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革命的幽靈

執政黨中共第十八屆黨代會即將召開之時，“革命的幽靈”正在中國遊蕩。身在美國的評論家唐雲（音譯）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發出如此警告（2012年6月20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臺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制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國政治的一個轉捩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捲入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儘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導，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包括溫斯頓·邱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影響和控制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葛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複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於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吉尼係數從1978年鄧小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佈官方的吉尼係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吉尼係數已經突破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到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制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畫，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退讓的天賜良機，溫家寶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動“政治改革”的呼籲，但其中並不包括推行選舉、普選，或其他真正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
不過，儘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畫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制“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繫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制特權部門的許可權，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制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制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