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有些人是说极权主义制度无法和平转型，在别人反驳说苏联就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制度，而且恰恰是和平转型之后，他们又说中国和苏东的“国情”不一样，用何清涟女士的话来说：“亚洲一些类似国家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权力阶层是最自私、最没人类意识、最无现代政治理念、最无能，因而最喜欢用最凶残、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群。因而对他们不可抱有希望。”
情况果真如此吗？且不说米奇尼克确定他的行动纲领是否真如何清涟女士所说，是由于波兰当局的“改革”和“开放姿态”。（米奇尼克在《新演进》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新演进”源于1970年和1976年工人罢工遭到镇压之后，人们对波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来自天主教会的“新实证主义者”改革派希望的破灭。他抨击哥穆尔卡“臭名昭著，丢脸之至”。但他认为波党内部不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虽然没有理由追求民主，但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却是有理由与民主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因此他们有可能成为民主反对派的伙伴。）本文主要探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不具备波兰和东欧的条件”。
何清涟女士说：“中共掌握了政治、经济与所有的社会资源，国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不允许民间结社，在中国从事环保、慈善、医疗救助的外国NGO一律被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设法限制其活动。”我不知道何清涟女士说这话的时候是否想过，上世纪70年代米奇尼克等人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建设公民社会的时候，波兰是否有外国NGO的存在？外国NGO可以在中国公开合法地活动，只是受到限制，这说明今天中国的社会空间比当年波兰的更大还是更小？
让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有什么事是当年米奇尼克他们可以做，而今天我们不能做的吗？米奇尼克他们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为1976年大罢工中被捕的工人请律师，为他们的家属发抚恤金。此类工作我们一直在做：丁子霖老师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为64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发救济金，独立中文笔会成立几年来也一直在向因言获罪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方面的帮助。
米奇尼克他们以打字和油印的形式出版地下出版物。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出版印刷质量和正规出版物相差无几的地下出版物，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观点。米奇尼克他们地下出版的书籍包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而在今天的中国，上述作者的作品都能够在正规出版社出版，在新华书店出售，最近广东花城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收录转型前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上刊登的文章的文集。
米奇尼克他们组织飞行大学，在学者家中举办讲座。今天我们也举办讲座，而且有自己的场地。
今天我们还有从事环保、慈善和医疗救助等工作的外国NGO和以企业名义注册的国内NGO，我们有市场化媒体，有维权律师，有互联网，有家庭教会（虽然中国传统上不是宗教国家，教会不可能获得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影响力）。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私营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上世纪70年代的波兰，在一个几乎没有私营经济的国家里，工人被工厂开除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得不到医疗保健。作家布兰迪斯在《华沙日记》中写道：“人们仍然有所顾忌——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日常生活，”这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就足以让人们畏惧。”
哈维尔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后极权社会：“我们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时常有人用这句话来抨击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化”。但是笔者认为，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明白“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人们要想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就必须也拥有不受政府干涉地生产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而要实现这一自由就必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让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一个像哈维尔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水果店里的水果是政府和“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标语一起发下来的国家里，人们是不可能真正拥有“选择不同牌子的电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的。经济自由和自由所带来的财富不是别的，正是每个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基础，而且这一自由只有在拥有之后才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工资、住房、小孩上大学、旅游和日常生活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国家里，人们更难去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标。
中国当局进行的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或许存在种种弊端，但其结果确实是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使民间社会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为中国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海外某些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评论中国问题时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