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參考》辛亥專刊（10月上）：一九一一 壓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網上購買本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響，辛亥革命拉開序幕。
5個月前的5月8日，這一天，清政府宣布裁撤軍機處，仿照議會民主制國家設立新內閣。然而，13個內閣大臣中，漢人僅佔4席，滿人卻得了9席。9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7個。因此，時人稱之為“皇族內閣”。
君主不負責任，皇族不掌政權，這是君主立憲國的根本原則。清廷玩弄民意的舉動，不僅違背了“立憲”的承諾，更使其“保滿排漢”之心昭然若揭。用一個徒具虛名的內閣來應付民眾對於西方憲政的熱切追求，清政府的顢頇無知徹底寒了上至地方督撫下到立憲黨人以及所有對改革還抱有一線希望之人的心。改良派旗手梁啟超就憤然撰文稱，以后的字典上“斷無復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然而，追本溯源，“惡政府”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清廷中央集權留下一個空心的夾層
1860年10月7日，當英法聯軍的士兵沖進圓明園進行劫掠時，在一處皇家庫房裡，他們發現了當年英王喬治三世精心挑選、委托馬爾嘎尼送給乾隆的禮品：兩門先進的榴彈炮、牽引車以及炮彈。喬治三世希望用這種婉轉的方式提醒乾隆，英國所具備的軍事技術和工業潛力。可惜，乾隆不為所動。
在回程的船上，馬爾嘎尼寫道：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陳舊的破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時間裡沒有沉沒。它那龐大的軀體使得鄰國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無能之輩掌舵，那它的厄運就降臨了。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一道分水嶺。此后，中國社會自上而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東亞最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政治生活以皇帝為中心，完全由一個職業的官僚系統壟斷，而這個官僚系統也不過是皇權的附屬品。因為，中國皇權的來源是“天命”，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中國“革命”一詞的原意，就是一個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它的經濟，則是馬克思所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自然經濟。
傳統中央集權的中國官僚制度，並非想象中那樣腐朽沒落，其實它的精細程度堪比現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色彩。可惜在陳舊的“傳統”觀念下，正是這種具有極強自我修復能力的制度和系統，以其絕對封閉、水潑不進的特質，最終成為僵化帝國向現代化進步的絆腳石。
鴉片戰爭之前，歷代中國政治的變遷，實質上隻局限於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變化，而並不是政治秩序的變遷，政治制度一直沒有推陳出新的質變過程。
清朝的統治，也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種翻版，所有的行政權力，最后皆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縣四個級別的官員，都直接對皇帝負責。不過，清朝政府對於基層裡社、保甲的控制沒有那麼嚴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層中去，只是憑借地方士紳和家族控制間接統治。
由此，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個空心的夾層。這個夾層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穩定社會基層，又可以在合適的條件下變成反對政府統治權威的力量。由於長期的封閉和僵化，清朝農村基層一直處於停滯、閉塞的狀態。
“革命”的呼聲替代了“改良”的呼吁
鴉片戰爭開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摧折了中國傳統社會制度的一切基礎，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凜冽的空氣中，在混亂和災難降臨的同時，加速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從此，華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復返，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貢體系”為被迫與洋人定下的“條約體系”所替代。
賠款、割地、開租界、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通商口岸，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新名詞，讓國人在驚惶中開始對這個全新的世界進行更加認真和實際的思考。
