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雁
導語︰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
亞當-沙夫說，每個波蘭人都知道，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嚴和祖國。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無神論者的沙夫都這樣講，可見此言不虛。從這個排序當中我們可以知道上帝對波蘭人有多麼重要。那麼宗教為什麼會處在一個超越的制高點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波蘭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蘭人都自稱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蘭的民族之魂，它在波蘭是大眾的精神追求，長期以來宗教具有的道德優勢無人能夠比擬。民眾對宗教的這種信任感是靠它們的犧牲精神換來的。換言之，宗教的這種超然于政黨、主義、發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僅靠爭奪話語權和灌輸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實踐、靠犧牲、靠奉獻做出來的。在抗擊外國入侵蒙古、奧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歷次斗爭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們變賣教會資產資助抗擊外敵的斗爭，更有大量的神職人員慷慨赴難，他們用自我犧牲的聖徒精神體現了波蘭民族爭取獨立的信念。波蘭亡國以後在俄屬波蘭、普屬波蘭和奧屬波蘭三大分割佔領區，教會以其對獨立的追求、亡國期間的民族堅守、戰爭中的犧牲、極權體制下對人性的吶喊體現了波蘭民族的不屈精神。
從1874年普魯士因波蘭教會成為反抗宗主國的據點而逮捕波茲南大主教開始，教會的抗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它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沒有犧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受難形象，要求教會人士必須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獻，以耶穌的受難精神作為榜樣，如果一個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難肩扛黑暗的話，那教會人士就應該是第一批赴難者，“基督教意味著在宇宙中每個生命戰勝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個人參與”。在二戰中波蘭的死亡率高達22%，比甦聯（10%）和中國（7%）都高得多，而教會人士死亡率又遠遠高于民眾死亡的平均值，達到1/3，正是這種慷慨赴難的特征贏得了整個民族的尊敬。
波蘭人說，波蘭的歷史幾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難史，在失去祖國的日子里，面對信奉新教的德國統治者與信奉東正教的俄羅斯統治者，波蘭人把天主教與自己的民族意識聯系在一起，因為唯有宗教可以守護，宗教便成了“沒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時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波蘭等同的。每當國家陷入困境的時候，人們總是第一時間想到向宗教尋求幫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氣場是任何黨派無法比擬的。老百姓說，戰後的斯大林體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們的心坎上，教會人士往往是為了波蘭而犧牲的，而共產黨除了內部殘酷的斗爭以外，即便犧牲也是為了一個黨派的利益，它的出發點不是祖國，不是國民，而是為了官僚的利益，血緣統治在東歐是不爭的事實，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誰的國家民眾心知肚明，這二者自然無法同日而語。
按理說做了那麼多犧牲的宗教，是最應該具有霸氣和自傲的，因為它有這個資本，但是偏偏波蘭宗教具有寬容精神。與共產黨總是尋找“替罪羊”，人民不過是“歷史規律的墊腳石”不同，波蘭天主教往往高調行動身先士卒，但並不強迫他人犧牲。事實證明，教會的長期犧牲精神和心懷救贖的行動是他們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響力和責任感成正比，因而佔據了道德制高點。
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
在波蘭，宗教的寬容精神已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民族資源。當然宗教寬容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過迫害異教徒的行徑，既處死過無神論者和新教徒，也驅逐過阿里安教徒，但總而言之，波蘭人在發展的歷程中，非常看重寬容的品德，當猶太人成為十字軍運動的犧牲品時，是波蘭人收留了他們，在法律的保護下世界上幾乎一半的猶太人在波蘭-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蘭簽署了宗教寬容的《華沙公約》，比俄國的宗教寬容早了331年，俄國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頒布詔書，表示要“實行宗教寬容的原則”，波蘭是歐洲很少幾個沒有規模化的異端審判、沒有遭到宗教戰爭蹂躪的國家。
同樣，他們強調在自由環境下，人們不可能通過標榜信教來謀取權力，獲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動機比較單純。不會因政治氣候變化而見風使舵，或像候鳥一樣為了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斷“倒戈”，這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仰逐漸融入進民族性格當中。另外，宗教界與世俗權力的競爭關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體系，這既對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約機制同時有利于城市自治的發展，迫使世俗政權不得不去爭取民眾的信任。
後來這種對宗教熱而不狂，信仰與理性兼容，宗教熱情與宗教寬容並重成為波蘭民族的傳統。波蘭人的亡國經歷，一次次以失敗告終的抗爭，使他們更具有寬大的胸懷。他們反對不擇手段、非理性攻擊，對那些自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代表、自認為是正統而排擠他人的流派持謹慎的懷疑態度。在波蘭人看來，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證明的恰恰是虛弱，而不是自信和強大。這種“打著維護基督教純潔性的幌子”靠打壓異己保證自己存在的派別只不過是霸道的宗派主義，所具有的不過是“宗教審判官”專橫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認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別人的自由，通過壟斷真理而佔居主導、施行暴政，對這樣的“超正統”不但要時刻警惕還要給與揭露。在波蘭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並且給與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統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內核遠離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獨尊的原教旨主義死胡同，無論什麼教派以集體否定自由的時候就已經完全為背離初衷，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便預示著基督教的危機。
團結工會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處于個體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駕于個體之上。因此，它是個體的粘合劑而不是個體的奴役者。它的存在為波蘭保留下來一定程度的社會空間。天主教會在現實中的獨立姿態和這種道德壓力的氣場一直就蓋過共產黨，它可以越過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蘭社會，于是形成了波蘭的“紅皮白蘿卜”現象。1953年波蘭政府按照甦聯的規定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向政府宣誓效忠時，紅衣主教斯蒂凡公開表示拒絕，說上帝不允許與惡勢力同聲相濟。他說，“我們不被允許將與神有關的東西置于暴君的祭壇之前，萬萬不能！”為此導致大量的教堂被關閉、神職人員被捕和教會財產被剝奪，但是斯蒂凡抗爭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沒有一個主教公開表示願意宣誓效忠。波蘭人說，任何力量靠強迫要求和管制的約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聲望”。
按理說，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歷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會在波蘭歷史上長期承擔著同情弱者反抗強權的角色，使得它在波蘭政治劇變中扮演著“幕後推手”作用。法國社會黨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邊跳動”來解釋左派的概念，說左派代表社會苦難的關懷，代表社會良心。波蘭人認為，這個概念只有在自由選舉的國家才有意義，在甦式體制下只有有權者和無權者的對立、官方與民間的對立，除了執政的一方，任何獨立的派別都無法自由的表達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較少有世俗考慮的宗教反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公正、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成為斯大林體制最大的潛在對手。
1979年6月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第一次訪問波蘭，極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氣。事先，甦聯人堅決反對教皇訪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蓋萊克阻止教皇訪波，認為宗教只不過是動亂的學說，這注定會掀起一場不利于甦聯的民族主義的浪潮。蓋萊克自知自己的威信無法與教皇相比，如果迫于甦聯人的壓力把教皇拒之國門之外，不但挫傷了整個民族的感情，更可能會大大動搖共產黨的合法性，所以對甦聯人的勸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蘭黨和政府意識到，自己在意識形態上已經明顯處于下風。
約翰-保羅二世一到波蘭就明確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狀態的獨立工會，那時工人的任何橫向聯系都被視為是非法的，罷工的工人往往會以“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說︰“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給的，不是國家給的”。“在任何情況下，波蘭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從傳統上都喜歡自治”，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蘭工人對自治工會的追求。在工人們看來，甦式體制下的國家官辦工會只不過是黨國體制的應聲蟲，這種如同雞肋一般的工會被工人拋棄。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瓦文薩承認，教皇給與他們的勇氣“如同神助一般”。教皇來訪使波蘭人產生了渴望沖破禁錮的強烈願望。教皇宣稱的“上帝的意志”成為工人成立自治工會最有力的理論依據。
但教皇同時也要求天主教徒熱愛祖國，擁護政府，保持社會秩序，要相互諒解和妥協，不要給外人以可乘之機，他也希望波蘭政府尊重波蘭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權利。教皇的訪問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統一工人黨和政府的權威性頓時掃地，合法性受到質疑。在教皇第一次訪波以後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廠建立的“罷工委員會”，迫使政府與工人組織簽署了包括工會問題在內的二十一條協議。這是華約國家中第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1983年6月約翰-保羅二世第二次訪問波蘭，教皇向一千萬前來迎接他的教民表達了應該讓團結工會“合法化”的願望，同時他在與雅魯澤爾斯基的長談中，提議政府與反對派進行協商、溝通、體察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情緒滋長，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渠道。後來在歷時19個月的“軍管”當中，是教會一直給予地下狀態的團結工會以物質和道義援助。瓦文薩在1989年時承認，團結工會在面臨困難局勢時，是“教會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教會，我們或許達不到現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團結工會的會員發展到1000萬人，佔全國職工的80%，大量基層企業工會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會瀕于瓦解。1981年9月團結工會召開一大，通過改革決議，年底發動全國總罷工，走上了與當局對抗的激進道路。團結工會的罷工此起彼伏，工人們的政治浪漫主義達到高潮，步步挑戰政府的控制能力，社會的失控狀態日益嚴重。而這時來自甦聯方面的壓力迫在眉睫，已經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蘭能否避免上述兩國的悲劇，考驗著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會表現出超越黨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個黨派之間的分歧，尋找擺脫危機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運，國家被甦軍佔領，教會上層人物不斷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間穿針引線，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強調最令人不安的是無政府主義，它可能搞垮我們，使國家陷入內戰。
紅衣主教斯-維辛斯基屢次向教徒宣講約翰-保羅二世的手諭，希望教徒在非常時期保持和平、鎮靜、理性精神以及本著對整個波蘭民族的責任感來看待當前的民主政治運動。由于對立的雙方都能夠接受教會的調停，致使波蘭的民主運動能夠在良性範圍內運轉，而斯-維辛斯基卻積勞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盡瘁的犧牲精神對朝野雙方都有很大的震動。統一工人黨總書記雅魯澤爾斯基兩次會晤繼任的紅衣主教約-格萊姆普，就防止甦軍壓境和建立民主協商陣線達成一致意見。從此後在波蘭的政治和解過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們的這種“中間人”角色，即超脫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過對各個政黨勸說和施加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沖突雙方劍拔弩張的緊張感，並打造出一個暢通的信息溝通渠道。
