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建三
湖南書法家劉明燈以台灣鎮總兵的身分，率軍走過「草嶺古道」、在巨石題刻「雄鎮蠻煙」的那一年，馬克思剛好出版《資本論》第一卷。
同樣是這個一八六七年，年長馬克思七歲的彌爾寫出身後才發表的長篇論文，認為民主選舉權普遍落實後，勞工階級早晚就要取回他們理當擁有的生產成果。彌爾與馬克思都是理論家與社會活動家，兩人繼承與開啟了不同的學派，雖然算是身處相同時代，卻很少注意到對方。
彌爾在很認真地考察與分析之後，呼籲統治階層注意赤貧、分配不正義，以及隨之衍生的各種身心與社會困境。當時主流社會對於這些現象的反應，彌爾不以為然，至於社會主義者的看法，他區分了兩種；他一方面同意，但也同時認為他們的描述都很「誇張」。接著，他說，主要在歐陸那種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解方，並不可行；倒是另一種由傅立葉等人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可能會有好的效果，也應該能夠得到支持。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要由地方鄉鎮的人，從合作社、互助會到工會，就地聯合擁有「生產工具」，以便「讓整個勞動者團體參與利潤的分配。在給予資本家一定的報酬後」，也在扣除其他必要的社會基金後，「以勞動者收入的百分率為形式，在他們中分配全部的收入或固定部分的收入……」。
不過，彌爾的願望沒有落實。剛好相反，在此文完成後的五十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以〈論自由與代議政治〉而更為世人熟知的政治經濟學家彌爾反對的那種社會主義模式，卻真在歐陸落實了。革命成功的蘇俄很快完成經濟的過渡，到了蘇聯階段，她採行的正是彌爾認為「更勇敢」，但不可行的模式。蘇聯「通過一個中央權威……管理國家的所有生產性資源」，宣布自己代表「工人階級……占有所有國家財產，為了普遍利益而進行管理」。
在那個時代，作為第一個反資本體系成功的蘇聯，對於心向社會主義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與法西斯興起之後，更是如此。這可以從英國費邊社社會主義的韋伯夫婦之轉變，窺見一斑。原本，他們以點滴工程的漸進改革知名，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陣營、遭致正統指為「修正主義」的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人伯恩斯坦多少是受其影響，但到了一九三〇年代，韋伯夫婦反而轉向，蘇聯成為他們觀察與寄以信心的來源。
不但當時讓人刮目相看，事實上，至少到一九六〇年代，蘇聯的經濟表現較諸歐美日並不遜色。連英國首相麥克米倫都說，「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比西方國家經濟更有生產力」。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在其暢銷教科書《經濟學》第十二版（一九八五年）中，甚至以圖表說明，一九二八至一九八三年間，蘇聯百分之四點九的平均經濟成長率高於英美、高於德日。
英相與薩氏是不是誤信蘇聯統計而有這些判斷與數字，可以爭論。再者，評比各國的表現，僅看經濟生產力，未能同時注意其分配與人身消極自由等等面向的成績，是否恰當，更是可以爭論。但更重要的是，蘇聯以自己的存在與實踐，形同終結、或至少是在極大範圍稀釋與淡化了在她建國以前及其後，對於非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模式之討論，也幾乎完全壟斷了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解釋權。一九五〇年代以後，西方馬克思主義興起，儘管既延續、復興，也活絡了姓資姓社的論述內涵，並有不同水平的突破。但是，這些努力及其捲動的變化，仍然無法不受限於冷戰對峙所設定的兩極框架，致使蘇聯以外的社會主義光景，其想像與建構，還是處於從屬，以及隱而不顯的狀態。
相當意外，或說以後見之明來看，新格局反而在福山稱之為「歷史終結」之後，方見浮現。蘇聯與東歐的「實存社會主義」模式解體不到一個月，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元月南巡，一九九三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修憲，原先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畫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畫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改成「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句簡潔明瞭的表述，它解放了「市場」，不再將市場完全拱手讓給資本主義；儘管中國其後的變化軌跡，尚難說是符合其憲法所示。
