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代表……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 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 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这是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的回忆，90年前，在那个“主义”泛滥，“组织”多如牛毛的年代，谁也没有想到，将要出席的会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的油画《起航——中共一大》
嘉兴南湖游船内景
中共一大会址展出的蜡像作品：毛泽东手拿记录本在发言。
中共创始人为何多出自北大？
在建党前的全国53名党员中，北大师生有19人，占总人数36%。在中共一大代表13人中，与北大相关的有6席。
在建党过程中，北京大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3月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成立“启事”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签名发起人有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共19人，都是北大学生。研究会设立专门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小室”之意），搜集汉、英、俄、德等文的书报杂志达数百种。今日北大图书馆中仍保存着印有“亢慕义斋图书”篆章的德文版马列主义文献资料。
1920年春，李大钊着手进行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他和张申府、张国焘3人，于10月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继上海之后，我国第二个党的早期组织。到中共成立前，北京党组织已有15人，其中有12人是“北大人”。在建党前的全国53名党员中，北大师生有19人，占总人数36%。在中共一大代表13人中，与北大相关的有6席，其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3人是北大学生；毛泽东1918年秋到北大求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工作；包惠僧1919年春到北大中国文学系旁听；王尽美是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会员。
北大与中共创立结下不解之缘。究其原因，首先是李大钊、陈独秀都在北大工作，在这里传播革命火种，精心培养青年成长，为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其次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创造学术民主氛围，客观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为青年人成长构建了广阔的平台。毛泽东在北大结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名人，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一些课程，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他早期思想的转变，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乃至人生旅途，无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一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有选举的，有指定的，中共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各有不同。
1921年，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分别委派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前往上海，参与筹备建党，他们向先后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的李达、李汉俊建议，函约各地党组织，各选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出席代表13人：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日本东京代表周佛海。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中共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各有不同。资料显示：上海、北京、武汉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广东是党组织开会，由陈独秀指定的。东京是施存统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与在鹿儿岛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小组”出席。湖南、济南的代表，既不是选举产生，也无人指定。而巴黎小组在一大召开前，小组负责人张申府已接到国内寄来的开会通知，并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因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出席。事后，张申府给陈独秀写信，对此事作了回复。
开天辟地大事变
代表们激烈地争论了什么？
在讨论党的宗旨和原则时发生争论，争论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党员是否做官以及组织问题。
大会共4项议程：讨论党纲与政纲；制定党章；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讨论党的宗旨和原则时发生争论，以张国焘为一方，李汉俊为另一方。争论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党员是否做官、组织问题等4个问题。
据包惠僧回忆，在争论“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及“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时，陈公博和李汉俊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因为陈公博刚从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等职，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上有其兄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由于二人的身份背景，又加上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个人意见的反对。首先由张国焘、刘仁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
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一个侦探突然闯入会场，说是走错了。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建议中止开会，大家散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巡捕搜查过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简单询问留下来的李汉俊、陈公博，便离开了。躲过有惊无险的一劫后，会议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租了一条大船，荡在湖中，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李达分任组织和宣传主任。
南陈北李为何缺席一大？
大家对一大的重视程度非今日而语，谁也不会想到，一大竟然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天辟地”。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始人，却未能出席一大。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件憾事。原因并不复杂，陈正在广州忙于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的工作，省长陈炯明不予准假，无法脱身；李一面为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校上课，一面忙于暑假前图书馆主任的公务。尤其是大家对一大的重视程度非今日而语，谁也不会想到，一大竟然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天辟地”。
刘仁静晚年曾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选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补习学校开了一个选代表的会。”“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代表。” “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 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 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当事者不仅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甚至连开会日期都忘记了。直到1938年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1941年纪念建党20周年时，才以党中央的名义将党的诞生纪念日正式定为“七一”，延续至今。殊不知，“七一”不是中共成立的确切日期。
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仍当选为党的首任书记。陈在新文化运动的声望，在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在建党的突出作用和重大贡献，其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凝聚力和影响力之恢弘，非他人所能及。再有，共产国际一直看好陈独秀，选他当书记也不排除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上述可见，陈当选为中共书记，实为顺理成章之事。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的短短两年多时间，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帮助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建党大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法租界的“无名侦探”
那个常常被提到的“闯入会场的无名侦探”并非真正无名，而是上海黑帮中有头有脸的人物——程子卿。在黑帮巨头黄金荣介绍下，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政治组探长。
1919年至1921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中，尤以后建的法租界氛围最为宽松，环境最为幽雅，再加上人口密度小，房租适中等原因，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报刊社团聚集。据上海市政档案显示，“一大”会址所在的望志路106号，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北临一批新建石库门建筑，南面则仍是仅有庵堂的菜地一片，环境幽僻，人烟稀少的现实，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一大”结束后，由于在法租界发生的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程子卿所在的政治组扩大为政治部。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后，往往经宋庆龄等人向程子卿“疏通”而获释。解放后，程子卿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闯入的是“一大”会场，于是求助宋庆龄，希望共产党可以宽恕他的罪行。最终，宋庆龄向有关部门做了解释，程子卿也没有被捕。1956年，这位“无名侦探”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本报记者 吴楠 J210
中国共产党
第一个纲领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
十四、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五四爱国运动》（上）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一大”前后》一、二、三册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第一卷）
《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1929年）
肖超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北京大学》
13位代表
命运殊途
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滚滚洪流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写道：“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用这段话来形容一大代表的分化，恰如其分。
一大代表的归宿，一般分为5种结局：（一）毛泽东从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直到1976年病逝。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许多国家高层领导职务。（二）王尽美和邓恩铭，都是山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但英年早逝，实为可惜。王1925年病逝，年仅27岁；邓1931年被捕牺牲时，只有31岁。（三）何叔衡是出席一大年龄最大的，已44岁。在中央红军长征后，被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遭敌袭击突围时，在福建长汀县壮烈牺牲。陈潭秋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并领导八路军新疆办事处。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壮烈牺牲。他们坚信马列主义，战斗到最后一刻，为党和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四）李汉俊、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因种种原因，脱离了共产党。李汉俊离开党以后，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7年月12月在武汉被军阀杀害。李达脱党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重新入党。包惠僧在南昌起义后，与党脱离组织关系，长期进行文化教育工作，1957年任国务院参事。刘仁静是一大代表中年岁最小的，只有19岁。1929年从苏联国际列宁学院毕业回国途中，特意专程到土耳其去拜访托洛茨基，回国后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教育和编译工作，1986年任国务院参事。（五）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反对北上抗日，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非法另立“中央”；1938年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以祭黄帝陵为借口逃至西安、武汉，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被开除党籍，成了叛徒。周佛海、陈公博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陈被判死刑；周改判无期徒刑，死于监狱。
（作者为国防大学原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研究专家）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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