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4日星期日

解答有關社會主義的常見疑問

甚麼是社會主義?

這篇文章首先刊登於我們工國委美國支部的「社會主義替代」。文章集合了工國委同志們在美國由東至西海岸眾多城市介入佔領運動時,跟不同的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者討論所得到的經驗。本文中文翻譯版本已刊載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5期上,如有意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請聯絡twsocialist@gmail.com
布蘭登.麥德森(Brandon Madsen), 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工國委CWI美國支部)
隨著佔領運動的興起,反對現行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經成為主流。很難想像《時代》雜誌(Times)的封面上戴著頭巾的女士成為了《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抗爭者」的代表,同時《時代》雜誌又為資本主義說了很多好話,還有因電影《V煞》(V for Vendetta)走紅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無處不在,更進一步明示了革命思想是如何傳播的。
然而,支持制度變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的同時,卻未有認真而嚴謹之公眾討論,探索有關以怎樣的另一制度替代,來回應這需求。20111228日皮尤調查中心(Pew)公佈一個新的民意調查表示,30歲以下青年或非裔美國人更支持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真義或如何使其政治和經濟制度有效實行有著清晰的思想認識.。我們在此提供這些常見問答,為這討論拋磚引玉。


問:社會主義經濟是如何運作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巨大的財富集中在某些運行經濟的機構(公司)中,剝削勞動人民,以增加自己積累的財富。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顛覆這種關係,由勞動人民運行經濟,利用巨大財富和社會生產力,以豐富他們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接管所有最大的銀行和企業,使之公有化並民主控制。

僱用那些失業者和重新分配投資以及職業以滿足社會需要為本(醫療保健、教育、潔淨能源等)會給社會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去提升生產力和財富。民主規劃經濟將使我們確保每個人都有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高質素的醫療保健、各級全民免費教育,當然還有食品和住房等基本必需品。它不會僅限於基本需求,我們更可以選擇投放資源,使人們能夠進行創作,例如音樂、美術、寫作、電影、時裝,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發展。

這類型的經濟體系,需要有意識的規劃,不過很大程度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實現了。比很多國家還要大的商業集團能規劃自身的生產水準、配送、定價計劃等,而沒有崩潰,因此沒有任何理據証明工人沒能力做到同樣的事。

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規劃是以個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是碎片化的、不完整的和不民主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可以構造一幅大圖畫,鳥瞰整個世界經濟和財富投資,實現滿足人類需求、維持環境可持續發展和解放全人類的目標。

社會主義經濟肯定會是全球整合。在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就已生活在一個全球相依的世界。現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意味著殘酷地剝削較弱的經濟體,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人在競次效應中狀況日益惡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就是使人們生活豐富的計劃之中一部分。

社會主義經濟將以非常不同的手段來處理環境問題。今天,各大小公司都不關心環境成本,因為它們能把這些破壞帶來的問題拋給公眾。受污染的空氣和飲用水,這些環境成本是真實的,但它們並無在孟山都(Monsanto)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以赤字形式出現。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公司在「自由市場」為原則的基礎上會採取必要的步驟保護環境。

民主的計劃經濟將消除污染成本轉嫁背後利潤驅動的目的。相反,效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將成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原則。代替不完善的環保方案,例如是節能燈泡和自覺的回收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會投資於徹底修正所有產品的生產方式,為實現最大化可持續發展而利用所有最新的綠色科技,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創造數以百萬計的職位。
問:社會主義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正如我們大多數人目前都遇到這情況:「民主」被歸結為每幾年為富裕的職業政客投票一次,而他們將為我們作出所有決定。當然,這其實都算不上是什麼民主,尤其是整個過程都是被公司資本收買。
相反,社會主義民主將會每一天、每一周,在每一個工作場所、學校和社區中實踐。工人會輪流承擔管理任務,而且只要工人們認為有人更適合,當選的管理者就會被隨時召回和更換。所有決定,均可以多數票推翻。
學校課程和政策,將由家長、教師和學生共同商定,而不是由遙遠的行政人員和官僚決定。鄰裡大會將決定誰能或不能使用警察權力,還可命令選舉產生的官員如何按優先順序去盡處理事務。

所有投資和經濟決策都應民主產生。在工作場所和鄰裡大會中選出的代表將大規模擴大本地及區域議會,然後依次選出國家代表。被選出的代表不應有特權或高於選民的收入,他們也應隨時可召回。
為了促進這一民主決策的過程,應在日常工作或學校安排中騰出時間,讓人們能參與決策會議及討論。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工作週就可以被縮短而不需減少收入,從而讓人們有時間和精力去參與政治,並使他們能追求除工作和學校以外的生活目標。
問:會不會由官僚精英接管一切?
毫無疑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與制度內的野心家和腐敗作鬥爭將是必要的。百年的階級統治帶來的有毒思想包袱不會在一夜之間消逝。然而,通過建立社會生產資源的公有制、消除特權,以及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對於那些企圖奪權的官僚精英將是強大的障礙。
最使人恐懼官僚奪權的例子就是史大林在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革命僅數年後便在蘇聯奪權。俄國革命的悲劇性墮落,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大量書籍中提出要努力解決的問題。基本的結論是由嚴肅的歷史分析所得出,那就是這墮落既不是正常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卻是特殊情況下的惡果。
俄國在革命時,是當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中的一員。當被廢黜的資本統治者受到二十一個國家的軍隊的支持,試圖暴力地從工人民主運動中重新奪權,導致了一場血腥內戰,這就更使其破敗不堪。雖然革命也有在整個歐洲發生,尤其是德國,但它們都被擊倒了,只留下俄國處在一個貧窮、破爛和孤立的境地中。
這不是一個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健康基礎。社會主義的整個基礎是有足夠的資源去發展,但俄國並沒有。在這背景下,蘇維埃的民主結構(工人大會)停止了運作。當你在擔憂下一頓飯的問題時,誰還會去政治集會?
這是基層工人的權力真空,孤立和經濟衰敗燃盡了國家的力量,催生了俄國社會的官僚,以及作為官僚階層領袖的史大林的崛起。即使這樣,它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史大林要把異己投入監牢、謀殺、流放,或強迫數百萬人服從,而這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堅守1917年革命的民主原則。

這個經驗表明,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作為一個全球性運動的重要性。由於帝國主義掠奪世界各地的資源,導致一些國家可能缺乏穩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需要貿易,及得到富裕國家的幫助。如果俄國當時有其他革命成功的國家加入,即使只有一個,像是德國,歷史也本可以會與原來的完全不同。
問:改良資本主義不是更容易嗎?
不幸的是,與官方記錄相反,資本主義歷史並不是一個持續走向更民主與更繁榮的進步。相反,每一次嚴肅的改良都需要大規模的群眾抗爭,動搖其制度核心。
改良不是善意的政客給予的,而是面對勞動人民渴望真正改變的怒火,為將之安撫或轉移而不情不願的作出讓步。無論我們談論公民權利、週末休假、或是組織工會的權利,都需要全力以赴的抗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利潤驅使的邏輯,無數無辜的人被孤注一擲的精英們所謀殺,以撲滅鬥爭與反抗。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使是這些局部的改革都不是永久的,並不是一個立足點或新的基準工作。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資本家和政治家將盡快在適當時機擺脫它,實行倒退。
人民在過去拼命地戰鬥爭來的社會成果正被緊縮政策破壞或削弱。在差不多把私營部門的工會都破壞淨盡後(少於7%的工人加入工會)一個州接一個州的企業政客們現在正攻擊公共部門,其中工會成員佔工人數目超過三分一。
要有一個穩定的基礎去進行改革,需要勞動人民從資本家手中奪權並由自身行使──也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這是唯一的方法;為改良而作的抗爭,和為社會主義改造而作的鬥爭,是同一樣的。
問:社會主義在字面上看來很好,但這是真的嗎?
在歷史上唯一不變的,就是不斷的變化。從古老的奴隸制國家到封建地主所有制,到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當舊制度變成了阻礙進步的障礙時,人們曾多次推翻舊制度。真正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想法,就是像戰爭、貧困和環境破壞等問題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解決。
雖然社會主義是現實的,但並非是必然的。一遍又一遍,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已迫使工人和被壓迫者發動革命起義。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最突出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過,雖然許多革命成功推翻政府,幾乎沒有革命能改變制度。如果我們不能以更好的東西取代它,資本主義將總是會在工人、青年和窮人背後找到出路。
這是社會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的地方:我們會認真研究歷史,汲取革命和群眾運動的失敗與成功的經驗。我們的目標是廣泛傳播這些經驗教訓,使今後能成功建設社會主義。不僅要讀許多書,這意味著要積極建設和參與各種現有的群眾運動,大膽地引進社會主義思想,同時在抗爭中向他人學習,和大家一同尋找出路。
如果你同意以上觀點,那就加入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吧!

名不副实的“全面改革” 题目都与26年前一样

《决定》发表,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鲍彤看后吃惊,题目都与26年前一样,称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政治改革”的骨架没有了。政治学者陈子明从四个方面论述《决定》的要害就是阉割政治体制改革。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实这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决定。所谓"全面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但《决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很少。
做一个历史的对比。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是最早谈"全面改革"的党代会重要文献。该报告有十二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只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推行的仍旧是"跛腿改革"--比较十三大之一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26年过去了,国人对于这一点的体会越来越深。《决定》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大谈深化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断言,这种片面改革是"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的,也就是说,或者由此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久,或者由此而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不可能由全体国民按照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分享。
高层无政改主动性-- 比较十三大之二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决定》对政治体制改革轻描淡写,实际上就是说: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还未成熟。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表明: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诸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一定要有上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动手要早,下手要猛,越拖阻力越大。等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想改革也来不及了,那时将是"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有法制无民主--比较十三大之三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决定》提到了"法治中国"的目标,"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目标,就是不谈"高度民主"。习近平对《决定》的说明中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协商民主"。作为政治学界的常识,"协商民主"是用来补充"选举民主"的。不谈"选举民主"而用"协商民主"取而代之,只不过是给"一党专政"附加某种美化性的装饰品而已。仅有选举不一定有民主,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就一定没有民主。
从"党政分开"大倒退--比较十三大之四
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十三大后,按照上述原则决定撤消党政不分的中央政法委、国务院部委党组、地方各系统党工委(如教育工委)等。 与十三大政治报告背道而驰,被吹捧为《决定》最重要决策的是成立两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显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构。我在《请习先修宪再就任》中写道:"按现行宪法,习近平是没有法律依据大权独揽,对'国家安全事务'实行统一领导。三中全会设立国安会,由国家主席主持,实际上是将现行宪法的'内阁制'政体,转变为'总统制'政体的一个重大举措。而政体结构的转变,需要进行修宪。"最近有体制内人士公开表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需要修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机构,一个违反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与关键步骤的机构。

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哥穆尔卡与波兰工人阶级--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

----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
赵启强
2007年5月2日
huaxiachu@bellsouth.net

北京大军网站编者按:或许是看到仲大军先生《王权政治、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比较》,朱学渊先生传来这篇文章,意在提醒和警告领袖政治的危险。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领袖和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此文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它叙述了哥穆尔卡是怎样从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走向了人民大众的的反面。我们通过波兰的历史思考我们自己的事情。作者认为导致一个政治人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权力,权力在政治家面前是个巨大的陷阱。]

