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穆尔卡与波兰工人阶级--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

----毁于领袖专权的波兰改革

赵启强

2007年5月2日

huaxiachu@bellsouth.net

北京大军网站编者按：或许是看到仲大军先生《王权政治、官僚政治与民主政治之比较》，朱学渊先生传来这篇文章，意在提醒和警告领袖政治的危险。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领袖和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此文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它叙述了哥穆尔卡是怎样从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走向了人民大众的的反面。我们通过波兰的历史思考我们自己的事情。作者认为导致一个政治人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权力，权力在政治家面前是个巨大的陷阱。]

    一、这是一幕悲剧----主人公在前半场是英雄，后半场却成为历史的罪人。在政治舞台上，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政治家，出场时是英才，闭幕时是昏庸；前半场是伟人，后半场是罪人；序幕中是高尚，落幕时是腐败。权力是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陷阱，是所有政治伟人都无法逃避的劫难。

    铁托说过，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死亡甚至比肉体死亡更可怕。是的，在政治舞台上，没有比在权力腐蚀下僵化、直至政治生命死亡更深刻的悲剧了……我们将展现一幕这样的悲剧。这出悲剧发生在波兰；剧中的主人公是哥穆尔卡……

    二、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给波兰带来了骚动和混乱；于是，波兰政府便用坦克和子弹来平息动乱；于是，就有了一个政治伟人的出场……

    如果界定一个政治伟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大小，而应该是指恢宏的天才、渊博的知识、钢铁般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以及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在一九五六年，哥穆尔卡是有资格被确认为政治伟人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波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选举波共前领导人哥穆尔卡为党的第一书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因为哥穆尔卡，于一九四九年因’右倾民族主义’的罪名而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与妻子一起被捕入狱。此时--一九五六年十月，他刚刚走出监狱一年多的时间。

    波共为什么会作出如此令人惊讶的决定？只要看看一九五六年的波兰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能理解，哥穆尔卡是被推举出来干什么的？

    一九五六年是共产世界的第一个大灾年——在赫鲁晓夫于二月份抛出了那个著名的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这个世界在震惊的眩晕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混乱：——在匈牙利，惩罚旧的罪恶、争取民主开放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不仅当局无法控制、而且历史也无法接受的地步。到十月，苏联出兵的威胁已迫在眉睫……

    ——在波兰，也有同样的危机--来自民众方面的改革要求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政治秩序，其激烈程度已经使旧的统治方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到了一九五六年夏天，这场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流血的动乱……

    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西部工业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在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的经济要求被厂方和地方当局拒绝后，便委派了三十名代表前往华沙，直接向机械工业部部长呼吁。

    在华沙，工人的要求同样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代表们强硬的表示，如果工人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在月底前得到解决，工人将举行罢工！部长的回答更加强硬：’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遇到坦克！’

    消息传回波兹南，还没有等三十名乘火车返回的代表回到波兹南，愤怒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便放下工作向市中心出发，举行和平示威。在向市中心的途中，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示威者增加到十万人。

    开始，示威是有秩序进行的。来到市政府广场，示威群众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市政当局接见。当局拒绝会见。此时，在本来已经愤怒的群众中有了这样的传闻：三十名去华沙的代表已被公安部门逮捕了！示威群众的情绪开始骚动，一些出过激的口号出现在人群中：

‘打倒秘密警察！’
‘我们要面包和自由！’
‘俄国佬滚回去！’
‘释放政治犯！’

    纪律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请愿变成了骚乱--一些人袭击了市政府，一些人攻打了监狱……警察开了枪，工人从民兵武器库夺得武器，将汽车推翻作为街垒与公安人员展开了枪战。

    华沙政府派来了坦克和保安部队……人民波兰第一个流血的悲剧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仅仅一天的冲突骚乱，就有五十四人死亡，二千多人受伤，另有三百多人被捕。波兰工人阶级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领教了来自自己政权的教训……