對於晚清政治格局影響最大的，當屬太平天國運動。這場國內戰爭，使得清王朝元氣大傷，統治的根基被嚴重削弱。地方軍事集團，特別是以漢人為主的軍事集團由此勃興，嚴重影響了清朝的中央集權統治。這種結果，促成了地方勢力的膨脹，增加了地方的軍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朝軍事化的方向發展，原先的文官政治體系出現崩垮的跡象，為日后的軍閥統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筆。
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的被殺以及自立軍領袖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終激變為“革命”的關鍵。孫中山的反清活動雖然比“公車上書”要早，但最初他在國內的影響非常微弱，遠遠不能同康梁的維新變法相提並論。正是譚嗣同、唐才常的鮮血，最終使得中國的有為青年痛定思痛，認識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轉為走上革命一途。
從1901年東京《國民報》創刊開始，革命和仇滿，在新青年中成為蔚然時尚的兩大宗旨。但在國外華僑界，革命派的影響依舊遠遜於改良派，真正主張革命的團體也隻有孫中山的興中會，而康梁的保皇會在美洲、南洋竟然有11個總部、103個支部，勢力遍及五大洲170個華埠，會員達十萬多人。直到1903年拒俄運動的興起，改良思想才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於沙皇俄國步步緊逼，侵佔中國東北地區，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在東北的留學生組織起“拒俄義勇隊”，通電清政府，要求作為前鋒軍出兵抗俄。如此的愛國行動，短視的清廷竟然認定是“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命令駐日公使與日本政府聯手，取締了學生的愛國組織，並下令各地督撫對於回國表現激進的學生隨時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國內一致對外的矛頭轉向了自己，使得清廷本身在國人眼中變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之余，中國有識青年中的大部分從此在情感上與清廷完全一刀兩斷，痛論國事，下決心推翻這個腐朽的朝廷。留日學生本來是願為滿洲政府前驅，挽救國家危亡，此后他們的宗旨卻突變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並組織以暗殺破壞為主要手段的“軍國民教育會”，紛紛回國從事激進的以刺殺滿清大僚為主的革命恐怖活動。
在《蘇報》案啼笑皆非的大戲中，清廷竟然作為原告，向租界當局控告自己的國民，雖然最終把鄒容、章太炎關進了大牢，卻造成了國內人心的完全不可挽回，排滿主義已經深入人民腦髓之中。
“革命”的呼聲，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會在東京的成立，標志著從前分散的革命小團體的融合和壯大，“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愈加鮮明無忌，革命風潮已經愈演愈烈，無法控制。
5個月前的5月8日，這一天，清政府宣布裁撤軍機處，仿照議會民主制國家設立新內閣。然而，13個內閣大臣中，漢人僅佔4席，滿人卻得了9席。9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7個。因此，時人稱之為“皇族內閣”。
君主不負責任，皇族不掌政權，這是君主立憲國的根本原則。清廷玩弄民意的舉動，不僅違背了“立憲”的承諾，更使其“保滿排漢”之心昭然若揭。用一個徒具虛名的內閣來應付民眾對於西方憲政的熱切追求，清政府的顢頇無知徹底寒了上至地方督撫下到立憲黨人以及所有對改革還抱有一線希望之人的心。改良派旗手梁啟超就憤然撰文稱，以后的字典上“斷無復以‘宣統五年’（1913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誠能並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然而，追本溯源，“惡政府”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清廷中央集權留下一個空心的夾層
1860年10月7日，當英法聯軍的士兵沖進圓明園進行劫掠時，在一處皇家庫房裡，他們發現了當年英王喬治三世精心挑選、委托馬爾嘎尼送給乾隆的禮品：兩門先進的榴彈炮、牽引車以及炮彈。喬治三世希望用這種婉轉的方式提醒乾隆，英國所具備的軍事技術和工業潛力。可惜，乾隆不為所動。
在回程的船上，馬爾嘎尼寫道：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陳舊的破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時間裡沒有沉沒。它那龐大的軀體使得鄰國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無能之輩掌舵，那它的厄運就降臨了。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一道分水嶺。此后，中國社會自上而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
