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宗教，波兰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亚当·沙夫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严和祖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的沙夫都这样讲，可见此言不虚。从这个排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波兰人有多么重要。那么宗教为什么会处在一个超越的制高点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波兰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兰人都自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兰的民族之魂，它在波兰是大众的精神追求，长期以来宗教具有的道德优势无人能够比拟。民众对宗教的这种信任感是靠它们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换言之，宗教的这种超然于政党、主义、发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仅靠争夺话语权和灌输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实践、靠牺牲、靠奉献做出来的。在抗击外国入侵——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们变卖教会资产资助抗击外敌的斗争，更有大量的神职人员慷慨赴难，他们用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体现了波兰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念。波兰亡国以后在俄属波兰、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三大分割占领区，教会以其对独立的追求、亡国期间的民族坚守、战争中的牺牲、极权体制下对人性的呐喊体现了波兰民族的不屈精神。

从1874年普鲁士因波兰教会成为反抗宗主国的据点而逮捕波兹南大主教开始，教会的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受难形象，要求教会人士必须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献，以耶稣的受难精神作为榜样，如果一个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难肩扛黑暗的话，那教会人士就应该是第一批赴难者，“基督教意味着在宇宙中每个生命战胜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个人参与”。在二战中波兰的死亡率高达22%，比苏联（10%）和中国（7%）都高得多，而教会人士死亡率又远远高于民众死亡的平均值，达到1/3，正是这种慷慨赴难的特征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尊敬。

波兰人说，波兰的历史几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难史，在失去祖国的日子里，面对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统治者，波兰人把天主教与自己的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因为唯有宗教可以守护，宗教便成了“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波兰等同的。每当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向宗教寻求帮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气场是任何党派无法比拟的。老百姓说，战后的斯大林体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的心坎上，教会人士往往是为了波兰而牺牲的，而共产党除了内部残酷的斗争以外，即便牺牲也是为了一个党派的利益，它的出发点不是祖国，不是国民，而是为了官僚的利益，血缘统治在东欧是不争的事实，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谁的国家民众心知肚明，这二者自然无法同日而语。

按理说做了那么多牺牲的宗教，是最应该具有霸气和自傲的，因为它有这个资本，但是偏偏波兰宗教具有宽容精神。与共产党总是寻找“替罪羊”，人民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垫脚石”不同，波兰天主教往往高调行动身先士卒，但并不强迫他人牺牲。事实证明，教会的长期牺牲精神和心怀救赎的行动是他们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响力和责任感成正比，因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

在波兰，宗教的宽容精神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民族资源。当然宗教宽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过迫害异教徒的行径，既处死过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也驱逐过阿里安教徒，但总而言之，波兰人在发展的历程中，非常看重宽容的品德，当犹太人成为十字军运动的牺牲品时，是波兰人收留了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兰签署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比俄国的宗教宽容早了331年，俄国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颁布诏书，表示要“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波兰是欧洲很少几个没有规模化的异端审判、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

同样，他们强调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通过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见风使舵，或像候鸟一样为了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倒戈”，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仰逐渐融入进民族性格当中。另外，宗教界与世俗权力的竞争关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体系，这既对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约机制同时有利于城市自治的发展，迫使世俗政权不得不去争取民众的信任。

后来这种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成为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的亡国经历，一次次以失败告终的抗争，使他们更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们反对不择手段、非理性攻击，对那些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自认为是正统而排挤他人的流派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在波兰人看来，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证明的恰恰是虚弱，而不是自信和强大。这种“打着维护基督教纯洁性的幌子”靠打压异己保证自己存在的派别只不过是霸道的宗派主义，所具有的不过是“宗教审判官”专横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认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别人的自由，通过垄断真理而占居主导、施行暴政，对这样的“超正统”不但要时刻警惕还要给与揭露。在波兰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并且给与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统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内核远离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死胡同，无论什么教派以集体否定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为背离初衷，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便预示着基督教的危机。