    悲剧发生的当天，政府发表公报说：‘敌人的特务分子今天做到了挑起街头的骚动……这次动乱是一次广泛的、精心准备的挑衅和颠覆活动，它的肇事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

    第二天，政府总理发表了强硬的广播讲话：‘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每一个胆敢举手反对人民政权的挑拨分子或神经失常的人，他们的手将被砍断。’

    尽管有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强硬的警告，波兰政府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深刻的政权危机--对发生这个悲剧的责任追究，使波共上层领导产生了分歧，并迫使它进行检讨、承担责任。波兰工人阶级是以流血、死亡为代价才迫使波共作出了对领导人的重新选择的。这次选择的结果是，哥穆尔卡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在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强人的对抗中，赫鲁晓夫妥协了--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哥穆尔卡在一九五六年重返政坛，很具有这类国家那种普遍的、很富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当这类国家遇到危机时，党和人民没有去呼唤正在掌权的、因而也肯定是伟大、正确的现领导人，而常常是寄希望于那些因犯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而被开除或被监禁的前领导人；还有，在这类国家，真正能在政治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长时间控制着政权，因而也肯定是最有权势领导人，而是那些经历过重大挫折、在荣辱、功罪中有过多次沉浮的共产党人。

    哥穆尔卡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决定担负起这付连那些终生以追逐权力为己任的人都不敢承担的历史重负……对个人的冤屈，他没有过多的计较，只是平静而严肃的问了一句：‘你们保证今后不会再把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吗？’

    哥穆尔卡没有辜负历史的厚望。他的第一个回合，就击败了那个强大邻国的政治强人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波共中央二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名哥穆尔卡为波共第一书记候选人，同时接受了政治局十二名委员、三名候补委员向全会提出的集体辞职。

    就在全会准备产生新的政治局时，会议主持人突然宣布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飞抵华沙的消息，建议全会暂时休会，立即组成波共代表团去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并进行谈判。

    苏共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它包括了苏联党、政、军各界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华沙条约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有十位陆军上将。这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传统--以高层领导的集体力量来形成威慑力。

    赫鲁晓夫同时还带来了强烈的愤怒，因为波共竟然没有得到苏联的批准就要对党的最高领导作如此重大的改变；还有，他曾给波共发过一封电报，说他愿意作为一个客人参加波共八中全会，但被波共拒绝了。

    这个庞大的代表团不是波共邀请的，他们只是在启程之后，才致电波兰，说苏共代表团正在飞赴华沙途中。这些不速之客飞抵华沙时，机场智指挥塔还没有接到让这架图-104飞机降落的命令。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到飞行员声称‘油已耗尽’，才被波兰方面允许着陆。

    十分暴躁的赫鲁晓夫，本来就窝着一肚子怒火，现在就更加愤怒了。一走下舷梯，赫鲁晓夫就对前来迎接的波共领导人咆哮起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我们的血，而现在，他们却试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办不到，绝对办不到！’迎接他的波兰人中，有一位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而且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

    赫鲁晓夫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敢于冒犯他的男人，问到：‘他是谁？’‘我是哥穆尔卡，我曾经被你们在监狱里关了三年。’赫鲁晓夫仍然不愿意和哥穆尔卡说话。又问别人：‘他在这里干什么？’赫鲁晓夫得到的回答是：‘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波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要求将他的代表团直接送到正在召开的波共二届八中全会会场。哥穆尔卡坚决拒绝赫鲁晓夫参加他们的全会。赫鲁晓夫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

    为了使这个波共新领导人就范，赫鲁晓夫一面与波共领导人会谈，企图影响波共全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同时调动了三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向华沙挺进。哥穆尔卡没有在武力讹诈下退让。他镇定而严厉地告诉赫鲁晓夫：’除非军队马上撤离，否则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我要通过电台向人民讲话，通知他们所面临的局势！’

    大学生和工人知道了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他们自动地聚集在双方领导人会谈的贝尔凡尔宫外，声援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华沙地区十六个大型企业的工人还自动组成民兵队伍，严密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准备在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

