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联合的自由与力量

    被统治者可以通过联合的方式提高统治者的政治成本，降低其政治收益，从而将单向统治转化为相互控制的制度。这是对自治的一个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描述。但是它并非没有事实依据。有学者就注意到，在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波兰之所以走在前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多元主义。而这种事实上的社会多元主义增强了社会抵抗政权的能力，从而使得极权政权无法进行全面而激烈的社会动员，也遏制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政权的领导风格(《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而所谓社会多元主义，毫无疑问，它主要指的就是“组织的多元主义”，即在国家的领域内，社会存在着不少乃至大量相对自治的重要组织。在波兰的民主化过程中，自治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其中有这么几支力量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天主教会，二是传统农会，三是大学院校。

    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波兰的天主教会仍保留了相对自治的领域，这是波兰与当时其它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天主教会的强大：1968年，波兰每10万人中就有52名牧师，而与之相比，在当时具有天主教传统的拉美国家中，每10万人拥有的牧师数量，巴西是13名，古巴是3名，比率最高的智利也不过27名牧师。

    相对自治的天主教会力量之大，足以与国家进行谈判。1950年，波兰政府允许在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并对教会出版物不予干涉。作为回报，教会同意约束牧师不参与公开的政治活动。1953年至1956年间，国家试图重新控制教会，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W ysyznski)枢机主教被监视居住。但很快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政府不仅承认了教会的自治，还常常暗中要求，乃至公开请求教会在政治中发挥缓冲作用。1986�s�]Ʀ�r�味的，维辛斯基的雕像安放在华沙的教堂外(《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波兰从未经历过其它东欧国家那样的农村强制集体化过程。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独立的、私人所有的农庄在波兰农业所有制中的比例都没有低于70%。这是又一组令人惊奇的数据。它说明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并不完全，也说明相对自治的农村一直有力量与政府全面控制社会的雄心相拮抗。秦晖先生曾指出，1972年，波兰农民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和度假制度。而这些权益的获得，显然与农村的自治传统有关系。

    波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享有比较广泛的自治。1956年以来，即便是与政治相关的学科，譬如政治学、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1970年代，华沙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起草一系列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独立演讲，这一努力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支持。人们把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演讲称为“飞行大学”(T heF lyingU niversity)———仅在1978这一年，飞行大学就向华沙郊县的民众发表了120场演讲，听众人数超过5000人。

    整个波兰社会所具有的深厚自治传统，使�s�]Ʀ�r�织、行动、思考和生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团结工会就植根于这样的土壤当中。事实上，尽管团结工会的主体是工人，但没有教会、知识分子和其他相关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他们不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而在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的进程中，传统农会———农民党虽然不是它的盟友，却在某些关键时刻起到比盟友更重要的作用。

    波兰的例子再一次提醒人们，自治的精髓在于联合———联合的自由不仅是自由社会的基本权利，也是斗争政治的主要力量。要认识到这一点，仍可以波兰为例：1968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基本上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970年至1971年，工人们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也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但到了1976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保护工人委员会，为那些在罢工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工人提供帮助。到1980年，从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爆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得到其他社会自治组织的支持与帮助。他们紧密合作，相互配合——— 知识分子在书写运动的标语，艺术家绘制了宣传画。而在画中，瓦文萨在工人的欢迎仪式上举着拳头，旁边是罗马教皇在挥手致意(《运动中的力量》，西德尼·塔罗著，译林出版社)。事实上，这一景象不仅发生在波兰，也出现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当中，它昭示着自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