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風：後八九中國工運初探

《先驅》第34期，1995年9月

八九年的民運，由學生首先發動，繼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廣泛聲援和參與，而這些聲援組織中最富有意義的要算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及各地迅速冒生的工自聯。在短短數十日內，北京工自聯已演變成具有自主工會的雛型。不過，隨著政府的武力鎖壓及其後的白色恐怖，工自聯跟學生組織一樣迅速被瓦解。雖然工自聯在八九民運中被視為「配角」，然而後八九的社會運動中，工人階級愈來愈佔據重要位置。而八九年學生的躁動情緒很快地消餌掉，更多的大學生投入了經濟大浪潮之中，他們在擁護經濟「改革」的大方向下，努力開拓個人的經濟事業前程，努力融入正在冒起的中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隊伍之中，而他們不少人相信「自由經濟」有助中國民主化，卻無視「自由經濟」的工業關係中的反民主，以及資本對社會關係的宰制。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卻愈來愈濃烈。企業為工人提供的生活保障，被政府視為包袱正被大幅削減；飛升的通脹；忽略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迫使工人作出反抗，各地集體上訪，罷工事件不斷發生。而八九年後，亦有不少獨立勞工組織湧現。雖然這些組織人數不多，組織並不成熟，且與全國各地的罷工事件未必有直接的關聯。但這些組織的主張和綱領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這代表一些有意推動中國工運的人士的看法，預示著未來中國工運的某些可能面向。本文將介紹數個後八九的獨立勞工組織的主張或綱領，並就其某些面向作探討。不過，由於資料不足，本文的探討將是初步的，而且不夠全面。

中國自由工會

中國自由工會（註一）籌備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籌備人員宣他們的工作對象是所有的勞動者，現階段主要以國營（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人為主，並以行業劃分為不同的系統，主要針對重工業（機器製造業）以及公共交通系統。工人中的偏重於中下層，即收入低，勞動條件差劣的工人。

中國自由工會主要發起人是劉京生、胡石根、李全利等人。而劉京生同時又是地下組織中華進步同盟的核心成員，胡石根則是自由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中國自由工會成立後於前二者，三者關係密切。

中國自由工會的主張和訴求可以從《中國自由工會籌委會倡議書》，及在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書面發言中看出。在《倡議書》中，中國自由工會猛烈抨擊中華全國總工會（全總）及中共，指中共是實行一黨專治的獨裁統治，工人階級的最大壓迫者和削剝者，全總是其幫兇。《倡議書》中宣稱，中國自由工會將致力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權益（如工資、福利、擴大社會救濟、充分就業及自由擇業等）、政治自由（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中國自由工會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書面發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中，指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工人的地位並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權益問題愈來愈嚴重。中國自由工會對現行經濟「改革」提出了質疑，並指出這「改革」只是為了挽救中共的統治權力而進行。

不過，中國自由工會對經濟改革如何進行，從筆者所能獲得的資料，似乎並無具體主張。只是強調反對改革中犧牲工人的經濟權益。但是，在《自由論壇》（由中華進步同盟的部份成員所出版）的一篇《也談改革》（《新苗》第29期曾轉載）的文章中，或許能從側面反映中國自由工會部份成員對改革的態度。在《也談改革》一文中，作者指出「必須讓改革朝著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國家的主人的方向前進，而那種打著社會主義旗號卻將工人變為少數人升官發財的剝削壓榨對象的「改革』則將遭到工人階級的堅決反對。」但作者又說：「如果你們非要賣資本主義的狗肉卻還要掛社會主義羊頭的話，那不如干脆掛上資本主義的狗頭，我們將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歸人民所有的原則取回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份，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公平的競爭。」「總之，不管你搞甚麼主義，能給多數人帶來好處，能使國家發展的更好、更快，我們工人就支持，反之，我就反對。」

一方面，《也談改革》的作者大山認為社會主義應有利於工人的政治經濟權利；但是，另一方面卻又不堅持社會主義，只宣稱若搞資本主義，就在國家財產中取回工人應得那份。

總言之，中國自由工會批評中共政權獨裁及壓迫工人階級，其選擇正面（雖是地下形式）抨擊的方式。中國自由工會主張保障工人權益，亦明白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有利於工人階級。但是，卻對具體的經濟制度沒有明確主張。

由於中國自由工會對中共的猛烈批評，以及和其他地下政黨密切相關，終於一起遭受嚴厲鎮壓，胡石根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劉京生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李全利判處管制二年。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

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籌委會（勞盟），主要等備人員包括劉念春、王仲秋、袁紅冰等，勞盟宣稱凡是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創造付出了智力和體能的人都是勞動者，其成員包括工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商人。故此，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自主工會組織。不過，勞盟宣稱特別關注社會中下層勞動者的權利的確立和組織力量的形成，又聲明協助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建立獨立的利益集團組織。因此，我們仍可稱勞盟為勞工組織。

勞盟的綱領和主張比之中國自由工會較為完備。勞盟有四大綱領：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經濟自由、民族復興。內容包括保障勞動者結社、罷工、集會權利、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抑制貧富懸殊的擴大，打擊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的行為，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等等。

勞盟與中國自由工會有個很大差別，就是勞盟對「改革」大加歌頌，它認為中國自八十年代初以來的「改革」，取得了一個重要成果，那就是：「一定程定上確立了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勞盟四大宗旨》中，其所謂的經濟自由，便是主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結合，並主張將大量國有企業私有化。勞盟在其《宣言》中，除了提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外，花了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去反對它所說的「極左思潮」，它宣稱近年來「極左思潮」出現了一個值得全社會嚴重關注的動向，那就是表現出對勞動者權利的「關懷」，對腐敗現象的「憤怒」。勞盟稱此種「關懷」和「憤怒」的實質是否定「改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計劃經濟的體制，絕對平均主義及重新肯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原則。勞盟宣稱它反腐敗，也強烈反「極左思潮」，而其反對腐敗，「是為了使改革開放不死於腐敗」。

勞盟實質上是主張以私有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它對工人的關懷，不過是一種救濟式的「人道」的關懷；它雖主張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卻無視大規模私有化對工人所將來的衝擊和剝弱工人的經濟權利。（註二）

勞盟極力主張「經濟自由」，它主張國有工商業資產全面股份化，部份分配給勞動者；確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但是，無論工人、農民可分得多少股份或土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很快就會被資本家兼併其股份，而所謂攤分部份股份給勞動者只是私有化的一個環節而已（值得引以為鑑的是俄羅斯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並把大量國企私有化，部份股份更分配給工人，而結果卻是工人階級的普遍貧困化，貧富懸殊。而得益的只是少數的暴發戶，換上新臉孔的舊體制下的官僚，以及外國資本家）。

勞盟主張政治民主，但它對經濟民主卻無甚興趣。勞盟宣稱關注工人的權利，但《宣言》、《綱領》、《宗旨》中，對中國憲法及法律之規定工人享有的民主管理得不到落實隻字不提。勞盟崇拜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它認為工農階層（勞盟不用「階級」二字去形容工人，或許是基於其所謂的反「極左思潮」）投入資本主義機制，可擺脫貧窮，只要有「人道」的關懷，「普遍的幸福」將會降臨。然而，卻無視東歐國家步上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後，工人的普遍貧困化。而資本主義之下的利益競爭，工人是注定處於弱勢的位置，即使完全打倒了官僚特權，給予工人「人道」的救濟，資本家的金錢權力在競爭遊戲中，仍將處於宰制的位置之中。