1981年12月13日雅魯澤爾斯基在甦聯的壓力下宣布國家處于戰時狀態，取締團結工會，逮捕其領導人。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軍管”後，團結工會仍處于非法狀態。劇變後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國報》上，雅魯澤爾斯基首次披露“軍管”的動因。他說，“當時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可怕漩渦，一場災難就要發生，波蘭這艘航船已經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們受到東西方關系中‘冷戰’的強烈沖擊”，他的繼任者拉科夫斯基說︰“勃列日涅夫和他所派的使者不斷的施加壓力”，“我們對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後果感受最為深刻”，“與其讓甦聯人軍管不如波蘭人自己軍管”，這種“損害國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確有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可抗拒性。
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訪波，對試圖擺脫甦聯桎梏的波蘭民眾又一次帶來巨大的鼓舞。教皇強調，應該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為全民協同行動用以解決政治危機的前提，經歷過亡國之痛的波蘭民族天大的問題都可以坐下來商談，民間力量和政權不是宿敵，不要兵戎相見自相殘殺。1988年8月26日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根據教皇倡議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舉行圓桌會議。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東布羅夫斯基的反復撮合下，團結工會的瓦文薩和內務部長基什查克、政治局委員史-喬塞克舉行了第一次會晤，就一系列協商步驟開始接觸。這是統一工人黨政府自成立以來首次主動伸出橄欖枝，敞開對話渠道。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團結工會與統一工人黨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誠意，團結工會學習做政治反對派，政府學習真誠地互相對待，但不成為敵人的共處方式。這樣做的結果“成果是共同的”，“勝利者只有一個人民，我們的祖國”。
1990年在馬佐維耶夫政府邀請教皇再次訪波時，約翰-保羅二世間接表示，波蘭需要一個在普遍選舉中產生的總統，這將有利于在國際輿論中塑造新波蘭的形象，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壟斷，必須盡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1990年12月9日，瓦文薩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獲得74.7%的選票，當選為波蘭總統。所以有人說，教會既是推動改革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壓垮前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瓦文薩後來說，波蘭劇變的功勞50%歸教皇，20%歸里根、撒切爾夫人、戈爾巴喬夫，30%歸波蘭人民。這種說法可能有些夸張，但無疑反映了波蘭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數。戈爾巴喬夫後來也承認，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經濟轉型中的社會整合作用
1990年初，瓦文薩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對居民們說，“45年來波蘭的經濟車輪一直向左轉，現在我們想把它轉到右邊去”，7月波蘭議會通過了《國營企業私有化法》，從此波蘭開始了“後團結工會”時代的經濟轉軌之路。
一般來講，東歐國家舊體制垮台後的空間會被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基督教文化、社團主義以及新社會運動所填補。這些社會力量是否會演變成民粹主義思潮或黑社會勢力，主要取決于社會整合力量的基礎是什麼？在這方面中歐國家做得要比俄羅斯好，這是由各種因素所導致的。第一，由于中歐被甦維埃帝國統治時間短，原來社會的有機構沒有被完全破壞，重構起來相對容易。第二，它們自身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在中歐，民主化、市場化與第三種轉軌的“社會自我建構”的公民社會是同步進行。他們已經從“社會-國家一體化”的意識形態下脫離出來，從轉軌初期的工會不像工會、政黨不像政黨、公益組織不像公益組織發展到現在明確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權力的政黨，另一部分則傾向市場選擇，其余的則由公民組織的社會承擔，變政治化國家為社會化國家。第三，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沒，它是社會凝聚力關鍵所在。劇變後國家社會往往處在易散不宜合的狀態下，由“破”轉為“立”的過程中，原來反體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對立面消失以後便會突然加大，呈現出一種“互不服氣”的“諸侯爭霸”的局面，而這時曾經在政治和解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夠延續它的超越能力，為各方提供互動聯系，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當然一般而言，大多數教會都會回落到原來職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第四，對前體制的反感程度預示著經濟轉軌的承受能力，
一般來講，中歐國家在宗教與轉型過程中，政治上的契合程度要高于經濟上。因為宗教向來與充滿物欲的市場經濟不睦，後東歐時代的民選政權可以認同宗教與前政權之惡作斗爭，卻未必認同宗教與他們歡迎的市場經濟作斗爭。對于在經濟大潮中體現著物質之外對彼岸世界追求的教會來說，它體現著一種反對物質化和功利化的價值目標。于是政府會通過立法或談判的方式，尋求宗教不再介入現實問題。但面對轉軌的艱難和市場經濟本身的缺陷，批評現實和懷舊的情緒就會上升。在“休克療法”最艱難時時候，又是教皇出面要求人們支持團結工會政府，說共產黨搞了40年，現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應該團結一致共渡難關，隧道的盡頭就是曙光。
雖然整體而言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宗教的回歸作用不像政治轉軌時那麼顯著。但能夠抵御社會的浮躁情緒。宗教的反腐敗、平衡、心理醫治、疏導、誠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夠看到。波蘭人的宗教在轉軌時期提供了社會倫理規範與精神秩序的來源，而宗教寬容傳統又使宗教極端勢力與教權主義難成氣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傾向對政治民主和和經濟市場化的不利影響。
當然，教會畢竟是教會，即便現代教會不會強烈對抗世俗化，但也不會鼓勵世俗化。對于波蘭走向市場經濟中必然會加深的世俗化趨勢，教會也免不了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式的抱怨。波蘭人對教會的敬仰多半是由于教會歷來抵抗強權，為波蘭民族保存了可貴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空間。現在波蘭已經沒有強權了，教會的功能主要已轉向了抵抗世俗。盡管現代社會也需要精神寄托與心靈救贖，但是在自由的現代社會不僅世俗化的程度會加深，精神寄托的對象也必然會逐漸多元化。因此與過去天主教屢遭打壓而威望越壓越高相對而言，如今的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會不再受打壓，其威望卻也不如以前了。
如果說過去的波蘭很大程度上以對甦聯的態度分“左右”甦聯支持的是左派而甦聯敵視的是右派，那麼最近20多年來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對教會的態度分“左右”，教會支持的是右派，而教會不支持的是左派。劇變後波蘭在憲政民主體制下已經很多次地出現政黨輪替，但是20多年來整體而言，還是“左派”勝選的時間多，而教會支持的“右派”勝選的時間少。左派報刊不時揭露神職人員腐敗的丑聞，甚至比過去更無所顧忌（當年他們要是發表這種言論，馬上就會被認為是“甦聯人授意的謠言”而使自己更加被動，所以那時雖有秘密警察暗殺波比什烏神父這樣的事，官方報刊公開指責神職人員倒是很少的）。這也使人對波蘭有信心︰波蘭人有信仰，但他們絕不可能搞出個神權國家。而由有信仰的人們建立的世俗國家（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國家）難道不是現實中“最不壞”的選擇嗎？
－－轉自︰《公法評論》，2013-09-26
http://www.gongfa.org/html/gongfazhuanti/xianzhengzhuanxing/20130927/2435.html
2013年10月2日星期三
2013年10月1日星期二
劳工保护委员会，将主要产业里的激进派劳工组织了起来
团结工联（波兰语：Solidarność；全名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联”—NiezależnySamorządnyZwiązekZawodowy"Solidarność"，又常译为团结工会）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列赫·瓦文萨（LechWałęsa）所领导。在1980年代它组织了波兰国内从天主教徒[1]至反共左翼人士结合为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并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2][3]。团结工联的出现及持续的存在，不只是在长期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波兰所前所未见的，也是在那些由苏联统治（在实际上）的东欧集团共产国家前所未见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长期采取强硬共产专制，曾在1970年以机关枪扫射血腥镇压抗议行动（杀害数十人并造成上千人受伤），之前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类似行动如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也都因为苏联的入侵而告失败。
但团结工联于1980年出现后仍持续存在，散布并强化反共的思想和运动，影响所及遍布全欧洲的共产国家，削弱各地共产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权力。在波兰，统治基础被不断削弱的共产政府最终开始和团结工联所领导的反对势力进行谈判，于1989年进行了半自由的选举，在这些有限的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被彻底击败，到了8月底形成了团结工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瓦文萨在12月当选了总统，很快波兰人民共和国便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非共产的民主波兰共和国。团结工联的成功事迹被其他欧洲共产国家的各种反对团体所效仿，最后导致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一垮台，促使苏联于1990年代初期解体。
自从1989年波兰共产制度瓦解后，团结工联转变为一般传统的工会，自1990年代以来也较少在政治舞台作出影响。在1996年一个以政治为主的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WyborczaSolidarność）成立并赢得了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但却输掉了2001年的国会选举。目前团结工联已经很少对现代波兰的政治作出影响了。
生根（1980年以前）
约翰·保罗二世于1979年以教皇身分首次造访波兰，获得上百万人欢迎。促成团结工联最初的成功、以及其他类似的反对运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式社会由于士气低迷而陷入的内部危机，更由于冷战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匮乏情况（被称为短缺经济）而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经济在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EdwardGierek）的领导下曾于1970年代初期相当繁荣，但从1975年开始便由于外债高涨而陷入萧条。第一场罢工行在1976年6月于拉多姆（Radom）和乌尔斯（Ursus）展开，在他们被政府镇压后，劳工运动受到反对派知识份子的支持，当中许多人来自稍早在1976年成立的劳工保护委员会（KomitetObronyRobotników,KOR）。1977年KOR重新命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KomitetSamoobronySpołecznej,KSS-KOR）。
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被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吸引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教宗呼吁尊重波兰的传统，并强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同时他也反对暴力的行为。
1980年代早期的罢工（1980-1981）
罢工运动并没有在问题浮现后就迅速爆发，而是在政府和经济状况的困境超过了十年才产生的。
在1980年7月，爱德华·吉瑞克的政府面临了经济危机，决定在减缓工资的同时也提升物价。马上引起了一波占领工厂的罢工行动[4]。尽管罢工运动并没有协调指挥的中枢，劳工们发展了一种情报网络来散布他们抗争的新闻。原先在1976年由一群反对派成立以替受害劳工提供支援的劳工保护委员会，将主要产业里的激进派劳工组织了起来[5]。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一位起重机操作员、同时也是知名劳工运动领袖的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Walentynowicz）被解雇，激怒了其他的劳工，成为引燃罢工运动的火花。[6]
在劳工保护委员会成员的组织下，造船厂劳工们于8月16日展开罢工。之前于1976年遭开除的电工技师列赫·瓦文萨在8月14日11:00抵达造船厂，领导罢工行动[7]。罢工委员会要求重新雇用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和列赫·瓦文萨，劳工们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之前1970年抗议中的牺牲者，并要求保障劳工的权利和提出其他社会要求。
虽然在政府的检查制度下媒体极少提起在格但斯克发生的劳工骚乱并且切断了所有从海岸连往内陆的电话线[8]，但罢工的消息借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传播散布至铁幕国家，并借着地下的出版刊物和小道传闻将团结工联运动的消息迅速的传遍整个波兰。
