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4日星期一

中国何时崩溃? 

一位美国律师在上海工作十五年后,以大量的资料与观感,认定中共政权已无可救药,是只纸老虎,并提出崩溃的几种可能。
  阅读《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是一次愉快的经验。一位完全不懂中文的美籍华裔律师,能了解中国的真相吗?读完全书,作为一名中国长期的观察者,我可以肯定,他比我们了解得更多,更深。   
  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从一九八六至二○○一年,在上海住了十五年,在一家跨国律师行专门负责银行并购,投资案,因此,了解到许多大陆经济方面的内幕实况,而又有心收集许多全国性资料及亲身见闻,书后所附之参考资料即约八百种之多,构成这本书丰富多彩的可读性。他在中国十五年,也正与本刊出版十五年同时,很多个案都可在本刊的报导评论中找到印证。作者学识渊博,对中共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执政史下了功夫,加之文笔优美风趣,旁征博引之下,不会感到政论文章的沉重,虽然话题不离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对中国金融危机最有研究   
  令作者触目惊心的是他最了解的中国金融状况,他认为中国的沦亡将从此揭开序幕。他看到中国储蓄率全球第一,达百分之四十(美国几近于零),去年底已近九千亿美元(约八万亿人民币)占GDP的四成,“积累成一个伟大国家的财富”。但银行的放款对象,只限于国企和中央批准的企业,完全是一个封闭垄断体系。官方表示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逾期放款即坏账,而且可以宣布放弃回收。西方业者评估,其实中国银行贷款达百分之五十是坏账(美国银行只有百分之一)。若可回收百分之十,中国银行无法回收的贷款高达四千九百亿美元。   
  章家敦说,这样的银行在任何自由的经济体系中“早就会宣告倒闭”,然而,中国官方从朱熔基起都不承认也不了解中国银行业的“大黑洞”。他们得过且过,故步自封。纵容遍布全国的“非法集资公司”和合法银行争收存款(难以想像这是一个半警察国家之所为)。政府控制的四大银行(中银、建设、工商、农业)最大的包袱是国企,无休止地为国企发放贷款,“帮助它们苟延残喘”,从而将垂死的国企问题转移到银行,以贷款取代财政部门对国企的直接补助。国企已吞噬了百分之七十的国内贷款,而且,不必偿还,例如鞍钢就被勾销了六十九亿人民币的债务。官方九八年宣布国企获利四九○亿元,但是公众不知道国企同时获得一五○○亿元政府补助款,算下来,仍是亏损一○一○亿元人民币。   
  章家敦看到,中国银行已和政权的命运连为一体,虽然体质如此脆弱,但不会垮,除非和政府一道完蛋。但政府不能担保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挤兑发生,那时,无论镇压或是印钞票,都挽救不了政权的崩溃。   
  章家敦在书中全面陈述了中国社会与体制的乱象、弊端与危机,从互联网到WTO,从意识形态到十六大权力转移,也指出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之不可信,例如国民生产总额GDP,实数可能只有公布的四分之一,例如预算赤字未包括巨大的隐藏性债务和军费,等等。揭露了中国在高楼林立的繁荣外表下的虚伪与衰弱。
  因此,章家敦预言中国不出十年一定会崩溃,而社科院的经济学者杨帆,甚至认为五年内将爆发大危机,引致全面崩溃。 预言崩溃的几种方式,崩溃的具体可能性,在第十二章“毁灭之路”中,提出以下几点:
  一、战争。解放军将领张万年曾预言“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战争将在台湾海峡爆发。”章家敦认为,当中国经济衰退,共产党合法性基础只有民族主义时,北京会选择对台开战,而不会计较军事力量的对比。九一一事件和二次大战使江泽民相信战争可以振奋一个民族与政权,中共必须趁台湾武器更新前动手。但是,打起来中共必败,学生会再度走上天安门广场,重演八九事变,出现新领袖,人民夺回政权。   
  二、贪污引起动乱与革命。愤怒的农民,失业工人的骚乱,从个别地方开始蔓延,扩散各省,群雄并起,军警无法应付,西藏、东突、台湾都会伺机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解体后毁灭。   
  三、经济崩溃导致国家危机。中国加入WTO后,国企倒闭不会是几千家,而是几万家,政府无力挽救。当局的股票战略,十年来已有一千一百家企业上市,但监管人员只有二十四人,投资者无法律保障,一旦股市崩溃,投资者也会上街,外国资本撤离,大量抛出中企股票,社会出现激烈震荡,恐慌,各类反对势力会趁势而起,政府将会因而倒台。   
  章家敦相信,当一个国家已严重腐烂后,军队镇压反抗的人民时会难以下手,那时如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说“一颗雪球就会引发一场雪崩。”江泽民兴建的“中华世纪坛”二百六十二块青铜刻下中国历史,只留下一块没有刻字,那一块将刻下中共半世纪统治的失败与覆亡“。所有十九、二十世纪的斗争,动乱,都只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奏。”从石家庄到江西人民的爆炸声已此起彼落。   
  “思想家策划革命,强盗实行革命。”章家敦这样结束他这本“危言耸听”的书,他说墨西哥作家阿苏拉的这句话在中国应改为:“中国人民的下一场革命不需要思想家策划,而且强盗已经开始行动。”   
  章家敦最近在台湾说,他所以作如此大胆的预测,是因为他和太太在上海十多年的生活,看到太多的例子,让他不得不相信,中国其实只是一只“纸老虎”。
  邓小平预言中国五十年实现民主   
  《中国即将崩溃》是一本很好看也引人深思的书。二十年来,从美国记者包德甫《苦海余生》到最近的史塔威尔的《中国梦》,类似的书已有多种,倾诉着西方人对历尽浩劫的中国人的怜悯、好奇与失望,章家敦是最新并引起“旋风”的一位。无疑,这些书在中国强势的经济演进面前,都会富有争议性。中国人会认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判断过于简单,轻率。我们在编辑部常常会见一些来自大陆的异见者和观察家,他们也有大堆的不满和愤慨,然而,都不敢轻言“崩溃”,因为那是一个早该崩溃的国家,然而却“活得神气十足”。台湾学者也质疑章家敦低估了中共应付危机的能力,而预期中共改革派占主流,可能社会转型成功。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三年的发展显示,政治转型,一党专制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这已是海内外的共识,据说邓小平一九八七年也讲过五十年后中国将有全国普选。可见分歧只在转型的时间与方式上。但是,中国的崩溃,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崩溃,中共最终必定要为它五十年的暴政付出代价,而社会演变已接近了瓜熟蒂落(例如中共政治局如果决定要摘下天安门的毛像,绝不会引起甚 骚动。)即使到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天,中国仍然会存在,今天奉行的经济路线也不会消亡。因此,中国的崩溃,这一命题是需要加以阐释的,就像苏联的崩溃不等于俄国的崩溃一样。当然,如果给中共的崩溃作出量化的时间判断,那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2012年5月8日星期二

