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一九八九──谨以此文献给八九民运十五周年
老灯
§§一、
1989年4月，我从吉林老家探亲回来，坐火车返回黑龙江。
因为经常乘坐这种拥挤不堪的社会主义列车，我总结出了三大乘车法宝：一是提前在候车室买1本杂志，最好是《飞碟探索》，再喝上两口白酒。等你站在车厢里的人群中，甭管他人声鼎沸推来搡去，你只须手捧杂志认真阅读。借着酒劲儿琢磨外星人，那共产主义提前就实现了。二是躲进车厢的厕所，把门锁好，往洗手池上一坐，开始大唱革命歌曲──那才叫有味儿！谁敲门你也别开，他只要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么！三是窜车厢找美女，找到后站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多角度的观察品味，欣赏得差不多了，也该到站了。
今天该我走桃花儿运──我发现了1个绝色的美女，长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简直就是美神。
那是1个清纯高雅的长发女孩儿，坐在门口靠窗的座位上。她捧着1本大学英语教材，专心致志的阅读。我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假装吸烟，偷偷端详她。
列车到达一个大站，挤坐在她身边的几个旅客下车了。机不可失，我立即抢过去坐到了她的对面。
她应该感觉到我已经端详她半天了，但她似乎不愿理我，继续看她的医学英语书。
我经验老到，不急于同她搭话。我从手提包里拿出1本新买的《中外文学名著大辞典》，装模作样的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我又按既定程序拿出几张稿纸，掏出笔来在纸上写写画画。稿纸上已经写着一本书的提纲，题目是《通俗幽默学》；从第1章“幽默的起源”，到最后一章“幽默的技巧”，洋洋洒洒几大页（其实这本书永远停留在提纲阶段，只是俺的道具而已）。
美人鱼终于上钩了──她放下英文书，笑盈盈的问我：“你在写什么呀？”
我深沉作答：“啊。一本探讨幽默理论的小书，出版社儿急着要稿儿。”
她笑容灿烂，作惊喜状：“你研究幽默？”
“研究不好，瞎研究。”我谦虚道。
她调皮地看着我：“那你可以给我讲个笑话儿吗？”
“呵呵，好吧。”我放下提纲，很绅士的答应她的要求，“我给你讲个美国总统的幽默吧。”
她用手托着脸颊，笑眯眯地倾听。
我说：“美国总统里根，是非常幽默的人。里根每次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晤，都给他讲笑话；而且告诉他，这些笑话都是苏联人自己编的。他们第1次会晤，里根讲了这个笑话：有1个美国人和1个苏联人，争论谁的祖国讲民主。美国人说：当然是我们美国民主，比如我可以直接走进里根总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你领导美国！苏联人想了想说：我们苏联也讲民主，我也可以直接走进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里根领导美国！”
她听了我的第1个笑话，只是微微一笑。可能她听过这则笑话。
我继续讲：“第2次会晤，里根给戈尔巴乔夫讲了这个笑话：一次戈尔巴乔夫上班迟到，他嫌司机不敢开快车，就命令司机坐到后座，自己亲自驾驶。有两个交通警察在街头值勤，看见1辆吉尔高级轿车在马路上飞驰，严重超速。老警察让小警察追上去，看看车里的后座上是哪个大人物。小警察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回来向老警察报告：车里的后座上是谁没看清，反正给他开车的是戈尔巴乔夫！”
她笑得花枝乱颤，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后座上的是戈尔巴乔夫的老爸！你可真逗！”
我们的关系一下拉近了——这就是“幽默的作用”（见《通俗幽默学》提纲第十一章）。
我志得意满，靠在椅背上，话锋一转道：“苏联和中国一样，都没有民主，都是专制国家啊。”
她点头赞许：“是啊。我刚丛北京回来，胡耀邦逝世以后，这些天北京的大学生闹得厉害呢。”
我问：“你在北京读大学吗？”
“是啊，我是北医大的。我家在哈尔滨。前天家里给我去电话，说我妈妈病了，让我马上回家，我就先回来了。”
我说：“不会是担心你参与闹事儿，骗你回家吧？”
她坦承：“很有可能。我回去看看，如果我妈没什么事儿，我马上赶回北京去。”
我盯着她问：“那你是要参加运动了？”
她态度坚决地回答：“是啊！这次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为什么不参加呢？”
这丫头人美心也红，正是我特喜欢的那个类型。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王嫱。你的名字呢？你是哪儿的？”
“老灯，笔名，嘿嘿。我老家是吉林农村的，学校毕业以后，随我爱人到黑龙江的ＸＸ县工作，现在辞职下海跑单帮了。”
她感叹说：“你从农村闯出来，不容易啊。”
“也没啥，习惯了。”我说。
列车经过吉林与黑龙江的交界地区，这里铁路两侧生长着茂密的丁香花丛，绵延100多公里。每年的5月中旬，丁香花便开得姹紫嫣红，成为中国铁路线上难得一见的亮丽风景。
现在日历上的节气已经是春天了，可关东大地依然寒意料峭。我想起自己写的一首顺口溜儿，不禁吟道：
“时令早是春日至 无赖残冬不与春 梦春唤春千百度 芒鞋踏破总追寻”
王嫱频频点头，和我一起沉浸在诗境里。
列车快到哈尔滨了。爱因斯坦曾通俗的解释相对论：你坐在火炉上五分钟，感觉却像两小时；你和美女在一起两小时，感觉却像五分钟--大师高论，今信焉。
我开玩笑说：“真希望这火车一站不停，直达莫斯科。”
她笑道：“那是国际列车。”
我灵机一动，翻开我的那本书，用笔在扉页上写到：
“赠王嫱同学
相识有缘 友谊长存
老灯”