勞盟的主張雖與現行國家制度有很大差異，但它卻極力宣稱不打算挑戰中國政府的政治原則並正向政府部門遞交成立勞盟的申請書。不過，其主要成員亦終於遭受拘捕，部份更被判處勞動教養（最高三年）。

打工者聯合會

打工者聯合會（打工聯）是一個並不著名的獨立工會。不過，它卻嘗試較為切實地去做組織工作，而中國極可能有為數不少的這類組織。打工聯是由一批剛從大學畢業出來不久的大學生和工人所組成。他們在深圳出版地下工人刊物《打工廣場》、《打工通訊》，嘗試組織工人，其主要的組織對象是外來工（主要為民工）。

打工聯的刊物對深圳外來工的處境有強烈的針對性，它列舉一些個案，說明工人權益如何遭受侵犯。它批評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官方偏袒資方，並呼籲工人看清資本家的本資，起來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打工聯的刊物中沒有全面的綱領、主張，但在文章中卻顯出濃烈的階級意識。它指出：「打工者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

所以，打工者天生就是鬥爭者，因為不鬥爭就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鬥爭就沒有做人的權利。」（《打工通訊》P.1）

打工聯最終亦難逃過被鎮壓的命運，打工聯三名成員於九四年五月被公安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國有企業工人的抗爭

由於外界對國有企業工潮所能獲得的資料很少，所以本文只能對國有企業自發的組織活動作簡略的採討。

官方刊物及香港傳媒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工人具有甚高的抗爭意識，而他們也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也許有些組織知識是由文革等政治運動搞串聯而傳承下來的）。他們亦會藉一些網絡（如工人互助會）進行集體行動的組織動員。據日本《朝日新聞》透露，現時中國有十四個省自治區有工人自發組織的自力救濟式的勞工組織，他們多由國企工人組成。

國企工潮中，工人的訴求一般可歸為以下幾點：要求發放求欠薪；要求生活保障；抗議管理人員濫用權力；要求更換企業領導人；反對貪污腐敗等。有些人在提出訴求時，指責官方聲稱工人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但卻名不符實，他們要求工人能真正民主地管理企業。

國企工人是經濟「改革」受到直接衝擊的一群，過往企業還存在著形式上的民主管理，現時轉換經營機制，不少國企連這些形式也省回來。而現時城市不少新政策（如住房、醫療）亦對工人十分不利，政府把以前不少由企業提供生活保障剝奪掉。因此，國企工人普遍對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感到不滿。正因為這樣，他們成為對抗政府不利於工人階級政策的主要力量，而且他們不少具有經濟民主的意識。

結語

後八九的工運，工人的抗爭力量有愈來愈強大的趨勢。然而，工運前景並非一片光明。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波蘭團結工會在其初期還主張經濟管理的社會化（經濟民主、企業民主），但是，它作為波共的對立力量，最後產生了一個右派政府（現已落台），犧牲工人利益，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最後背離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而一些波蘭團結工會的基層工會亦終於起來罷工反對其政府政策。

中國工運會否步上團結工會的後塵，目前尚不能下判斷，然而情況卻是令人擔憂的，部份崇拜西方資本主義的右翼知識分子開始表現出對工人運動的濃烈興趣，他們傾向把工人階級視為利益群體，他們雖聲稱爭取工人的罷工權、組織獨立工會等權利，但卻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毫無興趣，或者把之視為一種簡單的交易關係，在這種交易關係中只要對工人稍加保障便沒有問題了。雖然這類知識分子還沒有強大的基層組織力量；雖然他們的口號比全總體制內的改革派（主張企業民主管理，外資及私營企業實行集體談判、認同罷工權及工會自主等）還要落後，但是，他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卻有很大的市場。而他們之所以這麼看重工運，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視工運為對抗所謂「保守派」，打破中共的以工人「當家作主」的意識形態神話，突破中共政治僵硬體制的一個有力工具；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及經濟權利作為出發點。

不過，情況也許沒有那麼悲觀。中國工人具有強烈的反剝削、反特權、反壓迫傳統，這在四九年以前、五十年代、文革之中，均曾顯示出來。一旦這種力量串聯起來，它將有力地促進社會平等和公義，提高工人階級的經濟及政治的民主權利。

註釋：

註一：「自由工會」這個名稱其實具有相當的東西方冷戰時期的味道。一些反共工會往往喜歡自稱為「自由工會」，以別於共產黨國家受官方控制的御用工會。國際自由勞聯（ICFTU）便是「自由工會」的國際陣營，以別於以前受共產黨控制的世界工聯。不過，事實上除了國際自由勞聯在歐業的屬員具有較高自主性外，國際自由勞聯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所謂「自由工會」陣營，很多並非植根於工人階級的工會，有不少要麼是政府的御用工會，要麼是親資方的「黃色工會」，如印尼、台灣、南韓的全國總工會，其角色可說是政府，資方透過其控制工人，多於為工人爭取權益。因此，在現實中「自由工會」反共的意味多於其他，並不能表達工人自治工會的意思。反之，一些「自由工會」的對立工會，如台灣的自主工聯、南韓的獨立工會聯盟，甚至一些親共產黨的工會，如印度、尼泊爾，更能植根工人階級。由「工人自治聯會」到「自由工會」，這在名稱上是一種退步，而非進步。

註二：筆者並不反對市場經濟，只要它是以基層人民為主導的。筆者反對的是以資本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

中國： 革命的幽靈

執政黨中共第十八屆黨代會即將召開之時，“革命的幽靈”正在中國遊蕩。身在美國的評論家唐雲（音譯）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發出如此警告（2012年6月20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臺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制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國政治的一個轉捩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於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捲入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儘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導，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包括溫斯頓·邱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影響和控制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葛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複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於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吉尼係數從1978年鄧小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佈官方的吉尼係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吉尼係數已經突破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到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制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畫，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退讓的天賜良機，溫家寶和自由派進一步提升了推動“政治改革”的呼籲，但其中並不包括推行選舉、普選，或其他真正涉及絕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
不過，儘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畫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制“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繫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制特權部門的許可權，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制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制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中共如何垮台:民主过渡?维持专制?混乱崩溃?

社会不满加剧、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接近极限——这些是否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中国的专制体制还能维持多久？人们-至少是西方-总是在问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时候，如毛泽东去世、天安门六四、改革设计师和铁腕领导者邓小平的去世、胡温上台以及习李接班。初步结果是：答案尚未揭晓。

10至15年垮台?

