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為聲氣相求的“大亞洲主義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孫中山革命理想的實現。為此，願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資金支持：“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彼時，孫中山29歲，庄吉27歲。 |
作為革命家的孫中山，以日本為根據地，不僅在那裡組建革命組織（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創辦機關刊物（《民報》）、籌措革命資金，革命運動失敗時，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島國度過的，而且與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關系。彼時與孫中山交往的日人，有政治家、實業家、大陸浪人、志士，構成復雜，背景各異，多與日本政府、軍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則干脆是大陸政策的策劃、參與者。
用歷史學者、南開大學俞辛淳教授的話說，“（日本）大陸浪人和政治家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上利用孫中山。然而，也不能說孫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於這個框架中。”譬如，浪人宮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純一郎兄弟就很純粹。而梅屋庄吉與孫中山的關系更是不同尋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觀，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
孫中山在日流亡的時間累積逾9年，所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謂不多。但礙於歷史的局限，客觀地說，雙方均有為各自國家及其緊迫的政治目標所囿之處，難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與那些有官憲背景的人士的交往，想保持私誼之“純潔性”也難。可唯有與梅屋庄吉的友誼，基於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跡般地超越了雙方各自的“國益”等現實政治的束縛，成了動蕩的革命歲月中一種“超現實”的存在。
“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在孫中山、宮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鮮有提及。之所以如此，蓋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調”。他的遺物中有一隻大筆記本，上面寫著一句話：“我基於與孫文的盟約，決意參與中國革命。與此相關的日記、信件等概不對外泄露。”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對家人的約束，因為他深知在亂世的崢嶸歲月，自己所從事的是對鄰國革命的資助，出於對革命理想的至誠和對友人孫文的信義，必須確保萬無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這段塵封的往事公之於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進入公共視野，其實是在21世紀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兩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通過媒體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孫中山的交往才廣為世人所知。
梅屋庄吉於明治維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於長崎市西濱町，從小被過繼給無子嗣的遠親梅屋吉五郎夫婦。養父吉五郎開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經營碾米的同時從事貿易，是長崎與上海之間貿易的領軍人物。長崎作為港口城市，在鎖國時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對外通商口岸，有貿易的傳統。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早年在土佐藩開設的土佐商會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裡居住過，據說還曾背著年幼的庄吉四處玩耍。
15歲時，庄吉乘自家貨輪“鶴江”號隻身赴上海、南洋游歷。在上海，頭一次見識了十裡洋場的繁華，同時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氣和中國人的卑賤，內心喚起對中國的同情。庄吉從小就有樂善好施的性格，且不圖回報。少時，每天都從店裡的錢櫃擅自拿錢，卻並不為自己的零用，而是到貧民區施舍於人。據說有一次，一位貧民臨終前，雙手合十，鄭重向庄吉托願：“梅屋家的少東家，請幫俺立塊碑吧。”庄吉慨然應允。梅屋夫婦先后領養過不少孤兒、棄兒，將他們一一撫育成人，送入社會。其中包括戴季陶與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蔣緯國），在戴致庄吉夫婦的信箋中，記錄著此事的經過和對夫婦的謝意。(《戴季陶在討袁運動時期對日本的認識1913—1916年》)
孫中山在日流亡的時間累積逾9年，所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謂不多。但礙於歷史的局限，客觀地說，雙方均有為各自國家及其緊迫的政治目標所囿之處，難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與那些有官憲背景的人士的交往，想保持私誼之“純潔性”也難。可唯有與梅屋庄吉的友誼，基於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跡般地超越了雙方各自的“國益”等現實政治的束縛，成了動蕩的革命歲月中一種“超現實”的存在。
