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7日星期三

莫斯科大公国(俄语: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е,罗马化:Velikoe Knjažestvo Moskovskoe)

 

莫斯科大公国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е
1283年—1547年
莫斯科大公国国旗
国旗
1390年至1530年间的领土变化
1390年至1530年间的领土变化
首都莫斯科
常用语言古东斯拉夫语
宗教俄罗斯正教会
政府绝对君主制
大公 
• 1283-1303
丹尼尔(首)
• 1462-1505
伊凡三世
• 1533-1547
伊凡四世(末)
历史 
• 建立
1283年
1547年10月22日
货币卢布
前身
继承
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特维尔大公国
大彼尔姆公国
梁赞大公国
俄罗斯沙皇国

莫斯科大公国(俄语: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е,罗马化:Velikoe Knjažestvo Moskovskoe)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世纪俄罗斯政权,存续时间为1283年至1547年。莫斯科公国原本是隶属于金帐汗国的一个附庸国,于1480年推翻金帐汗国统治。

莫斯科公国最初的领土范围是今天的俄国西北部,为一内陆国,但从蒙古帝国金帐汗国手中成功夺取大量领土以后,便宣称为它的继承者,其后亦宣称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诩为“第三罗马”。

起源[编辑]

当蒙古帝国入侵基辅罗斯的时候,莫斯科还仅仅是诺夫哥罗德公国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镇。尽管蒙古帝国军队于1238年冬焚烧并在1293年劫掠了这座小镇,但由于莫斯科的偏远及复杂的森林地形,让它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蒙古人的攻击和占领。加上数条流向波罗的海,黑海及高加索地区的河流,让这座小城得以渐渐发展起来。

莫斯科公国得以最终发展成国家形态,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一连串既有野心,又有实力和运气的王公统治者。莫斯科公国第一位统治者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诺夫哥罗德公国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幼子。他夺取了科洛姆纳,又继承了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从而扩大了公国的疆土。丹尼尔之子,尤里·丹尼洛维奇,控制了整个莫斯科河盆地,并向西发展至莫扎伊斯克。他接着和罗斯王公的主人蒙古金帐汗国的月即别结成同盟,并迎娶大汗的妹妹,随即宣称成为诺夫哥罗德大公,允许他借此干涉诺夫哥罗德公国的事务。

在丹尼尔的时代,莫斯科不过是俄罗斯中部无边的森林中的一座木造小城

尤里·丹尼洛维奇的继承者,伊凡一世(于1325-1340年在位)和金帐汗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头衔,借此拥有向其他罗斯的公国收取贡献和税金的权力。和金帐汗国的关系也为伊凡的扩张提供了机会,特别是针对北方的特维尔,该城市于1327年反抗蒙古人的统治,而这次叛乱被金帐汗国和莫斯科联合镇压。伊凡一世被认为是当代罗斯最富有的人,他亦因此得到“卡利塔”(意为“钱袋”)的称号。他运用财富向其他公国购买更多的领地,并支援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建设。1327年,东正教的都主教彼得由基辅迁移至莫斯科,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新兴公国的威望。

成为强权[编辑]

伊凡的继承人持续不断地扩张莫斯科公国的领地,人口和财富。扩张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与西邻的立陶宛大公国发生利益冲突。立陶宛人渴望压倒东斯拉夫人和他们所信仰的东正教。立陶宛大公国大公阿尔基尔达斯与特维尔联姻并结成同盟,于1368年、1370年和1372年三次远征莫斯科,但未能攻下这座城市。处于莫斯科和维尔纽斯之间的城市斯摩棱斯克成为双方争夺重点。

1348-1349年,国家及王族受到黑死病的严重打击。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九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大公之位落入他的远房亲戚苏兹达尔的德米特里手中。由于受到立陶宛大公国的异教徒和穆斯林部落的包围,德米特里决定和俄罗斯东正教结成同盟。当时俄罗斯东正教正因为教士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的改革势力渐渐增长。

在亚历塞斯都主教的教导和影响下,德米特里自认为东正教的保护者,有使命联合混战中的罗斯诸公国对抗金帐汗国。他挑战金帐汗的权威,并在1380年于库利科沃会战中大破马麦汗的军队。尽管这场战争的胜果于数年后便因为脱脱迷失的远征而抵消,但他成功洗刷了莫斯科公国一直以来向蒙古族献媚的形象。