我把书用双手捧起，递给她：“请笑纳。”
她也用双手把书接过，放到她面前的桌板上，然后低声问我：“你说，你为什么坐到我对面来？”
我胸有成竹，从容回答：“我读书时的美学老师教导我：面对一个美的事物，如果你没啥反应，那你就是犯罪，那叫对美无动于衷罪。”
她咯咯笑着说：“你这个老灯啊，可真会说话。”
列车驶进哈尔滨站，她起身准备下车。她把自己的英语书收到了背包里，却没动我送她的那本书。
我住的县城在哈市的北边，所以还要继续乘车。我站起身送她到车厢门口，和她道别。
她临走下车门的时候，突然止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这次回吉林故乡，进村的时候正逢日落。我注视着那轮落日，直到它在荒原的尽头成为一个红点──我的目光恰如王嫱这深情的一瞥。
我的心狂跳着，立即返回座位，抓起小桌上的书和提包，急匆匆跨出车门。
我来到站台上，寻找王嫱的身影，可她不见了！
下车的人流里没她，天桥的走廊上没她，追到出站口还没见她。众里寻她千百度，芳踪楞就觅无处。按说我们下车的时间只相差很短，她绝对不会走远，怎么就不见了呢？
她天生丽质，神出鬼没，可能是幽灵吧？想到这儿，我头皮发麻腿打哆嗦。
回到小城，走进自己家的小院儿。
妻子和儿子小宝宝正在院子里玩儿。宝宝看见我回来了，扑上来抱住我的大腿。
妻子拎过我的提包，全家人一起进屋。
我们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我抱着孩子亲热。妻子一边问我回老家的情况，一边习惯性的倒腾我提包里的东西。
她拿出那本书乱翻，说：“你又买新书了？──哎，你这书怎么还写了赠言了？”
吗的，忘了销毁证据了，又大意了。
她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阴阳怪气的说：“老灯儿，你还是挺浪漫哪。这个王嫱是谁呀？你为啥要送她礼物啊？”
“就是我在火车上碰见的1个大学生，男的，我们谈得挺投缘。我要送书给他做纪念，他没要。”我解释。
“吃铁丝儿拉笊篱──你就编吧。你看好了，这嫱字是女字边儿，能是男的吗？”她不依不饶。
我狡辩说：“那是我故意写的，好让你吃醋。──唉，你知道了吗，胡耀邦死了，北京的大学生开始闹事儿了，8成这回要闹大，有希望整出点儿结果。”
她把书一摔：“打岔是不？胡耀邦死了跟你勾引女学生有啥关系？北京的大学生闹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咋的，你要跟着闹是咋的？”
我也瞪着眼睛说：“跟我有啥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还真想跟着闹！”
她撇着嘴冷笑：“还跟着闹！你除了会给女孩儿献诗送书，你还会闹啥？”
“我会闹啥？哼哼，你瞅着吧，看我咋闹腾！”
§§二、
4月末的一天下午，我来到县政府招待所见1个深圳来的朋友（后来这位朋友帮助我到深圳创业）。
从楼上朋友的房间告辞出来，我下到招待所的接待大厅，瞥了一眼墙角大电视上的画面。电视上正在实况转播北京大学生与官方代表对话的场景。
我站住观看。电视画面显示，出席对话的政府方面有袁木，何东昌等人，学生代表有几十个。这是双方的第1次公开对话。对话气氛平和，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尖锐。后来听说这些学生代表是由官方指定的。
有个旅客坐在大厅沙发上看电视。他有50出头，吸着烟，身边放着旅行包。我挨着他坐下。
袁木老家伙老奸巨滑，死人都能让他说活了，难怪李鹏让他当政府发言人。他与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一唱一和，有软有硬，连拉带打，极尽瓦解学生斗志之能事。袁木在发言中坚持《人民日报》“4．26”社论的观点，把这场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他认为共产党目前的腐败不堪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导致的。对话中途一位同学退席抗议──有种！
对话话题涉及官倒，廉政、教育、新闻自由及学生游行罢课等等。虽然是泛泛而谈，但说明共产党已经不得不顺应民意，展开与民间的对话。看来体制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我心中兴奋，禁不住跟身边的旅客说：“看来天下要大乱啊。”
他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说话一口的山东腔：“乱不了，有军队哪！”
我再次打量他。这家伙穿着黄军裤，气宇宣昂。我问：“你就是军人吧？”
他语气自豪地回答：“转业了，原来在长岛边防。”
长岛是渤海中心的群岛，厄守京津的咽喉。他边看着电视边说：“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军队，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枪杆子。你说──”他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大腿，吓得我一哆嗦，“文化大革命闹的历不厉害？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出来支左，全国立即安定了。有一些学生到长岛串联，当时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他指着屏幕上的学生们说：“这些狗日的！就他娘的你们爱国呀？！这么大个国家没有共产党领导行吗？净他娘的瞎闹腾。”
我十分反感，起身走了。
自胡耀邦去世这10几天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bbc或美国之音。中国官方的广播，电视，报纸对最近的故事发展报道都是片面之词，不可听信。