“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無幾，甚至在孫中山、宮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鮮有提及。之所以如此，蓋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調”。他的遺物中有一隻大筆記本，上面寫著一句話：“我基於與孫文的盟約，決意參與中國革命。與此相關的日記、信件等概不對外泄露。”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對家人的約束，因為他深知在亂世的崢嶸歲月，自己所從事的是對鄰國革命的資助，出於對革命理想的至誠和對友人孫文的信義，必須確保萬無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這段塵封的往事公之於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進入公共視野，其實是在21世紀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兩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通過媒體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孫中山的交往才廣為世人所知。
梅屋庄吉於明治維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於長崎市西濱町，從小被過繼給無子嗣的遠親梅屋吉五郎夫婦。養父吉五郎開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經營碾米的同時從事貿易，是長崎與上海之間貿易的領軍人物。長崎作為港口城市，在鎖國時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對外通商口岸，有貿易的傳統。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早年在土佐藩開設的土佐商會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裡居住過，據說還曾背著年幼的庄吉四處玩耍。
15歲時，庄吉乘自家貨輪“鶴江”號隻身赴上海、南洋游歷。在上海，頭一次見識了十裡洋場的繁華，同時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氣和中國人的卑賤，內心喚起對中國的同情。庄吉從小就有樂善好施的性格，且不圖回報。少時，每天都從店裡的錢櫃擅自拿錢，卻並不為自己的零用，而是到貧民區施舍於人。據說有一次，一位貧民臨終前，雙手合十，鄭重向庄吉托願：“梅屋家的少東家，請幫俺立塊碑吧。”庄吉慨然應允。梅屋夫婦先后領養過不少孤兒、棄兒，將他們一一撫育成人，送入社會。其中包括戴季陶與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蔣緯國），在戴致庄吉夫婦的信箋中，記錄著此事的經過和對夫婦的謝意。(《戴季陶在討袁運動時期對日本的認識1913—1916年》)
經歷最初在大米投機生意上的挫折后，庄吉在新加坡開了一家照相館。后移至香港，“梅屋寫真館”就位於繁華的市中心中環一帶。19世紀末，攝影技術已臻成熟，成為面向富裕層的高級文化消費。庄吉原本就有經商的才具，加上鋪面的位置絕佳，很快便人氣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著裝整飭的青年紳士光顧照相館，拍完照后，並無去意，庄吉見狀便將客人引入內室。其實，來客並非陌生人。兩天前，在一個慈善晚會上，店裡的老主顧、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薦過：孫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醫書院（即今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在澳門、廈門、廣州等地開業行醫，目下“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暫居香港”。
有証據表明，內室密談話題廣泛，且相當深度，二人琴瑟共鳴，血脈賁張。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孫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詞中，深情追憶了二人從邂逅、相識到交換盟約的過程：
關於中日結好、亞洲振興乃至人類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見略同。特別是先生以為實現此理想，須先進行中國革命。如此膽識和熱忱令我感動。短暫會晤，已盟誓將來。
同為聲氣相求的“大亞洲主義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孫中山革命理想的實現。為此，願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資金支持：“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彼時，孫中山29歲，庄吉27歲。
“革命的幕后策劃者”
照相館密談后不久，梅屋庄吉與孫中山便開始了第一個“項目”的合作：廣州起義。庄吉多次隨孫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過貿易來往的中國人及幫會頭目接觸，秘密推進起義計劃。
為確保起義成功，須採購大量武器。孫中山內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對自己所持的曖昧立場——既不得罪清廷，又覬覦革命勝利后的特殊權利，對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這一點。他多次赴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並當面委托他代為籌措步槍2.5萬支、手槍1000支。為牽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當時的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后成為首相）做了匯報，但日本政府卻採取靜觀立場，按兵不動。眼看起義的日程迫近，梅屋庄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門、廈門、新加坡等地活動，通過個人渠道籌集了數百支手槍。但遺憾的是，因電報走岔，泄露風聲，起義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隊在廣州港口被一網打盡，陸皓東、朱貴全等起義領袖罹難，梅屋庄吉費盡心血籌集來的600支手槍也被悉數收繳。孫中山化妝成苦力，好歹從水路逃往澳門，隨后轉道香港，卻被清政府懸賞1000塊大洋追捕，情況危急。
