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八九年的民運，由學生首先發動，繼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廣泛聲援和參與，而這些聲援組織中最富有意義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聯。在短短數十日內，北京工自聯已演變成具有自主工會的雛型。不過，隨著政府的武力鎖壓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工自聯跟學生組織一樣迅速被瓦解。雖然工自聯在八九民運中被視為「配角」，然而後八九的社會運動中，工人階級愈來愈佔據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學生的躁動情緒很快地消餌掉，更多的大學生投入了經濟大浪潮之中，他們在擁護經濟「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開拓個人的經濟事業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而他們不少人相信「自由經濟」有助中國民主化，卻無視「自由經濟」的工業關係中的反民主，以及資本對社會關係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卻愈來愈濃烈。企業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視為包袱正被大幅削減；飛升的通脹；忽略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體上訪，罷工事件不斷發生。而八九年後，亦有不少獨立勞工組織湧現。雖然這些組織人數不多，組織並不成熟，且與全國各地的罷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但這些組織的主張和綱領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這代表一些有意推動中國工運的人士的看法，預示著未來中國工運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將介紹數個後八九的獨立勞工組織的主張或綱領，並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討。不過，由於資料不足，本文的探討將是初步的，而且不夠全面。
中國自由工會
中國自由工會（註一）籌備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籌備人員宣他們的工作對象是所有的勞動者，現階段主要以國營（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為主，並以行業劃分為不同的系統，主要針對重工業（機器製造業）以及公共交通系統。工人中的偏重於中下層，即收入低，勞動條件差劣的工人。
中國自由工會主要發起人是劉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劉京生同時又是地下組織中華進步同盟的核心成員，胡石根則是自由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中國自由工會成立後於前二者，三者關係密切。
中國自由工會的主張和訴求可以從《中國自由工會籌委會倡議書》，及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書面發言中看出。在《倡議書》中，中國自由工會猛烈抨擊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及中共，指中共是實行一黨專治的獨裁統治，工人階級的最大壓迫者和削剝者，全總是其幫兇。《倡議書》中宣稱，中國自由工會將致力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如工資、福利、擴大社會救濟、充分就業及自由擇業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中國自由工會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書面發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地位並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權益問題愈來愈嚴重。中國自由工會對現行經濟「改革」提出了質疑，並指出這「改革」只是為了挽救中共的統治權力而進行。
不過，中國自由工會對經濟改革如何進行，從筆者所能獲得的資料，似乎並無具體主張。只是強調反對改革中犧牲工人的經濟權益。但是，在《自由論壇》（由中華進步同盟的部份成員所出版）的一篇《也談改革》（《新苗》第29期曾轉載）的文章中，或許能從側面反映中國自由工會部份成員對改革的態度。在《也談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須讓改革朝著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的方向前進，而那種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卻將工人變為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剝削壓榨對象的「改革』則將遭到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但作者又說：「如果你們非要賣資本主義的狗肉卻還要掛社會主義羊頭的話，那不如干脆掛上資本主義的狗頭，我們將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歸人民所有的原則取回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總之，不管你搞甚麼主義，能給多數人帶來好處，能使國家發展的更好、更快，我們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對。」
一方面，《也談改革》的作者大山認為社會主義應有利於工人的政治經濟權利；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不堅持社會主義，只宣稱若搞資本主義，就在國家財產中取回工人應得那份。
總言之，中國自由工會批評中共政權獨裁及壓迫工人階級，其選擇正面（雖是地下形式）抨擊的方式。中國自由工會主張保障工人權益，亦明白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有利於工人階級。但是，卻對具體的經濟制度沒有明確主張。
由於中國自由工會對中共的猛烈批評，以及和其他地下政黨密切相關，終於一起遭受嚴厲鎮壓，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劉京生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李全利判處管制二年。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籌委會（勞盟），主要等備人員包括劉念春、王仲秋、袁紅冰等，勞盟宣稱凡是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付出了智力和體能的人都是勞動者，其成員包括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商人。故此，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自主工會組織。不過，勞盟宣稱特別關注社會中下層勞動者的權利的確立和組織力量的形成，又聲明協助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建立獨立的利益集團組織。因此，我們仍可稱勞盟為勞工組織。
勞盟的綱領和主張比之中國自由工會較為完備。勞盟有四大綱領：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民族復興。內容包括保障勞動者結社、罷工、集會權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抑制貧富懸殊的擴大，打擊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的行為，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等等。
勞盟與中國自由工會有個很大差別，就是勞盟對「改革」大加歌頌，它認為中國自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改革」，取得了一個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確立了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勞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謂的經濟自由，便是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並主張將大量國有企業私有化。勞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外，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反對它所說的「極左思潮」，它宣稱近年來「極左思潮」出現了一個值得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動向，那就是表現出對勞動者權利的「關懷」，對腐敗現象的「憤怒」。勞盟稱此種「關懷」和「憤怒」的實質是否定「改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絕對平均主義及重新肯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原則。勞盟宣稱它反腐敗，也強烈反「極左思潮」，而其反對腐敗，「是為了使改革開放不死於腐敗」。
勞盟實質上是主張以私有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它對工人的關懷，不過是一種救濟式的「人道」的關懷；它雖主張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卻無視大規模私有化對工人所將來的衝擊和剝弱工人的經濟權利。（註二）