在格但斯克协议后，纪念1970年镇压中遇难造船厂劳工的纪念碑也完工了，在1980年12月16日揭幕。在8月16日其他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抵达了造船厂[9]，一起组织了以列赫·瓦文萨为领导的企业间罢工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yKomitetStrajkowy,MKS）。8月17日一名神父HenrykJankowski[10]在造船厂大门前替劳工们做了弥撒。到了21日劳工们提出了21项要求的清单，所有要求都只是简单的针对当地的问题。清单上首先要求创建一个新的而独立的工会，接着要求放宽检查制度、拥有罢工的权利、作宗教礼拜的权利，并要求释放政治囚犯和改进公共医疗服务[11]。隔天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代表抵达造船厂，宣称将协助进行谈判。同时，由雅塞克·卡兹马尔斯基（JacekKaczmarski）所写的抗议歌曲“Mury”（墙壁）也在劳工间广为流传。
在8月14日什切青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12]。罢工运动沿着海岸迅速扩展，关闭港口并造成经济活动停止。在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的激进份子和许多知识份子的协助下，劳工开始占领各式各样的工厂，从采矿场至造船厂。在几天之内，200座工厂加入了罢工，到了8月21日整个波兰都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从沿海城市的造船厂到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采矿场都陷入停顿。越来越多新的工会成立并且加入罢工联盟。到整场罢工潮结束时，罢工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超过600座工厂进行罢工，遍及全波兰。
由于受到广泛的群众和其他罢工团体的支持，以及国际性的媒体关注和支持，格但斯克的工人们继续罢工直到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在8月21日由MieczysławJagielski为代表的政府委员会(KomisjaRządowa）抵达格但斯克[13]，另一个以KazimierzBarcikowski为代表的委员会也被派遣至什切青[14]。在8月30日和31日及9月3日代表劳工的工会与政府签下协议，正式接受许多劳工的要求，包括罢工的权利在内，这个协议被称为格但斯克协议（Porozumieniasierpniowe）。协议也包括了工会的议题，允许人民在共产主义的政治架构内进行民主改变，这被视为是打破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第一个阶段。劳工们主要关心的是建立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并拥有合法罢工权利的独立工会组织，建立这种工会将能清楚代表劳工们的意见。格但斯克的另一项影响是使得原本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在1980年9月被解除职务，改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Kania）取代。
由罢工行动的胜利，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劳工代表们于9月17日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团结工联（NiezależnySamorządnyZwiązekZawodowy"Solidarność"）就此诞生。这个名称是由KarolModzelewski[15]所提议的，而著名的标志则是由JerzyJaniszewski所设计的[16]，这个标志在各种团结工联的海报上出现。在1980年12月由劳工们建立的遇难造船厂劳工纪念碑揭幕。在1981年1月15日，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联代表团前往罗马和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在9月5日至10日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团结工联的全国性代表大会，9月26日至10月7日列赫·瓦文萨当选了主席。
WieczórWrocławia"-波兰弗罗茨瓦夫的日报，1981年3月20-21-21的版本，在检查制度介入首页和最后一页（标题为“CozdarzyłosięwBydgoszczy?-Pogotowiestrajkowewcałymkraju”（“在比得哥什镇发生什么事了？-整个国家都陷入罢工了吗？”）。印刷房的劳工们决定自行印制这份报纸，以避开检查制度的更改。在此同时团结工联也由单纯的工会转变为一个社会运动。在接下来500天内，由于格但斯克的协议，九百万至一千万劳工、知识份子和学生加入了团结工联或其附属团体（例如在1980年9月成立的独立学生联盟（NiezależneZrzeszenieStudentów）、或是在1981年5月成立的农夫工会农业团结工联（NSZZRolnikówIndywidualnych"Solidarność"）[17]）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一个国家里有四分之一人口自愿地加入了某个组织的历史纪录。一年后团结工联的党纲如此说道：“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
运用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团结工联试着逼迫政府改变政策。同时团结工联也谨慎着不使用任何暴力，以避免政府获得任何借口动用保安部队。3月19日发生了27名团结工联成员于比得哥什（Bydgoszcz）被殴打的事件后，团结工联在3月27日发动了一次4小时的全国性罢工，是历史上东欧国家里最大的一次罢工，瘫痪了整个波兰并迫使政府答应展开针对这次殴打事件的调查[18]。波兰的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它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同时团结工联已经准备好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波兰共产党却没有把握要怎么进行谈判，只能颁布一些无意义的声明并拖延时间。在逐渐恶化的共产主义短缺经济以及不愿与团结工联谈判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的是共产政权的唯一选择是展开对这次行动的镇压，否则只能面临失去政权或是革命爆发的结局。在越来越紧绷的气氛下，团结工联在12月3日发表声明，警告若是政府批准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的命令，将会发动一次24小时的罢工，而若是这些镇压真的展开，团结工联将会发动一次全国总罢工。
戒严法（1981-1983）
ZOMO镇暴部队执行戒严令，1982年。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波兰政府受到越来越多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波兰政府采取行动并巩固其立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被莫斯科视为太过于独立自主，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1年10月18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将他排除为少数。卡尼亚失去了他第一书记的职位，由主张暴力政策的总理（也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Jaruzelski）将军所取代。
在1981年12月13日，政府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取缔团结工联，颁布戒严令并建立救国军事会议（WojskowaRadaOcaleniaNarodowego,WRON）来取代正常政府机能。在格但斯克的团结工联领导人被拘禁隔离并被严密看守着，数千名团结工联的支持者在午夜被逮捕[19]。在过程中也爆发了数百起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主要在一些最大的工厂和西里西亚的采矿场，但他们很快被准军事的镇暴警察ZOMO部队给平息。其中一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1981年12月16日于Wujek采矿场展开，政府部队对抗议人群开火，杀害9人并造成21人受伤。隔天在格但斯克的抗议活动也导致政府部队开火杀害1人并造成2人受伤。到12月28日罢工已经平息，而团结工联表面上也似乎停止了活动。政府在1982年10月8日彻底非法化并禁止团结工联。[20]
在铁幕以外的国际社会谴责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并声援团结工联。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并且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给团结工联的地下组织。波兰民众也依然支持着团结工联。
戒严法在1983年7月正式解除，不过对于公民自由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都更为严密了，食物的定量配给也更为严格了，直到1980年代后期为止。
地下组织团结工联（1982-1988）
在1982年4月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Bujak）、鲍格丹·里斯（BogdanLis）、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ładysławFrasyniuk）和WładysławHardek组织了暂时协调委员会（TymczasowaKomisjaKoordynacyjna），以作为地下的团结工联暂时的领导组织。在5月6日另一个地下的团结工联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NSSZ“S”-RegionalnaKomisjaKoordynacyjnaNSZZ"S"）由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Borusewicz）、AleksanderHall[21]、StanisławJarosz、鲍格丹·里斯和MarianŚwitek所创建。在6月另一个战斗团结工联（SolidarnośćWalcząca）也建立了[22]。
在整个1980年代中旬，团结工联一直是波兰唯一的地下组织，由天主教教会和中央情报局所支援[23]。所有的行动都为波兰的秘密警察所追捕，但他们仍然得以做出反击：在1982年5月1日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聚集了好几千人（在格但斯克有几千人）。示威运动在5月3日再度展开，以庆祝已被非法化的五三宪法纪念日。更多罢工在10月11日至13日展开，并在隔年5月再次展开。
列赫·瓦文萨于1982年11月14日被释放，但在12月9日波兰秘密警察再次展开大规模的反团结工联行为，逮捕超过10,000名团结工联的激进份子。在12月27日所有团结工联的财产都被政府转移至由政府所创建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OgólnopolskiePorozumienieZwiązkówZawodowych,OPZZ）。分页标题#e#
戒严法在1983年7月解除，政府也对许多遭监禁的工会成员颁布了一次特赦令。更多团结工联份子在1984年7月22日被释放。在10月5日列赫·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波兰政府拒绝给他护照使他无法出国受奖；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领奖。后来还证实了当时波兰秘密警察准备了许多伪造的档案，以作为瓦文萨不道德和进行非法行动的证据，准备交给诺贝尔委员会以试图取消瓦文萨的候选人身分。
在1984年10月19日波兰秘密警察的干员谋杀了一名相当知名的团结工联支持者，JerzyPopiełuszko神父[24]，在谋杀的真相暴露后，数千名团结工联支持者参与了1984年11月3日他的葬礼。
地下组织“S”的几个成员Frasyniuk、鲍格丹·里斯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在1985年2月13日被逮捕，在审判中他们希望与辩护律师商议的要求都被法官拒绝，并被宣判监禁好几年。
苏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间的会面，标志了东西方关系改善的开始。在1985年3月11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他代表了苏联国内新的一批希望改革的世代。包含苏联在内的东欧共产国家经济情况越加恶化，迫使戈尔巴乔夫展开一些改革，不只是在经济上（新思维perestroika），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开放性glasnost）。他的政策很快造成苏联卫星国家的政治转变，例如波兰人民共和国，在1986年9月11日，225名波兰的政治犯被释放。在9月30日列赫·瓦文萨创建了第一个公开的也是合法的团结工联组织（自从戒严令颁布以来）—NSZZ团结工联暂时会议（TymczasowaRadaNSZZSolidarność），与他一起的还有伯格坦·鲍鲁西维茨、日比格涅夫·布扎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TadeuszJedynak[25]、鲍格丹·里斯、JanuszPałubicki[26]和JózefPinior，遍布波兰的许多团结工联分会也陆续公开。到了1987年10月25日成立了NSZZ团结工联国家执行委员会（KrajowaKomisjaWykonawczaNSZZSolidarność）。
不过团结工联的成员和行动份子仍时常遭到迫害和差别待遇（虽然比起前几年较为轻微），而且工联内部分裂为两个派系，一派为以瓦文萨为首希望与政府进行谈判，另一派较为激进的派系则计划进行反共产主义的革命。
苏联的垮台（1988-1989）
到了1988年经济状况已经比8年前还要恶劣，国际间的制裁加上政府缺乏改革的意愿使得既有的问题更加剧烈。无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上浪费劳力和资源，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而又缺乏需求。由于国际的制裁和其产品的低劣品质，波兰产品的出口量极低。也缺乏足够的资本以对老旧工厂实行现代化，而短缺经济也造成商店门前大排长龙、和空荡荡的商品货架。
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Rakowski）推行的改革开始的太晚、而且规模也太小，苏联国内的改革也得苏联无意继续支撑他们的傀儡国家。
在1988年4月21日开始了一次新的罢工，从StalowaWola的炼钢厂展开。来自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劳工于5月2日加入了罢工。这次罢工被政府于5月5日至5月10日镇压，但没有完全停止：新的罢工于8月15日在亚斯琴别-兹德鲁伊（JastrzębieZdrój）的一座采矿场再度展开。到8月20日罢工已经蔓延至其他采矿场，在8月22日格但斯克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波兰政府这次决定与劳工展开谈判。
8月26日，内务部长切斯瓦夫·基斯查克（CzesławKiszczak）在电视上宣布政府有意愿进行谈判，5天后他与列赫·瓦文萨会面，罢工并在隔天结束。在10月30日举行的一场瓦文萨与AlfredMiodowicz（亲政府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的领导人）的电视辩论中[27]，瓦文萨借由辩论赢得公共关系的胜利。
