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楚
在亞洲，韓國勞工運動之在八十年代興起並爲全世界所矚目，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事件。到今天，韓國工人階級仍然是最具戰鬥性的工人階級，儘管在這樣一個反動、倒退和混亂的年代裏不可避免地帶上諸多缺點，但依然昭示著被壓迫者改造社會的希望。
1997年1月，300萬工人爲反對有利於雇主解雇工人的新勞動法發動了長達三周的總罷工，迫使政府修改新法。罷工既代表藍領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領工人的利益，獲得了公衆的廣泛支援，顯示出韓國勞工很高的組織化程度和鬥爭水平：爭取的是長期的工作穩定，超越企業層面，由經濟進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問題，鬥爭的對象是國家而不是單個資本家。它“讓人們想起了19世紀歐洲工人階級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協、充滿激情的階級意識”（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23）
今天的中國，正以官僚與民間資本合謀，大舉鯨吞國有資産作爲一個反動時代最後的完成。國企工人的團結意識不斷增進，對社會發展的本質及現狀的認識也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遼陽鐵合金廠工人跨廠聯合行動，大慶油田下崗工人的示威，雖然被統治者以欺詐和暴力手段鎮壓下去，但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和積極成果。這證明了只有鬥爭，才會有真實的收穫。當上訪行動遭到越來越大的挫折以至鎮壓，並且因爲腐敗與黑暗之普遍，中央政府根本無法解決（“鐵合金廠的職工說，世界這麽大，根本就沒有工人說理的地方，北京信訪部門對像我們這樣送的信件，每天燒掉幾麻袋。”(1)而信訪機構本身也按照官場規則而陷入腐化，必然促使工人自己組織起來鬥爭。
舊意識形態所冠予國企工人的“主人翁”稱號，一方面混淆著工人的階級意識，另一方面也爲鬥爭的正當性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訴求的力量。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則更爲低劣，中國大地上每天發生著大量勞動糾紛，但由於政府不斷加強警察暴力，迫使工人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集體鬥爭極爲困難。事實上，中國官方已經在設法使建立工會“正常化”並搶先加以控制，而對群衆的自發抗爭則繼續無情地彈壓。“外部力量”，只要它認同私有化和市場經濟道路，就不可能爲中國的勞工運動找到出路。除了和權貴階級緊密結合的上層知識份子之外，深陷個人主義迷津的一般知識份子或是沈醉在發展和進步的迷夢中，寄希望于“自然”和“必然”的社會進程，或是視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爲中國的理所當然的出路，以爲“經濟體制改革一定會帶來政治體制的改革，會帶來言論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和權利”，因而既沒有密切和有力的組織，沒有改造社會的願望，甚至根本就不關心社會現實。
波蘭團結工會曾經同知識份子結合而發揮出巨大的力量，韓國工人鬥爭和民主鬥爭的歷史同樣表明了這一點（教會的幫助、學生深入工廠、知識份子的介入與聯合）。在缺乏外部力量及知識份子結合的情況下，工人階級仍然不斷自發組織起來鬥爭，證明了工人階級自身的巨大潛力，反駁了那種“階級鬥爭是少數知識份子挑拔起來”的資產階級禦用文人們的陰險謬論。誠然，在沒有真正的言論、集會、結社與組党自由的社會裏，“組織”是最爲統治者所避忌的，風險也相當大。從郎咸平事件所引發出來的爭論和民意表態（絕大部分網友贊同郎咸平）以及“主流經濟學家”和國資委的頑固而傲慢的答覆，也許可以推斷，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將丟掉對統治者以至“民間”資本的寄望，而與下層勞動人民相結合，從而更有力地推動反抗與社會改造的進程。今天，歷史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深陷於萎縮、波動、蕭條，必須通過環境的不斷惡化和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加速破壞我們生存的星球，更無情地榨取工農的血肉來搶渡危機。
