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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8日星期四

民主抗争路正长,装备自己做实事

 顏纯钩

形势胶着之际,听到一个好消息,便是罗冠聪近日获取耶鲁大学硕士学位。

对于他自己,这固然是个人努力的成果,对香港人来说,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毕竟,罗冠聪是香港人的孩子,他是香港反共阵线的一员,是年轻一代的精英代表。

这大半年来,我们一直注意到,罗冠聪在西方国家奔波,出席听证会,接受传媒访问,参加各地的抗议活动,我们都疏忽了,原来他一直在读书。

在他简短的公告裡,提到每天挑灯夜读,提到每天跟进香港消息,试过在上学途中,乘坐专车四个钟头来回纽约,只为做一个十五分钟的访问;他也提到为去华盛顿一个演讲,下课后乘六个小时火车通勤,再于次日中午回程。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取得六科相当于香港A级的成绩,顺利完成了硕士课程。而他因为从事民主运动,去年年底获得马格尼茨基人权奖,并由前港督彭定康通过网络颁奖。

我为罗冠聪高兴,因为他是我们香港人的孩子,他又是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年纪轻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被迫流亡后,在海外做了很多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工作,也取得可观的成绩。

罗冠聪这一代,我们认识的还有黄之锋﹑周庭﹑梁继平﹑梁天琦等一众学生领袖,他们都是香港社会培养起来的年轻精英,不但富于道德感,而且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具宣传鼓动性,他们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是未来香港民主社会的栋梁。

黄之锋在联合国那种国际政治家云集的场合,态度不卑不亢,说话有条理有锋芒,与各国政要打交道不亚于成熟的政治家。梁天琦有主见也有勇气,如果没有记错,「光復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没有选择流亡,选择留在香港坐共產党的牢,证明他也有过人的坚忍意志。至于梁继平,在攻佔立法会一役毅然剥下面具,说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句震聋发瞶的话,虽然他选择流亡,但他正在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周庭一个弱女子,承担了与她的年龄和责任不成比例的时代重担,前不久还被移囚到条件更恶劣的监房。

想到这些香港人的孩子,我感觉自豪,也为加诸他们身上的苦难深感不忍。

我们最理想的后代,也就像他们这样了。他们有道义感,有学识,有参与现实斗争的歷练,他们又利用不同的机会在读书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斗争经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年轻人,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多读书多思考。不要满足于冲冲杀杀的现场抗争,要放长双眼,为未来多作思想和能力的储备。要知道,街头抗争是需要的,但街头运动不是唯一的抗争形式,更长期更有效的抗争,还是思想的抗争。没有思想,抗争会流于形式,抗争的层次不可能提高,不可能团结更多市民,任何政治运动,到最后拚的都是思想。

因此,与其每天为特朗普和拜登谁好谁不好吵个不休,不如多花一点精力去读一点书,讨论一些正事,我们做好自己的事,然后再看其他西方国家,他们如何做他们的事。

自反送中运动以来,我对「无大台」这种形式一直存疑,世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是在无大台的环境下取胜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有自己的领袖,都有一个核心的力量,都有一种足以指导运动的思想。无大台可以是短期的形式,但不可能长期领导运动。无大台更可能造成「无大局」的恶果,使运动分散力量,失去方向,失去凝聚力,失去战斗力。

当然,所谓运动领袖,不是被谁捧出来的,是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磨练和诞生出来的。无大台是否就是香港人民主抗争唯一的长期的方式,至少这一点值得探讨。

现在运动处于低潮,正是年轻人用心武装自己的思想﹑深入检讨和反省运动﹑总结经验﹑讨论长期策略的时候。希望更多年轻人注重思想的装备,提高论政水平,彼此多交流,争取对全局形势与香港人的斗争策略有更多共识。

罗冠聪得到硕士学位,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傇此对他表示恭贺,也希望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来源:作者脸书