    一、这是一幕悲剧----主人公在前半场是英雄,后半场却成为历史的罪人。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政治家,出场时是英才,闭幕时是昏庸;前半场是伟人,后半场是罪人;序幕中是高尚,落幕时是腐败。权力是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陷阱,是所有政治伟人都无法逃避的劫难。
    铁托说过,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死亡甚至比肉体死亡更可怕。是的,在政治舞台上,没有比在权力腐蚀下僵化、直至政治生命死亡更深刻的悲剧了……我们将展现一幕这样的悲剧。这出悲剧发生在波兰;剧中的主人公是哥穆尔卡……
    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波兰带来了骚动和混乱;于是,波兰政府便用坦克和子弹来平息动乱;于是,就有了一个政治伟人的出场……
    如果界定一个政治伟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大小,而应该是指恢宏的天才、渊博的知识、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在一九五六年,哥穆尔卡是有资格被确认为政治伟人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波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选举波共前领导人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因为哥穆尔卡,于一九四九年因’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而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此时--一九五六年十月,他刚刚走出监狱一年多的时间。
    波共为什么会作出如此令人惊讶的决定?只要看看一九五六年的波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理解,哥穆尔卡是被推举出来干什么的?
    一九五六年是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大灾年——在赫鲁晓夫于二月份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这个世界在震惊的眩晕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混乱:——在匈牙利,惩罚旧的罪恶、争取民主开放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不仅当局无法控制、而且历史也无法接受的地步。到十月,苏联出兵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波兰,也有同样的危机--来自民众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政治秩序,其激烈程度已经使旧的统治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到了一九五六年夏天,这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动乱……
    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厂方和地方当局拒绝后,便委派了三十名代表前往华沙,直接向机械工业部部长呼吁。
    在华沙,工人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代表们强硬的表示,如果工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在月底前得到解决,工人将举行罢工!部长的回答更加强硬:’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
    消息传回波兹南,还没有等三十名乘火车返回的代表回到波兹南,愤怒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便放下工作向市中心出发,举行和平示威。在向市中心的途中,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示威者增加到十万人。
    开始,示威是有秩序进行的。来到市政府广场,示威群众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当局接见。当局拒绝会见。此时,在本来已经愤怒的群众中有了这样的传闻:三十名去华沙的代表已被公安部门逮捕了!示威群众的情绪开始骚动,一些出过激的口号出现在人群中:
‘打倒秘密警察!’
‘我们要面包和自由!’
‘俄国佬滚回去!’
‘释放政治犯!’
    纪律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请愿变成了骚乱--一些人袭击了市政府,一些人攻打了监狱……警察开了枪,工人从民兵武器库夺得武器,将汽车推翻作为街垒与公安人员展开了枪战。
    华沙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保安部队……人民波兰第一个流血的悲剧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仅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五十四人死亡,二千多人受伤,另有三百多人被捕。波兰工人阶级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领教了来自自己政权的教训……
    悲剧发生的当天,政府发表公报说:‘敌人的特务分子今天做到了挑起街头的骚动……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活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第二天,政府总理发表了强硬的广播讲话:‘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
    尽管有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强硬的警告,波兰政府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刻的政权危机--对发生这个悲剧的责任追究,使波共上层领导产生了分歧,并迫使它进行检讨、承担责任。波兰工人阶级是以流血、死亡为代价才迫使波共作出了对领导人的重新选择的。这次选择的结果是,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在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的对抗中,赫鲁晓夫妥协了--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哥穆尔卡在一九五六年重返政坛,很具有这类国家那种普遍的、很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当这类国家遇到危机时,党和人民没有去呼唤正在掌权的、因而也肯定是伟大、正确的现领导人,而常常是寄希望于那些因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而被开除或被监禁的前领导人;还有,在这类国家,真正能在政治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长时间控制着政权,因而也肯定是最有权势领导人,而是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在荣辱、功罪中有过多次沉浮的共产党人。
    哥穆尔卡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担负起这付连那些终生以追逐权力为己任的人都不敢承担的历史重负……对个人的冤屈,他没有过多的计较,只是平静而严肃的问了一句:‘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
    哥穆尔卡没有辜负历史的厚望。他的第一个回合,就击败了那个强大邻国的政治强人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波共中央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名哥穆尔卡为波共第一书记候选人,同时接受了政治局十二名委员、三名候补委员向全会提出的集体辞职。
    就在全会准备产生新的政治局时,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飞抵华沙的消息,建议全会暂时休会,立即组成波共代表团去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并进行谈判。
    苏共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它包括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华沙条约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有十位陆军上将。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传统--以高层领导的集体力量来形成威慑力。
    赫鲁晓夫同时还带来了强烈的愤怒,因为波共竟然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就要对党的最高领导作如此重大的改变;还有,他曾给波共发过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参加波共八中全会,但被波共拒绝了。
    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不是波共邀请的,他们只是在启程之后,才致电波兰,说苏共代表团正在飞赴华沙途中。这些不速之客飞抵华沙时,机场智指挥塔还没有接到让这架图-104飞机降落的命令。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飞行员声称‘油已耗尽’,才被波兰方面允许着陆。
    十分暴躁的赫鲁晓夫,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怒火,现在就更加愤怒了。一走下舷梯,赫鲁晓夫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共领导人咆哮起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迎接他的波兰人中,有一位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而且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
    赫鲁晓夫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敢于冒犯他的男人,问到:‘他是谁?’‘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年。’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和哥穆尔卡说话。又问别人:‘他在这里干什么?’赫鲁晓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波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要求将他的代表团直接送到正在召开的波共二届八中全会会场。哥穆尔卡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参加他们的全会。赫鲁晓夫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
    为了使这个波共新领导人就范,赫鲁晓夫一面与波共领导人会谈,企图影响波共全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同时调动了三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向华沙挺进。哥穆尔卡没有在武力讹诈下退让。他镇定而严厉地告诉赫鲁晓夫:’除非军队马上撤离,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我要通过电台向人民讲话,通知他们所面临的局势!’
    大学生和工人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他们自动地聚集在双方领导人会谈的贝尔凡尔宫外,声援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华沙地区十六个大型企业的工人还自动组成民兵队伍,严密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准备在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
    赫鲁晓夫妥协了。他看出哥穆尔卡和他身后的波兰民族是有勇气对抗到底的。哥穆尔卡用不眨眼睛的斗争,赢得了与共产世界最高首脑的对抗。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四、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而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自一七九五年俄国兼并了波兰以后,没有一个俄国皇帝不为波兰问题头疼;而所有俄罗斯帝王又都是用武力来医治这种头疼的。因此,几百年来,俄罗斯帝国一直是压在波兰身上的巨石,而波兰也是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每次都得通过武力才能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然而这一次,历代沙皇非常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了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哥穆尔卡击败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武力恫吓,而是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的霸权威胁。
    苏、波两党的会谈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波兰时,他已经学会非常友好的与哥穆尔卡交谈了。哥穆尔卡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赢得了赫鲁晓夫的承认和尊重。哥穆尔卡就是带着这样的胜利和人民对他的支持,回过头来处理棘手的国内问题的。
    哥穆尔卡在国内事务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波兹南事件’平反。如果说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的话,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在正式当选为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哥穆尔卡就发表了为波兹南事件平反的著名讲话,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动了他们的邪恶、腐败。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
    在这次全会上,哥穆尔卡还把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志。他说:‘……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是丧失执行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坏政府,因为它必然要依靠官僚主义,必然要依靠破坏法制和暴力……要是行使权力的特权和这种受崇拜的权力落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手里,落到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的人手里,或者落到腐败的野心家的手里,那就更糟了。这些人将会轻率地、然而是有效地为埋葬社会主义挖掘坟墓。’
    在五十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批判中,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具有哥穆尔卡的勇气和深度?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乃至今天,哥穆尔卡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呼唤,仍然十分遗憾地具有现实意义。哥穆尔卡以无与伦比的政治家的魅力,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波兰。他获得了党内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支持……
    五、哥穆尔卡在五十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会让期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当代人,感到羡慕吗?
    苏共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八中全会继续召开。哥穆尔卡发表了一个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讲话,对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做法之上,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哥穆尔卡指出‘民主化道路是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在这次向全国广播直播的讲话中,哥穆尔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全会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批判个人崇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核实政治恐怖时代的政治罪恶并给受害者平反昭雪。哥穆尔卡要求‘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当最后结束波兰版贝利亚主义在党内、国内的活动……’;加强了同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成立了三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单独来执行的……’;
    哥穆尔卡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他对党严重的脱离劳动人民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因此,哥穆尔卡在此次全会上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以制止企业的官僚主义。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为‘工人委员会’的权限立法:’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这些权限包括—制订企业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对企业活动作出评价;参与企业分配计划的制定;规定劳动定额,确定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奖罚制度;工人委员会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即使在今天,扩大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事物中的权限,也不失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问题。
    削弱中央集权,扩大国企的自主权是这类改革都走过的路,很少有人非议;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却被人忽视了:扩大了的国企自主权是交给职工,还是仅仅由厂长经理把持?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改革设计,恰恰忽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前提,而将国有企业交给一些官僚--以前是靠作政治思想工作起家的政治官僚;后来是具有理工科学历的技术官僚……其后果在开始的中国和以后的俄国都非常相似的凸现出来——那就是无法无天的腐败和无法无天地对公共财产的掠夺……
    哥穆尔卡在五十年代的尝试无疑是超前的。
    哥穆尔卡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重要的另一笔,是将权力中心从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转移到以往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地位。
    为此哥穆尔卡对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全国普选,候选人可以超过当选议员的50%,实行差额选举。哥穆尔卡说:‘选举应该使人民作出选择而不仅仅是投票’.
    一九五七年初,举行了以各党派为竞选单位的国家第二届议会选举。在这次有一千六百多万选民参加的大选中,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在458名国会议员中,获得220个席位,几乎接近半数;统一农民党领袖还被选为议会议长。
    将权力重心向议会转移,而议员又通过全民普选产生,这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
    六、哥穆尔卡不仅有进行政治改革魄力,还具有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波兰人民对领袖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哥穆尔卡具有特别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同时,他还具有托洛茨基那样的演说天才。波共前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杨·普塔辛斯基曾经这样描写过哥穆尔卡在政治活动中的魅力:‘哥穆尔卡具有清晰地表述思想的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我们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赞同他的讲话。这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没有导演的场面,人们自发的欢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制造个人迷信气氛的意图,这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尊敬和信任的表现,是党同自己的领袖团结一致的表现……’
    我们不能把这种描写看作是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因为在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哥穆尔卡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并且已经告别了人世。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家对另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是政治家的标准;那么民众的标准呢?
    哥穆尔卡对民众也同样具有魅力——他谦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即使已经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愿意要一大堆侍从和仆人。在旅途中,他会在火车上、飞机上突然打开公文包,拿出他的夫人索菲亚给他准备的夹肉面包,把它吃掉……
    很少有哪位政治家得到过哥穆尔卡从人民中得到得到的那种真实的衷心爱戴——一九五六年底,在华沙的一个最大的广场上,哥穆尔卡以党的领袖身份与首都人民见面,并作了讲话。讲话结束后,群众不是象以往那样爆出掌声和呼喊口号。几万人的会场一片沉静。突然间,群众中有一个人放声唱出《祝他长命百岁》……这是一首波兰民歌,它是在家庭的节日里用来祝福亲人的。
    会议组织者紧张起来——为刚才的沉静和现在这首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唱的歌……组织者是准备以掌声和事先规定好的口号来欢迎新领袖的……一瞬间,许多声音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几万个声音汇成一片……人民在告诉哥穆尔卡,他们不单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领导人,而且还将他看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作是他们的亲人……哥穆尔卡先是对这种祝福方式感到意外,紧接着,他深深感动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那一刻,哥穆尔卡能不发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吗?一个政治家难道能忘记这样的时刻吗?
在哥穆尔卡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政绩是令人振奋的——
限制了安全警察的权力;
放宽了书、报检查;停止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对天主教采取了温和态度;
对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要求在党内建立民主机构;
要求把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改变为企业自治;
要求发展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哥穆尔卡在一九五六年所实行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即时在今天看来,也是大胆的、令人羡慕的。哥穆尔卡所掀起的强劲的改革浪潮,给波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波兰人民把这次改革称为‘十月里的春天’。
    七、当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领袖的明智,当制度的运转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权力时,领袖和社会两方面的悲剧就要拉开序幕了……
    这是靠领袖的明智和个人力量而取得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典范。然而,这又是一种很难巩固的社会进步;历史最终所记录下来的五十年代的波兰改革,是一个悲剧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穆尔卡的改革生涯比匈牙利的纳吉更具有悲剧色彩。哥穆尔卡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被他本人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最终危及到波共的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动摇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人委员会的态度——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委员会开始与工厂的行政领导、继而与波共和中央行政机关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于是要求限制工人委员会权限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哥穆尔卡在内外压力下妥协了,对保护工人委员会权益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将工人委员会改为‘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并且由‘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三方代表组成;同时将其的权力局限在‘协调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
    仅仅两年时间,哥穆尔卡曾经积极抵制的官僚主义便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复活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又重新趋于凋零。改革停顿下来了,因为哥穆尔卡‘害怕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一九五八年,官僚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巩固,一切民主化措施停止了,精神生活重新受到禁锢’(《欧洲共产主义》)哥穆尔卡的堕落是全面的——这位曾经让莫斯科敬畏的波兰领袖说过,为了‘维护波兰的民族利益,必要时要不顾苏联的反对’;可后来却把自己的国家用链条牢靠地与他的老大哥拴在一起,而支持来自莫斯科的任何倡议:一九五八年,当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被处以绞刑时,哥穆尔卡按着苏联定下的调子谴责了纳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罪行;一九六八年,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已经衰老,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权力之中,对此时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不断地在公开的演说中对‘布拉格之春’进行恶毒攻击;当然,他反对‘布拉格之春’,还因为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也面临着与捷克斯洛伐克旧政权相同、甚至更深的危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改革浪潮正迅速地向他的王国蔓延过来。
    在一九六八年,哥穆尔卡的对民主的仇恨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施加压力,要求对’布拉格之春’进行军事干预。勃列日涅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这位老资格的东欧政治家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
    对哥穆尔卡改革生涯的悲剧性结局,普遍的解释是,在国内受到‘左派’,即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在国际上,则是匈牙利事件后,由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加强,而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倒退所至……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个悲剧的是产生,在波兰人民方面,是历史局限:在五十年代,人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还只是争取领导者的政治许诺,以及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意和明智;波兰人是等了二十年后,才认识到,将政治家的承诺和改革中取得的民主权力迅速的法律化,并拼死捍卫这些法律的权威性和一贯性是多么重要!(我们则拒绝作出任何承诺,)
    在哥穆尔卡方面,这个错误却是这类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走的路——当整个政权的各级官员都对领袖的权力表示出绝对的屈从和绝对的赞美时,他不再可能对自己运用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持谨慎态度和检讨精神了……
    在五十年代,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的进步都是依靠领袖的个人权力取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社会化虽然走出第一步,但距能得到宪法的保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削弱警察力量和官僚主义机构的同时,领袖的个人
权力却加强了……正因为出现了哥穆尔卡这样杰出的政治家,社会在得到了国家的一些政治让步之后,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和监督,而把一切都交给了他们所能信任的领袖。人性中的最大弱点,便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评价。登上了权力之巅的哥穆尔卡只可能听到一种声音--颂扬。
    哥穆尔卡很快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此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用手中的权力为波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哥穆尔卡的政治权力的绝对化,必然使他依赖于照章办事、唯命是从的官僚政治。绝对的权力对哥穆尔卡的腐蚀是那样的有力、迅速。
    八、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历把一个完全相同的’波兹兰事件’,放到哥穆尔卡面前--从而给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了的政治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哥穆尔卡在’布拉格之春’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角色,还不是这出悲剧的高潮--权力对哥穆尔卡的彻底毁灭是在十四年后的一九七○年。历史恶作剧似的让已经僵化了的哥穆尔卡重新回到使他成为伟人的那个起点上,而把又一个‘波兹南事件’原封不动地放在面前。历史要用同一件事来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哥穆尔卡有多么大的差别。或许,历史已经无需对此时的哥穆尔卡进行考验了,她几乎只是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或者,她只是恶作剧式地为哥穆尔卡唱了一首政治死亡的挽歌——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机关报刊登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将肉和肉制品提高17%,面粉10%,食油33%。决议还对价格调整作了详细的、理由充分的说明,并宣布对电视机、电冰箱、人造纺织品、食品罐头等商品降价8-40%。政府是谨慎的。
    为了配合这种谨慎,这一天的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报道了拉多姆地区举行‘铸造工人节’的庆祝活动,刊登了大会写给哥穆尔卡的效忠信:‘书记同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没能准确的感受的在这种表面的、由大会组织者和新闻部门编撰的豪言壮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满和危机。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他们有自己的一笔帐: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一般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本来就占45%以上;眼前又恰恰是圣诞节前夕--就凭选这么一个时刻调价,就能证明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多么虚伪;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替工人算了另一笔帐: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
    尽管工人被说服过,说这些钱是用来减轻政府不堪负担的食品津贴的,说这些食品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廉的。但工人们却认为,这类津贴早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所以他们的劳动收入才比西方工人低得多--政府哪来的补贴钱?再说,既然国家遇到了危机,为什么从来没有向工人阶级报告过?(恰恰相反,他们以往听到的全是辉煌成就)这次要工人作出牺牲,也没有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吗?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这是宣布决议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厂方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食品涨价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工人决定向格坦斯克省委进军,他们越出了厂门。罢工者变成了示威者。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唱这样的歌不犯法,他们有权唱。当示威队伍走到省委大楼时,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高呼口号:‘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发表意见的权力!’……
    在这许多痛快的、多少有点儿感情用事的口号中,却有一条表明了工人的谨慎和不祥的预感。这条口号是:‘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工人们希望得到这个称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然而,工人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甚至没有得到一次那怕是不成功的对话。他们被警告说:立即离开现场!紧接着,他们面对的是一道由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最初的枪声响起来了……
    九、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某项政策表示了不满,就有四十五名波兰工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任务人流了鲜血……仅仅为了要求一次直接的对话,六名工人付出了生命,数十名工人流淌了鲜血……然而,这仅仅是人民波兰‘悲剧的一周’的开端……
    这是一九五六年‘波兹南事件’的重复。把两次重复的历史进行一次比较是有益的。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纪念碑。为了让政治家能经常到这样的纪念碑前,读一读历史的训戒,我们仍然把这个重演的悲剧详细地描绘出来——……工人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前进着。格坦斯克的十二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第二道防线是鸣叫着的的警车和数百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他们是敢下手的,他们见人就打。工人们冲过去,用赤手空拳和地上捡来的石头进行搏斗。最后,他们终于遇到了整齐地排列在大街上的坦克车队。工人仍有勇气迎上去,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然而勇气并不是万能的,他们无法将坦克推回去。坦克开过来,他们一边撤退,一边用身体组成一道防线。这是不堪一击的防线。坦克不费力地前进,防线溃散了,游行的队伍也将溃散……此时,绝望的工人决定用肉体进行最后的斗争,许多任务人横躺在大街上阻挡坦克。一位工人被坦克压死了。人群和坦克都愣了一下,都停了下来。忿怒的工人猛砸着那辆坦克,坦克兵几乎被砸碎了。六名工人抬着用波兰国旗盖着的死难者,高唱着国际歌,继续游行。人们忿怒地高呼:‘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愤怒使已经很少的理智和秩序消失得无影无踪,怒火点燃了建筑物,点燃了警车。有坦克支持的警察和陆军部队与工人发生了激战。开枪的命令下达了。只有少数士兵使用了武器,他们朝空中开枪……但警察却毫不留情,对准示威者开枪。而示威者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也有警察被打死,或被砸昏过去,工人用石头和从警察手中夺得的武器进行绝望地反抗。人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那六个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下去的……一辆坦克从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压过去,目睹着这一惨象,一名年轻的陆军士兵哭了……
    ……开枪的命令是哥穆尔卡下达的。人民曾经为得到了这样的领袖而激动得流过眼泪;十四年后,他却让人民流出了鲜血——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四十五名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任务人流了鲜血……
    十、工人以为哥穆尔卡会象十四年前那样听听他们的意见,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哥穆尔卡以为有权用坦克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为这个错误而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和权威相比,四十五个工人的死亡是太微不足道的;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民族死于法西斯暴行的人是这个数字的数万倍。但这是无法类比的--那是战争时代,这是和平时期;那是被异族的征服者所杀,这是人民的国家流了人民的血……想到这些被称作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是被他们的代理人、公仆杀死的,想到这些赤手空拳的死难者是被刺刀、步枪和坦克戕害的,想到下令开枪的人是被他们当成亲人、父亲般爱戴的领袖--那么,即便是‘四十五’这么个小数字,也足以使人颤栗……哥穆尔卡没有颤栗。他在悲剧发生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训斥工人阶级。他说:‘波兰工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正如泰戈尔所说,‘权力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哥穆尔卡的这番话表明,一九七○年的哥穆尔卡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仅仅是一个权力标志、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权力符号。
    哥穆尔卡接着说:‘工人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就罢工上街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言而喻,国家会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显然,工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是个错误;以为哥穆尔卡会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更是一个错误。哥穆尔卡在用军队教训了犯错误的工人后,还要用法律来惩办工人……
    ‘十二月悲剧’之后,哥穆尔卡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这场悲剧该到尾声了——权力对哥穆尔卡的毁灭最后完成了。这个结局也同一九五六年完全一样:不到一周的时间,哥穆尔卡就因对‘十二月悲剧’承担责任而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他年仅六十八岁。
    与哥穆尔卡在一九五六年一上台就谴责他的前任、并为‘波兹南事件’平反一样,接替他的盖莱克,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波兰,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这一次,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再没能复活--尽管他还默默无闻地隐居了十二年,于一九八二年去世--没有人再提起过他,只有历史默默地记住了他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剧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配角;以及他在一九七○年波兰的‘十二月悲剧’中所扮演过的那个罪恶的主角……
    ·········(完)