本文主要依據韓國學者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2)一書，並結合其他資料，敍述韓國工人階級直到近期的成長史、鬥爭史，希望能爲左翼運動提供某些借鑒，並有助於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現在和將來的社會鬥爭。
從日據時代到1961年：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第二時期
日據時代（1910－1945）晚期，因戰爭需要，對採礦、化工、鐵路建築和水電廠等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和迅速的工業化。當時，工人鬥爭是獨立運動的一部分，同共産主義運動有密切關係。但隨之而來的大力鎮壓迫使勞工運動轉入地下。
1945年8月，朝鮮光復。有著強大的組織與領導的勞工運動浮出水面，三個月內，在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之下形成強大的左翼工會，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廠。勞動衝突迅速增加，不時與警察和美國佔領軍發生對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團在美國支援下建立大韓勞總，聯合警察與美國軍事政府破壞“全評”。1947年1月鐵路大罷工期間，數百名共産主義勞工領袖被殺死或處決，數千人被監禁。3月，美國軍事政府宣佈韓國共產黨爲非法，從而結束了勞工運動的第一個時期。
1960年，李承晚的腐敗政權因學生起義而垮臺，代之以軟弱、同樣腐敗而短命的張勉“民主”政府。期間，勞工活動和工會運動有所復蘇，發動了街頭示威。工人建立起315個新工會，並取得15－50%的工資增長。左翼白領工人工會，尤其是教職員工聯盟開始復興。
1961年6月朴正熙的軍事政變給第二時期的勞工運動劃上一個句號：解散舊的韓國勞總，建立新的幾乎有名無實的韓國勞總；逮捕勞工活躍分子；禁止罷工；修改勞動法，限制勞工的法律權利，使工會發展組織和集體行動難以進行，同時擴大國家干預勞動關係的範圍；阻止有組織的勞工與政治團體建立聯繫，等等。
踏著被打折的工人運動的脊骨，朴正熙開始了他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爲特點的快速工業化，伴隨著韓國農民向城市遷移和大規模無產階級化的進程。城市工人的人數從1960年的130萬增加到1966年的210萬，到1970年增至340萬。
朴正熙時代的經濟發展戰略
落後而腐敗的舊統治階級無力甚至不願推進大規模工業化，是二戰之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特徵。在韓國，這種落後性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張勉政府後期甚至無法控制社會局勢，導致軍隊介入，以保證社會納入資本主義發展的軌道，國家力量被強化，擔負起這個任務。
1960年代的重點放在輕型製造業。政府採取 “發展型國家”策略：國家掌控總體經濟規劃，並扶植財閥（家族擁有的大企業集團）。政府發展國營企業來控制主要産業，同時對配合國家計劃的私人企業，給予投資國家重點項目的許可證，發放低利率貸款以協助其擴大規模。韓國工業出口額從1963年的8700萬美元躍至1970年的8.35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10%，製造業部門年增長率達19%。
1960年代末，嚴重的收支平衡問題以及很多外國投資公司的失敗，導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機。裁員、欠薪及關廠使勞動糾紛變得頻繁。朴正熙政府採取了壓制性的勞工政策，于1969年頒佈一項特別法，禁止外資公司工人罷工，同時限制其他經濟部門的勞動糾紛。
危機增強了反政府的力量，朴正熙在1971年大選中險些敗北。1971年尼克松訪華，接著從韓國撤軍（朴正熙一再強調必須借美國之力抗衡共産主義），面對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挑戰，朴正熙於1971年12月宣佈實行緊急狀態，頒佈“國家安保特別措施法”，停止了憲法規定的集體討價還價和集體行動的權利。1972年10月，“維新”憲法封閉了所有政治空間，賦予朴正熙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的終身總統地位，確立了官僚獨裁體制。
