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迈着沉重而悲哀的脚步正在离去，2017又在不紧不慢痛苦的走来。有史以来，或许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年头会是如此忧伤：泱泱大国，和谐盛世，亿万人民，一整年间几乎民间所有的新闻热点，却全与一个“死”字密切相连。
贾敬龙、雷洋、杨改兰、魏则西、黄武林······以及21年前早已被冤杀了的聂树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的遭遇和命运，一串串在各种事故中丧失生命而变成的冰冷数字，全国每年60万过劳死的统计数据，甚至连一个远在西半球的外国独裁统治者——菲德尔·卡斯特罗之死，都会一次又一次撩拨起中国人坚韧又脆弱的情感神经，让人们从这些个体的生死存亡中，透析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真实位置和不测的未来前景。由此引发的对这些看似随机其实必然的死亡事件的共鸣和思考，使得这个“死”字，成为大众密切关注了一整年的新闻热点。
如果说2015年是因为上海外滩新年踩踏事故、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天津港大爆炸和深圳堆土坍塌事故而被称作“灾难之年”的话，那么将2016年称作民众对生死存亡的反思之年，丝毫不为过分。
与其说魏则西的死成为被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是因为人性良知的驱使和人们对一个年轻大学生痛失生命的惋惜，不如说人民早就对这个丧尽天良、唯利是图、欺诈成性的畸形社会深恶痛绝而爆发出的怒吼。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甚至是武警医院，同样无法避免制度性的侵蚀，整个社会体系在畸形的体制中被蹂躏的千疮百孔，各行各业底线失守，道德、良知、法律和公义呈现出整体性垮塌的局面，善良的人民对此却无能为力，防不胜防。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细思极恐。魏则西事件之所以能成为触动整个社会的热点，正是人们对待这种恐惧的广泛焦虑之集体反映。
魏则西的尸骨尚未冷彻，雷洋案又走进了公众的视线。没有约束的公权力肆意妄为，游离于法律和道德的监管之外已经成为常态。所谓的执法又一次呈现出视人命不如草芥的状况，而国家级媒体竟鼎力掩饰公权力臭闻，再次不遗余力的向公众传输着抹黑被害人的把戏。权力和官媒互相配合，荒唐到捏造被害人去洗脚店“打飞机”，小姐出具雷洋实名付款凭证的地步，已经完全不用考虑公众是否会相信自己的谎言和顾忌舆论是否会出现强烈的反弹。
雷洋的死，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冤死的，已经不再是弱势的农民工，或者是上访的访民，流浪的拾荒者或卖淫的暗娼，而是一位遵纪守法、努力上进的有为青年，一位硕士毕业的知识精英，一位许多人羡慕的中产阶层，一位刚刚成为父亲不久的女儿眼中的好爸爸、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妻子眼中的好丈夫。雷洋案对全社会的启示在于，不论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的努力，你的奋斗，你的成功，在没有边界、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一切都可能在顷刻间被化为灰烬。今天，被嫖娼死去的可以是雷洋，而明天，同样也可以是你、我、他中的每一个人。雷洋案给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中产阶级带来了一联串严酷的问题：我们的奋斗还有没有意义？那个传说中的“中国梦”究竟在哪里？
当杨改兰一家灾难性的悲剧被媒体揭露出来的顷刻，盛世的喧哗已经被撕裂的粉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GDP主义显得毫无意义。尽管城市里高楼林立，省际间高铁飞驶，载人飞船早已升空，航空母舰巡弋海疆，但对于庞大的弱势群体来说，这个社会仿佛仍旧停留在欧洲中世纪般的黑暗之中。这已经不能再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描述的时代了，一面是腐败官僚的特权和数以亿计的赃款、不可计数的情妇，另一面却是最底层民生之艰难的挣扎和一个个活不下去的生命——一个真真切切的悲惨世界。
杨改兰一家惨绝人寰的结局随着《盛世中的蝼蚁》一文传遍大江南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鸣，正是因为人们对这个纸醉金迷的社会的厌恶及人们对待生命的意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产生强烈反思的结果。杨改兰一家的悲剧，向社会揭露出现实的严酷，并引发出这样一串问号：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冷漠？权力的良心又何在？政府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当罪不该死的贾敬龙一路走来，就已经注定成为本年度人们心中的新闻人物。这正基于人民对于暴政敢怒而不敢言，而贾敬龙却为之的缘故。无数的教授、学者、专家、律师到普通百姓，数以万计各行各业善良的人们希望通过踊跃的民意改变权力的意志，想让罪不该死的贾敬龙活下来时，其实这个意愿已经注定会落空。此时此刻，在权力眼中，贾敬龙是死是活，已是小事。但一旦开启屈服于强大民意的先河，这才是大事。因此，贾敬龙必须死，否则权贵就无法活。
