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二五”游行成了当地的一个大事件，人们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看来这次游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六月一日，正义来到我家。对游行的成功，我向他表示祝贺。他遗憾地说，出来的学生不多，原因是二十五日早晨，校方发现游行的企图后极力阻拦，校保卫处人员关上校门，参加游行的学生都是跳墙出来的。
我问他：“游行计划是怎么泄露的？”
他说：“经我们了解，可能是胡云鹏说出去的。”
是他？当时游行的队伍中的确没他。
“前几天他爸坐小车到学校，怕他在学校闹事儿，把他接回家去了。可能他把游行的事跟他爸说了。第二天县公安局的人就到我们学校来了。这小子平时就不怎么样，总跟同学打架，他开头跟着张罗也是出风头。”
他会不会把别的情况都说出去呢？我很担心。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正义问。
“先等一等，看一看北京的局势再说。”我说。
六月三日，胡云鹏领着一个有点斜眼儿的男同学到我家来了。
没想到他会来。他坐下后，不好意思的说：“这些天我闹肚子，拉痢疾。所以在家没出来。”
“好汉架不住三泼稀屎。你得吃药打针哪。”我话里有话。
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解释说：“那天游行我应该参与，但我对正义他们有意见，所以我就没去。正义大权独揽，打着民主的旗号搞独裁，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还有应该跟一中的学生联合起来，一起行动，不能师专自个出去。事实也证明他们搞的很不成功，上街的同学连全校学生的一少半儿都不到。”
我看着他，没说什么。
他说：“我昨天到校，又组织了一些同学，准备继续参加运动。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听听老灯老师有什么指示。”
“你言重了，我有啥权力给你下指示。”我说，“我只希望你们能团结一致，别搞内讧。蒋委员长总说大敌当前要精诚团结，咱们也一样。至于参加运动，现在形势不明朗，你们先观望一段，别有什么举动。我这里你们也不要来了。”
他的脸一下红了，站起身说：“我知道魏正义跟你说我什么了，他说我跟官方泄露游行计划，我没那么不是人！”
我笑了，说：“他没跟我说你。知道游行计划的人很多，怎么可能是你泄的密呢？再说咱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可以不参加运动，但决不至于搞背叛，出卖自己的良知。我相信你，你这人挺讲义气的。”
他的气色缓和下来：“有灯哥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送走了胡云鹏，觉得心理挺烦。搞民运不容易。既要对付共产党，还要平息内部纷争，里里外外有问题。几天后哈市工自联的解体，也源自这种可笑的窝里斗。
六月四日，得知成严部队进城，北京发生了大屠杀。
妻子一反常态，晚上和我一起听外台广播，不住的念叨：“完了，完了，完了。”
专制的屠刀落在了人民的头上。然而暴力征服不了真理，血腥的镇压必得激起更激烈反抗。
五日晚上，外台报道说，中国各大城市均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包括哈尔滨。
六月六日清晨，我早早的起床。妻子和儿子仍然在熟睡。宝宝稚嫩的脸儿上挂着一丝笑意，他梦见了什么呢？一缕晨晖照在妻子的脸上。她眉头皱着，仿佛思虑着生活的艰辛。
我写了一张字条：
“老婆：
我有急事回吉林，过几天回来。
照顾好宝宝。
老灯”
写好了放在写字台上。我脱掉拖鞋，想到可能要走很多路，我换上了妻子常穿的一双白色运动鞋。
我轻轻的推开房门，走出了小院儿。
六.
我坐上小客车赶到火车站，乘早班火车去哈尔滨。
走出哈尔滨站，马上感觉到强烈的运动气氛。街道上的隔离护栏被横放在路中央，公共交通基本被断绝。一些臂缠红布条的大学生守护着路口，代行交通警察的职能。似乎整座城市都被学生接管了。
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一面墙上有用毛笔写着黑字：“毛泽东：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墨迹新鲜，看样子刚写完不久。
市民们三一群俩一伙围着看传单，越往市中心人越多。
我想起了去建工学院找张小光，通过他参予省城的运动。上次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送给他一本辞典。他肯定是建工学院的学生领袖，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建工学院离火车站并不远，是离市中心最近的高等院校。从火车站向南，到位于市中心的省博物馆广场，再向右转朝西走，就到建工学院。
我边走边看传单。新贴的传单都是北京发生大屠杀的内容。一张传单上有模糊的传真照片。照片上有一辆横冲直撞的坦克，履带下压着一辆自行车。传单上对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说法不一，有“十几万人倒在了血泊中”，也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几万大学生为国捐躯”。
快到博物馆广场的时候，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一起。我挤进人群，发现大家在看电线杆上的大传单。传单是用计算机的打印机打印的，题目是《绝食宣言》，内容是北京高校学生开始绝食时的警词。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深受感动。人群外围的看不见传单，使劲往里挤。
我高声说：“大伙别挤，我给你们念！”人们立即肃静下来。我读道：“在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
读着读着，我的声音埂咽，泪水模糊了双眼。一位戴眼睛的中年人接着读，声音不大，但清晰有力。围观的人静听着。
我退出人群，继续向前走。受绝食宣言的影响，我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如果此时对面有政府的坦克车过来，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用身体阻拦。
到了博物馆广场，见市民很多。有的大学生在演讲，有的大学生手捧钱箱在募捐。一位演讲的男生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着北京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他讲天安门广场死了几千人，号召市民们罢工罢市，奋起参加抗议活动。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市民们募捐也很踊跃，一位妇女捐了十元钱后回头又捐了十元。学生的募捐箱已经满满的了。
