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7日星期四

興中會的成立

興中會的成立
光緒二十年,國父憂憤國家的救亡圖存,已經迫在眉睫,於同年九月再赴檀香山,就國民革命事業,商請故舊親友十月開始組織興中會。經長兄德彰及何寬、李昌、鄧蔭南、鍾木賢等人之助,在檀島創立興中會,並召開第一炙會議,衆推  國父為理事長。由國父手訂會章九條,對外發表宣言,表面著重救亡圖存,實際以革命排滿為宗旨。十二月,國父偕鄧蔭南等取道日本返同香港,召集鄭土良、陸皓東等會議,決定擴大組織,聯合全國同志共策國民革命大業之進行。
    在此之前,香港華僑楊衢雲、謝穳泰等,於光一八九O年發起組織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討論時事為宗旨。他們活動的方法僅限於改良思想的鼓吹,實力薄弱,發展困難。及至  國父此次返香港,因雙方宗旨接近,於是協議合併。一八九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設興中會總機關於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託名乾亨行,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聚政府」為秘密誓詞。旋決定起義於廣州,出  國父駐廣州專任軍事,楊衢雲駐港負責後方接應,,並決定選會黨三千人作為發難的主力,以陸皓東所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革命軍旗。


檀香山興中會
興中會成立後,孫先生手訂會章九條,全文如下: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茶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割,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以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規條,臚列如左:
一、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中民志,而扶國宗。
二、凡入會之人每名捐會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隨人惟力是視,務宜踴躍赴義。
三、本會公擧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庫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會中事務。
四、每逢禮拜四晚,本會會議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像赴會,方能開議。
五、凡會中所收會底各銀,必要由管庫存貯妥當,或貯銀行,以備有事調用;惟管庫須有殷商二名擔保,以昭鄭重。
六、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為幫助國家之用,在此外不得動支,以省浮費。如或會中偶遇別事要用小費者,可由會友集議妥當,然後支給。
七、凡新入會者,須要會友一位引薦擔保,方得准他入會。
八、凡會內所議各事,當照捨少從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九、凡以上所定規條,各友須要格守;倘有善法,亦可隨時當眾議訂加增,以臻完美。

孫先生復以革命事業,應立志犧牲,非尋常會社署名附和可此。故須鄭重宣誓,矢信信矢忠,有始有卒,方克濟事,故本日入會者一僚宣誓。誓詞由李昌宣讀,孫先生文首先行之,其法在開卷聖上置其左手,右手向高舉,懇刃求上帝監察,然後照誓詞宣誓,誓詞曰:
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鑒查。


香港興中會宣言:
一、會名宜正也  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
二、宗旨宜明也  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坏,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眾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為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為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擧園愦愦,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尚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此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為推廣,曉諭愚蒙,務使擧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為一心,合遐邇為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志向宜定也 。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擧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擧辦理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為總辦,一人為協辦,一人為管庫,一人為華文文案,一人為洋文文案,十人為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擧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員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為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眾自承其甘願人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册,並印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給憑照持執,以昭信守,是為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交換。
六、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土,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為一。又凡每處分立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支會,代為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徜有心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臂助:故今日廣為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款項宜籌也。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集鉅資,用濟公眾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一擧雨得,誠善擧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袠,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皆隨各便。所收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為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發給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囘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誡,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校,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為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弈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费由會友按敷捐支。
十、變通宜善也  以上各款為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時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

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捷克众议院通过 《反共产主义运动法》

据“捷克新闻”(Novinky.cz) 今日报导,捷克众议院6月14日通过了《反共产主义运动法》。捷克众议院奖赏反共产主义战士,凡是反抗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都将获得现金奖励,某些人的退休金或抚恤金还要提高。该项法律准备送交参议院,如果参议员们支持,总统将会签名生效。可能从今年11月17日开始,以非传统方式兑现。