    赫鲁晓夫妥协了。他看出哥穆尔卡和他身后的波兰民族是有勇气对抗到底的。哥穆尔卡用不眨眼睛的斗争，赢得了与共产世界最高首脑的对抗。弱小的波兰依靠哥穆尔卡的巨大政治魄力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四、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而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自一七九五年俄国兼并了波兰以后，没有一个俄国皇帝不为波兰问题头疼；而所有俄罗斯帝王又都是用武力来医治这种头疼的。因此，几百年来，俄罗斯帝国一直是压在波兰身上的巨石，而波兰也是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中，最桀骜不驯的一个--每次都得通过武力才能把它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然而这一次，历代沙皇非常成功运用过的手段，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了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说，哥穆尔卡击败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的武力恫吓，而是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的霸权威胁。

    苏、波两党的会谈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当赫鲁晓夫带着他的代表团离开波兰时，他已经学会非常友好的与哥穆尔卡交谈了。哥穆尔卡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赢得了赫鲁晓夫的承认和尊重。哥穆尔卡就是带着这样的胜利和人民对他的支持，回过头来处理棘手的国内问题的。

    哥穆尔卡在国内事务中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波兹南事件’平反。如果说与赫鲁晓夫的较量充分显示了哥穆尔卡的意志力量的话，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则表明，哥穆尔卡确实具有一位政治伟人所应有的社会良心和政治魄力。

    在正式当选为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哥穆尔卡就发表了为波兹南事件平反的著名讲话，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走向街头的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人民波兰，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滋生并深深触动了他们的邪恶、腐败。他们反对的是对他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

    在这次全会上，哥穆尔卡还把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好坏的标志。他说：‘……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是丧失执行权力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治理国家，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坏政府，因为它必然要依靠官僚主义，必然要依靠破坏法制和暴力……要是行使权力的特权和这种受崇拜的权力落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手里，落到只会机械地执行命令的人手里，或者落到腐败的野心家的手里，那就更糟了。这些人将会轻率地、然而是有效地为埋葬社会主义挖掘坟墓。’

    在五十年代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批判中，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具有哥穆尔卡的勇气和深度？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乃至今天，哥穆尔卡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力的呼唤，仍然十分遗憾地具有现实意义。哥穆尔卡以无与伦比的政治家的魅力，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波兰。他获得了党内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支持……

    五、哥穆尔卡在五十年代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会让期盼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当代人，感到羡慕吗？

    苏共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八中全会继续召开。哥穆尔卡发表了一个长达六个半小时的讲话，对原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我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做法之上，建筑在暴力之上的’；哥穆尔卡指出‘民主化道路是建设最好形式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在这次向全国广播直播的讲话中，哥穆尔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并在全会以后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了自己的政治改革——批判个人崇拜，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核实政治恐怖时代的政治罪恶并给受害者平反昭雪。哥穆尔卡要求‘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应当最后结束波兰版贝利亚主义在党内、国内的活动……’；加强了同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成立了三党中央委员会。哥穆尔卡强调‘波兰的政治领导权不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单独来执行的……’；

    哥穆尔卡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视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他对党严重的脱离劳动人民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没有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自己外谁也代表不了。’因此，哥穆尔卡在此次全会上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以制止企业的官僚主义。哥穆尔卡说：’工人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机构：工人阶级通过它直接地参加国民经济的管理，’为‘工人委员会’的权限立法：’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这些权限包括—制订企业计划，确定企业发展方向；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对企业活动作出评价；参与企业分配计划的制定；规定劳动定额，确定工资等级和企业的奖罚制度；工人委员会由企业职工直接选举产生…………

    即使在今天，扩大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事物中的权限，也不失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问题。

    削弱中央集权，扩大国企的自主权是这类改革都走过的路，很少有人非议；但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问题却被人忽视了：扩大了的国企自主权是交给职工，还是仅仅由厂长经理把持？