团结工会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处于个体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因此，它是个体的粘合剂而不是个体的奴役者。它的存在为波兰保留下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天主教会在现实中的独立姿态和这种道德压力的气场一直就盖过共产党，它可以越过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兰社会，于是形成了波兰的“红皮白萝卜”现象。1953年波兰政府按照苏联的规定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向政府宣誓效忠时，红衣主教斯蒂凡公开表示拒绝，说上帝不允许与恶势力同声相济。他说，“我们不被允许将与神有关的东西置于暴君的祭坛之前，万万不能！”为此导致大量的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被捕和教会财产被剥夺，但是斯蒂凡抗争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没有一个主教公开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波兰人说，任何力量靠强迫要求和管制的约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声望”。

按理说，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历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会在波兰历史上长期承担着同情弱者反抗强权的角色，使得它在波兰政治剧变中扮演着“幕后推手”作用。法国社会党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边跳动”来解释左派的概念，说左派代表社会苦难的关怀，代表社会良心。波兰人认为，这个概念只有在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有意义，在苏式体制下只有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官方与民间的对立，除了执政的一方，任何独立的派别都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较少有世俗考虑的宗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成为斯大林体制最大的潜在对手。

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访问波兰，极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气。事先，苏联人坚决反对教皇访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盖莱克阻止教皇访波，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动乱的学说，这注定会掀起一场不利于苏联的民族主义的浪潮。盖莱克自知自己的威信无法与教皇相比，如果迫于苏联人的压力把教皇拒之国门之外，不但挫伤了整个民族的感情，更可能会大大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所以对苏联人的劝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兰党和政府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明显处于下风。

约翰·保罗二世一到波兰就明确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状态的独立工会，那时工人的任何横向联系都被视为是非法的，罢工的工人往往会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说：“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从传统上都喜欢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工人对自治工会的追求。在工人们看来，苏式体制下的国家官办工会只不过是党国体制的应声虫，这种如同鸡肋一般的工会被工人抛弃。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承认，教皇给与他们的勇气“如同神助一般”。教皇来访使波兰人产生了渴望冲破禁锢的强烈愿望。教皇宣称的“上帝的意志”成为工人成立自治工会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但教皇同时也要求天主教徒热爱祖国，拥护政府，保持社会秩序，要相互谅解和妥协，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他也希望波兰政府尊重波兰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权利。教皇的访问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顿时扫地，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教皇第一次访波以后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建立的“罢工委员会”，迫使政府与工人组织签署了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二十一条协议。这是华约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1983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教皇向一千万前来迎接他的教民表达了应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的愿望，同时他在与雅鲁泽尔斯基的长谈中，提议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协商、沟通、体察民意，避免社会对立情绪滋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渠道。后来在历时19个月的“军管”当中，是教会一直给予地下状态的团结工会以物质和道义援助。瓦文萨在1989年时承认，团结工会在面临困难局势时，是“教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或许达不到现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团结工会的罢工此起彼伏，工人们的政治浪漫主义达到高潮，步步挑战政府的控制能力，社会的失控状态日益严重。而这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迫在眉睫，已经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兰能否避免上述两国的悲剧，考验着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会表现出超越党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个党派之间的分歧，寻找摆脱危机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运，国家被苏军占领，教会上层人物不断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间穿针引线，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强调最令人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它可能搞垮我们，使国家陷入内战。

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屡次向教徒宣讲约翰·保罗二世的手谕，希望教徒在非常时期保持和平、镇静、理性精神以及本着对整个波兰民族的责任感来看待当前的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对立的双方都能够接受教会的调停，致使波兰的民主运动能够在良性范围内运转，而斯·维辛斯基却积劳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对朝野双方都有很大的震动。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两次会晤继任的红衣主教约·格莱姆普，就防止苏军压境和建立民主协商阵线达成一致意见。从此后在波兰的政治和解过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们的这种“中间人”角色，即超脱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过对各个政党劝说和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并打造出一个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