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采访文集《再回家》及纪录片《流浪的孩子》

「我要回家运动」由朱耀明牧师发起，为流亡海外人士争取关怀和回国权利，年初已出版《回家》一书。

「六四」二十周年纪念前夕，再推出采访文集《再回家》及纪录片《流浪的孩子》。

「流浪的孩子」走访美国多个城市，记述流亡人士的理想和幻灭；梦回中国、却又梦断异乡。

《再回家》采访文集纪录二十多位流亡人士在城内城外的伤痛和状况。

回家的代价

【明报专讯】对一般人来说，「我要回家」不过是稀疏平常的一句话，但对一批六四事件后被迫离开中国的民运人士来说，这个家，看来遥远而不可及。一幅无形的墙壁，分隔了他们与家人，为与家人相聚，他们被迫签保证书，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士……为送父母最后一程，有人委屈接受这些条件，但亦有人为了尊严，宁愿留在异乡与病魔搏斗下去，也不回老家治病。

赵紫阳前智囊欲回国医病
拒签保证书斥胡教条主义

赵紫阳前智囊、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前所长陈一谘称，过去数年一直与病魔搏斗，今年初病情转坏欲回国医病，惟国家主席胡锦涛方面要求陈氏先写保证书，同意不参与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动才可回国。陈一谘以「不能出卖灵魂」为由，拒绝将自己放进一个生活条件较好的「牢狱」中。

98年回国奔丧毋须签保证书

《再回家》一书的采访队到美国探望养病中的陈一谘，陈氏透露今年初希望回国的波折。原来1998年陈一谘的母亲病故，获准回乡奔丧，99年亦曾回去安灵，那次陈一谘是透过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转达回国信息，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被说服了，接受陈遵守宪法的承诺便放行。

事隔近10年，陈一谘因为病重，医生验出他的胆红素比正常人高70多倍、4个肝功能指针都超出正常10倍以上。他停了手上工作，全身还是长出红点，像给针扎过一样，皮肤也开始脱落，医生检查后认为是胆道癌。

无计可施下，陈一谘今年初透过曾庆红向国家主席胡锦涛转达信函，表示希望回国治病。据《再回家》所载，曾庆红知道他病情这么重之后也同意转达，药费也可以考虑代为筹谋，不过胡锦涛方面其后向陈一谘在北京的女儿表示，陈要先写保证书，同意不参加治病以外的任何活动才可回国。

陈一谘：胡比江更不愿变通

陈一谘最终拒绝写保证书：「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出卖灵魂呀。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们政府要审查我，可以当面对话，要我写保证书，我不接受。」事情其后没了下文，隔了一段日子，便收到消息，说今年是敏感年，难办。

陈一谘不无感慨地说，「我看共产党那年都是敏感年！」他更表示，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不愿变通，「胡比下属还要教条（主义）」。

不能回国，陈一谘经朋友介绍，找到一名温哥华名医治疗，医生指他胰、肝、胆、脾及胃都坏了，除每天煎一大堆中药服食外，还要绝对休息，能躺就躺在床上，不要说话，不要动脑筋，陈一谘苦笑说，「所以从一月份到现在，我很少说话。」

虽然陈一谘未能回国，但他对在内地伙伴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他说：「鲍彤判了7年刑，现早就应该人身自由了，但他还是一班8个人，3班24人被盯梢，共产党花国库的钱，没人监管，我回去也不自由。」被问及不能回去是否没遗憾，陈一谘说：「求仁得仁吧。中国人嘛，总是希望落叶归根。」

「最苦是远离故土见不到亲人」

陈一谘说：「最苦是远离故土，见不到亲人、喝不到家乡的水、闻不到家乡的泥土味、看不到自己的老百姓。我回国祭母时，就要求到当年农村插队的地方看看当地的老百姓现在生活得怎么样？结果没获同意。」

现在，陈一谘唯有靠科技排遣思乡之情。「打电话给亲人呀，看看描写家乡的作品，到网上看家乡的新发展呀。」

「我要回家运动」发起人朱耀明知悉陈一谘的情况，大为慨叹，并指陈一谘宁愿在自由的天空下，也不选择返回威权管治下的中国，「这是他的选择，但看到祖国的可悲」。

朱耀明重申，不接受这类「有条件」的回家，例如80年代电视片集《河殇》制作及总撰稿人苏晓康，父亲病逝，他为了回国奔丧，要先答应3个条件：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详见另文），朱耀明说：「我们反对要签悔过书，亦不接受签保证书，什么叫敏感的人？什么叫公开活动？」他希望终有一天，这些人可以无条件回家，和家人团聚。