读者推荐本文短链接为 http://hx.cnd.org/?p=193328

2019年9月15日星期日

黑块战术重现江湖,左翼暴力抗争复活



本文首发于端传媒 (Initium Media),原标题为 《蒙面黑块战术重现江湖,老左翼的激进社运复活了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712-opinion-xian-g20/)。转载已获授权,个别文字有改动。
刚过去的 G20 汉堡峰会,又不出意料成了各大环保组织、左翼人士、维权行动者的抗议集结地。除了僵尸过街的行为艺术外,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的无政府主义黑衣团体,再次引发了关注。
黑衣人到 G20 这类象征全球化秩序的会场 “捣乱” 早就是惯例。2009 年的伦敦和 2010 年的多伦多,G20 同样受到了这群人的冲击,而之后的传媒和舆论反应也极其相似:或是谴责,或是不解。人们谴责无政府主义者煽动暴力、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对他们从何而来充满好奇。
黑衣人确实神出鬼没。他们往往成群结队,戴黑头盔黑墨镜,身着黑色连帽衫,手持棍棒,肩扛无政府主义旗帜。如今,他们早就不只在正式峰会上走秀,而是出现在了欧美的大街小巷。今年2月,黑衣人在伯克利校园内暴力阻击右翼演讲者 Milo,受到舆论一边倒的指责。其后,黑衣人群体频频阻拦校园的右翼演讲者,与白人至上主义者进行街战。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 Spencer 和 Cernovich,先后在大街上遭到袭击。
指责极端左翼暴力,已经是自由保守两翼的共识。保守派致力于将黑衣人定性为恐怖分子,自由派则纷纷跳出来与暴民划清界限。
G20 峰会上的黑衣人属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美国街头的黑衣人则是新一代反法西斯 (Anti-fascists,简称 Antifa) 组织的成员,他们很多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主要以反对极右翼为行动纲领。他们用黑衣遮盖面部,组成队列,用棍棒等与对手近战搏斗。
不管传媒如何污名化,以反法西斯组织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正在线上线下野蛮生长,从伯克利到波特兰,从纽约到伦敦,黑色战队们成了当下欧美社运绕不开的一道风景。
这类组织重现,是否意味着当代社运范式的又一次转换?目前来看还很难判断。但至少,我们有必要梳理历史,去思考黑块和反法西斯组织流行的原因。
黑块战术,从欧洲到美国
黑块战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70-80 年代风靡欧洲多国的自治运动 (Autonomous Movements)。他们受到情境主义国际等先前运动的影响,提倡从日常生活中寻找抗争的源头。
各种对物理地点的占领,构成了自治运动的标志。正是在占领各种空置楼宇、核电站的时候,德国的参与者们最先开发了后来被传媒总结为 “黑块”(Black Bloc) 的战术:黑布蒙面以减少被警方报复的可能,群体作战则是对之前抗争策略的继承。毕竟早在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就有示威者采用头盔加棍棒的组合与警察周旋了。
当时正是监控摄像头开始入侵街头的年代,警察开始通过视频录像来辨识嫌疑人。另一方面,1970 年代欧洲的警察常常无故殴打驱赶非暴力的占领者,使得运动参与者迅速激进化,这又促使国家进一步下狠手镇压。这种激进冲突在 1981 年冬天德国布罗克多夫反核现场达到了顶峰:尽管政府和法院都禁止外人闯入,还是有 10 万名示威者冒着严寒突破了防线。几千名冲在前面的示威者用棍棒、石头和汽油弹把警察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出动直升机空降救兵。因此,这次汉堡 G20 抗议,算是黑块回到了大本营。
在美国,黑块战术在 1999 年末的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中大展身手。示威者冲击星巴克、GAP 等象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商店,并试图阻止参会者进入会展中心。
由于美国传媒的社运报导一向非常偏颇,加上国家管制的成功,黑块早期并没有在美国全境扩散开来。黑块在 09 年匹兹堡的 G20 抗议中亮相了一次,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后,黑块尽管受到多方批评,却获得了更高的传媒曝光度。这个时期的黑块大都是无政府主义俱乐部性质,核心口号是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
最近两年,美国极右翼不仅公开化,还更组织化了。于是,蛰伏的黑块们又回来了,只是这次,反全球化的话语退居二线,反白人至上、反新纳粹成了当务之急。
反法西斯组织:灵活应对,自主动员
欧美反法西斯组织的流行,一般都和极右翼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
1980 年代,老勒庞在法国多次竞选总统,并于 1984 年成功进入欧洲议会。同一年,打着自治运动口号的反法西斯组织 Section carrément anti Le Pen(绝对反对勒庞组织)在图卢兹成立,随后扩散到法国全境。1990 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战乱,欧洲各地爆发反移民和光头党运动,英国国家党蓄势待发,反法西斯网络又一次浮出水面。比较著名的有 Anti-Fascist Action,他们因与新纳粹音乐团体 Blood and Honour 在街头正面交锋而闻名。
这些组织与其说大量招募新人,不如说是已有的组织联系在危机下被活化。不少北美的反法西斯网络脱胎于更广义的反种族歧视动员。还有许多反法西斯分部,则直接受益于已有的无政府主义网络。
反法西斯网络完全去中心化,有利于运动快速扩散。基本只要同意反纳粹的抽象理念,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地召集反法西斯运动。 也是因为以上原因,反法西斯组织的渗透力远超普通的左派组织,哪怕是欧美内陆的小城镇,都有各种正式非正式反法西斯网络的存在。这种网络类似于欧美社运中经常谈到的快速反应网络 (Rapid response network):它不见得和传统组织一样,有明确的纲领和内部成员规范,但成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传播工具快速集结。相比之下,传统左派组织还是超越不了大城市和自由派高校的围墙。虽然其他左翼阵营经常批评反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和幼稚,但反法西斯组织基本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中部小镇和白人至上团体抗衡的进步势力。
与普通社运组织相比,反法西斯组织因为依托于之前的反种族歧视和无政府主义战线,而拥有更多的独立媒体资源。过去几个月,一个叫做 It’s Going Down (IGD) 的网站,几乎成了反法西斯组织的官方媒体。各个地方分部的行动视频、照片、成员总结可以实时汇报给 IGD,再由后者整理发布,供其他分部学习。
除了线下动员外,反法西斯组织的网络信息沟通渠道很丰富。比如纽约和费城分部的官网都加上了世界各地 Antifa 网络的链接。在推特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分部之间、分部与成员之间、分部与激进媒体之间相互关注,频繁互推互评。即使是推特关注者才过一百的地方组织账户,也每天都在更新信息。
反法西斯网络上分享的信息不仅仅包含欧美本地的行动,还有很多是全世界各地的社运新闻,从匈牙利示威到巴西全境罢工,都得到了反法西斯组织关注,这与往往只转发本地新闻的其他美国左翼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暴力抗争为何被边缘化
纵观欧美街头运动的历史,1970 年代之后,参与者所采取的抗争手法越来越讲求和平。反法西斯组织这样崇尚武斗的团体并不多见。
社运范式的转变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相比屡次被写进教科书的非暴力抗争,暴力行动是一种很难传授的策略。它很多时候依赖于参与者的临场应变,而极难被总结成一套模式。强行堵路在一个地方可能屡试不爽,在另一个地方的成功率却可能一直为零。
其次,暴力行动往往需要一个超高凝聚力的组织对行动进行协调,同时倾入大量的资源作为后勤支持。因此,信奉暴力行动的组织往往面临后继无人的下场。比如 1960 年代末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 (SDS) 中分裂出来的气象员组织,以直接攻击中央政府和金融机构,号召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著称。他们的成员在 1970 年代后四分五裂,未能将自己的行动策略教给下一代。反观其他新左派组织,很多成员的子女都成了 “学运二代”。
除此之外,暴力抗争的衰落更多是欧美社会规训的结果。在长期的社会稳定下,社会运动越发被视作一种和竞选、投票没有区别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亨廷顿开始,政治学文献就反复强调,制度参与和非制度参与存在互相替代,如果一个国家民主健全,人们不会想要上街。换句话说,社会运动本身的意义,被扁平化成了投票箱外的不满。
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后,图像传播变得快捷,传媒开始突出社运的规模,以社运动员人数的多少来衡量成败。在传媒有意无意的暗示下,社运组织也把重点放在如何一次性吸引更多的人上街上。各种社运的对抗性急剧下降,示威游行和节日游行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
几十年来,非暴力总被视作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而暴力抗争,总被认为妨碍了非暴力的动员,给国家镇压留下口实。平情而论,少有人敢承认,非暴力也阻碍了对暴力抗争手法的探索和实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反法西斯组织的兴起,算是逆潮流而动。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公众对暴力行为的支持度有限,也不在乎每次能激发多少人参与。讽刺的是,他们这种表面漫不经心的态度,反而给自己蒙上一层亚文化的气质,吸引了对主流社会运动不满的叛逆白人青年加入。
仅仅依靠黑块策略能行吗?
但是,尽管反法西斯组织处在上升期,但黑块策略本身,存在非常大的局限,从而决定了单采纳这一种策略是不够的。
黑衣蒙面固然减少了被摄像机拍到的危险,但同时也关闭了和其他运动组织对话的大门。也许是因为忠于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反法西斯组织确实不和其他组织同进退,其他组织也难以接触到他们的成员。在与美国左派组织沟通时,曾有成员对我表达过对反西斯组织的担忧,他们生怕黑块的冲击会打乱自己的计划。
其次,由于面部无法识别,不属于运动的人很容易混进组织。警察完全可以带上面具头盔,假装示威者的一员。这样一来,本来对参与者提供的保护可能反而变成了伤害。
再者,由于黑块战术入门门槛较低,现在的极右翼团体们也学会了这招。若干月前,加州居民 Kyle Chapman 因为手持盾牌棍棒,怒打反法西斯组织成员,被另类右翼封神。之后,极右翼们也学着反法西斯组织武装起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身穿白衣,自封为 “Proud Boys”(骄傲男孩)。对旁观者来说,这两方卷入的抗议变得困惑无比。黑块与白块互相推搡撕扯,强化了众人 “双方都是暴民” 的印象。
今天,黑块战术讲求的隐蔽性已经不能真正保护到当事人。通讯发展,欧美立法倒退,监控已经可以绕过面部识别。特别是如果参与者携带手机,手机主动发出的消息和被动放出的信号就足以识别出个体。在未来可能的监控技术面前,黑块已经越发沦为一种象征性的视觉摆设。与 19 世纪中叶巴黎改造后街垒的命运一样,黑块已经渐渐丧失其原有的功能。
黑色战队的单调抗争
反法西斯组织和黑块战术的流行,既可以是当代抗争走向激进的体现,也可以被理解为运动庸俗化和单调化的开始。目前我们看到的反法西斯组织采用的黑块,很多是有名无实:徒有其黑衣的外形,没有其丰富的行动内涵。
比如,反法西斯组织垄断了对黑块的解释权,使得人们对运动的想像过度聚焦在著装和视觉表达上,以至于人们以为黑衣就是黑块,黑块就是暴力抗争的代名词,而暴力抗争就是焚烧旗帜、破坏公物。事实上,其他与黑块相联系的激进行动,比如长期占领、拒绝付款、全境罢工,甚至冲击政府、夺取广播,都渐渐退居到了幕后。诚然,很多暴力斗争策略并不值得提倡,但缺乏对不同策略的公共讨论,也就无法评估和反思运动的成败。
曾经的左翼运动采用黑块,只是把它看作众多可用战术之一。上文提到的欧洲自治运动中,参与者除了进行黑块示威,更是结合了多种办法,拉拢了各种力量与权力进行阵地战。乘客们拒付车资,家庭故意少付水电费,租不起屋的青年占领空置的公寓,建立社区中心和另类音乐场所。这是不同参与者的协调配合,不同策略的交相辉映。相比之下,反法西斯组织则把黑块作为自己的唯一指导方针,组织的合作也只局限在网络内部。
这种简单粗暴的黑块策略得以流行,正是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模式化的激进策略。在社交媒体迅捷的图像传递前,黑色战队可以成为醒目的文化景观,却难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它在被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中,也消解了自身的抵抗性。
自此,我们也看到了当代左翼运动转型的瓶颈,为了让理念传播更广,运动驯服于一种标准程序:要么是模式化的游行示威,要么是模式化的黑块冲突。看似尖锐对立,实则是对共同困境的不同反应方式而已。非暴力难以挑战到权力,而暴力则沦为一种区分敌我的表演,两者都是隔靴搔痒。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暴力社运的重生,暂时只是当年死躯上开出的几朵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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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0日星期二

