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波蘭轉型中的作用

作者：金雁

導語︰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

亞當-沙夫說，每個波蘭人都知道，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嚴和祖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的沙夫都這樣講，可見此言不虛。從這個排序當中我們可以知道上帝對波蘭人有多麼重要。那麼宗教為什麼會處在一個超越的制高點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波蘭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蘭人都自稱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蘭的民族之魂，它在波蘭是大眾的精神追求，長期以來宗教具有的道德優勢無人能夠比擬。民眾對宗教的這種信任感是靠它們的犧牲精神換來的。換言之，宗教的這種超然于政黨、主義、發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僅靠爭奪話語權和灌輸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實踐、靠犧牲、靠奉獻做出來的。在抗擊外國入侵蒙古、奧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歷次斗爭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們變賣教會資產資助抗擊外敵的斗爭，更有大量的神職人員慷慨赴難，他們用自我犧牲的聖徒精神體現了波蘭民族爭取獨立的信念。波蘭亡國以後在俄屬波蘭、普屬波蘭和奧屬波蘭三大分割佔領區，教會以其對獨立的追求、亡國期間的民族堅守、戰爭中的犧牲、極權體制下對人性的吶喊體現了波蘭民族的不屈精神。

從1874年普魯士因波蘭教會成為反抗宗主國的據點而逮捕波茲南大主教開始，教會的抗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它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受難形象，要求教會人士必須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獻，以耶穌的受難精神作為榜樣，如果一個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難肩扛黑暗的話，那教會人士就應該是第一批赴難者，“基督教意味著在宇宙中每個生命戰勝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個人參與”。在二戰中波蘭的死亡率高達22%，比甦聯（10%）和中國（7%）都高得多，而教會人士死亡率又遠遠高于民眾死亡的平均值，達到1/3，正是這種慷慨赴難的特征贏得了整個民族的尊敬。

波蘭人說，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面對信奉新教的德國統治者與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統治者，波蘭人把天主教與自己的民族意識聯系在一起，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時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波蘭等同的。每當國家陷入困境的時候，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向宗教尋求幫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氣場是任何黨派無法比擬的。老百姓說，戰後的斯大林體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們的心坎上，教會人士往往是為了波蘭而犧牲的，而共產黨除了內部殘酷的斗爭以外，即便犧牲也是為了一個黨派的利益，它的出發點不是祖國，不是國民，而是為了官僚的利益，血緣統治在東歐是不爭的事實，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誰的國家民眾心知肚明，這二者自然無法同日而語。

按理說做了那麼多犧牲的宗教，是最應該具有霸氣和自傲的，因為它有這個資本，但是偏偏波蘭宗教具有寬容精神。與共產黨總是尋找“替罪羊”，人民不過是“歷史規律的墊腳石”不同，波蘭天主教往往高調行動身先士卒，但並不強迫他人犧牲。事實證明，教會的長期犧牲精神和心懷救贖的行動是他們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響力和責任感成正比，因而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

在波蘭，宗教的寬容精神已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民族資源。當然宗教寬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過迫害異教徒的行徑，既處死過無神論者和新教徒，也驅逐過阿里安教徒，但總而言之，波蘭人在發展的歷程中，非常看重寬容的品德，當猶太人成為十字軍運動的犧牲品時，是波蘭人收留了他們，在法律的保護下世界上幾乎一半的猶太人在波蘭-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蘭簽署了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比俄國的宗教寬容早了331年，俄國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頒布詔書，表示要“實行宗教寬容的原則”，波蘭是歐洲很少幾個沒有規模化的異端審判、沒有遭到宗教戰爭蹂躪的國家。

同樣，他們強調在自由環境下，人們不可能通過標榜信教來謀取權力，獲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動機比較單純。不會因政治氣候變化而見風使舵，或像候鳥一樣為了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斷“倒戈”，這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仰逐漸融入進民族性格當中。另外，宗教界與世俗權力的競爭關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體系，這既對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約機制同時有利于城市自治的發展，迫使世俗政權不得不去爭取民眾的信任。