勞盟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它主張國有工商業資產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給勞動者；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但是，無論工人、農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很快就會被資本家兼併其股份，而所謂攤分部份股份給勞動者只是私有化的一個環節而已（值得引以為鑑的是俄羅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並把大量國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給工人，而結果卻是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貧富懸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數的暴發戶，換上新臉孔的舊體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國資本家）。
勞盟主張政治民主，但它對經濟民主卻無甚興趣。勞盟宣稱關注工人的權利，但《宣言》、《綱領》、《宗旨》中，對中國憲法及法律之規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實隻字不提。勞盟崇拜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它認為工農階層（勞盟不用「階級」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許是基於其所謂的反「極左思潮」）投入資本主義機制，可擺脫貧窮，只要有「人道」的關懷，「普遍的幸福」將會降臨。然而，卻無視東歐國家步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後，工人的普遍貧困化。而資本主義之下的利益競爭，工人是注定處於弱勢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權，給予工人「人道」的救濟，資本家的金錢權力在競爭遊戲中，仍將處於宰制的位置之中。
勞盟的主張雖與現行國家制度有很大差異，但它卻極力宣稱不打算挑戰中國政府的政治原則並正向政府部門遞交成立勞盟的申請書。不過，其主要成員亦終於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處勞動教養（最高三年）。
打工者聯合會
打工者聯合會（打工聯）是一個並不著名的獨立工會。不過，它卻嘗試較為切實地去做組織工作，而中國極可能有為數不少的這類組織。打工聯是由一批剛從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大學生和工人所組成。他們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廣場》、《打工通訊》，嘗試組織工人，其主要的組織對象是外來工（主要為民工）。
打工聯的刊物對深圳外來工的處境有強烈的針對性，它列舉一些個案，說明工人權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評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官方偏袒資方，並呼籲工人看清資本家的本資，起來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打工聯的刊物中沒有全面的綱領、主張，但在文章中卻顯出濃烈的階級意識。它指出：「打工者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
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鬥爭者，因為不鬥爭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鬥爭就沒有做人的權利。」（《打工通訊》P.1）
打工聯最終亦難逃過被鎮壓的命運，打工聯三名成員於九四年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國有企業工人的抗爭
由於外界對國有企業工潮所能獲得的資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對國有企業自發的組織活動作簡略的採討。
官方刊物及香港傳媒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爭意識，而他們也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也許有些組織知識是由文革等政治運動搞串聯而傳承下來的）。他們亦會藉一些網絡（如工人互助會）進行集體行動的組織動員。據日本《朝日新聞》透露，現時中國有十四個省自治區有工人自發組織的自力救濟式的勞工組織，他們多由國企工人組成。
國企工潮中，工人的訴求一般可歸為以下幾點：要求發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議管理人員濫用權力；要求更換企業領導人；反對貪污腐敗等。有些人在提出訴求時，指責官方聲稱工人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但卻名不符實，他們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業。
國企工人是經濟「改革」受到直接衝擊的一群，過往企業還存在著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現時轉換經營機制，不少國企連這些形式也省回來。而現時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醫療）亦對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業提供生活保障剝奪掉。因此，國企工人普遍對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滿。正因為這樣，他們成為對抗政府不利於工人階級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們不少具有經濟民主的意識。
結語
後八九的工運，工人的抗爭力量有愈來愈強大的趨勢。然而，工運前景並非一片光明。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波蘭團結工會在其初期還主張經濟管理的社會化（經濟民主、企業民主），但是，它作為波共的對立力量，最後產生了一個右派政府（現已落台），犧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後背離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而一些波蘭團結工會的基層工會亦終於起來罷工反對其政府政策。
中國工運會否步上團結工會的後塵，目前尚不能下判斷，然而情況卻是令人擔憂的，部份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的右翼知識分子開始表現出對工人運動的濃烈興趣，他們傾向把工人階級視為利益群體，他們雖聲稱爭取工人的罷工權、組織獨立工會等權利，但卻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毫無興趣，或者把之視為一種簡單的交易關係，在這種交易關係中只要對工人稍加保障便沒有問題了。雖然這類知識分子還沒有強大的基層組織力量；雖然他們的口號比全總體制內的改革派（主張企業民主管理，外資及私營企業實行集體談判、認同罷工權及工會自主等）還要落後，但是，他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卻有很大的市場。而他們之所以這麼看重工運，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視工運為對抗所謂「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神話，突破中共政治僵硬體制的一個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作為出發點。
不過，情況也許沒有那麼悲觀。中國工人具有強烈的反剝削、反特權、反壓迫傳統，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顯示出來。一旦這種力量串聯起來，它將有力地促進社會平等和公義，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的民主權利。
註釋：
註一：「自由工會」這個名稱其實具有相當的東西方冷戰時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會往往喜歡自稱為「自由工會」，以別於共產黨國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會。國際自由勞聯（ICFTU）便是「自由工會」的國際陣營，以別於以前受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工聯。不過，事實上除了國際自由勞聯在歐業的屬員具有較高自主性外，國際自由勞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自由工會」陣營，很多並非植根於工人階級的工會，有不少要麼是政府的御用工會，要麼是親資方的「黃色工會」，如印尼、台灣、南韓的全國總工會，其角色可說是政府，資方透過其控制工人，多於為工人爭取權益。因此，在現實中「自由工會」反共的意味多於其他，並不能表達工人自治工會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會」的對立工會，如台灣的自主工聯、南韓的獨立工會聯盟，甚至一些親共產黨的工會，如印度、尼泊爾，更能植根工人階級。由「工人自治聯會」到「自由工會」，這在名稱上是一種退步，而非進步。
註二：筆者並不反對市場經濟，只要它是以基層人民為主導的。筆者反對的是以資本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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