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 史丹 译
译按：关于本文作者乌戈·布兰科（Hugo Blanco）曾是秘鲁库斯科（Cuzco）地区和拉孔本雄山谷（Valley of La Convencion）地区农民运动的主要领袖。由于他在农民运动中的角色和地位，布兰科在一九六三年被捕，因为国际性的保卫运动，才从死刑改为判监禁二十五年。渡过三年长的单独隔离幽禁，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由于凡拿西高（Velasao）的改良政策而被释放。但九个月之后，他又被秘鲁政府驱逐离国，转赴阿根廷，却不为所容。当智利右翼军人于一九七三年九月政变时，他正流亡智利，在瑞典大使馆人员的帮助下，他才能逃离智利独裁军人的魔爪，抵达瑞典。
布兰科是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所创立的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之一。
布兰科曾被囚在臭闻昭彰的爱芬顿岛（El Fronton Island ）监狱，他却拒绝从此沉默，反在狱中著书，取名为《土地还是死亡——秘鲁的农民斗争》（Land or Death ——The Peasant Struggle in Peru ），缕述他自己于六十年代亲身参与的秘鲁农民斗争。正如甘美祖（Peter Camejo）在该书英译本导言中所说，这本书“组成了自古巴革命以来，拉丁美洲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作为那次具有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农民运动的中心领袖，布兰科指出一条道路，完全有别于拉丁美洲那些希求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智利亚伦特之流）或者是那些尽管十分投身，却完全孤立，和脱离群众的游击队所采取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建立一个革命的群众党，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工农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
本文是该书最近出版的瑞典文译本的原作者新序言。
在像瑞典般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很困难理解到，工人阶级会使用暴力去消灭剥削的不可避免性。由于这些国家有相对地高的生活水平，甚至一般地并不意识到这种剥削的存在。
发生在智利的事变，帮助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样的。虽然不少人认为这类事变只限于发生在“第三世界”，即落后国家里，但另外有人却开始看到，在智利那种尖锐地表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其实与先进国家里以曲折方式表露的阶级矛盾是相一致的。有一些人甚至发现到，牵连到这两个情况里的大财团，亦是相同。
在危机的时刻，资本家总要把整个危机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包括放在先进国家的工人身上。统治阶级甚至乎会从工人身上取回他们现在享有的种种权利，和减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为工人会反抗，资产阶级就会积极地提倡最横暴的方法。
假如工人有一个适当的政治领导，他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财产拥有者没有能力恒常地组织起生产和分配，工人就会逐渐将这些功能拿到自己的手中。
为了反抗资本家使用武装暴力来阻止合理的经济计划，工人将会被迫用同样的方法去保卫他们自己，直至他们能够粉碎资本家的少数暴力为止。工人最后必须不单要毁灭武装架构，并且还有毁灭整个国家机构；在那时，这个机器就会撕下它作为一个保卫剥削者，反对大部分人民的镇压工具的假面具。
很多同志经已认识到武装斗争之无可避免，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里，甚至乎走到集中他们一切的注意力在武装斗争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当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一旦存在，重要的事情就是被剥削的大多数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就是大部分人明白到他们能够从这种剥削中解放出来；亦就是当大部分人明白到这种解放可以实现。
这些同志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教育的。在这个社会里他们看到剥削的少数决定了多数的命运。他们受统治阶级的方法上的影响所苦；同时，带着一剂浅见的药方，他们幻想那些已认识到终止压迫的需要性的少数，能够以它们直接反对压迫者的行动来完成。
在或大或少的程度上，这些同志忘却了这个事实：那些已明白到反抗剥削者的需要性的人的责任，是在其他人民里组织起推动这种意识。
以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来说：这些同志的责任，就是建立一个会领导群众的革命党，而不是以它们自己去代表群众。
这些极左的同志们多次提出一个论点，那就是资本主义的镇压机器的力量。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当大部分被剥削者，包括军队，仍未信服革命的可行性和需要性时——我们的任务都是教育的，政治教育的。
以为靠几个革命者就能够在技术上与资产阶级军事机器抗争是十分幼稚的。但无论怎样，当大部分的被剥削者已被说服，这就会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回答：“何时及如何去武装”—— 一个困扰着很多革命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群众的政治起义发生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放下俄国革命及其他的历史大事变的例子不谈，当时群众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军队，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是如何地在一个较少的层面被回答。
当拉孔本雄的农民运动正在高潮时，秘鲁的极右派，甚至乎在“游击队”存在之前，就已发动起一场广大的运动以针对当地的“游击队”。这使到要在整个南方禁售军火。
无论怎样，感谢那些反动的报纸，使到很多商人知道，他们卖给我们武器就可得到颇为可观的生意，于是就将军火带来给我们。当然售价是极高的，但我们以售卖夺到我们手中来的大牧场的兽畜来付购买武器的费用。你看，当马克思说：最后之前的一个资本家将被最后的一个资本家所卖给我们的绳索吊死时，他是正确的。
参与火药生产的工匠们开始供应我们弹药。