一九九四年，義大利反法西斯健將羅塞利出版於一九三〇年的《自由社會主義》首次翻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它的序文說，「冷戰並沒有徒勞無功地結束……當今要讓社會主義理念保持活力的一個途徑，就是要提出各種擴大政治活動領域的方案……要將社會主義當作是民主傳統的一個構成部分。」
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羅莫爾同樣在一九九四年介入。反駁「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體系覆亡以後……社會主義已無樹可棲」的老生常談之後，羅莫爾回顧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的五個世代辯論，進而主張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假使社會主義要有實現的機會，必定是「市場社會主義」（雖然其模式不僅一種）。
「自由」社會主義可能讓人有較多的「政治」聯想，「市場」社會主義似乎邀人聯想「經濟」。
相同的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前的「實存」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認定二者都是異端，乃至於叛徒。其後，而特別是二〇〇八年以來的金融核爆肆虐至今，當代人應該重拾並豐富「自由社會主義」與「市場社會主義」的傳統，藉此讓「修正主義」得以還原，成為正統的理念。伯恩斯坦認為自己對馬克思有更正確的辯證詮釋，因此也就是更忠實於馬克思，畢竟，「馬克思不能完全等同於馬克思主義」。
霍布斯邦在這本文集，及其後至他生前的最後一本書《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回顧、反思，與前瞻》（二〇一二年，麥田出版），也是三番五次提及這個主題：馬克思的歷史命定論指社會主義一定因為資本主義內爆而誕生，以及勞工階級是推動人類進入社會主義的行動主體，必須修正、甚至揚棄；「馬克思主義者不需要是經濟或社會決定論者」、「我們也不能仰賴歷史決定論」。受薪階級的勞動者包括勞力者與勞心者，他們的合作共進依舊是推動歷史量變而質變所不可或缺的構成，但無法「科學」論證其必然，也無法論稱歷史的變化必然僅有這個途徑；拉丁美洲在這個世紀興起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其進退得失的險象環生，也是歷史尚未終結的當代證詞之一。
對於這個認知、對於霍爾在一九八〇年代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提供任何保證」（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更早之前，也就是還在蘇聯冉冉上升的年代，羅塞利已有鮮明與準確的表述。他說，「修正主義的新馬克思主義和工人的實踐……是新的自由社會主義……格言是：社會主義會發生，但它不一定會發生。如果我們想要它，如果群眾想要它，那麼通過一種有意識的創造性努力，它就會發生。正是這種懷疑，正是這種強有力的相對主義，給了行動者一種強有力的動力。」雖然，羅塞利也有些不協調或耐人尋味地的轉述，他以贊同的口吻，引用了十九世紀的政治人物、四度出任首相的格萊斯頓的談話：「如果英國人民遵從不訴諸暴力的認識，維持秩序，英國人的自由就永遠不會到來。」
社會主義的「自由」與「市場」之內涵，與資本主義的自由與市場，有同有異。
就政治來說，自由社會主義也能善用代議民主的典章制度，但不受其侷限，並且要將代議延伸至更多領域，包括用以突破科層與官僚組織的僵化，也要在合適的範圍與時機，認知與落實直接民主的價值。此時，固然要「捍衛並主張個人自由以對抗國家（的不當介入），無論在經濟與政治領域都當如此」，但同時它又必然強調，不能讓「個人主義變成延伸民主理念的障礙」，同時也要強調個人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有其社會性，個人也有很多的「主體位置」（比如，不只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所共織的性質、參與了很多社會關係、同樣也是不同群體的一員，個人所擁有的身分不是僅有一種。自由社會主義必然「與長久以來支配自由主義傳統的個人主義思考模式，劃清界限」。
羅爾斯的《正義論》在羅莫爾討論分配正義時，提供很大的助力；該書也曾引述市場社會主義的文獻，認知「至少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政權是有能力運用（市場經濟），厚實自身」。但羅爾斯主張在「基本人需」得到滿足之後，自由主義者必須「中立」，對於不同的良善，政府不宜給予各種倫理觀點不同的重視。史紀德斯基父子認為，這個看法混淆了「包容」與「中立」，不是他們所能認同的自由主義；它會致使政府聽任人民完全「自由遵循自己的道德導引」，而羅爾斯至此流於與新古典經濟學相同，否認價值的客觀存在，墜入僅存效用的主觀感受，二者都變成「禁止對任何生活方式（表達）公共偏好，也都不反對完全讓個人自己決定哪種生活方式是『好的』」。