在12月18日一个有100名成员的公民委员会（KomitetObywatelski）在团结工联内成立。它是团结工联内部因对政府的反对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之一，每个派系在反对政府的看法上都有所不同。以瓦文萨和大多数团结工联领导人为首的派系支持进行谈判，不过仍有一些少数派系主张进行反共产的革命。无论如何，团结工联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决定追求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主张暴力革命的派系从来没有获得太大权力，也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波兰圆桌会议。在1989年1月27日，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团体代表团与基斯查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圆桌会议，总共56人参加：20人来自“S”团结工联、6人来自OPZZ团结工联、14人来自PZPR（波兰统一工人党）、14人“独立权威人士”以及2名神父。圆桌会议在华沙举行，从1989年2月6日直到4月4日。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共产党徒希望能吸收突出的反对派领袖加入统治阶层，而无需变更现有的政治结构。在实际上，这场会议彻底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的型态。
经过会议讨论后，团结工联被正式合法化，而新成立的团结工联公民委员会（KomitetObywatelski"Solidarność"）也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选举法规定团结工联可以推派35%议席的众议院候选人，但并没有限制参议院参选人的数量。宣传活动得以在投票日之前合法进行。在5月8日第一份支持团结工联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Wyborcza）开始发行，瓦文萨与其他候选人的宣传海报传遍全国。
在一次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指出波兰共产政府将会获胜，但第一回选举结果显然是团结工联大获全盛，取得众议院161个议席中的160个，以及参议院99个议席中的92个。而第二回选举团结工联则赢得几乎每一个议席—161个众议院席次、99个参议院席次。这场选举彻底击败了统一工人党和其傀儡政党，团结工联不可思议的压倒性胜利也震惊了每个人。新的众议院被团结工联牢牢掌控。
在6月23日一个新的“团结工联”公民国会俱乐部（ObywatelskiKlubParlamentarny"Solidarność）成立，由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Geremek）所领导，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傀儡政党：ZSL和SD也反叛了统一工人党、加入这个新政党，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极少数了。在8月24日众议院选出团结工联的代表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Mazowiecki）为波兰总理。他是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到8月底以团结工联为首的联合政府形成了。分页标题#e#
胜利之后（1989-现在）
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了波兰历史和团结工联新的一章。在击败共产政权后团结工联的角色变的较不重要了，也不太能适应作为一个政党的角色，很快的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开始降低。在团结工联内部各派系的冲突越演越烈。列赫·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联的主席，但他的支持度显然将会逐渐下降。瓦文萨在工联内的主要对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离开了团结工联。在9月瓦文萨宣布选举日报没有权力继续使用团结工联的标志。接着瓦文萨表示了参加1990年波兰总统选举的意愿。在12月瓦文萨当选了总统，辞去了团结工联主席的职位，也成为了第一个经由普选选出的波兰总统。
隔年的2月，马利安·克萨克莱夫斯（MarianKrzaklewski）当选了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尽管瓦文萨担任波兰的总统，他的政见和团结工联新的领导阶层产生了分歧。因此团结工联不再支持他，反而越来越批评政府的表现，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以参与1991年波兰国会选举。这次选举有非常多政党参与角逐，许多都自称为反共产主义的代表，而NSZZ“团结工联”党只获得了5%的选票。在1992年1月13日团结工联宣布发起第一次针对民主政府的罢工：为期1个小时，以反对提升能源价格的政策。另一次为期2小时的罢工在12月14日展开。在1993年5月19日团结工联的代表对政府总理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动议通过了，但总统瓦文萨没有接受总理的辞职，并解散了国会。
由于解散国会而在接下来1993年再度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显现了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在经过3年后下降至何种地步。尽管许多团结工联的成员试图与右翼的政府划清界线并采取较为左翼的姿态，但团结工联仍然被视为是与政府同一路线的团体，并且支持度持续下跌。由于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阵痛期中无法立刻提升财富和生活水平，对经济的电击疗法也遭遇越来越多反对。在选举中团结工联只获得4.9%的选票，距离进入国会所需的5%门槛还相差0.1%（团结工联还有9个参议院议席，比之前减少2席），而胜利的政党则是民主左派联盟（SojuszLewicyDemokratycznej）—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相当讽刺的转变是，团结工联加入了之前的敌人—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而许多抗议者也是由两个工会所共同组织的。在接下来一年里，团结工联组织了几次罢工以抗议波兰采矿产业的劳工处境。1995年一次在波兰国会门口发动的抗议遭到警方驱离，只不过使用的是警棍和强力水柱、而不是真枪实弹了。团结工联决定在1995年波兰总统选举中支持瓦文萨，但这场选举成为民主左派联盟第二次胜利，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以51.72%的选票当选总统。团结工联呼吁进行第二次选举的，但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不过众议院仍然得以通过一项谴责1981年戒严法的动议（尽管民主左派联盟反对之）。同时，左翼的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拥有250万名成员，超过了现在团结工联成员的2倍（130万名成员）[28]。
在1996年6月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WyborczaSolidarność,AWS）成立，由超过30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力量。在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中获胜，耶日·泽克（JerzyBuzek）成为总理。不过，在许多有关改革的国内争议，以及是否在1999年加入北约、和是否加入欧盟等争议，加上许多党内的内斗以及贪污的丑闻，使得AWS失去了大量民意支持。AWS的领导人马利安·克萨克莱夫斯输掉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而在2001年的国会选举AWS甚至连1席议席都没有拿下。
目前，团结工联有着150万成员，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小。在团结工联的战略计划上宣称道：“（团结工联）...以基督徒伦理和天主教社会训导来作为行动基础，领导保护劳工利益的行动，并满足劳工在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抱负。”[29]
在国外的影响
团结工联的罢工胜利导致一系列在中欧和东欧的和平反共主义运动的胜利，被称为1989年的革命（JesieńLudów）。团结工联的成功经验不断的以各种形式被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反对团体所重复，最后导致东欧集团的解散，以及1990年苏联的彻底解体。
但团结工联于1980年出现后仍持续存在，散布并强化反共的思想和运动，影响所及遍布全欧洲的共产国家，削弱各地共产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权力。在波兰，统治基础被不断削弱的共产政府最终开始和团结工联所领导的反对势力进行谈判，于1989年进行了半自由的选举，在这些有限的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被彻底击败，到了8月底形成了团结工联所领导的联合政府，瓦文萨在12月当选了总统，很快波兰人民共和国便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非共产的民主波兰共和国。团结工联的成功事迹被其他欧洲共产国家的各种反对团体所效仿，最后导致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一垮台，促使苏联于1990年代初期解体。
自从1989年波兰共产制度瓦解后，团结工联转变为一般传统的工会，自1990年代以来也较少在政治舞台作出影响。在1996年一个以政治为主的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WyborczaSolidarność）成立并赢得了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但却输掉了2001年的国会选举。目前团结工联已经很少对现代波兰的政治作出影响了。
生根（1980年以前）
约翰·保罗二世于1979年以教皇身分首次造访波兰，获得上百万人欢迎。促成团结工联最初的成功、以及其他类似的反对运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式社会由于士气低迷而陷入的内部危机，更由于冷战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匮乏情况（被称为短缺经济）而进一步恶化。波兰的经济在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EdwardGierek）的领导下曾于1970年代初期相当繁荣，但从1975年开始便由于外债高涨而陷入萧条。第一场罢工行在1976年6月于拉多姆（Radom）和乌尔斯（Ursus）展开，在他们被政府镇压后，劳工运动受到反对派知识份子的支持，当中许多人来自稍早在1976年成立的劳工保护委员会（KomitetObronyRobotników,KOR）。1977年KOR重新命名为社会自卫委员会（KomitetSamoobronySpołecznej,KSS-KOR）。
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被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吸引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教宗呼吁尊重波兰的传统，并强调自由和人权的重要，同时他也反对暴力的行为。
1980年代早期的罢工（1980-1981）
罢工运动并没有在问题浮现后就迅速爆发，而是在政府和经济状况的困境超过了十年才产生的。
在1980年7月，爱德华·吉瑞克的政府面临了经济危机，决定在减缓工资的同时也提升物价。马上引起了一波占领工厂的罢工行动[4]。尽管罢工运动并没有协调指挥的中枢，劳工们发展了一种情报网络来散布他们抗争的新闻。原先在1976年由一群反对派成立以替受害劳工提供支援的劳工保护委员会，将主要产业里的激进派劳工组织了起来[5]。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一位起重机操作员、同时也是知名劳工运动领袖的安娜·瓦伦第诺维茨（AnnaWalentynowicz）被解雇，激怒了其他的劳工，成为引燃罢工运动的火花。[6]
在劳工保护委员会成员的组织下，造船厂劳工们于8月16日展开罢工。之前于1976年遭开除的电工技师列赫·瓦文萨在8月14日11:00抵达造船厂，领导罢工行动[7]。罢工委员会要求重新雇用安娜·瓦伦第诺维茨和列赫·瓦文萨，劳工们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之前1970年抗议中的牺牲者，并要求保障劳工的权利和提出其他社会要求。
虽然在政府的检查制度下媒体极少提起在格但斯克发生的劳工骚乱并且切断了所有从海岸连往内陆的电话线[8]，但罢工的消息借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传播散布至铁幕国家，并借着地下的出版刊物和小道传闻将团结工联运动的消息迅速的传遍整个波兰。
在格但斯克协议后，纪念1970年镇压中遇难造船厂劳工的纪念碑也完工了，在1980年12月16日揭幕。在8月16日其他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抵达了造船厂[9]，一起组织了以列赫·瓦文萨为领导的企业间罢工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yKomitetStrajkowy,MKS）。8月17日一名神父HenrykJankowski[10]在造船厂大门前替劳工们做了弥撒。到了21日劳工们提出了21项要求的清单，所有要求都只是简单的针对当地的问题。清单上首先要求创建一个新的而独立的工会，接着要求放宽检查制度、拥有罢工的权利、作宗教礼拜的权利，并要求释放政治囚犯和改进公共医疗服务[11]。隔天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知识份子代表抵达造船厂，宣称将协助进行谈判。同时，由雅塞克·卡兹马尔斯基（JacekKaczmarski）所写的抗议歌曲“Mury”（墙壁）也在劳工间广为流传。
在8月14日什切青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12]。罢工运动沿着海岸迅速扩展，关闭港口并造成经济活动停止。在劳工保护委员会的的激进份子和许多知识份子的协助下，劳工开始占领各式各样的工厂，从采矿场至造船厂。在几天之内，200座工厂加入了罢工，到了8月21日整个波兰都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从沿海城市的造船厂到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采矿场都陷入停顿。越来越多新的工会成立并且加入罢工联盟。到整场罢工潮结束时，罢工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超过600座工厂进行罢工，遍及全波兰。
由于受到广泛的群众和其他罢工团体的支持，以及国际性的媒体关注和支持，格但斯克的工人们继续罢工直到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在8月21日由MieczysławJagielski为代表的政府委员会(KomisjaRządowa）抵达格但斯克[13]，另一个以KazimierzBarcikowski为代表的委员会也被派遣至什切青[14]。在8月30日和31日及9月3日代表劳工的工会与政府签下协议，正式接受许多劳工的要求，包括罢工的权利在内，这个协议被称为格但斯克协议（Porozumieniasierpniowe）。协议也包括了工会的议题，允许人民在共产主义的政治架构内进行民主改变，这被视为是打破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的第一个阶段。劳工们主要关心的是建立一个不受共产党控制、并拥有合法罢工权利的独立工会组织，建立这种工会将能清楚代表劳工们的意见。格但斯克的另一项影响是使得原本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吉瑞克在1980年9月被解除职务，改由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Kania）取代。