捷克莫拉维亚共产党对这部法律十分恼火,一直在全力反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但结果却是徒劳无功。在过去讨论该项法律草案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也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在星期三的会议上,他们当中许多人却举手支持通过。
出席会议的众议员共175人,其中有132人投票支持通过该项法律。
该法律保证反抗共产主义运动成员一次性奖励10万克朗(约合6千美元),死者的家属可获得5万克朗。某些反抗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如果现在领取的是低退休金或抚恤金,那将提高到全国平均标准。
另外,对这项法律中的一些细节尚有争论,主要是对89年前,反抗共产主义运动成员或类似这样的反抗者,如何确定尚不明确。但是,总理彼得·奈恰斯(Petr Nečas)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们都对反共产主义运动予以了高度评价。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布鲁斯·布诺的新书《独裁者手册》9月将出版


    与更早被推翻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选择流亡国外不同,穆巴拉克下台后,与家人继续留在埃及,从开罗来到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
    两种选择的结果截然相反。
    如今,本·阿里和妻子在沙特阿拉伯过得想必不错,批评者说,在逃跑时,他的妻子已经收集了1.5吨黄金(价值7100万美元)。而穆巴拉克则受到警方监控,躺在沙姆沙伊赫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并面临指控。
    倒台以后,独裁者应何去何从?国际社会对此事争论已久。一些人认为,为独裁者留条出路将有助于解决一些僵局并减少流血冲突。近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题为《你可以逃,但你能躲哪儿呢?》的文章,文章称,随着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大量涌现,加上国际刑事法庭地位上升,对下台的独裁者来说,安全的避难所越来越少。
    为独裁者留退路可使变革更平缓
    《经济学家》文章称,这使那些下台的大人物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留在国内有很大风险,穆巴拉克的例子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是“安全”的避难国家,如今大多因引渡条款和人权公约的约束,会选择把这些“大坏蛋”送回原籍或是交给海牙国际法庭。
    过去,比利时的滑铁卢就是一个深受退位专制者喜爱的天堂,也有一些人会选择到法属里维埃拉地区游荡。像法国和比利时这样为独裁领袖提供避难所的国家一度表示,为独裁者提供一条可以走的活路,可以防止流血,并使他们所在国家的变革更平缓。
    但如今,位于这个列表上的国家越来越少了。
    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首领来说,沙特阿拉伯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除了本·阿里之外,乌干达名声不佳的前独裁者伊迪·阿敏一直生活在这里。这个王国长期以来都对穆斯林统治者怀有宗教上的责任感,而不管他们犯过什么罪行。虽然阿敏从没有获得正式的避难手续,他却获许到处旅游,包括在吉达港旅馆和别墅里度过23年。
    也有人认为,接受这些不光彩的客人,是一些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布鲁斯·布诺的新书《独裁者手册》9月份将会出版。在书里,他建议建立一套妥协机制:如果独裁者面对反对时能保持克制而不屠杀平民,国际法应该为他们提供某种形式的退出机制。如果有这种退路,他说,当初西方也许能说服萨达姆离开伊拉克。此外,如果西方国家能提供除审判之外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许也会更快下台。
    流亡比起留在国内更“实惠”
    通常情况下,政治强人倒台后,如果不流亡国外,极有可能遭到国内反对力量的政治清算。遭到清算的后果轻则私人财产严重损失,重则面临牢狱之灾,甚至连个人生命也无法保障。
    环顾世界,这样的前车之鉴,各国比比皆是。1999年,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抵挡住了多国部队78天的空袭,但在隔年选举失败后仅数月就遭逮捕。2006年,他在审判尚未结束时猝死于海牙国际法庭。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也在巴格达沦陷后数月被美军擒获,关押两年多后被送上绞刑架。
    比较起来,流亡国外对他们来说,倒是一条更实惠的路。
    2006年,泰国前总理他信因国内兵变流亡海外。即便如此,泰国国内的亲他信力量仍多次组阁或发动“红衫军”示威,对他的对手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今年即将举行的新一届泰国大选中,他信的妹妹又被推选为总理候选人。
    与他信类似的,还有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以及被他发动的政变赶下台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前者在2008年被迫辞职后一直流亡海外。但目前,他仍然遥控国内亲信筹组政党,并盘算着在2012年回国参加大选。而谢里夫也曾在海外流亡多年,在穆沙拉夫政权难以为继时,又回到巴基斯坦,凭借其组建的政党成为巴政坛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穆巴拉克则在没有和反对派达成豁免协定的情况下,选择留在埃及。这为他受到清算埋下伏笔。此外,有评论称,穆巴拉克受到清算,可能会成为独裁者拒绝主动下台的一个诱因。
    往哪里逃是个难题
    目前,敘利亚阿萨德总统与也门总统萨利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都属于被认为应该下台并受到驱逐的统治者。
    卡扎菲的问题最受关注。据法新社报道,早在3月,欧洲国家的政客就提出了默许卡扎菲流亡的计划。英国《独立报》网站则透露,英国愿意与卡扎菲做交易,允许他逃过指控,前往庇护地避难。据说,英国有不少人支持让卡扎菲离开利比亚并结束冲突,允许他享受诉讼豁免权,并在另一个国家度过余生。此后,美国《纽约时报》也在4月18日报道了美国官方的相似态度。
    卡扎菲看上去有很多选择,但不包括沙特阿拉伯。《经济学家》称,当该国国王阿卜杜拉还是王子的时候,卡扎菲曾经试图暗杀他。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发言人第一个公开表态,欢迎卡扎菲移居到这个东非国家。这也许将受到西方国家的欢迎和喝彩——他们正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发愁。
    此外,西方国家老对手,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尼加拉瓜总统的丹尼尔·奥特加,也纷纷强调了他们对卡扎菲的支持。由于白俄罗斯被怀疑向利比亚提供了武器,因此有分析认为,它也许会为卡扎菲提供避难。
    此外,据《经济学家》报道说,经采访过很多被驱逐的独裁者的意大利记者里卡多·奥利奇奥建议说,如果阿萨德和萨利赫举棋不定,他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些“几乎没人承认的小国”,比如自己宣布独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通常被认为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他说,这样的地方很少需要为什么国际责任操心。