匈牙利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匈牙利也有一座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挺立于布达佩斯盖尔雷特山巅,是布城的标志性建筑。如果天气晴好,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迎风挺立、昂首仰望的自由女神像。只见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头发和衣裙微微后摆,飘然欲动,栩栩如生。
  女神像原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苏联红军解放布达佩斯而建。1945年,德国党卫军据守着布达佩斯最后一个堡垒—盖尔雷特城堡作最后的负偶顽抗,苏联红军从山下发起几轮猛烈的攻击,几千苏军将士战死疆场,最终攻克了堡垒,解放了布达佩斯。为了纪念苏军烈士,1947年,匈牙利著名的雕塑家基什法尔鲁迪·日格蒙德塑了这组雕像。这位雕塑家出生于1884年,成名于1910年,1945年以前长期居住在英国。他雕塑的英国作家肖伯纳像,被肖伯纳本人认为是最成功的。
  自由女神像原来叫“解放纪念碑”,建成后在1956年和1992年曾两度险遭拆毁,反映出匈牙利人对苏联的积怨和敌视。1848-1849年的匈牙利自由革命,遭沙俄军队镇压,革命诗人裴多菲战死沙场;二战后苏军对匈牙利的占领和苏联对匈牙利的指手划脚令匈牙利人倍感耻辱;出兵镇压56年事件更使匈牙利人对苏联充满了仇恨。
  原来的自由女神像,在女神前面的平台上还有一尊苏联红军战士举着旗帜的巨型雕像,前面写着“为了纪念因解放匈牙利而牺牲的苏军将士们”,基座背后镌刻着数千阵亡将士的名字。制度变化后,匈牙利兴起了一股彻底清除苏联影响的浪潮,全国凡是与苏联有关的所有痕迹,包括建筑物、纪念碑、列宁的雕像等等全部彻底予以拆除,连街名都进行了更改,如原来的“列宁弯路”、“莫斯科广场”都改成了别的名字。自由女神像自然也未能幸免。然后自由女神像几十年来已经成了布达佩斯的标志性建筑,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自不待言,将这样一尊精美的雕塑拆除实在可惜。几经商议,最后决定保留女神像,名称改为“自由女神像”,周围与苏军有关的一切纪念物全部拆除,搬走了高举旗帜的红军战士,刮掉了座基背后的阵亡将士名字,前面的文字也改成了“为了纪念所有为匈牙利的自由、民主和独立而牺牲的人们”。
  我们应该以一种理解的心情去看待匈牙利在制度变化后设法清除苏联影响的举动,毕竟几十年来,苏联带给匈牙利的大多是痛苦和耻辱的记忆。然而难得的是,匈牙利并没有象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彻底捣毁这些东西。在离布达佩斯30公里的地方,当时的匈牙利政府专门修建了一个公园,将所有与苏联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建筑物、雕塑等集中摆放到这里,供游人参观。我们把这个公园称之为“社会主义公园”,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苏联红军战士雕像就摆放在那里。由此也可以看出,匈牙利民族是一个温和而不是一个偏激的民族。
  自由女神像背后是一座石砌城堡。这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镇压了1848年爆发的匈牙利自由革命后,为防止匈牙利人民再次起来造反而建的,于1850-1854年建成。城堡长220米,宽45-60米,墙高12-16米。但建成后直到奥匈帝国解体,也没有发挥过它的作用。真正发挥军事作用的就是二战末,德军在这里进行了最后挣扎。据说彭德怀元帅访问匈牙利并参观这座城堡的时候,对当时苏德两军作战的情形非常感兴趣,并根据这里的地形和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摆了个阵,结果与当时的实际战争情形几乎完全一致,令匈方大为惊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盖尔雷特山因自由女神像,在我们中国人口中习惯被称为“自由山”。我们使馆的宿舍就在自由山的半山腰。每天吃完晚饭后拾级而上,到山上散步,或在自由女神像下驻足观望,或漫步在山中的林荫小道,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自由山是布达佩斯的制高点,迷人的布达佩斯尽收眼底。尤其是到夜晚,华灯初上,布达佩斯似乎真成了多瑙河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在自由山脚,有一组雕塑特别令人注目。这是一组铜制雕塑,匈牙利开国国王伊斯特万和王后吉赛拉隔着多瑙河双手相迎,他们的脚下是布达佩斯的立体地图,象一个圆形沙盘,直径约两米,布达佩斯的主要建筑尽在其中。有趣的是,国王位据的布达一侧,建筑物都是立着的;而王后所在佩斯一侧,建筑物都向外卧到,象臣民跪伏在君主脚下。约1.2米高的石制基座,中间裂开一道缝隙,象征着多瑙河。
  再往下走,正对着伊丽莎白桥桥头,有一尊右手高举十字架的青铜塑像,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盖尔雷特主教的塑像。盖尔雷特原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富家子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为传教来到了匈牙利,受到匈牙利开国国王伊斯特万的欢迎,特请他担任自己儿子伊姆雷的教父和宫庭教师,匈牙利人称他为“盖尔雷特”。盖尔雷特善于传教,他使伊姆雷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伊斯特万国王是强制推行基督教的,在他死后的1046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异教徒叛乱,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的神父,盖尔雷特也未能幸免。据说当时异教徒们将盖尔雷特装到一个木桶里,然后从山上将他滚到多瑙河中淹死。后来为了纪念盖尔雷特神父,他遇害的这座山就被称为盖尔雷特山。盖尔雷特主教塑像建于1904年,右手高举十字架,左手怀抱《圣经》,俯视着自己殉难的多瑙河,似乎在向世人宣示,最后的胜利属于他,属于基督。一个异教徒跪在他的脚下,向上仰视,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