与我第一次看见哈市学生游行不同，现在市民的参与程度加大，人民群众已经起来了。
一队游行队伍走进广场，举着的横幅上写着“北京大学生来哈市声援团”，人数有近百人的样子。人群让开道路，为远来的学生们热烈鼓掌。游行的学生们在广场上停了下来，有插入人群演说的，有就近购买食品的。
我身边有一位推自行车卖冰棍的（市民们骂这些小贩为“发国难财的”）。两个男同学过来买冰棍。我问他们：“你们刚从北京来吗？你们经历大屠杀了吗？”
一位同学说：“我们来哈市好几天了，北京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我问：“那到底死了多少人？”
另一个同学说：“具体数字现在谁也说不好，反正是反动政府开刀杀人了。咱们得团结起来跟它斗！”
我马上表态：“我们市民支持你们。”
他们连声说：“谢谢师傅。”
他俩买完冰棍归队去了。小贩数着卖冰棍的收入，一付发大财的样子。他抬头对我说：“我挣钱他们骂我，我给大学生捐钱他们怎么不说？”
向西拐出博物馆广场，就到建工学院。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位于西大直街，路南为教学大楼，路北为宿舍大楼。宿舍大楼前有一小块广场，很多市民聚集在这里，宿舍楼的正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小传单，形成了“民主墙”的奇观。
我来到宿舍楼门口，陆续问几个出出入入的同学：“你们认识张小光吗？我找他有事。”
学生们似乎很警觉，都摇头回答不认识。这样打听可能引人怀疑，干脆在门口等他，总会碰到他的。
市民们都在看墙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一位身着兰色工作服的小伙子走近墙边，掏出笔在大字报上写下：“首钢工人支持哈市大学生！”大家为小伙子鼓掌。
小伙子神情激动，讲话一口京腔：“我是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首钢工人，声援哈市大学生。”大家再为他鼓掌。
他脸红红的，想了半天又说：“共产党太腐败了。现在的贫富差距太大了。现在浙江温州，有些地方一些个体户为活人造坟，都是钢筋水泥的，每个坟都要花费十多万元。要是把这些钱省下来，能办多少事儿！”
我觉得他后面讲的这些话有些驴唇不对马嘴，显然这小伙子的表达能力不行。有人大声问他：“听说首钢工人罢工了，是真的吗？”
他回答：“没罢工。现在都承包了，真罢工工人也受损失。没人罢工。我是自己跑出来的。”
人群中有人哄笑。小伙子有些太实在了。
我走到人群前面跟小伙子握手：“我代表哈市的市民感谢你的支持。”小伙子诚恳地点头，退入人群当中。
该显摆了--我面向大家，大声讲道：“各位同胞，各位师付，我是本省外县的，今天特意赶到省城，声援哈市的学生和市民！（人群中有人给我鼓掌）共产党怎么腐败怎么专制的，不用我举什么具体的类子。我们每个人的切身经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都证明当今的政府是烂透了，没救了！（有人大声喊好）就是这样一个腐败政府，竟然丧失人性，用坦克机枪镇压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残杀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能答应吗？”
人群齐声大喊：“不能--！”
我举起一只拳头在空中挥动了一下：“对！我们决不答应！同胞们，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的大学生，响应学生们的号召，罢工罢市，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人群热烈鼓掌。
我进一步煽动：“今天所有到场的人，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哈市有良心的人！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不怕流血牺牲，与专制的政府斗争到底！我今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对我的妻子说：‘你照顾好孩子，我可能回不来了；我死了你改嫁，我坐牢你离婚！’（编瞎话不脸红啊，呵呵）”
人们掌声雷动。我看见有位妇女在抹眼泪。我正准备继续讲下去，这时一个大学生走过来，招呼我说：“师傅，你过来一下。”
我随他走到一边。他热情地说：“我观察你半天了，你不是找张小光吗？我带你去。”
我想起来，刚才也向他打听过张小光。
我随他走进宿舍楼，走廊里没什么人。到了三楼，他敲开一间房门。张小光和几个同学在屋里开会。张小光认出了我，高兴地跟我握手：“你是送我书的那位大哥。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早晨到的，特意找你来了。”
送我来的同学要走，张小光跟他说：“李明，你怎么中途退出了呢？刚开始的时候你参加运动很积极的嘛，大家希望你重新参与。”
李明说：“我有我的想法。今天你们开会，我不说了，以后有机会我跟你谈。”李明走了（以后几天里未见他参加运动）。
张小光问我：“你来找我有事吗？”
我说：“前几天我在我们县城组织了一次学生游行。今天来哈尔滨，想通过你的介绍参加省城的运动。”
我从衣袋中掏出几张带来的传单，递给他看，以争取他的信任。张小光边看传单边连声说好。他问了一些在我们县城组织游行的详细情况，见我对答如流，似乎打消了戒心。
他说：“哈市工自联（工人自组联合会）刚刚成立，一会儿就来这儿开会。你就参加工自联的活动吧。”
北京成立工自联我知道，在前一时期运动中，北京工自联起过重要作用。
我问：“哈市的工人和市民发动起来了吗？”
张小光说：“昨天就行动起来了。各大工厂基本停工了。现在上街游行的主要是市民。”
我没看见有哈市的学生游行，只看见了北京大学生声援团。他说：“本市的大学生一部分在管理交通，大部分去各工厂阻拦工人上班。”原来如此。
他们继续开会，我坐在一边旁听。张小光是建工学院学自联的领导，也是哈市高自联（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核心成员。他按照市高联的部署，安排本校学生的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开展动员工人罢工活动，明确各系，各班学生分工，指定同学们去封堵某个工厂大门等等。
会议正进行中，有人敲门。一位同学走进来，对张小光说：“工自联的人来了。”
张小光站起身，对我说：“咱们一起过去。”
我们来到二楼的一间宿舍，与工自联的领导们见了面。