1389年,德米特里在没有金帐汗的允许下把大公之位传给儿子瓦西里一世。瓦西里一世(1389-1425年在位)继续了他父亲的政策,而在被帖木尔攻击后,他停止了向大汗纳税。1472年,因莫斯科大公国抗税,大汗阿合马率兵征讨,结果失败,失去对大公国的控制。1476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拒绝向金帐汗国交纳年贡。1480年,金帐汗国大汗阿赫马德率军试图强渡乌格拉河未果,在乌格拉河畔和大公国对峙,史称“乌格拉对峙”,而后于该年10月至11月之间,蒙古军队未采取坚决行动并撤退。这次作战行动结束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地位。

王室组织[编辑]

一个中世纪的俄罗斯王家庄园

莫斯科王公们的王室组织把继承自基辅罗斯庆典与习俗和来自东罗马帝国与蒙古金帐汗国的庆典与习俗结合起来。例如:

参考文献[编辑]

扩展阅读[编辑]

  1. Romaniello, Matthew. Ethnicity as social rank: Governance, law, and empire in Muscovite Russia. Nationalities Papers. September 2006, 34 (4): 447–469. doi:10.1080/00905990600842049.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

2023年6月5日星期一

习近平的打造“中华现代文明文化”为世界文明指引方向

 习近平开会

习近平6月2日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呼叫“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图片来源:网络图片拼图)

习近平是以“中华文明”来统领其上述命题的,也就是“统一性”决定着文明的命运,虽然我们并不想往“不统一,中华文明就将碎裂”的逻辑上靠,但是,习近平所谓“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四个不可,决定的绝不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而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习近平“文统台湾”意图,在其表述中更加具体明晰。不过,“统一与否”的确可以决定党国的命运——如果台湾统一中国,共产党就将被销毁,犹如东西德的统一。习近平在讲话中还给台湾强加了“命运所系”的统一“徽章”,意图将武装“统一”划归“文化归顺统一”,这恐怕是蔡英文与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的。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谈到中共党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本质区别,升华上来就是文明差距。在中国,党文化的构建,正在摧毁中华数千年文明,且带有难以逆转的趋势,并危害着数亿人,逼使他们走向毁灭的边缘。在台湾,炎黄子孙正在沿着世界共同的普世价值,弘扬继承神传文化,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中,沿着自由民主之路稳步前行。

习近平表示
习近平知道郫县豆瓣,但却不知道传统文化沿袭下来的原因(图片来源:今涛拍暗合成)

从历史看文化差异、文明构建与统一的关系

习近平首先表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这一表述表面看是没问题,但中国与台湾的民族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后,“融为一体”就失去了根基,这与遭受什么重大挫折还牢固凝聚,毫无关系,差异带来的后果是难以“契合”。世界史上导致国家的分裂,“文化差异”是重要的“以史为鉴”。

譬如,从印巴分治到孟加拉国独立,其主导因素包括了地缘政治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民族主义的不相容,以及印巴战争的“干预”。其中,教派争端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文化差异”导致分裂。

印巴分治
法兰克帝国分裂与印巴分治、孟加拉独立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图片拼图)

在更远的欧洲历史中,存在了长达4个世纪的法兰克帝国,从公元5世纪到9世纪,是中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其民族成分仅以日耳曼人为主体,还有高卢人、伦巴第人、弗兰德斯人和勃艮第人等民族,与中国现在的56个民族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却“融合成了一个共通的法兰克文化”成为帝国的凝聚力。然而,其后期分裂的真实原因却不是教科书能够讲明白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法兰克帝国是如何在宫廷政变后,路易王的儿子们怎样“各自为王”,843年,《凡尔登条约》的签订,法兰克帝国被永远分裂为:法兰西王国、意大利王国以及德意志第一帝国。至于分裂后的文化,首先是从语言上,帝国通行古法兰克语、罗马帝国的国语拉丁语,没有共同语言。这是民族带来的,而《圣经》记载的“人类造塔”妄想通天,关键是耶和华说“我们下去”,才是最真实的“神来之笔”,“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这才是最后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由来的天机。

《圣经》其实也暗示了,天上的王转生到地上当王的天机,按照佛家的理论轮回转世说法,大德之士转生会当大官发大财,而在中国“驾崩”“薨”的“天子”、诸侯转生到国外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这个分裂就看人怎么看而已。

