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9日星期三

上海一家十一口的自杀

  

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后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11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

南汇路10弄15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以前住着黄育申一家。黄曾在沙逊洋行当买办,1946年病故,留下妻子谢月仙和2子5女。长子黄宗南,次子黄宗丙,5女分别是黄莉菱、黄秀娣、黄秀润、黄秀珍和黄秀菁。1949年,黄家已经预感到未来飘摇的命运,决心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即将离沪去港的最后一刻,长女黄莉菱萌生了留沪观望的念头。母亲也不想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儿也表示不走了。其他几个儿女见妈妈不想走,也都不想走了,一家就这么留在了上海,买好的7张去香港的船票全作废。谁也想不到,这一念之差,十几年后竟夺去一家11口人的性命。

1966年9月1日,党委派来一大群人,高呼口号,将黄家人全部关在一个房间,然后翻箱倒柜地抄家。抄家抄了两天,该结束了,也没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黄家对面是著名企业家荣家的宅第,那里也在抄家。两支抄家队伍不时交流信息,交换经验。抄荣家的人说,他们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掏干后发现有东西。黄家院子里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受到启发,也开始一桶一桶将水吊起。井水终于干了,抄家者下了井,一阵摸索,从井底下捞起几十发子弹,还有两把小手枪。这给抄家队伍打了兴奋剂,也使黄家面临着灭顶之灾。

子弹和手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家二女儿黄秀娣与美国医生麦克莱恋爱结婚,这位美国医生当过军医,有手枪。秀娣与麦克莱194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时,麦克莱把许多东西都留在了他行医的衡山饭店。黄家把那些东西运回南汇路宅子,发现里面有手枪和子弹,就留在家里了。次子黄宗丙从香港回来,看到手枪,觉得留着会出事,上交又怕说不清楚,遂决定自己把枪和子弹悄悄处理掉。本来顺手往外边河里一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偏偏他们缺乏深谋取远虑,轻易丢进了自家院子的井里。

黄家井里发现了手枪和子弹,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事。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发现附近有发送电报的信号,认为必是潜伏的特务在与敌人联络。谁是潜伏的特务呢?黄秀菁成为疑点。她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很小巧,常常听完节目就放在梳妆台上。有人怀疑这台收音机是收发报机。

9月3日夜里,一片狼籍的黄家,老老少少个个皆成惊弓之鸟。大女儿黄莉菱轻声说:“活着这么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母亲已经70多岁,身体不好,也说“活够了”。就这样,一家人“稍拍即合”,决定一起去死。深夜,一家14口来到楼下灶间里。母亲和长女坐在一起,二嫂石红玉带着4个小孩子在一起,大嫂李淑屏带着2个孩子在一起,黄秀菁和黄秀润在一起,还有黄宗南和黄宗丙,一共14人。灶间的6只煤气开关全部打开,煤气丝丝吐着毒气,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待死神的来临。35岁的小女儿黄秀菁并不真正想死,坐在灶间门口的她,悄悄打开一个门缝。煤气很浓,因有新鲜空气进入,一家人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邻居肖先生闻到浓浓的煤气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14口全都救活了。

黄家14口自杀未成,又在批斗和惊恐中熬过一年。1967年10月18日,一百多人的一支抄家批斗队又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家,末了还带走了黄宗丙和黄宗南兄弟。10月22日是星期天,大哥黄宗南从隔离室里放了出来,头发已被剪成阴阳头,鞋子、裤脚也剪了,说是奇装异服。黄宗丙也回来了,监管他的人不给他饭吃,还让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黄宗南对全家诉说了这几天受到的污辱,又对母亲说他不想活了,活着还会受侮辱。母亲响应说:“你要死,妈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黄宗丙也愿意自杀。三女儿黄秀润说她也准备死。黄秀润对妹妹秀菁说:“你如果想死,就到灶间里去。下楼的时候轻一点。”黄秀菁也选择与大家一起死。黄宗南怕这一次又死不了,事先用封胶纸将灶间的窗户贴得严严实实的。

灶间排满了凳子。黄宗南一家4口坐在自家的那只煤气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里。母亲谢月仙身体虚弱,躺在一只躺椅里。黄秀润还准备了一百粒安眠药。秀菁对姐姐秀润说:“万一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么办呢?安眠药还是让我吃吧。”黄秀润就将一百粒安眠药全部给了妹妹。黄秀菁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百粒安眠药全吞进肚里。秀菁和秀润一起坐在煤气开关旁边,凳子都没有靠背。一会儿功夫,姐妹俩皆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黄宗丙最后一个下楼来到灶间的时候,大哥黄宗南已有点昏昏沉沉。他轻声对弟弟说:“你轻一点,他们几个已经走了。”他以为母亲、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