2013年11月14日星期四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2)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2)
1987年韓國的勞動衝突大爆發

  19876月初,全斗煥企圖把權力轉移給執政的民主正義党主席盧泰愚,並取消了與反對黨就修憲問題的談判。當一名示威學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審訊警官對女學生勞工活動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來,公衆的憤怒被點燃了。越來越多的店員、白領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了學生組織的街頭抗議。革命的幽靈迫使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做出讓步以避免危機。這期間,産業工人尚未被組織起來,而僅僅作爲個人參加到街頭抗議中。
  但是當全斗煥宣佈了政治自由化計劃後,産業工人馬上大規模地動員起來,從製造業蔓延到採礦、運輸、碼頭和一些服務部門。79月間,發生了多達3311起勞動衝突,包括停工、自發罷工和示威,數量超過1960年以來勞動糾紛數量的總和,約有120萬工人捲入。鬥爭席捲了幾乎所有地區和産業部門,大型行業的工業生産基本上陷於癱瘓。不過,這次鬥爭的中心是從重化工業中的大企業發端,從現代集團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業城市蔚山開始的。鬥爭來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發,無計劃,無組織,令知識界勞工活動家茫然失措。但是工人鬥爭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會組織和自己的領導人,一年內組建了4000個工會,共70萬工人加入。大多數黃色工會被民主工會取代。在很多企業,工人爭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煥被迫舉行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並放鬆政治管制。

  這場勞工大攻勢具有非常激進的特徵,幾乎所有的罷工都是違法的,工人們有意忽視官方規定(某一企業罷工時另一企業不能再罷工,以造成強制冷卻期,等等),採取具有戰鬥性的行動,如佔領公司大樓,舉行街頭示威,將管理人員扣爲人質等。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資,頒發更多獎金,縮短工時,終止實行由工頭武斷進行的評價體系,取消引起公憤的工人工資競爭制度,消除藍領和白領工人的身份區分,改善飯菜質量,撤消對服裝和髮型的限制,終止實行強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會,改善工資及工作條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軍事式獨裁主義管理上。團結鬥爭的勝利使階級認同從少數先進勞動者擴大到整個工人階級,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擁有“關閉工廠,令整個經濟癱瘓,讓資本家跪倒在腳下”的強大力量,獲得了作爲工人的尊嚴和自豪感,以及相對于雇主與管理者的權力感,積極地“表達”出作爲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敗主義、逃避主義,不再試圖“脫離”和忍耐。
  工人的團結從同一工作場所向同一企業集團、同一地理區域延伸,建立各個地區的勞動組合協定會,成爲勞工運動的洪流。不論在蔚山,在馬山-昌原地區還是漢城-京仁地區的工業城鎮,每一次罷工都伴隨著鄰近其他工廠工人的同情罷工和示威,小企業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這樣的團結增強自身的力量。

  這一時期,白領工會也取得了重大進展,發展起活躍的工會運動,組成各種職業、行業聯合會,並於1990122日同部分中小型製造業工人組織聯合建立了全國性的全勞協(“全國勞工運動團體協定會”)。由於産業升級和深化,低級別白領工人數量急增,事務性工作因不斷採用自動化技術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領工人的地位和處境都越來越糟。工會是他們用以對付不斷惡化的工作市場的最佳途徑。同時,他們還面臨著和藍領工人相似的長工時、專斷的工作任務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式,等級制的壓制,糟糕的産業關係。新聞工作者、教員和研究人員則積極反抗國家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進行了富於進攻性的工會化鬥爭。
  1987年的勞工鬥爭是韓國當代工人運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標誌著韓國工人階級形成一個自爲的階級。由於罷工以重化工企業爲主導,男工在工運和工會中起到壓倒性的領導作用。