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 军情详析及对策

中国2019年9月10日讯】(编注:作者说明本文除《正文附录》与延伸分析外,所依据的事件及香港形势截止于2019年8月30日。9月林郑正式撤回送中后中共出兵几率看似下降,然而香港年轻人对“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立场坚定,北京中南海内部权斗波诡云谲,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立法紧锣密鼓,中共大量军警以“换防”之名可能早已潜入香港,情势随时急转直下,本文提供的中共军警的详尽信息及详细分析对香港抗争的策略仍有极大参考价值)
目录
前言        和平诉求:8.18维园“流水集会”
军情分析一   杀机四伏:8.29中共大军入境香港
军情分析二   一览有遗:军、警概观
军情分析三   驻闽武警机动部队:信不过“广东地头蛇”?
军情分析四   “雪豹突击队”目标:李嘉诚?西方外交官?部队首长?
军情分析五   解放军第83集团军 ──“中原强龙”
正文附录     “反送中”与“六四” 比较
前言、和平诉求:8.18维园“流水集会”
2019年8月29日凌晨,中共出动大规模武装力量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极度加剧了香港危机。此次香港危机至迟开始于2019年6月初,而本文的评述则先从8月18日这一时间点切入话题。
2019年8月18日,中共就已经在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集结了庞大的武装力量,摆出准备在香港重演“六四”的态势。数万兵力及其车队和装甲集群整装待命,随时准备碾压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全民运动(简称“反送中”运动)的澎湃人潮。深圳以北的广东多地也有部队向珠江三角洲移动、汇集。当时,香港人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面临着狰狞暴戾的军事威胁。面对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严峻态势,170万港人毅然决然走向维多利亚公园(简称“维园”)举行既定的集会,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抗争意志。在只能容纳10万人的维园,170万人以创造性的“流水”方式逐步汇聚、依次入园、依次集会、依次离园、逐步散去,举行了一次创纪录的动态集会。
在这次和平集会中,我们看到了“岿然不动的维园,井然流动的人群”。这似乎正好应对了军界俗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今年6月初以来,香港人民在和平抗争中,多次使用“遍地开花”的游击战打法,让多个移动的抗争点,在香港境内多处同步振荡或先后激荡,恰似让湖面到处泛起涟漪、激起浪花。8月18日,香港人民又一次展现了他们的创新战术:维园,一个固定的抗争点,引来百川汇聚于此,又于此涌出万千洪流。《孙子兵法》云:“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大意是,取胜之后不要老是重复原来的战术,而要应对形势的发展让战术变化无穷。维园“流水集会”战法创新,很好地体现了“战胜不复”这一兵法要诀。
香港人民既有在战术上变化迭出的创意,又有在战略上一以贯之的定力。他们始终以“Be Water”自我激励 ── 坚持这一战略方针,道义上能以柔克刚,以仁制暴;战法上能以弱胜强,以守为攻。诚如《孙子兵法》所言:“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香港人民的抗争之所以长时间持续且卓有成效,其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初步归纳出以下几点:坚定不移的抗争意志,百战不殆的战略方针,战胜不复的战术动作,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从容不迫的临阵心态,源源不断的国际支援。具体展开如下:
坚定不移的抗争意志── 坚持“反送中”、坚持“五大诉求”,直至实现“双普选”
百战不殆的战略方针──“Be Water”,“兵形象水”,“水无常形”
战胜不复的战术动作──“游击战”、“万人接机”、“流水式集会”、向大陆游客展开宣传战、“香港之路”人链等(尚待推陈出新、持续创造)
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 雨伞、口罩、头盔、护目镜、防毒面具、简易盾牌、镭射笔、灭催泪弹技术、通讯手段、连侬墙、简易后勤、垃圾处理、公共交通不刷卡及其他保护个人资讯方法等(尚待再接再厉、继续开发)
从容不迫的临阵心态── 林嘉露淡然面对街头警队,何韵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无惧中共官员阻挠,银发族声援年轻人,律师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默游行,8.18维园集会无惧共军重兵集团的抵近威胁,等等
源源不断的国际支援── 黎智英会晤美国政要,黄之锋等人会晤美国外交官,G20峰会之际在国际报章刊登“反送中”广告,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共镇压意图发出警告,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对香港问题的表态,波罗的海三国人民30年后重新拉起人链声援香港人民,等等(以笔者之见,国际支援至8.18前夕才初步达到香港抗争运动实际需求的最低标准,港人还要作进一步争取)
当然,香港人民的抗争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拓展,还有很大潜力有待开发,尤其是“统战”方面。
对于林郑月娥,不仅要批评、批判,同时还应该对她进行设身处地的规劝,还可邀请其母校的校友和师长们及其他人等向她喊话等。对其他特区行政区高官也同样可以如此“统战”。
再如大家利用亲戚朋友、邻里故旧、同窗同事等关系,去接近港警家属及港警本人,提醒他们上街执勤时注意安全,特别要防范乔装抗议者的大陆警察、武警为了制造镇压的借口而蓄意杀害港警。大家可以劝诫港警:面对港人,你们不得不奉命镇压,有时候只能“手起棍落”。你们警察的这些难处,大家也能理解;因此,你们奉命镇压时,“手起”的气势不妨装得凶,但“棍落”的击打决不能用狠劲。有些劝诫和敏感的话与港警当面说不便,请港警家属出面说或转达可能会更有效。
大家如果有机会与赴港武警、解放军或驻港部队直接面对面的时候,怎样利用好这有限的机会(因为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方法多样、见缝插针地影响军心、动摇军心、争取军心?这个“‘解放’解放军”问题现在也要予以考虑。
另外,女性抗议者被“香港”警察击中右眼导致失明事件,不仅要找媒体、各国政府、国际政治组织机构寻求同情和支持,还可以通报专业性(或职业性)国际组织和机构,如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红新月会、医生无疆界组织、记者无疆界组织等,甚至可以通报国际性的眼科、五官科、整形美容科医生专业组织及协会等。
作上述归纳之余,又正逢8.29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严峻态势。但笔者坚信:无论经历多少艰难曲折,香港人民的抗争终将获得最后胜利。与此同时,笔者呼吁香港人民都来学《孙子兵法》,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这部军事学著作及其原理同样有助于我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根据“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笔者还推荐大家阅读共军经典《超限战》的第八章。该章共17页(篇幅不长,一两个小时可读完),提出8个作战原则:全向度、共时性、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费、多维协作、全程调控。笔者认为这8个原则非常有助于“知彼”,也可以为我所用。大家不妨采取“拿来主义”,用于“以共制共”。有条件者要看更多兵书。实在没有条件的,就看看“三十六计”也不错。
笔者希望香港人民个个学兵法,人人懂谋略,时时观态势,处处用战术,打一场天灭中共的人民战争!
军情分析一、杀机四伏:8.29中共大军入境香港
面对香港“反送中”全民运动,面对香港人民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提出的正当诉求,中共的回答是威胁和镇压。
2019年8月29日凌晨0点过后,中共出动大规模武装力量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夜色里,近万名军人以陆海空多种投送方式,经多个边境口岸,多路开进特区,不同军兵种的各型军车行驶于香港特区各交通干道,其中包括武警的防暴装甲车等(事后亦发现武警穿着解放军制服入港的众多迹象)。稍后,新华社于当日3点56分发布消息,称这是驻港部队“轮换”(即换防)。但是,只见接防的部队开进特区,却不见交防的部队离开香港。增兵或预示中共杀机已定,大规模镇压或已迫在眉睫。
分析中共这次出兵香港,要上溯自2019年6月初。从那时至8月29日,香港人民“反送中”抗争运动此伏彼起、高潮迭起,中共大规模出兵香港的概率也在不断变化。这一概率变化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具体划分较之以往文章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
从6月初至6月底,中共出兵香港的可能性一直在30%上下浮动徘徊。
第二阶段:
以7月1日所谓“冲砸立法会事件”为转折点,这一可能性开始向50%攀升。7月2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权威不容挑战》,以及7月24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发表威胁言论,又将这一可能性推高至50%左右。这一阶段截止于8月7日由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深圳召开的香港局势座谈会。会上,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指港人抗争带有“颜色革命”特征。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表示,中共正面临一场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退无可退”。至此,中共出兵香港的可能性突破55%。
第三阶段:
开始于8月8日。8月11日香港尖沙咀一女性抗议者被警察用布袋弹击中右眼导致失明。同日,警察在葵芳地铁站内(室内空间)违规使用、发射催泪弹。8月12日,中共国务院港澳办甚至宣称香港发生的情况“带有恐怖主义性质”。这些事件或为军事镇压“预热”,且显示中共决心出兵香港的可能性已经升高至60%。8月18日“维园集会”前夕,这一可能性一度高达约62%。这一阶段结束于8月18日晚间中共出兵香港之危机暂且化解之时,当时这一可能性约为60%。
第四阶段:
8月19日和8月29日分别为这一阶段开始之日与终结之时。“维园集会”后的8月19日至8月23日五天间,中共出兵香港的概率一度从59%逐日回落至55%。8月27日上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见记者时,表示可能起用《紧急法》来对付坚持“反送中”抗争的广大香港市民,这一概率因此而迅速攀升至67%至70%。两天之后的8月29日凌晨,中共军队大批军车就通过多个边境口岸驶入香港特区。从宣称要用《紧急法》到大军入境,在不到40个小时的时间段内,中共出兵香港的概率从近70%突然跃升至100%。这样的突然行动,即使保持相当警惕的香港人一般还是始料未及,但它却完全符合一系列军事学原则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神速”,“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之所以笔者多次呼吁香港人民都来学兵法,也正是出于这一当前抗争的实际需要。
军情分析二、一览有遗:军、警概观
从7月至8月28日,中共接连将一批批部队调往香港周边及邻近地区,形成兵临城下之势。8月29日,第一批部队分头经各边境口岸跨过了深圳河进入香港特区,准备开始实施武装镇压及军事管制。
已经入港和准备赴港的武警和解放军部队或来自全国各地。因为武警的每支部队和解放军陆军的每个集团军都可能各自派出规模不等的赴港部队(其他军兵种尚暂且不计)。之所以要让如此众多的部队都赴港“参战”,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迫使各军、警部队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互相防范,以防止有部队临阵倒戈、发生兵变。其目的之二是同时逼迫各军、警部队不得不参与镇压行动,最终手上沾血、身欠血债,为中南海最高决策层分担罪责。1989年“六四”期间,当时解放军七大军区的24个陆军集团军中,就有来自四个军区的14个集团军参加了北京戒严和军事镇压。此外,“六四”最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必须严密注视中共武装力量的动向。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中共调兵香港的军情,对开赴广东及进入香港的武警和解放军部队先有一个全局性的概观。这样也有助于大家做好对赴港武警、赴港解放军和驻港部队的“统战”工作,像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诸国人民那样,卓有成效地影响军心、动摇军心、争取军心。
我们的分析首先涉及武警部队。武警部队的主体由内卫部队、机动部队、海警部队三大部分构成。
武警内卫部队包括全国共32个武警(内卫)总队,即31个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警总队。
武警海警部队设有3个海区指挥部:东海海区指挥部(下辖6个支队)、南海海区指挥部(下辖6个支队)、北海海区指挥部(下辖5个支队)。
其中南海海区指挥部下辖的6个支队是:广东支队、广西支队、海南支队、第三(局)支队、第四(局)支队、第五(局)支队。
武警机动部队共有2个机动总队:第一机动总队为“北方总队”,管辖北方各省、市、自治区,司令部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机动总队为“南方总队”(见《表一》),管辖南方各省、市、自治区,司令部设在福建省福州市。两个总队共计下辖32个各类支队,每个总队下辖16个各类支队。