後來這種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成為波蘭民族的傳統。波蘭人的亡國經歷，一次次以失敗告終的抗爭，使他們更具有寬大的胸懷。他們反對不擇手段、非理性攻擊，對那些自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代表、自認為是正統而排擠他人的流派持謹慎的懷疑態度。在波蘭人看來，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證明的恰恰是虛弱，而不是自信和強大。這種“打著維護基督教純潔性的幌子”靠打壓異己保證自己存在的派別只不過是霸道的宗派主義，所具有的不過是“宗教審判官”專橫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認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別人的自由，通過壟斷真理而佔居主導、施行暴政，對這樣的“超正統”不但要時刻警惕還要給與揭露。在波蘭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並且給與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統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內核遠離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獨尊的原教旨主義死胡同，無論什麼教派以集體否定自由的時候就已經完全為背離初衷，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便預示著基督教的危機。

團結工會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處于個體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駕于個體之上。因此，它是個體的粘合劑而不是個體的奴役者。它的存在為波蘭保留下來一定程度的社會空間。天主教會在現實中的獨立姿態和這種道德壓力的氣場一直就蓋過共產黨，它可以越過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蘭社會，于是形成了波蘭的“紅皮白蘿卜”現象。1953年波蘭政府按照甦聯的規定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向政府宣誓效忠時，紅衣主教斯蒂凡公開表示拒絕，說上帝不允許與惡勢力同聲相濟。他說，“我們不被允許將與神有關的東西置于暴君的祭壇之前，萬萬不能！”為此導致大量的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捕和教會財產被剝奪，但是斯蒂凡抗爭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沒有一個主教公開表示願意宣誓效忠。波蘭人說，任何力量靠強迫要求和管制的約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聲望”。

按理說，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歷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會在波蘭歷史上長期承擔著同情弱者反抗強權的角色，使得它在波蘭政治劇變中扮演著“幕後推手”作用。法國社會黨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邊跳動”來解釋左派的概念，說左派代表社會苦難的關懷，代表社會良心。波蘭人認為，這個概念只有在自由選舉的國家才有意義，在甦式體制下只有有權者和無權者的對立、官方與民間的對立，除了執政的一方，任何獨立的派別都無法自由的表達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較少有世俗考慮的宗教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公正、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成為斯大林體制最大的潛在對手。

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第一次訪問波蘭，極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氣。事先，甦聯人堅決反對教皇訪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蓋萊克阻止教皇訪波，認為宗教只不過是動亂的學說，這注定會掀起一場不利于甦聯的民族主義的浪潮。蓋萊克自知自己的威信無法與教皇相比，如果迫于甦聯人的壓力把教皇拒之國門之外，不但挫傷了整個民族的感情，更可能會大大動搖共產黨的合法性，所以對甦聯人的勸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蘭黨和政府意識到，自己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明顯處于下風。

約翰-保羅二世一到波蘭就明確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狀態的獨立工會，那時工人的任何橫向聯系都被視為是非法的，罷工的工人往往會以“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說︰“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在任何情況下，波蘭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從傳統上都喜歡自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蘭工人對自治工會的追求。在工人們看來，甦式體制下的國家官辦工會只不過是黨國體制的應聲蟲，這種如同雞肋一般的工會被工人拋棄。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瓦文薩承認，教皇給與他們的勇氣“如同神助一般”。教皇來訪使波蘭人產生了渴望沖破禁錮的強烈願望。教皇宣稱的“上帝的意志”成為工人成立自治工會最有力的理論依據。