这次又是邻居肖先生闻到了煤气味道。救护车又来了,十来个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满一弄堂。这一次,母亲谢月仙死了,长子黄宗南切开喉管抢救,没救转,也死了。次子黄宗丙救活了,黄宗南的妻子、儿子、女儿救活了,黄秀润也救过来了。黄秀菁服了100片安眠药,又吸足了煤气,双管齐下,按常理必死无疑。然而恰恰是安眠药保住了她一条小命。服药后,她很快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减慢,呼吸减慢,吸进去的煤气相对较少,送到医院,经过洗胃,安眠药又洗去了一部分,昏睡42天之后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死了母亲和大哥,一家人心里悲伤。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黄家不敢表示任何一点哀思,担心招来横祸,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六七那天,黄宗丙对家里人说,他准备去上班了。姐姐黄莉菱心里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车站。他没有到厂里,而是独自悄悄去了杭州,住进杭州华侨饭店。休息一会之后,他对服务员说,他要去理个发。后来服务员来打扫房间,只见其一只鞋,不见其人,检查房间,发现他已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几天后,杭州公安局来人通知,黄宗丙在华侨饭店自杀身亡。他为什么留下妻子儿女,自己选择到杭州去死?他为什么要等到给母亲和大哥过完六七?没有人知道。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黄家再次遭殃。这次灾难起因于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当时汉华20岁,在上海培进中学读书,同学们经常骑自行车到他家来玩,来了就把车停在弄堂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也希望与他们一起玩,可是大家似乎不欢迎他俩。有一次他俩来敲黄家的门,黄汉华让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根据弄堂里的几辆自行车断定,同学们都在黄家,黄汉华也在。这两个同学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心里不高兴,由此怀恨在心,于是揭发黄汉华和他周围的同学私下议论蓝平(江青),攻击中央文革。公安六条明文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黄汉华和他的同学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人,有的跳楼自杀,后来处理时,判刑最高的15年,其余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黄汉华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母亲李淑屏每天到学校送饭。有一次,专案组的人把李淑屏按在凳子上,举起棍子、鞋子、木板狠狠打了一顿。专案组还想从黄汉华的妹妹黄以华那里打开缺口,逼她揭发哥哥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他们又按住她狠打一顿。

1968年7月5日,黄汉华突然逃回来了,告诉母亲李淑屏他不想活了。李淑屏也觉得,丈夫已经自杀,儿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自己和女儿也被打伤,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妹妹黄以华见母亲和哥哥要自杀,非常害怕。她那年才19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又一直是一个受宠的孩子。她哭着说她害怕,母亲对她说:“你害怕就躲到柜子里。”这个姑娘真的就躲到了柜子里。

告别母亲,黄汉华从三楼窗口一头栽了下去。楼下是水泥地,只听嘭的一声,黄汉华脑壳破裂,脑浆四溅,当场死去。妈妈看着儿子死去,在房间里像疯了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楼下是死去的儿子,柜子里是吓坏了的女儿,是跟儿子去,还是照顾娇弱的女儿?最后,她突然冲向窗口,也从三楼窗口跳了下去。这一幕,对面楼上的一家住户看得一清二楚。李淑屏没有当场死,3天后死去。

黄莉菱和丈夫汪铭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汪佩未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胶州中学教数学,1962年考大学时,数学是满分。儿子汪君范,高中毕业后没考取大学,进了羊毛衫四厂工作。黄汉华被隔离审查,汪君范也被卷进这个案子,在厂里被隔离。君范将母亲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条,乘人不备,于1968年10月15日在隔离室上吊而死,25岁。

黄莉菱强忍悲痛,去火葬场火化了儿子,然后带着儿子的骨灰来到羊毛衫四厂,借口说是来拿儿子的相机和手表,其实是她觉得儿子死得太冤,想为儿子说几句话。汪君范原来在厂里表现很好,人们不知道他已经自杀,见了他的母亲,都纷纷来问长问短。黄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泪说,汪君范已经死了,变成了骨灰。