2012年5月2日星期三

「五一」——勞動者怒吼抗爭的日子

學生、護士、移工前仆後繼,數千勞動者台北團結抗爭

台灣社會主義者blog 臺北報導

  艷陽高照的晴日下,臺北凱達格蘭大道傳來要求社會正義的呐喊。五一勞動節這一天,台灣勞動者聚集在一起,要為過去一年來不見改善,甚至日益惡化的勞動環境而抗爭

「崩世代」運動會

上午,由台灣勞工陣線、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公平稅改聯盟等團體,發起了「崩世代」運動會,藉各項競賽項目以諷刺稅制不公、教育商品化、青年貧窮化等問題,表達出對國家未來的憂心與憤怒。

其中,除了延續去年就提過的主張,例如房價飆高導致人民無力負擔、勞動彈性化導致的派遣氾濫,今年更特別凸顯了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因為不論是醫師或護士,都面臨工作過勞的處境,因此也特別呼籲政府不要以責任制為由,將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性命當作玩笑看待。

現場也有不少學生參加這次的「運動會」,在學貸賽跑、房價舉重等項目使盡力氣仍覆沒一地,表現出畢業後必須面臨的苦境。最後,群眾在路上設置的大型總統臉書牆上,留下各自想表達的怒言,但由於總統府拒收,之後將改以照片寄給馬總統瞭解真正的民意。

五一反剝削遊行

       下午,則是主要由團結工聯和自主工聯發起,聯合全台灣各大學院校異議性社團和學生自治組織、各產業工會與社運團體的五一遊行。




中午十二點半,各團體三千餘人在自由廣場集合,之後出發走中山南路一路向北,途中學生團體和工會組織分別在教育部及臺大醫院、立法院前集合抗議。

 


  學生大隊中值得注意的是兩面大旗,一面是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一面是台灣大學企業工會,站在這兩面其背後分別是各大學院校裡的老師與學生,二者在高等教育商品化下同樣受到來自資產階級政府與資本家的壓迫,高等教育在資本掠奪下成為一種「賺錢產業」,大學淪為資本家的「產業廉價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生」與「勞動者」的身分日益重疊成為套在受教者身上的雙重鎖鏈。因此,老師和學生們在五一這屬於勞動者們的節日裡一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必須向資本家課稅作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拒絕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法人化與私有化,奪回屬於學生與老師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在工會大隊裡看到了護理人員也一同走在遊行隊伍之中,她們是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的成員,是一群在面對日益惡劣的醫院護理勞動環境下的基層護理人員們自發組成的戰鬥工會組織。先前投書CNN控訴所謂世界進步的台灣健康保險制度不過是建立在壓榨剝削基層護理人員的「血汗醫院」之上的護士林美琪小姐即是基層護理工會的成員。