有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他的预测是：中国在未来10至15年会出现"突然的、无序的变革"--政权垮台。"这个政权挺过了许多危机，但不可能长此以往下去"。伴随着每次危机，维持统治的成本都在上升：不断膨胀的警察部门，成本极高的审查系统。而这些没有解决社会老龄化、严重环境污染和政府机构臃肿等问题，社会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裴敏欣称，中产阶级从体制中疏离，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当下的政权非常强大"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经常有人预测中共垮台，却从未发生。"在我看来，这个政权目前很强大。"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黎安友

西方常见的论点是：经济发展带来民主制度。黎安友认为，哪怕真的是这样，恐怕也是从非常长期的角度来看。但他也认为，中国领导层正在走钢丝，中国的体制比起美国的民主体制要脆弱的多。"很难想象，如果美国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危机发生在中国，中国能平安过关"，这里他指的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金融危机和华盛顿目前的预算争议。黎安友称，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风险，"他们积极地应对危机，迄今为止，总是在问题出现前先发制人。"

"中国政治总是让人大吃一惊"

墨卡托（Mercator）基金会专门请这两名专家进行预测。目前，该基金会聘请了数十名中国问题专家，并将成立一个中国智囊机构。他们此次柏林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之谜"，以此启动针对中国问题的讨论。

无论是专家还是中共高层都认为，中国急需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即将担任基金会主席海尔曼（Sebastian Heilmann）也参与了论坛。比起他的同行，海尔曼对中共执政的可塑性更有信心。他认为，在未来中共领导层将会减少压制性政策。他说，"中国总是出人意料地推出新的改革模式，现在可能又有新改革在酝酿"。无论是专家还是中共高层都认为，中国急需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海尔曼认为，新的经改将会触及制度深层。

海尔曼表示，相比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一直受到制度性歧视。现在，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将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写入了议程。他们希望将经济由出口为导向转型为内需拉动。另外，金融自由化也是讨论重点之一。他说，"如果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如果金融市场实现自由化，那么（中央）就将失去对经济和社会关键领域的控制，这就为政改扫清了道路"。(Hero)

同盟會成立

同盟會成立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o五）六月十七日，  國父自歐洲抵日本橫濱，由於前日所述國內各地都有革命風潮的影響，所以各省留日學生來訪  國父者絡繹不絕。當時風氣大開，熱心革命人士多聚集於東京。七月十三日，留學界為  國父舉辦歡迎會於東京麴町富土見樓，到會者一千三百餘人。主席於致歡迎詞時說：「昔時孫君來此，表同情者僅余等數輩耳！中國人士則避之如恐不速。今見諸君寄同情於孫君如此，實堪為中國之慶慰。」   國父當眾發表演說，闡揚民主政治之義理，精闢動人。要義為：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布於各種杜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顧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其非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

而  國父未東歸前，留日學生界，以華興會領袖黃興最負人望。華興會重要份子在東京的有宋教仁、陳天華、程家樫、劉揆一等十餘人，與宮崎寅多有往還。宮崎原有意促成兩黨之合併。在  國父抵日本後，遂由宮崎介紹，識黃興、宋教仁等於京鳳樂園，抵掌談革命大勢，情投意洽，於是決定於六月二十六日下午約華興會份子相會於「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屆時  國父說明現今之革命大勢及方法。略為：

    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内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

    國父的縱論滔滔，使眾人崇敬。

    二十九日，  國父召集中國同盟會籌備大會於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內田良平宅，計到中國本部十七省留學生（按：甘肅無留學生）六十餘人，日本同志亦多列席。大會公推  國父為主席，  國父倡導說全國各革命黨應合組成新圈體來從事革命之進行，眾人都無異議。於是  國父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當時有人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名義，也有謂本會屬秘密性質，不必標明革命二字。再四討論，確定名稱為「中國同盟會」。  國父更提識本會宗旨擬規定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大綱領。有數人對平均地權一項主張略有疑問，  國父便擧世界革命之趨勢，及當今社會民生問題之重要說：

    平均地權即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吾黨為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速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二大問题，必須並將來最大困難之杜會問題，亦連帶解决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良善富強之國家。

    講演歷一時許，眾人都鼓掌。曹亞伯首先說：「我憑良心簽名」。全場無異議。黄興提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為本黨總理」，眾人都舉手贊成。遂由國父擬一盟書方式：眾推黄興、隙天華二人審定。

盟書原文如下：

聯盟人XX省XX縣人XXX當天發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惑渝此，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 XX月XX日中國同盟會會員 XXX。

書寫誓約畢，國父遂領導眾人同擧右手，向天宣誓。

舉行成員大會

經過多方討論，大會決定其組織分為：㈠執行部，由總理統率治事，為同盟會之主體，其幹部不經選擧手續，由國父指定同志擔任。內分庶務部、書記部、內務部，外務部。㈡評議部，由議員互選議長，由議長指定一人為書記。㈢司法部，總長一人，判事二人，檢事一人。各省分會，置分會長一人。其灾便選擧職員，除總理一職，已於第一次開會决定外，其餘依會章分別票選。並對各省分會長分別進行推定。

同盟會成立以後，曾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名義對外發表宣言，特别說明今日之中國國民革命不同於前代。要義是：

    維我中圃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在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變更。雖經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機關，而已。

另說明同盟會基本宗旨，共四綱：㈠ 

驅逐韃虜，令之满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减我中國，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满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㈡  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之國家，敢有石敬塘、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㈢  建立民國；今者自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我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擧，議會以國民公擧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㈣  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

   至於赏行之程序，則分為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敞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以三年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除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為約法之治。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人民，地方議會議貝及地方行政官吏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以天下定後六年為限。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全園行約法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概依憲法而行之。

辛亥年廣州起義時，革命黨人成立了統籌部。

統籌部下設八科

調度課   負責運動新舊軍界。

儲備課   負責購械運輸事務。

交通課   負責各省之聯絡。

秘書課   負責文書。

編輯課   負責起草規章制度。

出納課   負責全部財政收支。

調查譟   負責調查敵情。

總務課   負責其他雜務。

自1984年興中會成立，至宣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十七年間革命黨人在  國父領導下，拋頭顱，灑熱血。堅苦奮鬥，卒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終在武昌一役推翻了滿清政府。

先是同盟會成立以後：  國父以武漢為全國中心，發動起義以影響全國：並屢派黨人進行連絡；且由居正、宋敦仁等組織中部同盟會作為領導中心。各同志為收實際效果，紛紛投入新軍，利用各種團體互相鼓吹。人心所趨，聲勢日張。所以武昌起義時義旗一舉，全國響愿，而創建中華民國。

同盟会宣言（1905年）

同盟会宣言

(一九○五年八月)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国民军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论，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上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畜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始终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火昆]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神！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中国何时崩溃？

一位美国律师在上海工作十五年后，以大量的资料与观感，认定中共政权已无可救药，是只纸老虎，并提出崩溃的几种可能。

　　阅读《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是一次愉快的经验。一位完全不懂中文的美籍华裔律师，能了解中国的真相吗？读完全书，作为一名中国长期的观察者，我可以肯定，他比我们了解得更多，更深。 　　

　　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从一九八六至二○○一年，在上海住了十五年，在一家跨国律师行专门负责银行并购，投资案，因此，了解到许多大陆经济方面的内幕实况，而又有心收集许多全国性资料及亲身见闻，书后所附之参考资料即约八百种之多，构成这本书丰富多彩的可读性。他在中国十五年，也正与本刊出版十五年同时，很多个案都可在本刊的报导评论中找到印证。作者学识渊博，对中共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执政史下了功夫，加之文笔优美风趣，旁征博引之下，不会感到政论文章的沉重，虽然话题不离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