爲了淡化公衆的不滿，朴正熙極力以經濟成績購買政治合法性。爲發展軍事防禦能力，同時也由於輕工産品出口市場受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制約並喪失了比較優勢，朴正熙轉而發展重化工業。通過新的産業升級計劃，政府把鉅額政策性補助貸款投入六個戰略性行業：鋼鐵、電子、石油化工、造船、機械、有色金屬。整個1970年代，韓國經濟年增長率達7.8%，製造部門年增長率爲14.8%，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間，越戰和國際經濟的某些特別因素相當有利：國外金融機構的大量貸款；韓國公司從繁榮的中東得到龐大的建設項目；參與越戰帶來的巨大利潤；服役士兵匯回的大量；美國給予韓國商人很多有利可圖的合同，和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優惠待遇。
但是，強行推動重化工業發展也導致了大量的重覆投資、設備過剩、非生産性投機盛行和沈重的債務負擔，並使原已畸形的經濟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經濟和赤字財政政策使韓國患上了“通貨膨脹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貨膨脹率高達29.1%。
財閥們積極參與重化工業，擁有進出口壟斷權，從事土地投機和其他商業投資，積累起龐大的資本。由於大量從事土地投機和私人借貸，大多數企業的財務結構非常糟，負債比例太高。銀行信貸失控導致大量的呆賬。投資者熱衷於發現新的細分市場，對發展公司福利、培養工人技能和生産力沒有興趣。勞工培訓通過國家管理的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來承擔。
1980年代末，朴正熙幾乎實現了自己關於經濟發展的許諾，但是，韓國的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恰恰在這段經濟騰飛的過程中累積起來，並達到劇烈的爆發。
新一代工人階級的成長史
大規模的、快速的工業化必須伴以相應大規模的、快速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說，必須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勞動。勞動力來源主要是農村。在韓國，這個過程是通過政策造就農村的不斷貧困化來完成的：整個1960－1970年代，農民被迫按大約爲市場價格85%的低價出售糧食，而購買農藥、機械的成本則不斷提高，消費品和子女的教育費用不斷增加，大多數農民入不敷出，從1970年代中期起越來越深陷於債務之中。
韓國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國際標準來說比較高。他們不像早期的歐洲無產階級那樣難於適應工廠紀律。朝鮮戰爭加劇了人口流動，接觸城市生活和“工資性就業”的機會增多。兵役制則培養了韓國男子服從權威、命令、紀律，對個人自由的嚴格限制。而對“軍事化”組織的借鑒和引入是韓國工廠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徵。總的來說，這一代韓國工人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對勞動法沒什麽瞭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艱辛視爲正常。
一如在當代中國，長工時、惡劣的生産環境、危險的工作條件、高度的權威和等級制，這些，都是韓國工人每天所面對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經低估的數位，1980年，韓國製造業工人平均工作周達到53.1小時，並隨著經濟的發展穩步加長到1986年的54.5小時，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鬥爭之後才開始縮短。
加班是強迫性的，低工資則迫使許多工人“自願”加班，甚至競相領取加班任務，或希望進入有更多加班機會的工廠。但是，很多加班時間並未給予相應的報酬。這是當時勞工抗議的主要內容之一。
由於勞動力尤其是半熟練工人供應的充足、工人的順從，經理和管理人對工人的權益和狀況都極度漠視，常常在滯銷時隨意裁員，訂單多時就不顧工人身體承受力，逼迫工人趕工，甚至達到三四個通宵。當時的工人經常服用一種叫“定時”的防瞌睡藥片。不僅閒暇時間被剝奪，連休息和恢復體力的時間都不夠。工人的身體迅速耗竭和毀壞。即便如此，工資常常還是不夠維生。據韓國勞總計算，1970－1980年代中期，製造業的平均工資只能滿足維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業事故的高發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8－1980年，每年發生12625起工傷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勞動保護措施的缺乏，營養和休息不足，使各種惱人的職業病往往在幾年之內就摧垮了工人的身體。韓國製造商在工廠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資少得不能再少了，因爲他們不須承擔責任，還因爲，資本對勞動的原則就是：用完即棄。
