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回国落难记

「反右」把几十万、上百万的知识份子打成「资產阶级右派分子」，他们有的在下放、劳改时不幸死亡；有的活下来，却也难逃种种磨难，更难逃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他们本人及家人遭受的种种屈辱、虐待、煎熬，是他们一生难以抹灭的悲痛，也是中华民族绝不能忘怀的一页血泪史。

巫寧坤之女巫一毛女士著有《暴风雨中一羽毛》，叙述「失去童年」甚至「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的悲惨遭遇，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幸孩子。
巫寧坤先生目前住在美国，再过几个月就满97岁了。巫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快要拿到博士学位时，受到祖国感召，回国从事英语教学。却没有想到却也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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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煌

（一）

2004年春天，巫宁坤先生偕老伴李怡楷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燕京大学校庆。我和他素昧平生，只有文字之交。当时，他们住在南四环一亲戚家里，巫先生给我来了电话，想和我晤面，并去拜访李锐老。一向为人谦逊已近米寿的李锐老，说什么也不肯劳驾巫先生，定要和我一道去南四环会他。

4月24日午后，我们来到南四环中段一居民区的一座楼房里，会见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们畅谈了一个下午，分手时他送我们一人一本他著的名叫《一滴泪》的书。

（二）

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他第一次应邀回国是在1951年。

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很简单：1938年的夏天，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为了吃饭，也为了抗日，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阅读过高尔基的小说和*的秘密传单。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成了这个学院的唯一外国留学生。两年后，他进入加芝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

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却很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7月初，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李政道前去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赵萝蕤博士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赵女士除了在国内延聘了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的夫人俞大絪等前辈外，又不远万里请他回来共事。他利用上课前的几天时间，看望了原西南联大的一些老同学，如在新华社搞英文翻译的杜运燮、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的散文家汪曾祺等等。在老师中，他最惦念的是沈从文先生。尽管听说沈先生遭逢过不幸，他照样摸到中老胡同32号去拜望了沈老师和师母。

巫宁坤回到北京不到两周，就被安排到四年级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和北京、天津各高等院校三千名教师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国庆前，全校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齐声练习“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准备从西郊的燕京大学徒步进城参加天安门前的大*，他觉得很不习惯。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这个“运动”就成了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是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时，他也万万没想到，这“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当赵萝蕤女士向他传达时，话一出口，就放声大哭。因为当初是她提议让巫宁坤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万里回归的，而现在只能让他任人摆布而吉凶莫测，赵萝蕤怎能不伤心！

（三）

1952年11月份，巫宁坤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三十来岁的教授。

在一次课间，巫宁坤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他希望他的分析方法可以教给学生们至少是一种客观地研读文学作品的途径，引导他们独立思考，从而不知不觉地已进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禁区。

除了要面对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政治上的压制，这里更缺少人情的温暖和性灵的交流。一群中老年同事，几乎人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而他既不“明哲”，更不知如何“保身”。

他在课余翻译的第一本书，是从芝加哥带回来的《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作者是苏联的一位莎士比亚专家，说莎剧演出在苏联如何风行。接着他翻译了巴金推荐的两位加拿大作者写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这位国际友人舍生忘死、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献身精神，使他很感动，也鼓舞他决心为新中国效力。

他所不满的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学习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可思议的。不久，他就发现：大伙永远是错误的，党是绝对正确的。

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朗读他在北京新建的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这弄得很多人感觉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他思想落后。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约有20多名英、俄语老师开他的批判会。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一位四十来岁就开始秃顶的李秘书，愤怒谴责他对斯大林大逆不道。这位秘书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阵营敬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不幸逝世以后，南开大学全体师生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整队前往苏联总领事馆，哀悼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只有巫宁坤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有人说他个人英雄主义。他尽管十分气恼伤心，却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1955年开始“反胡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迅速升级为全国范围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在南开大学，巫宁坤身为“落后分子”，在政治上低人一等。但他认为自己毕竟不是“反革命”，总不会因为自己说话不中听就遭罪吧。

其实，他想错了。在全校动员大会之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州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接着，就有人盘问巫宁坤的历史，他都如实回答。有人问他1938年夏天武汉那个干训团的团长是谁，他回答是蒋介石，问话人立即就说他在那时就和头号战犯挂上了钩。当问到副团长是谁时，他说到了陈诚，也说到了周恩来。这个问话者立即跳了起来，说他“公然污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巫宁坤平静地说：“周总理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你住嘴，”主持会议的党员打断了他的话，“没人要你讲这些废话。你放老实点儿。这不是你讲课的地方。你在这儿是要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越快越好。”