许家屯：来港怕给人家添麻烦

【明报专讯】严格来说，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不算是民运人士，不过他的确因为不认同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手法，被开除党籍和一切职务，结果出走美国，至今未准踏足故土。

06年欲回国送妻最后一程被拒

《再回家》采访队今次远赴美国，走访现年94岁的许家屯，他现居于洛杉矶中国山（ChinoHill，Chino为西班牙语，解作中国），至今未有机会回国。2006年许家屯原配夫人离世，家人希望他能回国送老伴最后一程，惟中央的答复是：「暂时不宜。」

其实，因为另一半离世，许家屯一度病倒，又摔了一跤，他形容自己的状况：「耳听不见，眼有黄斑病，看不见，只见一个影子在动，报纸也不看了。」

不过北京政府仍未让他回国。曾在香港工作，许家屯承认想回香港，但他体谅别人而没有提出，「不要给人家添麻烦」。记者追问「哪想不想回国？」许老但笑不语。

吾尔开希：有中间人提出回国条件

至于现于台湾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接受《再回家》访问时透露，过去20年来，曾经3次有人自称「中间人」提出让他回国的条件。

「没有人代表共产党来跟我谈条件，但是有人宣称他们可以做中间人，看我能不能够接受，然后再回去跟共产党谈。他们提出来的条件，譬如说我们回去几年不发表政治言论，回去不组党，不直接参加选举等等，这些『譬如说』有很大的假设性，而且是一种试探，在试探我们的底线，我不觉得有任何建设性，我并不觉得共产党真的把它当成条件来跟我们谈。」

假设这些回国条件都是真的，吾尔开希说，回去几年不发表政治言论，以及不能踏足北京、乌鲁木齐等，这些条件是可以考虑的，但有两项原则不能妥协，「我不能放弃的，是对错和是非，我也没权利放弃，作为天安门（运动）代表性人物，我没有权利在天安门运动的是非这个话题上牺牲这个原则，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不会做危害他人的事情，不会主动、不会在知道的情况下做危害他人的事情」。

「流亡是一种精神酷刑」

20年了，吾尔开希虽然在台湾已有家庭，但他念挂在中国的父母，「每时每刻都想回去，想着能够回到中国。流亡是一种精神酷刑，每天面对愤怒与对希望的不确定感」。

回不了家的人

二十年前逃离中国之际，觉得不久便能回家。

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已将回家渐渐看淡了。

2003年春天仓促回国奔丧之后，开始掐断回家的念想。

每次读苏晓康的文章，眼泪不受控，大滴流下。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都是怆惶逃离家园，未及与家人道别，孑然一身生活在外，念国思亲之情，挥不去解不了。

苏晓康先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是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人。1989年5月14日曾到广场支持绝食的学生和发表演说，就只一次。解放军屠杀人民后，政府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通缉他，若罪成，可判死刑，或最少监禁20年。

他经历了100天恐怖的逃亡，于1989年9月安全抵港。

1989年9月，由于法国政府收容了太多人，难民营宿位不足，晓康虽然早为法国政府接纳其「难民」身分的申请，但却要时间安排才可以离港。由于他是被通缉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很小心，不能安排他住在一般的「安全屋」。幸得朋友的慷慨接待，暂居西贡匡湖居，直至九月后离港。
父签绝命书子回国奔丧

20年后，收到他为「我要回家运动」写的文章「无家可归」，深深感受到8964的创伤不但未愈，而且深入了内心的深处。

流亡两年，他母亲辞世。那两年，母亲每天都在为流亡的儿子流泪、担忧、伤心。1991年，母亲辞世而不能回家奔丧，他只能站在旧金山金门大p，臂带黑纱。「朝着东方，往海里撒花瓣」远祭。

2003年，其父亲患病，晓康申请回国探亲不获准。其后家人获暗示，除非其父亲向有关部门申请，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家人迫不得已下，草拟了信，念给其父亲听，信的内容就透露患病者的危疾实况，并可能不久于人世，故申请流亡的儿子回国探亲。晓康形容，他父亲是签了一纸「绝命书」，一星期后便辞世，而他亦获准回国奔丧。党和国家领导人常说：「以人为本，施政为民」，呜呼哀哉！何其假大空，荒诞。