　　对中国金融危机最有研究 　　

　　令作者触目惊心的是他最了解的中国金融状况，他认为中国的沦亡将从此揭开序幕。他看到中国储蓄率全球第一，达百分之四十（美国几近于零），去年底已近九千亿美元（约八万亿人民币）占ＧＤＰ的四成，“积累成一个伟大国家的财富”。但银行的放款对象，只限于国企和中央批准的企业，完全是一个封闭垄断体系。官方表示有百分之二十五是逾期放款即坏账，而且可以宣布放弃回收。西方业者评估，其实中国银行贷款达百分之五十是坏账（美国银行只有百分之一）。若可回收百分之十，中国银行无法回收的贷款高达四千九百亿美元。 　　

　　章家敦说，这样的银行在任何自由的经济体系中“早就会宣告倒闭”，然而，中国官方从朱熔基起都不承认也不了解中国银行业的“大黑洞”。他们得过且过，故步自封。纵容遍布全国的“非法集资公司”和合法银行争收存款（难以想像这是一个半警察国家之所为）。政府控制的四大银行（中银、建设、工商、农业）最大的包袱是国企，无休止地为国企发放贷款，“帮助它们苟延残喘”，从而将垂死的国企问题转移到银行，以贷款取代财政部门对国企的直接补助。国企已吞噬了百分之七十的国内贷款，而且，不必偿还，例如鞍钢就被勾销了六十九亿人民币的债务。官方九八年宣布国企获利四九○亿元，但是公众不知道国企同时获得一五○○亿元政府补助款，算下来，仍是亏损一○一○亿元人民币。 　　

　　章家敦看到，中国银行已和政权的命运连为一体，虽然体质如此脆弱，但不会垮，除非和政府一道完蛋。但政府不能担保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挤兑发生，那时，无论镇压或是印钞票，都挽救不了政权的崩溃。 　　

　　章家敦在书中全面陈述了中国社会与体制的乱象、弊端与危机，从互联网到WTO，从意识形态到十六大权力转移，也指出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之不可信，例如国民生产总额GDP，实数可能只有公布的四分之一，例如预算赤字未包括巨大的隐藏性债务和军费，等等。揭露了中国在高楼林立的繁荣外表下的虚伪与衰弱。

　　因此，章家敦预言中国不出十年一定会崩溃，而社科院的经济学者杨帆，甚至认为五年内将爆发大危机，引致全面崩溃。 预言崩溃的几种方式，崩溃的具体可能性，在第十二章“毁灭之路”中，提出以下几点：

　　一、战争。解放军将领张万年曾预言“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战争将在台湾海峡爆发。”章家敦认为，当中国经济衰退，共产党合法性基础只有民族主义时，北京会选择对台开战，而不会计较军事力量的对比。九一一事件和二次大战使江泽民相信战争可以振奋一个民族与政权，中共必须趁台湾武器更新前动手。但是，打起来中共必败，学生会再度走上天安门广场，重演八九事变，出现新领袖，人民夺回政权。 　　

　　二、贪污引起动乱与革命。愤怒的农民，失业工人的骚乱，从个别地方开始蔓延，扩散各省，群雄并起，军警无法应付，西藏、东突、台湾都会伺机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解体后毁灭。 　　

　　三、经济崩溃导致国家危机。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国企倒闭不会是几千家，而是几万家，政府无力挽救。当局的股票战略，十年来已有一千一百家企业上市，但监管人员只有二十四人，投资者无法律保障，一旦股市崩溃，投资者也会上街，外国资本撤离，大量抛出中企股票，社会出现激烈震荡，恐慌，各类反对势力会趁势而起，政府将会因而倒台。 　　

　　章家敦相信，当一个国家已严重腐烂后，军队镇压反抗的人民时会难以下手，那时如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说“一颗雪球就会引发一场雪崩。”江泽民兴建的“中华世纪坛”二百六十二块青铜刻下中国历史，只留下一块没有刻字，那一块将刻下中共半世纪统治的失败与覆亡“。所有十九、二十世纪的斗争，动乱，都只是二十一世纪的前奏。”从石家庄到江西人民的爆炸声已此起彼落。 　　

　　“思想家策划革命，强盗实行革命。”章家敦这样结束他这本“危言耸听”的书，他说墨西哥作家阿苏拉的这句话在中国应改为：“中国人民的下一场革命不需要思想家策划，而且强盗已经开始行动。” 　　

　　章家敦最近在台湾说，他所以作如此大胆的预测，是因为他和太太在上海十多年的生活，看到太多的例子，让他不得不相信，中国其实只是一只“纸老虎”。

　　邓小平预言中国五十年实现民主 　　

　　《中国即将崩溃》是一本很好看也引人深思的书。二十年来，从美国记者包德甫《苦海余生》到最近的史塔威尔的《中国梦》，类似的书已有多种，倾诉着西方人对历尽浩劫的中国人的怜悯、好奇与失望，章家敦是最新并引起“旋风”的一位。无疑，这些书在中国强势的经济演进面前，都会富有争议性。中国人会认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判断过于简单，轻率。我们在编辑部常常会见一些来自大陆的异见者和观察家，他们也有大堆的不满和愤慨，然而，都不敢轻言“崩溃”，因为那是一个早该崩溃的国家，然而却“活得神气十足”。台湾学者也质疑章家敦低估了中共应付危机的能力，而预期中共改革派占主流，可能社会转型成功。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三年的发展显示，政治转型，一党专制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这已是海内外的共识，据说邓小平一九八七年也讲过五十年后中国将有全国普选。可见分歧只在转型的时间与方式上。但是，中国的崩溃，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崩溃，中共最终必定要为它五十年的暴政付出代价，而社会演变已接近了瓜熟蒂落（例如中共政治局如果决定要摘下天安门的毛像，绝不会引起甚　骚动。）即使到了“分崩离析”的那一天，中国仍然会存在，今天奉行的经济路线也不会消亡。因此，中国的崩溃，这一命题是需要加以阐释的，就像苏联的崩溃不等于俄国的崩溃一样。当然，如果给中共的崩溃作出量化的时间判断，那已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 

匈牙利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匈牙利也有一座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挺立于布达佩斯盖尔雷特山巅，是布城的标志性建筑。如果天气晴好，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迎风挺立、昂首仰望的自由女神像。只见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头发和衣裙微微后摆，飘然欲动，栩栩如生。

　　女神像原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苏联红军解放布达佩斯而建。1945年，德国党卫军据守着布达佩斯最后一个堡垒—盖尔雷特城堡作最后的负偶顽抗，苏联红军从山下发起几轮猛烈的攻击，几千苏军将士战死疆场，最终攻克了堡垒，解放了布达佩斯。为了纪念苏军烈士，1947年，匈牙利著名的雕塑家基什法尔鲁迪·日格蒙德塑了这组雕像。这位雕塑家出生于1884年，成名于1910年，1945年以前长期居住在英国。他雕塑的英国作家肖伯纳像，被肖伯纳本人认为是最成功的。

　　自由女神像原来叫“解放纪念碑”，建成后在1956年和1992年曾两度险遭拆毁，反映出匈牙利人对苏联的积怨和敌视。1848-1849年的匈牙利自由革命，遭沙俄军队镇压，革命诗人裴多菲战死沙场；二战后苏军对匈牙利的占领和苏联对匈牙利的指手划脚令匈牙利人倍感耻辱；出兵镇压56年事件更使匈牙利人对苏联充满了仇恨。