在護理勞動力吃緊的 現實醫療環境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下,面對大夜班小夜班的輪調,過度勞動加上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內分泌失調,許多護理人員甚至因而在醫院裡倒下;這更造成護理人員流動率高,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的劣化護理勞動環境。為合理化壓榨剝削護理人員,被資產階級神聖化的南丁格爾護理精神成為施加在血汗護理勞動之上的虛假意識與謀殺幫兇。因此,群眾必須和護理人員們一同站在一起,不只是捍衛護理人員的勞動權益,更是捍衛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從財團與官僚的手中奪回屬於公眾的醫院!

  在遊行中,我們還看到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印尼勞工在台協會(IPIT)與台灣移工聯盟(MENT)的移民勞工朋友們。他們在臉上塗滿了鮮豔的色彩,開心與同是千里迢迢來台灣工作的同鄉朋友一起參加五一遊行。面對來自資產階級政府的本勞外勞薪資脫鉤政策,勞工們必須不分本國外國,認清資產階級的分化手段,堅決站在同一陣線上同資本家進行鬥爭!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的支持者也參與了當天的二場示威活動。在活動中,我們高舉代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工國委(CWI)的旗幟和橫幅,並發佈了我們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廣受示威群眾歡迎。



五一是屬於勞動者的節日,不能是一場儀式化的嘉年華會。

今天,來自資本家的壓榨剝削依然不斷地鞭笞在廣大的無產階級身心之上,勞動者們必須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做鬥爭,奪回屬於勞動者的勞動果實!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中華革命黨成立

中華革命黨

中華革命黨产生背景
    辛亥武昌起義後,革命黨、立憲派為謀早日推翻滿清,而與以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與軍人體系合作。袁則掌握時機,運用權術,從中操縱,一方面逼退清室,一方面則取代  孫中山先生,成為民國臨時政府的大總統。我們從政治發展的過程看,不難發現由武昌起義,直至袁的取得政權,實際皆來自一個推動的力量,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感性的認同,所形成的共識是最強烈的,  中山先生等革命黨領袖雖明知袁為舊官僚,具有相當傳統的專制及集權觀念與氣習,但推翻滿清為當時最高的民族感情與共識,在這一力量的推勤下,也祇得擧大總統及政權以相讓。等到清室退,民族感情獲得滿足後:各方面對新中國的政治結構與建設的方向,即發生爭執。此充份顯示出,除掉民族認同以外,對一個政治體系的運作與發展最關重要的另兩頂要素——規範與致策,並無一致的共識。規範構成體系的結構,政策牽涉體系的功能,如這兩頊要素,特別是前者,不能在共識的基礎上,獲得各方面的支持,政府即不能正常運作,功能也無法有效發揮,政治的發展與進步當然不易。

    民初的臨時政府實質上是政治革命后的體系重整與重粗,這種重整與重組主要在政治結構的建立。當時各方所贊同的大原則為民主共和,但在具體的機構上,則為分權制衡及議會政黨的政府體制。這樣的體制既可為總統制,如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也可為內閣制,如臨時政府約法的規定,但皆為民主的體制。如前所述,袁在接任臨時大總統後,完全遵照臨時約法的規定組織政府,革命黨及立憲派也皆各有分合,組織政黨,以議會為中心,推進政黨政治。這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民主政治的良機,  中山先生雖退讓大總統,甚至退出政治,以國民黨的理事長委宋教仁代理,自願從事鐵路建築,但對袁及各黨派皆抱寄望,樂觀其成。

   袁以舊官僚體系及軍事實力取得政權,其後所重視及依賴的仍是此種實力,但對現代議會及政黨政治並無正確的理解,因而也乏興趣。更欠推動或配合。在民元八、九月間,內閣總理陸徵祥因受參議院的彈劾,發生政治風潮,  中山先生與黃興且曾入京調和黨見,一方面勸說參議院議員支持袁的私人趙秉鈞出任新內閣總理,一方面則勸說袁須與政黨政治結合,使超秉鈞及各國務員加入新成立的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當時雖有人稱之為:「非政黨內閣,乃是內閣政黨。」但從議會政治的觀點看,唯有內閣與議會政黨相結合,才能控制議會,掌握政權,而在根本上解決當時的政潮,導致民主政治的正常化。趙雖同意加入國民黨,但祇是表面,實際仍反對受議會政黨的牽涉。這一觀念在黃興勸說袁的智囊楊度加入國民黨時,則表露無遺:楊曾明白告黃,如國民黨不取消政黨內閣的黨略,則不能加入。袁的舊官僚及軍人體系不能體會孫、黃的深意,終捨議會與政黨政治,謀求傳統政治中政府元首的專制與專權,以建立所謂的強力的政府,這使得議會與政黨政治的民主結構始產生,則完全證實袁的官僚及軍人體系對民主政治的敵視與蓄意的破壤。