我们回到台湾问题上看。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这是不能否定的,我在这里并非“鼓吹台独”,从台湾语言来看,台湾官方统计有15种语言、41个方言。台湾《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台湾固有族群之语言及台湾手语皆为中华民国国家语言。但别忘记了,台湾的“官话”是略微变音的北京话,“国语”是台湾无论独立还是保持现状都绝对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的“中华语言”,除非消灭台湾的历史。 也因此,台湾与中国最终是统一还是分开,都改变不了“一家”的事实。但当强权独裁统一,会带来无数的危害,伤害到台湾文化,干预台湾的文明,就毫无可能统一。

换一个角度说,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力巨大,那么原有语言对文化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这就基于国家政体以及推崇的统治理念不无关系,说白了,信仰神佛与秉持进化论无神论是泾渭分明的,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乃至文明都受制于这两个方面。

毁灭传统文化
为了让马克思幽灵在中国大陆生存,中共不惜对传统文化毁灭,同时为其非法政权清除“异己”(图片来源:网络)

马列与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习近平的五大结合理论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马克思与中国契合”论,昨日的讲话中再次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提出了五大结合的必然特征。

首先,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与中国契合论,实际上是结合了马克思幽灵、被剥去了内涵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产物,不是“必由之路”而是必亡之路。但习近平却认为这样做可以“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其二,在这一“生命体”上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表现形式,就是目前的89六四就能看出其具有的“恐怖”“扼杀”“谎言”“欺诈”“敏感”“威胁”等多个特征的党文化手法,禁言方式再创新高:在对各平台的“禁止发布”内容中,甚至涵括了“有年代感的老照片”乃至“物体排成一排的图片等元素的内容”。从这一事例来看,目前的文化形态又是“掩盖文化”,与文明的基本内涵完全相悖。

六四
六四天安门屠城,中共提前封禁各大平台,甚至包括蜡烛图片、“物体排成一排的图片等元素的内容”也在封杀之列,8964成为敏感词(图片来源:网络图片合成)

其三,习近平的结合“筑根基”之说。不得不说,包括中共所有的御用文化专家与宫廷“翰林”,都从来没有搞清楚文明传承的根基是什么。而是向外求,用幽灵来包装文化。而维系几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其本身就是中共的大敌,马克思与传统文化是水火关系,背后是无神论与信神正能量之间的对决。如“奉天承运”这一说法,是建立在“天”与“神”的基点上的,“天命难违”必须虔诚相信神的存在,剥离了这一点,以独裁方式构建执政体系,完全背离了传统文化的本性。

人类文明是因道德规范才能持续,当道德损毁崩坏之后,道德标准无存,人类就只能走向灭亡。习近平看没看到目前中国出现的问题不知道,但其仍旧强拉硬拽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宿敌。因此,这一结合与其说是有助于增强“深厚底蕴”到不如说釜底抽薪,彻底败坏了道德人伦。

其四,结合中的“创新空间”问题,这更是自欺欺人。被捆绑在马克思西来幽灵门楣中,又如何掌握“文化主动”?

最后,习近平还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我们就引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的一段话来看: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那么,这一邪灵与中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契合之后,派生出来的就只有一个邪恶政权下的“假、丑、恶”模具,也只有彻底败坏传统文化才能苟活。

实际上,由此构建起来的党文化,正在以各种方式威胁全世界。这是有目共睹的。

台湾故宫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传统文化“证据”包括书画、铜器、陶瓷器、玉器等,总计698,855件珍藏(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党文化与文明的本质构筑分水岭在哪儿?

我们不去赘述文化内核是什么,但中共是将文化本末倒置了,其保政权文化带着暴力的色彩,在此基础上的文明构建,基质囿于维系马克思基本原理,并将其强加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上,其“必由之路”在过去70年的实践中,早已头破血流。

习近平仍然谈到了其西方幽灵附体的“契合”问题。而世界普世价值中,共产主义在欧洲剧变中被摈弃,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不适合其他国家的国情。就连马克思的祖国,德国也排斥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将其理论运用于政治。

现代文明的磐石,或者说根基、基石,是对神的信仰,离开这一信仰,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先进,只能成为垃圾糟粕,而非文明。

如《九评共产党所》言,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但恰好这些关键词在中共历次运动中,都直接或间被抽出毁弃,有的只是保留了一个外壳。