最後，在家長制專制權威盛行的工作場所中，工人們必須遭受極大的屈辱，並累積起巨大的憤恨。這種家長制，因韓國企業往往由單個家族擁有和控制而更爲強化。除了國家封賜的“産業戰士”的廉價勳章和“你們年輕的時候越努力工作，年齡大一點的時候就會生活得越好”的欺騙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闆們“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嚴的等級，上司的大聲呵斥、點名、咒駡、粗言穢語，是無條件服從和經常性的言語和身體暴力，是對工人的工作、工作時間乃至個人空間和身體的嚴格控制，包括穿著、髮型、人際關係以至上廁所的時間和權利，都受到工頭和監管人員的苛刻管制。大型集團企業甚至更嚴厲。雇主最喜歡以開除來威脅工人，尤其是參與勞工組織活動的工人。
社會對工人，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冠以羞辱性的稱呼：臭工人。男工被稱爲“孔順尼”，女工被稱爲“孔多裏”（類似於中國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視程度更重），其含義近于卑賤的僕人。這使得工人們不是傾向於“表達”（積極的階級認同和自豪感），而是“脫離”：離開工廠的悲慘世界，擺脫工人地位。他們缺乏自信，認爲自己處於被虐待的非人狀況是因爲受的教育不夠。絕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盡的工作之餘參加過夜校學習，當然，這並沒有改善他們的普遍境遇。
低工資、害怕失業，使得單個工人對資本家的欺淩無能爲力。當經濟發展創造出新的工作職位，他們就設法更換工作。這表明了韓國工人對公司與工作的態度。跟年功序列工資制及終身雇傭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們沒有産生對公司和工作的虛幻的“歸屬感”，更沒有身爲工人的自豪。他們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壓迫欺淩，不是因爲儒家倫理，而是爲了他們那貧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韓國工人的鬥爭史
新一代韓國工人的鬥爭，是悲壯的。1970年11月13日漢城西南部服裝工業區發生的小規模抗議中自焚的，22歲的裁縫全泰壹，在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的種子，成爲階級意識覺醒的強大象徵，並極大地衝擊了知識界，使他們把政治鬥爭範圍擴展到勞工問題、經濟平等問題。全泰壹一直極爲關注該加工區兩萬多工人的工作條件：低矮的房間，沒有陽光也無通風設備，每天工作14小時，勞動隊伍90%爲婦女，三分一爲平均年齡15歲的、工資甚至不夠養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這些工廠女童“成爲肮髒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奮地研究勞動法，給勞動局、報紙甚至總統寫過請願書。在小勞工團體“三棟會”會員的幫助下他進行過相關調查，將證據提供給當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主流社會根本聽不到工人的呻吟，國家領導人爲出口行業的繁榮、國民生產總值和生活水準的提高洋洋自得，認爲國家經濟的餡餅做大之後，工人們現在“暫時”的投訴抗議自然就會消失。於是全泰壹選擇了這條極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勞動標準法》的小冊子高喊：“我們不是機器！”“讓我們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勞動標準法’！”“不許剝削工人！”很多學生參加了葬禮，發起示威，並成立“人權保護大學生聯盟”。勞資糾紛從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不過，19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鬥爭沒能促成産業關係的變化，工會意識開始進入了工人先驅者腦中。