他刚到家，就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他认得那个女的本是中文系助教。两个男的叫他站起来上下搜身，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和他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他们随即翻箱倒柜地搜查这个家，把东西扔得满地，还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最后，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临走时，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

这时，巫宁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伤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谨小慎微”。同时他想起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有人在会议上公然说他是南开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是“这次肃反运动的头号靶子”。在大批判时，主持会议的党员一个劲地要他坦白交代。正是在这种纷扰中，一位姓颜的英语老教授在图书馆前的池塘里投水自杀了——他拒不回答审问，宁可留下一大家老小。这样，主持会议的党员就让巫宁坤回家写交代。

他回到家，就听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她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了。接着他又听说南开还有其他人自杀。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党员领导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但是，由于自杀事件不是一个两个，“运动”马上降温。当又一次盘问巫宁坤在美国的经历、并怀疑他的爱国主义时，他开始愤怒地反抗了。他说他的一生是敞开的书。

他被软禁在家时，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就着手翻译起来。他觉得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使巫宁坤更加深了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信念。

五月中，学校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这个学院有英、日、法三个语系，以英语为主。李怡楷被分到英语系资料室，负责管理英语报刊。

一年前“肃反运动”的无妄之灾，似乎是陈年旧事了。党中央不厌其烦地宣传毛泽东亲自提出的“双百”方针。思想言论自由曾被目为异端，这时却认为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四）

七月中，巫宁坤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世界各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以汉语和英语为主，因此汉译英的任务很大。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也包括钱钟书等人。工作相当繁重，特别是政治报告，翻来覆去地译了一稿又一稿。所有年富力强的学者，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感到原文辞不达意，就脱口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素来以言辞锋利而闻名的钱钟书，这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这使巫宁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尽管如此，他发现周总理在报告中强调经济发展，放松阶级斗争，还是很受鼓舞的。尤其是*章中提出防止在中国出现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使他更感宽慰。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巫宁坤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接受*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不禁联想到历代封建帝王的独裁专制。

返校任教后，他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虽然负担较重，但他脱离教学已逾一年，渴望重登讲台为好学的青年授业，因此并不计较。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在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供应几家重要学术刊物的约稿。在1957年4月创刊的《西方语言文学》季刊上，就发表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诗人卞之琳老师的新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文章。五月，他又完成了一篇评论吴兴华教授精心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的长文。与此同时，已调入科学院文学所的卞之琳老师，和原来燕京大学西语系的青年同事杨耀民一道来访，他盛情接待。这位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柱着双拐的青年回忆两年前的“肃反”，说这是跳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什么叫自由和民主，应该进行补课，现在大力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有必要……巫宁坤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出现的批评有不少“毒草”，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人们，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这之前，校党委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大伙的发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他年青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延安投身革命，在1942年经历过延安的“抢救运动”。他作为日本留学生，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日本特务。在这个“运动”中，有些人自杀了，但他经得起考验，赢得了党的信任。他谈完了这番经历后，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我们大家都必须开诚布公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于副校长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他十分明确地对巫宁坤说：“以你在学校的威望，我希望你在下次会议上带头把心里话说出来。”

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的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巫宁坤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掌握了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在毛泽东发动“反右”时，巫宁坤也没想到这场“运动”和他有何关系。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下他后悔“又落进了罗网”！人家还油印了《巫宁坤右派言论集》，“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注明“供批判用”。他在大会上的任何解释或澄清，都受到大声斥责甚至被指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成了“人民的敌人”。学校的毛校长（女）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巫宁坤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1960年国庆一过，突然宣布大减粮食定量。不久，上级又突然宣布：全农场的几百名“右派”，一律转移到北京市公安局下辖的位于天津、唐山之间的国营清河农场。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被武装押送到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给大家吃的“代食品”做的稀粥或窝窝头，用的原料是干白菜叶或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据说其中含有10%的淀粉，大家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

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的一包烙饼，同房中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那可不成。”这位老刘十分无力地微笑着说，“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幅。”

“老刘，你可要说了算。多保重！”巫宁坤也十分无力地哈哈一笑。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五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甩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到我巫宁坤？！农场已经饿死了许多人犯，不过死亡从未靠他这么近。他不愿不见怡楷一面就甩手而去，可是又不愿让怡楷烦恼、伤心。他翻来覆去地进行思想斗争：该不该要李怡楷来看看？最后，他想到了结婚时“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的誓言，终于抛去了重重顾虑，向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五）