由罢工行动的胜利，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劳工代表们于9月17日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团结工联（NiezależnySamorządnyZwiązekZawodowy"Solidarność"）就此诞生。这个名称是由KarolModzelewski[15]所提议的，而著名的标志则是由JerzyJaniszewski所设计的[16]，这个标志在各种团结工联的海报上出现。在1980年12月由劳工们建立的遇难造船厂劳工纪念碑揭幕。在1981年1月15日，包括列赫·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联代表团前往罗马和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在9月5日至10日之间，展开了第一次团结工联的全国性代表大会，9月26日至10月7日列赫·瓦文萨当选了主席。
WieczórWrocławia"-波兰弗罗茨瓦夫的日报，1981年3月20-21-21的版本，在检查制度介入首页和最后一页（标题为“CozdarzyłosięwBydgoszczy?-Pogotowiestrajkowewcałymkraju”（“在比得哥什镇发生什么事了？-整个国家都陷入罢工了吗？”）。印刷房的劳工们决定自行印制这份报纸，以避开检查制度的更改。在此同时团结工联也由单纯的工会转变为一个社会运动。在接下来500天内，由于格但斯克的协议，九百万至一千万劳工、知识份子和学生加入了团结工联或其附属团体（例如在1980年9月成立的独立学生联盟（NiezależneZrzeszenieStudentów）、或是在1981年5月成立的农夫工会农业团结工联（NSZZRolnikówIndywidualnych"Solidarność"）[17]）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一个国家里有四分之一人口自愿地加入了某个组织的历史纪录。一年后团结工联的党纲如此说道：“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
运用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团结工联试着逼迫政府改变政策。同时团结工联也谨慎着不使用任何暴力，以避免政府获得任何借口动用保安部队。3月19日发生了27名团结工联成员于比得哥什（Bydgoszcz）被殴打的事件后，团结工联在3月27日发动了一次4小时的全国性罢工，是历史上东欧国家里最大的一次罢工，瘫痪了整个波兰并迫使政府答应展开针对这次殴打事件的调查[18]。波兰的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它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同时团结工联已经准备好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波兰共产党却没有把握要怎么进行谈判，只能颁布一些无意义的声明并拖延时间。在逐渐恶化的共产主义短缺经济以及不愿与团结工联谈判的背景下，越来越明显的是共产政权的唯一选择是展开对这次行动的镇压，否则只能面临失去政权或是革命爆发的结局。在越来越紧绷的气氛下，团结工联在12月3日发表声明，警告若是政府批准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的命令，将会发动一次24小时的罢工，而若是这些镇压真的展开，团结工联将会发动一次全国总罢工。
戒严法（1981-1983）
ZOMO镇暴部队执行戒严令，1982年。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波兰政府受到越来越多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波兰政府采取行动并巩固其立场。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被莫斯科视为太过于独立自主，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1年10月18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将他排除为少数。卡尼亚失去了他第一书记的职位，由主张暴力政策的总理（也是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Jaruzelski）将军所取代。
在1981年12月13日，政府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取缔团结工联，颁布戒严令并建立救国军事会议（WojskowaRadaOcaleniaNarodowego,WRON）来取代正常政府机能。在格但斯克的团结工联领导人被拘禁隔离并被严密看守着，数千名团结工联的支持者在午夜被逮捕[19]。在过程中也爆发了数百起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主要在一些最大的工厂和西里西亚的采矿场，但他们很快被准军事的镇暴警察ZOMO部队给平息。其中一次最大的抗议活动在1981年12月16日于Wujek采矿场展开，政府部队对抗议人群开火，杀害9人并造成21人受伤。隔天在格但斯克的抗议活动也导致政府部队开火杀害1人并造成2人受伤。到12月28日罢工已经平息，而团结工联表面上也似乎停止了活动。政府在1982年10月8日彻底非法化并禁止团结工联。[20]
在铁幕以外的国际社会谴责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并声援团结工联。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并且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给团结工联的地下组织。波兰民众也依然支持着团结工联。
戒严法在1983年7月正式解除，不过对于公民自由和政治生活的控制都更为严密了，食物的定量配给也更为严格了，直到1980年代后期为止。
地下组织团结工联（1982-1988）
在1982年4月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Bujak）、鲍格丹·里斯（BogdanLis）、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ładysławFrasyniuk）和WładysławHardek组织了暂时协调委员会（TymczasowaKomisjaKoordynacyjna），以作为地下的团结工联暂时的领导组织。在5月6日另一个地下的团结工联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NSSZ“S”-RegionalnaKomisjaKoordynacyjnaNSZZ"S"）由伯格坦·鲍鲁西维茨（BogdanBorusewicz）、AleksanderHall[21]、StanisławJarosz、鲍格丹·里斯和MarianŚwitek所创建。在6月另一个战斗团结工联（SolidarnośćWalcząca）也建立了[22]。
在整个1980年代中旬，团结工联一直是波兰唯一的地下组织，由天主教教会和中央情报局所支援[23]。所有的行动都为波兰的秘密警察所追捕，但他们仍然得以做出反击：在1982年5月1日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聚集了好几千人（在格但斯克有几千人）。示威运动在5月3日再度展开，以庆祝已被非法化的五三宪法纪念日。更多罢工在10月11日至13日展开，并在隔年5月再次展开。
列赫·瓦文萨于1982年11月14日被释放，但在12月9日波兰秘密警察再次展开大规模的反团结工联行为，逮捕超过10,000名团结工联的激进份子。在12月27日所有团结工联的财产都被政府转移至由政府所创建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OgólnopolskiePorozumienieZwiązkówZawodowych,OPZZ）。分页标题#e#
戒严法在1983年7月解除，政府也对许多遭监禁的工会成员颁布了一次特赦令。更多团结工联份子在1984年7月22日被释放。在10月5日列赫·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波兰政府拒绝给他护照使他无法出国受奖；只能由他的妻子代为领奖。后来还证实了当时波兰秘密警察准备了许多伪造的档案，以作为瓦文萨不道德和进行非法行动的证据，准备交给诺贝尔委员会以试图取消瓦文萨的候选人身分。
在1984年10月19日波兰秘密警察的干员谋杀了一名相当知名的团结工联支持者，JerzyPopiełuszko神父[24]，在谋杀的真相暴露后，数千名团结工联支持者参与了1984年11月3日他的葬礼。
地下组织“S”的几个成员Frasyniuk、鲍格丹·里斯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在1985年2月13日被逮捕，在审判中他们希望与辩护律师商议的要求都被法官拒绝，并被宣判监禁好几年。
苏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间的会面，标志了东西方关系改善的开始。在1985年3月11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他代表了苏联国内新的一批希望改革的世代。包含苏联在内的东欧共产国家经济情况越加恶化，迫使戈尔巴乔夫展开一些改革，不只是在经济上（新思维perestroika），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开放性glasnost）。他的政策很快造成苏联卫星国家的政治转变，例如波兰人民共和国，在1986年9月11日，225名波兰的政治犯被释放。在9月30日列赫·瓦文萨创建了第一个公开的也是合法的团结工联组织（自从戒严令颁布以来）—NSZZ团结工联暂时会议（TymczasowaRadaNSZZSolidarność），与他一起的还有伯格坦·鲍鲁西维茨、日比格涅夫·布扎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TadeuszJedynak[25]、鲍格丹·里斯、JanuszPałubicki[26]和JózefPinior，遍布波兰的许多团结工联分会也陆续公开。到了1987年10月25日成立了NSZZ团结工联国家执行委员会（KrajowaKomisjaWykonawczaNSZZSolidarność）。
不过团结工联的成员和行动份子仍时常遭到迫害和差别待遇（虽然比起前几年较为轻微），而且工联内部分裂为两个派系，一派为以瓦文萨为首希望与政府进行谈判，另一派较为激进的派系则计划进行反共产主义的革命。
苏联的垮台（1988-1989）
到了1988年经济状况已经比8年前还要恶劣，国际间的制裁加上政府缺乏改革的意愿使得既有的问题更加剧烈。无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上浪费劳力和资源，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而又缺乏需求。由于国际的制裁和其产品的低劣品质，波兰产品的出口量极低。也缺乏足够的资本以对老旧工厂实行现代化，而短缺经济也造成商店门前大排长龙、和空荡荡的商品货架。
总理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Rakowski）推行的改革开始的太晚、而且规模也太小，苏联国内的改革也得苏联无意继续支撑他们的傀儡国家。
在1988年4月21日开始了一次新的罢工，从StalowaWola的炼钢厂展开。来自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劳工于5月2日加入了罢工。这次罢工被政府于5月5日至5月10日镇压，但没有完全停止：新的罢工于8月15日在亚斯琴别-兹德鲁伊（JastrzębieZdrój）的一座采矿场再度展开。到8月20日罢工已经蔓延至其他采矿场，在8月22日格但斯克造船厂也加入了罢工。波兰政府这次决定与劳工展开谈判。
8月26日，内务部长切斯瓦夫·基斯查克（CzesławKiszczak）在电视上宣布政府有意愿进行谈判，5天后他与列赫·瓦文萨会面，罢工并在隔天结束。在10月30日举行的一场瓦文萨与AlfredMiodowicz（亲政府的工会—全波兰协议工会的领导人）的电视辩论中[27]，瓦文萨借由辩论赢得公共关系的胜利。
在12月18日一个有100名成员的公民委员会（KomitetObywatelski）在团结工联内成立。它是团结工联内部因对政府的反对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之一，每个派系在反对政府的看法上都有所不同。以瓦文萨和大多数团结工联领导人为首的派系支持进行谈判，不过仍有一些少数派系主张进行反共产的革命。无论如何，团结工联在瓦文萨的领导下，决定追求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主张暴力革命的派系从来没有获得太大权力，也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
波兰圆桌会议。在1989年1月27日，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团体代表团与基斯查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圆桌会议，总共56人参加：20人来自“S”团结工联、6人来自OPZZ团结工联、14人来自PZPR（波兰统一工人党）、14人“独立权威人士”以及2名神父。圆桌会议在华沙举行，从1989年2月6日直到4月4日。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共产党徒希望能吸收突出的反对派领袖加入统治阶层，而无需变更现有的政治结构。在实际上，这场会议彻底改变了波兰政府和社会的型态。
经过会议讨论后，团结工联被正式合法化，而新成立的团结工联公民委员会（KomitetObywatelski"Solidarność"）也被允许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选举法规定团结工联可以推派35%议席的众议院候选人，但并没有限制参议院参选人的数量。宣传活动得以在投票日之前合法进行。在5月8日第一份支持团结工联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Wyborcza）开始发行，瓦文萨与其他候选人的宣传海报传遍全国。
在一次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指出波兰共产政府将会获胜，但第一回选举结果显然是团结工联大获全盛，取得众议院161个议席中的160个，以及参议院99个议席中的92个。而第二回选举团结工联则赢得几乎每一个议席—161个众议院席次、99个参议院席次。这场选举彻底击败了统一工人党和其傀儡政党，团结工联不可思议的压倒性胜利也震惊了每个人。新的众议院被团结工联牢牢掌控。
在6月23日一个新的“团结工联”公民国会俱乐部（ObywatelskiKlubParlamentarny"Solidarność）成立，由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Geremek）所领导，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傀儡政党：ZSL和SD也反叛了统一工人党、加入这个新政党，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极少数了。在8月24日众议院选出团结工联的代表泰狄士·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Mazowiecki）为波兰总理。他是1945年以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波兰总理。到8月底以团结工联为首的联合政府形成了。分页标题#e#
胜利之后（1989-现在）
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标志了波兰历史和团结工联新的一章。在击败共产政权后团结工联的角色变的较不重要了，也不太能适应作为一个政党的角色，很快的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开始降低。在团结工联内部各派系的冲突越演越烈。列赫·瓦文萨被选为团结工联的主席，但他的支持度显然将会逐渐下降。瓦文萨在工联内的主要对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离开了团结工联。在9月瓦文萨宣布选举日报没有权力继续使用团结工联的标志。接着瓦文萨表示了参加1990年波兰总统选举的意愿。在12月瓦文萨当选了总统，辞去了团结工联主席的职位，也成为了第一个经由普选选出的波兰总统。