2010年11月24日星期三

大写之人——郑贻春

作者: 杨银波
郑贻春有着高屋建瓴的政见,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走完,相反,这个国家应给他第二个春天,让他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奋进。
真正的东北爷们

近日,从自由亚洲电台传来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消息:有“现代化学者”美誉的政论家郑贻春,在辽宁锦州监狱,糖尿病、脑血栓等病情加重,现在却无法办理保外救医。郑贻春自2004年12月20日被拘捕至今,已被关押五年零六个月。他因坚持独立写作,以力透纸背的笔力,批判当道,控诉专制,被判七年徒刑,且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电台,我听到了久违的郑贻春之弟郑晓春的声音。

五年前,郑晓春曾给我打来电话,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杨先生,菩萨永远保佑你,阿弥陀佛。”五年后,郑晓春说:“在大哥失去自由的这五年半当中,所有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有罪的人。”当我重读2003年11月23日郑贻春写的《妈妈,如果我被捕》,“我将因失败而胜利,因被捕而光荣,因黑暗而明亮,因悲剧而不朽”,忍不住也想写《杨银波,如果你被捕》,但不知菩萨是否还能继续保佑这点可怜的良心。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给郑晓春拨去了电话。郑晓春已因“郑贻春案”受到牵连,不再允许担任营口市政协委员,仅保留英语副教授一职。郑贻春被捕以后,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地回避着郑家,“世态炎凉,我们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再咬牙苦撑一年半,大哥就能刑满释放”。这五年半以来,郑贻春的兄妹们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震惊,然后是怀疑,接着是仔细研究,到最后一致认为,当局把郑贻春投入监狱,相当滑稽。