    作为社会主义改革，这本来不是问题，然而遗憾的是，许多改革设计，恰恰忽视了改革的社会主义前提，而将国有企业交给一些官僚--以前是靠作政治思想工作起家的政治官僚；后来是具有理工科学历的技术官僚……其后果在开始的中国和以后的俄国都非常相似的凸现出来——那就是无法无天的腐败和无法无天地对公共财产的掠夺……

    哥穆尔卡在五十年代的尝试无疑是超前的。

    哥穆尔卡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重要的另一笔，是将权力中心从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转移到以往被称为‘橡皮图章’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地位。

    为此哥穆尔卡对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全国普选，候选人可以超过当选议员的50%，实行差额选举。哥穆尔卡说：‘选举应该使人民作出选择而不仅仅是投票’.

    一九五七年初，举行了以各党派为竞选单位的国家第二届议会选举。在这次有一千六百多万选民参加的大选中，投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党、民主党和无党派人士在458名国会议员中，获得220个席位，几乎接近半数；统一农民党领袖还被选为议会议长。

    将权力重心向议会转移，而议员又通过全民普选产生，这是国家政治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步骤，因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前提。

    六、哥穆尔卡不仅有进行政治改革魄力，还具有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格魅力，波兰人民对领袖的选择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哥穆尔卡具有特别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同时，他还具有托洛茨基那样的演说天才。波共前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杨·普塔辛斯基曾经这样描写过哥穆尔卡在政治活动中的魅力：‘哥穆尔卡具有清晰地表述思想的天赋，善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打动人们的心弦，唤起人们的理智。我们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赞同他的讲话。这时会场出现了一个没有导演的场面，人们自发的欢呼着他的名字：维-斯-瓦-夫！维-斯-瓦-夫！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制造个人迷信气氛的意图，这是党对自己的领袖尊敬和信任的表现，是党同自己的领袖团结一致的表现……’

    我们不能把这种描写看作是对领袖人物的溢美之词，因为在作者写下这段文字时，哥穆尔卡早已失去了政治权力，并且已经告别了人世。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家对另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是政治家的标准；那么民众的标准呢？

    哥穆尔卡对民众也同样具有魅力——他谦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即使已经当上了最高领导人，他还是不愿意要一大堆侍从和仆人。在旅途中，他会在火车上、飞机上突然打开公文包，拿出他的夫人索菲亚给他准备的夹肉面包，把它吃掉……

    很少有哪位政治家得到过哥穆尔卡从人民中得到得到的那种真实的衷心爱戴——一九五六年底，在华沙的一个最大的广场上，哥穆尔卡以党的领袖身份与首都人民见面，并作了讲话。讲话结束后，群众不是象以往那样爆出掌声和呼喊口号。几万人的会场一片沉静。突然间，群众中有一个人放声唱出《祝他长命百岁》……这是一首波兰民歌，它是在家庭的节日里用来祝福亲人的。

    会议组织者紧张起来——为刚才的沉静和现在这首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唱的歌……组织者是准备以掌声和事先规定好的口号来欢迎新领袖的……一瞬间，许多声音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几万个声音汇成一片……人民在告诉哥穆尔卡，他们不单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领导人，而且还将他看作自己的兄弟、朋友，看作是他们的亲人……哥穆尔卡先是对这种祝福方式感到意外，紧接着，他深深感动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那一刻，哥穆尔卡能不发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决心吗？一个政治家难道能忘记这样的时刻吗？

在哥穆尔卡执政的头两年里，他的政绩是令人振奋的——
限制了安全警察的权力；
放宽了书、报检查；停止了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
对天主教采取了温和态度；
对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要求在党内建立民主机构；
要求把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制改变为企业自治；
要求发展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哥穆尔卡在一九五六年所实行的这些社会主义改革，即时在今天看来，也是大胆的、令人羡慕的。哥穆尔卡所掀起的强劲的改革浪潮，给波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波兰人民把这次改革称为‘十月里的春天’。

    七、当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领袖的明智，当制度的运转依赖于领袖的个人权力时，领袖和社会两方面的悲剧就要拉开序幕了……