(作者制表,下同)  
根据以上介绍,驻扎于广东省境内(含海区)至少有5支武警部队:广东省武警(内卫)总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机动第六支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机动第七支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特战第一支队(“雪豹突击队”)、武警海警总队广东支队。实际上还有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直升机支队下辖驻粤某部等。
至于解放军概况,我们主要看它的陆军集团军。2017年4月27日,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及官方媒体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改革,将陆军原有的18个集团军重组新编为13个集团军(见《表二》)。
驻扎于广东省境内的解放军陆军包括南部战区第74集团军(原广州军区第42集团军)主力和广东省军区部队。至于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其他军兵种的驻粤部队,还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要考虑驻(香)港部队、驻澳(门)部队的兵力。
2019年7月底至8月29日,尤其是8月初至8月18日期间,媒体界(包括自媒体)提供过一些有关中共调兵香港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为数不算太多,但信息量却不小,相当有助于我们分析及推测已经入港或准备赴港部队的情况。这些报道相对集中于3支(批)部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驻闽赴粤各部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特战第一支队(“雪豹突击队”)、解放军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原济南军区陆军第54集团军)。笔者在下文将对它们分别加以分析。
军情分析三、驻闽武警机动部队:信不过“广东地头蛇”?
8月中旬,网上曾多次报道驻扎在福建省境内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机动第五支队已经开赴深圳。另有消息称,还有其他驻闽武警部队也同时开赴深圳。这里信息量确实不小。
根据上文(及《表一》)介绍,我们已经知道驻扎于广东省境内(含海区)至少有5支武警部队。其中广东省武警(内卫)总队和武警海警总队广东支队各有自己的日常任务,一般较难将其主力大规模投入并使用于香港方向。而武警机动部队即武警第二机动总队下辖的3个支队,与其前身武警机动师一样,正是用于应对香港危机那样的异常事件的。
武警机动第六支队(原武警第126机动师某部,司令部驻广东省广州市)本来就是针对香港方向布署的。
武警机动第七支队(原武警第126机动师某部,司令部驻广东省佛山市)则是针对澳门方向布署的。
武警特战第一支队(“雪豹突击队”,司令部驻广东省广州市)没有地理上特定的作战方向,广义上担任南方各省、市、自治区境内的特种作战,一般情况下只负责包括广州、佛山、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特种作战。
8月14日,《自由亚洲》电台及其网站的《夜话中南海》专栏节目发表了新闻述评《习近平政权考虑在香港设立武警总队?》。据该文所述:
“现在隶属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的全部十六个支队中,机动第六支队常驻广东省广州市,机动第七支队常驻广东省佛山市。平时部署在广东省境内的,还有驻扎在广州市区里的特战第一支队,即在中国大陆上知名度非常高的‘雪豹突击队’。一旦香港战事需要,这三个支队和直升机支队的驻守广东部分,肯定是最先派上用场的。”
估计6月16日200万港人大游行后,武警机动第六支队、机动第七支队和“雪豹突击队”就已经派遣部分官兵乔装港警进入香港执勤或潜伏待命了。本来就是针对香港方向布署的武警机动第六支队大可全部出动。武警机动第七支队主力也可以赴港“参战”;因为澳门一旦有事,部队可经由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在一小时内驰援澳门。“雪豹突击队”主力也可在香港遂行不为人知的特种作战任务。
另外,布署于全国各地的32个武警机动支队,除上述3个支队外,其余29个支队只要每个派出营级规模兵力赴港的话,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警(内卫)总队,除广东省武警总队外,其余31个武警总队只要每个派出连级规模的兵力赴港的话,赴港武警的兵力已经相当可观。更不用说已经投入镇压现场的香港警察和乔装的部分广东公安。还有在香港原地待命的驻港部队和在广东(及广西、湖南)各地整装待发的第74集团军(原第42集团军,军部驻广东省惠州市)各部。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动用驻扎于福建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机动第五支队?为什么甚至还要调动其他驻闽武警机动部队远赴香港方向?难道上文所述的驻粤武警和解放军部队的数量还不够中共最高决策层预设的镇压规模吗?
《习近平政权考虑在香港设立武警总队?》一文对此也有评述:
“而大批从福建方向开进深圳的大队武警车队里,应该是包括了临时从福州移防过去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指挥机关,以及前往增援的常驻福建省莆田市的第四和第五支队,或者还有常驻福建长乐地区的工兵防化支队。”
至少从福建武警车队开进深圳的规模和数量上来判断,《自由亚洲》电台评述的以上内容应当是可以成立的。不仅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司令部暂时移驻深圳,成为前线指挥机关,而且目前在香港边境及邻近区域已经集结了武警机动部队“南方总队”的差不多7个支队:机动第四支队、机动第五支队、机动第六支队、机动第七支队、特战第一支队(“雪豹突击队”)、工兵防化支队,还有直升机支队部分兵力。这些兵力约占南方各省、市、自治区武警机动部队总兵力的40%。即使人们假设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共出兵香港时除驻港部队外不动用任何其他解放军部队、也不动用任何武警内卫部队和大陆公安力量,仅仅这近7个支队的近十万武警兵力已经足以说明中共最高决策层预设的镇压规模的惊人程度。也正因为如此,武警机动部队“南方总队”的司令部才有必要移驻深圳,以便抵近指挥、直接掌控“战局”。8月29日开进香港的大批部队中,应该包括上述若干武警部队及其他各武警部队的下辖分队。
上述部队开进深圳,不仅负有赴港镇压的使命,而且有着对武警驻粤部队和解放军驻粤部队(及赴粤部队)实施监控、牵制和防范的任务。换言之,就是要用驻闽武警机动部队为“福建强龙”,来压住驻粤各武警部队的“广东地头蛇”;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防范第74集团军(原第42集团军,军部驻广东省惠州市)、广东省军区乃至驻港部队等各解放军部队。甚至还可以对南下广东的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原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军部驻河南省新乡市)起到有限的牵制作用。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中共党内、军内派系斗争之激烈凶险。
中共多年来反对“广东地方主义”传统影响所及,中南海并不完全信任广东籍、驻广东省、广东籍兼驻广东省(“三广”)的各级军队干部(包括中共元帅叶剑英)和“三广”地方干部。近年来有关所谓“港独”、“粤独”的莫名担忧,使中南海更加防范“三广”军队、武警干部作为粤语区当地驻军代表而与广东省各级地方干部以及香港、澳门特区官员互相结成非法或灰色利益链,尤其是防范他们互相勾结,搞“独立王国”、搞“变相港独”及“变相粤独”。与此同时,中南海调动武警驻闽大部队进入广东,也是为了防范驻粤军队、武警“三广”干部与粤语区驻地人民在正常交往中建立情感认同,私下同情港人抗争,甚至还要防备他们阵前倒戈。
当年“六四”期间,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不执行中央军委和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镇压人民的命令,得到部分官兵认同。其原因之一就是38军负责过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军训。几年下来,军人和学生双方有互动、有理解、有默契、甚至有情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中共以党性要求镇压之歹毒残忍自然会更有锥心之痛。
徐勤先军长在军事法庭上一句话掷地有声:“不是历史的罪人,就是历史的功臣!”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军心、民心,始终在中国政治的回音壁上激荡不已,也让中共最高决策层至今恶梦缠身、惊魂难定。
以中共对内监控体系之严密而无孔不入,以上有关它要防范“三广”干部的分析决非夸张之辞。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今年“八一”前夕的强硬讲话,被不少人简单认为只是对香港人民的威胁。其实它还另有一层避嫌、表态的潜台词,即向中南海间接表示:虽然我本人在6月13日向到访的美军将领表示过不会介入香港地方事务,但我们驻港部队决不会临阵倒戈、决不会站在港人一边、决不会搞“独立王国”,请党中央千万相信驻港部队,我本人也愿意接受调查。这位司令员因例行公事的一句话,就心有余悸几十天而不止,从此要不时担心今后仕途,更唯恐沾上“广东地方主义”和“同情港独”的边。由此可见,中共基于党性的反人道体制,平时对人性的禁锢和摧残就已经无孔不入而弄得人人自危,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深重时期。