当天晚上我打开收音机，放小音量，调到美国之音的固定波段。美国之音正在报道中国新闻。报道说今天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要求民主自由，铲除腐败专制。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争先而出，10几万人从学院路游行至长安街，游行队伍经过中南新华门即用了几个小时。报道说围观群众有几10万人，北京市民已开始参与这场民主运动。报道不断播放游行现场录音，只听口号声惊天动地，撼人心魄。报道特别提到游行队伍中学生们打出的横幅，上写：“妈妈我们没有错”。我联想到前几天请愿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禁不住心头发热，泪水涌上眼眶。在以后的1个多月里，我曾多次哭泣，有悲痛，有感动。而以前最后1次掉眼泪差不多是13、4岁时被老爹打哭的。报道最后说这场运动已波及中国各大城市。上海，西安，长沙等各地的学生都举行了游行。其中上海的大学生从中午走出校门，直至深夜仍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集会。估计哈尔滨各大学马上会行动起来。
我关掉收音机，开始在屋里来回转悠。北京倒不必去，那里有的是能人，可以多跑哈市，争取跟各校学生建立联系。在当地县城也要有作为。利用师范专科学校的熟人，把学生发动起来，在这小城闹腾它一场。如果全国各个县都有一个老灯，那共产党非倒台不可。
我自豪得脸发热手冰凉。
师专是我们当地的最高学府，面向全省招生，有两3千学生。在一次县文联组织的诗会上，我曾结识了1个师专中文专业本科班的学生，叫魏正义。小魏名如其人，看着就挺有正义感的。听说他在师专很有人缘儿，属于非官方的学生领袖。我决定先从魏正义入手，发动师专学生。
5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偷偷的溜进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宿舍楼。
在走廊里，我打听魏正义的宿舍。1位高鼻梁的男同学告诉我在二楼201。
找到201房间，敲门进屋。宿舍房间只有20平方米，放了4张双层床，显然住了8个人。屋里只有1个男同学在念英文，正义不在。我自我介绍，找小魏有事。这位浓眉大眼的同学说正义在教室上自习课，他可以去叫一下。谢过了他，我在正义的铺位坐下。
正义的铺位在下层靠窗口。床上散放着几本书，除了两本专业书，还有1本温元凯著的《中国的大趋势》。看来他对社会问题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正义1个人回来了。虽然以前只见过1次，但彼此印象都很深，所以这次见面并不陌生。他恭敬地同我握手，仍旧称我为“老灯老师”。
我说：“没啥事儿，闲溜达，顺便来看看你。”
正义嘿嘿笑着，透着一副憨厚的样子。我拿起那本《中国的大趋势》：“这些课外书你常看吗？”
“看一些，不太多。”
我直接了当地问：“最近的时局你们也挺关心吧？”
他警惕的回答：“一般吧。”
我倚在他的被子上，尽量随便些：“我原来也是教学的，误人子弟，后来不干了。你不要叫我老灯老师，就叫老灯吧。我们认识了就是朋友。”
正义恢复了笑容：“那就叫灯哥。”
我笑道：“听着跟黑社会老大似的。你老家是哪里？”
“海林县农村。”
“我老家也是吉林农村的，。”
共同的出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问我：“灯哥，除了写诗，你还干点什么？”
“做点儿婚礼摄像，勉强维持生活。”
“灯哥成家了？”
“早婚，结婚3年了。我儿子满两岁了。欢迎你去我家串门儿。咱们弟兄来日方长。”
“灯哥对目前的政局有什么看法？”不料他反过来问我，“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大学生已经闹起来了。哈尔滨各大学蠢蠢欲动。我们师专的同学议论纷纷，有的同学要去北京。”
我进一步试探道：“你们学校没做什么安抚工作吗？”
“校方还没什么反映，好象都在观望。”
我说：“同学们的观点不会统一吧？肯定还有拥护共产党的。”
他坚定地说：“没听说谁真心拥护共产党。我们校长的儿子跟我们一个班，他骂共产党比谁都厉害。”
我听了为之一振：“同学们明辨是非，说明你们素质非常好。共产党腐败专制，大家就得团结起来跟它干。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愿效犬马之劳。”
正义站起来把门关严，回过身说：“那我们就聘请灯哥为我们的民主政治顾问。我们特别希望有老大哥指点迷津。给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同学们愿意冲锋陷阵！”
我激动的站起来：“咱们一起干！”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三、
过了“5．1”，我利用生意不忙的时机，动身去哈市。我打算在省城观察一下动态，看看有没有插手运动的机会。
此时已是5月上旬，风和日暖，杨柳枝上冒出嫩嫩的绿叶。从县城乘火车到哈尔滨只需几十分钟，火车南行经过松花江铁路大桥。从桥上望下去，松花江已经解冻通航，江水滔滔东流。逆水而上几百华里，便是我的故乡吉林。正值春耕时节，家乡的父老该开始种地了。
从火车站出来，已近中午。刚走上大街，向南一看──我的血液沸腾了：1支学生游行队伍由南向北走来，离我只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是我第1次亲眼目睹民主游行，心中自是激动万分。游行队伍排列整齐，浩浩荡荡。队伍前面几辆警察的摩托车开道。前几排的学生手擎横幅，白低黑字书写着“打倒官僚，民主自由，铲除腐败。”等字样。
学生们呼喊口号的声音雄壮激昂：