李怡楷是个极忠实的伴侣。1952年冬天，巫宁坤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时，李怡楷还是南开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人称“假小子”，自行车骑得很快，冬天爱溜冰，还是女排健将。由于巫老师讲课特别好，她有时和别的同学一起到巫老师家串门，也顺便说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和问题。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这使巫宁坤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李怡楷四岁丧父。父亲在世时开了几家工厂，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由于劳累过度，得了心脏病和高血压，在盛年去世。他去世后留下8个子女，全靠怡楷的寡母茹苦含辛拉扯大，而且还让他们不分男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位没有上过学、裹着一双小脚、弱不禁风的老人家的道德良知，令人起敬。这伟大母爱的化身，使得李怡楷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薰染。她十五岁上中学时便皈依天主教，从不和人争论。不知不觉之间，巫宁坤好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虽然他比李怡楷年长十一岁。

李怡楷也不讲究什么求婚、订婚，大学毕业后，1954年7月一放假，他们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的话，而且不给怡楷分配工作。他们就依靠巫宁坤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1956年1月4日，怡楷生下一子，取名“一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丁，与经常在“万岁”声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对比。1956年夏初，巫宁坤被调回北京那所学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管理英文报刊。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李怡楷一度险乎被迫放弃公职，后又被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

现在巫宁坤面临生死，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亲眼看看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她先后两次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势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这位妻子说，死者因说学校支部书记飞扬跋扈而被打成“右派”。她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没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他。不仅如此，连回他的信，还是向邻居借了八分钱买的邮票。她总盼望他有朝一日会回家恢复工作，没想到他过世了，留下了苦命的她和孩子……这一席话使得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六）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在抢收小麦，忽然值日队长通知他去和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在树荫下，一个中年男子向他宣布：“农场领导让你回家保外就医。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吗？”“保外就要好好表现，明白吗？”

这样，巫宁坤赶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见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直奔合肥。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李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同一天晚上，李怡楷收到天津急电：“母病危速归”。7月8日，正是巫宁坤和李怡楷成家的八周年纪念日，老母病逝，收到急电即已赶回天津家中的李怡楷哭成一个泪人。

8月初，怡楷归来，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她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将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

他们于1963年7月2日又得一子，取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村，可是并没有什么好的光景。在经过中苏论战和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年底，全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年是巫宁坤母校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是中共的“同路人”，“解放”后入党，近年还升至北京市副市长。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歌颂明代清官海瑞的历史剧，现在却被一口咬定是借题发挥，为被毛泽东罢官的彭德怀元帅翻案。1966年春，吴晗和《人民日报》原总编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又被称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毒草——“三家村”。紧接着，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和“破四旧”。

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巫宁坤到系办公室了解情况，看到他班上的几个正在写大字报的学生谁也不理他。学生们要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停课好几个月。有一次，他在校园中用竹杆和芦席搭起来的一座迷宫似的大字报群中，看到了把他画成“笑面虎”的漫画，说他是“死老虎没死”。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

还有他班上的一群学生在夜间冲进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平时学不好英语，由他个别辅导的学生汪崇德把他拉下床，拖到楼下门口与外语系几位直挺挺跪在门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从此，作为“牛鬼”，被关押在“牛棚”，离他“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他的七十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也被诬为“地主婆”，轰回扬州老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临时工”工资也由70元减为30元。接着两派武斗，“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对“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斗争和严管更加升级，并强迫他们从事重劳动。同时，还逼着他们写出了这样的“认罪书”——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1968年11月，“伟大领袖”连续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一曰全国高等院校必须立即开展“斗、批、改”，继续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工人和贫下中农中去进行教育改革；二曰广大干部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安徽大学师生照例上街*庆祝之后，全体师生员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残和“牛鬼”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开展这场新“运动”。大家一连走了好几天，每晚途中宿营时，“牛棚”的人还得组织学习“四个伟大”或被批斗。吃饭时，人人都得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请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到毛主席像前“汇报”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有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原来说是“下放”人员必然“四有”，即有干净的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一缸清水喝、有生产工具用。但到了那里，她只有一间半屋子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生产队派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但根本没有大米白面吃，因为新粮尚未收割，陈米早已吃光。她只能到远处的镇上拿粮票买米。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1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徽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