不少人早已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的司令部设在福建省福州市,此外还有其下辖的3个支队也驻扎在福建省境内(参见《表一》):机动第四支队(原武警第93机动师某部,司令部驻福建省莆田市)、机动第五支队(原武警第93机动师某部,司令部驻福建省莆田市)、工程防化支队(司令部驻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然而公众所知较少的是,这些武警部队都是准备投入并使用于台湾海峡作战方向的。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管辖整个中国北方,其司令部设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地理位置相对居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管辖整个中国南方,然而其司令部却设在福建省福州市,地理位置居于辖区最边缘处。这样的部署已经隐约体现了“倾全力以攻台湾”的战略取向。其下辖机动第四支队、机动第五支队正是为此目标而组建的。据说两个支队一个主要瞄准台北方向,一个主要瞄准高雄方向。它们的日常演练首先着眼于城市巷战。也就是说,解放军攻台部队一旦登陆成功且夺取若干海滨城市后,武警机动第四支队、机动第五支队将作为后续梯队迅速跟进,展开巷战,并最终控制城市,以保证解放军部队可以放手甩下这些被攻占城市,立即腾出兵力,向岛内纵深或其他城市继续攻击前进。工程防化支队也将尾随机动支队而迅速跟进,实施各项作战任务,如摧毁街垒、爆破敌方工事、用毒气和火焰喷射器攻击地下掩体内的残余守敌,以及躲入地铁站和其他非军用地下空间内的溃逃之敌或疑似逃敌(由此可见,8月11日“香港”警察在地铁站内违规使用催泪弹或许并非纯属偶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上述武警机动第四支队、机动第五支队、工程防化支队甚至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指挥机关调往香港方向,说明了中共最高决策层预设的镇压规模比很多观察家和评论人士所估计和设想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如攻击地铁站内人群)。
其次,上述福建武警机动部队不仅负有镇压使命,而且有对武警驻粤各部队乃至解放军部队实施监控的任务。中共需要时,即可用驻闽武警部队为“福建强龙”,来压住被视为“广东地头蛇”的驻粤武警各部队。
其三,上述福建武警机动部队不仅负有镇压和军管的任务,而且有在对台战争之前进行实战演练的任务。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香港这个非共产党统治区实地演练如何镇压民众反抗、如何控制社会秩序、如何完成对城市的军事占领,从而为台海战争积累不可多得的实战经验。
其四,准备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说明中共最高决策层已经作好了在香港废除“一国两制”、实行“一国一制”的各项准备。这还说明,既然要在香港撕下“一国两制”的伪装,中共决策层应该已经同样打算在台湾问题上废除“一国两制”的统战方针。“武力攻台”将成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唯一选项,而“和平统一”将成为不可能选项或无效选项。
其五,美国总统川普在8月18日向外界证实,他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F-16V战隼战斗机,这项军售金额达80亿美元。众多人士将这项军售看作美国在8月18日这一关键时刻对北京当局作出的政治、外交姿态,间接表达了对香港人民的支持和声援。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实人们还可以由此认识到,在地缘战略上,这项军售也是对北京当局准备继香港之后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冒险的一个战略警告和阻遏措施。
军情分析四、“雪豹突击队”目标:李嘉诚?西方外交官?部队首长?
有关“雪豹突击队”的报道相对较多,如台湾《东森新闻》电视台《关键时刻》节目8月16日播出的《北京与香港决战!“雪豹突击队”待命,8.18游行若失序“迅速平乱”!?》
“雪豹突击队”属武警“王牌”部队,其前身是为反恐目的而于2002年组建的北京市武警总队第十三支队特勤大队。2006年,该大队以“雪狼突击队”队名对外公开。次年即2007年改队名为“雪豹突击队”,其正式番号也转为北京市武警总队特种作战大队。2017年,在武警部队调整改革中,“雪豹突击队”转隶武警第二机动总队,驻地由北京南移广州,正式番号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特战第一支队。(参见《表一》)
有鉴于当年“六四”后大批学生运动骨干经由“黄雀行动”帮助或其他途经而安全出逃海外,笔者一度估计中共高层会吸取这一教训,提前组建数十支抓捕行动小分队(“雪豹突击队”混编其中),在中共大军越境入港之际,对首批香港反对派人士分头实施抓捕。8月29日,中共赴港大部队越过深圳河进入香港特区。次日,抓捕黄之锋、周庭、陈浩天等人,动用的几乎全是香港警察。的确,从武器装备和训练素质等方面看,将哪怕少量“雪豹突击队”成员混编而用于这样的抓捕行动,也属于大材小用、小题大作。
首批列入中共黑名单者无疑还会包括黎智英、李柱铭、梁家杰、陈方安生、何俊仁、毛孟静、罗冠聪、陈日君、何韵诗等人。这些人士现在似应呼吁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提供保护措施和进一步的道义声援。这些国际组织应当包括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记者无疆界组织等,似还可通报海牙国际法庭。中共黑名单应该远不止一份,名单上要逮捕者至少超过1,000人(甚至10,000人),分若干批次逐一逮捕。而这还只是较为保守的估计。
“雪豹突击队”(现驻广州)和“猎鹰突击队”(现驻北京)为全国武警最精锐部队。这样的“王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武装力量配合使用或混编合成使用。合成使用如组建若干支抓捕行动小分队,每一支小分队都针对一位特定目标人士而设置,小分队成员一般应为20至30人,由“雪豹突击队”、驻港部队、港警速龙小队、北京特派人员(来自国家安全部、军委政治工作部、政法委等)等方面人员组成。每支小分队应该包括狙击手、开锁专家、黑客、翻译等。
“雪豹突击队”的武器装备不仅包括特型狙击枪、激光枪、墙角枪(可“拐弯射击”,用于巷战)、结合原始武器和现代技术的小型弓弩(用于无声行动)和撒网枪(可发射覆盖面积16平方米的罗网,用于套捕目标人员),还有夜视镜、无线图象监测器(“眼珠”)、无线音频接收器(“耳朵”)、软管形侦察-攻击系统(“眼镜蛇”),等等。至2017年,“雪豹突击队”每名队员的随身装备总值已经逾58万元人民币。
从“硬件”看,上述武器装备最起码是准备对付居住于壁垒森严的高宅深院、且有保镖队伍贴身护卫的“大佬级”人物的。像肖建华那样仅有三五保镖随身的人物还远远够不上这一级别。由此推论,即使中共抓人的黑名单上出现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的名字,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或觉得纯属例外。
从“软件”看,作为武警的“雪豹突击队”与解放军驻港部队一样,对其成员在法律知识、政策性、外交惯例、分寸感把握等方面有高于其他武装力量或其他部队成员的要求。因此,“雪豹突击队”有可能较多参加针对在港外国人的行动,亦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外国公司驻港总部甚至针对外国驻港领事馆等目标及其人员遂行特种行动。这些“软件”在混编小分队针对外籍知名人士或高层官员采取行动时尤为需要。
“雪豹突击队”如果单独使用,从“硬件”看,似乎最适合于击毙对方部队首长之类的特战行动。这样的行动一般对“软件”方面要求相对不太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击毙什么样的部队首长?当然是临阵倒戈、互相火并或有其他严重乱军行为的部队首长。具体针对哪一支或哪些部队的首长呢?从纯理论角度看,“雪豹突击队”的威慑目标或潜在假想敌,首先应该是第83集团军、第74集团军、驻港部队的首长。
因为万一香港警察或大陆公安倒戈、火并,武警或解放军都足可对付。广东武警和福建武警互相配合也互相监视,即使它们互相火并或联手造反,第74集团军也足以击溃它们,甚至将它们打残。如果第74集团军与其他武装力量火并,或勾结它们联手造反,第83集团军这条“中原强龙”重型装甲为基础多兵种合成的强悍战斗力和压倒性优势,也足以令它们望而生畏。假如驻港部队与赴港部队火并,或驻港部队依托香港有利于城市游击战的特殊条件起兵造反、北伐深圳,那么,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也足以让它知难而退、望风溃逃。然而,所有这些或然性战乱、可能性事件都涉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些火并、反叛、乱军的部队,击溃容易降服难。要使它们一下子丧失战斗力或突然大幅度降低战斗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斩首行动”── 击毙对方的最高首长,使之群龙无首。而这正是这支武警特战部队的专长。所以,窥伺各路军情、随时准备实施“斩首行动”,应该是“雪豹突击队”投入香港方向的首要任务或潜在使命。
军情分析五、解放军第83集团军 ──“中原强龙”
中共调兵广东、用兵香港的最大军情看点,就是“调动王牌军前54军南下香港”。此消息由自媒体视频《路德时评》于8月12日独家报道:《人民日报“党卫军大量集结深圳”…为什么调动王牌军前54军南下香港?…》。据节目主持人路德介绍,情报来源于前54军。迄今为止,笔者尚未看到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也无法确认8月29日开进香港的军队是否包括前第54集团军的下辖部队。但参照“六四”的历史经验和根据中共大规模镇压香港人民的兵力需求来看,前54军南下广东这一消息还是相当有可信度的。
前第54集团军为解放军陆军三大“王牌”之一。这三大“王牌”是:拱卫京师的前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军部驻河北省保定市)、镇守中原的前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军部驻河南省新乡市)、戍防东北的前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现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军部驻辽宁省辽阳市)。(参见《表二》)