工會化鬥爭包括創建新的獨立工會，奪取黃色工會的控制權並將之改造爲民主工會（比如1972年兩大紡織公司元豐和東一公司的女工鬥爭）。當然，工人得飽受來自沆瀣一氣的老闆與政府的侮辱、欺騙、誹謗、阻撓以至防暴警察的無情鎮壓。工人的工會經常受監視，領袖不斷被騷擾、毆打和監禁。公司極力對工會活動分子和普通工人進行隔離和分裂，脅迫工人退出工會，組織黃色工會並挑動暴力對抗，利用性別歧視意識，動員男工破壞女工所領導的獨立工會，等等。像清溪被服勞組在1980年甚至被迫關閉。但是會員們從未屈服於壓力和威脅利誘，而是繼續發起和展開鬥爭。
工人需要自我組織，但他們還太弱小，缺乏經驗和知識，他們必須廣泛宣傳他們的鬥爭和遭遇，獲取社會的聲援，從而給管理方施加壓力，或者迫使政府釋放被捕的工會領袖。由於“維新”體制下官方工會組織同政府的合謀，工人們還需要外部的幫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給他們聚會的社會空間，有時還需要避難所。而在1970年代，知識份子的組織過於薄弱，這個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義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産主義”標簽審判的進步教會組織來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新教組織“都市産業宣教會”。他們從1960年代就開始了面向勞工的佈道，發展“工廠牧師”，在工業城鎮設立宣教場所。在工廠的體驗使得教士們自己受到教育，發生了轉變，從空洞的精神修煉轉向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進行集體鬥爭，爲此開辦了有關勞動法和工會組織的課程，贊助種種文化和社會活動，提高産業工人的社會意識，以小組活動的形式培養工人的團結精神，並且最終造就一批將要領導基層獨立工會運動的勞工活動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鬥爭主要集中于漢城—仁川地區，工廠區的集中爲工人的聯合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女工的領導作用至爲突出，這是輕型製造業加勞動密集型的工業模式造成的，在紡織、服裝、電子等行業中，女工占多數。1970年代爲工會化而發生的勞動糾紛絕大多數就發生在這些行業中。她們深受資本主義制度和家長制傳統文化的雙重迫害，但這些女工表現出遠勝於男工的決心、團結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亞洲工廠女工的順從、被動和不關心工會活動的形象，讓人驚異和欽佩。女工會活動家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參加了教會領袖組織的小組活動和工人夜校，學習組織和管理工會。不過，性別歧視雖然是她們的日常體驗，但在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婦女權益問題尚未提上日程。
朴正熙時代被稱爲“資本家的天堂”，工商業主被擡舉爲“民族英雄”。政府、全國性工會和老闆的三位一體，促使工人在不斷強化的鬥爭中日益政治化。國家頻繁地動用暴力，將勞工活躍分子列入“禁止雇傭”的黑名單並趕出産業領域的做法，造就了一批鐵了心的工運分子和民主工運的地下網路，加強了工人同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團體以及民主運動的聯繫。最典型的例子是東一公司女工爭取復職的延續數年的鬥爭。她們在1978年領導的跨企業的工人團結鬥爭，標誌著勞工運動新模式的出現，並成爲1980年代的主要趨勢。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總部舉行的抗議活動也具有重大意義。雖然抗議被警察鎮壓下去，但引發了釜山區大規模示威，並蔓延到鄰近的工業城市馬山。參加者包括了學生、工人、失業者和普通市民。當政治抗議力量增強並擴大到全國，經濟衰退加劇了政治騷亂，促成統治者內部分化，最終導致朴正熙於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報部首腦暗殺。
朴正熙死後，在被稱爲“漢城之春”的幾個月的政治自由時期，新一輪工潮開啓了。勞動糾紛的數量從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針對欠薪、要求加薪、工廠關門或裁員等經濟問題，工人的目標還包括解散禦用工會和組織獨立工會。5月17日軍官接管政權，在殘酷鎮壓了光州市民起義之後，全斗煥再次恢復對市民和勞工的控制，廢除工會。雇主們借機開除工會積極分子。進攻持續到1983年。