项小吉、王虹夫妇与苏晓康是同期留港的流亡学运领袖。

他们住在西贡泥涌的「安全屋」，是1989年10月首批获美国收容的民运人士，先往洛杉矶，寄居「西来寺」，后转赴纽约，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学院，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8964已血染京城，6月5日，小吉挂心同学，决意自南昌再往首都，因而跪别母亲上路，岂料这一别成永诀。此后20年，未能踏足中国，母亲辞世也不能回国奔丧。这伤痛令其患上忧郁病，2000年开始服药，现已康复，但药还是随身备用。

人在外，心念着家国。不幸，国家却拒绝他们回家，伤痛、无根、漂泊的生活似无尽期，郁结难解。回家路何其遥远！

20年前逃离时，觉得不久便能回家……

【明报专讯】20年前逃离中国之际，觉得不久便能回家的。

20年的流亡生涯，已将回家渐渐看淡了。

2003年春天仓促回国奔丧之后，开始打消回家的念头。

只能在金门桥上向母亲撒花

没有人不想回家。我没有很重的家乡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妈妈。我的妈妈是报馆编辑，一九八九那年已退休在家，刚65岁，但身体很差。她从20几岁起就被严重失眠折磨，人熬得干瘦。我妈这么苦的一生，就因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刚强，一个受不得气的人，偏就要你处处忍气吞声，妈一辈子像是被委屈耗干了似的，待到我大祸临头，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后一击。2年后，有天下午她出门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没有醒来。当时我正在旧金山开会，不能回家奔丧，只好到金门大桥上，朝着东方，往海里撒花……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她经常坐在屋里的沙发上，偷偷哭泣。我问她哭什么，她说担心晓康，我说哭有什么用，她说她止不住。她陆陆续续哭了一年。」

妈妈的墓冢，就是我的家

妈妈早在文革时就留下一纸遗言，死后不留骨灰、不建墓穴，但父亲说，晓康还在外面，她要等他回来的。所以父亲在京郊长生店太子峪陵园，买了一方墓冢，葬下妈妈的骨灰。从此，我飘荡在海外，心里便生出一个牵挂来，被那万里之遥的什么揪着，很久我才悟到，妈妈的墓冢，就是我的家。那是一个要我去还愿的所在，可是我去不了。如此岁月倥偬，其间我们遭遇种种，一言难尽。
2000年底，我的儿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趁寒假回国一趟，给他奶奶上坟。我把当年站在金门大桥时手臂上的黑纱交给儿子，叮嘱他亲手摆在奶奶墓前。在北京，等到大雪初霁，爷爷便领着孙子去陵园拜祭，交通依旧艰难。儿子一丝不苟地照着我的要求做了，替我给他奶奶磕了头，还拍了照片带回来给我看，我在心里还是不能说服自己，这就算是了却我的心愿吗？但儿子替我去完成了我无力履行的一桩仪式，我是永远感谢他的。

我父亲见到自己唯一的孙子时，右眼几乎看不见了，因为白内障的缘故，这是我催促儿子上路的第二个原因。我非常害怕父亲等不及看孙子一眼，就完全失明，那会叫我铸成另一个大错，而终身悔恨。其实父亲并非只想见孙子，他只是不说他也想我。我对父亲说，我邀请你出来探亲吧，但他不肯。他开始跟我通信，给我讲家中和家族的许多故事，只是避开回忆他自己。

2003年春，父亲在身体检查时突然查出晚期肝癌。3月5日我接到家人电话，马上去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申请签证，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情需要请示，回去等消息吧。这一等就是3星期，父亲在3月23日黄昏时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签证。这个签证，还附加了3个条件：不见媒体、不发表言论、不接触敏感人物。我有权利拒绝吗？我必须回国奔丧，不是我的权利，而是我的人伦，为了履行伦理而只好放弃权利，是个人面对国家怪兽时的无奈！我想，无数中国人跟我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的父亲不是也放弃了让我见他一面而出国的权利吗？

获准回国因父亲的「绝命书」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这次我被允许奔丧的细节。事实上，我获知父亲病危而向中国政府要求的签证，是被拒绝了的；与此同时，北京的家人获得提示，除非老爷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则没有商量余地。家人只好以父亲的名义草拟一封信，拿到病前念给他听，这么做，等于将绝症直接袒露给病人。父亲签字以后，一个礼拜就走了。

他签了一封自己的绝命书。

从冰冷的程序角度来说，这个党是接受了我父亲提出的要求，即允许他那流亡的儿子回国为他送丧，由此而体现了对他的「人道主义」，那彷佛也是间接地施行于我的。我只是不知道，父亲在弥留之际，明白了此种「人道」的含义没有。