“官僚不倒，中国没好！”“政治不改革，民主没希望。”“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游行队伍越来越近，我迎着队伍跑过去，站在路边的围观人群中。近看这些男女学生，不过20岁左右，青春的脸上溢着庄严神圣。他们是觉醒的一代，我的亲生兄弟姐妹！我以为自己的反共思想不会有太多的志同道合者，然而现在看到的游行队伍，说明正义与真理决不会孤独，神州大地不缺少甘撒热血的炎黄子孙。一番联想，整得我热泪盈眶。
从围观人群的议论中得知，这支队伍才从市区游行过来，要赶到江边防洪纪念塔下同其他几支队伍汇合。围观的人们为学生们鼓掌，但没有人跟随呼喊口号，更没有人参加到学生队伍中。1辆公共汽车驶过来，1位留小胡子的男青年从车窗挥出手，大呼：“大学生万岁！”
学生回应“人民万岁！”
我跟随在队伍旁边，随着人群向前涌动。我真想加入到队伍中去，但看到队伍两侧维持秩序的警察，打消了这个念头。
游行队伍过了虹桥，到了中央大街商业区。学生们一路走一路喊，看样子已经很疲劳了。中央大街是繁华闹市，围观的人很多。1个骑三轮车拉着满车面包的师傅来到人群中，离我不远。两个大学生走出队伍，走到三轮车前，拿出钱要买面包。卖面包的惊恐地指着警察，示意他不敢卖面包给游行的学生。
1位学生说：“卖给我们一点吧。我们从早晨7点出来，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呢。”蹬三轮轻轻摇头不语，推上车要走。我走上去，捉住三轮车：“师傅我买面包你能卖吗？”
他说：“你真买吗？你买我卖给你。”
我掏出20块钱给他。他往我怀中放面包，整整50个。我走近游行队伍，一个个给学生们分发。学生们从我面前经过，一个个取走面包，再把面包分成小块传给其他同学。拿走最后一个面包的是个男学生，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举起面包高喊：“人民万岁！”可能因为他喊得细声细气没有力，没人响应他。行了，有他1个人这么一喊，我心足矣。有个手持对讲机的中年警察一直在观察我的举动，他表情温和，没有敌意。
游行队伍到了江边防洪纪念塔广场，已经有成群的学生集合在那里。到达广场的学生们分区坐在地上，井然有序。广场四周停着许多辆大客车，听说是各校派来接学生们返校的。1位帅气的男同学站在一圈学生中间，大声讲着什么，其他的同学们对他的讲话不时报以掌声。
我觉得光送面包意犹未尽，想到提包里的那本《中外文学名著大辞典》，觉得这回应该送出去了。我拿出书，用圆珠笔写赠言（原来给王嫱的赠言已经撕掉）。
我走进学生圈子，把书递给那位演讲的男同学，大声说：“不成敬意。”我听到身后有学生哄笑。
男同学接过书，高声念我的赠言：
“同学们：
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老灯”
学生们热烈鼓掌。男同学跟我握手：“我叫张小光，是建工学院的。谢谢你的支持！”
本来想说点什么，一激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向学生们挥手致意，转身退了出来。
我原以为他们要搞1个大型集会，可学生们稍事休息，纷纷上了大客车。
大客车陆续开走了。
回家休息了两天，得知北京的学生已经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民运有搞大发的趋势，我又来到师范专科学校。
敲开魏正义的宿舍门，见屋里有几个学生。
正义兴奋的迎上来，对同学们说：“我们的民主政治顾问来了。”
我逐一和大家打招呼。其中有上次见过的那位浓眉大眼的同学，姓宋。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给我的印象挺深，正义介绍说他叫胡云鹏，本县农机局局长的儿子，在当地算高干子弟，太子党的干活。
大家在床铺上落座。胡云鹏掏出一盒云烟，抽出1只递给我：“老灯老师，抽烟吗？”
我摆手：“不会，谢谢。”
他把烟放在自己嘴里，点上火抽起来，也没让别人。
正义说：“这些天我们师专炸营了。昨天早晨我们500多同学集体去哈尔滨了，学校阻拦也没拦住。我们坐火车去的，也没买票。下了火车，我们先到的黑龙江大学，和黑大的同学一起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我们游行了一天，一点儿没觉得累。”
胡云鹏说：“我拍了不少照片，今天送去洗了。”
小宋说：“我们正商量成立学生自治会，公开亮出旗号，象哈尔滨各大学那样。”
我指示说：“可以积极活动，但不要急于公开成立组织。咱县城跟哈尔滨的情况不一样。哈市大学多，容易成气候，相互有照应。这里就师专一所高校，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的活动要讲究策略。”
正义连连点头。我鼓动说：“现在全国的民主运动形势，发展得很快，用一句文词儿形容就是如火如茶呀（故意把荼说成茶，他们笑）。北京就不必说了，上海天津西安等大都市都闹起来了。咱们东北闭塞落后，历次民主运动都很难波及。但这次民运，东北地区也行动起来了，你们去哈尔滨已经看到了。我在吉林老家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长春早就动了。这说明，这次民运来势猛，势头大，程度深，8成能成事儿。这场运动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1个大事件，有可能扭转历史方向的。做为时代先锋，我们生逢其时，亲自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真乃四生有幸也。”
他们都笑了。胡云鹏说：“文化大革命我没赶上，我就觉得亏得慌。”
正义说：“同学们热情非常高，有1个同学已经去北京了，学校说要开除他呢。”