1990年代:國家、資本的攻勢和工運的進退

  在19871988年的勞工戰鬥中,國家第一次從産業領域撤出。資本家不得不對工人做出讓步,這種讓步由於當時的低利率、低油價和低美元對韓元匯率而得到補償。隨之而來的卻是韓國經濟的下滑,國家恢復干預勞動關係,以及資本的反攻。
  1988年末,盧泰愚宣佈了“關於國內安保的特別聲明”。政府對激進領袖和全勞協領導人進行監禁,拒絕承認其合法地位,並通過稅收審計和其他措施騷擾其團體成員。小企業受到經濟下滑的打擊,使得全勞協在成立一年內失掉一半成員。
  在新的攻勢中,國家積極塑造其中立形象,減少使用暴力,而主要借助複雜的法律、行政手段和教育宣傳。198712月,國家修改了勞動法,允許企業組成工會和集體討價還價,但阻止企業間的工會團結,不讓他們組成全國性中心組織,以與政府控制的韓國勞總相抗衡,並設置許多限制性條款掣肘工會的行動:禁止在同一企業成立超過一家的工會(以此保護國家支援的黃色工會),禁止第三方捲入勞動糾紛,禁止工會從事政治活動,禁止教師和公務人員組織工會(前兩項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罷工之後廢除,後兩項在19983月由金大中政權廢除,以換取“允許公司在緊急狀態下裁員”的協定)。

  資產階級則在198912月組織了“全國經濟團體總協定會”,針對工會普遍的經濟困難,提出“不工作不給報酬”策略,以限制罷工行動。該策略在1990年代初開始制度化。大型企業積極借鑒日本和美國的管理辦法,實施“新管理戰略”:
  一、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許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規章,減少獨裁主義內容,儘量不激起對抗。同時建立單獨的人力資源部門,將年功工資制改爲以功勞或業績爲依據的工資制。
  二、在鋼鐵和汽車等重工業領域推廣自動化,以機器人取代人力勞動。大型企業雇傭更多的臨時工和兼職工,擴大分包生産體系以增加彈性。小型製造商則雇傭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廠管理、團隊工作生産體系非常盛行。
  三、當工會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雇主便試圖馴化和拉攏工會領導人,並通過對雇主有利的法律來限制其行動。
  四、通過媒體宣傳,把勞資糾紛和不斷攀升的工資說成韓國産業競爭力下降的主要因素,爲政府壓制戰鬥性勞工製造藉口。“公司文化運動”積極以家長制語言灌輸虛假的家族意識,培養團隊精神。國家宣傳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色彩的“多勿”思想,將之列入教育課程,公司則從中錄取學習成績較佳者。

  表面上看,從1989年勞工運動的高峰至1997年,工會會員人數和集體行動的數量減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會從戰鬥性轉向實用主義;工人的多次集會和請願都未能達到制度變革的目標;中間階級脫離了勞工運動。不過,工會會員減少主要出現在衰落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小企業,大型企業的工會人數則處於飽和並一直保持穩定,白領工會在迅速增加,目標更爲激進和社會化。199511月,民主工會的全國性中心全勞代(“韓國工會代表會議”)的最終形成是一個重要成就,它包括862個工會,42萬名會員,一年後發展到50萬人。

  1980年代後,韓國遭遇到經濟的結構性危機,日漸攀升的工資受到東南亞低廉工資的壓力,不斷地喪失競爭力,大型財團日益顯得無效率:過分擴張並背負著鉅額債務;低水平的技術開發;過時的財務制度;官僚文牘主義;高昂的生産成本和下降的生産率。
  1996年,南韓以全球第11大經濟體的身分加入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OECD),財閥以此爲由,要求按國際慣例修改勞動法。金泳三政權決定,在集體勞動法方面放寬限制,而在個體勞動法方面,則放寬雇主的裁員條件,允許雇傭臨時工代替罷工工人。1226日,執政黨在反對黨議員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鐘時間通過新勞動法和“國家安全企畫廳法”。
  消息傳出,民主勞總(KCTU)領導人立即開會並決定號召總罷工。當天下午,在現代和起亞兩大汽車廠工人帶動下,約14.5萬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韓國勞總在基層工人壓力下向120萬名會員發出有限期罷工的號召。韓國汽車、造船和其他大型行業處於停産狀態。工人的罷工熱情在新年假期後不減反增。保險、銀行、醫院和廣播服務業中的白領工人也加入罷工,前後持續了三周多,動員了總共300萬名工人。這場大罷工還得到了國際上和各個國家勞工組織、人權組織的有力聲援。1997121日,金泳三會見了反對黨領導人,表示撤回並修改新勞動法。
  但是,修改後的勞動法僅僅承認民主勞總爲合法組織(之後,有大量勞工離開韓國勞總,加入激進的民主勞總),允許在一個企業裏組織多個工會。其餘改動很少。和罷工的巨大的規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當微小。由於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迫使韓國企業暴露在全球競爭之下,而賦予資本對付勞動以更大權利的彈性化策略正是經濟競爭的要求和自由市場的邏輯,並已成爲國際潮流,這使得國家不可能顧及勞工關於經濟公平的呼聲。當民主勞總試圖再次發動罷工之際,金融風暴席捲韓國,情勢急轉直下。
  在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70億美元貸款並實施了作爲貸款條件的開放國內市場和經濟緊縮政策之後,企業破産數量驚人地增加,歐美跨國公司大舉收購南韓大企業。破産與合併重組的結果是失業人數從199712月的65.8萬上升到199812月的170萬,稅負增加,薪酬劇減,大量的家庭破裂。“絕對貧困家庭”比例從1996年的5.92%增至2000年的11.47%,貧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員國中的第三位。青年失業率高漲,社會面臨著嚴重的金權腐敗問題,金泳三、金大中和盧武炫都有親信或家屬涉及金權醜聞。
  19981月,金大中按社會合作主義模式,由勞工-管理方-政府組成“勞使政政治委員會”,26日達成“三方協議書”,規定允許公司在緊急狀態下裁員,作爲補償,批准了組建公務員和教員工會,以及工會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該協定遭到民主勞總的譴責和抗議。因爲工會的地位雖然提高,權力增大,卻被納入合作主義框架,要求接受制度變革,安撫勞工,從而與先進工業國的勞工運動局面趨同。

韓國工人階級與政黨政治

  儘管韓國工人在工會運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黨化方面仍然經歷了許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後,很多知識界勞工活動家和其他政治家組成民衆之党和韓國民主黨,試圖尋求城市工人階級、貧苦農民和中間階層進步分子的支援,但選舉上屢屢失敗,在整個1990年代進展不多。安保意識形態的持續影響、保守的政治文化、對小黨不公平的選舉程式、法律對工會活動的苛刻限制,以及勞工領袖的內部分裂,都是造成嘗試失敗的原因。1997年,民主勞總結合其他社運團體,推舉媒體勞動者出身、前民主勞總委員長權永吉參選總統,並爲此組成了“國民勝利21運動”。1999年成立了進步政黨準備委員會,著手組黨工作。20001月,終於成立了自稱爲代表“勞動者、農民、城市貧民、小企業主、女性、學生和進步知識份子”的第一個勞工政黨“民主勞動黨”。今天,民主勞動党擁有5萬黨員,黨內成份包括了親北韓的民族主義左派(NL,占40%),8789年鬥爭中湧現的因反對北派而集結起來的泛左翼的力量(約占25﹪),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國民派”(約占6-10﹪),激進左派團體“All together”。
  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勞動黨現已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支援,2004415日,在國會選舉中一舉獲得了十個席位。該黨的競選政綱涵括四十項要求,包括透過降低工時、擴張公共投資等來達成充分就業、課征富人稅和裁減軍購預算、創設議員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將財閥轉變爲民主和參與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務私有化、非正式員工任職一年後自動轉變爲正式職、反對派兵伊拉克以及關於女性、農業、媒體、住房、環境、性少數等等。
  國際資本,韓國資產階級和媒體一方面已做好準備將民主勞動黨納入體制,一方面給以警誡和勸誘,力圖使之踏上選舉主義道路,並遵從議會制遊戲規則。民主勞動黨何去何從,是踏上各國社會民主黨的老路,還是爲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改造體制而奮鬥,尚有待進一步的觀察與考驗。(3)

當前韓國工人運動狀況和問題

  1990年代末韓國工運的另一個重要發展是女權意識的提高和女性工會的興起。1999年初,9個地區成立了婦女工會,包含不同行業和不同職業的正式工、臨時工、兼職工和分包工人,同年組成全國性庇護組織“全國女性勞動組合”,不僅處理就業問題,還處理工作方面的性別歧視、性騷擾和缺乏産育服務等問題,比男性工會更明顯地介入社會。
  今天,小企業工人無力抵抗公司的遷廠或結構重組。強大的工會一般集中在大集團企業。工會忙於保護會員的工作,防止會員減少,沒有精力考慮工人所面臨的更廣泛的問題。此外,工運發展還存在其他一些重大問題:

  一、民主工會運動局限於工作場所,沒有同更廣泛的勞動群眾和貧困社區相結合,介入激進的社會運動。國家一直竭力阻止工會運動走出工廠大門,而在軍事統治結束後,進步知識份子領導的以市民爲主的“新社會運動”同工人鬥爭相分離,並爲常規政黨政治所吸納,也限制了勞工運動的範圍。
  二、工人階級內部在分化,大型企業工人獲得了較大的工資增長,核心工人越來越走實用的工會主義路線,形成個人主義、不問政治的傾向,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認爲屬於廣義的中產階級。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務以換取工人的合作與忠誠。中小企業雇員則落在後面。資本大量利用臨時工、日工、兼職以至家庭勞動的策略造成了勞動隊伍中得不到保護的週邊部分日益擴大,婦女則是彈性就業策略的主要受害者。
  三、工會的戰略嚴重落後。當資本採取了更先進的“新管理戰略”,對工人進行“感化”、金錢引誘、加強監控工人並促使工人加劇競爭的時候,工會卻沒有提出相應的長期對策。
  四、家長式統治和家族意識形態的影響仍然嚴重,社會上仍然普遍存在著對“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於政府來改善經濟地位、認同“勞資合作”的工人比例頗高。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爲內容的“勞動解放”主要保留在工會活動家和“先進勞動者”當中。
  五、民族主義一直是韓國社會主要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工具。戰後至今,每一任統治者都要拿來揮舞一番。朴正熙的“現代化”和專制訴諸民族和國家振興。1980年代韓國的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也從自己的“民族性”中尋求反抗的依據與象徵,訴諸韓國本身的歷史與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義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成爲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並得到企業的積極配合。對於工人運動的國際團結,這是亟待克服的重大障礙。

  要求工人階級在“正常時期”始終保持高度的階級意識和戰鬥性,這是不現實的。韓國的工人階級在組織、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仍然弱小和易受傷害,階級意識也較爲粗淺並帶著諸多矛盾,但他們已經在多年史詩般的鬥爭中爭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場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社會經濟地位,並具備了高度的權利意識和反資本主義的感覺,對階級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有著鮮明的意識,具有高尚的團結情操。鬥爭還鍛造出大批激進的工會活動家和先進工人,這些,都是未來的社會鬥爭寶貴的起點和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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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老嚴《遼陽鐵合金廠的改制過程和工人的反腐維權鬥爭》)
(2)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韓】具海根(Hagen Koo)著,梁光嚴 張靜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據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01年片翻譯,20041月第1
(3) (關於韓國民主勞動黨的更詳細的報導與說明,參看楊偉中《韓國民主勞動党的奮進與前途》,見勞動民主網及臺灣連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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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

韓國工人階級的成長與抗爭簡史

夏楚 

  在亞洲,韓國勞工運動之在八十年代興起並爲全世界所矚目,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事件。到今天,韓國工人階級仍然是最具戰鬥性的工人階級,儘管在這樣一個反動、倒退和混亂的年代裏不可避免地帶上諸多缺點,但依然昭示著被壓迫者改造社會的希望。
  19971月,300萬工人爲反對有利於雇主解雇工人的新勞動法發動了長達三周的總罷工,迫使政府修改新法。罷工既代表藍領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領工人的利益,獲得了公衆的廣泛支援,顯示出韓國勞工很高的組織化程度和鬥爭水平:爭取的是長期的工作穩定,超越企業層面,由經濟進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問題,鬥爭的對象是國家而不是單個資本家。它“讓人們想起了19世紀歐洲工人階級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協、充滿激情的階級意識”(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23

  今天的中國,正以官僚與民間資本合謀,大舉鯨吞國有資産作爲一個反動時代最後的完成。國企工人的團結意識不斷增進,對社會發展的本質及現狀的認識也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遼陽鐵合金廠工人跨廠聯合行動,大慶油田下崗工人的示威,雖然被統治者以欺詐和暴力手段鎮壓下去,但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和積極成果。這證明了只有鬥爭,才會有真實的收穫。當上訪行動遭到越來越大的挫折以至鎮壓,並且因爲腐敗與黑暗之普遍,中央政府根本無法解決(“鐵合金廠的職工說,世界這麽大,根本就沒有工人說理的地方,北京信訪部門對像我們這樣送的信件,每天燒掉幾麻袋。”(1)而信訪機構本身也按照官場規則而陷入腐化,必然促使工人自己組織起來鬥爭。