但教皇同時也要求天主教徒熱愛祖國，擁護政府，保持社會秩序，要相互諒解和妥協，不要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他也希望波蘭政府尊重波蘭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權利。教皇的訪問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統一工人黨和政府的權威性頓時掃地，合法性受到質疑。在教皇第一次訪波以後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廠建立的“罷工委員會”，迫使政府與工人組織簽署了包括工會問題在內的二十一條協議。這是華約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1983年6月約翰-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教皇向一千萬前來迎接他的教民表達了應該讓團結工會“合法化”的願望，同時他在與雅魯澤爾斯基的長談中，提議政府與反對派進行協商、溝通、體察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情緒滋長，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渠道。後來在歷時19個月的“軍管”當中，是教會一直給予地下狀態的團結工會以物質和道義援助。瓦文薩在1989年時承認，團結工會在面臨困難局勢時，是“教會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教會，我們或許達不到現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團結工會的會員發展到1000萬人，佔全國職工的80%，大量基層企業工會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會瀕于瓦解。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一大，通過改革決議，年底發動全國總罷工，走上了與當局對抗的激進道路。團結工會的罷工此起彼伏，工人們的政治浪漫主義達到高潮，步步挑戰政府的控制能力，社會的失控狀態日益嚴重。而這時來自甦聯方面的壓力迫在眉睫，已經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蘭能否避免上述兩國的悲劇，考驗著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會表現出超越黨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個黨派之間的分歧，尋找擺脫危機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運，國家被甦軍佔領，教會上層人物不斷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間穿針引線，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強調最令人不安的是無政府主義，它可能搞垮我們，使國家陷入內戰。

紅衣主教斯-維辛斯基屢次向教徒宣講約翰-保羅二世的手諭，希望教徒在非常時期保持和平、鎮靜、理性精神以及本著對整個波蘭民族的責任感來看待當前的民主政治運動。由于對立的雙方都能夠接受教會的調停，致使波蘭的民主運動能夠在良性範圍內運轉，而斯-維辛斯基卻積勞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對朝野雙方都有很大的震動。統一工人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兩次會晤繼任的紅衣主教約-格萊姆普，就防止甦軍壓境和建立民主協商陣線達成一致意見。從此後在波蘭的政治和解過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們的這種“中間人”角色，即超脫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過對各個政黨勸說和施加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沖突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感，並打造出一個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

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在甦聯的壓力下宣布國家處于戰時狀態，取締團結工會，逮捕其領導人。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軍管”後，團結工會仍處于非法狀態。劇變後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國報》上，雅魯澤爾斯基首次披露“軍管”的動因。他說，“當時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可怕漩渦，一場災難就要發生，波蘭這艘航船已經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們受到東西方關系中‘冷戰’的強烈沖擊”，他的繼任者拉科夫斯基說︰“勃列日涅夫和他所派的使者不斷的施加壓力”，“我們對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後果感受最為深刻”，“與其讓甦聯人軍管不如波蘭人自己軍管”，這種“損害國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確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可抗拒性。

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訪波，對試圖擺脫甦聯桎梏的波蘭民眾又一次帶來巨大的鼓舞。教皇強調，應該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為全民協同行動用以解決政治危機的前提，經歷過亡國之痛的波蘭民族天大的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商談，民間力量和政權不是宿敵，不要兵戎相見自相殘殺。1988年8月26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根據教皇倡議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舉行圓桌會議。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東布羅夫斯基的反復撮合下，團結工會的瓦文薩和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政治局委員史-喬塞克舉行了第一次會晤，就一系列協商步驟開始接觸。這是統一工人黨政府自成立以來首次主動伸出橄欖枝，敞開對話渠道。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團結工會與統一工人黨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誠意，團結工會學習做政治反對派，政府學習真誠地互相對待，但不成為敵人的共處方式。這樣做的結果“成果是共同的”，“勝利者只有一個人民，我們的祖國”。

1990年在馬佐維耶夫政府邀請教皇再次訪波時，約翰-保羅二世間接表示，波蘭需要一個在普遍選舉中產生的總統，這將有利于在國際輿論中塑造新波蘭的形象，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壟斷，必須盡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1990年12月9日，瓦文薩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獲得74.7%的選票，當選為波蘭總統。所以有人說，教會既是推動改革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壓垮前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瓦文薩後來說，波蘭劇變的功勞50%歸教皇，20%歸里根、撒切爾夫人、戈爾巴喬夫，30%歸波蘭人民。這種說法可能有些夸張，但無疑反映了波蘭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數。戈爾巴喬夫後來也承認，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經濟轉型中的社會整合作用

1990年初，瓦文薩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對居民們說，“45年來波蘭的經濟車輪一直向左轉，現在我們想把它轉到右邊去”，7月波蘭議會通過了《國營企業私有化法》，從此波蘭開始了“後團結工會”時代的經濟轉軌之路。