隔年的2月，马利安·克萨克莱夫斯（MarianKrzaklewski）当选了团结工联的领导人。尽管瓦文萨担任波兰的总统，他的政见和团结工联新的领导阶层产生了分歧。因此团结工联不再支持他，反而越来越批评政府的表现，并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以参与1991年波兰国会选举。这次选举有非常多政党参与角逐，许多都自称为反共产主义的代表，而NSZZ“团结工联”党只获得了5%的选票。在1992年1月13日团结工联宣布发起第一次针对民主政府的罢工：为期1个小时，以反对提升能源价格的政策。另一次为期2小时的罢工在12月14日展开。在1993年5月19日团结工联的代表对政府总理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动议通过了，但总统瓦文萨没有接受总理的辞职，并解散了国会。
由于解散国会而在接下来1993年再度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显现了团结工联的支持度在经过3年后下降至何种地步。尽管许多团结工联的成员试图与右翼的政府划清界线并采取较为左翼的姿态，但团结工联仍然被视为是与政府同一路线的团体，并且支持度持续下跌。由于国家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阵痛期中无法立刻提升财富和生活水平，对经济的电击疗法也遭遇越来越多反对。在选举中团结工联只获得4.9%的选票，距离进入国会所需的5%门槛还相差0.1%（团结工联还有9个参议院议席，比之前减少2席），而胜利的政党则是民主左派联盟（SojuszLewicyDemokratycznej）—一个后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相当讽刺的转变是，团结工联加入了之前的敌人—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而许多抗议者也是由两个工会所共同组织的。在接下来一年里，团结工联组织了几次罢工以抗议波兰采矿产业的劳工处境。1995年一次在波兰国会门口发动的抗议遭到警方驱离，只不过使用的是警棍和强力水柱、而不是真枪实弹了。团结工联决定在1995年波兰总统选举中支持瓦文萨，但这场选举成为民主左派联盟第二次胜利，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以51.72%的选票当选总统。团结工联呼吁进行第二次选举的，但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不过众议院仍然得以通过一项谴责1981年戒严法的动议（尽管民主左派联盟反对之）。同时，左翼的全波兰协议工会OPZZ拥有250万名成员，超过了现在团结工联成员的2倍（130万名成员）[28]。
在1996年6月团结工联选举行动（AkcjaWyborczaSolidarność,AWS）成立，由超过30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了自由派、保守派和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力量。在1997年的波兰国会选举中获胜，耶日·泽克（JerzyBuzek）成为总理。不过，在许多有关改革的国内争议，以及是否在1999年加入北约、和是否加入欧盟等争议，加上许多党内的内斗以及贪污的丑闻，使得AWS失去了大量民意支持。AWS的领导人马利安·克萨克莱夫斯输掉了2000年的总统选举，而在2001年的国会选举AWS甚至连1席议席都没有拿下。
目前，团结工联有着150万成员，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极小。在团结工联的战略计划上宣称道：“（团结工联）...以基督徒伦理和天主教社会训导来作为行动基础，领导保护劳工利益的行动，并满足劳工在物质、社会和文化上的抱负。”[29]
在国外的影响
团结工联的罢工胜利导致一系列在中欧和东欧的和平反共主义运动的胜利，被称为1989年的革命（JesieńLudów）。团结工联的成功经验不断的以各种形式被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反对团体所重复，最后导致东欧集团的解散，以及1990年苏联的彻底解体。
2013年9月25日星期三
宗教在波兰转型中的作用
金雁/文
亚当·沙夫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严和祖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的沙夫都这样讲，可见此言不虚。从这个排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波兰人有多么重要。那么宗教为什么会处在一个超越的制高点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波兰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兰人都自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兰的民族之魂，它在波兰是大众的精神追求，长期以来宗教具有的道德优势无人能够比拟。民众对宗教的这种信任感是靠它们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换言之，宗教的这种超然于政党、主义、发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仅靠争夺话语权和灌输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实践、靠牺牲、靠奉献做出来的。在抗击外国入侵——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们变卖教会资产资助抗击外敌的斗争，更有大量的神职人员慷慨赴难，他们用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体现了波兰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念。波兰亡国以后在俄属波兰、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三大分割占领区，教会以其对独立的追求、亡国期间的民族坚守、战争中的牺牲、极权体制下对人性的呐喊体现了波兰民族的不屈精神。
从1874年普鲁士因波兰教会成为反抗宗主国的据点而逮捕波兹南大主教开始，教会的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受难形象，要求教会人士必须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献，以耶稣的受难精神作为榜样，如果一个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难肩扛黑暗的话，那教会人士就应该是第一批赴难者，“基督教意味着在宇宙中每个生命战胜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个人参与”。在二战中波兰的死亡率高达22%，比苏联（10%）和中国（7%）都高得多，而教会人士死亡率又远远高于民众死亡的平均值，达到1/3，正是这种慷慨赴难的特征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尊敬。
波兰人说，波兰的历史几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难史，在失去祖国的日子里，面对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统治者，波兰人把天主教与自己的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因为唯有宗教可以守护，宗教便成了“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波兰等同的。每当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向宗教寻求帮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气场是任何党派无法比拟的。老百姓说，战后的斯大林体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的心坎上，教会人士往往是为了波兰而牺牲的，而共产党除了内部残酷的斗争以外，即便牺牲也是为了一个党派的利益，它的出发点不是祖国，不是国民，而是为了官僚的利益，血缘统治在东欧是不争的事实，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谁的国家民众心知肚明，这二者自然无法同日而语。
按理说做了那么多牺牲的宗教，是最应该具有霸气和自傲的，因为它有这个资本，但是偏偏波兰宗教具有宽容精神。与共产党总是寻找“替罪羊”，人民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垫脚石”不同，波兰天主教往往高调行动身先士卒，但并不强迫他人牺牲。事实证明，教会的长期牺牲精神和心怀救赎的行动是他们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响力和责任感成正比，因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
在波兰，宗教的宽容精神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民族资源。当然宗教宽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过迫害异教徒的行径，既处死过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也驱逐过阿里安教徒，但总而言之，波兰人在发展的历程中，非常看重宽容的品德，当犹太人成为十字军运动的牺牲品时，是波兰人收留了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兰签署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比俄国的宗教宽容早了331年，俄国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颁布诏书，表示要“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波兰是欧洲很少几个没有规模化的异端审判、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
同样，他们强调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通过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见风使舵，或像候鸟一样为了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倒戈”，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仰逐渐融入进民族性格当中。另外，宗教界与世俗权力的竞争关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体系，这既对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约机制同时有利于城市自治的发展，迫使世俗政权不得不去争取民众的信任。
后来这种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成为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的亡国经历，一次次以失败告终的抗争，使他们更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们反对不择手段、非理性攻击，对那些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自认为是正统而排挤他人的流派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在波兰人看来，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证明的恰恰是虚弱，而不是自信和强大。这种“打着维护基督教纯洁性的幌子”靠打压异己保证自己存在的派别只不过是霸道的宗派主义，所具有的不过是“宗教审判官”专横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认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别人的自由，通过垄断真理而占居主导、施行暴政，对这样的“超正统”不但要时刻警惕还要给与揭露。在波兰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并且给与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统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内核远离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死胡同，无论什么教派以集体否定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为背离初衷，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便预示着基督教的危机。
团结工会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处于个体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因此，它是个体的粘合剂而不是个体的奴役者。它的存在为波兰保留下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天主教会在现实中的独立姿态和这种道德压力的气场一直就盖过共产党，它可以越过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兰社会，于是形成了波兰的“红皮白萝卜”现象。1953年波兰政府按照苏联的规定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向政府宣誓效忠时，红衣主教斯蒂凡公开表示拒绝，说上帝不允许与恶势力同声相济。他说，“我们不被允许将与神有关的东西置于暴君的祭坛之前，万万不能！”为此导致大量的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被捕和教会财产被剥夺，但是斯蒂凡抗争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没有一个主教公开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波兰人说，任何力量靠强迫要求和管制的约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声望”。
按理说，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历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会在波兰历史上长期承担着同情弱者反抗强权的角色，使得它在波兰政治剧变中扮演着“幕后推手”作用。法国社会党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边跳动”来解释左派的概念，说左派代表社会苦难的关怀，代表社会良心。波兰人认为，这个概念只有在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有意义，在苏式体制下只有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官方与民间的对立，除了执政的一方，任何独立的派别都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较少有世俗考虑的宗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成为斯大林体制最大的潜在对手。
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访问波兰，极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气。事先，苏联人坚决反对教皇访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盖莱克阻止教皇访波，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动乱的学说，这注定会掀起一场不利于苏联的民族主义的浪潮。盖莱克自知自己的威信无法与教皇相比，如果迫于苏联人的压力把教皇拒之国门之外，不但挫伤了整个民族的感情，更可能会大大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所以对苏联人的劝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兰党和政府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明显处于下风。