舊意識形態所冠予國企工人的“主人翁”稱號,一方面混淆著工人的階級意識,另一方面也爲鬥爭的正當性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訴求的力量。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則更爲低劣,中國大地上每天發生著大量勞動糾紛,但由於政府不斷加強警察暴力,迫使工人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集體鬥爭極爲困難。事實上,中國官方已經在設法使建立工會“正常化”並搶先加以控制,而對群衆的自發抗爭則繼續無情地彈壓。“外部力量”,只要它認同私有化和市場經濟道路,就不可能爲中國的勞工運動找到出路。除了和權貴階級緊密結合的上層知識份子之外,深陷個人主義迷津的一般知識份子或是沈醉在發展和進步的迷夢中,寄希望于“自然”和“必然”的社會進程,或是視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爲中國的理所當然的出路,以爲“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會帶來政治體制的改革,會帶來言論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和權利”,因而既沒有密切和有力的組織,沒有改造社會的願望,甚至根本就不關心社會現實。

波蘭團結工會曾經同知識份子結合而發揮出巨大的力量,韓國工人鬥爭和民主鬥爭的歷史同樣表明了這一點(教會的幫助、學生深入工廠、知識份子的介入與聯合)。在缺乏外部力量及知識份子結合的情況下,工人階級仍然不斷自發組織起來鬥爭,證明了工人階級自身的巨大潛力,反駁了那種“階級鬥爭是少數知識份子挑拔起來”的資產階級禦用文人們的陰險謬論。誠然,在沒有真正的言論、集會、結社與組党自由的社會裏,“組織”是最爲統治者所避忌的,風險也相當大。從郎咸平事件所引發出來的爭論和民意表態(絕大部分網友贊同郎咸平)以及“主流經濟學家”和國資委的頑固而傲慢的答覆,也許可以推斷,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將丟掉對統治者以至“民間”資本的寄望,而與下層勞動人民相結合,從而更有力地推動反抗與社會改造的進程。今天,歷史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深陷於萎縮、波動、蕭條,必須通過環境的不斷惡化和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加速破壞我們生存的星球,更無情地榨取工農的血肉來搶渡危機。

  本文主要依據韓國學者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2)一書,並結合其他資料,敍述韓國工人階級直到近期的成長史、鬥爭史,希望能爲左翼運動提供某些借鑒,並有助於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現在和將來的社會鬥爭。

從日據時代到1961年: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第二時期

  日據時代(19101945)晚期,因戰爭需要,對採礦、化工、鐵路建築和水電廠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和迅速的工業化。當時,工人鬥爭是獨立運動的一部分,同共産主義運動有密切關係。但隨之而來的大力鎮壓迫使勞工運動轉入地下。
  19458月,朝鮮光復。有著強大的組織與領導的勞工運動浮出水面,三個月內,在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之下形成強大的左翼工會,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廠。勞動衝突迅速增加,不時與警察和美國佔領軍發生對抗。
  19463月,右翼集團在美國支援下建立大韓勞總,聯合警察與美國軍事政府破壞“全評”。19471月鐵路大罷工期間,數百名共産主義勞工領袖被殺死或處決,數千人被監禁。3月,美國軍事政府宣佈韓國共產黨爲非法,從而結束了勞工運動的第一個時期。
  1960年,李承晚的腐敗政權因學生起義而垮臺,代之以軟弱、同樣腐敗而短命的張勉“民主”政府。期間,勞工活動和工會運動有所復蘇,發動了街頭示威。工人建立起315個新工會,並取得1550%的工資增長。左翼白領工人工會,尤其是教職員工聯盟開始復興。
  19616月朴正熙的軍事政變給第二時期的勞工運動劃上一個句號:解散舊的韓國勞總,建立新的幾乎有名無實的韓國勞總;逮捕勞工活躍分子;禁止罷工;修改勞動法,限制勞工的法律權利,使工會發展組織和集體行動難以進行,同時擴大國家干預勞動關係的範圍;阻止有組織的勞工與政治團體建立聯繫,等等。
  踏著被打折的工人運動的脊骨,朴正熙開始了他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爲特點的快速工業化,伴隨著韓國農民向城市遷移和大規模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城市工人的人數從1960年的130萬增加到1966年的210萬,到1970年增至340萬。

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

  落後而腐敗的舊統治階級無力甚至不願推進大規模工業化,是二戰之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特徵。在韓國,這種落後性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張勉政府後期甚至無法控制社會局勢,導致軍隊介入,以保證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國家力量被強化,擔負起這個任務。
  1960年代的重點放在輕型製造業。政府採取 “發展型國家”策略:國家掌控總體經濟規劃,並扶植財閥(家族擁有的大企業集團)。政府發展國營企業來控制主要産業,同時對配合國家計劃的私人企業,給予投資國家重點項目的許可證,發放低利率貸款以協助其擴大規模。韓國工業出口額從1963年的8700萬美元躍至1970年的8.35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0%,製造業部門年增長率達19%
  1960年代末,嚴重的收支平衡問題以及很多外國投資公司的失敗,導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機。裁員、欠薪及關廠使勞動糾紛變得頻繁。朴正熙政府採取了壓制性的勞工政策,于1969年頒佈一項特別法,禁止外資公司工人罷工,同時限制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糾紛。
  危機增強了反政府的力量,朴正熙在1971年大選中險些敗北。1971年尼克松訪華,接著從韓國撤軍(朴正熙一再強調必須借美國之力抗衡共産主義),面對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挑戰,朴正熙於197112月宣佈實行緊急狀態,頒佈“國家安保特別措施法”,停止了憲法規定的集體討價還價和集體行動的權利。197210月,“維新”憲法封閉了所有政治空間,賦予朴正熙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的終身總統地位,確立了官僚獨裁體制。
  爲了淡化公衆的不滿,朴正熙極力以經濟成績購買政治合法性。爲發展軍事防禦能力,同時也由於輕工産品出口市場受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制約並喪失了比較優勢,朴正熙轉而發展重化工業。通過新的産業升級計劃,政府把鉅額政策性補助貸款投入六個戰略性行業:鋼鐵、電子、石油化工、造船、機械、有色金屬。整個1970年代,韓國經濟年增長率達7.8%,製造部門年增長率爲14.8%,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間,越戰和國際經濟的某些特別因素相當有利:國外金融機構的大量貸款;韓國公司從繁榮的中東得到龐大的建設項目;參與越戰帶來的巨大利潤;服役士兵匯回的大量;美國給予韓國商人很多有利可圖的合同,和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優惠待遇。
  但是,強行推動重化工業發展也導致了大量的重覆投資、設備過剩、非生産性投機盛行和沈重的債務負擔,並使原已畸形的經濟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經濟和赤字財政政策使韓國患上了“通貨膨脹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貨膨脹率高達29.1%
  財閥們積極參與重化工業,擁有進出口壟斷權,從事土地投機和其他商業投資,積累起龐大的資本。由於大量從事土地投機和私人借貸,大多數企業的財務結構非常糟,負債比例太高。銀行信貸失控導致大量的呆賬。投資者熱衷於發現新的細分市場,對發展公司福利、培養工人技能和生産力沒有興趣。勞工培訓通過國家管理的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來承擔。
  1980年代末,朴正熙幾乎實現了自己關於經濟發展的許諾,但是,韓國的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恰恰在這段經濟騰飛的過程中累積起來,並達到劇烈的爆發。

新一代工人階級的成長史

  大規模的、快速的工業化必須伴以相應大規模的、快速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說,必須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勞動。勞動力來源主要是農村。在韓國,這個過程是通過政策造就農村的不斷貧困化來完成的:整個19601970年代,農民被迫按大約爲市場價格85%的低價出售糧食,而購買農藥、機械的成本則不斷提高,消費品和子女的教育費用不斷增加,大多數農民入不敷出,從1970年代中期起越來越深陷於債務之中。
  韓國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國際標準來說比較高。他們不像早期的歐洲無產階級那樣難於適應工廠紀律。朝鮮戰爭加劇了人口流動,接觸城市生活和“工資性就業”的機會增多。兵役制則培養了韓國男子服從權威、命令、紀律,對個人自由的嚴格限制。而對“軍事化”組織的借鑒和引入是韓國工廠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徵。總的來說,這一代韓國工人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對勞動法沒什麽瞭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艱辛視爲正常。
  一如在當代中國,長工時、惡劣的生産環境、危險的工作條件、高度的權威和等級制,這些,都是韓國工人每天所面對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經低估的數位,1980年,韓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工作周達到53.1小時,並隨著經濟的發展穩步加長到1986年的54.5小時,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鬥爭之後才開始縮短。
  加班是強迫性的,低工資則迫使許多工人“自願”加班,甚至競相領取加班任務,或希望進入有更多加班機會的工廠。但是,很多加班時間並未給予相應的報酬。這是當時勞工抗議的主要內容之一。
  由於勞動力尤其是半熟練工人供應的充足、工人的順從,經理和管理人對工人的權益和狀況都極度漠視,常常在滯銷時隨意裁員,訂單多時就不顧工人身體承受力,逼迫工人趕工,甚至達到三四個通宵。當時的工人經常服用一種叫“定時”的防瞌睡藥片。不僅閒暇時間被剝奪,連休息和恢復體力的時間都不夠。工人的身體迅速耗竭和毀壞。即便如此,工資常常還是不夠維生。據韓國勞總計算,19701980年代中期,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只能滿足維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業事故的高發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81980年,每年發生12625起工傷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勞動保護措施的缺乏,營養和休息不足,使各種惱人的職業病往往在幾年之內就摧垮了工人的身體。韓國製造商在工廠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資少得不能再少了,因爲他們不須承擔責任,還因爲,資本對勞動的原則就是:用完即棄。
  最後,在家長制專制權威盛行的工作場所中,工人們必須遭受極大的屈辱,並累積起巨大的憤恨。這種家長制,因韓國企業往往由單個家族擁有和控制而更爲強化。除了國家封賜的“産業戰士”的廉價勳章和“你們年輕的時候越努力工作,年齡大一點的時候就會生活得越好”的欺騙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闆們“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嚴的等級,上司的大聲呵斥、點名、咒駡、粗言穢語,是無條件服從和經常性的言語和身體暴力,是對工人的工作、工作時間乃至個人空間和身體的嚴格控制,包括穿著、髮型、人際關係以至上廁所的時間和權利,都受到工頭和監管人員的苛刻管制。大型集團企業甚至更嚴厲。雇主最喜歡以開除來威脅工人,尤其是參與勞工組織活動的工人。
  社會對工人,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冠以羞辱性的稱呼:臭工人。男工被稱爲“孔順尼”,女工被稱爲“孔多裏”(類似於中國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視程度更重),其含義近于卑賤的僕人。這使得工人們不是傾向於“表達”(積極的階級認同和自豪感),而是“脫離”:離開工廠的悲慘世界,擺脫工人地位。他們缺乏自信,認爲自己處於被虐待的非人狀況是因爲受的教育不夠。絕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盡的工作之餘參加過夜校學習,當然,這並沒有改善他們的普遍境遇。
  低工資、害怕失業,使得單個工人對資本家的欺淩無能爲力。當經濟發展創造出新的工作職位,他們就設法更換工作。這表明了韓國工人對公司與工作的態度。跟年功序列工資制及終身雇傭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們沒有産生對公司和工作的虛幻的“歸屬感”,更沒有身爲工人的自豪。他們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壓迫欺淩,不是因爲儒家倫理,而是爲了他們那貧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韓國工人的鬥爭史