前第54集团军(现第83集团军)这个第二号“王牌”南下广东,估计不会出动全军,至多是出动主力。作为重型装备的战略机动部队,第83集团军最可能的任务应该是督战和威慑,即作为“中原强龙”,来钳制并震慑“岭南地头蛇”。具体而言,就是要对原先驻扎及新近进驻广东省境内的各路武警部队和各路解放军部队实施监控、牵制和防范。如果仅从官兵籍贯和驻军地域上说,福建武警机动部队“三广”人员相对较少,可能不太需要多加防范。“三广”干部众多的第74集团军(原第42集团军,军部驻广东省惠州市)、广东省军区部队、驻港部队以及各类驻粤武警部队,都自然而然会成为第83集团军的威慑目标或潜在假想敌。
第83集团军南下部队既然肩负督战和威慑使命,估计会作为战略预备队而待命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对所有其他部队摆出监控进退的督战之阵,形成虎视眈眈的威慑之势。因此其主力一般不会直接赴港实施镇压。但估计该集团军会有一个团级建制的先头部队前出深圳、抵近威慑。当然也不排除8月29日入港大军中包括该集团军部队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54军(现第83集团军)这个解放军陆军第二号“王牌”投入并使用于香港方向,再度说明中共最高决策层预先设定的镇压规模之庞大、镇压意图之凶暴邪恶。该集团军南下广东,还反映出中共党内、军内派系斗争之凶险激烈。尽管党内、军内各派有可能在实施镇压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中共专制政体本身无法避免的内斗机制,决定了它在投入重兵镇压香港人民之际,比平时更有可能触发内战,甚至导致各地分离、独立。
除了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南海可能还有政治方面对54军的阴险算计:如果在香港实施大规模镇压,作为“地头蛇”的42军(现第74集团军)自然会欠下血债,你54军也休想手不沾血、置身事外而逃避为我们中南海领导们分担的罪责。正因为此,笔者没有排除54军(尤其是它的先头团)直接参与镇压的可能性。也许有读者会问,54军不是已经参加过“六四”镇压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不得不先提一下原北京军区第28集团军。当年“六四”期间,28军不愿向学生和北京市民开枪而消极抗命,一直拒绝向天安门广场强行推进,最终没有按命令规定时间抵达天安门广场。中央军委曾派出直升机飞临长安街上空,向28军下令开枪射杀堵路百姓,并催逼部队立即强行突进。28军官兵始终拒绝屠杀人民,其中3名军人还愤而用坦克上的高射机枪向直升机开火连射。该集团军虽然于1998年被撤销建制,但历史已经记载下了2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英雄官兵,北京人民、中国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这一不朽功绩。
“六四”期间,54军的表现仅次于勇冠群雄的28军,位居第二,所以也为不少知情的北京市民所暗暗称道。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间,原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始终没有向老百姓开过一枪,事后集团军指挥官向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报告:开进途中只接到了朝天鸣枪的命令而没有接到向人群开枪的命令。54军是唯一没有接到开枪命令的集团军。因此,至少在该集团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前,没有向老百姓开过枪。
第54集团军编写的资料称,在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以及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整个集团军没有开过一枪。
虽然54军开进途中殴伤百姓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但该军官兵也有很多人受伤。无论怎么评说,这些官兵毕竟已经尽责了。军队不想真的与人民为敌,至少没有向人民开枪,这已经足以令中南海最高决策层忧心忡忡、惊恐难抑。
54军有退役老兵自豪地说,我们54军没有向北京人民开过一枪。28军的老兵那就说得更为自豪。多年后,这两个集团军都有退役军官私下透露:“就我们两个军没有开枪打老百姓(大意)”。不无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任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军长宋普选亲自率部于13日凌晨登机出发,当天空运到灾区投入抗震救灾。除四川驻军以外,54军是最先抵达灾区的部队。接到胡锦涛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要求济南军区驰援灾区时,时任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拍板出动54军,准备置个人沉浮于度外。因为当时江泽民以所谓“军委首长”的名义延滞、阻挠了大部分部队的及时出动,甚至还全然不顾灾区人民死活,先后几度干扰温家宝、胡锦涛指挥抗震救灾。在此之际,54军以人民安危为先、以人民利益为重,毅然奔赴灾区。据说54军(及济南军区)因此而受到过江派人物、时任总参谋长陈炳德等人的多重打击责难,但四川人民、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54军。
在共产党这个“搅肉机”体制内,是坏人就争相残杀,是好人就莫名被杀。第54集团军积了德,也就遭了殃。抗震救灾部队出动早,指挥官居然被视为危险人物,因为“在军委领导意见尚未统一前,擅自挑选符合自己理解和口味的部分来执行(大意)”。为此,中共十九大前,时任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差点落马入狱,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宋普选也无缘成为十九届中央委员。
你54军因为抗震救灾而已经几度受罚,也算是可以过关了。但你“六四”没有向人民开枪的“错误”,还得在这次香港危机中“改正”,能不能按党性要求多杀几个港人,就看你的表现了。否则,中南海不会饶了你。这就是中共体制内邪恶的潜规则。
在中南海的命令下、在与其他部队互相挟持下,54军(现第83集团军) 也许会最终被逼无奈参与镇压,其他解放军、武警部队可能也会处于同样境况。但是,希望这些部队的将士们在未来的关键时刻,能像前苏联红军塔曼师那样,坚决并突然站到人民一边(此刻要特别警惕“雪豹突击队”等部可能发动的“斩首行动”)。如果这些人中间有谁担心自己欠过的血债,就请想一想塔曼师。这支苏军“王牌”部队过去并非没有镇压过人民,但他们在关键时刻临阵倒戈,坚决反对苏共中央,并突然站到人民一边。叶利钦跳上该师装甲部队第110号坦克演讲的摄影画面,把塔曼师为埋葬苏维埃政权立下的历史功勋作了永恒定格。这也是今天塔曼师作为俄罗斯军队“王牌”部队的莫大骄傲。
另外,请这些人想一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肃反”迫害了上百万无辜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杀害了其中万人,初步清算了苏共的部分历史罪恶。有人递纸条提问:斯大林“肃反”时,你赫鲁晓夫不正是最积极的追随者之一吗?你手上不也沾血吗?赫鲁晓夫问:递纸条的同志是哪位?请站出来!(过了片刻)这位同志不敢站出来。而我当时身处的环境就跟这位同志一样。正是为了改变这种迫使所有的人违背人性而争相陷害、互相残杀的政治环境,我们才需要政治改革!(全场掌声雷动)
历史前进得很艰难,但终究还是公正的: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最终并没有对赫鲁晓夫这位历史人物持否定态度。而列宁、斯大林则被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上将在2004年写下一篇文章《对苏联“八·一九”事变的看法》。该文章里的一段话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苏联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列宁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阶级斗争,制造了独裁,制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坟墓。这就是规律。”
既然是规律,就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妨把刘亚洲将军话里的“苏联”一词改为“中国”,把“列宁”一词改为“毛泽东”,用它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趋势:
“中国社会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毛泽东制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造了阶级斗争,制造了独裁,制造了接班人制度,也就制造了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坟墓。这就是规律。”
笔者愿以此言与驻港赴港的全体解放军将士、武警官兵、大陆公安干警分享共勉。
此次香港危机之际中共的调兵遣将,尤其是第83集团军南下广东的动向,还给笔者留下了另一个印象:中共最高决策层似乎正在酝酿或已经建立了“全国维稳区划”?套用一下中共的话语,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香港看作“敌占区”或“准敌占区”、把同属粤语区的广东看作“游击区”,大概岭南地区以北各省份才算“解放区”吧!长此以往,是否还应该把南方各方言区省份看作“新解放区”,而只有北方方言区各省份才算“老解放区”呢?那么,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呢?为此,笔者且以“黑色幽默”作一《表三》于下,以有助于读者思考和参考,同时也聊供读者一乐(因为那么长的文章读下来,读者辛苦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2019年9月7日星期六