他们一共三个人。为首的是一位戴眼睛的知识分子摸样的人。看样子不过三十岁。另一位是个目光忧郁的中年人，背一个大书包。还有一位看来是纯粹的工人，留一撮小胡子，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
张小光把我介绍给大家：“这位是宾县（哈市一个郊区县）来的老李（他给我改了姓），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把他推荐给你们，让他参加工自联的工作，你们一起合作。”
工自联的几个人都说欢迎。张小光说他要继续开会，告辞走了。
那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笑盈盈的说：“我叫儒敏，是市高联任命的工自联负责人。这位是老张，工自联的发起者。”老张就是那位中年人。
儒敏介绍：“这位是老刘，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老刘是那位小胡子。
介绍完后，儒敏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不用说，你写在我手上。”
我在他手心上写上“老灯”两字，没写真名。刚才张小光介绍我是从“宾县”来的，肯定不是口误，而是有意为我保密。这位自称“儒敏”的看来也是化名。至于让我把名字写到他手上，明显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警觉性有点太高了。
大家在床铺上坐好，儒敏宣布开会。
通过儒敏和老张的发言，我得知哈市工自联于昨日（六月五日）自发成立，发起人是老张。北京发生武力镇压后，哈市的市民响应学生号召，纷纷上街游行，一些激进者倡议成立工自联和工人纠察队。哈高自联得知工自联成立的消息，立即委派儒敏负责，并通过儒敏指导工自联的活动。看来工自联的成立是极仓促的，与目前的运动一样混乱与无序。虽然有了工自联的名目，但目前并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没有基层组织，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市民运动领导小组。根据市高联的指示，工自联的下步工作是继续配合大学生号召的罢工活动，组织市民游行示威，反抗军队可能实行对哈市的军管。
儒敏宣布分工：他自己负责联络各科研文化单位，并负总的责任。老张负责组织市民游行，重点做各大工厂的工运工作。工人纠察队已经有了一批骨干人员，是一支宝贵的机动力量，由老刘继续担任队长，由我负责随队指导。
讲完分工，儒敏说：“今天的市民游行，由建工学院的建筑科学研究所牵头，带动市民参加。今天的游行，不准打出工自联的横幅。”他把目光投向老张，“工自联是对内的，对外不要公布，要保障组织安全，不能光想出风头。现在用市民声援团的名义，更利于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
老张一声不吭，看样子很不满意。
没等大家讨论，儒敏说明天早八点还在这里开会，然后宣布散会，各自行动。
儒敏和老张先走了。我问老刘：“工人纠察队现在再哪儿？”
老刘指着楼下说：“都来了，咱们下去吧。”
我和老刘走下楼，来到楼前的小广场上。
广场上的人比我演讲的时候多，密密麻麻。
老刘拉着我，挤到小广场西北角，果然有一群头缠白布条的人在那里。大约有三四十人，青年人居多。出乎我的意料，队员里竟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和一位小姑娘。我打量着他们，看样子队员中真正属于是工厂工人的很少，多数可能是社会的人（即政府所说的“社会闲杂分子”）。尽管这些人一脸的神圣庄严，但掩饰不住那么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我也属于此类，不过多读了几本书而已）。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小伙子迎上来，对老刘说：“大哥，你咋才来？我们等你半天了！”
老刘说：“开会去了。”
他给我们相互介绍，“这位是工自联派来的领导，管我们敢死队的，宾县来的，就叫李哥。这位是我们的副队长，小唐，我的一个小兄弟。”
我同小唐握手。我的心中打着鼓，工人纠察队怎么又叫敢死队？可能是队员们的自称吧。
小唐变戏法似的拿出两个红布条，为我和老刘扎在右胳膊上。我看清他也扎了一个红布条。看来红布条是权力的象征物，其他队员没有扎的。
我问老刘：“咱们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小唐插话：“咳！就是跟着起哄呗！”
老刘瞪了他一眼，说：“灵活机动吧。参与游行，维持秩序，保护大学生，军队要上来就跟他干。”还真是一支敢死队。“今天有什么计划吗？”我问。
“啥计划？上街吧！”小唐又插嘴。
老刘对我说：“你给大伙讲两句吧。你是政委嘛。”
我的官运不浅---上楼时还什么也不是，下楼来已经是敢死队的政委。时势造英雄也。
小唐吆喝队员们站好了，听工自联的领导讲话。
我硬着头皮讲到：“各位师傅们好！我受工自联的委派，来跟大家合作，希望各位兄弟捧场！我们哈尔滨市工人纠察队，是市工自联的直属机动部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代表着哈市近百万工人的形象。我代表工自联，公布以下几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从队长，副队长的指挥，严禁擅自行动，否则开除；第二积极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冲锋陷阵；第三举止文明，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忧民惹事；第四相互监督，不做政府的奸细，严防便衣（警察）渗透；第五就是......”
我穷词儿了，脸有些发烧。
老刘接上讲道：“第五就是喊口号要使劲儿，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这些纪律，你们同不同意？”
队员们齐声高呼：“同意！”
小唐大喊：“上街！整理队伍，开始游行！”
队员们嗷嗷叫着向马路上涌去。广场上的人群跟着涌了上来。
老刘和小唐整理着队伍。队员们分成几排站在马路上。随行的人群跟在敢死队的后面，自动地排上了队，真是众志成城啊。我看见从博物馆方向也涌过来许多市民，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我前后走动着，维持着队伍秩序。
敢死队的那位女队员，拿着一个扬声器（电喇叭），号召围观的人都参加游行。
一个大学生喘吁吁地跑过来，指着我的红布条说：“你是工自联的吧？张小光让我找你。他在楼上看见你们组织游行了，让人写了这几张纸，让你们拿着。”
我接过他拿来的几张大白纸，随即展开，每张纸上一个大字，合起来是“市民游行团”。游行队伍没有旗帜，用这些白纸黑子代替。我把纸张发给队伍前排的几个敢死队员，让他们展开拎着，队旗便有了。
我看了看队伍的规模，对老刘说：“估计有几千人，开始游行吧。”
老刘一声令下：“出发！”