“伟大领袖”逝世，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右派”改正。巫宁坤于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一村启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读高等院校。路过南京，他特别拜访了中学时的历史老师、国文老师羊达之。这时，羊老师已是南京师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虽已年近八旬，却没有一丝白发，也不戴眼镜。他在一张宣纸上给巫宁坤书写了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因为词人劫后余生，故国重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在畅叙别后四十年时，巫宁坤曾很有兴味地谈到了这首词：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3月2日，他们到达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颐和园不远，原是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红砖楼。他一进校就听说，“文革”期间有一女生被批斗逼疯，从这楼顶上跳楼身亡。这又使他想到羊达之老师给他书写的《临江仙》：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1980年10月，他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定于12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他向学院陈院长请教可否参加。陈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冯教授大喜：“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这样，他很快就接到了特邀请贴。

12月，二百多人聚会时，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友，很是高兴。其中不乏“改正右派”。他们下榻的金牛宾馆，过去是毛泽东的“行宫”之一，当年他“驻跸”的那座楼仍然作为“圣地”保存。另一座楼里，仍有“伟人”用过的巨大游泳池，这时已干涸到底。他随口说：成都居民这么多，可惜它不能用来为人民服务。陪同参观的一位老服务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仿佛他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同时他很快发现，那个死者的幽灵不仅在往日的“行宫”作崇，而且在这一次的会议上流连：尽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挂在嘴上，大多数人的发言还是四平八稳；对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西方通俗小说”、“现代派文学”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者作报告，题为《要文学，还是要革命？》，等于重写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巫宁坤认为：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而且报告人又抬出日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流传。日丹诺夫何许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宁坤感到这太荒唐了。但他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个人。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最后主席请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讲话。这位处长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说罢哄堂大笑。接着，处长换了个严肃的语调说，他的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最后，他以权威的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好像还是赞成把全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引起巫宁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意味着马上就宣布散会，下一个节目就是告别宴会。巫宁坤觉得绝不可放弃这发言的最后机会。他争分夺秒地立即举手：“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尽管有点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请巫宁坤发言。

他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还加了一句：“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的儿子一顿屁股。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他接着讲，他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也不能说赞成它。他说：道理很简单，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尽管政治学习搞了几十年。何况，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独立的党，也有同样数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向这位处长提出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处长没有回答，他继续说：“我们怎么能坚持马列主义，而不首先老老实实虚心学习，探求它的真面目？”接着，他谈到了现代派文学说：“这一点对有关的争论适用。全中国，甚至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依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他走出会场时，好些人和他握手，兴奋地说他“讲得好”。南京大学中文系“改正右派”张教授还拦住他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边说，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水。

（八）

12月中旬，巫宁坤从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卞之琳老师。一见面，卞老师就说：“听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虽是老党员，对巫宁坤却不失为一位忠诚的忘年交。他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艺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巫宁坤笑呵呵地作了谢答。

同时，他又去拜访了沈从文老师。巫宁坤记得，1973年岁末，在高庄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他惊喜交集（1958年被划入另册后，一直和沈老师断了联系）。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仍是非常秀丽的章草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本人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曾把沈老师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连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一村都听哭了。

80年回到北京之后，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了沈从文老师。沈老师和师母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小四合院一间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张小床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况愈下，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回也不改其乐”。沈老师之音依然那么年轻，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一一从心上流过。”老师从未谈过个人的困苦。

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他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沈老师竟潸然泪下。一是1973年，巫宁坤的大学同学萧珊，在上海经受多年的劳改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里。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铮，在南开大学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沈老师又等了六年才分配到一套较好的住房。这时候，他走路已离不开助行器了。两年之后，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悼念专文。几天之后北京的报纸才发了简短的消息。师母婉谢了官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而只由遗属出面邀请至亲好友参加告别。巫宁坤也破例参加告别仪式，因为他一直觉得，官方近年来为“文革”受害者补开的追悼会，不乏有鳄鱼眼泪的味道。

说来，这种死难者太多了！1966年盛夏，燕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新北大多少位教授成为横扫对象。原来的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多年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女）不堪凌辱，第一个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夫君、原教育部副部长、“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告别了他曾经热爱过的党。巫宁坤的同龄人，学贯中西的吴兴华教授，在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这个学生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脏水下肚，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吴教授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后经剖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痢疾，幸免于追认“现行反革命”。年近七旬的胡稼胎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了人世。巫宁坤应邀回国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他的赵萝蕤教授的夫君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赵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这位“新月派”诗人、蜚声国际的考古学家含冤弃世时还不到60岁。

在原燕京的青年教师中，杨耀民当年放弃基督教加入*，在文学研究所得到重用。“文革”一来，他成了“文艺黑线”的替罪羊。他那半瘫痪的躯体经不起残酷无情的“文攻武斗”，也只得一死了之。

