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李慧采访报导
他让外面的世界看到了通过CCTV看不见的面孔，看过他的照片的人都无法忘怀。
当大多数人选择妥协与沉默，他记录了那些敢于站出来捍卫自己权利的人，记录了他们追求公正的勇气与耐心。
他试图将厚重涂抹的历史撕开一角，让我们看到不能不面对的真实历史。
杜斌简介
杜斌，1972年3月1日生于山东省郯城县，现居中国北京。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曾任《纽约时报》摄影师，是近20年来在《纽约时报》发表新闻作品最多的华人记者。其新闻摄影作品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杂志、英国《卫报》、德国《明星》画报等西方主流传媒也都有发表。他曾被香港记者协会授予第14届人权新闻奖“摄影特写奖”，这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奖项之一。
“不翻墙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记者：您的作品中所记录的一些事情，和中国官方媒体报导的相差很大，据说您被中共称为“专门揭政府伤疤的人”。您叙述的都是真事吗？您是如何得知信息的呢？
杜斌：可能有人很奇怪，说我这个人为什么总是去写去拍一些所谓中国的阴暗面？我觉得那所谓的阴暗面，那才是真实的中国，是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都忽视的那一面。
当然，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通过看电视报纸知道，我开始也是这样。而且，我过去曾经是中国官方媒体的记者啊。1999年的时候，我就是在我们山东省发表新闻照片最多的一个人了，没有第二个。那时我做的全都是正面新闻，那些东西，没有新闻我都能给做出新闻来，对，就是那么厉害。我的摄影作品曾经刊登在除《光明日报》之外的所有大陆报纸，几乎比较重要的报纸全都刊登过。
后来我经常上网查资料，结果看看就打不开了，网页被封锁了。2004年，听同事说有个叫无界浏览的软件，翻墙出去就能看见外面的新闻，但她没有给我，真遗憾啊。
后来一个美国报纸的翻译，说她可以给我，我急不可待啊，要到后回家赶紧一键打开，一上网就翻出去了。以前看不了的都能看了！兴奋得就想想还有以前什么没打开的。我一夜没睡，翻墙！从此如获至宝。我看到了国内看不到的“六四”、“法轮功”、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等等，震惊啊！不翻墙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啊！翻出去看到外面的中国消息以后，我才知道，我之前看到的中国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中国。
看得越多心情越沉重。我觉得某些人的不寻常境遇，从一些细节上，就能看出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自从看到另外一个中国以后，我就有事可干了。我付出了我的生命里几乎所有的热情。我去寻找，我看见。所以我写的东西，都是我看到的、听到的、我知道的，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
十多年中，我尽量都努力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否则，整天看着那些糟糕的事情，人就会崩溃的。所以我的状态一直都很好。你看像我这样子，也没有家，什么都没有，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啦。但是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
记者：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也很是关心中国的一些问题啊，经常公开表态呼吁。但“法轮功”和“六四”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禁区”，几乎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都不敢公开谈及的，您却都涉入了。您第一次涉入法轮功题材是什么时候？
杜斌：因为我一直研究上访者嘛，那是2004年吧，我翻墙。在明慧网上我看见一个人2000年上访被驻京办的抓住，脚后跟被切掉了一块儿肉，后来给打死了。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竟然把一个人的脚后跟的肉给切掉了，就是因为他要上访！
于是我去找了他妻子，在青岛。有地址，有电话，但电话不敢打。去的时候我紧张得不得了，结果到那之后，家里没人。敲了半天门，没人开门，我就走了，我走了二十米吧，他妻子回来了。我说明了来意，她说，小伙子，你别紧张，没事儿，她很镇定的。我说我很紧张，她说你别紧张，没什么事儿。于是到家坐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后来那个照片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这个群体。
直到现在，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这样的：他们非常温和，即使是讲述自己遭受的酷刑，都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一样，也是非常平和的。我还是挺感动的，这是信仰的力量。