在我们农民协会附近正在兴建一条路。我们知道这项工程的管工同情我们的运动。估计到这一点，我们派了一名同志去买一些用于这项工程的炸药。这个管工走去告诉负责这项工程的工程师发生在我们区内的运动的事，工程师就下令管工给农民们一箱炸药条，药引和信管。除此之外，工程师还叫管工来到我们处，教我们使用这些器械的正确方法。因为这些炸药是供社会之用，工程师并没有收我们钱。
之后，在附近区域，有另外一件事。一名负责管理所炸药仓库的人送了一些炸药给农民作为礼物。
有一些地主给我们解除了武装，而另外一些则在我们问他们之前就已自动将武器交给我们。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惧怕农民运动的力量。
在其它的情况下，我也曾看见过群众怎样去取得军火武器。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工人进攻一间兵工厂（这是一次企图阻止右派反对当时贝隆的一次群众运动）。另一次在智利，那里不单有一些技术工人去制造军器，并且有一些工人在他们占据了的工厂里制造。
在那些制造兵器的国家里，这种情形就更为真确。那些兵工厂的工人，以及那些管理军火运输和贮藏的工人就一定会成为很好的军火供应人。
在康云西安（拉孔本雄）所欠缺的基本上是党的组织。在阿根廷和智利，群众的领导将他们带向放弃武器起来的准备。
至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告诉我们，兵士的意识上扬和低落，是直接地连结到被剥削阶层的意识的，兵士本身就属于被剥削的阶层，虽然一般说来，兵士的意识是较为迟缓的。
人民群众与资本主义架构之间的各种程度的冲突，一般地反映在军官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机构与兵士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之中。当然，资本家的新闻媒介企图去掩饰这一点。
我将这种事实连贯到我自己的经历上去：
在库斯科（Cuzco），曾经有两次，在农民运动还未有发挥它的力量至高峰时，我曾经与一些士兵一起被囚在监狱里。那些士兵们领导一次叛变以反抗他们的将领，并且将这些将领关进牢里去。事后，我曾遇到一名居住在周边马奥（Chaupimay）少校，他替我们作军事教官。
当我在一九六三年被监禁后，大部分看守我的警卫，他们来自不同单位，却与我友善。有很多次，警卫成为我的转讯人，甚至乎替我与外间联络。
很多次，监狱长调换警卫来作为警戒，有时他们被调派至远离家园的地方。我与一部分的警卫合作，出版了一份地下的传单，抗议他们上司的滥用权势。为此，两名警卫被拘禁，并且被停职。
当塔克纳（Tanca）的审判进行时（布兰科和其他农民领袖被审），很清楚地，警卫所显示出来的同情，正是人民的同情的反映。
当我被转往爱芬顿岛（Island of El Fronton）囚禁，一些警卫来找我，要求我对他们所属的地区的农民斗争提供意见。
在秘鲁中部，一名将领释放了一个农民领袖，并且领导一支游击队。
在秘鲁丛林中，一名警察阻止了一名企图即时枪杀游击队员爱拿士（Alain Elies）的军官。
所有这些警卫在进行镇压时都是职业专才，所以比起一名新征入的士兵，是更加远离工人的。
当我被监在库斯科军营时，士兵会以鼓励的说话来接近我，告诉我他们也是农民。
在智利，那里的工人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为那场与资产阶级机器无可避免的冲突而教育和组织他们，而士兵也缺乏这样一个领导。巨大的革命决心使到部分工人和群众走向无组织的武装反抗[1]。亦有一部分士兵进行同样的反抗，在那种情况下，所欠缺的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欠缺战斗的决心和武器。
这里是几点我所知道的：
● 政变前夜，很多反对政变的士兵和军官，被突击军团枪决；
● 只有经过“被挑选”的单位，才参与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其他的单位接到命令留在军营里；
● 有一部分“被挑选”的单位，拒绝采取行动；
● 在十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国家警察学校的低级警官，存心和决定起来反对政变。学生与其他的市民一道，进行过英勇的反抗，直至全部被屠杀为止，他们拒绝投降；
● 同时发生反抗的军事单位有圣地牙哥，圣贝拿杜，维拿地玛，和圣费到贝。在冈西皮西安（Concepcion）和华狄菲亚亦有隐约的报道；
● 很多被军事独裁称为“来自极端分子的攻击”其实就是加拿边尼路人民（Carabineros）和士兵的反抗；士兵并且分派居民以武器。
在美国，当反越战成为群众运动时，它亦开始反映到军队中去。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那些群众动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葡萄牙士兵之拒绝继续在非洲作战，对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独立，以及对葡萄牙政府的更换，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个所谓“武装力量运动”（Armed Force Movement），毫无疑问，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无论怎样，虽然以一个歪曲的形式，它反映了军队中的革命兴起。很多军营里，士兵举行集会，讨论像殖民地主义和军官的特权等问题。
最后，在其它欧洲国家，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部分青年所提出来的革命性问题，正反映到军队去，包括了有组织性的士兵刊物和最少一次的国际性会议。在这些军营中，智利的问题也被讨论到。
在这些国家里，当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剥削的层份，一旦明白到以直接的革命方法去夺取政权的需要性的时候，兵士也会明白这一个需要的。
当革命的政党，能够组织和领导工人，代替了资产阶级和改良派在群众中的领导时，革命党亦会成为兵士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刊于《十月评论》1975年7月版
[1] 一九七三年九月，现今智利军事独裁政权领袖皮诺切特（Pinochet）发动的政变，推翻了阿连德三年长“人民联盟”（Popular Unity）的人民阵线式阶级调和统治，粉碎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迷梦。政变带来给智利人民血腥的屠杀。直到今天，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工会领袖和外国流亡智利的革命者，仍然被囚在惨无人道的监狱和集中营里。
政变前，由于缺乏一个群众的革命党，智利工人面对资产阶级日益高涨的威胁，却没有及时武装起来。（当时，唯一在工农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是中派主义的“革命左派运动（MIR）但它在武装工农群众这一迫切问题上，却显得左摇右摆，把持不定。）虽然如此，英雄的智利工农兵士，却勇敢地组织起零星的武装反抗，对付政变的军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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