郑晓春说:“如果大哥没有被捕,我们恐怕永远也走不进他的精神世界。他被捕以后,我们才开始到网上下载他的部分文章来阅读,还没读完,就被他的学识和正气深深震撼,其深刻,其尖锐,其大气,可谓振聋发聩。大哥与当今诸多知名文人有着极大的差异,他是真正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层面来考虑问题,与历史上的屈原、范仲淹、文天祥这种大丈夫非常相似。今天的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民生问题和国际形象,这与几年前大哥文章里的诸多呼吁,完全一致。但是,有着如此深刻洞见的现代化学者,却被判刑入狱,实在是太讽刺了。”
辽宁省的营口市,因不打麻醉药就用普通刀子将张志新割断喉咙致死的残忍悲剧,而“闻名”于世,令人毛骨悚然。郑贻春最初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当年迫害张志新的辽宁省盘锦第一看守所。据曾于1989年关押于此的杨春光说:“那里的狱警干部,因疯狂迫害过张志新,对政治犯普遍有迫害狂的传统。”因此,当家属第一次获悉郑贻春成了“当代张志新”后,无不噤若寒蝉。郑晓春说:“在我们兄妹眼中,郑贻春是天底下最善良、最仁义、最勇敢的大写之人,是真正的东北爷们,是我们最好的兄长。”

郑晓春高度评价他大哥的英语才华,“跟我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上”。在中国的民间诗歌界里,郑贻春也颇有名头,有《大陆架的命运》、《洗脑时代》等多部诗集。知名诗人杨春光生前最好的朋友,即是郑贻春,可惜郑贻春至今也未被告之杨春光早已不在人间。杨春光当初之所以能在网络世界被公众所知,最初的起源,就是郑贻春资助他一台二手电脑。

杨春光因脑出血去世,最大的恐惧来自当局逮捕郑贻春——下一个要对付的,必然是杨春光。为此,杨春光想在被捕前,奋起抢救未整理的大量诗稿及诗论,终因压力远超负荷,血压猛升,血管爆裂而死。这一对苦命兄弟,皆才华横溢,精神感人,但生在黑暗中国,其下场却是一个英年早逝,一个身陷囹圄。知音不在,遗恨人间,呜乎哀哉!郑贻春确是第一流友人,是他的数次鼓励,才启蒙我走向独立写作和民间维权。七年前,郑贻春在电话里对我说:“银波,你这种独立调查非常好,通过实地取证的个案调查,来最直接地掌握民间的真实状态,为历史进程做见证。我纯理论的批判比较多,而你这条路更直接,  比我们这辈人走的弯路少得多。记住,一定要跟民众打成一片,这样你的路才会走得更坚实,更长远。我真希望你能到辽宁来,我们通宵达旦,促膝长谈,好吗?”七年过去了,一道森严高墙将我们两人强硬阻隔至今。郑晓春说:“杨先生,等到郑贻春出狱,我们全家热烈欢迎你。希望你能到辽宁来,与大哥、与我们好好聊一聊,实现这个耽搁数年的心愿。”

值得研究的郑贻春现象

听着与郑贻春的浩然正气颇为相似的郑晓春的声音,我再也压抑不住几年来埋藏于心的某种愧疚。如果当年我没有向郑贻春推荐投稿的平台,永远让他处于自我压抑的无声无息状态,那他就不会出道发文,不会引起迫害者的注意、警惕和邀功请赏,也就没有这七年重刑。我必须向郑贻春及其家属郑重道歉。郑晓春说:“作为郑贻春的家属,我们还找不到某种更合适的方法来对待你的这种歉意。但是作为我个人,你今天能够带着勇气和诚意来打这个电话,我持着欣赏的态度。首先,你认可郑贻春这个人;其次,你本身就是一个闪光的人,这种闪光,是人格意义上的。所以,我今天能够跟你如此交心。郑贻春有你这样的朋友、同道,我很欣慰,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的灵魂其实并不孤独。郑贻春被判刑,绝非个案,而是现象。郑贻春现象,是值得你今后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郑晓春谈到对我的认识:“我读过你的部分文章,其中最震撼我的,是你在重庆对贫困者进行实地调查的系列文章,这些苦难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激起我的深思。其实,像你和大哥这种全身心投入到民众疾苦的人,在当代社会是极其稀缺的。”

