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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美国工人为何拒绝工会 曹德旺胜利了《美国工厂》观后感

何清涟

左派不愿意承认的现实:工人抵制工会,原因之一是工会的腐败。2017年11月9日福耀美国启动投票,但11月2日底特律新闻网发布有关UAW涉嫌贪腐的最新报导,称原先针对3名UAW官员和2名菲亚特·克莱斯勒行政人员的经济腐败调查,已经扩大到一名通用汽车董事会成员,以及由底特律三家车企共同资助的UAW训练中心。这个时间点对福耀美国厂方发动宣传攻势非常有利

工人抵制工会,原因之一是工会的腐败。(图片摘自《美国工厂》)

中国劳工处境恶劣举世皆知,中外工会运动者都认为成立不受政府控制的工会是解困良方。但《美国工厂》让中国观众眼镜碎了一地,一家在美国无根的中国企业,却战败了在美国历史悠久、斗争经验丰富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就连中国政府也深感意外,自2000年-2016年,中国企业向美国直接投资超过1360亿美元,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减少,颇令中国政府不喜,加之曹德旺赴美投资后发表言论,称美国投资环境优于中国,新华网曾于2016年6月刊载《「曹德旺们」在美国如何迈过劳工关系坎》,认为美国工会势力将使「曹德旺们」折戟沉沙。
《美国工厂》留下疑问:工会还代表工人利益吗?
《美国工厂》这部片子的中轴线就是工人-厂方-工会三方博弈关系。不少美国工人不满福耀美国的待遇与工作环境,UAW试图介入并在该厂成立工会,双方都对同一工人群体做过充分的舆论动员,邀请前工会成员与现工会成员现身说法,各陈利弊;俄亥俄州的美国政界加入这场论辩,公开表态支持或反对建立工会。UAW拥有地利与「政治正确」的优势;福耀美国行事则东西方手段并用:安插线人瞭解对方动态,请美国的反工会谘询机构为工人宣讲不设工会的好处,最后在美国劳资关系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下投票,结果是868票反对,444票支持,UAW败北。
自2000年-2016年,中国企业向美国直接投资超过1360亿美元,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减少。(图片摘自《美国工厂》)
《美国工厂》没说透美国工会患上的「美国病」
《美国工厂》涉及美国工人拒绝工会这个重大话题,但却没说透美国工会患上的「美国病」:
1、美国工会的腐败伤害了自身
左派不愿意承认的现实:工人抵制工会,原因之一是工会的腐败。2017年11月9日福耀美国启动投票,但11月2日底特律新闻网发布有关UAW涉嫌贪腐的最新报导,称原先针对3名UAW官员和2名菲亚特·克莱斯勒行政人员的经济腐败调查,已经扩大到一名通用汽车董事会成员,以及由底特律三家车企共同资助的UAW训练中心。这个时间点对福耀美国厂方发动宣传攻势非常有利:11月6日,该厂总经理刘道川在一份声明中援引这一报导,呼吁工人「不要同全美汽车联合工会有任何关系,并在本周的选举中,强烈反对UAW」——这事儿,《美国工厂》一晃带过。
工会腐败不是孤例。专门研究美国工会的记者罗伯特.费奇(Robert Fitch)曾于2006年出版了《出卖团结:腐败如何毁害了劳工运动,削弱了美国的前程》(Solidarity for Sale: How Corruption Destroyed the Labor Movement and Undermined America's Promise),痛切批判美国工会的腐败。书中列举大量具体例证,历数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伴随着工会活动的敲诈、勒索、贿赂、内讧、出售就业机会、黑帮掌控、盗用福利基金。费奇指出,美国的工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抗争,不能在组织工人阶级中起作用,主要因为工会体制本身有三大症状:腐败、分裂、孱弱,即劳工活动分子所谓的"美国病"。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腐败的工会-当前的普查"中,费奇披露了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几大城市的工会腐败状况,例如芝加哥的黑帮掌控了「劳联」,1957年美国56个顶级黑帮头目在纽约州碰头时,其中22人是工会头头。劳工骑士团、劳联、产联、变革谋胜利等都是工会联合会,在它们名下是两万多个经费与活动相对独立的地方工会。很多地方工会的前身是行会,而行会或多或少与黑社会有联系,会员缴纳的会费带有保护费性质。在工会官员职业化后,他们的工资由工会发,而不是从企业老板支薪,工会官僚和腐败问题更趋普遍和严重。
工会腐败无疑是导致美国工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奥巴马是美国工会的盟友,当然会对此不予深究。
2、美国工会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按照传统工人运动理论,工会是代表底层广大劳工同资方抗争的组织。但在如今的美国,只有工会自己这么宣称。
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图片摘自《美国工厂》)
首先,工会会员人数占美国劳工比例越来越低。
1950年代中期是美国工会的顶峰时期。1955年两大工会合并之后的劳联-产联有1600万会员,约占当时美国工人总数的1/3,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私营企业工人会员占40%。从1970年代开始,工会会员人数和工会组织数量都呈下降趋势。据美国劳动部「工会会员2018」(UNION MEMBERS—2018)显示,2018年,美国工会会员率为10.5%,与2017年相比,下降0.2个百分点。与1983年的工会会员率20.1%相比,降低了一半,不到1945年的三分之一。
第二,工会会员大多是纳税人供养的公共机构工作者。
据美国劳工部资料,工会成员约有33%是公共机构工作者,其中包括政府雇员、教师、消防员等,而企业员工在工会成员占比为6.7%。这一资料说明,蓝领工会衰落,白领工会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主流力量,这一特质决定了美国工会的施压方向。
目前,美国工会无力反抗工时的加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低落、资本的海外投机。在某些行业,比如餐饮业、成衣业、杂货店、旅馆业、肉类加工业等,工会工人的工资徘徊在法定最低工资水准上。工会成员集中的公有部门与大企业,工会会员的薪水和福利已经大幅高于美国雇员的平均水准,但工会还不断利用其力量索取更多的好处,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近年来,美国多数政治评论家、分析家都把工会列为华盛顿利益集团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政治回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根据职业说客历年向国会提交的报表,制作一份每年更新的统计表,按游说费用由高而低排列。在Ranked Sectors(1998-2019)这个表上,工会排在第12位。《财富》杂志前些年每年评选25个最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劳联-产联,全国教育工会,美国州县市政府雇员工会,卡车司机兄弟会这四个工会组织名列25强当中,其中有两个是公有部门员工工会。不得不说,近20年来,美国各级政府雇员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政府开支失去控制,公有部门的工会难辞其咎。
正因为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既得利益而不惜损害经济发展、加重纳税人负担,终于导致劳工巨头(Big Labor)和资本巨头(Big Capital)一样,公众形象不佳。这次UAW在福耀办工会受阻,与其历史「业绩」有关: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工会造成的高工资高福利(时薪加福利高达70美元),使其丧失了竞争力而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政府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紧急救援, UAW成了众矢之的。
工会「美国病」催生反工会谘询行业
不少研究者发现,工会的辉煌和突然衰落,是美国一个特有的现象,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会没能在政治领域,以及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影响力。这个说法有点偏颇,因为美国工会早就将自己绑在民主党的战车上,每次选举(无论是地方性选举还是全国大选),都会给民主党候选人捐献大量资金,工会成员都会投票给民主党。这种情况直到2016年才改变,这一年,工会官员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民主党,但工人却有不少投了川普的票,俄亥俄州就是这种情况。当工人服从工会投票给奥巴马时,美国媒体称其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弱势群体的希望;2016年大选,美国主流媒体对工人的评价是:支持川普的大多是蓝领,素质不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希拉蕊甚至说「粗略估计,你可以将一半的川普支持者归类为我所说的‘一篮子可悲之人’」——有研究者早就指出,北欧各国的工会,很聪明地只与政府合作。
如今的美国,工人运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共同没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图片摘自《美国工厂》)
工会的美国病催生了「反工会谘询师」这一职业,不希望工会存在的公司,往往会雇佣这些谘询师到公司来给工人们开讲座,分析没有工会的好处,以及个人与公司劳资部门交涉能够改善福利待遇等。《美国工厂》里,福耀美国花百万美元聘请的劳资关系研究所/LRI谘询服务有限公司,位于奥克拉荷马州的布罗肯阿罗,自我介绍以「规避工会」闻名。在新兴的科技公司,员工更习惯个人与劳资部门交涉。
如今的美国,工人运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共同没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外部观察者喜欢用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这三大因素来概括西方国家工会走下坡路,但其实远远不能概括美国工会走下坡路的原因。本文只是根据《美国工厂》中的场景概括一些美国工会患上的「美国病」,美国本土的工会研究专著涉及的内容要广泛深刻得多。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2019年9月7日星期六