  新一代韓國工人的鬥爭,是悲壯的。19701113日漢城西南部服裝工業區發生的小規模抗議中自焚的,22歲的裁縫全泰壹,在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的種子,成爲階級意識覺醒的強大象徵,並極大地衝擊了知識界,使他們把政治鬥爭範圍擴展到勞工問題、經濟平等問題。全泰壹一直極爲關注該加工區兩萬多工人的工作條件:低矮的房間,沒有陽光也無通風設備,每天工作14小時,勞動隊伍90%爲婦女,三分一爲平均年齡15歲的、工資甚至不夠養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這些工廠女童“成爲肮髒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奮地研究勞動法,給勞動局、報紙甚至總統寫過請願書。在小勞工團體“三棟會”會員的幫助下他進行過相關調查,將證據提供給當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主流社會根本聽不到工人的呻吟,國家領導人爲出口行業的繁榮、國民生產總值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洋洋自得,認爲國家經濟的餡餅做大之後,工人們現在“暫時”的投訴抗議自然就會消失。於是全泰壹選擇了這條極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勞動標準法》的小冊子高喊:“我們不是機器!”“讓我們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勞動標準法’!”“不許剝削工人!”很多學生參加了葬禮,發起示威,並成立“人權保護大學生聯盟”。勞資糾紛從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不過,19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鬥爭沒能促成産業關係的變化,工會意識開始進入了工人先驅者腦中。
  工會化鬥爭包括創建新的獨立工會,奪取黃色工會的控制權並將之改造爲民主工會(比如1972年兩大紡織公司元豐和東一公司的女工鬥爭)。當然,工人得飽受來自沆瀣一氣的老闆與政府的侮辱、欺騙、誹謗、阻撓以至防暴警察的無情鎮壓。工人的工會經常受監視,領袖不斷被騷擾、毆打和監禁。公司極力對工會活動分子和普通工人進行隔離和分裂,脅迫工人退出工會,組織黃色工會並挑動暴力對抗,利用性別歧視意識,動員男工破壞女工所領導的獨立工會,等等。像清溪被服勞組在1980年甚至被迫關閉。但是會員們從未屈服於壓力和威脅利誘,而是繼續發起和展開鬥爭。
  工人需要自我組織,但他們還太弱小,缺乏經驗和知識,他們必須廣泛宣傳他們的鬥爭和遭遇,獲取社會的聲援,從而給管理方施加壓力,或者迫使政府釋放被捕的工會領袖。由於“維新”體制下官方工會組織同政府的合謀,工人們還需要外部的幫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給他們聚會的社會空間,有時還需要避難所。而在1970年代,知識份子的組織過於薄弱,這個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義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産主義”標簽審判的進步教會組織來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新教組織“都市産業宣教會”。他們從1960年代就開始了面向勞工的佈道,發展“工廠牧師”,在工業城鎮設立宣教場所。在工廠的體驗使得教士們自己受到教育,發生了轉變,從空洞的精神修煉轉向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進行集體鬥爭,爲此開辦了有關勞動法和工會組織的課程,贊助種種文化和社會活動,提高産業工人的社會意識,以小組活動的形式培養工人的團結精神,並且最終造就一批將要領導基層獨立工會運動的勞工活動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鬥爭主要集中于漢城—仁川地區,工廠區的集中爲工人的聯合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女工的領導作用至爲突出,這是輕型製造業加勞動密集型的工業模式造成的,在紡織、服裝、電子等行業中,女工占多數。1970年代爲工會化而發生的勞動糾紛絕大多數就發生在這些行業中。她們深受資本主義制度和家長制傳統文化的雙重迫害,但這些女工表現出遠勝於男工的決心、團結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亞洲工廠女工的順從、被動和不關心工會活動的形象,讓人驚異和欽佩。女工會活動家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參加了教會領袖組織的小組活動和工人夜校,學習組織和管理工會。不過,性別歧視雖然是她們的日常體驗,但在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婦女權益問題尚未提上日程。
  朴正熙時代被稱爲“資本家的天堂”,工商業主被擡舉爲“民族英雄”。政府、全國性工會和老闆的三位一體,促使工人在不斷強化的鬥爭中日益政治化。國家頻繁地動用暴力,將勞工活躍分子列入“禁止雇傭”的黑名單並趕出産業領域的做法,造就了一批鐵了心的工運分子和民主工運的地下網路,加強了工人同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以及民主運動的聯繫。最典型的例子是東一公司女工爭取復職的延續數年的鬥爭。她們在1978年領導的跨企業的工人團結鬥爭,標誌著勞工運動新模式的出現,並成爲1980年代的主要趨勢。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總部舉行的抗議活動也具有重大意義。雖然抗議被警察鎮壓下去,但引發了釜山區大規模示威,並蔓延到鄰近的工業城市馬山。參加者包括了學生、工人、失業者和普通市民。當政治抗議力量增強並擴大到全國,經濟衰退加劇了政治騷亂,促成統治者內部分化,最終導致朴正熙於19791026日被他的情報部首腦暗殺。

  朴正熙死後,在被稱爲“漢城之春”的幾個月的政治自由時期,新一輪工潮開啓了。勞動糾紛的數量從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針對欠薪、要求加薪、工廠關門或裁員等經濟問題,工人的目標還包括解散禦用工會和組織獨立工會。517日軍官接管政權,在殘酷鎮壓了光州市民起義之後,全斗煥再次恢復對市民和勞工的控制,廢除工會。雇主們借機開除工會積極分子。進攻持續到1983年。
  儘管被迫陷入沈默,工人階級卻變得更加強大和成熟了。勞工活動家們開始思考韓國社會形態、民衆運動的歷史使命和美國捲入韓國的問題,很多學生、知識份子受到了馬克思主義、依附論(不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學的強烈影響,接受了以集體行動實行激進社會改造的思想。在這個群體思想迅速提升的時期,教會溫和的人道主義方針已經不能滿足工人鬥爭的需要,影響開始減弱。職業勞工活動家組織大規模示威,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基層工會活動分子日益增多,已經不必依賴外部組織。他們不斷加強的外部聯繫不再是因爲自身的弱小,而是因爲意識到自身力量,並且作爲自覺戰略的結果。這一時期,學生活動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煥統治的頭幾年,所有的反對派都被封殺,學生們發展起“勞動現場論”,從1970年代的人道主義關注進步到1980年代的視勞工爲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認識到“勞工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到1980年代中期,約有3000名以上——其中一半爲女性——學生離開學校,隱瞞學歷進入工廠工作。大部分學生在經過一段艱苦的適應過程後,得到工人的信賴,開始吸收工人組成小組。小組由7~12名工人組成,定期聚會,討論勞動管理問題,研究勞工史、勞動法和組織工會的基本原理,通過學習、討論和娛樂活動培養工人的階級意識。學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勞工活動家,在不同企業的小組間形成密切的社會網路。
  1984年春,政治壓制有所鬆動,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煥試圖擴大支援其政權的社會基礎;爲1985年的大選和即將來臨的亞運會、奧亞運會做準備;經濟自由化和福利社會的目標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經濟的強勁增長使全斗煥對公衆的支援有了自信。
  總之,有著更強大組織力量和高度政治覺悟的勞工運動開始爆發,迅速組成許多獨立工會,奠定了以工人與學生聯盟爲基礎的新的鬥爭模式。19854月大宇汽車公司工人的組織良好的罷工,標誌著鬥爭擴展到重工業部門,男工開始成爲工運的主導力量。政府選擇暑期(6月份,學生開始放假)發動進攻,引發了九老地區民主工會的團結罷工,鬥爭直指壓迫性政權:“釋放我們的工會官員!”“保證勞動三權的實施!”“停止鎮壓民主工會!”“防暴警察滾開!”“大宇,戰鬥!”。總共有8家企業2500名工人參加了長達6天的鬥爭。公司通過惡毒地欺騙和利用工人的父母來瓦解罷工。最後是數百名暴徒的進攻:用木棒和鐵管殘酷地毆打罷工者,幾乎把學生們打死。儘管鬥爭失敗了,但“九老團結鬥爭是極其有意義的鬥爭,它通過既打破過去消極被動的傾向、經濟主義和僅僅是做準備性工作的方針,又打破工會主義的局限,從而成爲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關鍵歷史短時段”(Kim Moon-soo 1986154)。勞工活動家致力於合併工會,組建了漢城勞工運動聯合會(首勞連)和仁川勞工運動協定會(仁勞連),克服企業層面上的經濟工會主義,將勞工抗議轉化爲更廣泛的政治目標。這兩個激進組織,都把自己定位爲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革命鬥爭中的先鋒政治組織。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韓國知識份子發起了“民衆”文化運動,頌揚團體合作精神,民主參與,對社會不公正的批判意識,爲了變革而集體戰鬥的激情。工人階級的文化也不斷成熟,範圍擴大到詩歌、戲劇和小說,出現了優秀的職業工人作家,並且刺激知識份子批評和反省含糊的“民衆”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傾向。“面向民衆的文學”向著“民衆領導的文學”轉變。到1980年代中期,每個勞工工會都建立了農樂樂隊、農樂舞小組和面具舞小組。這些文化活動增強了工人的團結和階級意識,激化了他們對資方和政府的態度,效果勝過演說家的雄辯。直到今天,精彩的民衆文化仍是韓國社會運動極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會和面向工人的教會組織定期出版的工人報紙也出現了。此外還有簡報和小冊子。這些報刊內容豐富,具有激進的、明顯的政治取向,報導工人抗議的新聞,反擊官方對現實的說法,登載有關勞動法和工人權利、對政府經濟政策進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讀者來信、短文和詩歌。待續

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

《工人先锋》中国矿工暴动反对“市场改革”

本文是一篇翻译,其英文原文发表于斯巴达克思同盟(Spartacist League,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美国支部)的报纸《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第735期,2000年5月5日。
 