　　原来的自由女神像，在女神前面的平台上还有一尊苏联红军战士举着旗帜的巨型雕像，前面写着“为了纪念因解放匈牙利而牺牲的苏军将士们”，基座背后镌刻着数千阵亡将士的名字。制度变化后，匈牙利兴起了一股彻底清除苏联影响的浪潮，全国凡是与苏联有关的所有痕迹，包括建筑物、纪念碑、列宁的雕像等等全部彻底予以拆除，连街名都进行了更改，如原来的“列宁弯路”、“莫斯科广场”都改成了别的名字。自由女神像自然也未能幸免。然后自由女神像几十年来已经成了布达佩斯的标志性建筑，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自不待言，将这样一尊精美的雕塑拆除实在可惜。几经商议，最后决定保留女神像，名称改为“自由女神像”，周围与苏军有关的一切纪念物全部拆除，搬走了高举旗帜的红军战士，刮掉了座基背后的阵亡将士名字，前面的文字也改成了“为了纪念所有为匈牙利的自由、民主和独立而牺牲的人们”。

　　我们应该以一种理解的心情去看待匈牙利在制度变化后设法清除苏联影响的举动，毕竟几十年来，苏联带给匈牙利的大多是痛苦和耻辱的记忆。然而难得的是，匈牙利并没有象其它东欧国家那样，彻底捣毁这些东西。在离布达佩斯30公里的地方，当时的匈牙利政府专门修建了一个公园，将所有与苏联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建筑物、雕塑等集中摆放到这里，供游人参观。我们把这个公园称之为“社会主义公园”，自由女神像下面的苏联红军战士雕像就摆放在那里。由此也可以看出，匈牙利民族是一个温和而不是一个偏激的民族。

　　自由女神像背后是一座石砌城堡。这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镇压了1848年爆发的匈牙利自由革命后，为防止匈牙利人民再次起来造反而建的，于1850-1854年建成。城堡长220米，宽45-60米，墙高12-16米。但建成后直到奥匈帝国解体，也没有发挥过它的作用。真正发挥军事作用的就是二战末，德军在这里进行了最后挣扎。据说彭德怀元帅访问匈牙利并参观这座城堡的时候，对当时苏德两军作战的情形非常感兴趣，并根据这里的地形和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摆了个阵，结果与当时的实际战争情形几乎完全一致，令匈方大为惊叹。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盖尔雷特山因自由女神像，在我们中国人口中习惯被称为“自由山”。我们使馆的宿舍就在自由山的半山腰。每天吃完晚饭后拾级而上，到山上散步，或在自由女神像下驻足观望，或漫步在山中的林荫小道，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自由山是布达佩斯的制高点，迷人的布达佩斯尽收眼底。尤其是到夜晚，华灯初上，布达佩斯似乎真成了多瑙河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在自由山脚，有一组雕塑特别令人注目。这是一组铜制雕塑，匈牙利开国国王伊斯特万和王后吉赛拉隔着多瑙河双手相迎，他们的脚下是布达佩斯的立体地图，象一个圆形沙盘，直径约两米，布达佩斯的主要建筑尽在其中。有趣的是，国王位据的布达一侧，建筑物都是立着的；而王后所在佩斯一侧，建筑物都向外卧到，象臣民跪伏在君主脚下。约1.2米高的石制基座，中间裂开一道缝隙，象征着多瑙河。

　　再往下走，正对着伊丽莎白桥桥头，有一尊右手高举十字架的青铜塑像，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盖尔雷特主教的塑像。盖尔雷特原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富家子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为传教来到了匈牙利，受到匈牙利开国国王伊斯特万的欢迎，特请他担任自己儿子伊姆雷的教父和宫庭教师，匈牙利人称他为“盖尔雷特”。盖尔雷特善于传教，他使伊姆雷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伊斯特万国王是强制推行基督教的，在他死后的1046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异教徒叛乱，他们杀死了几乎所有的神父，盖尔雷特也未能幸免。据说当时异教徒们将盖尔雷特装到一个木桶里，然后从山上将他滚到多瑙河中淹死。后来为了纪念盖尔雷特神父，他遇害的这座山就被称为盖尔雷特山。盖尔雷特主教塑像建于1904年，右手高举十字架，左手怀抱《圣经》，俯视着自己殉难的多瑙河，似乎在向世人宣示，最后的胜利属于他，属于基督。一个异教徒跪在他的脚下，向上仰视，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

「五一」——勞動者怒吼抗爭的日子

學生、護士、移工前仆後繼，數千勞動者台北團結抗爭

台灣社會主義者blog 臺北報導

  艷陽高照的晴日下，臺北凱達格蘭大道傳來要求社會正義的呐喊。五一勞動節這一天，台灣勞動者聚集在一起，要為過去一年來不見改善，甚至日益惡化的勞動環境而抗爭。

「崩世代」運動會

上午，由台灣勞工陣線、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公平稅改聯盟等團體，發起了「崩世代」運動會，藉各項競賽項目以諷刺稅制不公、教育商品化、青年貧窮化等問題，表達出對國家未來的憂心與憤怒。

其中，除了延續去年就提過的主張，例如房價飆高導致人民無力負擔、勞動彈性化導致的派遣氾濫，今年更特別凸顯了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問題。因為不論是醫師或護士，都面臨工作過勞的處境，因此也特別呼籲政府不要以責任制為由，將醫護人員和病患的性命當作玩笑看待。

現場也有不少學生參加這次的「運動會」，在學貸賽跑、房價舉重等項目使盡力氣仍覆沒一地，表現出畢業後必須面臨的苦境。最後，群眾在路上設置的大型總統臉書牆上，留下各自想表達的怒言，但由於總統府拒收，之後將改以照片寄給馬總統瞭解真正的民意。

五一反剝削遊行

       下午，則是主要由團結工聯和自主工聯發起，聯合全台灣各大學院校異議性社團和學生自治組織、各產業工會與社運團體的五一遊行。

中午十二點半，各團體三千餘人在自由廣場集合，之後出發走中山南路一路向北，途中學生團體和工會組織分別在教育部及臺大醫院、立法院前集合抗議。

 

　　學生大隊中值得注意的是兩面大旗，一面是全國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一面是台灣大學企業工會，站在這兩面其背後分別是各大學院校裡的老師與學生，二者在高等教育商品化下同樣受到來自資產階級政府與資本家的壓迫，高等教育在資本掠奪下成為一種「賺錢產業」，大學淪為資本家的「產業廉價後備勞動力生產工廠」，「學生」與「勞動者」的身分日益重疊成為套在受教者身上的雙重鎖鏈。因此，老師和學生們在五一這屬於勞動者們的節日裡一同走上街頭，要求政府必須向資本家課稅作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拒絕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學法人化與私有化，奪回屬於學生與老師的真正的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我們在工會大隊裡看到了護理人員也一同走在遊行隊伍之中，她們是基層護理產業工會的成員，是一群在面對日益惡劣的醫院護理勞動環境下的基層護理人員們自發組成的戰鬥工會組織。先前投書CNN控訴所謂世界進步的台灣健康保險制度不過是建立在壓榨剝削基層護理人員的「血汗醫院」之上的護士林美琪小姐即是基層護理工會的成員。