    對於宋案,  中山先生力主即時對袁作全面的討伐,進行革命。但國民黨內部的意見則並不一致。黃興認為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不妨以冷靜的態度,進行法律的解決。黃當時也顯慮南方的武力不足恃,認為不宜立即採取軍事行動。至於國民黨籍的國會兩院議員已在京集會,且袁初尚掩飾,否認涉及宋案,所以大多傾向以議會的多敷優勢牽制袁的專制與專權,並為民國制定憲法,加以約束。各省區的國民黨都督及軍、民領袖雖一再聲討宋案及袁的非法借款,但也意存觀望,亦遲遲未採行動。但袁則乘機布署,突在民國二年六月下令免除國民黨籍江西都督李烈釣、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廣東都督胡漢民職,李烈鈞乃在七月十二日攻佔江西湖口,宣布獨立,進行討袁。黃興亦趕往南京,於十五日亦宣布獨立,派軍北上討袁。其後國民黨人陳其美在上海,柏文蔚在安徽,陳炯明在廣東,許崇智在福建皆宣布討袁,但皆先後失敗。鄒魯曾感嘆說.,「此次討袁,不匝月而敗,所謂二次革命者也。當是時,本黨在各省勢力不為不大,率以擧事後人,竟不可一戰」
    不能掌握時機,先聲奪人,的確是二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因素,但國民黨內部的不能齊一行動,以及一般民眾,甚至黨人、知識份子,對袁的專制不知警惕,未能普遍響應討袁之役,更是中心的問題。  中山先生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心情極為沉痛,也曾作全盤的儉討,而在議會政黨及革命政黨之間,決心再囘到革命政黨的路線,而要用革命的策略以實現民主憲政的建設。在性質上,他的討袁革命實是民權的革命,而與推翻滿清的民族革命有異。

中山先生搬轉逃往日本後,乃決定重振革命精神,組織中華革命黨,要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他認為排滿雖然成功,但民主的理想終未實現,其中的原因除了舊官缭惡勢力的為害外,更重要的關鍵則在黨員的各行其是,缺乏組織及紀律的觀念,因而不能產生力量。他曾致函南洋同志說,,「曩同盟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命承教之美德。致黨魁有似於傀儡,黨員有類於散沙。迨夫外侮之來,立見摧敗,患難之際,疎如路人,此無他,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凡人投身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諜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凡入黨人員,必白間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若口是心非,神離貌合之輩,則寧從割愛,斷不勉強。……無所浮濫,以免良莠不齊。」  由上述可知,  中山先生的中華革命黨等於是一軍事革命的嚴密組織,採領袖制,特別重視對黨魁的服從,也要求黨員的忠貞、誠實與熱忱,能做到犧牲一己以救國。非常明顯地,  中山先生的這些主張,皆是自獻身革命以來,親身所經歷的辛酸及挫折而得。他在革命的歷程中,的確感覺他的理想與作法極為正確,所以產生一種所謂真權威的自認。這種自認使得他具有領袖的自信,而要求黨員絕對服從。另一方面,他也深感國人缺乏現代的知識及為團體目標相互協助、合作的團隊精种,所以他乃強調團結與紀律,而在領袖的領導下,發揮整體的革命力量。  中山先生對他的主張極為堅持,不為任何反對所動。他坦率而嚴格地要求加盟的黨員必須宣誓「服從孫先生」,並親蓋指模。  中山先生的要求在當時被目為非常之擧,不少舊日的革命黨同志,曾提出不同意見,黃興即表示無法接受,他認為革命係服從主義,不應服從個人;  孫先生係屬個人;對個人服從,有違「平等自由主義」,而蓋指模係命令犯人的作為,不應對同志如此。對這類的反對意見  中山先生辯駁說:
    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附從個人」看法j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任。絕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冶之宏基。
四、再擧革命,非我不行  同志要再擧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不是包辦革命,而是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對於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見;對於革命方略,有切實措施。同志鑑於過去之失敗,蕲求未來之成功,應該一致覺悟。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的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擧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
對於宣誓人須蓋指摸,  中山先生也有數點解釋:
    一、昭信誓:歃血為盟,如咬指割臂,皆古時所引用。現令不用血印而用指模,是要本人於蓋指模之頃,將誓約印入腦際,歷久不渝。
    二、驗誠實:我國人習氣專好假面子,或客氣用事,結果弄成虛偽,國幾不國。革命黨應反其所為,以赤裸裸出之:倘猶吝惜一指,以為與面子攸關,或以為太不客氣,則是不誠實之極了,所以必令蓋一指摸,破除積習。
    三、重犧牲:人人不畏革命,是能不惜犧牲的。革命黨自負也是自我犧牲的,倘對蓋指摸而懷疑而畏蒽,還說得上犧牲嗎?故必以蓋指模重視其犧牲精神。
    四、明團結:我們為了革命失敗,由於渙散,欲求成功,必須團結。我雖不肖結為死黨之說,而總要求同志一心一德,貫澈始終,不要中途脫節。有了指模憑證在黨,自然記在心上,毋敢或違。

