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崢
時不我待，中道崩殂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近代化自強運動的深入，國內的士紳階層和清廷地方大員們，都很想跟隨世界潮流。立憲派要求盡速召開國會，地方督撫著重點在於實現責任內閣，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想幫助清廷建立起一個能安上全下、統籌大局、效率顯著的中央政府，初衷都是挽救國家危亡。
但是，平民階層的立憲派與官僚出身的立憲派矛盾重重，官僚立憲派與貴族立憲派同床異夢，平民階層的立憲派與貴族立憲派后來更是發展到勢如水火。他們之間的內部矛盾，極大消耗了本來可以同心同德的改革基本力量，更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裂和清政府權威的喪失，加上清廷對於突發性大型群眾事件缺乏復雜、理性的處理方式，隻知道簡單的武力鎮壓，最后把自己逼成了絕對的孤家寡人。
縱觀世界各國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折，從上層發起的改良運動，非常具有普遍意義。比如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亞歷山大二世的解放農奴舉措，德國的統一，意大利的統一，土耳其與埃及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成功范例。
清末的中上階層，如果能從切身利益出發，順應生產方式的改變，漸行漸近，完全有可能實現不流血的革命。
中國的政治常態就是一個“拖”字，各種政治勢力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以及顧及自身的利益和權力爭衡，總會以一種特別模糊的不反對、不支持的模棱兩可的狀態傳達自己的意圖，各方在明爭暗斗之余對此也會附和相應，左右逢源，總把希望寄托於流逝的時間來最終見分曉。
即使攝政王等年輕的滿洲王公貴族比起先輩們更加“開明”，但權力的腐蝕力太巨大，為所欲為的特權太令人珍惜，加上他們骨子裡一貫的皇族傲慢，即使實行“立憲”，他們的最終目的無非是簡單的、為保全愛新覺羅家族的“富國強兵”而已。他們並沒有深謀遠慮，且從來沒有考慮過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只是想以簡單的政府機構改革來裝飾門面、捱過政治危機，從來沒有進行過公民權利方面的考慮。滿清的立憲，最深層的目的仍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合一。作為“至高無上”的君主，依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的當然壟斷者。
“立憲政治的精髓在於，一個集合體的權力存在於每個組成部分中，而不是僅僅存在於統治階層。這種普遍的、內在的權力平衡，就是歷史對中國政治提出的要求。”悲劇在於，晚清政壇沒有高手能把憲政制度完美地嫁接在君主制度的枝干上，政府又遭受連年對外戰爭失敗后的權威危機，所以，政府主導型的改革以慘敗告終。
清政府長期以來，多次失信於民，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深深懷疑。稍有常識的人冷眼旁觀，都會發現清廷這種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政治“改革”似乎只是愛新覺羅皇族的私人事務。即使真的通過改革能夠實現國富兵強，天子和滿洲皇室的權力愈來愈強，最終得益的只是上層極小部分人，他們和他們所構成的政府權力可能更加不受約束，個人自由勢必會受到更加嚴重的損害。
此外，晚清社會的經濟落后和市場經濟的不發達，也是憲政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沒有優良的經濟環境，憲政改革和民主制度就缺乏堅固的社會基礎。正如巴林頓·莫爾所言：“擺脫農業這種人類的主要社會活動，是民主獲得成功的一大前提條件。必須打破土地貴族的政治霸權或對其加以改造，農民要面向市場進行農業生產，而不再局限於本人及領主的消費” 。
可嘆的是， 1911年，時間再不等人。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哪怕清政府的改革和憲政提前七八年，革命的勢力也不會那樣強大和具有滲透力，內部和外部的環境都不會像末期那樣險惡，政府的權威在民眾中尚存，清廷不致於那樣手忙腳亂、倉惶被動和不知所措地無頭蒼蠅一樣倉猝地進行朝令夕改的“改革”。倘若早些動手，即使套用日本明治維新那種中央集權式的程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失去了立憲最后的機會，中國的改良運動很快就直接演變為暴力流血的革命。腐朽、但並不十分殘暴的清王朝末期統治集團，等待它的隻有那冥冥之中注定的、武昌新軍中那一聲槍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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