 本月早期,中国失业矿工于2月下旬在杨家障子发生暴动的报导被披露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媒体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工人斗争发出了警告。作为美国资产阶级喉舌的《纽约时报》,曾在4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承认“现阶段出售国营企业工厂和矿山的做法正在给许多长期固定职工带来苦难”,并教训北京“应对杨家障子事件的启示引起注意”。帝国主义统治者们正确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破坏所进行的抵制,是他们阴谋重新征服中国官僚式畸形工人国家的主要障碍。
 在距北京东北方250英里的杨家障子,参加暴动的工人及家属约有二万左右,工人阶级反抗的规模是显而易见了。这家大型国有钼矿已于去年11月被关闭。工人们聚集在企业总部,要求与工厂经理关于微不足道的解雇金问题进行交涉。工厂对职工每一年的服务只付给68美元。经理们没有出来,由镇长发表的讲话更加激怒了工人。矿工和家属们走上街头,设置路障,焚烧轿车,砸碎政府建筑物的玻璃,当且放火焚烧油桶。
 当局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以免工人们决定使用矿里的甘油炸药进行自卫。两天中,工人们一直在与人民武装警察(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一种军队,专门用来镇压不断增长的社会动乱)进行搏斗。最后,部队被调进,用实弹向示威者的上空射击,这才平息了反抗。
 即使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地方,68美元也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而工人们还不得不从这笔钱中支付他们自己的退休福利和健康保险。一个在矿里与他妻子工作了35年的矿工作了一个估计,他们的解雇金只够维持十个月左右的生活。“那以后,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吃饭?”
 去年,中国总理朱熔基指出,这个矿是一个典型的亏损企业,必须关闭。但是这个矿场“不赚钱”只是以资本主义市场来衡量的。钼是一种用来增加钢强度的贵重金属,矿场的经理们瓜分了部份矿山并把另外部份分给亲友而发了财。一个工人痛苦地描述道:“他们把部份矿山卖给了自己的朋友,他们卖掉了矿上所有的卡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笔钱……他们把这笔钱吃光了,喝光了”(摘自2000年4月5日《华盛顿邮报》)。
 “自由市场”措施的深入正在为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巨大冲突创造着条件。中国劳动部报导去年有120,000起劳工纠纷,包括从请愿到罢工,比1992年多14倍(《日本时报》,2000年4月25日)。一位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工作的高级警官报告说,现在可以经常见到“工人们集体围攻企业领导,大吗他们,甚至把他们扣押起来的情景”。在12月,一千名矿工与警察搏斗,并且封锁了中国北方的一条铁路线,以抗议几个月不发工资的状况。差不多与此同时,西南城市重庆的两千名退休钢铁工人封锁了通往钢铁厂的主要街道,抗议削减退休金。在广大的农村穷乡僻壤,七十年代末期农业集体化解体带来的贫困,以及随着富农阶级的产生而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导致了普遍而有时失控的对税务人员和其他官员的攻击。
 《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杨家障子暴动的文章写道,这场暴动“在中国城市骚动中算是严重的一次,但这更显示了动乱正困扰着共产党”。《华盛顿邮报》同时观察到,“但在农村,当局更易于动用安全部门来粉碎抗议活动并向示威者开枪”。这充份显示了官僚阶层在被唤醒的无产阶级面前的脆弱。这个无产阶级已经在其与斯大林主义政权进行的斗争中,显示了具有赢得一大部份畸形工人国家征兵而成的军队的潜力。当工人们加入了1989年5至6月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示威活动时,这标志了一场萌芽的政治革命。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团的指战员拒绝执行命令去镇压抗议活动,这迫使当局调进其它部队以镇压工人暴动。
 正在为资本主义反革命铺路的官僚层,同时也在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准备着舞台──这将不是一场象1949年那样的推翻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而将是一场驱逐寄生统治寡头,把政权置于工人、士兵及农民委员会(苏维埃)手中的政治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作为重铸的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一部份,以准备并领导这场政治革命,站在广大民众的最前列,把自发的、局部的工人斗争引向夺取政权。
 自从前苏联被摧毁,国际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所谓的“共产主义灭亡”的胜利主义所逼退。在中国的以保卫计划的集体经济这一工人国家社会基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会对扭转资产阶级的这一攻势起巨大作用,并会在从印度尼西亚、南朝鲜到亚洲工业强国日本及美国的无产阶级中引起反响。它将使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在被资本主义反革命折磨了近十年之后得到复兴。同时,一个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的革命中国将面对帝国主义恶毒的敌对反应。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为重铸第四国际这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政党而斗争,以在国际范围内领导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推翻,粉碎帝国主义制度,为中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亚洲的发展打下物质基础。
 临界线上的中国
 有些杨家障子的矿工们认识到,他们的失业和逼近的贫困是由北京政权所强行的“市场改革”所带来的。这一“市场改革”正在破坏由1949年革命所带来的果实。那场革命把这个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征服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计划的集体经济,保证工人终生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即“铁饭碗”。国营企业不仅供给工人生计,而且提供住房、医疗及其家人的教育。因此,实行私有化,关闭或减少国营工厂、矿山及其它企业,使工人受到极度贫困的威胁。“我们矿工自从解放以来一直在这里为中国、为共产党做工”,一个工人这样说道,“现在突然之间,我的那份矿山变成私有的了”。这些工人们明白,国家财产属于劳动人民所有。谁给了这些经理们权力去变卖它?
 关键一点需要明白的是,在毛泽东官僚制的统治下,1949年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毛泽东的官僚制是以在1924年政治反革命中篡权的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制为模式的。毛泽东的政权把无产阶级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教条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要迁就国际帝国主义,并反对其它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民族主义的观点,今天表现于中国斯大林主义政权在建立一个“大中国”的名义下对大陆之外的华人资产阶级的拥抱。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是一个有产的阶级,而是一个寄生的阶层:骑在无产阶级财产形式之上,同时也充当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畸形工人国家的压力的运输带。为了回应这种在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而来的急剧增长的帝国主义压力,官僚层扩大了邓小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改革”,最近又加快了私有化及缩减国有企业的步伐,以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果加入世贸,将使中国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跨国公司的更大程度的进口竞争,并把对某些工业的投资向外国资本开放。我们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渗透进行斗争,并捍卫工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当在《被背叛的革命》(1937年)一书中描述苏维埃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时候,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写道:“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面对来自基层的愤慨,北京官僚层已经小心翼翼,监禁甚至处决了一些公然腐败的官员,并且不时地逆转某些他们自己提出的“自由市场”的措施。刊于2000年4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关于西德大众汽车公司与上海市政府的合资企业的文章抱怨道:
 “中国继续庇护许多她自己的工业免于真正的竞争,藉以使过多的工厂和不良的管理得以继续下去。尽管中国政府警告说中国的国有公司必须为全球性的竞争做准备,但是大部份的经济部门仍然滞留在其社会主义的过去之中。”
 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强权一心一意地要制造一场资本主义反革命,这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会必然需要血腥镇压中国无产阶级并打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机器。为达到这一目的,当与北京政权就进一步进行经济渗透而寻求“建设性交往”的同时,华盛顿眩耀武力反对中国,并且赞助一系列的势力:从中央情报局的“自由西藏”之流到亲帝国主义的“不同政见者”,都旨在从内部挑起反革命。现在,美国正提出在亚洲东部部署“战区飞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首先把目标指向中国及北朝鲜畸形工人国家。美国还在过去五十多年来维持资本主义的台湾以作为反对中国的堡垒。
 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ICL)正在为对中国和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即北朝鲜、越南和古巴,无条件的军事捍卫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和内部的反革命。正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原则宣言与纲领要素》(1999年1月,中文版)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特点,表现在其集体化的财产关系──公有化的财产、计划经济、外贸和银行的垄断,等等──这些都是由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建立的。尽管这些国家是官僚式的畸形,我们对它们加以捍卫以反对阶级敌人是无条件的。”
 警戒帝国主义的劳工出面人物!
 在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攻势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的是劳联-产联(AFL-CIO)的劳工官僚们。他们针对拉丁美洲、南朝鲜和其它地方勇于战斗的工会所进行的反共活动使其在第三世界中获得了“劳联-中情局”(AFL-CIA)的绰号。这与劳工上层在美国的阶级合作相吻合,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在工会内部的资本家们的政治警察。
 在东欧和前苏联,这些美帝国主义的“劳工帮办”煽动并帮助组织了“自由工会”,以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城槌。八十年代初,劳联-产联的官僚层作为导管,资助了波兰团结工会这一充当了在东欧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急先锋的假“工会”。随后在苏联,劳联-产联的特务们企图把工人阶级对戈尔巴乔夫以市场为中心的重组“改革”的不满转向成对反共蛊惑家叶利钦的支持。由于没有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1991年8月叶利钦亲帝国主义的政变在随后的几个月达到顶点。
 几十年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统治为在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和东欧畸形工人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作了铺垫。这场反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寿命的减短、贫困的加剧、以及社会的堕落。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剥削者们更大胆地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劳动人民和少数族群展开进攻。反对帝国主义者们企图重新征服中国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攻势,是美国及国际无产阶级的直接阶级利益所在。
 美国劳工头目们正试图在中国重演其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故伎。这样的一个关键机构就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根据它在华盛顿的财东之一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消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在中国“已经帮助劳工团体和地下活动家对工人们进行了关于他们的权利的教育”,即组织反革命的“自由工会”。与此同时,在美国本土的劳联-产联的头目们又带头以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共的立场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自由派民主党人、右翼共和党人以及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样的萌芽性的宗教法西斯主义者之流为伍。
 对于“劳联-中情局”来说,向中国工人推销美国的“自由企业”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东欧及前苏联的工人们听信了叶利钦及波兰团结工会头子瓦文萨之流所兜售的谎言,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带来空前的繁荣以及可与西欧和北美相媲美的生活标准。可是,很多中国工人已经体偿到了“自由市场”剥削的苦难,他们象奴隶一样在西方和日本公司以及大陆以外的华人商人拥有的大工厂里当牛做马,或者在通常由本地剥削者经营的血汗工厂里做工,这些工厂的条件一般要比国有企业差很多。
 私有工厂主要生产纺织品、服装和其它轻工产品,位于广东省境内的与香港相对的珠江三角洲是它的一个主要集中地。“经济特区”的工人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妇女,她们每天要在工厂里奴隶般地工作12个小时,每个星期七天。她们最初六个月的薪水通常被扣下,如果工作不满一年就离开工厂,薪水将会全部被没收。中国法律规定,每个星期加班不得超过36个小时,而且报酬必须比正常工资高出50%。但是,这些工厂的老板们公然藐视国家劳工法,贿赂政府官员以取得这项特权。目前的状况只是中国民众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将会遭受的苦难的一点小小的滋味,资本主义的统治会把现在的经济特区工人亲身经历的剥削和苦难本质上地扩展和加深。
 甚至连反共的“异议分子”也迫于压力而批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以争取中国工人同情的倾听。这一点十分说明问题。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韩东方这一以香港为基地的“劳工组织者”,他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上有一套定期的节目。韩东方从右的一面谴责克林顿政府“把贸易和人权问题分离开来”。然而,这个好战的反共斗士虚伪地在口头上讲中国工人对经济私有化怀有强烈敌视,说他不相信“大规模和迅速的私有化是通往改革进程的唯一道路”(《中国劳工通讯》,1997年第9-10月期)。
 韩东方及其同  故作姿态,充为中国工人经济利益的捍卫者,谴责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保护好工人。的确,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附庸并不保护中国工人的利益。但是,韩东方所代表的却是摧毁中国畸形工人国家,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进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
 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将在与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作斗争的旗帜下开始,就象1989年那样。以捍卫社会化财产所有制为基础的为工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集会权利和新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作为建立苏维埃民主、成立工人委员会以反对官僚主义寄生虫、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一部份而展开。中心问题是革命的领导,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是铸造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党以给工人阶级带来社会主义革命觉悟。这样的一个政党将与大汉族沙文主义作斗争,并使无产阶级深刻地明白,他们必须为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从妇女到同性恋者,从贫困农民到流动民工。
 当前站在工人斗争最前线的国有部门的工人,构成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但是,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依然是生活在农村的小农或者是其他与农业经济有关系的人员。在没有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没有农村青年(他们系征兵而成的中国军队的大多数)的支持下,工人阶级是不能从官僚层手中夺取政权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攻势已经导致了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破产的农民和在农村无法找到生计的青年开始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一支估计已超过一亿三千万人口的流动民工大军!由于没有官方的居民户口,这些流动民工无法象合法城市居民那样享有住房、医疗及其子女教育的权利。大多数的流动民工都是男性,把妻子和儿女留在农村,试图在城市中靠最低下的工作来勉强糊口。
 这些发展已经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一个主要隔阂。许多城市工人看不起农村流民,同时因为流民们绝望到以很少报酬就会去做工的地步,城市工人害怕他们来抢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每年还有成百万的流民们被捕遣送回乡。要取得工人阶级的团结,就必需捍卫流动工人的利益。把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联系起来,是这场反对不断增长的劫掠之斗争的关键而必需的任务。为这些流动民工争取与固定城市居民同样的合法权利和待遇所作的斗争能够成为建立这一联系的开始。
 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个富农阶级,即那些雇佣劳力、且另外租赁邻里土地并已经扩展到非农商业的小资本家们。他们是通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桥梁,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反革命的危险力量。北京政府自己预算过,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增加主要从北美洲进口的粮食和其它产品,多达一千万的农民将会失去生计。资本家必须被赶走,赶出经济特区,赶出土地。这就提出了一个建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以驱逐寄生官僚层的问题。这样的委员会将使农业重新集体化,并提供廉价的信贷及农业机械设备给成立合作社的农民,加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作为保护产业工人及农村劳动者对抗国际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捍卫并扩展计划集体经济!无偿没收帝国主义吸血鬼和海外华人资产阶级的财产!
 一些在中国的“市场改革”的反对者们高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作为与现政权相对的一种选择。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则是民族经济的闭关自守和原始平等主义,即所有民众都平等,因为大家都一样穷困。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就曾解释说,离开了建筑在最高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需求会被普遍化,随着需求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必将重新开始,一切的肮脏的东西都必然死灰复燃”。斯大林主义者断然地否定了马克思,鼓吹极端愚蠢的教条,即只要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受到阻止,社会主义就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建成。托洛茨基在1928年撰写的《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驳斥:
 “资本主义世界用它的进出口数字向我们显示他们除了军事干涉之外,还有其它的说服办法。只要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要在市场上以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衡量,可能对苏联经济的最大的眼前威胁,与其是军事的干涉,倒不如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仅此就显示出,这决不只是一个孤立地在经济上战胜'本国自己'的资本家的问题。”
 在实践中,“一国社会主义”意味着反对工人国际革命的目标。因此,象斯大林一样,毛泽东试图与形形色色的“反帝”第三世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结成同盟,后来甚至和帝国主义者们本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当美国的炸弹倾泻在英雄的越南工人和农民头上的时候,毛泽东的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结成了罪恶的联盟来反对苏联退化工人国家。在《临界线上的中国》(1999年12月,中文版)一文中,我们写道:“毛和周恩来起始的中美联盟,为下一阶段邓小平向帝国主义剥削‘开放门户'做好了铺垫。今天,毛的继承人们甚至连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口头服务也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开提供他们自己去作帝国主义的买办。”
 在反对工人民主和反对向世界范围延展革命的同时,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们都越来越选择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措施以刺激生产力。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道路将会把中国的民众重新带回到解放前旧社会的贫困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去。中国的现代化──即在获得目前只集中在北美、西欧以及日本的高科技和生产资源的基础上,为所有中国人民都享有美好生活提供基础──需要在帝国主义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建立国际性计划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打下基础。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其为重铸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所进行的斗争中的任务。

2013年11月11日星期一

裏根和約翰保羅二世的“神聖同盟”