我说：“我非常不赞成去北京。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有很多民运人士，大学生也多，可能比我们县城的总人口还多。北京市民的素质好，政治参与性强。我听收音机，北京的市民已经发动起来了，上百万的市民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北京的民运力量足够了，甚至都过剩了，而外地的民运力量却很薄弱，尤其咱们东北。如果大家再都涌到北京去，其他地方的民运却没人搞，民主事业怎么能取得全国的胜利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立足本地，争取把本地的民运搞起来。各地的民运都搞起来了，才是对北京民运的最大支持。哈尔滨可以去，多与各高校的自治组织联系，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协调步骤。但我提醒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所在的县城。民主运动首都要搞，省会要搞，小城镇也要搞，甚至农村都应该搞。如果不仅是大中城市，连各个县城都行动起来了，那是何等的民运规模？何愁民主不成啊？”
正义赞同道：“是这样。我们得马上准备在县城示威游行。”
我说：“你们要进一步的做同学们的工作，跟大家讲民运的形势，讲胜利的前景,讲民主的道理（我比老江提前发明的三讲）。要把同学们都发动起来，团结起来，准备大的举动。”
小宋说：“我们做同学的思想工作时，理论上讲不好。到底什么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现在社会怎么缺少民主，我们说的不十分清楚。
胡云鹏也：“是啊。我们就知道声援北京绝食学生，反对腐败。”
正义笑着说：“请顾问先生给我们上一课。”
看来得卖弄卖弄了，半瓶子水也得淌。我运了运底气，侃侃而谈：“什么是民主？简单地讲，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老百姓说了算。往深刻了说，民主是一套公平的社会游戏规则，是一种人权有保障的政治体制。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国家、单位、家庭都是有事大伙商量，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然后大家全心全力地执行。民主体现在政治上，主要是人民有直接选举权，有自由地发言意见的权利。民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明智选择。既然民主这么美好，我们为什么不去追求它呢？”
他们一个个洗耳恭听。
“当今中国社会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我说，“咱们的什么人大，政协，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都是骗人的东西，连中学生都看透了。共产党的专制，比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厉害。你闭上眼睛一想，现在跟清朝，跟明朝有什么区别？县长不过是原来的知县，地委书记就是原来的知府，军委主席就是原来的皇上。这些官僚仍然层层对上负责，而不对老百姓负责。因为他们的官职是上级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这些人对上卑躬屈膝，对下横行霸道。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共产党根本不准你随便发表言论。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为当局服务的工具，更别谈舆论监督的作用。官僚们有持无恐，残酷剥削压榨老百姓，摧残人们的美好生活理想。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所以现在腐败横生也不足为奇了。”
胡云鹏抢着说：“就是嘛！就说我爸吧，当个小破儿局长，天天有人给他送礼，都是求他办事的。”
我说：“你老弟很坦率呀！”
他得意地晃者脑袋。正义跟他开玩笑：“你抽的烟是不是别人给你爸送的？”
他红着脸争辩：“他的东西我从来不动。我抽烟我自己买。”
小宋不懈一顾地说：“你自己买烟的钱不也是你爸给的吗？”
胡云鹏不吱声了。
我继续讲：“中国自‘5．4’运动以后，面临着四大任务，也是四大问题。”
正义马上拿起本子要记录，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那么严重，没必要记录。是哪四大任务呢？一是抵御外敌，实现民族独立。二是扫除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三是结束专制，建立民主政治。四是消灭贫困，建立市场经济。从鸦片战争时起，中国受外敌欺负，到日军入侵达到顶点。所以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任务。辛亥革命后八方割据，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也非常迫切。这两项任务先由国民党承担，再由共产党得到完成。49年中共的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再完成后两项，即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然而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专制独裁，实行计划经济，使得国困民穷。共产党建立的不是有什么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正义边记录边点头。