    这是靠领袖的明智和个人力量而取得了巨大社会进步的典范。然而，这又是一种很难巩固的社会进步；历史最终所记录下来的五十年代的波兰改革，是一个悲剧性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哥穆尔卡的改革生涯比匈牙利的纳吉更具有悲剧色彩。哥穆尔卡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被他本人释放出来的民主力量，最终危及到波共的领导地位时，哥穆尔卡动摇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人委员会的态度——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工人委员会开始与工厂的行政领导、继而与波共和中央行政机关的矛盾便尖锐起来。于是要求限制工人委员会权限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哥穆尔卡在内外压力下妥协了，对保护工人委员会权益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将工人委员会改为‘工人自治代表会议’，并且由‘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组织’的三方代表组成；同时将其的权力局限在‘协调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关系’上。

    仅仅两年时间，哥穆尔卡曾经积极抵制的官僚主义便在各级政权机构中复活了，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又重新趋于凋零。改革停顿下来了，因为哥穆尔卡‘害怕党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一九五八年，官僚主义又重新得到了巩固，一切民主化措施停止了，精神生活重新受到禁锢’（《欧洲共产主义》）哥穆尔卡的堕落是全面的——这位曾经让莫斯科敬畏的波兰领袖说过，为了‘维护波兰的民族利益，必要时要不顾苏联的反对’；可后来却把自己的国家用链条牢靠地与他的老大哥拴在一起，而支持来自莫斯科的任何倡议：一九五八年，当匈牙利的改革家纳吉被处以绞刑时，哥穆尔卡按着苏联定下的调子谴责了纳吉的修正主义反革命罪行；一九六八年，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已经衰老，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权力之中，对此时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不仅不能理解，而且不断地在公开的演说中对‘布拉格之春’进行恶毒攻击；当然，他反对‘布拉格之春’，还因为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也面临着与捷克斯洛伐克旧政权相同、甚至更深的危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改革浪潮正迅速地向他的王国蔓延过来。

    在一九六八年，哥穆尔卡的对民主的仇恨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他不断地给勃列日涅夫施加压力，要求对’布拉格之春’进行军事干预。勃列日涅夫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违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这位老资格的东欧政治家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

    对哥穆尔卡改革生涯的悲剧性结局，普遍的解释是，在国内受到‘左派’，即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在国际上，则是匈牙利事件后，由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加强，而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倒退所至……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这个悲剧的是产生，在波兰人民方面，是历史局限：在五十年代，人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还只是争取领导者的政治许诺，以及寄希望于领导者的善意和明智；波兰人是等了二十年后，才认识到，将政治家的承诺和改革中取得的民主权力迅速的法律化，并拼死捍卫这些法律的权威性和一贯性是多么重要！（我们则拒绝作出任何承诺，）

    在哥穆尔卡方面，这个错误却是这类制度的最高领导人必然要走的路——当整个政权的各级官员都对领袖的权力表示出绝对的屈从和绝对的赞美时，他不再可能对自己运用权力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保持谨慎态度和检讨精神了……

    在五十年代，哥穆尔卡和波兰人民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一切的进步都是依靠领袖的个人权力取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权力社会化虽然走出第一步，但距能得到宪法的保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削弱警察力量和官僚主义机构的同时，领袖的个人
权力却加强了……正因为出现了哥穆尔卡这样杰出的政治家，社会在得到了国家的一些政治让步之后，便放弃了对权力的警惕和监督，而把一切都交给了他们所能信任的领袖。人性中的最大弱点，便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评价。登上了权力之巅的哥穆尔卡只可能听到一种声音--颂扬。

    哥穆尔卡很快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因此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用手中的权力为波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作出决定……哥穆尔卡的政治权力的绝对化，必然使他依赖于照章办事、唯命是从的官僚政治。绝对的权力对哥穆尔卡的腐蚀是那样的有力、迅速。