队伍出发了，目标是到和兴路，再游行回来到省政府广场。
拿电喇叭的大姐开始带领大家喊口号，声嘶力竭的：
“反对北京政府镇压学生！”
“打倒邓小平李鹏杨尚昆！”
“镇压人民没有好下场！”
“周总理，在哪里，你的儿子不象你；邓妈妈，出来吧，把你的傻儿子抱回家，捏死他，掐死他，整死他，揍死他！”
后一个咒骂李鹏的口号虽然很生动，但听起来挺可笑的。队伍中就有人在偷着笑。
我从那位大姐手中拿过电喇叭，举拳高喊：
“打倒独裁政府！”
“反对血腥镇压”
“自由万岁！民主万岁！人民万岁！”
“哈市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哈市人民有良心，罢工罢市大游行！”
“讨还血债，斗争到底！”
人群应和着，口号声震天撼地。
游行队伍路过哈市铁路局。铁路局院里有个毛泽东的巨大塑像，老毛头儿似乎在检阅反共的游行队伍。
队伍过哈工大（市高自联的所在地），过西大桥。沿途加入队伍的市民极多。
中午到达了和兴路转盘的时候，估计已达几万人。从和兴路调头返回，游行队伍填满了整条街道，真正的不见头尾了，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人群中自发地有人带头喊口号，队伍前头后头所喊的口号也不一样，各喊各的。人们群情激昂，铁流般的队伍蕴涵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我赶到敢死队所在的前排。不过此时所谓的前排，也处在队伍中间的位置上。因为新加入队伍的市民蜂拥在队伍的前面。我找到老刘，让他安排把敢死队队员散开到队伍两侧，负责维持秩序。
老刘和小唐赶紧各带一些人散到队伍外，前后奔跑维持队列秩序。拎白纸大字的几个队员也撤了下来， 把手中的白纸交给别人提着。一位敢死队员把“市民游行团”的“行”字硬塞给一位队伍中的侏儒（一个只有一米多高的男子）。这位先天残疾的同胞不得不接过白纸，拎着“行”字与其他拎字的人并行。
这位敢死队员是纯属恶作剧。我心中十分生气。我刚要上去处理这件事，队伍中有个打扮时髦的姑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一位挽着她胳膊的男青年指点着侏儒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训斥他俩：“有什么好笑的！要笑出去笑！看见你们这样，我想哭！”
他们不笑了，可能觉得没理，都没吱声。我拍了一下一位高个小伙子的肩：“你去把那个“行”字接过来好吗？”
小伙子二话没说，上去接了过来。我站在队伍旁边，心脏一阵难受，在这神圣庄严的游行队伍中，也有如此素质不高的国人，中国的民主和文明还有希望吗？
游行队伍重新经过西大桥，哈工大，路过建工学院，到博物馆广场，最后到达省政府广场。从建工学院到和兴路，再从和兴路到省政府，大约有几十公里，到达时已近天黑。
省政府广场人山人海，几路市民游行队伍都汇聚在这里。有的队伍打着“市民声援团”的横幅，儒敏反对打出的“哈尔滨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白色旗帜也亮出来了。
示威人群不停地呼喊口号，随渐向省政府大门口靠拢，大有踏平省政府的架势。
我急于找到敢死队，刚才已和他们失去了联系。广场上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如果局势失控后果不堪想象。我转到大转盘的东侧，终于发现几辆卡车上的敢死队队员。老刘和小唐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正在商量什么。
我踏上卡车的踏板，跟他俩打招呼。
老刘看见我，马上说：“你来了，正好，我们正商量要冲入省政府，然后烧了它！”
车下我身旁站着个胖子，可能是出这个主意的人。他双手插在裤袋里。一付流里流气的样子，大声嚷嚷：“冲进去呀，烧了它！门口就那么几个武警，挡不住你们，冲啊！”
我回头瞪了他一眼，对老刘说：“我们得理智点儿！不能蛮干！我们烧一栋破楼有什么用？烧了它民主就成功啦？别干傻事儿！别给当局的镇压制造借口。”
驾驶室顶上坐了一个留长头发的青年人，不是敢死队队员，头上没缠白布条。他用脚踢着驾驶室的玻璃，大声叫喊：“冲进去，烧了它！”
我气急了，对车厢里的敢死队员们喊：“把这小子抓起来！”
长头发青年见真有人过来抓他，吓得赶紧溜下去跑了。老刘还在犹豫，小唐坚持冲，烧。
正在这时，一位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来了。他跳下自行车，对我们说：“你们是工自联的领导吧？市高联让我通知你们，今天的游行到此结束。市民们回家，明天继续游行。纠察队维持解散秩序，然后到建工学院待命。”
他来得真及时。老刘说：“按市高联的说的执行。”
敢死队员们下车，动员市民们解散，然后撤到了建工学院。
当晚敢死队由建工学院学生安排的饭食，夜里即坐在宿舍楼下休息。
我陪他们坐到半夜，张小光让人把我叫上楼，在他的床上睡下。
七.
六月七日早晨，张小光把我叫醒。
到水房草草洗了一把脸，我赶到二楼工自联开会的房间。儒敏和老张，老刘已经开始开会了。
儒敏对我说：“你还是跟纠察队一起行动，随时监督指导他们。我们得到确切消息，驻哈市的二十三军马上要实行军管戒严。我们要组织市民阻拦军队，纠察队要发挥主力作用。还有，听说纠察队自称敢死队，这影响不好，必须改过来，仍然叫工人纠察队。明天早晨碰头的地点改在哈工大门口，时间仍是八点。”
儒敏说完匆匆忙忙先走了。
老张凑到我跟前，忧郁的目光盯着我：“别听儒敏的，说叫敢死队就叫敢死队，我支持你们。”说完他拍拍我的肩头，挎着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的大书包，也急匆匆的走了。
我与老刘来到楼下。
小广场上稀奚落落有几个人，却不见了敢死队员们。老刘说：“可能去附近吃饭去了。我去找找他们。”
老刘骑上自行车，找队员们去了。
我看见博物馆广场方向人很多，就决定先去看一看。
市民的参与热情的确高涨，广场大转盘四周已经人满为患，估计有几万人。人们似乎都被一种崇高的精神激励着，人人脸上洋溢着神圣的激情。两个骑车人撞在一起，要是按原来东北人的脾气，肯定要吵骂撕打，但两个人却和解了，互道对不起，客客气气地转身走了。神圣的民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在广场东北角，已经设立了广播站。高音喇叭架在树上，播放着《国际歌》。这首共产党人的党歌，成了此次民运中人民的战歌，它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
《国际歌》播放完毕，广播中传出一位男学生的声音：“这里是哈高联广播站。各位同胞，六月四日，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哈工大去北京声援的学生也有数人惨死在天安门广场。昨天晚上，有一名哈工大同学死里逃生回到学校，向同学们讲述了反动军队的杀人经过。下面播放她讲述的录音。”
躁动的人群肃静下来。广播中传出一位女学生哭泣的声音。呜呜咽咽，说些什么根本听不清。我只听清一句“坦克车往身上轧……。”最后是女学生哇哇大哭。看来这娃子真被吓坏了。