「组织上」自然是要为父亲举行遗体告别，虽然他本人在遗嘱已写明「我死后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会，不写生平简历」等等；我们作为子女，也无法替他持守遗愿。这个仪式，定在八宝山公墓的「菊厅」，告别者多为父亲生前的同僚，于是我事先得到通知，其中许多人不方便与我碰面，仪式将分两段进行，前一段是「官办的」，要我回避；他们办完之后，专门留下几分钟仪式，乃特意为我一人举行。我又能拒绝吗？我只出现在父亲的私人身分的这一面，其实也好。当我一个人被挡在「菊厅」外面的时候，忽然觉得，我回到这里来竟有点荒唐似的。里面有人来叫我，说轮到你了。我慢慢走进「菊厅」，抬眼看见父亲宽厚的遗容，我很想跪下去磕三个头，可在这陌生而敌视的氛围中，我竟跪不下去……

后来，我跟姊姊一道取来父亲的骨灰，彷佛父亲才回到我们家中。捧着盛骨灰的红绸袋，微微烫手，好像父亲的体温还在。接下来，我们还有难题：父亲的骨灰盒，要不要送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若是这样，妈妈怎么办？她还一个人躺在太子峪陵园呢。妈妈自然是没进八宝山的「资格」，她也不要进那里去。我们有什么理由让父母的骨灰分开安放呢？

我终于自己来到妈妈的墓冢前。她孤零零地躺在这里，等了我整整12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理当依循风俗，年年清明来此拜祭和扫墓，这是起码的人伦，可我却无法履行这一点点为子的孝道。我跪在妈妈墓前深感罪责。来见妈妈之前的几天里，我夜夜失眠，被一个艰难的决定折磨：难道我还要让妈妈独自躺在这里吗？父亲也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妈妈呆在这里，是在守望她那流亡海外的儿子，今天她终于等来了我，妈妈留在这里的理由已经消失。我要带她离去。

妈妈的墓冢空了中国再没有我的家

不久，我们姊弟三人，加入北京殡葬系统组织的骨灰海撒人群，来到天津塘沽渤海湾，捧着父母的骨灰，登船驰入海湾，亲手将骨灰撒进大海。我是长子，我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责任。我对姊姊弟弟说，父母皆有遗嘱，两人都坚持他们死后不留骨灰，仅以尊重死者遗愿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只能这么做。

对我自己而言，妈妈的那个墓冢一旦空了，我的牵挂也就消失了。中国再也没有我的家。

【节录自《再回家》】 文：苏晓康

作者为六四后被当局通缉的23名知识分子之一、电视片集《河殇》制作和总撰稿人

《河殇》88年首播 哄动中国社会

【明报专讯】「龙的传人啊，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刷……」

《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6集电视纪录片，于1988年中首播。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八九民运的思想前导。

《河殇》分为6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反思和批判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剖析和嘲讽，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此片获当年学界热捧，更曾掀起「河殇热」，学生热烈讨论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

六四后，苏晓康遭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令全国通缉，被迫流亡美国，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再回家》诉说落叶归根难

【明报专讯】「我要回家运动」今日推出《再回家》，看着每篇访问的题目：「落叶归根难」、「思忆成病」、「无家可归」、「活在虚拟的中国」、「时生时灭回国路」……每字都渗着血泪，这书就是概括流亡者过去20年的故事。

《再回家》今次包罗了学运领袖包括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王超华等的故事，还有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赵紫阳的智囊、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前《人民日报》记者、《河殇》制作及总撰稿人苏晓康；《世界经济导报》政治法律编辑、驻北京记者张伟国；前北京四通公司董事长、总裁万润南等的人在异乡的经历。

「我要回家运动」发起人朱耀明表示，今次的《再回家》特点，不单透过法律界人士分析这批流亡者回国的法律基础，并容许一些已死心、不想回家的人士说说他们的理由，希望大众立体了解事件。他说，今年趁六四20周年先后推出《我要回家》及《再回家》两书是极有意义的，「他们当年仓皇逃生，那份紧张，现在我仍历历在目，出书是希望为他们作一个见证，对他们表达一份心意，我也不知道能否做到下一个10年……」

香港经济日报

《再回家》采访文集、纪录片《流浪的孩子》

　　《再回家》走访20多位流亡人士，有份参与的记者之一麦燕庭说，希望藉文集及纪录片，争取流亡人士回国，同时唤起世人对他们的关怀。「部分流亡人士不著名，但他们的痛苦不比其它流亡人士少。」