民國三年六月  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召開中華革命黨的總理選擧會,並當選總理。七月八日則在築地精養軒召開成立大會。他當眾宣誓加盟,主盟者胡漢民,介紹者陳其美及居正。其他所有加盟者皆宣誓「附從孫先生」,並在誓約上蓋指模。但他的誓約則將「附從孫先生」一句,改為「統率同志」;「服從命令」一句。改為「慎施命令」。

中華革命黨誓約

    誓約    OOOO號
立誓人OOO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中山)先生,再擧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目的,並創設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陛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
二、服從命令。
三、盡忠職守。
四、嚴守秘密。
五、誓共死生。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OO省OO縣人OOO
中華民國O年O月O。

中華革命黨黨章(缺)


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文

     1914年7月

     吾党自第一次革命、国体与政体变更后,即以巩同共和、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己任。乃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 ⑦,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 振,言之不胜慨欢!

     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海内外同志,立约宣誓,争先恐后。夏6月,开总理选举会,到者八省,文当选为总理。7月8日,在日 本筑地精养轩开本党成立会,文于是就总理之职,当众宣誓,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自是之后,着意进行,本部组织,于焉成立。用特通告海内外同志,自中华革命 党成立之日,凡在国内所有之国民党本部、交通部、分部被袁氏解散者,不能存在无论矣,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告解散外,其馀美国南洋各地未经 解散者,希即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内容组织,以更张之,即希注意。]均已履行总章 第七条之手续,填写誓约者,认为本党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该法颁布,国基确定时,均由吾党员完全负责。

     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异党入据,以伪乱真。国内无论矣,即海外人士,亦 须严加审判,非由我中华革命党支部、交通部特别选派,及其承认介绍者,政府概不收纳异以政事,使保皇妖类,计无所施。

     现在全欧战云密布,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及我。且世界金融机关已经紊乱,袁贼之财源已竭,饷婿自空。英雄有用武之地,正吾党努力建功之时。凡吾同志,务望担负责任,切实进行,黄龙痛饮,为日有期。

     惟近有不宣誓约,非中华革命党员,假国民党名义,蛊惑我真正热心同志,藉端滋扰,日有所见;非力加调查而甄别之,则不足以固党基而定国是,此本党同人拳拳之意也。
——总理全集,中册,宣言,页18—19——

     ⑦章梓,时在南京,任第一师师长,坚决反袁



中华革命党从1913年9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11月中旬,已发展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倪瑞,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

    1913年11月22日,中华革命党应倪瑞的邀请在昆明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8省成员。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倪瑞为名誉副总理。

    12月8日,在昆明刚刚兴建好的大会堂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言: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权,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1)实行宗旨。

    (2)慎施命令。

    (3)尽忠职务。

    (4)严守秘密。

    (5)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

    民国3年7月8日立。

    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党地宗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地。

    会议选定党地领导机构。设协理一职。由黄兴和做过都督地国民党员担任。目地是团结不同意见地国民党高级干部。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蔡锷为军事部长。梁兴国为军事部副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杨庶堪为副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副部长。

    12月10日。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并通告美洲和南洋各地党组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依《总章》第七条规定填写誓约。履行入党手续。

    中华革命党除设军事研习所和政法学校外。于5月创办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政治宣传。《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撰述人有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复声等。




    孫中山先生親自訂定黨章首先強調中華革命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第二條),目的為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第三條)。為了確保革命黨員的貢默勳績,避免民初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遭受舊官僚與偽革命者的混入與軟化,他在黨章中特別規定.: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戍立之後進黨者,名曰普通黨員(第十一條)。另規定:革命時期之內,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第十二條)。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後,始能從憲法而獲得之。憲法頒布以後,國民一律平等(第十三條)。這樣的規定完全是對獻身革命者的一種鼓勵與同報,也具有提高黨員地位的效果。
    對於黨魁的絕對權力,黨章亦規定,革命黨公擧總理一人(第十五條),總理有全權組織(革命黨)本部為革命軍之策源(第十六條)。本部各部長職員,各地支部長,悉由總理委任(第十七、十八條)。  中山先生非常重視革命的過程,特別在黨章申明令進行的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以積極武力掃除一切障得,而奠民國基礎。訓政時期:以文明治理,督率軍民,建設地方自洽。憲政時期:俟地方自治完備之後,乃由國民選擧代表組織憲政委員會,創制憲法;憲法頒布之日,即為革命成功之時(第四條)。