在護理勞動力吃緊的 現實醫療環境和惡劣的勞動環境下，面對大夜班小夜班的輪調，過度勞動加上作息不正常導致身體內分泌失調，許多護理人員甚至因而在醫院裡倒下；這更造成護理人員流動率高，惡性循環就這樣不斷的劣化護理勞動環境。為合理化壓榨剝削護理人員，被資產階級神聖化的南丁格爾護理精神成為施加在血汗護理勞動之上的虛假意識與謀殺幫兇。因此，群眾必須和護理人員們一同站在一起，不只是捍衛護理人員的勞動權益，更是捍衛我們所有人的健康，從財團與官僚的手中奪回屬於公眾的醫院！

　　在遊行中，我們還看到了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印尼勞工在台協會(IPIT)與台灣移工聯盟(MENT)的移民勞工朋友們。他們在臉上塗滿了鮮豔的色彩，開心地與同是千里迢迢來台灣工作的同鄉朋友一起參加五一遊行。面對來自資產階級政府的本勞外勞薪資脫鉤政策，勞工們必須不分本國外國，認清資產階級的分化手段，堅決站在同一陣線上同資本家進行鬥爭！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臺灣支部的支持者也參與了當天的二場示威活動。在活動中，我們高舉代表國際社會主義者的工國委（CWI）的旗幟和橫幅，並發佈了我們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廣受示威群眾歡迎。

五一是屬於勞動者的節日，不能是一場儀式化的嘉年華會。

今天，來自資本家的壓榨剝削依然不斷地鞭笞在廣大的無產階級身心之上，勞動者們必須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做鬥爭，奪回屬於勞動者的勞動果實!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中華革命黨成立

中華革命黨

Pote Harry 寫於 2011年5月25日 23:21

中華革命黨产生背景
    辛亥武昌起義後，革命黨、立憲派為謀早日推翻滿清，而與以袁世凱為首的舊官僚與軍人體系合作。袁則掌握時機，運用權術，從中操縱，一方面逼退清室，一方面則取代  孫中山先生，成為民國臨時政府的大總統。我們從政治發展的過程看，不難發現由武昌起義，直至袁的取得政權，實際皆來自一個推動的力量，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感性的認同，所形成的共識是最強烈的，  中山先生等革命黨領袖雖明知袁為舊官僚，具有相當傳統的專制及集權觀念與氣習，但推翻滿清為當時最高的民族感情與共識，在這一力量的推勤下，也祇得擧大總統及政權以相讓。等到清室退，民族感情獲得滿足後：各方面對新中國的政治結構與建設的方向，即發生爭執。此充份顯示出，除掉民族認同以外，對一個政治體系的運作與發展最關重要的另兩頂要素——規範與致策，並無一致的共識。規範構成體系的結構，政策牽涉體系的功能，如這兩頊要素，特別是前者，不能在共識的基礎上，獲得各方面的支持，政府即不能正常運作，功能也無法有效發揮，政治的發展與進步當然不易。

    民初的臨時政府實質上是政治革命后的體系重整與重粗，這種重整與重組主要在政治結構的建立。當時各方所贊同的大原則為民主共和，但在具體的機構上，則為分權制衡及議會政黨的政府體制。這樣的體制既可為總統制，如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定，也可為內閣制，如臨時政府約法的規定，但皆為民主的體制。如前所述，袁在接任臨時大總統後，完全遵照臨時約法的規定組織政府，革命黨及立憲派也皆各有分合，組織政黨，以議會為中心，推進政黨政治。這實在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民主政治的良機，  中山先生雖退讓大總統，甚至退出政治，以國民黨的理事長委宋教仁代理，自願從事鐵路建築，但對袁及各黨派皆抱寄望，樂觀其成。

   袁以舊官僚體系及軍事實力取得政權，其後所重視及依賴的仍是此種實力，但對現代議會及政黨政治並無正確的理解，因而也乏興趣。更欠推動或配合。在民元八、九月間，內閣總理陸徵祥因受參議院的彈劾，發生政治風潮，  中山先生與黃興且曾入京調和黨見，一方面勸說參議院議員支持袁的私人趙秉鈞出任新內閣總理，一方面則勸說袁須與政黨政治結合，使超秉鈞及各國務員加入新成立的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當時雖有人稱之為：「非政黨內閣，乃是內閣政黨。」但從議會政治的觀點看，唯有內閣與議會政黨相結合，才能控制議會，掌握政權，而在根本上解決當時的政潮，導致民主政治的正常化。趙雖同意加入國民黨，但祇是表面，實際仍反對受議會政黨的牽涉。這一觀念在黃興勸說袁的智囊楊度加入國民黨時，則表露無遺：楊曾明白告黃，如國民黨不取消政黨內閣的黨略，則不能加入。袁的舊官僚及軍人體系不能體會孫、黃的深意，終捨議會與政黨政治，謀求傳統政治中政府元首的專制與專權，以建立所謂的強力的政府，這使得議會與政黨政治的民主結構始產生，則完全證實袁的官僚及軍人體系對民主政治的敵視與蓄意的破壤。

    對於宋案，  中山先生力主即時對袁作全面的討伐，進行革命。但國民黨內部的意見則並不一致。黃興認為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不妨以冷靜的態度，進行法律的解決。黃當時也顯慮南方的武力不足恃，認為不宜立即採取軍事行動。至於國民黨籍的國會兩院議員已在京集會，且袁初尚掩飾，否認涉及宋案，所以大多傾向以議會的多敷優勢牽制袁的專制與專權，並為民國制定憲法，加以約束。各省區的國民黨都督及軍、民領袖雖一再聲討宋案及袁的非法借款，但也意存觀望，亦遲遲未採行動。但袁則乘機布署，突在民國二年六月下令免除國民黨籍江西都督李烈釣、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廣東都督胡漢民職，李烈鈞乃在七月十二日攻佔江西湖口，宣布獨立，進行討袁。黃興亦趕往南京，於十五日亦宣布獨立，派軍北上討袁。其後國民黨人陳其美在上海，柏文蔚在安徽，陳炯明在廣東，許崇智在福建皆宣布討袁，但皆先後失敗。鄒魯曾感嘆說．，「此次討袁，不匝月而敗，所謂二次革命者也。當是時，本黨在各省勢力不為不大，率以擧事後人，竟不可一戰」
    不能掌握時機，先聲奪人，的確是二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因素，但國民黨內部的不能齊一行動，以及一般民眾，甚至黨人、知識份子，對袁的專制不知警惕，未能普遍響應討袁之役，更是中心的問題。  中山先生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心情極為沉痛，也曾作全盤的儉討，而在議會政黨及革命政黨之間，決心再囘到革命政黨的路線，而要用革命的策略以實現民主憲政的建設。在性質上，他的討袁革命實是民權的革命，而與推翻滿清的民族革命有異。