    八、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历把一个完全相同的’波兹兰事件’，放到哥穆尔卡面前--从而给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了的政治伟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哥穆尔卡在’布拉格之春’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角色，还不是这出悲剧的高潮--权力对哥穆尔卡的彻底毁灭是在十四年后的一九七○年。历史恶作剧似的让已经僵化了的哥穆尔卡重新回到使他成为伟人的那个起点上，而把又一个‘波兹南事件’原封不动地放在面前。历史要用同一件事来证明这两个不同的哥穆尔卡有多么大的差别。或许，历史已经无需对此时的哥穆尔卡进行考验了，她几乎只是为了证明权力能使政治家成为伟人，也能使其成为罪人；或者，她只是恶作剧式地为哥穆尔卡唱了一首政治死亡的挽歌——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机关报刊登了部长会议关于改变一系列商品价格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将肉和肉制品提高17％，面粉10％，食油33％。决议还对价格调整作了详细的、理由充分的说明，并宣布对电视机、电冰箱、人造纺织品、食品罐头等商品降价8-40％。政府是谨慎的。

    为了配合这种谨慎，这一天的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报道了拉多姆地区举行‘铸造工人节’的庆祝活动，刊登了大会写给哥穆尔卡的效忠信：‘书记同志，我们向您作出保证，久经考验的铸造工人将全力以赴地贯彻党和政府提出的纲领。’非常遗憾的是，政府没能准确的感受的在这种表面的、由大会组织者和新闻部门编撰的豪言壮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满和危机。波兰工人对政府鼓励他们把更多的钱化在降了价的冰箱、电视机上表示不满。他们有自己的一笔帐：他们无需经常买电视机，却要每天买食品。一般工人用在食品上的开支本来就占45%以上；眼前又恰恰是圣诞节前夕--就凭选这么一个时刻调价，就能证明政府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多么虚伪；当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替工人算了另一笔帐：这次涨价，政府将从人民的钱包里拿走二亿多美元……

    尽管工人被说服过，说这些钱是用来减轻政府不堪负担的食品津贴的，说这些食品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低廉的。但工人们却认为，这类津贴早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了，所以他们的劳动收入才比西方工人低得多--政府哪来的补贴钱？再说，既然国家遇到了危机，为什么从来没有向工人阶级报告过？（恰恰相反，他们以往听到的全是辉煌成就）这次要工人作出牺牲，也没有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工人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人吗？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这是宣布决议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在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群工人，上午离开了工作单位，来到厂部办公楼前，对商品涨价表示了抗议。厂方当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对食品涨价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工人决定向格坦斯克省委进军，他们越出了厂门。罢工者变成了示威者。示威工人唱起了国际歌和波兰国歌。唱这样的歌不犯法，他们有权唱。当示威队伍走到省委大楼时，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人。他们高呼口号：‘我们要面包，不要电视机！’‘我们要求增加工资和发表意见的权力！’……

    在这许多痛快的、多少有点儿感情用事的口号中，却有一条表明了工人的谨慎和不祥的预感。这条口号是：‘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工人们希望得到这个称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然而，工人没有得到他们所要求的；甚至没有得到一次那怕是不成功的对话。他们被警告说：立即离开现场！紧接着，他们面对的是一道由武装警察组成的警戒线。最初的枪声响起来了……

    九、仅仅因为对政府的某项政策表示了不满，就有四十五名波兰工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任务人流了鲜血……仅仅为了要求一次直接的对话，六名工人付出了生命，数十名工人流淌了鲜血……然而，这仅仅是人民波兰‘悲剧的一周’的开端……