时代的每一次进步,都以牺牲其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郑晓春对此深为赞同,他说:“我们在研究大哥思想的同时,发现了一篇《妈妈,如果我被捕》。这篇文章,很显然是在充足准备后才写的,他当时已经很清楚自己即将付出的代价,也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其绝不屈服于专制特权的意志,极为坚定。”谈到当下,郑晓春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吃斋念佛,做一个没穿僧衣的修行者,与世无争。很多事,已经彻底看透了。”我不免想到灾难也许某日也会突降我身,郑晓春勉励说:“你与韩寒很像,一定要注意策略,懂得保护自己。”80后已经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中坚,其意识、其行为、其状态,都注定要告别旧史,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

真理,并不是通过说服对方或打倒对方来实现,而是掌握这一真理的人已经大量成长起来,替代了保守的一代。我对中国最终走向民主,且为类似郑贻春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彻底翻案昭雪,抱有信心。郑晓春感慨道:“我代表郑贻春的家属,向你表示感谢。你是个思维灵活,有大道义的青年,千万、千万、千万要保重。既为你自己,也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到这时,我那愧疚不已的心,卡在当中的沉重巨石才落下一半。

众人眼中的郑贻春,是那个有着“指点江山”之浩大气势的诗人、作家、学者、教授,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生之坎坷。郑贻春出生在1959年的饥荒年代,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母亲是工厂干部。18岁的郑贻春,就曾担任过中学的英语教研组组长。他的英语极好,在大学时期即能24小时全凭英语与他人流利交谈,仿如母语。在1989年民主运动之前,他曾在辽宁电视大学朝阳分校、锦州工学院、锦州师专、辽宁商学院、锦州电大、营口教育学院、营口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院校授课。运动来临后,他在沈阳的大学、广场、机关、工厂等地,以“民主与自由”为题,面向人山人海,演讲40余场,被校党委秋后算账,终止任教资格,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反思错误”。

时隔两年,郑贻春复出,为辽宁企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当参谋。再到1998年,他一方面是营口超群外国语学院的教务处主任,另一方面又参与了中国民主党的组党工作,与辽宁民主党主委王哲臣过往甚密,与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人均有联系。

郑贻春的研究领域,覆盖文学、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且是双语研究。他坚持数十年的习惯,是每日必看《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英语媒体。其文学,以诗歌见长,“文字像原子弹,像外科手术刀”,极具杀伤力。但他最痛快淋漓的文体,终究还是政论。这些政论,多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时评,而是现象性研究和制度性批判,走向了政治哲学和制度设计的层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30万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他的总体观点是,中国所有的历史皆是“王朝循环史”,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只有民主这条路。而这条路的核心,即是用选票选出一个新政权,使其合法,来代替非法的“官爵分封制”。他又不同于那些枯燥乏味的“论文式”学者,每篇文章都情绪饱满,文字豪迈狂飙,使读者有一种在大型集会中听政治演讲的现场冲击力,洋洋洒洒,雄辩恣肆,少则四五千言,多则万余字。

因为爱国,所以批判

郑贻春是启蒙我走向独立写作道路的关键人物。我向境外媒体主动投稿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是《要彻底改变腐朽无能的红色王朝——郑贻春采访录》,首发于当时由陈奎德主编的《观察》。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03年4月7日,看到文章面世,我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杨银波正式出道了!在此之前的2002年,在黎正光(“四川诗人三剑客”之一)主办的《汉语文学》网站,郑贻春极为活跃。当时我与异见作家余樟法(东海一枭)在此网站屡屡发表文章,皆受到郑贻春多次鼓励。郑贻春身在辽宁营口,大志于胸,却虎落平阳,几乎没有一展身手的媒体平台。当时,敢于发表他诗歌之外的政论作品的媒体,仅有《中国评论》等极少数阅读人数不多的网刊。郑贻春给我打来电话,我将当时仅知的所有媒体联系方式,都给了他。在发送邮件的一刹那,我似有预感,郑贻春压抑了几十年的思索,即将全面爆发。