裏根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一起交談
裏根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一起交談
中國網訊 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教廷圖書館,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單獨交談了約50分鐘,這是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
在這棟教皇公寓的另外一個房間裏,大主教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利和埃基利西爾維斯特裏尼正在與美國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以及裏根的國家安全顧問威廉克拉克舉行會談。他們討論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
但是,裏根和教皇只花了幾分鐘討論中東的事態。他們討論的重點是一個他們更關心的問題:波蘭和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在那次會談中,裏根和教皇一致同意開展一場秘密運動,以加速這個共産黨帝國的瓦解。對裏根和教皇結成的“神聖同盟”,裏根的第一任國家安全顧問理查德艾倫宣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秘密聯盟之一。”
這次行動的重點對像是波蘭,它是約翰保羅二世的故鄉,也是東歐的蘇聯衛星國中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教皇和裏根都認為,如果教廷和美國聯手動搖波蘭政府,並且使在1981年實行戒嚴以後被宣佈為非法的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保持活力,就可以使波蘭脫離蘇聯集團。
據裏根的助手們説,裏根和教皇都拒絕接受這樣一個根本的政治現實:根據雅爾塔協議分割歐洲,並讓共産黨控制東歐。他們確信,一個自由的非共産黨波蘭,將是插入蘇聯帝國心臟的匕首;如果波蘭變成民主國家,其他東歐國家也將隨之而來。裏根説:“我們都認為人們在雅爾塔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所以應該採取一些措施。波蘭團結工會正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有力武器,因為它是波蘭的勞工組織。”
裏根與教皇在第一次會見中還談到,他們倆在1981年都遭到暗殺而大難不死,時間只相差6個星期。兩人都相信,上帝之所以救他們,是為了讓他們完成一項特殊的使命。
在1982年上半年,美國制訂了一項戰略,目的是造成蘇聯經濟的崩潰,破壞蘇聯同華沙條約衛星國的聯繫紐帶,迫使蘇聯帝國內部實行改革。該戰略包括以下五個部分:
- 加強美國的國防力量,迫使蘇聯在軍事上與裏根的戰略防禦計劃進行競爭,在經濟上把蘇聯拖垮。
- 進行秘密活動,旨在鼓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改革運動。
- 向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提供財政援助時,根據各國保護人權和進行政治與自由市場改革情況區別對待。
- 從經濟上孤立蘇聯,不讓莫斯科得到西方和日本的技術。集中力量破壞蘇聯向西歐提供天然氣的洲際天然氣管道計劃,使該管道不能夠像蘇聯所希望的那樣在21世紀成為其硬通貨的主要來源。這條從蘇聯西伯利亞通到法國的長達3600英里(約5800公里)的管道,于1984年1月1日開通,但其規模遠遠小于蘇聯人當初所希望的。
- 加強自由廣播電臺、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之聲電臺向東歐人民傳輸美國政府的資訊。
1981年12月13日,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頒布全國戒嚴令。當時,波蘭與非共産黨世界的通訊被切斷;6000名團結工會領導人被拘留,數百人被控犯有叛國罪、顛覆罪和反革命罪,九人被殺害,團結工會被取締。但是,也有數千人躲藏了起來,許多人到教堂和神父家尋求保護。當局拘留了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把他關押在一個偏遠的狩獵小屋裏。
在波蘭的保安部隊開到街上不久,裏根就給教皇打電話,商量對策。雙方一致認為,不能讓團結工會的火焰被撲滅,必須使蘇聯成為一場國際孤立運動的焦點,必須向波蘭政府施加道義上的壓力和有限的經濟壓力。
據美國情報部門人士説,教皇已經通過教會的渠道建議瓦文薩讓他的團結工會轉入地下,並且向團結工會的1000萬名會員傳話,不要上街,以免引起華沙條約組織的干預或與波蘭的保安部隊發生內戰。教皇是通過無線電與華沙大主教約瑟夫格萊姆普保持聯繫的。教皇還派特使去波蘭了解有關情況。
在這場危機爆發以後沒幾個小時,裏根就下令把美國收集到的情報儘快傳給教皇,其中包括波蘭國防部副部長向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提供的消息。華盛頓還向教廷提供理查德庫克林斯基的報告和分析。庫克林斯基是波蘭總參謀部的高級官員,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員,于1981年11月被偷偷帶出波蘭。當時他提出警告説,如果波蘭政府不實行戒嚴,蘇聯人就會入侵。
參與這一計劃的美國政府幾位主要官員——中情局局長威廉凱西、艾倫、克拉克、黑格、沃爾特斯以及裏根派往教廷的第一位大使威廉威爾遜——都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他們認為,美國和教廷的關係是一種神聖同盟。裏根説,他當上總統以後最早的目標之一是承認教廷是一個國家“並與其結為盟友”。
向波蘭團結工會提供援助以及對波蘭和蘇聯政府作出反應的重大決策是由裏根、凱西、克拉克和教皇磋商以後作出的,凱西是決策的主要設計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了進行經濟制裁的計劃,中央情報局負責秘密特遣任務的部門採取特別行動進行配合,第一個目標是提供資金、設備以及建立通訊聯絡,以便使波蘭團結工會保持活力。
在裏根執政時期,美國的秘密活動通常包括向反叛力量提供武器、雇傭軍、軍事顧問和爆炸物等“致命性援助”。但是在波蘭,裏根和教皇沒有這樣做。一位分析家説:“他們採取的策略是讓波蘭已有的自然力量發揮作用而不留下自己的指紋。”
在1982年會見教皇前兩個多星期,裏根簽署了一項秘密的國家安全決定,授權採取經濟、外交和秘密活動等一系列措施“抵消蘇聯為維持對東歐的控制而所做的努力”。該決定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宣傳、向波蘭團結工會提供援助、維護人權、施加經濟壓力和在外交上孤立波蘭政權等途徑造成波蘭政府的不穩定。這份文件還要求在東歐加強宣傳和地下廣播,以捍衛在整個蘇聯帝國的民主改革運動。
自從裏根和教皇會談以後,這一行動開始具體化,到波蘭團結工會恢複合法地位之前的7年時間裏,美國和教會源源不斷地向波蘭團結工會提供各種物質,成噸的設備,包括傳真機、印刷機、發報機、電話、短波電臺、攝像機、影印機、電腦和文字處理機等,通過教會、美國特工人員以及美國勞聯—産聯的代表所建立的各種渠道地偷運進波蘭。給團結工會的資金則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基金會、美國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教廷秘密賬號以及西方各國工會提供的。
瓦文薩和波蘭團結工會其他領導人還得到了戰略指導,這些反映教廷和美國政府想法的意見通常是由在波蘭進行暗中活動的教會人士以及美國和歐洲的勞工問題專家傳達的。
在1985年到1990年擔任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的亨利海德對本國政府採取的秘密活動讚不絕口,他説:“這種工作將從波蘭向外擴展,在歐洲其他共産主義國家內組織相同的抵抗運動。”為這一活動提供諮詢意見的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説:“為了使地下活動維持下去,動用了許多物質和組織系統,因此波蘭團結工會才沒有被壓垮。”教皇的一位親密助手説:“波蘭團結工會的做法很得當,在關鍵的時刻沒有做過頭,因為他們得到了教會的指導。”
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長凱西、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和大主教拉格希也經常在一起密謀策劃。克拉克説:“我和凱西經常在早上悄悄來到拉格希的住所,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討論在波蘭幹的事情。”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説,與波蘭有關的事情幾乎都越過國務院正常渠道由凱西和克拉克直接處理。大主教拉格希進白宮會見克拉克或者裏根,每次都走西南門,以避開記者跟蹤。
在波蘭,凱西開展了類似于二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幫助西歐民主力量從大戰廢墟中崛起的運動,確保各種戰術援助能夠順利地進入波蘭。當時波蘭幾乎每一個城鎮都出現了地下報紙和傳單,與國家控制的傳播媒體分庭抗禮。教會出版了自己的報紙。團結工會的文件用美國提供的機器設備複製以後貼在教堂的告示牌上,油印傳單被張貼到警察局、政府大樓甚至由軍人控制的電視臺大門口。
華沙的美國大使館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共産黨世界的重要據點,團結工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辦事處成為國際情報交流中心:教廷的代表、中情局特工、美國勞聯—産聯的代表、社會黨國際的代表以及美國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的代表都在這裡碰頭。團結工會向他們介紹情況並且開列所需物質的清單。教會人士、勞工組織代表和情報人員在波蘭進進出出。食品、服裝和團結工會領導人所需要的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入波蘭。在波蘭國內,傳教士們在教會和秘密躲藏的團結工會領導人之間來回傳遞消息。
據美國勞聯—産聯的一份報告稱,到1985年,波蘭國內已有400多種地下刊物,有的發行量超過了3萬份。反政府的書籍和小冊子成千上萬地印刷。數百萬人在教堂看過反政府錄影。團結工會還用中央情報局提供的秘密電臺不斷地干擾政府電臺的廣播節目,不時地呼喊“團結工會萬歲!”和“抵抗!”等口號。團結工會還用電視發射裝置干擾政府的電視節目,號召工人舉行罷工和示威。
波蘭共産黨政府一步步屈服於教皇和裏根施加的道義、經濟和政治壓力。被抓走的人放出來了,對瓦文薩的審判也被取消了。1987年2月19日,波蘭政府被迫同意和教會對話,裏根解除美國對波蘭的制裁。1988年7月,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問華沙,承認波蘭政府沒有團結工會合作無法進行工作。1989年4月5日,波蘭政府與團結工會簽訂協議,確定在6月份舉行議會選舉。當年9月,團結工會正式組閣掌權。1990年12月,瓦文薩成為波蘭總統。
美國前總統裏根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苦心經營7年,最終將波蘭政權從共産黨手中奪走,建立了所謂“自由”的國家,從而為進一步瓦解東歐和最後使蘇聯解體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編譯自美國《時代》週刊 (美)卡爾伯恩斯坦 李有觀編譯

2013年11月10日星期日

自治:联合的自由与力量

    被统治者可以通过联合的方式提高统治者的政治成本,降低其政治收益,从而将单向统治转化为相互控制的制度。这是对自治的一个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描述。但是它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有学者就注意到,在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波兰之所以走在前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多元主义。而这种事实上的社会多元主义增强了社会抵抗政权的能力,从而使得极权政权无法进行全面而激烈的社会动员,也遏制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政权的领导风格(《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而所谓社会多元主义,毫无疑问,它主要指的就是“组织的多元主义”,即在国家的领域内,社会存在着不少乃至大量相对自治的重要组织。在波兰的民主化过程中,自治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其中有这么几支力量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天主教会,二是传统农会,三是大学院校。
    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波兰的天主教会仍保留了相对自治的领域,这是波兰与当时其它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天主教会的强大:1968年,波兰每10万人中就有52名牧师,而与之相比,在当时具有天主教传统的拉美国家中,每10万人拥有的牧师数量,巴西是13名,古巴是3名,比率最高的智利也不过27名牧师。
    相对自治的天主教会力量之大,足以与国家进行谈判。1950年,波兰政府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并对教会出版物不予干涉。作为回报,教会同意约束牧师不参与公开的政治活动。1953年至1956年间,国家试图重新控制教会,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W ysyznski)枢机主教被监视居住。但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政府不仅承认了教会的自治,还常常暗中要求,乃至公开请求教会在政治中发挥缓冲作用。1986�s�]Ʀ�r�味的,维辛斯基的雕像安放在华沙的教堂外(《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波兰从未经历过其它东欧国家那样的农村强制集体化过程。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独立的、私人所有的农庄在波兰农业所有制中的比例都没有低于70%。这是又一组令人惊奇的数据。它说明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并不完全,也说明相对自治的农村一直有力量与政府全面控制社会的雄心相拮抗。秦晖先生曾指出,1972年,波兰农民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和度假制度。而这些权益的获得,显然与农村的自治传统有关系。
    波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享有比较广泛的自治。1956年以来,即便是与政治相关的学科,譬如政治学、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1970年代,华沙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起草一系列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独立演讲,这一努力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支持。人们把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演讲称为“飞行大学”(T heF lyingU niversity)———仅在1978这一年,飞行大学就向华沙郊县的民众发表了120场演讲,听众人数超过5000人。
    整个波兰社会所具有的深厚自治传统,使�s�]Ʀ�r�织、行动、思考和生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团结工会就植根于这样的土壤当中。事实上,尽管团结工会的主体是工人,但没有教会、知识分子和其他相关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他们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而在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的进程中,传统农会———农民党虽然不是它的盟友,却在某些关键时刻起到比盟友更重要的作用。
    波兰的例子再一次提醒人们,自治的精髓在于联合———联合的自由不仅是自由社会的基本权利,也是斗争政治的主要力量。要认识到这一点,仍可以波兰为例:1968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基本上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970年至1971年,工人们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也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但到了1976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为那些在罢工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工人提供帮助。到1980年,从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得到其他社会自治组织的支持与帮助。他们紧密合作,相互配合——— 知识分子在书写运动的标语,艺术家绘制了宣传画。而在画中,瓦文萨在工人的欢迎仪式上举着拳头,旁边是罗马教皇在挥手致意(《运动中的力量》,西德尼·塔罗著,译林出版社)。事实上,这一景象不仅发生在波兰,也出现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当中,它昭示着自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