贾敬龙之死，又一次让人民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方企图通过民意强烈呼吁让权力作出改良，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另一方则拒绝民意，彻底关闭了改良的渠道，坚持用强权改变社会——而这种局面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我们是否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教材中读到过无数遍？
临近2016年岁末，21年前早已被冤杀了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的平反，再一次在人们心里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实中司法的荒谬远远胜过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千百年来黑暗衙门的刑讯逼供所形成的“屈打成招”这个成语，已经因为此案而沦为笑柄，而手持天枰的正义女神忒弥斯早就蒙羞离去。
这已经不再能用法律的概念来衡量此案，这已经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常识和底线：法治被腐败的权力扭曲的面目全非，司法的目的竟不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一度着力去掩盖罪恶。相反，王书金，这个本来应该是卑鄙的强奸杀人犯，却高尚的为了洗清一个冤魂的不白之冤而顶着酷刑坚持上诉。被操控的司法黑恶到对聂树斌“屈打”，是为了“成招”；而对王书金“屈打”，竟为了让他“不招”——古今中外，还能找到哪个案例，如同这般，让司法和罪犯在追求正义的位置上完全颠倒，如此倒错？而含糊其辞的平反，正义何在？
好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悲惨世界中小人物的命运也能够得以精确的记录并被传播开来，才使得那些冤魂没有消无声息的白白死去。但在这个早就“审丑疲劳”的时代里，又有谁知道，究竟还有多少冤魂，没能够走进公众的视野？
某些人的生存和死亡，对于人民来说，真的实在是太重要了，直接关联着人们的未来和福祉。当年毛泽东之死，中国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契机。现在，就连远在古巴的卡斯特罗之死，都会引起人民宣泄压抑已久的情绪。对于卡斯特罗的死，中国人民所显现出的反响和热烈程度，甚至远比古巴人民更为强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媒是兔死狐悲般的哀鸣，人民却是欢天喜地般的庆贺和嘲弄，以此来表达人民对强权和独裁的不满和痛恨，同时也显现出对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的渴望和向往。
2016迈着沉重的脚步，即将悲哀的离去。2017正在不紧不慢、痛苦的走来。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万恶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
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都在直奔天堂，我们都在奔向地狱。
——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似，某些最喧嚣的权贵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一百五十年前，查尔斯·狄更斯在他那宏伟的历史巨著《双城记》中写下的这些精妙句子，今天，我们读来依旧栩栩如生，完全贴切。唯一需要添加的，或许只是这些文字：
“这是一个高尚的时代，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这是一个荣耀的时代，这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人民都在捍卫真理、追求正义，他们却不断洞穿底线，坚守邪恶。
——简而言之，今天跟昨天非常相似，某些最喧嚣的权贵已经无法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无耻，只有更无耻，没有最无耻。”
2016迈着沉痛的脚步，即将悲哀的离去。2017正在不紧不慢、满怀希望和痛苦，悄悄走来。借用雪莱的诗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2016年12月10日写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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