果然,郑贻春大感生逢此时,文章极为高产。最猛烈之时,他甚至专门聘请秘书为他打字,他出口成章,一气呵成,但总感觉任何人的打字速度都跟不上他思想的穿越速度。他的文章,大多数发表于《大纪元》,其余媒体如《议报》、《民主论坛》、《黄花岗》等,仅刊载了他的极少数文章。这期间,我曾屡次采访他,采访话题覆盖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敢言人物、中共黑色历史、政权上海帮、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朝鲜问题等。在短时间内,这个采访系列占据了大部分境外媒体。印象尤为深刻是,字数限制为1500字/篇的《民主论坛》破例发表长文《独立思考这场战争的巨大影响——采访郑贻春》,而另一篇《十二个民间人物——采访郑贻春》则进入了当时苏晓康主编的门槛极高的《民主中国》月刊。2003年,《大纪元》启动“红朝谎言录”全球征文大赛,其中一篇超过万字的《红朝谎言三百年说不完——采访郑贻春》获得荣誉奖。而郑贻春写下的《统治中国的十大制度性谎言》则获得三等奖,这篇文章,恰恰是检察院起诉郑贻春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77篇文章之一。

英语教授、经济顾问,仅仅是郑贻春的表面工作,他真正的志业,是推动中国政治向民主迈进,自臣民社会转型为公民社会。郑贻春的高产速度,与香港倪匡绝对有一拼。所不同的是,在他仅仅展露不同政见的黄金时期,就被窒息于监狱,丧失了人身自由。在与之交往的两年里,我从未见他颓废过、低迷过,始终是声如洪钟,热情洋溢。在他生存很困难的情况下,我接到他的最后一个问候电话时,他正在一辆公交车上,说:“银波,为了吃得起饭,我正在帮一些老板当顾问,当翻译。我一切都好,不用挂念。”在法院后来的判决书里,公诉人说郑贻春收到境外《大纪元》、《黄花岗》、《议报》等邮寄的人民币11000元,美金1620元。按当时的汇率,他两年写作,稿费竟未超过25000元人民币,平均每月1000元而已,如此可怜的劳动收入却被控为“与境外人员相勾结,接受境外资金”。却不知,香港某些所谓作家的一篇再烂不过的娱乐评论,就有2000港币的收入。郑贻春何等大才,在政府提倡“以人为本”的时代,收入却如此微薄,政府本应为之蒙羞,  却将其作为公堂之上的迫害实证。

仅我所知,郑贻春在2003年、2004年创作文章就超过600篇,平均算下来,一篇文章仅40元人民币的稿酬,实为离奇。由此,足见他有大量文章皆是无偿发表。至于“与境外人员相勾结”,主要说的是《大纪元》网站编辑黄万青。黄万青实在够冤,他是眼见郑贻春生活困难,在《大纪元》这种一般不提供稿酬的媒体,他和一些朋友自掏腰包,每月付150美元给郑贻春当作稿酬。按职业作家的一般规矩,150美元充其量也就是四篇文章的稿酬。但是,郑贻春有时一个月就在《大纪元》首发了十多篇文章。对他来说,稿酬算甚?只要有让自己的文章被公之于众的机会,那就是为民主事业添砖加瓦,无须计较收入多少。在他看来,改变中国,首要任务是改变人民的意识,从内心深处拒绝专制,追求民主。他说:“正是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才批评这个国家社会的某些现象。但是可能因为我是属于‘诗人作家’出身,表达方式上可能有些欠妥,用的某些词汇可能激烈了些,某些论述可能不太全面,所以让人误以为我有什么主观的故意。我没有那样的恶意。我本身为了自由而失去了自由。”

