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里，在绿树成荫、以气候温和出名的中国南方城市昆明，市长李文荣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几百名愤怒的示威者在市政府门外游行示威，这是数周来的第二次。游行者在楼外高呼了四个小时，加之警力不断增援，李市长决定走出政府大楼，直接劝说群众。
示威者的诉求明明白白，希望李市长让昆明某下属县在建的大型石化厂停工。抗议群众尤其关注石化厂生产对二甲苯（应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工产品）时附带排放的污染物。
正当李市长竭力劝说抗议群众之际，他发现群众同样在游说他这个市长。群众想知道的是：为何该工程未经广泛征询民意就匆忙上马？本地报纸为何不允许刊登相关批评文章？为何不举行公投，让民众投票决断此事？据现场群众描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轰向”李市长。
在层层严密安保下，铁青着脸的李市长亲身经历了因为环境问题而造成的窘境——随着环境抗议事件不断增多，中国政府正面临这样的窘境。一方面，国家领导层已经公开承诺要治理污染沉疴——在过去三十年中，污染问题始终伴随着经济发展——而环保主义者也怀着相同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环保运动所展示的力量也让中国当政者极度不安。
昆明今夏的抗议活动与全国各地发生的几十起抗议活动大同小异——若不是中国新生社交媒体发挥巨大影响力，昆明抗议事件或许永远不会发生。示威者查清了石化厂项目，决定通过微博（Weibo，类似Twitter）以及微信（智能手机的即时短信服务）互通信息、统一行动。尽管石化厂项目仍在兴建之中，但李市长的执政风格至少发生了一大变化——如今他拥有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环保活动家常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视作环保事业的转折点。“微博出现之前，中国百姓就像一地碎玻璃，无法积聚力量，”环保活动家邓飞(见右图)说，他拥有近400万微博粉丝，利用该平台组织发起了从慈善到环保的各种活动。
小小的微博信息都能演变成大规模活动。今年早些时候，邓请求自己的粉丝把各自家乡受到污染的河流与湖泊照片贴到微博上。铺天盖地的照片立即引发媒体的一系列文章，让个别地方政府无地自容，不得不采取行动清理河道。如今，邓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自己成立的众多环保与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主要依赖网络上的支持设立的，资金也主要通过网络筹集。邓飞是总部位于香港的新闻类杂志《凤凰周刊》(Phoenix Weekly)旗下记者，他最新成立的组织是8月刚刚发起成立的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China Water Safety Foundation)。
“不管你身居中国何地，只需四秒钟，你在网上张贴的东西就会传遍全世界，”他说，我俩谈话时，他仍不时摆弄自己的iPhone手机。“我一直认为微博是上帝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它赋予我们更大力量及更多权利，让我们快速凝聚在一起。”
中国公民在污染问题上很快汇聚在一起，因为污染规模触目惊心。就空气污染而言，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十座城市，有七座在中国。中国每年因雾霾导致100多万人早亡。水资源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官方数据，中国主要河流有三分之一水域污染严重，不适合人类使用。大片国土受到重金属污染，但总体污染程度不得而知，因为政府把国土污染信息视作国家机密。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污染源多为厂矿及电厂——它们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过去三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突飞猛进，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规模的污染成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与早先的英美等国并无二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种用污染的代价换来的发展已经得不偿失。李克强总理今年早些时候曾说：“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许多官员警告说，中国的污染问题已演变成社会不安定源头，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今年七月，北京宣布，除每年正常划拨的几十亿人民币资金外，正着手制订解决空气与水源污染、耗资3.7万亿人民币（约合3800亿英镑）的宏伟计划。
拜“邻避主义”(nimbyism)、日趋觉醒的环保意识以及社交媒体所赐，近年才兴起大规模公众环保运动，为官方控制污染的努力增添羽翼。中国的重工业已经感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昆明等地抗议活动引起广泛关注后，政府担心引爆社会潜在的不满情绪，于是暂停了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工业项目。今年七月，投资规模达60亿美元的广东铀处理项目在引发抗议活动的次日被取消。今年八月，深圳一个火力发电厂项目遭遇同样结局。