　　纪录片《流浪的孩子》制成了DVD，3,000张随文集一同发行，另外2,000张将送予学校，作教育用途。

　　《再回家》和《流浪的孩子》首映礼暨分享会明天4时半于香港兆基创意书院多媒体剧场举行，纪录片导演、《再回家》记者届时会分享感受。此外，《海峡时报》资深评述员程翔、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谢志峰，及中大学生会会长林朝晖将任分享嘉宾。

苹果日报

险死还生　偷渡途中被迫跳海

「我是柴玲，我还活着！」这段激动人心的录音带，89年6月10日在电视播出，6月8日在湖北武汉大学为柴玲录音，并传出声带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崇国，事后也透过黄雀行动安排逃亡。事隔20年，流亡法国的他在《我要回家》一书忆述，那次逃亡，一度被船家抛出大海，险死还生。

蔡崇国忆述，他和另一位博士生陈宣良89年8月逃到深圳，由「六哥」陈达钲的孪生兄弟「七哥」陈达钳安排逃亡。武汉的国安搜捕到深圳，他们及时逃脱。七哥翌日给一位船家10万元安排两人偷渡，但因风声紧，行动暂缓。一周后，陈氏兄弟物色到捕蚝船，把两人藏在暗格出海。

趁士兵换班上岸

航程中，十多艘公安船杀到，表示知道两人在船上，要求折返。海水突然退潮，公安船无法靠近，船家迫他们跳海，对他们说：「右方是香港，左方是广州，自己选吧」。他们选择游向较短途的深圳方向。另一边厢，七哥和手下黎沛成、李龙庆急死了，忙到深圳湾海面搜索。一直指挥营救的人士向本报忆述，当时刚有士兵换班，七哥的手下拿着望远镜侦测没结果，本已放弃行动。临行前他们再拿望远镜一看，发现两个黑点游向岸边，马上落海救人，将两人拖上蚝田。蔡崇国当时被海里的蚝壳严重割伤，全身淌血。所有人登上私家车离去，换班的士兵刚好来到，时间刚刚好，再迟一分钟也会出事。本报记者

明报

当年营救民运人士朱耀明：港人站得最前最勇

【明报专讯】20年前协助六四民运人士逃难的朱耀明牧师称，很多人现在高呼「向前看，向钱看」，但中华民族若只往前看、忘记历史，只会面临悲剧，他提到1989年时，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运动上，港人站得最前最勇。

司徒华批特首埋没良知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昨日出席「民主风筝行动」时批评，曾荫权近期有关六四的言论是埋没良知，歪曲事实，妄充代表，认为他的言论对六四游行及烛光晚会的出席人数有刺激作用。

朱耀明昨出席公民党「六四廿年后，我要回家」的街头论坛时称，曾荫权会否为其六四言论道歉并不打紧，最重要是曾荫权是否有抚心自问和凭良知说话。

他忆述，当年香港不少人协助六四民运人士逃亡海外，「那时逃亡的人士一无所有，只手持一张香港人的卡片或联络方法，这个通讯电话成为他们来到香港的唯一可能，香港人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令他们可到外国。」「集会上了船就要去中大」发起「我要回家」运动、替被迫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争取回国的朱耀明忆述，当年曾协助近300名民运人士到香港、法国和美国等地，并指当时中大学生会对民运人士的支持相当大：「当时（学运领袖）柴玲和封从德上了船（离开内地），说的就是要去中大学生会。」他指当时逃亡人士身上一无所有，他们到港后的衫裤也是港人捐献。

一同出席论坛、今年21岁的理大学生叶钧浩说，他首次接触「六四」是在中三时看中史教科书，但书中只是简单交代。他呼吁年轻人平日玩Facebook、Xanga之余，也应多花时间认识六四事件。

苹果日报

司徒华狠批曾荫权　埋没良知妄充代表

【本报讯】特首曾荫权自称「代表整体香港人意见」，企图以国家经济取得发展淡化平反六四，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昨日出席一年一度的民主风筝大行动时狠批曾荫权埋没良知、歪曲事实、妄充代表。发起「我要回家运动」的朱耀明牧师也炮轰曾特首不尊重历史。

约30名市民昨到清水湾郊野公园放出十多只贴上「毋忘六四，薪火相传」标语的风筝，参加者均手持「曾荫权不代表我六四晚维园见」的标语，抗议特首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公然强奸民意。
道歉也难以改变