我说：“四大任务中的后两项与共产党的利益相冲突，根本不能指望由它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必然导致多元政治力量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共产党肯定失败，因为共产党坏事作绝民心丧尽了。经济市场化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民有化，真正由全体人民分享经济资源。但这会动摇共产党赖以掌权的物质基础，是它们绝不愿做的。所以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要靠我们这代人，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正义停下笔问：“那么我们向共产党要民主，它会给吗？”
我说：“你这个问题提的好。向共产党要民主，等于与虎谋皮，它不会轻易施舍的。民主从来不是要来的，是争来的，是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现在的斗争包括游行示威等等，目的不光向当局提要求和显示力量，还要向人民群众做民主宣传，对民众进行民主教育。号召民众起来一起斗争。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如果亿万人民行动起来，那是可以改变一切的。”
胡云鹏拍着巴掌：“讲得好。”
正义想了想说：“共产党建国后是净干坏事儿了。可它抗日战争时期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还是有功劳的。”
我笑了：“你有这种想法不怪你，这是共产党愚民教育的结果。首先说抗日战争的爆发，恰恰有中共扰乱当时的国防，客观上引狼入室的因素。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四处暴动造反，国民党政府穷于应付，日本鬼子才乘虚而入。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中共却乘机扩充实力，占据地盘。中共有个唯一值得一提的百团大战，可彭德怀却为此屡受中央批评，说他不该打这场战斗。前几天我在图书馆看1本杂志叫《读书》。其中有篇文章揭露了一段史实：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写信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共迫害王明，周恩来，还批评中共抗日严重不力。这说明中共消极抗日，连当时的共产国际都看不下去了。抗战后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夺取胜利果实，在抗战中被大大消弱的国民党不是对手，中共才夺取的江山。”
胡云鹏给我倒了1茶缸热水：“灯老师口渴了吧？喝点水。”
我说的口干舌燥，接过水喝了一口，好烫。
正义问：“灯哥以为这场运动的前景怎么样？”
我说：“我非常乐观。没想到这场运动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响应范围这么广。也没想到同学们的参与热情这么高。这场运动持久开展下去，必会有结果。我经常听外台的广播，非常了解形势的变化。我觉得前景很光明。”
他们相互对望，颇受鼓舞的样子。
“时间不早了，我走了，以后我不来你们这里了。有事你们去我家找我。”我开玩笑说：“地下工作要秘密，你们去时要对暗号。看见我家门前摆了个笤帚，就是有危险，就别进去了。”
§§四、
5月19日晚，我坐在家里看电视。
近几天我经常在家看电视或在图书馆看报纸。受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官方媒体也大幅度的显示公开性。北京的形势发展基本上可从公开报道上获知大概情况。
5月15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严家其等人的呼吁书，要求政府答应学生们的条件。1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10位大学校长的公开信，呼吁政府与绝食学生对话。《人民日报》有1篇冰心老太太的文章，篇名为《此谓民之父母，可以保我子孙》，希望政府保护学生。
电视做为快捷的现代化传媒，在时事报道方面更胜一筹。每天有“重要新闻”随时播出，场面逼真直观。每每看到绝食学生的画面，我都忍不住热泪涌流。而每次我流泪的时候，妻子都凑上来拍我的脑袋：“宝贝儿，又哭了？别哭，一会儿给你买糖吃！”
若不是看在绝食学生的面子上，早骂她个狗血喷头。
随着北京学生绝食时间达到极限，我预感到形势将会有转折性的变化，或好或坏。然而想到外台报道的政府已向北京调动军队，邓小平扬言：“不惜流血”，“杀它20万，稳定20年”，我的心揪紧了。
今晚的电视新闻又是“重要新闻”，画面上出现了中共当局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在会上做报告，声嘶力竭的念着错别字宣布在北京戒严。
专制的屠刀再次举了起来！
我站起来在屋中走动。不能屈服，要坚持斗争。县城的游行要马上举行。如果可能的话，就把铁路线切断，给共产党制造更大的麻烦。不能光让共产党垄断信息的传播，要马上分发传单，散发消息，动员群众。游行示威以师专学生为主，尽可能动员部分高中学生参加（听说县一中的学生也有人去哈尔滨游行）。
传单我可以起草，但怎么印刷呢？──哦，有个文友，城南郊区的范德宽，买了1套打印设备。他有1台机械打字机，1台油印机。德宽是菜农，业余写小说，正义感挺强，人很老实。起草好传单，找他帮忙打印，他不会拒绝的。
我正在写传单，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来人竟是正义和胡云鹏。我把他们让进屋，关好门。妻子从里屋出来，我向她介绍这两位是师专的学生。两位很有礼貌地向她问好。
妻子应了一声，满脸不高兴地进了里屋。她明白我们要干什么事。
我请他们落座，问他俩：“北京要戒严你们知道么？”