中山先生搬轉逃往日本後，乃決定重振革命精神，組織中華革命黨，要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他認為排滿雖然成功，但民主的理想終未實現，其中的原因除了舊官缭惡勢力的為害外，更重要的關鍵則在黨員的各行其是，缺乏組織及紀律的觀念，因而不能產生力量。他曾致函南洋同志說，，「曩同盟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故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命承教之美德。致黨魁有似於傀儡，黨員有類於散沙。迨夫外侮之來，立見摧敗，患難之際，疎如路人，此無他，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凡人投身革命黨中，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諜自由、平等，故對於黨魁，則當服從命令；對國民，則當犧牲一己之權利。……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要件，凡入黨人員，必白間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若口是心非，神離貌合之輩，則寧從割愛，斷不勉強。……無所浮濫，以免良莠不齊。」  由上述可知，  中山先生的中華革命黨等於是一軍事革命的嚴密組織，採領袖制，特別重視對黨魁的服從，也要求黨員的忠貞、誠實與熱忱，能做到犧牲一己以救國。非常明顯地，  中山先生的這些主張，皆是自獻身革命以來，親身所經歷的辛酸及挫折而得。他在革命的歷程中，的確感覺他的理想與作法極為正確，所以產生一種所謂真權威的自認。這種自認使得他具有領袖的自信，而要求黨員絕對服從。另一方面，他也深感國人缺乏現代的知識及為團體目標相互協助、合作的團隊精种，所以他乃強調團結與紀律，而在領袖的領導下，發揮整體的革命力量。  中山先生對他的主張極為堅持，不為任何反對所動。他坦率而嚴格地要求加盟的黨員必須宣誓「服從孫先生」，並親蓋指模。  中山先生的要求在當時被目為非常之擧，不少舊日的革命黨同志，曾提出不同意見，黃興即表示無法接受，他認為革命係服從主義，不應服從個人；  孫先生係屬個人；對個人服從，有違「平等自由主義」，而蓋指模係命令犯人的作為，不應對同志如此。對這類的反對意見  中山先生辯駁說：
    一、革命必須有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唯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附從個人」看法j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任。絕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冶之宏基。
四、再擧革命，非我不行  同志要再擧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不是包辦革命，而是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對於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見；對於革命方略，有切實措施。同志鑑於過去之失敗，蕲求未來之成功，應該一致覺悟。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的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擧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
對於宣誓人須蓋指摸，  中山先生也有數點解釋：
    一、昭信誓：歃血為盟，如咬指割臂，皆古時所引用。現令不用血印而用指模，是要本人於蓋指模之頃，將誓約印入腦際，歷久不渝。
    二、驗誠實：我國人習氣專好假面子，或客氣用事，結果弄成虛偽，國幾不國。革命黨應反其所為，以赤裸裸出之：倘猶吝惜一指，以為與面子攸關，或以為太不客氣，則是不誠實之極了，所以必令蓋一指摸，破除積習。
    三、重犧牲：人人不畏革命，是能不惜犧牲的。革命黨自負也是自我犧牲的，倘對蓋指摸而懷疑而畏蒽，還說得上犧牲嗎？故必以蓋指模重視其犧牲精神。
    四、明團結：我們為了革命失敗，由於渙散，欲求成功，必須團結。我雖不肖結為死黨之說，而總要求同志一心一德，貫澈始終，不要中途脫節。有了指模憑證在黨，自然記在心上，毋敢或違。

民國三年六月  孫中山先生在東京召開中華革命黨的總理選擧會，並當選總理。七月八日則在築地精養軒召開成立大會。他當眾宣誓加盟，主盟者胡漢民，介紹者陳其美及居正。其他所有加盟者皆宣誓「附從孫先生」，並在誓約上蓋指模。但他的誓約則將「附從孫先生」一句，改為「統率同志」；「服從命令」一句。改為「慎施命令」。

中華革命黨誓約

    誓約    OOOO號
立誓人OOO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中山）先生，再擧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目的，並創設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陛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
二、服從命令。
三、盡忠職守。
四、嚴守秘密。
五、誓共死生。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OO省OO縣人OOO
中華民國O年O月O。

中華革命黨黨章（缺）


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文

     1914年7月

     吾党自第一次革命、国体与政体变更后，即以巩同共和、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己任。乃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 ⑦，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 振，言之不胜慨欢！

     文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海内外同志，立约宣誓，争先恐后。夏6月，开总理选举会，到者八省，文当选为总理。7月8日，在日 本筑地精养轩开本党成立会，文于是就总理之职，当众宣誓，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自是之后，着意进行，本部组织，于焉成立。用特通告海内外同志，自中华革命 党成立之日，凡在国内所有之国民党本部、交通部、分部被袁氏解散者，不能存在无论矣，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告解散外，其馀美国南洋各地未经 解散者，希即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民党名义，内容组织，以更张之，即希注意。]均已履行总章 第七条之手续，填写誓约者，认为本党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该法颁布，国基确定时，均由吾党员完全负责。

     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异党入据，以伪乱真。国内无论矣，即海外人士，亦 须严加审判，非由我中华革命党支部、交通部特别选派，及其承认介绍者，政府概不收纳异以政事，使保皇妖类，计无所施。

     现在全欧战云密布，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及我。且世界金融机关已经紊乱，袁贼之财源已竭，饷婿自空。英雄有用武之地，正吾党努力建功之时。凡吾同志，务望担负责任，切实进行，黄龙痛饮，为日有期。

     惟近有不宣誓约，非中华革命党员，假国民党名义，蛊惑我真正热心同志，藉端滋扰，日有所见；非力加调查而甄别之，则不足以固党基而定国是，此本党同人拳拳之意也。
——总理全集，中册，宣言，页18—19——

     ⑦章梓，时在南京，任第一师师长，坚决反袁



中华革命党从1913年9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11月中旬，已发展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倪瑞，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

    1913年11月22日，中华革命党应倪瑞的邀请在昆明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8省成员。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倪瑞为名誉副总理。

    12月8日，在昆明刚刚兴建好的大会堂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言：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权，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1）实行宗旨。

    （2）慎施命令。

    （3）尽忠职务。

    （4）严守秘密。

    （5）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

    民国3年7月8日立。

    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党地宗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地。

    会议选定党地领导机构。设协理一职。由黄兴和做过都督地国民党员担任。目地是团结不同意见地国民党高级干部。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蔡锷为军事部长。梁兴国为军事部副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杨庶堪为副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副部长。

    12月10日。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并通告美洲和南洋各地党组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依《总章》第七条规定填写誓约。履行入党手续。

    中华革命党除设军事研习所和政法学校外。于5月创办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政治宣传。《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撰述人有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复声等。




    孫中山先生親自訂定黨章首先強調中華革命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第二條），目的為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第三條）。為了確保革命黨員的貢默勳績，避免民初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遭受舊官僚與偽革命者的混入與軟化，他在黨章中特別規定．：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戍立之後進黨者，名曰普通黨員（第十一條）。另規定：革命時期之內，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第十二條)。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後，始能從憲法而獲得之。憲法頒布以後，國民一律平等（第十三條）。這樣的規定完全是對獻身革命者的一種鼓勵與同報，也具有提高黨員地位的效果。
    對於黨魁的絕對權力，黨章亦規定，革命黨公擧總理一人（第十五條），總理有全權組織（革命黨）本部為革命軍之策源（第十六條）。本部各部長職員，各地支部長，悉由總理委任（第十七、十八條）。  中山先生非常重視革命的過程，特別在黨章申明令進行的程序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以積極武力掃除一切障得，而奠民國基礎。訓政時期：以文明治理，督率軍民，建設地方自洽。憲政時期：俟地方自治完備之後，乃由國民選擧代表組織憲政委員會，創制憲法；憲法頒布之日，即為革命成功之時（第四條）。