司徒华表示，今年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主要受天气影响，暂未能估计。曾荫权的言论或多或少会刺激一些人参加，但主要还是取决于香港人对六四立场。「我要回家运动」主席朱耀明称，曾荫权道歉与否，亦难以改变其埋没良心的事实，「谧魑僭蔽孀×夹模愀巯忧巴荆?管治信念应该要基于良心、尊重历史」。公民党毛孟静批评曾荫权是「小丑民主之父」，认为曾荫权现已激起民愤，曲线推动民主。多名大学生则表明「曾荫权不代表我」。中文大学学生孔永乐说，「陈一谔不代表我，曾荫权亦不代表我」，认为两人的六四谬论难以代表港人。理工大学学生叶钧浩称，曾荫权日前指中学教科书的六四资料十分详尽的说法并不符实，认为当局应加强教育下一代六四史实。

香港经济日报

支联会放毋忘六四风筝

　　【本报讯】支联会昨日在清水湾郊野公园，举行民主风筝活动，将数只写有「毋忘六四」、「曾荫权不代表我」等字句的风筝，放上天空，约有30名市民到场支持。

特首言论司徒华：埋没良知

　　该会主席司徒华表示，每逢5或10的纪念周年，六四晚会都会较多人参加，他希望今年天气理想，暂时不会估计当晚的人数。

　　司徒华又说，特首曾荫权近期有关六四的言论，是埋没良知、歪曲事实、妄充代表。

　　另外，在旺角行人专用区昨日的六四论坛上，朱耀明牧师指出，不少学运领袖当年一心促进国家发展，最后却落得通缉及褫夺国籍等遭遇，就算年迈父母身体欠佳，流亡人士亦未能长伴身旁，做法残忍，期望能够协助他们回国；因此，他发起「我要回家运动」。

　　多名大学生先后发表言论，表示虽然自己未有亲身见证六四事件发生，但是身为一个关心国情的青年，亦会努力追寻真相，反思国家的发展。

都市日报

司徒华：特首言论刺激六四游行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对特首曾荫权指「六四」言论是代表港人整体意见，直指是埋没良心、歪曲事实、妄充代表。他又相信言论有助刺激更多人参与月底的「六四」游行，希望较过往8万人更多。
「我要回家」运动主席朱耀明(图左三)亦认为，曾荫权是否就言论道歉已不重要，因已不能改变到甚么，他只希望能把当年「六四」的真实历史传给下一代。

另外，30多名支联会成员昨在西贡举行民主风筝活动，纪念「六四」事件20周年，他们将多只贴有写上「无忘六四」、「曾荫权不代表我」的风筝放上天空。而由64名不同传媒机构的记者，于20年前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一书今年再版，并在网上供市民下载。

信报财经新闻

民运人士难团圆

　　在曾荫权「失言」的同一天，新闻还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回忆录面世消息；引述赵紫阳的话，说「无论如何，我都拒绝做一个动员军队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六四已转眼已是二十年前的事。这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还有待考究。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同情学运的赵紫阳软禁至死，而迄今为止，还有很多当年只是喊喊口号、手无寸铁的学生，目前仍然是有家归不得，与家人相见亦难。

　　一直争取「我要回家」、替流亡海外民运人士争取回国的有心人，原本打算在今年举办另一个「我要团圆」的运动，希望协助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能够在异地，包括香港，先与家人聚一聚，以解多年未见的思念。此举当然是因为「我要回家」未有期而提出的一个折衷方案。可是，要在海外团圆，原来一点也不易。

　　据了解，当消息发放之后，原本有意参与此计划的流亡海外人士，他们在内地的家人，开始被公安监视、骚扰；令到他们原本已回复平静的生命再起波澜。部分家人毕竟年纪老了，要承受监视、骚扰的压力殊不容易，他们宁愿放弃与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想再受无形的压力。所以，「我要团圆」计划，就此告吹。

　　回家，是不少流亡海外民运人士的梦想。刘宾雁夫人朱洪在《宾雁的遗愿》一文中便说过，回国是刘宾雁多年的梦；但最终这位资深报人、被誉为「中国良心」，最后还是客死异乡，长埋美国。至于王军涛，也说过若由得他来选择，他情愿坐牢，也不想流亡海外。

　　回国，是基本的权利；退一步，期求在海外团圆，却也未能如愿。国家真的一如曾荫权所说：在各方面的发展，真的取得骄人成就？！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