包括北京一个著名污染监测团体的创始人马军(见上图)在内的诸多环保活动家把北京有毒雾霾天气视作改变公众环保观念的重要“警钟”。有好几年，公众知晓北京实时空气质量的唯一信息来源是美国大使馆楼顶的监测站，它每小时在微博与Twitter上发布相关数据。2011年，北京市民也要求市政府每小时公布污染数据，而不是守口如瓶。一年后，北京市政府公布相关数据，这是个里程碑的胜利。“数据公布，引发了真正的滚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s)。老百姓意识到这是真污染，而非一般雾气，”马军说，他指的是过去人们通常把雾霾视为一般雾气。“如今每个人都看到这个数据，开始面对现实。”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也是引发越来越多人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另一大原因。“他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不管你生活多富有，你无法呼吸到清洁的空气，”马军说。“如今这关乎日常生活，关乎日常与孩子的谈话，孩子可能只能关在家里。”
几年来，马军一直致力于推动污染的透明化，因为他坚信一旦相关数据公之于众，社会压力就会顺势发挥作用。七年前，他在北京发起成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搜集官方污染数据以及环境违规记录。他笑着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中国上市公司的污染数据库。“只需输入股票代码就一目了然，”他说。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都上了他的黑名单。对国有企业施加影响比较困难，对方通常比监管方环保部门更有势力。马军觉得向广大股民呼吁可能更有效果。
距离其北京办公室1000多公里之遥、位于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地方，几十家正对着沙漠的小型化工厂处于关停状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气味，但登录马军数据库后，发现这个腾格里工业园自今年三月以来就处于关停中。原因是：该园区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所有的化工厂都直接把污水排入沙漠中。
“没人生活在沙丘地带，因此这些化工厂觉得，‘太好了——这是最理想的排污地，”一位面色红润的蒙族牧民说，他在这儿长大，就出生于离此地几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压根就想不到巴依尔(Bayar)会半路杀将出来，”他调皮地笑着说。
巴依尔(见右图)是当地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中学都没读完，但最近两年来，他一直是工业园的眼中钉、肉中刺。与多数蒙族人一样，他只有名。在中国各地干了几年临时工后，他两年前回到自己的家乡，眼前看到的一切让他异常震惊。“这儿过去是非常好的牧场，但我打工回来后，发现空气质量差得让人窒息。”
他决定对化工厂的排污行为采取行动，他认为这是污染当地地下水的罪魁祸首。县政府与当地报纸对他的诉求置若罔闻，他于是求助网络，联络北京的环保活动家。终于有了回应，一传十，十传百，几个月后，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该工业园污染情况的一个小短片。就在同一天，所有的化工厂被勒令关停。
“突然之间，我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巴依尔回忆说。“担心太多事。”他的电话遭到监听，自家车道遭监视，村长开始每天“莅临”他家。然而，驱车经过那些锈迹斑斑、看上去已遭废弃的化工厂时，他似乎对这个结果非常高兴。
环保运动没有显著的领头人：它是由巴依尔这类人汇聚成的滚滚洪流。当然也不乏局限性，化工厂关闭几个月后，巴依尔意识到它们实际上还在夜间偷着生产。另外在该地区新建两座巨型石化厂的计划仍在继续推进。
另一挑战是这些公民环保活动家鲜有扎实的科学知识背景，微博上的谣言常被误传为事实，导致错误信息大肆扩散。（山东省25家企业向地下偷排污水的指控排除后，邓飞近日不得不选择退缩。）
还有，这种新出现的自主举行抗议活动的权利能维系多久，仍是众说纷纭。马军说：“我们每天都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抗议示威的空间有多大？”‘政策红线在哪里？”9月政府发布规定：在网络传播“不负责任谣言”者将被处3年以下徒刑。规定公布后，有好几位知名博主遭到拘押——其中就包括曾在昆明抗议活动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一位博主。
“你无法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记者出身的环保活动家邓飞说，他指的是微博。“政府如今已经明白这一点，意识到无法围堵公众意见，只有靠正确引导。”但举办环境抗议活动时，公众意见通常直击要害，令地方政府颇为难堪。中国的地方政府通常与重污染产业关系盘根错节，来自这些产业的税收使城镇政府维持正常运转。在中国很多地方，老百姓希望曝光的东西往往就是当地主政者——如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的李文荣市长——不愿正视的东西。
何丽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Wan Li补充报导。
译者/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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