广播中的男学生带头呼口号，广场上的人们齐声应和。我从人群中挤到广播站前。所谓广播站，不过是一张桌上放着扩音机，录音机而已。
有个男学生手持话筒，呼喊着：“工大宣传队的同学，请过来演讲。工大宣传队的同学，请过来演讲！”
我凑上去问他：“我是市民，我可以演讲吗？”
他连说可以，把话筒交给我。我刚要讲，他说：“你干脆上桌子上讲好了。”
我跳上桌子，望着黑压压的人群，镇定下情绪，高声讲到：“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本省外县的市民，代表本县人民，向英雄的省城人民致敬。”
人群中响起掌声，有人用相机给我拍照。
我觉得有人拍照是一种危险，于是讲：“我先声明一点，如果人群中有便衣警察，请你记住我的面容，等我走出人群的时候，你可以逮捕我。”可能我的豪言状语感动了大家，人们热烈鼓掌，照相机闪光灯不停地闪烁。
我继续讲：“同胞们！我要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前几天，我们县城的学生和市民，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举行了示威游行！（掌声）这次游行，是我省县级城市中，第八个举行游行的城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次爱国民主运动，不但我省齐（齐齐哈尔），牡（牡丹江），佳（佳木斯）等中型城市行动起来了。就连县城的人民也行动起来了！这样一场全民运动，一定会取得成功，一定能够胜利！（掌声）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上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基本都完成了民主革命。就连菲律宾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人民群众经过斗争也建立了民主制度，把独裁者马科斯赶到外国去了！我们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勇敢顽强的人民，历来有反抗专制压迫的传统。腐败政府欺人太甚，我们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中国的老百姓不好惹，我们东北人不好惹，我们哈尔滨人尤其不好惹！（热烈的掌声）我这次到哈尔滨来，有个重要发现，那就是哈市人民觉悟了，敢公开和专制政权斗争了！哈市人民也更加团结友爱了！（极其热烈的掌声）同胞们，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影响大学生的罢工号召，罢工罢市，参加示威游行，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民主运动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掌声）当今的反动政府是怎样腐败专制的，它是怎样摧残我们美好的生活理想的，我不用举什么例子，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切身体会（这番话属于老调常谈）。然而当大学生代表人民和平请愿，要求腐败政府改邪归正时，它不但不思悔改，反而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挥舞屠刀，残杀手无寸铁的同胞......”讲到这里，我声音哽咽，讲不下去了。
桌子下的大学生拍了一下我的大腿，提醒说：“哥们儿，到火候了，赶紧喊口号！”
我挥拳大喊了一番口号，众人齐声应和，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我象歌星那样谢场：“谢谢各位同胞，谢谢。”众人也象欢迎歌星那样热烈鼓掌。
我跳下桌子，把话筒还给大学生。
我从人群中向外走，大家自动闪开一条路。沿途不断有人给我鼓掌，很多年轻人向我打出V型胜利手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全是风头出尽了的感觉。人生有此一回，死而无撼矣！
一位中年男人从人群中迎上来，热情地拉住我：“咱们是一个县的，你现在回去吗？我们有面包车。”
我警觉地说：“我们很多人一起来的，就在附近，我们自己回去。”说完我快步向前走。
我感觉到有被抓捕，被跟踪的危险。我盘算着按照电影上的情节，怎么甩掉可能的“尾巴”。
我走出人群，先朝东走，来到不远处的秋林公司地下通道口。我飞快地跑进地下通道，转到一个僻静处脱下夹克衫，拎着衣服从另一出口飞快地跑上来。我想上下这一折腾，谁也跟不住我了。
我调头向西走，打算回建工学院与敢死队会合。走到广场西口，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我肩膀一下，吓得我一哆嗦。
我回过头，见是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他中等个头，眼睛雪亮，面露和善之色。
我问他：“你有事儿吗？”
他不慌不忙从衬衣的口袋中掏出一本证件，带警徽的，在我面前一闪：“我是国家安全局的。”
我的腿直发抖。
他收回证件，笑着说：“你别害怕。我们是奉命跟踪你们这些人的。但是人都是有良心的，我支持你们。现在的政府的确是太腐败了，你们跟它斗太对了！”他又拍了我一下：“继续干，我保护你。”说完他转身走开了。
我站在那儿，晃着脑袋，半天没反应过来。按共产党的说法，阶级斗争太他吗的复杂了。
两辆卡车从西边开过来，车厢上坐的都是敢死队员。不知他们从哪里弄了一杆红旗，旗上用黑汁写着“工人敢死队”。
小唐在车上挥动着红旗，领着队员们喊口号：
“我们是-敢死队！”
“不怕死的-敢死队！”
“反对军管，反对戒严！”
卡车速度很快，我根本追不上。敢死队的汽车绕广场一周。
车上的人齐喊：“油炸李鹏！清蒸小平！红闷尚昆！”
广场上的人们疯狂鼓掌欢呼。
这时不知是谁高喊二十三军进城了，先头部队已经到和兴路。敢死队的卡车一马当先，向西驶去。军队进城了，北京发生的留血事件很可能要在哈市重演。
我随着人流冲到和兴路，哪里有什么二十三军的影子，一个当兵的也没有。敢死队的卡车不知去向。
人群散布在和兴路中心的转盘周围，在听一位工人演讲。
演讲的工人站在转盘中心的高台上，手拿一张纸，宣布哈市工人总罢工。但我不知他代表谁，工自联里没有这个人。他讲完跳下台后，一个身穿兰色上衣，手拎黑皮包的中年妇女爬上高台。
她站稳后，笑嘻嘻地说：“我是农村来的，代表我们农民讲几句行不？”大家鼓掌欢迎。
她清清嗓子说：“我们农村人反对镇压大学生！”大家再次为她鼓掌。她提高了声音说：“可不能搞镇压呀！象我们家吧，我丈夫天天打我，昨天把我打背过气了！他是想活活打死我。你们说他安的什么心啊？”
我站在台下，听她讲得不对劲儿，再细看她的表情，明白了-是个精神病人。
她还在讲：“我丈夫呢，去年就跟我们屯子老李家的大丫头好上了，把人家的花裤衩儿都穿回来了，前两天领人家上医院做流产......”