2019:关键的一年

习近平的恶梦正在成真
第53期《社会主义者》杂志(中国内地版)社论2019年7月17日
去年年底以来,习近平多次说中国将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继续进行丶中国经济急速放缓丶香港爆发空前的反送中运动丶台湾反中共情绪日渐高涨丶以及国内群众抗争彼伏此起,习近平的恶梦正在成真。2019年,无论是对於中共独裁政权和全球资产阶级,还是对於中国以及香港丶台湾群众斗争,都会是关键一年。
贸易战一周年
7月6日是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一周年。此前不久,习近平和特朗普在日本大阪G20峰会上会面,再次达成停火。双方同意继续谈判,暂时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中美政府都面临国内经济下滑的压力,所以希望通过停火来安抚本国和国际资本家,稳定“市场信心”,否则全球股市将暴跌,实体经济也可能陷入衰退。
中美贸易战正在拉低两国和全世界经济增速。工银国际近日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到3.1%,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於4月(即上一轮关税开徵前)做出的预测还低0.2个百分点。6月,官方和财新两方面给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都表明中国制造业活动萎缩。官方PMI主要观测大型国企,而财新以中小私有企业为主。这部分是由於贸易战导致出口订单减少,部分是因为国内消费低迷。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也在走出“上升周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仅2%。
习特会後,特朗普承诺放松对华为的禁令,允许部分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供货。中国则将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而且实际上,在习特会前夕,中国进口了54.4万吨美国大豆“以释善意”。而且习特会之後不久,李克强在大连“夏季达沃斯”会议上宣布,中国将於2020年完全取消外资对证券公司的持股比例限制,比原计画早一年。另外,李克强也表示中国将向外资开放更多经济部门。这也被视为中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让步。
但习特会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并没有任何实际成果。这证实了我们之前的预测(见本期杂志《中美冲突持续升级》)。如香港《南华早报》一篇专栏文章所说:“现在的状况和上次习特会时几乎没有什麽改变……谈判人员还是会继续面对导致两个月前谈判崩盘的那些难题”。美银美林的首席全球经济师伊桑·哈里斯(Ethan Harris)说:“这只是暴风雨中的一段平静期。”
全球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贸易。新兴市场债务攀升,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波斯湾局势紧张,朝鲜核问题看不到出路,这一系列问题意味者,如果中美之间展开全面贸易战,可能给本就脆弱的全球资本主义带来难以想像的严重後果。
暴风雨中的平静期
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之下,贸易战的前景黯淡不明,难以预测。双方有可能达成装饰性的协议,暂时结束贸易争端,但在科技和地缘政治的对抗仍会继续,然後可能反过来重新点燃贸易争端。
就像瑞信私人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陶冬所说:“就算达成协议也没有什麽意义。《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墨水还没有乾,特朗普就威胁要对墨西哥加徵关税。”他还强调说:“特朗普可能是过去5任美国总统里对中国最坏的一个,但可能也是未来5任总统里对中国最好的一个。”
全球保护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包括美欧)的增长,将令中国资本主义面临更加愈发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对抗。
贸易战令中国本就糟糕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政府想用“定向刺激”来扶持中小企业,而非采用大规模刺激方案,以期避免已达危险水平的债务继续增加,但这种方法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并不显着。同时地方政府丶银行和资本家的投资意愿低下。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害怕当中央政府重新把“去杠杆”当作首要任务时,他们在这段时间积累起的新债务会成为负累。
接管包商
5月2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接管存在“严重信用风险”的内蒙古的包商银行,以免该银行一旦破产引发银行业连锁倒闭潮。就在包商银行被接管的同一天,央行成立了存款保险基金公司,用於救助濒临破产的银行。
包商银行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第一家被政府接管的商业银行。虽然它只是一家小型城市商业银行,但接管事件揭露出以往被忽视的中国数百家小型银行坏帐问题,因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中国所有中小型银行的资产加起来规模和大银行的总和不相上下,但是更依赖银行间借贷。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称,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系统“最薄弱的一环”。这些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关系密切,而後者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债务问题最受关注的焦点。包商被接管之後,大型银行大幅缩减对小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导致後者的现金流动性骤然紧张,迫使政府不得不再次出手纾困,央行立即向中小银行注入了约6000亿元人民币资金,并为所有零售存款提供担保以防止出现挤兑。
由於接管包商银行造成的连锁反应,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师姚炜说:“虽然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避免系统性流动资金危机,但我们越来越担心,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可能会付出代价,经济放缓会更加棘手。”
除了制造业萎缩之外,6月中国服务业扩张速度也在下降。尤为引人注目是,一直被政府称为新经济增长点的科技业正面临困境。其中一个例子是,曾在新三板上市的一家数字电视和网络通讯设备公司突然宣布倒闭,1000多名工人失业,补偿金尚无着落。该公司欠下200多家供货商800万元货款,在倒闭前曾被供货商上门追债。一名供应商说,拖欠他们货款的不只这一家公司,科技业供货商被欠款的风险越来越大。许多供货商因此面临资金问题,形成连锁反应。
根据人民大学和智联招聘网站的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科技业的招聘需求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四分之一,而求职人数则增加了37%。据报导,有些公司虚构招聘职位,只是为了从求职者那里了解就业市场的状况。百度丶腾讯丶京东以及华为都宣布进行“人员优化”,即辞退那些工资和福利较好的老员工,代之以较廉价的年轻人。
科技业进入寒冬,不仅仅是因为中美冲突,更是因为中国本身经济放缓以及投资萎缩,尽管这些因素之间也相互关联。过去几年中国互联网和科技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巨额投资。通过“烧钱”壮大起来的公司包括滴滴出行和字节跳动等行业巨头。但现在状况正在改变。今年第二季度,全国风险投资金额比去年同期暴跌77%。在低迷的经济状况下,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曾投资小米和大众点评的上海启明创投的创始人之一加里·瑞斯切(Gary Rieschel)说:“分享经济就要结束了,有些公司──滴滴就是个典型例子──没有显示出任何营利能力。”
经济放缓正在拉低收入增速,提高失业率,这是已经面临重重困境的中共独裁政权最不想看到的情形之一。7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一项报告说201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以宣扬中共成立70年来的“成就”。但可能让政府意想不到的是,这成了普通群众嘲讽政府和抗议贫富差距的一个焦点。2天之内,微博上有超过2亿人关注此话题。大批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为什麽我的收入没有这麽多?”连国家统计局也不得不出面解释说,“人均国民总收入”并非“人均收入”,但依然无法止住网民的批评与讽刺。
当难以再依靠迅速的经济增长来缓和个方面的群众怒火时,中共不得不更加依靠另一个统治支柱──严酷的国家镇压,但尽管习近平将高压统治升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人群众斗争依然在增加,局势对於中共来说越来越危险。
阳逻抗议
近日武汉阳逻接连一周举行反对建造垃圾焚烧炉的抗议,遭到万名警察镇压。当地政府非常担心本地抗议者和香港反送中运动连结起来。不仅阳逻如此,有媒体报导称,公安部要求7月起所有政府人员不准前往港澳地区,同时要由官方统一口径报道香港事件,防止香港的抗争蔓延到中国。7月7日,香港23万人在九龙游客密集的地区游行,想向内地游客传播反送中运动的信息。这正是中共政府所害怕的。
而且,尽管有言论称阳逻抗议只是反对建造焚烧炉,而不是反对中共政权,但阳逻以及其他地区的抗议所受的残暴镇压一再表明,中共独裁政权会以严厉手段镇压哪怕不打算挑战政权的群众行动,阻挡哪怕微小的改良。这看起来不“合理”,但其实因为察觉到危机正在逼近的统治精英不惜一切想要保住自己越来越受威胁的权力。而这最终是为了保护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下,中共独裁统治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中国工人群众需要以一个社会主义方案和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独立工会和工人政党),对抗愈发绝望的独裁统治,以及它所维护的资本主义。