儘管被迫陷入沈默，工人階級卻變得更加強大和成熟了。勞工活動家們開始思考韓國社會形態、民衆運動的歷史使命和美國捲入韓國的問題，很多學生、知識份子受到了馬克思主義、依附論（不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所處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學的強烈影響，接受了以集體行動實行激進社會改造的思想。在這個群體思想迅速提升的時期，教會溫和的人道主義方針已經不能滿足工人鬥爭的需要，影響開始減弱。職業勞工活動家組織大規模示威，要求修改勞動法，廢除黑名單。基層工會活動分子日益增多，已經不必依賴外部組織。他們不斷加強的外部聯繫不再是因爲自身的弱小，而是因爲意識到自身力量，並且作爲自覺戰略的結果。這一時期，學生活動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煥統治的頭幾年，所有的反對派都被封殺，學生們發展起“勞動現場論”，從1970年代的人道主義關注進步到1980年代的視勞工爲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認識到“勞工運動是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到1980年代中期，約有3000名以上——其中一半爲女性——學生離開學校，隱瞞學歷進入工廠工作。大部分學生在經過一段艱苦的適應過程後，得到工人的信賴，開始吸收工人組成小組。小組由7~12名工人組成，定期聚會，討論勞動管理問題，研究勞工史、勞動法和組織工會的基本原理，通過學習、討論和娛樂活動培養工人的階級意識。學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勞工活動家，在不同企業的小組間形成密切的社會網路。
1984年春，政治壓制有所鬆動，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煥試圖擴大支援其政權的社會基礎；爲1985年的大選和即將來臨的亞運會、奧亞運會做準備；經濟自由化和福利社會的目標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經濟的強勁增長使全斗煥對公衆的支援有了自信。
總之，有著更強大組織力量和高度政治覺悟的勞工運動開始爆發，迅速組成許多獨立工會，奠定了以工人與學生聯盟爲基礎的新的鬥爭模式。1985年4月大宇汽車公司工人的組織良好的罷工，標誌著鬥爭擴展到重工業部門，男工開始成爲工運的主導力量。政府選擇暑期（6月份，學生開始放假）發動進攻，引發了九老地區民主工會的團結罷工，鬥爭直指壓迫性政權：“釋放我們的工會官員！”“保證勞動三權的實施！”“停止鎮壓民主工會！”“防暴警察滾開！”“大宇，戰鬥！”。總共有8家企業2500名工人參加了長達6天的鬥爭。公司通過惡毒地欺騙和利用工人的父母來瓦解罷工。最後是數百名暴徒的進攻：用木棒和鐵管殘酷地毆打罷工者，幾乎把學生們打死。儘管鬥爭失敗了，但“九老團結鬥爭是極其有意義的鬥爭，它通過既打破過去消極被動的傾向、經濟主義和僅僅是做準備性工作的方針，又打破工會主義的局限，從而成爲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關鍵歷史短時段”（Kim Moon-soo 1986，154）。勞工活動家致力於合併工會，組建了漢城勞工運動聯合會（首勞連）和仁川勞工運動協定會（仁勞連），克服企業層面上的經濟工會主義，將勞工抗議轉化爲更廣泛的政治目標。這兩個激進組織，都把自己定位爲工人反對“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革命鬥爭中的先鋒政治組織。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韓國知識份子發起了“民衆”文化運動，頌揚團體合作精神，民主參與，對社會不公正的批判意識，爲了變革而集體戰鬥的激情。工人階級的文化也不斷成熟，範圍擴大到詩歌、戲劇和小說，出現了優秀的職業工人作家，並且刺激知識份子批評和反省含糊的“民衆”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傾向。“面向民衆的文學”向著“民衆領導的文學”轉變。到1980年代中期，每個勞工工會都建立了農樂樂隊、農樂舞小組和面具舞小組。這些文化活動增強了工人的團結和階級意識，激化了他們對資方和政府的態度，效果勝過演說家的雄辯。直到今天，精彩的民衆文化仍是韓國社會運動極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會和面向工人的教會組織定期出版的工人報紙也出現了。此外還有簡報和小冊子。這些報刊內容豐富，具有激進的、明顯的政治取向，報導工人抗議的新聞，反擊官方對現實的說法，登載有關勞動法和工人權利、對政府經濟政策進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讀者來信、短文和詩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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