鴉片戰爭前，中國是東亞最典型的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政治生活以皇帝為中心，完全由一個職業的官僚系統壟斷，而這個官僚系統也不過是皇權的附屬品。因為，中國皇權的來源是“天命”，具有無可辯駁的合法性（中國“革命”一詞的原意，就是一個朝代帝王的“天命”被革），而它的經濟，則是馬克思所稱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自然經濟。
傳統中央集權的中國官僚制度，並非想象中那樣腐朽沒落，其實它的精細程度堪比現代官僚制度，具有高度的理性化色彩。可惜在陳舊的“傳統”觀念下，正是這種具有極強自我修復能力的制度和系統，以其絕對封閉、水潑不進的特質，最終成為僵化帝國向現代化進步的絆腳石。
鴉片戰爭之前，歷代中國政治的變遷，實質上隻局限於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變化，而並不是政治秩序的變遷，政治制度一直沒有推陳出新的質變過程。
清朝的統治，也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一種翻版，所有的行政權力，最后皆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而清朝地方的省、道、府、縣四個級別的官員，都直接對皇帝負責。不過，清朝政府對於基層裡社、保甲的控制沒有那麼嚴密，行政力度基本下延不到基層中去，只是憑借地方士紳和家族控制間接統治。
由此，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清朝的行政控制就留下了一個空心的夾層。這個夾層的作用非常大，它既可以穩定社會基層，又可以在合適的條件下變成反對政府統治權威的力量。由於長期的封閉和僵化，清朝農村基層一直處於停滯、閉塞的狀態。
“革命”的呼聲替代了“改良”的呼吁
鴉片戰爭開始后，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摧折了中國傳統社會制度的一切基礎，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都忽然暴露在凜冽的空氣中，在混亂和災難降臨的同時，加速了中國社會的轉型。從此，華夏中心的“天下”概念一去不復返，清朝先前妄自尊大的“朝貢體系”為被迫與洋人定下的“條約體系”所替代。
賠款、割地、開租界、最惠國待遇、治外法權、通商口岸，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新名詞，讓國人在驚惶中開始對這個全新的世界進行更加認真和實際的思考。
對於晚清政治格局影響最大的，當屬太平天國運動。這場國內戰爭，使得清王朝元氣大傷，統治的根基被嚴重削弱。地方軍事集團，特別是以漢人為主的軍事集團由此勃興，嚴重影響了清朝的中央集權統治。這種結果，促成了地方勢力的膨脹，增加了地方的軍事迷信程度，使得政治朝軍事化的方向發展，原先的文官政治體系出現崩垮的跡象，為日后的軍閥統治埋下了深刻的伏筆。
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的被殺以及自立軍領袖唐才常的被害，是清末改良最終激變為“革命”的關鍵。孫中山的反清活動雖然比“公車上書”要早，但最初他在國內的影響非常微弱，遠遠不能同康梁的維新變法相提並論。正是譚嗣同、唐才常的鮮血，最終使得中國的有為青年痛定思痛，認識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轉為走上革命一途。
從1901年東京《國民報》創刊開始，革命和仇滿，在新青年中成為蔚然時尚的兩大宗旨。但在國外華僑界，革命派的影響依舊遠遜於改良派，真正主張革命的團體也隻有孫中山的興中會，而康梁的保皇會在美洲、南洋竟然有11個總部、103個支部，勢力遍及五大洲170個華埠，會員達十萬多人。直到1903年拒俄運動的興起，改良思想才迅速被革命思想所取代。
由於沙皇俄國步步緊逼，侵佔中國東北地區，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在東北的留學生組織起“拒俄義勇隊”，通電清政府，要求作為前鋒軍出兵抗俄。如此的愛國行動，短視的清廷竟然認定是“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命令駐日公使與日本政府聯手，取締了學生的愛國組織，並下令各地督撫對於回國表現激進的學生隨時可以“就地正法”。如此，昏庸的清政府完全把國內一致對外的矛頭轉向了自己，使得清廷本身在國人眼中變成了“洋人的朝廷”。
悲痛之余，中國有識青年中的大部分從此在情感上與清廷完全一刀兩斷，痛論國事，下決心推翻這個腐朽的朝廷。留日學生本來是願為滿洲政府前驅，挽救國家危亡，此后他們的宗旨卻突變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並組織以暗殺破壞為主要手段的“軍國民教育會”，紛紛回國從事激進的以刺殺滿清大僚為主的革命恐怖活動。
在《蘇報》案啼笑皆非的大戲中，清廷竟然作為原告，向租界當局控告自己的國民，雖然最終把鄒容、章太炎關進了大牢，卻造成了國內人心的完全不可挽回，排滿主義已經深入人民腦髓之中。
“革命”的呼聲，此后完全替代了“改良”的呼吁。1905年夏天，同盟會在東京的成立，標志著從前分散的革命小團體的融合和壯大，“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愈加鮮明無忌，革命風潮已經愈演愈烈，無法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