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執行的文藝復興（或“紅色文藝復興”，烏克蘭語：Розстріляне відродження, Червоний ренесанс，羅馬化： Rozstriliane vidrodzhennia, Chervonyi renesans）[1]是一個術語，用於描述烏克蘭語詩人、作家和藝術家的一代1920年代的藝術家和1930 年代初居住在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隨後在大恐怖期間（1937 年 8 月至 1938 年 11 月） 遭到迫害、被剝奪工作、被監禁，並且在數十起案件中被槍殺。
在 1929 年大轉折或“大突破”（參見毛澤東的大躍進）之後，蘇聯領導人、蘇共總書記 約瑟夫·斯大林推翻了 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Korenizatsiya和烏克蘭化政策。表面上親甦的烏克蘭詩人和作家拒絕服從斯大林恢復沙皇強制烏克蘭俄羅斯化的政策。用烏克蘭語寫作的詩人、作家和戲劇家被集體逮捕，然後被驅逐、監禁或處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是在Sandarmokh被槍殺的，卡累利阿西北部的大規模處決和埋葬地點，從白海的 Solovki 監獄營地運到那里後。
“被執行的文藝復興”是 1959 年由頗具影響力的Kultura雜誌的反共產 主義波蘭移民出版商Jerzy Giedroyc首次提出的一個術語。他正在寫信給烏克蘭流亡者和文學評論家尤里·拉夫里年科 (Yuriy Lavrinenko)，討論計劃中的那一代烏克蘭最佳文學選集的標題。[2]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羅斯帝國的崩潰、帝國審查制度的廢除、獨立的烏克蘭國家的建立以及 20 年代蘇維埃政權的文化寬容共同導致了烏克蘭文學和文化活動的驚人復興. [3]許多新作家和詩人出現並形成了數十個改變烏克蘭文學面貌的文學團體。[4]這些進程得到了本土化政策（在烏克蘭被稱為烏克蘭化）、國家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1921-1927）和掃盲運動的支持。
作為標題[編輯]
“被執行的文藝復興”一詞於 1959 年由巴黎Kultura出版社的編輯Jerzy Giedroyc首次提出，該出版社致力於出版來自整個波蘭僑民的反共作家。[5]在 1958 年 8 月 13 日給 Yuriy Lavrinenko 的一封信中，Giedroyc 提到了Lavrinenko 應 Giedroyc 的要求準備的 烏克蘭近期文學選集：
“關於名字，給它起一個通用的名字會不會更好：Executed Renaissance。Anthology 1917-1933等等。這樣的名字聽起來會很壯觀。另一方面，Anthology這個不起眼的名字只能促進鐵幕的滲透。你怎麼認為？”
“就這樣吧，”拉夫里年科回答道。
庫爾圖拉 (Kultura)於 1959 年在巴黎出版的《執行的文藝復興，選集，1917–1933：詩歌、散文、戲劇和散文》一書仍然是該時期烏克蘭文學史最重要的來源之一。[6]它收錄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初烏克蘭詩歌、散文和散文的最佳範例。
根據烏克蘭文學史學家雅琳娜·茨姆巴爾 (Yarina Tsymbal) 的說法， 《被處決的文藝復興》是“選集的好名字，但不適合整代富有創造力的知識分子”。在她看來，“紅色文藝復興”是一個更貼切的比喻，因為它是一種自我描述。後一個術語最早出現於 1925 年，當時 Olexander Leites 的著作《烏克蘭文學的文藝復興》和 Volodymyr Gadzinskyi [7]的詩《紅色文藝復興的呼喚》同時獨立出版。同年，Neo-Lif雜誌出現了 Gadzinskyi 的序言：[8]“對我們來說，過去只是認識現在和未來的一種方式，”他寫道，“是紅色文藝復興偉大結構中的有益經驗和重要實踐。”
新精英[編輯]
然而，拉夫里年科認為“被執行的文藝復興”不僅僅是一部選集的標題。他將其提升為一個包含烏克蘭詩人殉難及其遺產和復興烏克蘭文化的力量的術語。[5]被執行的文藝復興範式，連同民族共產主義的觀點，作為烏克蘭早期蘇聯知識分子民族化的框架，後來成為與新的知識精英建立全國反對共產主義政權努力的一部分最終為爭取一個獨立和統一的國家而鬥爭。[9]
新烏克蘭知識分子觀點的主要元素是叛逆、獨立思考和對自己理想的真誠信仰。知識分子強調個人而不是群眾。像警察國家的許多其他內部移民的支持者一樣，他們外在的“蘇維埃性”隱藏著深刻的探索和質疑。
新一代的烏克蘭精英來自下層階級（僕人、牧師家庭、產業工人和農民），由於戰爭、飢荒和謀生的需要，他們往往缺乏接受系統教育的機會。“在可能的邊緣工作”，利用一切機會接觸世界文化並張開創造力的翅膀，新一代的烏克蘭藝術精英被最新的趨勢所感染，創造了真正的主題藝術。
這時新一代出現了，他們背負著民族獨立鬥爭中勝利和失敗的道德重擔，理解烏克蘭在世界歷史上的道路，獨立判斷，對烏克蘭文學的發展有不同的看法，當，根據Solomiia Pavlychko , [10]文獻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擁有更廣泛的受眾。這些觀眾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第一次，大量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從事文學工作。烏克蘭科學家首次向國立大學的聽眾發表講話。不同的藝術方向、團體和流派第一次迅速分化。然而，文化生活現代化的趨勢從一開始就與文化生活從屬於意識形態然後走向徹底毀滅的趨勢並存。”
文學團體[編輯]