史紀德斯基父子還認為，相較於羅爾斯的「基本人需」，阿馬蒂亞．森與努斯鮑姆所提之「實際機會的能力」，不再只是強調人要「自主」追求好生活，而是凸顯人要有追求好生活的「能力」，確實又進了一步。但是，森與努斯鮑姆對於好生活理當有哪些「基本元素」的議論不足，因此對於這些元素「不只是私人的適當目標，也是政治行動的適當目標」之認知，也就少見著力。史紀德斯基父子認為，個人與公權力雖然理當包容價值的差異，但仍然要釐清客觀的價值、證成提倡偏好的理由，這是重要的基礎，順此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能夠建構更多的接筍。
以言經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市場必然不會完全相同，在此前提下，可以簡短申述如後。
即便在資本主義國家，除了教育及醫療，至少還有一種產品沒有完全搬用市場機制。這裡是指，從各種藝文展覽與表演到電影電視劇……等等雅俗文化之生產與使用，都有不等規模的公部門補助。尤其是大多數國家的公共廣電機構，現在因為數位匯流，一般另以「公共服務媒體」名之，至今都還在擴張，它們往往不取、或很少取廣告作為財源，也就沒有製造閱聽人商品；即便其增長幅度遠不如私有傳媒，但若念及，除了公共服務媒體，幾乎所有公營產業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都已進入私有化的航程，應該就能在對照之下，發現文化的特殊性。
這個特殊性也反映在基特窮十年之力，論證「市場機制要能以『其自己的條件』成功於世、要能成功地通過消費財的生產來提高人的福祉」，那麼，國家必須出面支持文化後設財、通過非市場的各種文化機構予以提供，同時對於這些文化後設財的商業提供，亦應予以規範」這個特殊性也同時展現在二〇〇七年開始施行、原先是為了對抗「自由貿易」原則適用於文化流通而制訂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
《資本論》問世後不久，一八七〇年，英美日法德的政府支出（假設等於稅收）平均約占「國內生產毛額」一成，至二〇一五年，該比重超過四成。公權力抽取經濟產值的比例，既有天差地別的增加，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市場機制，就已不同，性質也是迥異；在政治上採取自由民主體制，但生產工具無法合理公共化或採取其他非私有化的國家，其稅收（與非私有事業的產值）所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愈高，就愈是往自由的市場社會主義，接近了一步。北歐同時取得的自由與平等水準舉世第一，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卻已提示世人往前靠近自由社會主義的一種途徑；如同泰雅族人在司馬庫斯從事互助生態旅遊事業有其成績，這對政府支出少於一成五國內生產毛額、凸顯互助水平低落的台灣，也是一盞明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革命分子：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軍人與游擊隊、暴動與革命》，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譯者：黃居正
譯者：黃居正
本書為霍布斯邦於1961到1972年撰寫的書評、文章，以及演講集結。全書環繞著「革命」這個主題。一開始，霍布斯邦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處理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的歷史。接著討論的是無政府主義，每一個嚮往革命的人或都曾為它其中崇高的道德性所吸引，但其在革命運動上的無能卻也眾所皆知，馬克思主義者怎麼看？第三部分則處理自1950年代中葉起便十分活躍的、關於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各種面向的談辯。第四部分的主題是軍人與游擊隊。基於過去對盜匪跟農民起義的研究，游擊隊對霍布斯邦而言並不陌生，此處特別著墨越南、中國的游擊隊，同時也放進了對格瓦拉和毛澤東的觀察。第五部分直接點出這本書的主題：暴動與革命。從農民起義到勞工運動，所謂的暴力相差甚遠，公權力的作用也大不相同，霍布斯邦怎麼看？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不僅將上個世紀的政治與社會動盪，置於歷史的脈絡中解讀，從歷史探究到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評價，評論這些改變20世紀面貌的重要思想及人物；同時，作為一個老派的革命分子，在「革命」這個概念已倍受懷疑（或只是個象徵符碼）的此刻，他的文字提醒我們，面對社會不公義、不平等，激進的方式如何可能，以及其作為一種解方的重要性。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潘柏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