一般來講，東歐國家舊體制垮台後的空間會被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基督教文化、社團主義以及新社會運動所填補。這些社會力量是否會演變成民粹主義思潮或黑社會勢力，主要取決于社會整合力量的基礎是什麼？在這方面中歐國家做得要比俄羅斯好，這是由各種因素所導致的。第一，由于中歐被甦維埃帝國統治時間短，原來社會的有機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重構起來相對容易。第二，它們自身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在中歐，民主化、市場化與第三種轉軌的“社會自我建構”的公民社會是同步進行。他們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權力的政黨，另一部分則傾向市場選擇，其余的則由公民組織的社會承擔，變政治化國家為社會化國家。第三，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沒，它是社會凝聚力關鍵所在。劇變後國家社會往往處在易散不宜合的狀態下，由“破”轉為“立”的過程中，原來反體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對立面消失以後便會突然加大，呈現出一種“互不服氣”的“諸侯爭霸”的局面，而這時曾經在政治和解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夠延續它的超越能力，為各方提供互動聯系，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當然一般而言，大多數教會都會回落到原來職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第四，對前體制的反感程度預示著經濟轉軌的承受能力，

一般來講，中歐國家在宗教與轉型過程中，政治上的契合程度要高于經濟上。因為宗教向來與充滿物欲的市場經濟不睦，後東歐時代的民選政權可以認同宗教與前政權之惡作斗爭，卻未必認同宗教與他們歡迎的市場經濟作斗爭。對于在經濟大潮中體現著物質之外對彼岸世界追求的教會來說，它體現著一種反對物質化和功利化的價值目標。于是政府會通過立法或談判的方式，尋求宗教不再介入現實問題。但面對轉軌的艱難和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批評現實和懷舊的情緒就會上升。在“休克療法”最艱難時時候，又是教皇出面要求人們支持團結工會政府，說共產黨搞了40年，現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應該團結一致共渡難關，隧道的盡頭就是曙光。

雖然整體而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宗教的回歸作用不像政治轉軌時那麼顯著。但能夠抵御社會的浮躁情緒。宗教的反腐敗、平衡、心理醫治、疏導、誠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夠看到。波蘭人的宗教在轉軌時期提供了社會倫理規範與精神秩序的來源，而宗教寬容傳統又使宗教極端勢力與教權主義難成氣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傾向對政治民主和和經濟市場化的不利影響。

當然，教會畢竟是教會，即便現代教會不會強烈對抗世俗化，但也不會鼓勵世俗化。對于波蘭走向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加深的世俗化趨勢，教會也免不了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式的抱怨。波蘭人對教會的敬仰多半是由于教會歷來抵抗強權，為波蘭民族保存了可貴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空間。現在波蘭已經沒有強權了，教會的功能主要已轉向了抵抗世俗。盡管現代社會也需要精神寄托與心靈救贖，但是在自由的現代社會不僅世俗化的程度會加深，精神寄托的對象也必然會逐漸多元化。因此與過去天主教屢遭打壓而威望越壓越高相對而言，如今的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會不再受打壓，其威望卻也不如以前了。

如果說過去的波蘭很大程度上以對甦聯的態度分“左右”甦聯支持的是左派而甦聯敵視的是右派，那麼最近20多年來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對教會的態度分“左右”，教會支持的是右派，而教會不支持的是左派。劇變後波蘭在憲政民主體制下已經很多次地出現政黨輪替，但是20多年來整體而言，還是“左派”勝選的時間多，而教會支持的“右派”勝選的時間少。左派報刊不時揭露神職人員腐敗的丑聞，甚至比過去更無所顧忌（當年他們要是發表這種言論，馬上就會被認為是“甦聯人授意的謠言”而使自己更加被動，所以那時雖有秘密警察暗殺波比什烏神父這樣的事，官方報刊公開指責神職人員倒是很少的）。這也使人對波蘭有信心︰波蘭人有信仰，但他們絕不可能搞出個神權國家。而由有信仰的人們建立的世俗國家（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國家）難道不是現實中“最不壞”的選擇嗎？ 
－－轉自︰《公法評論》，2013-09-26
http://www.gongfa.org/html/gongfazhuanti/xianzhengzhuanxing/20130927/24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