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工會是當時蘇聯陣營內首個非共產黨控制的獨立工會，後來為波蘭人乃至東歐人帶來了希望與曙光。（Thomas Wojcik／flickr）
早前書評介紹過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者艾許（Timothy Garton Ash）於1990年出版的著作《我們人民：在華沙、布達佩斯、柏林、布拉格見證89年革命》（We the Peopl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今次介紹的，是他另一本較早時期的著作──1983年在英國出版、並於1984年奪得毛姆文學獎（Somerset Maugham Award）的《波蘭革命：團結工會》（The Polish Revolution: Solidarity）。
在《We the Peopl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的書評中，我們提到，「團結工會在共產世界之中領導政治變改的歷程，頗有傳奇色彩」。《波蘭革命：團結工會》著眼的，便是在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期間，波蘭團結工會崛起的傳奇歷程細節──這個蘇聯陣營內首個非共產黨控制的獨立工會，後來為波蘭人、乃至東歐人帶來了希望與曙光。
這本書的成書源起，是在1980年8月波蘭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爆發罷工期間，作者為了解波蘭的反抗運動，親身前往波蘭、作第一身記錄。世界民主化歷程從來障礙重重，團結工會崛起的故事，某程度上為後世示範了被統治者如何在夾縫之中打破制度缺口、令看似不可能的民主化變為可能。
書本封面。（Amazon）
波蘭革命的詳盡紀錄
本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對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間波蘭革命的詳盡記錄，而第二部分則是對「波蘭革命」意義的反思。作者提到，由於波蘭人保存歷史記憶習慣以月份為單位，因此本書第一部分的各章，都以月份為基鋪排內容。本書的描述極為細緻，第一部分的部分章節（例如第一章、第三章），甚至以「日」為單位，逐日記述事件的發生經過。
本書第一部分第一章，講述1980年8月造船廠罷工的源起和經過；
第二章的記述，則從8月31日簽訂格但斯克協議（Gdańsk Agreement）開始，直到1981年新年。格但斯克協議是罷工工人與波蘭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妥協的產物──工人同意停止罷工，波共政權亦容許波蘭人自由組織獨立、不受共產政權控制的工會。在此背景下，團結工會於9月17日正式成立；
第三章主題是「農民的反抗」，記述從1981年元旦開始、涵蓋到3月，當中講述團結工會如何啟發一群波蘭農民、令他們決定建立屬於農民的工會從而展開抗爭。結果到了2月，波蘭政府與農民達成熱舒夫（Rzeszów）協議，容許農民有組織工會的自由；
第四章着重描寫1981年3月所發生的事，該月發生了「比得哥什（Bydgoszcz）毆打事件」，數十名團結工會的成員在城市比得哥什遭毆打，有關當局卻沒有調查事件，於是團結工會發動了一場全國性、且也是當時東歐最大規模的4小時大罷工，罷工最終迫使政府徹查事件。
第五章講述4月至7月，當時波蘭人最關心的事，並非團結工會的發展，而是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態度變化──由於3月團結工會成功引發全國罷工，波蘭統一工人黨開始意識到執政黨再也無法完全掌控整個社會、需要與團結工會合作。在這段時間，波共召開了黨內的特別會議，民眾關心執政黨的會中討論、觀察波蘭統一工人黨是否開始重視民主與自由思想、會否與團結工會建立某種合作關係以改革社會主義模式經濟，同時亦關心蘇聯會否阻攔波蘭的種種改變；
第六章講述7月至9月團結工會的全國性會議與辯論，並討論該工會當時的發展路線。結果團結工會從被動、屬自衛性質的定位，轉型至主動、以建立獨立自治政府為目標的新政治定位；
第七章講述9月至10月初，團結工會舉行第二次全國會議。1980年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下的波蘭，經濟已然嚴重衰退、物資短缺、物價上升，急需經濟改革。由於此前波蘭統一工人黨曾與團結工會「合作」──例如，工人階層提出的爭取結社自由、徹查1981年3月「比得哥什毆打事件」等要求，最終都得到回應──團結工會因而期望共產政權會繼續與他們合作、改革經濟。團結工會的經濟改革主張是，削弱政府經濟計劃的重要性、增加企業自主與自由度、給予工人自我管理的自由，從而令經濟變得更具活力。後來團結工會卻發現，執政黨無意與他們聯手改革經濟，且因為受蘇聯壓力影響，傾向支持民主化的執政黨書記被換走，主張暴力執政的軍人雅魯澤爾斯基將軍 (Wojciech Jaruzelski)繼而掌握權力；