八三一决定五周年:组织罢工委员会  准备真正的总罢工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  打倒中共专政和财团白色恐怖
五年前的人大八三一激起了雨伞运动,但今日的香港已进入一场更加浩大的群众起义。今次这场反威权运动的日数已经超过伞运。
如五年前一样,中共独裁政权和傀儡港府寸步不让,左手将黑警暴力升级,右手进行假谈判拖延时间。现在更威胁会动用《紧急法》全面实施独裁制,但群众现在不会畏惧任何法令。《紧急法》必然迫使更多群众激进起来,奋勇抗争下去。
组织真正的总罢工
为了打破眼下的胶着状态和白色恐怖,运动需要新的方向,发挥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香港工人将举行第二次大罢工,这是斗争的正确方向。
有组织的罢工才能达到最大效果。九二九三罢工应该成为建立新工人组织的跳板。职工盟拥有19万会员,它如果在罢工集会上号召工人加入或成立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下一次更加有力的、真正的总罢工,可以得到巨大回响。如果工会领导层不采取这一必要行动,基层工人就要自己行动,建立新的战斗性的工人组织。
国泰等一众大财团恐吓、解雇支持抗争的雇员,因为航工业上次的罢工惊动了中共。我们要做出有力反击,进行跨公司、跨行业的声援抗议和罢工。
工人组织要展示团结和斗心,才能吸引那些害怕被打压的工人。同时,运动应连结到反对低薪、过劳、公屋短缺、大白象工程等劳工和民生议题。那些压榨打工仔女的大财团正是威权制度的忠实拥护者。
总罢工和整个群众斗争应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最低工资至每小时60元、大幅增建公屋和扩充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实行全民退休保障,并对富人和大财团征重税为上述政策提供资金。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
运动也必须打破现在孤立于一城的局面,将斗争蔓延到中国大陆。今天的斗争和五年前的八三一决定都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只要存在下去,就不会允许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所以香港的革命也必须输出中国,打倒中共才能胜利。
如果组织起一场真正的、针对整个威权资本主义的总罢工,更能吸引和我们一样饱受贫穷、高昂房价和专制摧残的内地抗争工人与青年,一起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
社会主义行动呼吁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带领运动走向阶级斗争的路线。工人政党可以大大推进运动,并吸引中国工人和受压迫群中和我们一起斗争。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 组织战斗性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准备真正的总罢工,反击警黑暴力和财团白色恐怖
  • 改变运动模式,以工人斗争为中坚力量,是唯一的致胜方法
  • 香港革命输出中国,团结大陆群众斗争,打倒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 实现真普选,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建立真正的人民议会,取代不民主的立法会,立即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打破资产阶级富豪的经济霸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 香港佔中領導人美化中產階級和守法教條,無視1989年關鍵的一課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1989年威脅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城。
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制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麼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佔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佔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志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佔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佔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制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佔領中環是「有限制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制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佔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佔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矇混過關。(更深入分析箇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佔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制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吋鐵,因此佔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制」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制、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佔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制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制學生與工人連繫一起,並全面禁制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制於中共的「法律」限制,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制、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制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制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佔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制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制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制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制度的人。
5月26日悼念六四的抗議遊行中「社會主義行動」的街站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佔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覆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爲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佔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覆。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盪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制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係,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制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注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注」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扎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制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佔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制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爲什麼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制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注定重覆它。」不幸的是,佔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5月26日悼念天安門大屠殺的遊行
標簽https://chinaworker.info/cn/about-us-cn/