约翰·保罗二世一到波兰就明确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状态的独立工会，那时工人的任何横向联系都被视为是非法的，罢工的工人往往会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说：“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从传统上都喜欢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工人对自治工会的追求。在工人们看来，苏式体制下的国家官办工会只不过是党国体制的应声虫，这种如同鸡肋一般的工会被工人抛弃。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承认，教皇给与他们的勇气“如同神助一般”。教皇来访使波兰人产生了渴望冲破禁锢的强烈愿望。教皇宣称的“上帝的意志”成为工人成立自治工会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但教皇同时也要求天主教徒热爱祖国，拥护政府，保持社会秩序，要相互谅解和妥协，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他也希望波兰政府尊重波兰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权利。教皇的访问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顿时扫地，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教皇第一次访波以后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建立的“罢工委员会”，迫使政府与工人组织签署了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二十一条协议。这是华约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1983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教皇向一千万前来迎接他的教民表达了应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的愿望，同时他在与雅鲁泽尔斯基的长谈中，提议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协商、沟通、体察民意，避免社会对立情绪滋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渠道。后来在历时19个月的“军管”当中，是教会一直给予地下状态的团结工会以物质和道义援助。瓦文萨在1989年时承认，团结工会在面临困难局势时，是“教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或许达不到现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团结工会的罢工此起彼伏，工人们的政治浪漫主义达到高潮，步步挑战政府的控制能力，社会的失控状态日益严重。而这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迫在眉睫，已经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兰能否避免上述两国的悲剧，考验着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会表现出超越党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个党派之间的分歧，寻找摆脱危机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运，国家被苏军占领，教会上层人物不断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间穿针引线，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强调最令人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它可能搞垮我们，使国家陷入内战。
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屡次向教徒宣讲约翰·保罗二世的手谕，希望教徒在非常时期保持和平、镇静、理性精神以及本着对整个波兰民族的责任感来看待当前的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对立的双方都能够接受教会的调停，致使波兰的民主运动能够在良性范围内运转，而斯·维辛斯基却积劳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对朝野双方都有很大的震动。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两次会晤继任的红衣主教约·格莱姆普，就防止苏军压境和建立民主协商阵线达成一致意见。从此后在波兰的政治和解过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们的这种“中间人”角色，即超脱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过对各个政党劝说和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并打造出一个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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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苏联的压力下宣布国家处于战时状态，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仅1982年一年，就有10100多人被拘禁，到1983年7月22日解除“军管”后，团结工会仍处于非法状态。剧变后的1990年10月5日的《共和国报》上，雅鲁泽尔斯基首次披露“军管”的动因。他说，“当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可怕漩涡，一场灾难就要发生，波兰这艘航船已经失去平衡，失去控制。我们受到东西方关系中‘冷战’的强烈冲击”，他的继任者拉科夫斯基说：“勃列日涅夫和他所派的使者不断的施加压力”，“我们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感受最为深刻”，“与其让苏联人军管不如波兰人自己军管”，这种“损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事情”的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抗拒性。
1987年6月教皇第三次访波，对试图摆脱苏联桎梏的波兰民众又一次带来巨大的鼓舞。教皇强调，应该把支持政治多元化作为全民协同行动用以解决政治危机的前提，经历过亡国之痛的波兰民族天大的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商谈，民间力量和政权不是宿敌，不要兵戎相见自相残杀。1988年8月26日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根据教皇倡议精神，提出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举行圆桌会议。1988年8月31日在天主教主教东布罗夫斯基的反复撮合下，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和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政治局委员史·乔塞克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就一系列协商步骤开始接触。这是统一工人党政府自成立以来首次主动伸出橄榄枝，敞开对话渠道。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诚意，团结工会学习做政治反对派，政府学习真诚地互相对待，但不成为敌人的共处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成果是共同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人民，我们的祖国”。
1990年在马佐维耶夫政府邀请教皇再次访波时，约翰·保罗二世间接表示，波兰需要一个在普遍选举中产生的总统，这将有利于在国际舆论中塑造新波兰的形象，为了打破政治舞台上的垄断，必须尽快走上政治多元化的道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12月9日，瓦文萨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得74.7%的选票，当选为波兰总统。所以有人说，教会既是推动改革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压垮前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瓦文萨后来说，波兰剧变的功劳50%归教皇，20%归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30%归波兰人民。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无疑反映了波兰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数。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超越的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经济转型中的社会整合作用
1990年初，瓦文萨在格但斯克的教堂前对居民们说，“45年来波兰的经济车轮一直向左转，现在我们想把它转到右边去”，7月波兰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化法》，从此波兰开始了“后团结工会”时代的经济转轨之路。
一般来讲，东欧国家旧体制垮台后的空间会被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基督教文化、社团主义以及新社会运动所填补。这些社会力量是否会演变成民粹主义思潮或黑社会势力，主要取决于社会整合力量的基础是什么？在这方面中欧国家做得要比俄罗斯好，这是由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第一，由于中欧被苏维埃帝国统治时间短，原来社会的有机构没有被完全破坏，重构起来相对容易。第二，它们自身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在中欧，民主化、市场化与第三种转轨的“社会自我建构”的公民社会是同步进行。他们已经从“社会-国家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脱离出来，从转轨初期的工会不像工会、政党不像政党、公益组织不像公益组织发展到现在明确的“三分天下”，一部分政治化走向公共权力的政党，另一部分则倾向市场选择，其余的则由公民组织的社会承担，变政治化国家为社会化国家。第三，宗教的整合能力功不可没，它是社会凝聚力关键所在。剧变后国家社会往往处在易散不宜合的状态下，由“破”转为“立”的过程中，原来反体制的聚合力量的矛盾在对立面消失以后便会突然加大，呈现出一种“互不服气”的“诸侯争霸”的局面，而这时曾经在政治和解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宗教，依然能够延续它的超越能力，为各方提供互动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当然一般而言，大多数教会都会回落到原来职能上，不再介入世俗政治。第四，对前体制的反感程度预示着经济转轨的承受能力，
一般来讲，中欧国家在宗教与转型过程中，政治上的契合程度要高于经济上。因为宗教向来与充满物欲的市场经济不睦，后东欧时代的民选政权可以认同宗教与前政权之恶作斗争，却未必认同宗教与他们欢迎的市场经济作斗争。对于在经济大潮中体现着物质之外对彼岸世界追求的教会来说，它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于是政府会通过立法或谈判的方式，寻求宗教不再介入现实问题。但面对转轨的艰难和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批评现实和怀旧的情绪就会上升。在“休克疗法”最艰难时时候，又是教皇出面要求人们支持团结工会政府，说共产党搞了40年，现在新政府上台不到四年，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共渡难关，隧道的尽头就是曙光。
虽然整体而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回归作用不像政治转轨时那么显著。但能够抵御社会的浮躁情绪。宗教的反腐败、平衡、心理医治、疏导、诚信、慈善作用仍然能够看到。波兰人的宗教在转轨时期提供了社会伦理规范与精神秩序的来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保守倾向对政治民主和和经济市场化的不利影响。
当然，教会毕竟是教会，即便现代教会不会强烈对抗世俗化，但也不会鼓励世俗化。对于波兰走向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加深的世俗化趋势，教会也免不了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抱怨。波兰人对教会的敬仰多半是由于教会历来抵抗强权，为波兰民族保存了可贵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空间。现在波兰已经没有强权了，教会的功能主要已转向了抵抗世俗。尽管现代社会也需要精神寄托与心灵救赎，但是在自由的现代社会不仅世俗化的程度会加深，精神寄托的对象也必然会逐渐多元化。因此与过去天主教屡遭打压而威望越压越高相对而言，如今的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会不再受打压，其威望却也不如以前了。
如果说过去的波兰很大程度上以对苏联的态度分“左右”——苏联支持的是左派而苏联敌视的是右派，那么最近20多年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对教会的态度分“左右”，教会支持的是右派，而教会不支持的是左派。剧变后波兰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已经很多次地出现政党轮替，但是20多年来整体而言，还是“左派”胜选的时间多，而教会支持的“右派”胜选的时间少。左派报刊不时揭露神职人员腐败的丑闻，甚至比过去更无所顾忌（当年他们要是发表这种言论，马上就会被认为是“苏联人授意的谣言”而使自己更加被动，所以那时虽有秘密警察暗杀波比什乌神父这样的事，官方报刊公开指责神职人员倒是很少的）。这也使人对波兰有信心：波兰人有信仰，但他们绝不可能搞出个神权国家。而由有信仰的人们建立的世俗国家（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国家）难道不是现实中“最不坏”的选择吗？
（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
