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盟會: 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

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作者：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因此，1966年夏季发生的学生红卫兵攻击折磨教师的大量事件，是非同寻常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如果我们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革命”的话。事实上，这些事件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死去的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夏天，在中国的宣传媒体上，对这些暴力事件却未提一字。虽然当时的媒体热情洋溢地支持1966年8月在全国各地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并且几乎天天把红卫兵的活动作为头版新闻报导。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革命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然而，在开始分析和评价这些已经被记录的“文革”故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革命还有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量教师遭到学生暴力攻击并被打伤，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另外，还有很多学生遭到他们的同学的打骂和侮辱，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由于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给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和个别社会名流，普通人不在其中。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二、调查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始于十多年前。我已经和数百名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过话。他们之中大部分当时是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教师，也有一些是受难者的家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115所学校里的故事。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115所学校中，［3］在1966年夏天，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其中有四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一共有27名教育工作者被杀害了。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学校外的人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中我问了殴打教师是否在网络使用者的学校中发生过。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一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那些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的情况。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一些曾参与打人活动的人拒绝或不情愿和我谈话。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往往不能提供有关细节。对他们来说，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因其过于羞耻、过于痛苦而不能回想起来。举例来说，是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是作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另外，由于不能获准查阅死亡档案，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会有遗漏。文革的这一部分的事实，由于各种原因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疏漏了。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这些残暴的行为最多也只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需要对历史真实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和死亡的特殊心态。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主要通过我调查得到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暴力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强迫他们戴高帽子，给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用开水烫他们，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后来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4］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还把地上的污物塞在她的嘴里。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被折磨。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被用火钩子毒打。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而死亡。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顾涵芬，一个女职员，不但被剃了半边头发，而且有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红卫兵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斗争”一大批被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26岁的化学教师刘树华，被毒打和侮辱，在“斗争会”后从学校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1966年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打斗了十多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用铜头皮带打这些教师。其中的女教员被剃去半边成为“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这个学校还有两名老师自杀，有一个被逼疯。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后，死在学校里。她的头发被薅掉，嘴里塞满污物。在她死后，红卫兵还强迫其他教员打她的尸体。数学老师张梅岩上吊自杀。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那个夏天，高云多次几乎被折磨死。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桌子推翻，使陈摔下。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房间门和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折磨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强迫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一个教初中语文的女老师被打死。被访问的几个学生说已经记不得她的姓名，只记得名中有一“娴”字。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被打得差一点死掉。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第138中学负责人也被打死，姓张，名字已经被忘记。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6日，时年36岁。副校长易光轸在被毒打后，于8月下旬自杀。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在那里打人时，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六中有九名教职员被自始至终关在这座监狱中，其中一人离开监狱一个月后死去。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一个是退休校工徐霈田，一个是学生王光华，一个是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红卫兵“斗争”了该校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高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被打，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汪含英，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未死。

北京第三十中学的负责人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及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1966年8月24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用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在那儿他们殴打了行政管理人员和教授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红卫兵命令拆除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牌坊，那座牌坊建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技馆中。他们一个一个被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拷打，没有一个人躲过。

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建议”对“黑帮”“监督劳动”。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受到了很长时间的折磨之后，其中包括在头发上剃出一个十字型沟和被皮带抽打等等，9月2日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他被批判斗争和抄家。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

在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的老师的头发，还强迫她和她的教美术的丈夫在许多学生面前互相煽耳光。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跳楼自杀。1966年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两天后死去。邵庆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判斗争。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外省市。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来“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被磨得血肉模糊，脚上的肉被磨光。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叫做“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立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老师朱庆颐被学生打死。朱庆颐的独生子朱世光后来也在文革中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枪毙，文革后得到平反。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大规模“游街”“斗争”发生之后，在上海文革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写作小组”到华师大来看过，并在第二天就到其他学校讲话鼓动学生“开始行动”。1966年8月16日，上海外国学院附中红卫兵发起“斗争会”，在会上，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一批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毒打，有人被严重打伤。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只穿单衣）。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成卓如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贞被游街和侮辱后在1966年9月9日自杀。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红卫兵组织了一支“红色恐怖队”，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活动性质。在西安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多名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在“斗争会”现场被打死，死时不到四十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打死。校长被打断肋骨，九个老师被严重打伤，一个老师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被斗死。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他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虹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在厦门第八中学，1966年8月，物理教师黄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师萨兆琛在被残酷毒打后关在学校楼上，在一天凌晨坠楼身亡。

在广州，广州第十七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总务主任庞乘风。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

在长沙，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开始殴打老师及“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掉了半边。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去。在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非人的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据被访者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全都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攻击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从语言攻击到身体攻击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大家“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变成学生口中的常用语。

工作组把教师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有些教师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竹＋钱）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谴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但是在当天夜里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那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洛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在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于6月25日自杀。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于7月6日自杀。

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身体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在中学，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脆、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向上级领导求救，请求保护。但是他们没有答复她的信。

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后，当天晚上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向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当面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办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1966年8月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学生彭小蒙作了演讲。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11］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位于北京市中心)，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这篇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介绍篇幅很短，并且未给予准确数目及受难者姓名。

第三阶段：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各省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那时候，北京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受难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不仅有从前的工厂或商店的拥有者，有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个文艺工作者一起被中学红卫兵“斗争”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自杀。

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中，红卫兵打死了附近的37岁的工人陈彦荣和一老年女人。陈的妻子刘万才一起被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校卞仲耘后，又在化学实验室中把一名18岁的附近饭馆的女服务员绑在柱子上打死。上文写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打他的人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原来的菜窖变成了打人场所，有十三个从校外抓来的人被打死在那里。一位被访者说，在位于北京郊外风景区的第四十七中学，红卫兵不仅打了他们学校的老师，而且把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的所有“阶级敌人”都“消灭”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杀戮从市区扩展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在受难者中，年纪最小的是刚生三十八天的婴儿。［13］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1772人被打死了。这个数字最早可能出现于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文件从未公布。文革后，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4］发表一篇关于那时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长文。1966年夏天北京市被打死的人的数目在文中被提到一笔。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这些死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动词被动语态“被打死”，而没有告诉是谁杀害了这1772人。事实上，这些人不是被枪射击而死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的。根据一份“内部”材料，从1966的8月26日到9月1日，在北京每天有数百人被打死：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区，有333人被打死。这些数字来自掌握居民户口的北京公安局。事实上，有些人不可能被计算在内，因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时他们的北京居民户口已被注销。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还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学的邵庆玉老师。另外，尽管1，772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目击者认为有理由认为被打死的人的总数大于1，772。但仅仅就这个数字来说，平均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6至7人。（抄家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而且，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他们的骨灰不准保存。当时除了被打死的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由于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一度供不应求。成批运去的不标姓名的死尸堆在一起，火葬场在尸堆上加大量冰块也难以防腐。

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得到免费车票去全国各地旅行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把暴力行为带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串连了上海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上海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斗地主”。结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国学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该校红卫兵就发起对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和干部的残酷“斗争”，8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那里以后，那里又对老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打。老师被打伤后血流在地上。他们强迫老师用舌头把地上的血舔干净。

一位被访者，前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本文所附的学校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乡村，学生攻击教师和其他“敌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在湖北省省会武汉，根据官方统计，1966年夏天，红卫兵打死了62人，还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广播和报纸对红卫兵的宣传，以及“革命串连”，是把暴力从校园带到社会、从大城市发展到全国的有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