正义说：“刚看完电视。同学们全炸营了，都说政府太反动，太没有人性了。发誓要干到底。大伙十分义愤，讨论马上要在咱们县城示威游行。我们俩赶忙找到你这儿，想听听灯哥的意见。”
“好！”我望着正义真挚的表情，心里十分感动。
胡云鹏说：“我们明天就游行，怎么样？”
我说：“游行肯定要游，但不一定在明天。起码要做些准备。比如说能发动多少人，印多少传单，游行的路线，呼喊的口号等等。我建议先等两天，内部分一下工充分准备。我可以给你们准备传单。我还想去一下一中，争取把高中学生发动起来，与师专联合行动。这样声势会更大，效果也更好。”
正义说：“拖时间长了也不好。”
我说：“准备1周，大约26、7号游行。你们看怎么样？”
胡云鹏说：“1周时间够了。”
正义说：“定个准日子，就是26号吧！”
我们都同意。
转眼间到了5月23日。
几天来我这里的准备工作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骑车去南郊找范德宽，他满口答应帮忙。他不但要帮助打印，还自费提供纸张。他只有一条要求：打字时可以在他家打，因为他老婆从来不看他打字；但印刷时必须来我家。因为他老婆有看成品的习惯，不能让她看见传单。我让他带油印机来我家印。
坏的方面是发动一中学生失败。我去了一中两次，一没熟人二来学校管的紧，根本没有接触学生的机会。在一中的男厕所里倒是碰到几个学生，装着撒尿同他们搭话，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近几天的地下活动被妻子看在眼里，她跟我呕气，说：“你尽瞎他妈整，最后非整到大狱里去不可。”
她见我还是无动于衷，无奈喊道：“要不把宝宝送回吉林她奶奶家，我和你并肩战斗，最后咱们来个刑场上的婚礼（大陆一部电影名）！”
我哈哈大笑。她虽然不学无术，在忧国忧民方面与我没有共同语言，但她的聪明和幽默还是很可爱。
综合各种消息来推断，当局在北京已戒严没有成功。广大民众的激烈反抗，使军队望而却步。斗争出现了波折，但势头并未减弱。听外台广播，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示威游行仍在继续。据从外地回来的熟人讲，本省除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大庆等几个大城市，在几个县级城市也发生了游行。
我们预定的游行日期正在临近，必须马上加紧准备，即便只有师专也要上街。
我与德宽约好，他下午过来通宵印刷传单。为了工作方便，我事先把老婆儿子送到了她的亲属家。
傍晚了，德宽还没看到，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决定出去迎一下。我锁好门，走出自家的小院子，站在马路边张望。夜色渐浓，没有路灯，看不清来往行人的面目。等了一会儿，看见1辆自行车驶过来，后座上驮着1个箱状物。
我轻声叫：“是德宽吗？”
德宽跳下车：“是我。”
“你可来了！”我亲热地拍着他的后背。
他抱歉道：“给菜地浇水，来晚了。”
我们走进胡同，来到我家门前，门口蹲着1个人猛地站起来，吓了我一跳。
“灯哥，你回来了？”是正义。
刚才没看见他过来。我打开门锁，正义帮德宽把油印机抬进屋。关上房门，我介绍他们相互认识。德宽大脑袋，大眼睛，穿1双农民干活常穿的黄胶鞋。德宽对正义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如果有什么差遣，万死不辞！”
感动得正义一个劲儿点头。
我问：“传单打好了吗？”
德宽在写字台上打开他的黄布书包，拿出1摞的白纸，从白纸中间抽出几张打字蜡纸：“全打好了，请老灯过目。”
我接过蜡纸，对着电灯光看。除了我写的《告同胞书》，德宽还写了1份《告同学书》，内容基本相同。
德宽解释：“我想《告同学书》可以先发给学生看,动员他们都出来游行。”
正义连声说好。
我说：“那就开始印吧!”
德宽把油印机放到写字台上，装好白纸，铺上蜡纸，开始推滚子。我和正义给他打下手。
我们边印边谈。我向正义说了发动一中失败的情况。正义表示关系不大。师专学生的准备工作基本做好了，两千人出来游行没问题。
印了上千张《告同胞书》、《告同学书》，整到了半夜。我们都忙活饿了。我进厨房煮了大米粥，煮好后端上来，就着咸菜每人吃了两碗。
正义看着传单说：“传单种类还是少了点儿。”
德宽说：“我带空白蜡纸了，直接用圆珠笔写，还能印。”
我说：“那咱们印点儿小传单。”
由我编内容，正义刻字，德宽印刷。又作出很多小传单。小传单都冠上《最新消息》的标题，内容有北京戒严失败，人大委员长万里支持大学生，戈尔巴乔夫同情中国学生，香港百万市民游行，全国各地学生民众坚持斗争等等。
印完了小传单，看看表，已是凌晨3点。我建议：“现在夜深人静，咱们马上张贴一些小传单，给大游行提前造点声势。”他们两人赞同。
我们拿上我早准备好的一大瓶胶水，带着小传单，悄悄溜出门。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四处张贴传单。张贴的重点是城中心的商业区。每到一处，由我望风，德宽抹胶水正义贴。我们3人鬼鬼祟祟的真好像地下工作者的样子。
贴了1个多小时，天快亮了。
我们决定分手，德宽回家，正义回学校，准备26日上午8点准时上街游行。
回家睡了一大觉，醒来已是下午。
我骑上自行车出门，想转一转看看传单的效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哈哈笑。效果太好了！从城中心到各大街，每处贴传单的地方都围着人群。人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有摇头叹息的，有点头赞许的。可能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当地人第1次对政治产生了兴趣。
在新华书店门前站了一些人，大家在看电线杆上贴得1张传单。
我挤进人群中，问1位老干部模样的老人：“这传单是谁贴的？谁这么大胆儿？”
他回答：“都是师专学生干的，也有人说是哈尔滨的大学生昨天夜里来了。”