革命的程序所以要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中山先生後來闡釋道:
    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盪,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傅於群眾,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敷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貴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破壞不能了徹,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進行。辛亥之役,汲汲於制定臨時約法,以為可以奠民國之基礎,而不知乃適得其反。論者見臨時約法施行之後,不能有益於民國,甚至當臨時約法之本身效力亦已銷失無餘,則紛紛然議臨時約法之未善,且斤斤然從事於憲法之制定,以為藉可救臨時約法之窮。曾不知癥結所存,非由於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於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即入於憲政。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以消滅,反得憑藉之肆其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數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曾計及其於本身利害阿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叮知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臨時約法決不能發生效力。夫元年以後,所恃以維持民國者,惟有臨時約法;而臨時約法之無效如此,則綱紀蕩然,禍亂相尋,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鑒於此,以為今後之革命,當賡績辛亥末完緒,而力矯其失。即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破壤,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昧越之程序。
    中山先生在黨章中將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定名為「革命時期」。在這一時期,一切軍國庶政,皆歸革命黨員完全負責,力為其難,為同胞造無窮之幸福(第五條)。換言之,在革命時期,完全以黨治國,也就是實行黨治,黨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也代表全民的福利。
    中山先生所設計的黨部組織,非常完整,除總理外,另置協理一人補助或代理總理執行職權(黨章第十六條)。革命黨的本部則分設總務、黨務、財政、軍事及政治等五部,各置部長一人、副部長一人。各部的職權皆明訂在黨章中。海內外的地區則設支部,置支部長一人(黨章十八條至二十五條)。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中山先生在注重革命組織的嚴密及強調服從革命領袖的同時,已相當考慮到未來憲政時代的五權政府組織。他將黨本部視為行政院,而另設一協贊會,分為四院:㈠立法院、㈡司法院、㈢監督院、㈣考試院,而與本部並立為五。鵑贊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總理委任。四院則各設院長一人,由黨員選擧,但對協政會長負責。各院的職權逸在總章中作明確的規定,如立法院可創制各部規則,提議修改總章,批准支部章程,籌備國會組織(指憲政時期的正式國會)。這樣的設計,主要的目的削在「使人人得以資其經驗,備為五權憲法之張本。」  (以上見總章第二十六條至三十一條)  中山先生對革命最終目的的憲政之治,真是時時在念,縱在革命時期,也要先訓練黨員,使具民主的經驗與素養,以免在革命完成後,黨員本身却無法推行民主憲政及經營民主生活。我們由此亦可見  中山先生對民主信念的堅定。
中華革命黨的主要目的在進行革命,奉命不能不有武力,對建立革命的武力,  中山先生向有切膚之痛,因過去的若干次起義,特別是二次革命,國民黨皆由武力的不足或不整,而遭致挫敗。因而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后,訂定極為完備的革命方略,組織中華革命軍,並在黨治之下,成立軍政府。按方略的規定,總理即為中華革命軍大元帥,統率陸海軍,大元帥則代表中華民國為大總統,組織政府總攬全國政務。中華民國的國旗定為青天白日旗見方略第一編第二章第八條),這是中山先生一向所堅持的主張,從此成為定案,大元帥之下設最高統帥部,稱大本營,此即軍政府(見方略第一編,第二章,第四條至第六條)。大本營下設機要、參謀、法制三處及外交、內務、陸軍、海軍、財政等五部。各部置總長及次長各一人(見方略第二編,第一章,第一及第二條;第二章,第一條)。各省則設總督府,置總督一人,由大元帥特任,受內務部總長監督(第十章,第一及第二條)。各省在未設總督之前,置司令長官一人,司令官若干人,由大元帥任命(方略第一編,第二章,第七條二項)。
中華革命黨在這樣周密而嚴格的組織下,真可如鄒魯所說的,  中山先生乃能「親率能立於戰線之黨員,」進行民權及民生的革命,以底於憲政的實施。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  中山先生一方面組織黨本部,任命陳其美及居正為總務部長,居正及謝持為黨務部長,許崇智為軍務部長,張靜江、廖仲凱及楊庶堪為財政部長,胡漢民為政治部長,張繼為宣傳部長,協理從缺;另一面則組織革命軍,陸續任命各地區二十餘位司令長官,包括陳其美主長江流域一帶,居正主山東,朱執信、鄧鏗主廣東,祁耿寰主關外,范鴻仙主上海等等。如前所述,  中山先生很重視黨員的流品,所以特在東京設法政講習所,以培養政治人才;在大森設浩然廬,以培養軍事人才。
    各地區的革命黨人皆會進行討袁的革命活動,包括暗殺、策反及起義等,如陳其美在上海的策反肇和艦等皆是,但當時袁勢正盛,早期的革命行動,仍甚艱苦,陳其美且在上海被刺,而以身殉。
對我國的政治發展來說,  中山先生的組織中華革命黨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自民國元年推翻滿清,由袁世凱繼  中山先生出任臨時大總統後,各省獨立之局已告統一,且在臨時約法的基礎上獲得政治的整合,議會及政黨政治亦已逐步進行,但自宋教仁案後,統一及整合皆成問題。  中山先生則深感民眾的文化仍停留在傳統的專權時代,而舊官僚及軍人體系更欠民主的認識,而趨向專制及私利的追求。在這樣的情勢下,他根本否定在體制內進行議會及政黨政治,以實現憲政的可能性,中華革命黨的成立,已明白地宣示:民國的政治已從議會政黨重新回到革命政黨的路線。
    其次,國民黨內部造成雙重的分裂。  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進行討袁時,國民黨籍的國會兩院議員仍在北京議事制憲,雖反袁,但仍然與袁共一政府體制,且謀與袁取得某種妥協,以維繫議會政治。道當然與  中山先生的主張相惇,形成分裂。在另一方面,  中山先生的堅主中華革命黨的領袖服從制及須宣誓蓋指印等,除如前連,黃興不願接受外,其他參與第二次革命的討袁人士,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也不願接受,而造成另一分裂。若干持反對意見的且另有歐事研究會的組織。這雙重分裂使後來的政局趨向複雜,也使  中山先生更堅持領袖制的激進革命路線,反對任阿妥協。
    第三,  中山先生在民國三年組織中華革命黨時所強調的黨的理想、黨的組織、黨的紀律、黨的領袖制、黨的治國、黨軍的建立、黨員的品質、政治及軍事人才的訓練等,皆成為革命政黨的重要特徽,  中山先生的這些構思與設計,確實早於蘇俄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所以並非仿效蘇俄,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他後來所採取的聯俄的策略。
    最後,我們可以這樣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就是建立在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之上,而更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的命運。