八三一决定五周年:组织罢工委员会  准备真正的总罢工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  打倒中共专政和财团白色恐怖
五年前的人大八三一激起了雨伞运动,但今日的香港已进入一场更加浩大的群众起义。今次这场反威权运动的日数已经超过伞运。
如五年前一样,中共独裁政权和傀儡港府寸步不让,左手将黑警暴力升级,右手进行假谈判拖延时间。现在更威胁会动用《紧急法》全面实施独裁制,但群众现在不会畏惧任何法令。《紧急法》必然迫使更多群众激进起来,奋勇抗争下去。
组织真正的总罢工
为了打破眼下的胶着状态和白色恐怖,运动需要新的方向,发挥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香港工人将举行第二次大罢工,这是斗争的正确方向。
有组织的罢工才能达到最大效果。九二九三罢工应该成为建立新工人组织的跳板。职工盟拥有19万会员,它如果在罢工集会上号召工人加入或成立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下一次更加有力的、真正的总罢工,可以得到巨大回响。如果工会领导层不采取这一必要行动,基层工人就要自己行动,建立新的战斗性的工人组织。
国泰等一众大财团恐吓、解雇支持抗争的雇员,因为航工业上次的罢工惊动了中共。我们要做出有力反击,进行跨公司、跨行业的声援抗议和罢工。
工人组织要展示团结和斗心,才能吸引那些害怕被打压的工人。同时,运动应连结到反对低薪、过劳、公屋短缺、大白象工程等劳工和民生议题。那些压榨打工仔女的大财团正是威权制度的忠实拥护者。
总罢工和整个群众斗争应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最低工资至每小时60元、大幅增建公屋和扩充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并对富人和大财团征重税为上述政策提供资金。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
运动也必须打破现在孤立于一城的局面,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大陆。今天的斗争和五年前的八三一决定都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只要存在下去,就不会允许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所以香港的革命也必须输出中国,打倒中共才能胜利。
如果组织起一场真正的、针对整个威权资本主义的总罢工,更能吸引和我们一样饱受贫穷、高昂房价和专制摧残的内地抗争工人与青年,一起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带领运动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进运动,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中和我们一起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 组织战斗性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真正的总罢工,反击警黑暴力和财团白色恐怖
  •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是唯一的致胜方法
  •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 实现真普选,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 香港佔中領導人美化中產階級和守法教條,無視1989年關鍵的一課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1989年威脅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城。
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制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麼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佔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佔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志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佔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佔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制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佔領中環是「有限制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制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佔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佔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矇混過關。(更深入分析箇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佔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制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吋鐵,因此佔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制」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制、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佔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制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制學生與工人連繫一起,並全面禁制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制於中共的「法律」限制,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制、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制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制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佔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制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制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制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制度的人。
5月26日悼念六四的抗議遊行中「社會主義行動」的街站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佔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覆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爲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佔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覆。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盪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制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係,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制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注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注」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扎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制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佔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制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爲什麼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制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注定重覆它。」不幸的是,佔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5月26日悼念天安門大屠殺的遊行
標簽https://chinaworker.info/cn/about-us-cn/

台媒曝孟晚舟案促北京在港修例 却被林郑弄砸

2018年12月1日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引发中共与加拿大、美国三方的外交角力。据指出,身系中共重大机密的孟晚舟因触犯当地法律而被捕,使得中共在管辖权顺序上居于劣势,中共为求反制,相中国际重要政商人士聚集的香港布下法网;一旦《逃犯条例》修订,中共将可藉香港特首职权,将“触犯中国法律”而身处香港的中国及外国人移送至中国受审,而这也是北京要求港府必须贯彻修例工作的原因。
以“反送中”开始的香港抗争延烧3个月后,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法之后,进入争民主的延长战。港府的权宜之计,却让北京罕见吞下撤回成命的败绩。据台湾媒体透露,虽然香港政府一再声称,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的起因为2018年初发生在台湾的潘晓颖命案,然而知情人士指出,北京之所以要求港府推动修例,起因为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中共希望在香港掌握类似的法律筹码所致。
据上报报道,北京或因孟晚舟案促修“送中条例”,林郑失策引爆香港怒潮。以“反送中”开始的香港抗争延烧3个月后,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法后,进入争民主的延长战。
该报道说,港府为将司法权交予北京,刻意回避征询公众意见的程序,引发接连不断的群众抗争。香港传媒人士指出,公务体系出身的林郑月娥既缺乏政治判断力,身边又无政治型幕僚,强硬僵化的性格使她在修例问题上拒绝让步却提不出对策,演变成撤回修例亦无法停止抗争的局面,林郑月娥也同时失去港人及北京两方面的支持。
据该报道称,因不满孟晚舟加国落网,北京促修“送中条款”寻反制。2018年2月,港人潘晓颖在台湾遭同为香港籍的男友陈同佳杀害;由于关键证据都在台湾,台湾三度要求香港将陈同佳遣送至台湾受审,均遭港府以双方没有司法互助机制而不予回应。林郑月娥在面对立法会及公众质疑时,也一律以缺乏法律依据而拒绝作为。
然而在案件悬宕一年后,港府突然于今年2月宣布提交《逃犯条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修正草案,将中国司法区纳入逃犯移交对象,此外也授权香港政府协助中国等司法区冻结没收在港财产。内容一经揭示,引发香港社会强烈疑虑。
报道引据知情人士指出,出现此一转折点的可能因素之一,就是2018年12月1日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引发中共与加拿大、美国三方的外交角力。据指出,身系中共重大机密的孟晚舟因触犯当地法律而被捕,使得中共在管辖权顺序上居于劣势,中共为求反制,相中国际重要政商人士聚集的香港布下法网;一旦《逃犯条例》修订,中共将可藉香港特首职权,将“触犯中国法律”而身处香港的中国及外国人移送至中国受审,而这也是北京要求港府必须贯彻修例工作的原因。
据该报道指出,事实上,孟晚舟案发生后,台湾国安会除关注因此引发的中美冲突,也特别着手研究此案的法律脉络,从法律面研判美、加、中三方可能使用的策略。在中共以国家安全及贩毒等理由逮捕加拿大外交官及平民之后,台湾也注意到中共正尝试不同方式,强化外交冲突中的法律工具。
据上报报道说,这样的政治盘算,却在港府推动修例过程中,引爆港人对中国人大推翻“真普选”承诺以来的强烈不满,掀起接力式的大型抗争。香港资深传媒人士指出,林郑月娥启动修例程序之后,并无预留任何协商或转圜空间;既已奉指示便要贯彻命令,这与她公务体系出身的官僚性格有关。因此在抗争升高,北京透过不同管道放话,暗示她应以完成修例为最后底限而放低姿态,她也自认奉命行事,毋须认错更不应让步,从而导致林郑与群众对立长达3个月的僵局。
据报道分析,在对立过程中,林郑月娥缺乏政治手腕及无幕僚可用的弱点完全曝露,加上她不谙政治操作,却有鲜明的官僚架子及虚伪作风,让她几次面对媒体都沦为公关灾难,也让港人怒火愈烧愈烈。
报道引据了解中港政治操作的人士指出,北京对已经采取的政治行动,向来没有收回成命的先例,这也是之前外界认定中共绝不可能使用“撤回修例”说法的主要原因。然而在7月下旬抗争演变为流血冲突,国际社会更将矛头直指北京之后,北京两度派韩正等高层南下指挥,香港政坛也盛传北京对林郑月娥已耐性全失,几波激烈冲突更引起国际社会高度瞩目并施压,林郑月娥在同时失去北京支持及港人信任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两个月前撤回修例的选项。
中共官方及媒体对此报道至此或没有澄清回应。
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