    这是一九五六年‘波兹南事件’的重复。把两次重复的历史进行一次比较是有益的。这是另一种意义的纪念碑。为了让政治家能经常到这样的纪念碑前，读一读历史的训戒，我们仍然把这个重演的悲剧详细地描绘出来——……工人们唱着国际歌，迎着高压水龙的冲击前进着。格坦斯克的十二月是滴水成冰的季节。第二道防线是鸣叫着的的警车和数百名头戴钢盔、手提警棍的警察。他们是敢下手的，他们见人就打。工人们冲过去，用赤手空拳和地上捡来的石头进行搏斗。最后，他们终于遇到了整齐地排列在大街上的坦克车队。工人仍有勇气迎上去，有勇气向坦克车伸出拳头，高呼道：‘我们是工人，不是流氓！’然而勇气并不是万能的，他们无法将坦克推回去。坦克开过来，他们一边撤退，一边用身体组成一道防线。这是不堪一击的防线。坦克不费力地前进，防线溃散了，游行的队伍也将溃散……此时，绝望的工人决定用肉体进行最后的斗争，许多任务人横躺在大街上阻挡坦克。一位工人被坦克压死了。人群和坦克都愣了一下，都停了下来。忿怒的工人猛砸着那辆坦克，坦克兵几乎被砸碎了。六名工人抬着用波兰国旗盖着的死难者，高唱着国际歌，继续游行。人们忿怒地高呼：‘看看你们干的勾当！！’

    愤怒使已经很少的理智和秩序消失得无影无踪，怒火点燃了建筑物，点燃了警车。有坦克支持的警察和陆军部队与工人发生了激战。开枪的命令下达了。只有少数士兵使用了武器，他们朝空中开枪……但警察却毫不留情，对准示威者开枪。而示威者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也有警察被打死，或被砸昏过去，工人用石头和从警察手中夺得的武器进行绝望地反抗。人疯狂了，坦克也疯狂了，一切都失去了控制……那六个抬着死难者的工人也遭到了枪击，他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倒下去的……一辆坦克从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身上压过去，目睹着这一惨象，一名年轻的陆军士兵哭了……

    ……开枪的命令是哥穆尔卡下达的。人民曾经为得到了这样的领袖而激动得流过眼泪；十四年后，他却让人民流出了鲜血——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与军警对抗的工潮中，有四十五名工人被坦克和子弹夺去了生命，一千多任务人流了鲜血……

    十、工人以为哥穆尔卡会象十四年前那样听听他们的意见，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哥穆尔卡以为有权用坦克来教训自己的人民，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为这个错误而永远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与一个政权的稳定和权威相比，四十五个工人的死亡是太微不足道的；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民族死于法西斯暴行的人是这个数字的数万倍。但这是无法类比的--那是战争时代，这是和平时期；那是被异族的征服者所杀，这是人民的国家流了人民的血……想到这些被称作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是被他们的代理人、公仆杀死的，想到这些赤手空拳的死难者是被刺刀、步枪和坦克戕害的，想到下令开枪的人是被他们当成亲人、父亲般爱戴的领袖--那么，即便是‘四十五’这么个小数字，也足以使人颤栗……哥穆尔卡没有颤栗。他在悲剧发生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训斥工人阶级。他说：‘波兰工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满意……’正如泰戈尔所说，‘权力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哥穆尔卡的这番话表明，一九七○年的哥穆尔卡已经不是一个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血肉之躯，而仅仅是一个权力标志、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权力符号。

    哥穆尔卡接着说：‘工人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就罢工上街了，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言而喻，国家会对他们采取宽容态度……’显然，工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国家’是个错误；以为哥穆尔卡会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更是一个错误。哥穆尔卡在用军队教训了犯错误的工人后，还要用法律来惩办工人……

    ‘十二月悲剧’之后，哥穆尔卡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成员，’；‘开除造船厂全体工人，并对职工进行甄别。’这场悲剧该到尾声了——权力对哥穆尔卡的毁灭最后完成了。这个结局也同一九五六年完全一样：不到一周的时间，哥穆尔卡就因对‘十二月悲剧’承担责任而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他年仅六十八岁。

    与哥穆尔卡在一九五六年一上台就谴责他的前任、并为‘波兹南事件’平反一样，接替他的盖莱克，在就任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波兰，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掉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这一次，哥穆尔卡的政治生命再没能复活--尽管他还默默无闻地隐居了十二年，于一九八二年去世--没有人再提起过他，只有历史默默地记住了他在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剧中，所扮演的那个不光彩的配角；以及他在一九七○年波兰的‘十二月悲剧’中所扮演过的那个罪恶的主角……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