第八章講述10月中至12月，團結工會與政府的關係開始變得緊張，軍隊亦加強駐守。
第一部分以第九章「War」作結，這個章節講述1981年12月，波蘭政府開始執行戒嚴令、捉拿團結工會成員，這迫使團結工會改為地下運作。波蘭政府的戒嚴令從1981年12月開始，到1983年7月才結束。
為什麼是波蘭？根植千年的反抗基因
1980年，衍生團結工會、意義深遠的波蘭罷工，被外界視之為「波蘭革命」。作者認為，關於這場「革命」很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是波蘭？為什麼是1980年？
作者分析指，當中的關鍵，是波蘭人可追溯至千年前、與宗教有關的「反抗基因」。早於公元966年，羅馬天主教便已成為波蘭國教，這個宗教隨之成為波蘭文化的核心要素。波蘭作為獨立王國的歷史頗長，亦曾與立陶宛王國組成波蘭立陶宛共主邦聯，成為歐洲之中在人口、領土、經濟等不同層面領先的大國。不過自17世紀起，波蘭走向衰落，且於1772年、1793年、1795年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三國三次瓜分、繼而亡國。縱然亡國，波蘭人的天主教信仰，仍然是他們抵抗「外敵」──這包括信奉新教的普魯士、東正教的俄羅斯──的文化思想與士氣泉源，加上源於長期獨立、以及16世紀波蘭黃金時代的族群自豪感，這令波蘭文化與波蘭人身分認同在亡國的123年間未曾消失。
因此，作者相信，1980年代的波蘭革命，同樣可以歸因於上述這種與波蘭歷史脈絡有關的反抗基因。作者強調，波蘭人不甘成為別國子民、臣服於他人；他們曾多次爭取波蘭獨立、最終更在1918年建立了波蘭第二共和國。二戰後，波蘭雖被蘇聯掌控，但由於波蘭人有著獨立身分認同、反抗意識早被內化，因此波蘭一直出現反抗運動；波蘭不斷對抗蘇聯，猶如當年波蘭人力抗普魯士、奧地利等「外敵」。作者上述分析的重要啟示是，「民主化」的核心，並非純然是脫離歷史脈絡的「選舉方式」，而是與衍生自歷史、強調「主權在民」與不臣服於「外來政權」的鮮明「主體意識」、「身分邊界」有著極密切的關係。
那為何波蘭革命發生在1980年？這同樣與宗教、亦即波蘭「國教」有關──1978年，若望·保祿二世當選羅馬天主教教宗，他是史上首位波蘭人教宗，波蘭人為此感到振奮。作者相信，197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後到訪家鄉波蘭，這激發了波蘭人的革命之心。
197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訪家鄉波蘭。（Library of Congress）
靈魂的革命
雖然本書書名為「波蘭革命」，但其實作者在第二部分對此稱號不無疑問──他說，當時媒體、參與者常用「革命」二字形容波蘭在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期間的政治運動，但問題是，一般現代革命，皆以不同方式改變既有政治秩序，而「波蘭革命」事實上並無推翻波共政權，亦沒有成功令波蘭非共產化，那為何稱之為革命？
對於這個問題，作者的答案是，1980年代的「波蘭革命」，實際上是一場「靈魂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the Soul）。他認為團結工會的出現，為波蘭人民帶來了希望、以及賴以生存的意義──他列舉實際數據，指出1981年波蘭的自殺率比1980年低近3成，而8月「波蘭革命」發生後，該月至12月的酒精銷量，亦比同年的首8個月平均量下降了30%。
在思考「波蘭革命」意義的第二部分開章，作者引述了George Orwell的一句名言：「All revolution are failures, but they are not all the same failure.」正如上文所言，在書中第二部分，作者其實不以「波蘭革命」欠缺即時實效──即無法徹底推動政權易轉、政治秩序變改，而簡單視之為「失敗」。整場「革命」令團結工會「橫空出世」、成為數年後東歐民主化成功關鍵「Refolution」的一大重要推力。George Orwell名言的意涵，大概就是「失敗」所指，能因時因地而異；若然拉闊政治觀察的時空，「政治行動」的得失，其實往往不應輕言妄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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