汪君范之死引起厂里很复杂的反应。整他的人大怒,黄莉菱刚回到家,厂革命委员会派的人就来了,说她是对抗运动,向革命委员会示威,为反革命鸣冤叫屈。他们写她的大字报,列她许多条罪状,迫她对着群众读这些大字报。黄莉菱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长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最后还是忍痛读了革命委员会写的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文革开始一两年,开始是祖辈自杀,接着是父辈自杀,现在连孙辈20岁的青年人都没了生路。1968年10月18日傍晚,儿子死了刚三天,黄莉菱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自1966年抄家以来,全家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话,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开了几瓶啤酒,闷闷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黄莉菱对幺妹黄秀菁说:“以后你要多听二嫂(石红玉)的话。需要什么,就问二嫂要。”黄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长久被隔离、批判,一度行为失常。她似乎并未从姐姐的话里听出别的意思,也许那一百粒安眠药已经损害了她的大脑

吃完晚饭,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黄秀菁醒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吃了早饭去上班,却发现大姐没有做早饭,大声叫,大姐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急忙去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推开房门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53岁的汪铭璋吊在房门旁,死了,黄莉菱吊在窗口,也死了,女儿汪佩未在离母亲不远的窗口上也吊死了。黄莉菱和汪铭璋的房间里有两个红木大柜,打开一看,黄宗丙的小女儿黄以华在一个柜子里吊死了,黄秀润吊死在另一个柜子里。这一次,在这一个房间里,一次吊死了5个人。

至此,黄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和女儿黄以华),全部离开了人间。黄以华正值花季,目睹了奶奶和爸爸煤气自杀,妈妈和哥哥跳楼自杀,叔叔上吊自杀,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杀,她一次次不想死,但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最后决心与大姑妈一家一起去死。黄莉菱一家4口(她和汪铭璋以及子女汪君范、汪佩未)也全部离开了人间。人们在汪佩未的鞋子里发现一张她写的字条,说她的弟弟们黄汉华、汪君范都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黄秀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求新造船厂工作,因所谓资产生活方式,要她下乡劳动锻炼。她后来要求辞职,得罪了单位领导,几次申请去香港都没有被批准。她没有结过婚,有一个男朋友,原来准备结婚,文革开始了,抄家、批斗、提心吊胆过日子,婚事就这样推迟了。她最终没有披上婚纱。

黄宗南准备自杀时,曾经向大妹黄莉菱托付:他死后,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带好;如果她也准备死,一定把他的儿女带走。自从黄宗南离开这个世界后,黄莉菱小心地保护着黄宗南的一双儿女,但是侄子黄汉华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跳楼自杀。她是觉得对不起哥哥,现在她要死了,她不忍心让哥哥的孤女黄以华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次她把黄以华也带走了。

黄家长子黄宗南一家4口,长女黄莉菱一家4口,全部死绝,加上次子黄宗丙、三女黄秀润和母亲谢月仙,黄家一共死了11人。买办黄育申在大陆的后人只留下次子媳石红玉和她的4个儿女,及最小的女儿黄秀菁。石红玉与黄宗丙的4个儿女分别是女儿黄羚华、儿子黄汉义、女儿黄圳华和黄维华。黄宗丙去世时,黄维华才5岁。后来他们四姐弟有一个去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去了澳大利亚。

1972年,黄秀菁和石红玉到无锡买了块墓地,安葬了死去的11位亲人,在母亲、哥嫂、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黄秀菁1972结婚,丈夫10年前已去世,如今只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座旧宅里。

我采访黄秀菁时,她拿出一本他家的影集给我看。她一直没有勇气整理亲人的遗照,是丈夫主动帮助整理的,还留有题跋。照片并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审美标准,漂亮一点的照片是会被撕碎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黄秀菁的丈夫在整理这些旧照时曾有一次灵异经历。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黄家残照,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见一素衣女郎,飘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远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纤指蘸茶水疾书桌上,读之云:‘拾得残照贴画图,残阳如血柳如丝。悲欢离合随风尽,骄骨风流只自知。’余心惊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渍未干,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荫婆娑,天际残阳一抹,殷红如血。故此影集,拟题为《残风影集》。”

梦中那个女郎是谁,那首诗的最后一句又有什么深意呢?

黄家的子女辈另有两支到了海外。二女儿黄秀棣嫁给美国医生麦克莱,现居住于亚利桑那州。三女儿黄秀云,1953年到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有一女陈漪琴,一子陈企平。

黄家的案子最终也平反了,但总体上是极不认真、极不人道的。上海国棉二十八厂领导派人将黄秀菁和石红玉接到该厂,在会议上宣布黄宗南、黄宗丙兄弟与该厂许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起宣布平反。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后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11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少了,就少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你、斗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他们为你平了反,给了你第二次生命。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黑五类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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