革命的程序所以要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中山先生後來闡釋道：
    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盪，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傅於群眾，以得其同情與信仰。不經訓政時代，則大多敷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之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貴任之故習，即為人利用陷於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破壞不能了徹，後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設不能進行。辛亥之役，汲汲於制定臨時約法，以為可以奠民國之基礎，而不知乃適得其反。論者見臨時約法施行之後，不能有益於民國，甚至當臨時約法之本身效力亦已銷失無餘，則紛紛然議臨時約法之未善，且斤斤然從事於憲法之制定，以為藉可救臨時約法之窮。曾不知癥結所存，非由於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於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即入於憲政。試觀元年臨時約法頒布以後，反革命之勢力不惟不因以消滅，反得憑藉之肆其惡，終且取臨時約法而毀之。而大多數人民對於臨時約法，初未曾計及其於本身利害阿若？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叮知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臨時約法決不能發生效力。夫元年以後，所恃以維持民國者，惟有臨時約法；而臨時約法之無效如此，則綱紀蕩然，禍亂相尋，又何足怪。本政府有鑒於此，以為今後之革命，當賡績辛亥末完緒，而力矯其失。即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破壤，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昧越之程序。
    中山先生在黨章中將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定名為「革命時期」。在這一時期，一切軍國庶政，皆歸革命黨員完全負責，力為其難，為同胞造無窮之幸福（第五條）。換言之，在革命時期，完全以黨治國，也就是實行黨治，黨是最高的權力機構，也代表全民的福利。
    中山先生所設計的黨部組織，非常完整，除總理外，另置協理一人補助或代理總理執行職權（黨章第十六條）。革命黨的本部則分設總務、黨務、財政、軍事及政治等五部，各置部長一人、副部長一人。各部的職權皆明訂在黨章中。海內外的地區則設支部，置支部長一人（黨章十八條至二十五條）。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中山先生在注重革命組織的嚴密及強調服從革命領袖的同時，已相當考慮到未來憲政時代的五權政府組織。他將黨本部視為行政院，而另設一協贊會，分為四院：㈠立法院、㈡司法院、㈢監督院、㈣考試院，而與本部並立為五。鵑贊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總理委任。四院則各設院長一人，由黨員選擧，但對協政會長負責。各院的職權逸在總章中作明確的規定，如立法院可創制各部規則，提議修改總章，批准支部章程，籌備國會組織（指憲政時期的正式國會）。這樣的設計，主要的目的削在「使人人得以資其經驗，備為五權憲法之張本。」  （以上見總章第二十六條至三十一條）  中山先生對革命最終目的的憲政之治，真是時時在念，縱在革命時期，也要先訓練黨員，使具民主的經驗與素養，以免在革命完成後，黨員本身却無法推行民主憲政及經營民主生活。我們由此亦可見  中山先生對民主信念的堅定。
中華革命黨的主要目的在進行革命，奉命不能不有武力，對建立革命的武力，  中山先生向有切膚之痛，因過去的若干次起義，特別是二次革命，國民黨皆由武力的不足或不整，而遭致挫敗。因而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后，訂定極為完備的革命方略，組織中華革命軍，並在黨治之下，成立軍政府。按方略的規定，總理即為中華革命軍大元帥，統率陸海軍，大元帥則代表中華民國為大總統，組織政府總攬全國政務。中華民國的國旗定為青天白日旗見方略第一編第二章第八條），這是中山先生一向所堅持的主張，從此成為定案，大元帥之下設最高統帥部，稱大本營，此即軍政府（見方略第一編，第二章，第四條至第六條）。大本營下設機要、參謀、法制三處及外交、內務、陸軍、海軍、財政等五部。各部置總長及次長各一人（見方略第二編，第一章，第一及第二條；第二章，第一條）。各省則設總督府，置總督一人，由大元帥特任，受內務部總長監督（第十章，第一及第二條）。各省在未設總督之前，置司令長官一人，司令官若干人，由大元帥任命（方略第一編，第二章，第七條二項）。
中華革命黨在這樣周密而嚴格的組織下，真可如鄒魯所說的，  中山先生乃能「親率能立於戰線之黨員，」進行民權及民生的革命，以底於憲政的實施。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  中山先生一方面組織黨本部，任命陳其美及居正為總務部長，居正及謝持為黨務部長，許崇智為軍務部長，張靜江、廖仲凱及楊庶堪為財政部長，胡漢民為政治部長，張繼為宣傳部長，協理從缺；另一面則組織革命軍，陸續任命各地區二十餘位司令長官，包括陳其美主長江流域一帶，居正主山東，朱執信、鄧鏗主廣東，祁耿寰主關外，范鴻仙主上海等等。如前所述，  中山先生很重視黨員的流品，所以特在東京設法政講習所，以培養政治人才；在大森設浩然廬，以培養軍事人才。
    各地區的革命黨人皆會進行討袁的革命活動，包括暗殺、策反及起義等，如陳其美在上海的策反肇和艦等皆是，但當時袁勢正盛，早期的革命行動，仍甚艱苦，陳其美且在上海被刺，而以身殉。
對我國的政治發展來說，  中山先生的組織中華革命黨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自民國元年推翻滿清，由袁世凱繼  中山先生出任臨時大總統後，各省獨立之局已告統一，且在臨時約法的基礎上獲得政治的整合，議會及政黨政治亦已逐步進行，但自宋教仁案後，統一及整合皆成問題。  中山先生則深感民眾的文化仍停留在傳統的專權時代，而舊官僚及軍人體系更欠民主的認識，而趨向專制及私利的追求。在這樣的情勢下，他根本否定在體制內進行議會及政黨政治，以實現憲政的可能性，中華革命黨的成立，已明白地宣示：民國的政治已從議會政黨重新回到革命政黨的路線。
    其次，國民黨內部造成雙重的分裂。  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進行討袁時，國民黨籍的國會兩院議員仍在北京議事制憲，雖反袁，但仍然與袁共一政府體制，且謀與袁取得某種妥協，以維繫議會政治。道當然與  中山先生的主張相惇，形成分裂。在另一方面，  中山先生的堅主中華革命黨的領袖服從制及須宣誓蓋指印等，除如前連，黃興不願接受外，其他參與第二次革命的討袁人士，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也不願接受，而造成另一分裂。若干持反對意見的且另有歐事研究會的組織。這雙重分裂使後來的政局趨向複雜，也使  中山先生更堅持領袖制的激進革命路線，反對任阿妥協。
    第三，  中山先生在民國三年組織中華革命黨時所強調的黨的理想、黨的組織、黨的紀律、黨的領袖制、黨的治國、黨軍的建立、黨員的品質、政治及軍事人才的訓練等，皆成為革命政黨的重要特徽，  中山先生的這些構思與設計，確實早於蘇俄在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所以並非仿效蘇俄，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他後來所採取的聯俄的策略。
    最後，我們可以這樣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就是建立在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之上，而更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