2019年8月23日星期五

劳动史上的重要日期

8月在劳工史上

劳动史上的重要日期。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工会在美国


参加工会
一个工会(或工会美国)是形成法人单位或工人的结社的法律人格,通常被称为“谈判单位”,它作为谈判代理和法定代表人为员工的单位的所有事项集体协议产生或管理的法律或权利。工会通常通过定期收费或工会会费为工会的正式组织,总部和法律团队职能提供资金。工会中工会代表的代表工作人员由在民主选举中由成员任命的工作场所志愿者组成。
今天,工会的成立通常是为了通过集体谈判改善薪酬,福利,工作条件或社会和政治地位,这是通过工人绑架所增加的讨价还价能力来实现的。工会,通过当选的领导人和谈判委员会,与代表工会成员(的雇主讨价还价成员)和协商劳动合同(集体谈判)与雇主。这些协会或工会最常见的目的是“维持或改善其就业条件”。这可能包括工资谈判,工作规则,投诉程序,管理员工状况的规则,包括促销,正当条件终止和就业福利。
工会可以组织一个特定的技术工人部门(工艺工会),来自不同行业(一般工会主义的工人的横截面,或试图组织特定行业(工业工会内的所有工人工会协商的协议对普通成员和雇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其他非成员工人具有约束力。工会传统上有一部宪法,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谈判单位的治理,并在各级政府中实施治理,这取决于将其合法地与其谈判和运作联系起来的行业。
工业革命期间,工会起源于英国,在很多国家都很受欢迎工会可能由个体工人,专业人员过去的工人,学生,学徒或失业者组成。北欧国家的工会密度或属于工会的工人比例最高
19世纪,英国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童工的法律,即所谓的工厂法案不允许9岁以下的儿童上班,9-16岁的儿童每天可以按照“ 棉纺厂法”每天工作16小时1856年,法律允许9岁以上的童工,每周60小时,夜晚或白天。1901年,允许的童工年龄提高到12岁。
童工是指通过任何形式的工作剥削儿童,剥夺儿童的童年,干扰他们上正规学校的能力,并且在精神,身体,社会或道德上有害。全世界的立法禁止这种剥削,尽管这些法律并未将儿童的所有工作视为童工; 例外情况包括儿童艺术家的工作,家庭责任,监督培训,以及阿米什儿童以及美洲土着儿童实施的某些形式的儿童工作
从历史上看,童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5-14岁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西方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工作。这些孩子主要从事农业,家庭装配业务,工厂,采矿和新闻男孩等服务- 一些工作夜班,持续12小时。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学校的可用性和童工法的通过,童工的发生率下降。
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大约四分之一的儿童从事童工劳动,其中最多的人(29%)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年,四个非洲国家(马里,贝宁,乍得和几内亚比绍)目睹了50%的5-14岁儿童工作。全球农业是童工的最大雇主。绝大多数童工是在农村和非正规城市经济中发现的; 儿童主要由父母雇用,而不是工厂。贫困和缺乏学校被认为是童工的主要原因。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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