就拿运动口号来说,在毁灭破坏传统文化中影响恶劣:从违背天理自然的双万岁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再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人民的大救星”等等等等,神传文化的本质被打掉后的空泛外壳下,毛泽东也才有机会逐步奠定了其党文化为规范的伪文明体系,习近平也正在重蹈覆辙。

提到文化,不得不说宗教。在中共党魁中,公开资料显示读过佛经的包括毛泽东与江泽民。2001年初《开放杂志》报导江泽民害怕下地狱,在家抄写《地藏经》,不过江泽民其实已经从地狱直接下无生之门,被彻底销毁了。

而毛泽东作为中共的缔造者,也是中共邪灵的缔造者,其生前不但看过《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心经》,还曾在《<伦理学>批注》一文中谈到死于死、生与灭、宇宙的“毁”等问题。对于宇宙,毛泽东声称:“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与其“斗争哲学”同源,是毛泽东言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翻版。而这一理念就是摧毁神造宇宙、造人之后,规范的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宇宙秩序,在个人崇拜中建立一个反神的体系。

毛泽东虽未力挺马克思的“宗教鸦片论”,但试图将宗教划归在对抗民主的阵营,并结盟为“统一战线”。这一方略的背后就是宗教一旦违背中共专制独裁理念,并成为潜在敌人,就应当毫不留情的予以打压或消灭。中共对新疆、西藏的持续打压都与宗教有关,且不说对基督教的打压,对信仰“真、善、忍”群体的打压,都可以归类在“文化灭绝”的类别中。

传统文化具有的传承性中,也毗连到“政治文化”并带有“高级文化”的色彩,并构成儒家文化的精髓部分。如依赖“民”政权才得以生存,“民贵君轻”就是几千年来朝代兴亡的测试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旦违背这一观点理念,王朝覆灭就是必然。一个把政权(权力)看得无比重要,把掠夺来的江山当作自己私物,而对人民镇压迫害、集中营关押,手段穷尽的独裁政权,虽未死,不久矣!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台湾应该在原有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创新些新的统一口号:如:“民主台湾统一独裁中国”,或者“自由台湾统一暴政中国”(图片来源:网络)

所以,习近平6月2日“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号令,以及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只能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一论题本该由台湾来做,因此,而这一笑话中,梦想以“兲朝文化”党文化逼使台湾就范,只能启发台湾:在原有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基础上,创新些新的统一口号:如:“民主台湾统一独裁中国”,或者“自由台湾统一暴政中国”。

而那时候,台湾“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将落到实处、名符其实。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看法与观点)

习近平为中国文艺发展指引方向

 中共最新一期的人民日报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一场波及整个中国大陆的红色政治狂潮开始了。

6月4日,中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是“习近平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

文章中谈到,习近平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说,“这些优秀的老作品、老片子,现在也应该拿出来看一看、放一放。”

据文章内容,习近平当时所指的是“《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这些所谓“经典红色作品”。

图:人民日报6月4日头版截图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作品将很快以各种形式出现。一场波及整个中国大陆的红色政治狂潮开始了。

然而,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作品”只不过是中共文人为了配合中共的政治需要,以文艺作品的方式为中共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图解和吹捧。

例如,《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红日》是为了美化中共、丑化国民党,并将中共为夺取政权发动的内战,装扮为所谓的“解放战争”。

而《创业史》则是为了吹捧所谓的“合作化运动”,其实是剥夺了所有农民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对吹捧中共不遗余力的文人,一个个下场悲惨。

1967年2月中旬,正值“文化大革命”之初,一则消息从重庆传向全国各地: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作家罗广斌自尽。

1966年6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批被揪出来的两个人中,就有《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另一位是总工程师沈鸿。曲波当时被扣上4顶大帽子:“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急先锋”,外加一个“牛鬼蛇神”。

《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因写了一篇只有4000字的歌颂毛泽东的散文《韶山的节日》,在文革中被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的大毒草进行批判,周立波则遭到大会斗小会批,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在益阳体育场接受万人批斗后,再拉到县剧场看演员的表演,表演的第一句话就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据说在一次批斗时,造反派的枪走火,子弹从周立波耳边擦过,险些丧了命。

后来秦牧拆穿了其中的秘密,原来周立波的文章有一句提到杨开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1930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29岁。”这对于当时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江青来说都是特别忌讳的。在一次讲话中,江青曾六次点了周立波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