老師康德黎和梅屋庄吉力勸孫中山去日本避難。孫聽從二人勸告，在興中會成員鄭士良、陳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戶。途中得知報上已經報道了他們逃亡的消息，遂臨時決定改道橫濱。但首鼠兩端的日本政府顧及與清廷的關系，竟然拒絕了孫的避難請求。
無奈之下，孫中山隻得投奔兄長孫眉所在的夏威夷。為表達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孫毅然剪去發辮。庄吉在孫出發之際，匯款1300美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折合今天的1000萬日元。
明治維新以降，“脫亞入歐”思想滲透日人骨髓，已固化為某種意識形態。但梅屋庄吉作為“大亞洲主義者”，卻逆潮流而動，不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的獨立革命運動也抱有深切同情和莫大關注，並傾力資助。美西戰爭時，庄吉曾親自攜巨款馳援菲律賓，與菲國獨立運動領袖阿奎納多、彭塞交情深厚，還把孫中山介紹給彭塞。孫致信彭塞，從“大亞洲主義”的立場出發，高度評價菲律賓革命，主張“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都是亞洲民眾攜手打倒列強的殖民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富強的運動，具有相同的意義”。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著裝整飭的青年紳士光顧照相館，拍完照后，並無去意，庄吉見狀便將客人引入內室。其實，來客並非陌生人。兩天前，在一個慈善晚會上，店裡的老主顧、英國醫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薦過：孫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醫書院（即今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后，在澳門、廈門、廣州等地開業行醫，目下“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暫居香港”。
有証據表明，內室密談話題廣泛，且相當深度，二人琴瑟共鳴，血脈賁張。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孫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詞中，深情追憶了二人從邂逅、相識到交換盟約的過程：
關於中日結好、亞洲振興乃至人類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見略同。特別是先生以為實現此理想，須先進行中國革命。如此膽識和熱忱令我感動。短暫會晤，已盟誓將來。
同為聲氣相求的“大亞洲主義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孫中山革命理想的實現。為此，願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資金支持：“君舉兵，我以財政相助。”彼時，孫中山29歲，庄吉27歲。
“革命的幕后策劃者”
照相館密談后不久，梅屋庄吉與孫中山便開始了第一個“項目”的合作：廣州起義。庄吉多次隨孫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過貿易來往的中國人及幫會頭目接觸，秘密推進起義計劃。
為確保起義成功，須採購大量武器。孫中山內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對自己所持的曖昧立場——既不得罪清廷，又覬覦革命勝利后的特殊權利，對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這一點。他多次赴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並當面委托他代為籌措步槍2.5萬支、手槍1000支。為牽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當時的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后成為首相）做了匯報，但日本政府卻採取靜觀立場，按兵不動。眼看起義的日程迫近，梅屋庄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門、廈門、新加坡等地活動，通過個人渠道籌集了數百支手槍。但遺憾的是，因電報走岔，泄露風聲，起義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隊在廣州港口被一網打盡，陸皓東、朱貴全等起義領袖罹難，梅屋庄吉費盡心血籌集來的600支手槍也被悉數收繳。孫中山化妝成苦力，好歹從水路逃往澳門，隨后轉道香港，卻被清政府懸賞1000塊大洋追捕，情況危急。
老師康德黎和梅屋庄吉力勸孫中山去日本避難。孫聽從二人勸告，在興中會成員鄭士良、陳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戶。途中得知報上已經報道了他們逃亡的消息，遂臨時決定改道橫濱。但首鼠兩端的日本政府顧及與清廷的關系，竟然拒絕了孫的避難請求。
無奈之下，孫中山隻得投奔兄長孫眉所在的夏威夷。為表達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孫毅然剪去發辮。庄吉在孫出發之際，匯款1300美元，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折合今天的1000萬日元。
明治維新以降，“脫亞入歐”思想滲透日人骨髓，已固化為某種意識形態。但梅屋庄吉作為“大亞洲主義者”，卻逆潮流而動，不僅對中國，對亞洲各國的獨立革命運動也抱有深切同情和莫大關注，並傾力資助。美西戰爭時，庄吉曾親自攜巨款馳援菲律賓，與菲國獨立運動領袖阿奎納多、彭塞交情深厚，還把孫中山介紹給彭塞。孫致信彭塞，從“大亞洲主義”的立場出發，高度評價菲律賓革命，主張“中國革命和菲律賓革命都是亞洲民眾攜手打倒列強的殖民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富強的運動，具有相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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