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 香港佔中領導人美化中產階級和守法教條，無視1989年關鍵的一課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1989年威脅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城。
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制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麼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佔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佔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志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佔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佔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制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佔領中環是「有限制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制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佔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佔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矇混過關。（更深入分析箇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佔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制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吋鐵，因此佔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制」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制、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佔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制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制學生與工人連繫一起，並全面禁制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制於中共的「法律」限制，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制、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制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制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佔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制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制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制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制度的人。
5月26日悼念六四的抗議遊行中「社會主義行動」的街站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佔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覆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爲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佔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覆。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盪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制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係，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制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注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注」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扎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制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佔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制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爲什麼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制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注定重覆它。」不幸的是，佔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香港5月26日悼念天安門大屠殺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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