我指着她喝道：“别讲了！快下来！”我招呼身边的两个大学生，“上去把她弄下来！”
两个大学生上去把她搀了下来。
唉，军队没碰到，碰上这么一档子尴尬事。让人哭笑不得。
人群分成几路，继续示威游行。
我跟随一支队伍，来到动力区。
动力区工厂很多，都是国营大型工厂。每座工厂大门口，都有大学生设立的阻拦线。大学生们手挽手，站在工厂门口，把要进厂上班的工人都拦在门外。
在龙江电工厂门口，大学生与工人发生冲突。我离开游行队伍，来到厂门口。
几十名工人在工厂领导的带领下，要强行进厂。上百名学生拦住厂门，双方争吵着。
大学生们说：“北京都发生大屠杀了，你们怎么无动于衷？别心疼你们的几天工资，参加罢工吧！”
一位穿着体面的大胖子（别人说他是厂长）对大学生说：“罢工要自愿，你们怎么可以强迫呢？你们知道工厂停工一天，要损失多少？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你们谁是负责人？我跟你们负责人谈！”
我挤到他们面前：“我是负责人，请跟我谈。”
大胖子上下打量我：“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是市工自联的负责人。如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他张了张嘴，没敢说。
我说：“大家都知道，北京发生了大屠杀，凡是有一点人性的人，都要对这件事有所反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现在全市的工人都罢工了，每个工厂都停产了，这不是谁负责任的问题。形势发展到这儿了，大小劲赶到这儿了，谁也没办法。大学生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嘛！你们工厂少说也有几千工人，几千工人响应大学生的号召罢工了，你们来这几十人有什么用？即使让你们进厂，工厂就能恢复生产吗？”他们都没吱声。我扬高声音：“今天来上班的人，可能多数是厂机关干部，是工厂里文化素质最好的。你们应该比普通工人更有水平，更有同情心。我希望你们先回去，不要与学生冲突，不要军队没进来镇压，咱们老百姓自己先打起来！”
学生们欢呼起哄，涌上来推挤这些人。大胖子无奈，领着人撤了。
学生们把我团团围住，纷纷感谢我。
一位瘦小的女学生从塑料桶中拿出两个烧饼，亲热地递给我：“这是市民刚送来的，还热乎呢，师傅你吃吧！”
多么可爱的学生们啊，我又要热泪盈眶了。
我从电工厂走回建工学院。
这一路我看了很多张贴的传单。传单上的内容五花八门，一则十几天前贴的旧传单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则传单建议北京的学生市民，不要与戒严部队对立，要把阻拦军队改为策反部队起义，然后与起义部队一起占领要害部门，以暴动方式取得政权，传单的署名是：“一位老军人”。如果北京的学生市民按这则传单上的办法干，说不定现在真成功了。
有一则传单披露了北京戒严时，政府高层的决策内幕。传单上说赵紫阳反对戒严（这已被证实），然而却说北京市长陈希同和陈云也反对戒严，这可能吗？众所周知这两个家伙是顽固的保守派。
走到建工学院的时候，已近傍晚。
博物馆广场上的广播站，被搬到了建工学院宿舍楼下。小广场上的人仍有不少。
我走得疲惫不堪，坐在马路边的铁护栏上休息。
高音喇叭中突然传来一个男学生激动的声音：“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据美国之音广播，邓小平已经死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国防部长秦基伟下令，三十八军起义了！起义部队已经占领中南海，李鹏坐上坦克车逃跑了！”
人群沸腾了，欢呼雀跃。我一下子蹦起来，眼泪哗哗地流。激动人心啊！邓小平死了，军队起义了，民主革命胜利了！我双手打着“V”型手势，和人们一起欢呼。
广播中反复播报着这条消息，胜利的喜悦感染着每一个人。
广播停止之后，二楼的一扇窗子被推开，工自联的老张探出身子。
他从大书包中拿出电喇叭，兴奋地说：“特大喜讯，刚才大家都听了，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们还不能放弃斗争！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马上要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人民面临着更大的灾难！我们决不能让军阀们得逞！示威游行还要继续搞，罢工要坚持下去！”
讲完这几句，他缩回身子，把窗子关上了。
我挤过人群，想进楼里找老张。
刚走到楼门口，看见有几个知识分子摸样的人在墙上贴大字报，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是哈市作协的罗老师。他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现在已调到一家报社工作。
我过去叫他：“罗老师！”
他回头见是我，高兴地把我拉到一边：“老灯，你怎么来了？”
“闲着没事儿，参加运动来了。”
他面色凝重起来：“你可要小心啊，现在形势不好。”
“不是说邓小平死了，军队起义了吗？”
“都是这么传，不一定可信。我在报社得到的消息，北京已经安定了，外地的运动也在渐渐平息。哈尔滨虽然没开始镇压，但我听说也要马上抓人了。你千万小心点儿，看形势不好马上回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的同伴叫他走。他与我道别，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八.
又在张小光的床上睡了一夜。
六月八日早晨，我在宿舍楼的走廊里碰到张小光。我问他：“北京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悄声回答：“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些东西都是谣传。”果然是自欺欺人。
我不好意思地说：“你有钱吗？我来时带的钱，这两天给大家买吃的喝的花光了。”
他马上从衣袋中掏出五十元钱递给我：“你拿着吧。都是募捐来的。”我只接过十元钱。
临分手时，他说了一句：“坚持干吧，死马当活马治吧。”态度相当消极。
我独自下楼，按儒敏昨天的约定，赶到哈工大门口去接头。
走到半道，看见儒敏，老张，老刘迎面过来了。儒敏推着一辆自行车。儒敏和老张的面色极其难看，都怒气冲冲的。
看见我过来，儒敏和老刘站住了。老张没站脚，背着大书包扬长而去。
我问儒敏：“怎么了，这是？”
儒敏气哼哼地说：“老张这人，素质太差！不想着好好合作，光想争权夺利！我把他开除了。”
完了，这回又挑灶儿了。我想了想说：“我觉着我们号称哈尔滨工人自治联合会，领导全市的工人运动，我们每个领导人都要胸怀博大……”
儒敏打断我说：“大道理不用讲。我知道自己水平低，随时准备让贤，甘当你们的铺路石。可老张另当别论。这家伙太狂妄。今天早晨碰了面，他让我不要安排工作，什么都听他的。他还说高自联没权任命工自联的领导。这象人话吗？”
我苦笑一声：“呵呵...”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报纸，打开来，对我和老刘说：“工自联不能再承认敢死队了，把它解散了吧。你们看看，这是今天早上出版的黑龙江日报。头版就有敢死队四处劫持卡车的报道。敢死队这么做不是败坏工自联的声誉吗？！”
我和老刘看报纸的时候，儒敏骑上自行车走了。
老刘指着儒敏的背影骂：“这些臭老九！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
我问老刘，昨天敢死队从和兴路去了哪里。他说有大学生被市民打伤，他们去处理了，然后四处游行。