捍卫良知和尊严的英雄

从作家表达风格来讲,郑贻春、杨春光、刘晓波等人,毕竟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浩劫岁月,或多或少都有“红色语言”的色彩,但其表达的价值核心,却是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独立批判精神。郑贻春之被捕,据报道,是辽宁省政法委的某个书记,直接向周永康、罗干汇报,且被当作大案要案来处理。深究起来,他被投进监狱,是因为他公开为法轮功仗义执言。在2003年这个“公民维权元年”,黑云压阵,草木皆兵,当时公开站出来向法轮功表达同情的大陆作家,我记得有两个,一是杜导斌,二是郑贻春。两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但碰到这个尖锐问题,没有别过脸去当“沉默的大多数”,凭良心说真话,实在需要无比的胆识。郑贻春最初被拘捕的罪名,不是说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怀疑他是法轮功学员。我记得我与郑贻春曾经谈过这一问题,他只说过其实有些动作对人的身体很好,气沉丹田,能让人很快静下来,很舒服。这种认识,跟习武之人讲的常识一样,都知道武功最大的根基是“气”。有的武林高手,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动作不再练,兵器不再碰,每天运两个小时以上的气,且一动不动。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郑贻春如今被关在辽宁省锦州监狱。这个监狱可谓天下闻名,最近送进去的政治犯之一,就包括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锦州监狱突然扩建,成为专门关押六四政治犯的主要监狱之一。1996年,王丹被投进这个监狱。在此监狱度过黑暗岁月的,还有政治犯宁先华,辽阳工人运动领袖姚福信、肖云良,以及法轮功学员胡志明、张立田,等等。郑贻春毕竟还是辽宁人,可刘晓波是吉林人,住在北京,为何被转到辽宁服刑?这就是故意加大政治犯家属和社会各界的探望成本,使其远离国际关注目光,让你在狱中被彻底遗忘。政府将一群有着相似特征、相似追求的人集中于一处,不知这些人在里面将撞出怎样的火花?一群英雄豪杰,在这世道,不能在光天化日举杯满饮,却只能在阴暗铁窗彼此共勉,实在可悲。某次友人来看我,问:“你觉得中国最伟大的人在哪里?”我如此回答道:“在关押着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的劳改场、看守所和监狱。”

郑贻春唯一一次接受境外电台专访,是自由亚洲电台的《不同的声音》。那是2004年3月,我刚从广州回重庆做调查,临行前接到记者成功的电话。我说:“你给我八天时间,等我调查完了,回广州接受你的采访。我向你推荐一个人,他叫郑贻春,是我的启蒙恩师,我希望你采访他,因为中国特别需要他这种不同的声音。”节目播出来,是上下篇,上篇是郑贻春的两集《上海帮的坐大》,下篇是我的两集《弱势群体的式微》。郑贻春的幽默和才情,在此节目中展露无遗。当成功问他:“如果政府今后说你颠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郑贻春以极为地道的东北话说:“没错!我就是颠覆!我偏要颠覆!我的颠覆,是把流氓颠覆成不流氓,把野蛮颠覆成文明,把无耻颠覆成害躁,把腐败颠覆成廉洁,把禁锢颠覆成自由,把极权颠覆成民主,把险恶害人的毒刺颠覆成美丽灿烂的鲜花,把密室政治的肮脏、狭小与黑暗颠覆成共和国广场的宽阔、爽朗与亮堂。”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友人听了这节目,对我说:“这才是地道的东北爷们。”

2005年12月5日,德国法官协会(由德国14000余名法官、检察官组成)颁布首届“自由人权奖”,获奖人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以及中国作家郑贻春。欧洲议会副议长、以色列前驻德国大使,在颁奖会上宣读了致郑贻春的获奖词:“郑贻春先生,您是人类良心和道德的典范,是一位促进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中国英雄,是一位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英雄,而是出于对良知和人性尊严的捍卫而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真正英雄。”到这时,我才知道,郑贻春的文章和诗歌已有200万字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受到广泛激赏,关注他被捕系狱的人不在少数。而我们所在的中国大陆,却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一般死寂,难怪“痛苦的信仰”乐队以摇滚乐拷问国民:“你们的热血哪儿去了?”郑贻春无罪,政府应还予他自由,但此时的他却在监狱与病魔抗争,身体消瘦。他的家属们申请为郑贻春保外救医,是希望他能够在条件更好的医院接受治疗,而不应拖到危及生命的时候再来谈保外救医。郑贻春有着高屋建瓴的政见,他的人生道路并没有走完,相反,这个国家应给他第二个春天,让他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努力奋进。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