大多數作家被整合到具有不同風格或立場的文學組織中。1925 年至 1928 年期間，尼古拉·赫維洛維 ( Mykola Khvylovy)發起了一場“文學討論” 。它的目標之一是確定新的烏克蘭蘇聯文學的發展方式，並確定作家在社會中的作用。Khvylovy 和他的同事們支持對西歐而非俄羅斯文化的定位。他們拒絕“紅色書寫狂”，但不拒絕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
當時主要的文學組織有：
烏克蘭（紅色）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將散文分為兩部分：情節（敘事）散文和非情節散文。在非情節作品中，最重要的不是句子或詞，而是潛台詞、精神，或者用 Khvylovyi 的話說，“詞的味道”。[16]強烈的感情和對現象的洞察力的風格被稱為“新浪漫主義”或“表現主義”。在許多使用這種風格的烏克蘭語作家中，有 Mykola Khvylovy（“Julia Shpol”）、Yurii Yanovsky、Andrii Holovko、Oleksa Vlyko、Les Kurbas 和 Mykola Kulish。
Khvylovy 的小說Ya (Romantyka) (I am (romance)) [17]的主題是對革命的失望，以及當時人類尖叫的矛盾和分裂的本性。主角沒有名字，因此沒有個性或靈魂。為了革命，他謀殺了他的母親，然後自責：“革命值得這樣的犧牲嗎？”
在瓦列里揚·皮德莫格尼 (Valeryan Pidmogylny) 的小說《城市》(The City)中，存在主義元素首次出現在烏克蘭文學中。為了追求快樂，它的主人公從滿足他的肉體慾望發展到最高的宗教需求。然而，即使題材如此復雜，作者也沒有將他的小說變成對“人民”哲學的簡單敘述，而是創造性地把握了它在民族世界觀中的應用。
在當時的烏克蘭語詩歌中，最有趣的發展是像徵主義者亞歷山大·奧萊斯 ( Olexandr Oles)和帕夫洛·蒂奇納 (Pavlo Tychyna) 所追求的追求。在《太陽的單簧管》中，第希納反映了他受過良好教育和敏銳的頭腦的廣度，他思考著他豐富的民族遺產，並努力揭示其根源。
當蘇聯共產黨意識到它無法控制這些作家時[需要澄清]，它開始使用不允許的鎮壓手段：強迫他們保持沉默，對他們進行嚴厲的公開批評，逮捕或處決他們。作家面臨自殺（ Khvylovyi，1933 年）和 集中營（古拉格）（B. Antonenko-Davidovich和Ostap Vyshnya）之間的選擇；他們可以退縮到沉默中（Ivan Bahrianyi和V. Domontovich），離開烏克蘭（V. Vynnychenko和Yevhen Malaniuk）)，或寫歌頌共產黨的作品（P. Tychyna和Mykola Bazhan）。在這個短暫的文藝復興時期，大多數藝術家都被逮捕、監禁或槍決。
驅逐、逮捕、處決 (1933–1938) [編輯]
1927年，斯大林廢除了新經濟政策，轉而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強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文化政治也發生了變化。一個早期的例子是 1930 年“爭取烏克蘭自由聯盟”的公開審判，在當時的蘇聯烏克蘭首都哈爾科夫，45 名知識分子、高等教育教授、作家、一名神學家和一名牧師被公開起訴。十五名被告被處決，更多與被告有聯繫的人（248 人）被送往集中營。（這是一系列當代表演審判之一，1929 年在北高加索沙赫蒂舉行，1930 年工業黨審判和 1931 年孟什維克審判在莫斯科舉行。）
烏克蘭知識分子的系統性消滅可以追溯到 1933 年 5 月，當時Mykhailo Yalovyi被捕；作為回應，尼古拉·赫維洛維 (Mykola Khvylovy)在哈爾科夫的“Slovo”（Word）大樓自殺。這場運動從 1934 年持續到 1940 年，在 1937 年至 1938 年的大恐怖時期達到頂峰。共有 223 名作家被捕，並在一些案件中被監禁和槍決。1937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4 日期間，近 300 名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烏克蘭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在卡累利阿（俄羅斯西北部）的一個大型殺戮場Sandarmokh被槍殺。[18]
這一代的一些重要代表倖免於難。許多人留在了蘇聯：Oleksandr Dovzhenko、Pavlo Tychyna、Maksym Rylskyi、Borys Antonenko-Davydovych、Ostap Vyshnia和Mykola Bazhan。一些人移居國外：Ulas Samchuk、George Shevelov和Ivan Bahrianyi。
悲劇的規模[編輯]
無法獲得在大恐怖期間被監禁和處決的烏克蘭知識分子的確切數字。相比之下，確定有多少作家參與其中相對簡單。“Slovo”協會（移民中的烏克蘭作家）於 1954 年 12 月 20 日向蘇聯第二次全聯盟作家代表大會提交了評估：1930 年，有 259 名烏克蘭作家的作品問世；1938 年之後只有 36 位作家出版了作品（佔早期總數的 13.9%）。據《斯洛沃》報導，“失踪”的 223 名作家中有 192 人被驅逐出境，被送往古拉格或被處決；另有16人失踪；八位作家自殺了。[19]
這些數據得到了悲傷祭壇（編輯，Olexii Musiienko）的證實，這是一部烏克蘭作家的殉道史，其中有 246 名作家是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受害者。[20]其他消息來源表明，260 名烏克蘭作家中有 228 人被驅逐、監禁或槍決。[21]
作家、詩人、藝術家、劇作家[編輯]
參考文獻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