老刘告诉我，昨天起他家被公安局监视，今天早晨他是从后窗户溜出来的。他还说最早参加敢死队的那个大姐，可能已经被捕了。联想到昨天罗老师说的话，我觉得政府方面正在布网，一两天内即有全面动手抓人的可能。只有象张小光所说的，坚持干吧，死马活马都无所谓了。
我随着老刘回到建工学院宿舍楼前。
小唐领着十来个敢死队员已经到了。小唐对我和老刘说：“不少人今天没来，人手不够。我求大学生给写了几个字，一会儿贴出来招些人。”
小唐把一张大纸展开，上面写着“工人纠察队报名处”。老刘让他马上贴出来。敢死队员马上把纸贴到墙上。小广场陆续有市民来，有几个人报了名。
我站在一边看那张《黑龙江日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这篇告人民书中，中共宣布他们已经取得了北京“平暴”的胜利，声称在军队的支持下，它们将立即平定全国局势。大势去矣。
到了十点种左右，敢死队凑了三十几个人，便拉到了街上。这次没有市民跟随游行，人们的参与热情已经减退了。
一辆外地卡车驶过来，被小唐带人劫住。我站在老刘身边，不满地说：“儒敏说不让劫车，这样干影响真不好。”
老刘不懈一顾：“总走路还累死了呢！也不总用他的车，拉咱们一段儿就让他走。”
小唐领着敢死队员们上了车，老刘钻进驾驶室，也拉我进去。我不好拒绝，也上了车。
老刘指挥卡车开动。卡车在市中心转着圈子，我和小唐轮流带领队员们喊口号。今天除了喊前两日的口号，还喊“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抗议政府新闻媒介的歪曲宣传。
在道外区，队员们发现路边有一个老太太摆摊卖《人民日报》，强行把报纸没收了。老太太跺脚骂。我不让他们抢报纸，可没人听。
游行到下午，老刘还不放卡车走。卡车司机见我好说话，跟我求情，说他是通河县的，路远，放他开车走吧。我跟老刘说，他不同意。
我一来气，跳下车，不跟他们游行了。
我在路边商店买了一个面包吃，一瓶汽水喝。
今天街上的人不多，不似前两天那样热闹。
在博物馆广场，根本看不到几个人。有个高大威武的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倒背着手，正在认真看路灯杆上贴的一张传单。尽管他身着便装，但我凭直觉知道他是军人。我凑过去问他：“师傅，你是军人吧？”
他看着我，温和地笑着：“你是大学生吧？”他已经默认了是军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学生？”
“你的嗓子都喊哑了，不是大学生是什么？”他说，“我女儿也是大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
“那你女儿也参加运动了吗？”
他不置可否，转换话题：“你们所有的口号我都赞成，就是打倒共产党我不赞成。共产党里也有好人，也有明白人啊。”“是你们二十三军要军管哈尔滨吗？”这是我最关心的。
他说：“有这个准备，但没实行。看来不用军队哈尔滨也能安定下来。”
“如果必须用军队，你们会向老百姓和学生开枪吗？”
他果断回答：“不会。我的部下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开枪，我说不准开枪。他们问那老百姓打我们怎么办，我说即便老百姓打死我们，也不准开枪。开枪打老百姓和学生娃娃，那不是历史的罪人吗？”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我代表所有的大学生感谢你老人家！”
他呵呵地笑。我得寸进尺：“咱们的军队能起来帮着老百姓推翻腐败政府吗？”
他皱起眉头，低声说：“现在老邓还在，他威望高，军队都听他的。如果他不在了，没人压阵了，那就不好说了。”他向前一指，“我的车还在前面等我，再见了。”
我目送他远去，心中隐隐升起一股希望。
回到建工学院宿舍楼，又是天黑时分。小广场上没有市民。宿舍楼门口站着几个臂带红徽章的人（是建工学院保卫处的），严格检查出入学生的证件。看来宿舍楼今晚进不去了。
我去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的长椅上睡了一夜。
六月九日。
我在火车站买了几个包子，填饱肚子。一路向建工学院走，觉得两只脚疼得厉害。
这几天连续走路，没脱过鞋泡过脚，可能都沤烂了。原认为换上老婆的运动鞋，走路会舒服。但她的鞋比我的小一号，时间长了感觉非常挤得慌，脚尖儿生疼生疼的。俗语把整人叫给人“穿小鞋”，这说法太有生活了。
瘸瘸拐拐的走到建工学院楼前。小广场上的人比昨天还少。没见到任何熟人。有几个人在墙上贴了“工人敢死队报名处”的白纸，吆喝着让“老队员”报名。有几个头缠白布条的老队员凑上去报到。
我站在远处看着，心中疑云丛生：为什么老刘，小唐没来？他们会不会出事儿了？这些组织敢死队报名的人怎么都不认识？这时一个组织报名的人转过身来，雪亮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我立刻惊呆了--是那个国家安全局的小伙子！他曾说过要保护我。那双雪亮的眼睛，我永远忘不了。
我完全明白了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小广场上似乎有很多双雪亮的眼睛。我身边走动着的人可能都是他的同事，象一个个猎人在等着猎物。他发现了我。但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轻轻一摇头，示意我赶快离开。
我心脏狂跳着，转身向西边走去。走出了很远，确信身后没人跟踪，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真悬啊，我的老天爷。幸亏我溜得快。
脚真疼，我把运动鞋脱掉，用手揉着脚。
一辆大客车从西面开过来。车到近处，我看清车窗上有哈市至我们县的字样。
我站起身，趿拉上运动鞋，迎头拦住了大客车。
九.
“凄凄似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共产党经常这样形容脱险的阶级敌人。我现在的尊容和心情，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我趿拉着运动鞋，疲惫不堪的回到家。
“回来了？老家怎么样了？有啥事儿啊这么急回去？”妻子抱着孩子坐在沙发上，冷冷地问我。
“啊，没啥大事儿，都挺好的......”我压低声音，尽量掩饰嘶哑的嗓子。
“哼哼，好小子，撒谎眼皮儿都不眨！我打电话问你大哥了，你根本没回吉林！”
哎呀，这事儿闹的，露馅儿了。我索性躲进里屋，一头扎在床上，四仰八叉躺下。
妻子追进里屋来骂：“你就瞎他吗的折腾吧，等折腾进大狱你就消停了！”
我忍不住大吼一声：“进了大狱我也不消停！你别管！”
这一嗓子还真把她镇住了。她站了一会儿，退了出去。
我闭上眼睛，感觉疲劳之极。如果这小屋就是牢房，又能如何呢？也不过如此嘛。假如我现在就关在牢房里，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当然是美美的睡上一觉。
恍恍忽忽的，我又坐在从吉林老家回哈尔滨的火车上。整节车厢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忽然一个身穿白色孝服，头戴白色孝帽的少女飘进车厢，直直的向我走来。啊，她就是我在火车上曾经邂逅过的王嫱，那个美神！
她的面色凄楚哀婉，两只大眼睛漠然直视着我。我慌忙站起来，想上前和她说话，可她转回身，疾步往回走。我紧追着她，却因脚疼走不快，怎么也追不上。追过了几节车厢，我眼见她从开着的车门飘下火车。我扒着车窗向外看，只见她走下路基，闪进盛开的丁香花丛里，消失不见了。
长龙似的丁香花丛，变幻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浸染着淋漓的鲜血，在大地上行进。
看着看着，我伤心欲绝，号啕大哭......