后来我接触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她们给我讲述她们亲历的遭遇。我戴着耳机听的时候，感觉没什么。等我整理的时候，我就有些心惊肉跳了。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一定会让人震惊，这是中国劳教制度罪恶的一个历史。能接触到这些学员，太不容易了，靠的是她们对我的信赖，还有运气。
“我要做一名新闻记者”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杜斌：我九三年当兵，在部队宣传科就写新闻报导了，当时有一个手动相机。九五年退役我在工厂宣传科，每天下午下班时，我就把《经济日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那些个报夹子借来，晚上回去看，早上上班就送过去，我就这样学习。我拍工厂的一些照片，拍完一张洗三十份儿，然后给各个大报刊投稿。因为我拍的角度好，有的报纸版面就需要，一不小心就发表了。当时县委宣传部有奖励，我一领就是好几千块钱。
宣传部知道我发稿子多，让我给全县的通讯报导员讲课。讲课的时候，有两个新闻报导员，他们就觉得……肯定不高兴啊：你，你一个工厂的工人，跑来给我们讲课？……我坐在台上，他们在台下，在看一张花花绿绿的报纸。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了，也不知是什么报纸。我讲完了之后，人都走了，那张报纸没拿走，这就是《北京青年报》。那个字，那个标题，又大又绿，各种颜色的。我后来就把我的图片就寄给这个报。没有地址，那怎么办？地址：北京市，《北京青年报》。然后他们就让我去北京上班啦。后来，我在北京一些报刊也干过，后来，我就成了《纽约时报》的签约摄影师。
“做新闻记者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记者：您为什么喜欢做一名记者呢？
杜斌：其实以前我也写诗，后来我就认为不应该写文学类东西了，我应该做一名新闻记者。
有一次我听朋友说有个农村的贫困家庭，家里的男主人给别人盖房子，掉下去脊椎摔断了，只能躺在床上。女主人种地，还有一个老奶奶，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三个孩子学习都非常好。我就跑了六七十公里，去了他家。见了之后，我就说，我也没有钱帮助你们，我想做个图片故事，看看能不能帮你们一下。我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饭，我自己带了矿泉水，我就来这一次。发表了之后，能帮助你们就帮助你们，不能帮助，我也就没办法了。
结果图片发了七八家报纸，后来我听说，他家收到2万多块钱的捐款，1999年，那时就很多了。没想到，我跟他们家待一天，做了一篇文章，就帮了他们这一家人了。我特别骄傲，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做记者就是好。从那时我就发誓，我要做一名新闻记者，做新闻记者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但我一直对小人物的事情比较关心。
奥运期间，《纽约时报》给我一个证件，要我去奥运馆。我吓坏了，因为我对体育是外行，最后没让我去。
那时气氛特别紧张，满大街都是戴红袖章的。奥运会的时候我拍下了很多照片，比方说，拍在火车站被迫离开北京的农民工。明天就奥运会了，今天呢，农民工乌泱乌泱地被赶回家，给撵回去，离开北京，这个城市不欢迎你。
奥运会的时候，我还比较关注杨佳的事情，他家离奥运会场很近，那边儿在狂欢，而杨佳在里面关着，他的妈妈也失踪了。
2010年世博会，我写了《上海骷髅地》，它5月1号开幕，我4月27日出版了我的书。好多地方下了通知要查这书。后来我在网上看见了：好多地方，像济南、江西、新疆等地的工商部门，往上面报材料，说根据上级的命令，要进行拉网式检查，如果发现有人快递以下的这些非法出版物，就要拒绝，其中就包括我的《上海骷髅地》，我在网上还找到了快递公司的通知。
记者：您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工作，如果拍的照片不受中国政府欢迎，也会有问题吗？
杜斌：嗯，有个事情。2008年法轮功学员于宙死在北京的一个看守所。这消息我们是从网上找到的，当时于宙的妻子已经被判刑了，从网上我们又找到了于宙的姐姐，联系后拍了一张于宙的五寸小照片，发在《纽约时报》了。
后来呢，听说外交部把新闻记者叫过去了，训了他一顿，说他写什么不能请律师啊、迫害死三千多人（法轮功学员）啊什么的，就是不满意吧……
只要你找中国通，对共产党这几十年干的这些事清楚点，对不起，不让你进来，拒签。你做负面报导，对共产党不利，它就限制你。
1976年中美建交以后，有些记者就可以在中国驻站了。平常监控很紧，只要和中国人接触，比如你给中国人打电话约采访，在你还没去之前，官方就派人去了：你不能接触，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掐断了。你见不到人……
2012年有个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华裔女记者，因为做了一个劳教方面的视频报导，反响很大。政府不高兴，最后这个记者被迫离开中国，后来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英文频道关闭。
我接触过几个外媒记者，在见某个人或写某篇报导时，都会先自我审查：见这个人或写这篇文章，会不会令中共政府不高兴？或将来在签证上是不是会碰到麻烦？外国记者都想在中国写出好新闻来建功立业，所以都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不去激怒中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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