金雁：宗教，波兰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亚当·沙夫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上帝、尊严和祖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的沙夫都这样讲，可见此言不虚。从这个排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波兰人有多么重要。那么宗教为什么会处在一个超越的制高点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波兰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兰人都自称自己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兰的民族之魂，它在波兰是大众的精神追求，长期以来宗教具有的道德优势无人能够比拟。民众对宗教的这种信任感是靠它们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换言之，宗教的这种超然于政党、主义、发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仅靠争夺话语权和灌输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实践、靠牺牲、靠奉献做出来的。在抗击外国入侵——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们变卖教会资产资助抗击外敌的斗争，更有大量的神职人员慷慨赴难，他们用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体现了波兰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念。波兰亡国以后在俄属波兰、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三大分割占领区，教会以其对独立的追求、亡国期间的民族坚守、战争中的牺牲、极权体制下对人性的呐喊体现了波兰民族的不屈精神。
从1874年普鲁士因波兰教会成为反抗宗主国的据点而逮捕波兹南大主教开始，教会的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受难形象，要求教会人士必须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献，以耶稣的受难精神作为榜样，如果一个民族注定要遭受苦难肩扛黑暗的话，那教会人士就应该是第一批赴难者，“基督教意味着在宇宙中每个生命战胜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个人参与”。在二战中波兰的死亡率高达22%，比苏联（10%）和中国（7%）都高得多，而教会人士死亡率又远远高于民众死亡的平均值，达到1/3，正是这种慷慨赴难的特征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尊敬。
波兰人说，波兰的历史几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难史，在失去祖国的日子里，面对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统治者，波兰人把天主教与自己的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因为唯有宗教可以守护，宗教便成了“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波兰等同的。每当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向宗教寻求帮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气场是任何党派无法比拟的。老百姓说，战后的斯大林体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们的心坎上，教会人士往往是为了波兰而牺牲的，而共产党除了内部残酷的斗争以外，即便牺牲也是为了一个党派的利益，它的出发点不是祖国，不是国民，而是为了官僚的利益，血缘统治在东欧是不争的事实，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谁的国家民众心知肚明，这二者自然无法同日而语。
按理说做了那么多牺牲的宗教，是最应该具有霸气和自傲的，因为它有这个资本，但是偏偏波兰宗教具有宽容精神。与共产党总是寻找“替罪羊”，人民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垫脚石”不同，波兰天主教往往高调行动身先士卒，但并不强迫他人牺牲。事实证明，教会的长期牺牲精神和心怀救赎的行动是他们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响力和责任感成正比，因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
在波兰，宗教的宽容精神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民族资源。当然宗教宽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过迫害异教徒的行径，既处死过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也驱逐过阿里安教徒，但总而言之，波兰人在发展的历程中，非常看重宽容的品德，当犹太人成为十字军运动的牺牲品时，是波兰人收留了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兰签署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比俄国的宗教宽容早了331年，俄国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颁布诏书，表示要“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波兰是欧洲很少几个没有规模化的异端审判、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
同样，他们强调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通过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见风使舵，或像候鸟一样为了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倒戈”，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仰逐渐融入进民族性格当中。另外，宗教界与世俗权力的竞争关系也形成了多元的法律体系，这既对王室的力量形成制约机制同时有利于城市自治的发展，迫使世俗政权不得不去争取民众的信任。
后来这种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成为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的亡国经历，一次次以失败告终的抗争，使他们更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们反对不择手段、非理性攻击，对那些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自认为是正统而排挤他人的流派持谨慎的怀疑态度。在波兰人看来，凡是容不下其他信仰的人，证明的恰恰是虚弱，而不是自信和强大。这种“打着维护基督教纯洁性的幌子”靠打压异己保证自己存在的派别只不过是霸道的宗派主义，所具有的不过是“宗教审判官”专横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认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别人的自由，通过垄断真理而占居主导、施行暴政，对这样的“超正统”不但要时刻警惕还要给与揭露。在波兰中的宗教中，上帝是自由的，并且给与所有人自由，上帝不是统治者而是解放者。如果宗教的内核远离了精神自由，它便走入了唯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死胡同，无论什么教派以集体否定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为背离初衷，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便预示着基督教的危机。
团结工会的“神助力量”
宗教是处于个体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因此，它是个体的粘合剂而不是个体的奴役者。它的存在为波兰保留下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天主教会在现实中的独立姿态和这种道德压力的气场一直就盖过共产党，它可以越过斯大林的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兰社会，于是形成了波兰的“红皮白萝卜”现象。1953年波兰政府按照苏联的规定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向政府宣誓效忠时，红衣主教斯蒂凡公开表示拒绝，说上帝不允许与恶势力同声相济。他说，“我们不被允许将与神有关的东西置于暴君的祭坛之前，万万不能！”为此导致大量的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被捕和教会财产被剥夺，但是斯蒂凡抗争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没有一个主教公开表示愿意宣誓效忠。波兰人说，任何力量靠强迫要求和管制的约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声望”。
按理说，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历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会在波兰历史上长期承担着同情弱者反抗强权的角色，使得它在波兰政治剧变中扮演着“幕后推手”作用。法国社会党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边跳动”来解释左派的概念，说左派代表社会苦难的关怀，代表社会良心。波兰人认为，这个概念只有在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有意义，在苏式体制下只有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官方与民间的对立，除了执政的一方，任何独立的派别都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理念，超越其上而较少有世俗考虑的宗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成为斯大林体制最大的潜在对手。
1979年6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访问波兰，极大的鼓舞了工人的士气。事先，苏联人坚决反对教皇访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盖莱克阻止教皇访波，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动乱的学说，这注定会掀起一场不利于苏联的民族主义的浪潮。盖莱克自知自己的威信无法与教皇相比，如果迫于苏联人的压力把教皇拒之国门之外，不但挫伤了整个民族的感情，更可能会大大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所以对苏联人的劝告置之不理。在教皇精神的感召面前，波兰党和政府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明显处于下风。
约翰·保罗二世一到波兰就明确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状态的独立工会，那时工人的任何横向联系都被视为是非法的，罢工的工人往往会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流氓罪”被逮捕。教皇说：“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从传统上都喜欢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工人对自治工会的追求。在工人们看来，苏式体制下的国家官办工会只不过是党国体制的应声虫，这种如同鸡肋一般的工会被工人抛弃。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承认，教皇给与他们的勇气“如同神助一般”。教皇来访使波兰人产生了渴望冲破禁锢的强烈愿望。教皇宣称的“上帝的意志”成为工人成立自治工会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但教皇同时也要求天主教徒热爱祖国，拥护政府，保持社会秩序，要相互谅解和妥协，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他也希望波兰政府尊重波兰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权利。教皇的访问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统一工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顿时扫地，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教皇第一次访波以后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建立的“罢工委员会”，迫使政府与工人组织签署了包括工会问题在内的二十一条协议。这是华约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1983年6月约翰·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教皇向一千万前来迎接他的教民表达了应该让团结工会“合法化”的愿望，同时他在与雅鲁泽尔斯基的长谈中，提议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协商、沟通、体察民意，避免社会对立情绪滋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渠道。后来在历时19个月的“军管”当中，是教会一直给予地下状态的团结工会以物质和道义援助。瓦文萨在1989年时承认，团结工会在面临困难局势时，是“教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或许达不到现在的地步”。
政治和解道路上的不可或缺角色
到1980年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团结工会的罢工此起彼伏，工人们的政治浪漫主义达到高潮，步步挑战政府的控制能力，社会的失控状态日益严重。而这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迫在眉睫，已经有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先例，波兰能否避免上述两国的悲剧，考验着所有人的智慧。又是教会表现出超越党派之上的民族和解精神，疏通各个党派之间的分歧，寻找摆脱危机的共同出路。宗教界唯恐再次重演匈捷的命运，国家被苏军占领，教会上层人物不断奔走相告，在各派之间穿针引线，要求各方面克制，避免矛盾激化，强调最令人不安的是无政府主义，它可能搞垮我们，使国家陷入内战。
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屡次向教徒宣讲约翰·保罗二世的手谕，希望教徒在非常时期保持和平、镇静、理性精神以及本着对整个波兰民族的责任感来看待当前的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对立的双方都能够接受教会的调停，致使波兰的民主运动能够在良性范围内运转，而斯·维辛斯基却积劳成疾于1981年5月26日逝世。他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对朝野双方都有很大的震动。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两次会晤继任的红衣主教约·格莱姆普，就防止苏军压境和建立民主协商阵线达成一致意见。从此后在波兰的政治和解过程中都有天主教的身影。他们的这种“中间人”角色，即超脱又有一定的道德感召力，它通过对各个政党劝说和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感，并打造出一个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2013年9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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