手蹬脚刨的，我惊醒了。
“爸爸，吃饭。”宝宝站在门口叫我。
我懒洋洋的坐起来。天要黑了，肚子也饿了。
妻子端着一盆热水走进来，把脸盆咣当放到床下：“你先把脚洗了，熏死人了！”
我脱掉袜子，把红肿的双脚放到热水里。一股说不出的舒服感觉，渐渐的润进肌肤，浸入骨髓。还是家里好啊，真进了大狱就他吗的麻烦了。回忆刚才梦中的情景，感觉心脏隐隐作痛--怎么会梦见王嫱呢？莫非她也在六四中牺牲了？是她的魂灵在托梦给我吗？
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新闻节目中邓小平露面。老家伙根本没死，牛逼烘烘地接见戒严部队的高级军官。
晚上听外台的广播，中国各大城市的游行示威基本平息，上海，西安，沈阳等地开始抓人。北京的民运领袖们被政府通缉，一些人逃到了海外。
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彻底失败了。
几天之后，我来到县图书馆看报纸。
六四后的传媒，恢复了共产党喉舌的面目，满篇都是镇压杀伐之声。
我翻阅着《黑龙江日报》。近日（大约是六月十五日）的一份《黑龙江日报》上，有一篇报道，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题目是《哈市抓获一批动乱分子》。
报道说，六四后，一小撮动乱骨干分子在省城大肆活动，其中有外地来哈的流窜人员。动乱分子们煽动闹事组织游行，拼凑成立非法组织“哈市工自联”，招纳一批社会渣子组成“敢死队”，疯狂扰乱社会秩序。经过哈市公安机关的追踪调查，现已一举抓获动乱分子多名，打掉了“工自联”和“敢死队”。对于漏网的动乱分子，公安机关正在积极追捕中。
报道提到了儒敏的名字；那个“外地来哈的流窜人员”，可能就是指我老人家。自从爱好业余写作以来，我一直渴望出名，没想到上了省报竟是“外地流窜人员”，根本没人知道说的是谁。
我反复阅读这篇报道。看来除了我脱险以外，多数战友都落网了。我的弟兄们啊，你们现在被关在那里呢？
放下报纸，强烈的自责冲击着思绪。在哈市的几次讲演，带领群众呼喊的口号，都是生死置之度外的豪壮；然而到了最后关头，自己竟然溜得比谁都快--老灯啊，小人也！
（出国后得知，我在哈市折腾的同时，王丹等几个流亡的民运领袖正在哈市，并兴致勃勃的旁观当地的运动。）
十.
与正义好多天没见面了，我很想见他。
一天，我骑上自行车，来到师专。
正是上课时间，不便去教室找他，我推车进了教学楼前的小树林。
“老灯老师，你好。”旁边有人说话。
我转头一看，见是一个手拿课本的男学生。我打量着这个有点斜眼的男孩，觉得似乎见过他。
他说：“上次我和胡云鹏去过你家，你忘了？”
我想起来，他是和小胡一起去我家的那个同学。他问：“你来找人吗？”
我说：“我找魏正义有事儿，一会儿你叫他出来一下。”
他点头答应。我问他：“你们师专现在怎么样？学生的情绪如何？”
他说：“现在都消停了。学生一开始也就是瞎闹。说是争民主，可是没几个人知道民主是咋回事儿。”
听他这样说，我的演讲瘾又犯了：“其实民主很好理解。咱们中国啊自五四运动之后，面临着四大任务...”
“是四大任务。我听胡云鹏给我们讲过了，他也是听你说的。”他打断我说。
我有些不好意思，掩饰说：“讲过了就好，大家都应该知道。”
男学生跟我告别，进楼里找正义去了。
过了一会儿，正义从教学楼里走出来。他进了小树林，见到我，紧张地说：“灯哥，你快走吧。县公安局的人正在我们学校。你看，那就是他们的摩托车。”
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果然看见了两辆警用三轮摩托车停在路边。
他说：“县公安局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这几天天天到我们学校来，主要调查那天游行的事儿。”
我也紧张起来：“他们都问些什么？”
“他们问游行是谁策划的，有没有幕后黑手，还问我传单是在哪里印的。”
我更发毛了：“那你咋回答的呀？”
“我把责任全揽过来了。说游行是我一个人策划的，根本没啥黑手白手。我说传单是我到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印的，他们问在黑大哪个房间印的，谁帮你印的；我说记不清了，当时乱糟糟的，谁记得清。”
我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打你或要抓你吧？”
“没有。公安的态度挺和气的。学校还算保护学生，看样子不会把我怎么着。”
“你们要毕业了，这回肯定要影响你的毕业分配了。”
正义说：“那是一定了，大不了还回农村。我打算提前离校，免得受公安的纠缠。以后有啥事儿，我给你写信联系。”
“那就再见吧，多多保重啊。”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又要流出来。
他也很激动，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我钻出树林，骑车离开师专。
我回城里的路线，就是一个月前师专学生游行所走的。我脑海中闪现着当时的一幕一幕，索性推车步行。
这里是我遇见游行学生的地方，这里是我给小宋传单的地方，这里是学生们演讲的地方...
走到城中心新华书店前，我又看见了电线杆上的那张传单。尽管经历了一个月的风吹雨淋，传单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只不过稍显褪色。
传单上的内容摘自当时媒体的报道：北京宣布戒严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奥凯托到中国大使馆，恳求中共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千万不要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
记得当时人们围着这张传单看，有个小伙子用手摸了一下传单，人们立即围上来保护传单，小伙子赶忙解释说自己只是想把传单按平些。
这一切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什么时候民运之火能够重燃，什么时候民主自由能够实现呢？
我站在路边，倚着自行车，心绪茫然。
六月的阳光肆意流淌，大街上车水马龙一如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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