“噢──”我故作恍然大悟。
那位老干部捅了我一下，神秘地说：“听说26号师专学生要上街游行呢，等着看热闹吧。”
看来游行的计划泄漏了！师专学生多，很容易泄漏风声。如果官方采取反制行动，游行可能会流产。
我有些焦虑不安，希望正义马上来找我商量。晚上8点多钟，正义和小宋果然来到我家。
正义拿着手电筒，神色匆忙。他进门就说：“游行的计划泄露了。学校和县公安局派人找我们几个谈话，命令我们取消游行。校长今天亲自找的我，吓唬我说，我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党委把老师们都动员起来了，要看住学生，谁也不准出校门。”
果然坏事了。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
正义坚定地说：“我们决定把游行提前1天，明天上午8点准时上街！”
我用手拍着正义的后背，又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说任何革命造反行动，一旦计划泄露了，都是提前1天举行，以抢机先。
1989年5月25日。
我7点半赶到城中心，乘上小公共汽车，打算在师专门口下车。车开到北大街，我看见了迎面走来的学生游行队伍。
我的激动不亚于在哈市第1次看见游行。我叫司机停车。司机停下车，我推开车门冲了下去。
游行队伍的前排都是女同学。队伍中间有两位男同学举着师专的校旗。正义和小宋臂缠红布条，前后走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的前后都有警车，不知是来保护还是监视学生。参加游行的学生不很多，大约6、700人。可能其他学生受到阻拦没能出来。尽管游行学生不多，但随行的围观市民不少，队伍两侧和队伍后尾，都有男女老少跟随。大家肯定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以学生为中心，以群众为外围，形成了1支浩浩荡荡的洪流，向市中心涌去。
学生们呼喊口号：
“声援北京学生！”“打倒李鹏！”“解除戒严！”“爱国无罪！”
学生们还喊出了“万里万岁”和“万里回国”（其实当时万里已经回国，在上海被软禁）。昨晚俺为游行准备的口号他们没喊。象“人民万岁”，“民主万岁”，“铲除腐败”，“打倒专制”等等。我不禁有些失望。
学生们边喊口号边散发传单（即《告同胞书》和《告同学书》）。人们争抢阅读。我混在围观人群中，紧贴着学生队伍。
我怀中揣着1大卷昨天贴剩的小传单，自己不便散发想找机会塞给学生们。机会来了。小宋走过来。我用眼神示意，和他一蹭身，把小传单塞到他手里。小宋接过传单，心领神会，马上向人群抛洒。1位带墨镜的警察骑摩托车过来，见人们哄抢传单，大声吆喝：“别乱抢，轮着看，轮着看！”
我直想笑。
游行队伍进入市中心，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到达十字街的时候，估计至少有几千人。在十字路口，游行队伍停了下来。1阵口号声过后，我发现几个男同学冲上了路中间的交警岗亭。不一会儿，岗亭上方的高音喇叭中响起了1位男同学的声音：“同胞们……。
他宣读的是《告同胞书》的内容。这位男同学的朗读能力很强，尤其结尾读得铿锵有力，极富感情色彩。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又有1位男同学通过高音喇叭演讲。可能事先做了准备，他讲得慷慨激昂，颇有感染力，主要内容是反对北京戒严。他讲演中提到北京绝食学生，已经饿死了100多个，不知听谁说的。
岗亭上的同学撤下来。按预定计划游行队伍开向县政府。一路折腾到县政府已将近中午时分。学生们站在县政府大门口，有节奏地呼喊：“县长出面，接受请愿！”
围观群众站在学生四周，黑压压一大片。我个子矮，在人群中看不见学生。急中生智，我窜到与县政府对门的公安局大楼一层的窗台上，抱着双肩美孜孜地观看。“吱”的一声，我身旁的窗子被推开了。1位漂亮的女警察探出头来，也向人群里看。
俺忍不住心中得意，跟女警察说：“大姐，要不是学生游行，谁敢站你们公安局的窗台呀！”
她微微一笑，没说什么。学生们又在喊：“解除戒严，打倒李鹏”的口号。
女警察说：“口号喊得不激动人心，没劲。”她缩回头去，关上了窗子。
突然人群一阵欢呼：“县长出来喽──”。从县政府大院里走出几个人。为首的1个大腹便便，象个大官（后来了解到不是县长，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学生们竟热烈鼓掌（可能以为终于把县长喊出来了）。正义迎上去和为首的官员握手，向他说着什么，几个当官的连连点头。正义拿出准备好的请愿书，先交给1个男同学。男同学接过去高声朗读，听得出他就是刚才在岗亭读《告同胞书》的那一位。请愿书的主要要求是解除北京戒严，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正义从男同学手中拿过请愿书，庄重的双手交给那位官员。官员们接受请愿书后，转身回大院里去了。
学生们热烈鼓掌，认为大功告成。我看见正义和同学们商量着什么。按原计划，他们该游行回师专。
忽然学生们哄的一下解散了，男生们一窝蜂地往回跑。两个打校旗的跑得最快，一会儿就没了影儿。女同学们也懒懒散散的往回走。
游行结束了。我觉得有些遗憾，即使不游行回去，也要好聚好散，起码要对随行的群众有个交待。
围观者意犹未尽，只好陆续散去。
后来我想，其实也不该苛求这些学生。他们秉持一颗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碍走上街头，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会永远记住这些亲爱的弟弟妹妹，记住这个难忘的日子，记住这小城历史上的第1次民主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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