到香港並不實際。「80年代時是個非常浪漫的時代,民主運動不缺激情,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香港跟當天韓國的客觀條件很難比較。畢竟九十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當道,人們較少追求崇高、理論化的價值。中國、韓國和香港今天咁有錢,但大家反而較少追求民主自由。」
「政權很容易以物質條件麻痺人們對價值的追求,但當每件事回歸到最根本的價值,其實大家都非常渴望得到這些價值,只是不如80年代那麼豁出去地追求,不願犧牴,這是相當悲哀。當年韓國上百萬人示威,你不認為今天香港會出現這個場面。今天爭取民主已不能如以前上街曬馬,當年獨裁者不懂應付百萬人上街的場面,他們今天學精了,將社會變得愈fragmented愈好,不會有好多人上街,於是以為社會大多數人不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這就是今天半威權政府最懂得玩的技倆。韓國經驗的精神可以借鑑,每次運動即使失敗。都會想盡方法把momentum延續下去,將不同運動連結,針對一個矛頭,令大家都知道所有問題都是源於獨裁政府。革命二字其實總未離開韓國。 」
鍾樂偉反問我台灣民主化的經驗。當時我思考了很久,也說不出太多話。一般的所謂宏觀分析告訴我們,台灣民主化主要因為是外交被孤立(1971年退出聯合國)、美國施壓、時任總統蔣經國良心發現;民主化理論會分析,當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教育普及、都市化成熟,都是民主轉型的有利條件。但我絕不願意將白色恐怖的主事人蔣經國說成民主英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會訴諸以上這些客觀因素,它們在今天的香港絕不能複製,那香港人是否要坐以待弊?而且70及80年代台灣黨外人士為了爭取民主,「拋頭顱、灑熱血」不是顯示決心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逆權大狀》裡嚴刑拷問的場面,當時家常便飯。有個問題我想很多人在心裡面想過,卻不敢說出口:「是否要開第一槍,流第一滴血,抗爭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