2011年10月10日星期一

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章程

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章程
第一、        本分會之範圍
(一)        本分會以同盟會會員之在京津及附近各處者組成之,凡為同盟會會員,不問其為土族、為僑寓、為久駐、為暫居皆為本會會員。
第二、        本分會之聯絡關係
(二)        本分會成立之後,以章程並會員姓名報告與軍政府,對於軍政府之命令,有服從之義務。
(三)        本分會於京津各處之同志團體者,有聯絡扶助之義務。
第三、本分會之目的
(四)        本分會以發起革命軍為目的,故其組織皆帶決死之性質。
(五)        為達本分會之目的故各會員皆有自任之心,有服從命令之心。
(六)        為達本分會之目的,故將來如有他處同志先發起革命時,本分會當力助其成,無分地域。
第三、        本分會之職員
(七)        本分會之職員,分推舉及指定二種。
(八)        本分會之職員如左:
會長一人,由眾公推;
副會長一人,由眾公推;
庶務部長一人,部員無定數,由會長指定;
軍事部長一人,同上,由軍事同志推舉;
財政部長一人,同上,由會長指定;
司法部長一人,同上,由眾推舉;
文牘部長一人,同上,同上;
外交部長一人,同上,同上;
交通部長一人,同上,同上;
暗殺部長一人,同上,由會員自認,部長由部員推舉;
各處特派員,無定數,由會長指定。
第五、        各職員之職務如左
(九)        會長總理本會事務,對於會外代表分本會。
副會長輔會長協理本分會事務,如會長有事或他適時,得為代理。
庶務部受會長之指揮,處理本分會事務。
軍事部專任謀劃軍事之進行,另有專章。
財政部專任籌款,及管財諸事。
司法部掌糾察各職員及各會員之行為,而懲罰之,另有專章。
文牘部掌理文件。
外交部掌對外交涉之事。
交通部掌聯絡各處之關係。
暗殺部另有專章。
各處特派員,其所負之職務,由會長指定之。
第六、職員之辭職、就職及兼任代理
(十) 凡推舉及指任者,非有萬不得已之理由,不得辭職。
(十一) 就職後,如有事或他住時,須託人代理或辭職。
(十二) 會長之代理者,為副會長,其副會長以下託人代理,須得會長認可。
(十三) 會長辭職時,由副會長一面代理,一面另行推舉。副會長辭職由會長一面並任,一面另行推舉。其餘各職員系推舉者,由會長一面派人代理,一面另行推舉,系指任者,由會長另行指任。
(十四) 會長、副會長,不得並任他項職務。
(十五) 各部長不得兼任其他部長,惟得為他部員。
(十六) 各部長及部員,受會長之委託,得為各處特派員,關於其職務,由會長囑人代理。
第七、職員會議
(十七) 會長得開職員會議如左之二種:
(一)        全體職員會議。
(二)        各部長會議。
(十八) 以上兩種會議,皆由會長主席。
(十九) 各部長關於本部之事,得邀本部部員會議。由部長主席。
(二十) 凡會議皆從多數取決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八、本分會之機關
(二十一) 本分會設總機關與天津,分設機關與北京各處。
(二十二) 本分會應設機關二種。
(一)        秘密機關,非職員不得使知。
(二)        公開機關,無論任何人均得接洽。
(二十三) 公開機關,現已成立者,國風日報及舊國光新聞報兩報館,將來再謀多設。
(二十四) 秘密機關由會長指定之。
第九、本分會章程之效力
(二十五) 本分會章程決議後,既日實行,凡本會會員均有遵行之義務。
(二十六) 本分會章程,總囊大綱,其辦事細則,由各部自定之。
(二十七) 本分會章程,將來如須修改,由會員五人以上提出議案,經眾公決。
正會長     旺兆銘
副會長      XXX
軍事部長    XXX
庶務部長    XXX
財政部長    XXX
司法部長    XXX
文牘部長    XXX
外交部長    XXX
交通部長    XXX
暗殺部長       
(二十八) 本總章因司法部長X君,為偽清拘去,且實際對待有窒礙難行者,因將此部改作糾察部,另設參謀部。
糾察部長    XXX
參謀部長    XXX   XXX。
軍事部長    XXX 
部員。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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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部長    XXX   XXX
部員  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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