在原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撤销燕京后分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文革”中仍是“横扫对象”，后又以七旬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孑然一身，精神失常，身心交瘁，溘然长逝。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死于狱中。曾在燕京代表党组织与巫宁坤谈过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后来官至北大副校长，“文革”一开始，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备受凌辱，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

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几乎到处可见伪装极左而力保饭碗和力争往上爬的势利小人。如李怡楷好不容易争取到巫宁坤“保外就医”，他到安徽大学一个礼拜都不敢出门，在李怡楷的鼓动下，才去安大卫生所求医。一位医生一见他那浮肿得很厉害的样子，立即诊断他患有严重浮肿和肝肿大，随手开出处方：维生素一瓶、白糖一斤、黄豆一斤。他向医生致谢后去了药房。女药剂师盯了他一眼，顺手将处方撕得粉碎扔进了字纸篓。

“文革”时在学校农场，监督巫宁坤等人劳改的工人郑彪是一名复员大兵。他是彪形大汉，动不动就横眉怒目，对一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任意嘲弄惩罚，任意延长烈日之下的劳动时间。劳改工间休息时，郑彪常开工地批斗会。有一天揪斗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外号叫“沈瞎子”的老讲师。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也快瞎了，拄根拐杖走起路来也趔趔趄趄。他被扣上的大帽子是“国民党特务”，大小会批斗，还挨打挨骂。但他一直矢口否认。一有时间，他就伏在书桌上，眼睛紧贴纸面，用他那优美的书法反驳对他的诬蔑。这时，郑彪自报奋勇，决心非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沈瞎子，你以为你装瞎就能蒙混过关吗？没门儿，老狗！1937年，你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沈先生说：“当时我是个流亡中学生，为了吃饭，只在国民党一支部队的电台当了三个月的报务员。”郑彪说：“你敢说你干的不是军事情报吗？连我这个大老粗也明白你一定参加过特务组织，你想糊弄谁？”

“我从来——”还没等沈先生把话说完，郑彪的“无产阶级铁拳”就把这位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打翻在地，紧接着又揪着他的头发提起来命他跪下。跪下了的沈先生又说了一句“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郑彪更加凶残地大吼一声：“你这瞎狗，你是自找苦吃！”一拳捅进沈先生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了下来，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郑彪还对“牛鬼”们说：“你们大家亲眼看见了，这狗特务多么顽固不化！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把他打垮了！这是给你们大家上了一课。我们对你们‘牛鬼蛇神’太宽大了。可是你们别忘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流几滴血吓不住我们，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全部反革命罪行。胆敢顽抗，无产阶级的铁拳就把你们打得粉碎！现在回去劳动，多干一个小时，补上被瞎老狗浪费的时间。”

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有人奉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面对全师大和附中师生三千人主讲的，是一位姓许的年轻女子，不久前从安徽大学毕业的工农兵学员，扶摇直上官居校党委副书记。她奉派到全省各高等院校，揭露安徽大学张校长等人的“右倾翻案罪行”，其中还点了巫宁坤的名。她说：“一个被安大赶走的反动教授，却被杨效椿和魏心一互相勾结调进安师大，受到重用。”她随即转脸质问坐在她身边的魏心一书记：“我问你：魏心一，你还要右到哪里去？”

更令人发指的是：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的败类，奸污了在校园里单独*的一位老师的爱人江楠并使之怀了孕。她要打胎，医院要她提交父方姓名。工宣队头目不但不帮忙，反而威胁说：如果胆敢“泄密”，将以“腐蚀工人阶级”罪论处。江楠走投无路，只好一死了之。结果在学校伙房的墙上和门前的空地上，贴满了写在黄纸上的标语：

江楠畏罪自杀

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

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九）

1979年10月，巫宁坤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李政道备课很忙，和他匆匆晤谈了一番。临别时，他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巫宁坤在《一滴血》的“尾声”中说：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卅年来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本先用英文写的几十万字的书，于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同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分别发行；稍后，被译成日、韩、瑞典文版，美国和英国所出的书还分精装本和平装本。多年来，众多亲友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敦促他撰写一个中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应命。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远隔重洋，不辞辛劳，鼎力催促协助，他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

还该补充一句：1986年春，他在英国康桥大学作客，应主人之嘱，写过一篇自传性长文，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发表于《康桥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就简略地归纳过他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为了不辜负他的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他觉得至少可以把一家三代人在中国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这些苦难人的故事可以涵盖整个新中国的一长段的历史时期。“这样一部纪实作品，尽管有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不仅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对于以悲愤情怀理解人和历史或许有所裨益。”

转自: 《炎黄春秋》2007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