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太太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儿子赵侗死于八路军之手。因为这个缘故，在内战爆发之后，老太太选择了追随国民党政府，最终在六十九岁高龄时被解放军捕获并枪毙。
赵侗的平西游击队被共产党内部消化
亲自参与伏击赵侗的八路军老干部萧锋绘制的《全歼赵侗匪帮》示意图
赵老太太去武汉之后，赵侗的平西游击队在北平郊外屡次给日军制造大麻烦的同时，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起因，游击队内的中共干部们有相当多的回忆：
“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就曾进行部署，要求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凡有条件参加武装斗争的，都应随时准备拿起枪来，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经组织批准参加武装斗争的一些同志，热情很高，但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也没有军事斗争经验。他们曾多次派人出城去联络抗日的部队，都没有成功。当党组织了解到赵同等组织抗日武装受挫的情况后，就决定以这支武装为基础，在平西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八月初，党组织派东北中学的共产党员阎铁和徐明两人化装成卖菜的小贩混出西直门，由联络员带领，进入赵侗等领导的游击队了解情况。不久，又派在东北军学兵队受过军事训练的杜伯华、王文、包乾、丁丁(今名冷拙)等进入游击队。当党组织接到阎、徐、杜等的报告后，决定继续派遣党员、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参加这个部队，并派汪之力同志负责这支部队党的领导。当时共产党组织在这支部队中还是秘密的，只能以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救亡总会的名义，经张希尧介绍和赵同、高鹏接头，参加部队工作。汪之力于八月十日同中共北平市委学委派的三名党员史进前、张如三和尉迟修职一起出德胜门，在西郊冷泉坞见到了赵同和高鹏。赵安排汪之力做宣传工作。从此，党的工作在部队中开始建立起来。”（梁湘汉、赵庚奇，《平西抗日游击队历史略》）
赵侗似乎并没有察觉中共党员正有计划地进入自己的游击队，赵老太太在后方接受媒体采访时虽然多次提到学生青年纷纷加入游击队，但并无一字提及共产党。
赵侗的这支部队，在1938年初已基本蜕变为中共的部队。其具体过程专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简而言之就是采用了内部消化的模式，正如游击队里的中共骨干王建中所回忆的那样：
“党的任务是把这支抗日游击队组建好，争取上层，抓住基层。争取团结上层，由汪之力去做，总队和大队的领导，尽量由党员去担任，这就抓住了基层。北平地下党输送的党员、民先队员和青年学生，在这个复杂的才成立的队伍中，自然成了骨干，赵同也只得依靠这批人。所以，党员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抓住营连两级，这是最重要的胜利。”
共产党员掌握了军队基层干部之后，整个部队的去向已经不由赵侗决定。据王建中回忆：“赵同等人主张上太原，找到国民政府和正规军；党内坚决反对，要去找八路军。那时平型关战役已经打过，消息已传遍各乡。继而侦知八路军到察南蔚县，太原已失守。党的主张得到了胜利。”随后，进入八路军的根据地后，赵侗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威胁，据王建中回忆：
“部队到阜平之后，学老红军的一切制度、政治工作、经济民主，党已半公开了。赵同仍以总司令自居，得他一人说了算，实行军阀统治，引起干部不满。党和他进行了斗争。在一次营以上干部会上，汪之力同志作了系统的发言，举出部队进步的实例，指出赵同老摆个总司令架子，处处想着自己是总司令，一个人发号施令，处理问题缺乏商量，举了一些军阀主义的例子，指明其思想上就是顾虑总司令的面子，不利当前部队的进步。……会后，赵同没有好转，反而消极对待，情绪不高。党内决定，罢掉他司令职务。事先党内作了布置，届时提赵同辞司令职时，大家都得举手，结果在一次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举手罢免了赵同的司令职务。事后报告给军区，聂司令员批评了此事，认为应当争取团结，帮助他。军区领导还找赵同谈了一次话，才算没有罢司令之职。”
1938年8月，赵侗选择和平离开平西游击队另起炉灶
部队被中共同化之后，赵侗又在游击队司令一职上呆了将近一年。1938年8月，终于带着几个随从，以下基层视察为由，秘密脱离了游击队。据王建中回忆：
“赵同逃走，出意料之外。到平西后没有谁和他斗争，看来一是有更大野心，不屑当此小支队司令；二是有内线消息：赵母在大后方、南洋到处作报告，被誉为游击队之母，赵如到重庆一定被重用，所以只带几个人走了。至于怎样通过北平到重庆的，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也有蛛丝马迹，赵同的表弟吴新民是九连长，突调回司令部，要当警卫连长，王远音坚决不同意。赵同也找过警卫连长刘柏松谈话，想拉拢刘。刘已是党员，不为所动，他才没办法了。据事后反映，吴新民和赵同另一心腹王新华，把政治处谁住哪个房间都调查了，有动手搞一下再走的意图，由于警卫连不在，没敢动。”
赵侗为什么要“跑”？所谓的“野心”显然不足以解释。其一，时为1938年8月，赵老太太刚刚抵达武汉，媒体报道刚刚开始，其影响力还没有造成。其二，赵侗离开平西游击队之后，并没有立即选择南下与母亲会合，而是留在北平郊外，试图重新组织新的游击队伍。若需要一个解释，当时赵侗虽为司令，但却丧失了人身自由，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游击队老战士史进前回忆：
“9月，赵侗就带着他最亲信的十几个人逃跑了。我们赶快派同志去追他，劝他回来。他不回来，给我们中队以上的干部写了封信，他说，我几次想对你们一网打尽，但是考虑到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搞了这么久，不忍心下手。我们那时也非常警惕，所以他下不了手。我们为了对付他，我带着政治部专门组织了警卫连，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付赵侗的突然事变，所以我说你们放岗放哨就是对赵侗放的。那个连非常负责任，所以赵侗没法子，最后跑掉了。”
被忽略的政治背景：赵侗是一位“国社党”党员
真正能够解释赵侗逃离游击队的，是其政治信仰。许多中共方面的回忆录都称赵侗“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帽子的由来，正是其“国社党党员”身份。国社党是当时的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一个支派。中国青年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即积极派遣党员进入东北组织义勇军抗日，赵侗即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的中国青年党。
青年党的建党宗旨，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其政治立场，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前者，主要是反对其“阶级本位”，而呼吁青年们“以国家和民族为本位”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者，则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党外无党”。
唯此，才能解释赵侗何以会在1937年的北平公开刊发文章抨击国民党对中共的围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唯此才能解释何以赵侗并不愿意与中共军队合作；也唯此才能解释赵侗何以在部队被中共内部消化之后，还愿意在游击队司令位置上指挥部队作战近一年；也唯此才能解释赵侗最后为何选择秘密的和平离开，而不是公开武力翻脸。
也唯此，才能解释，何以赵侗到了重庆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屡屡言及的都是团结抗日，而对其部队的丧失，并无只言片语的指责（但在与周恩来的一次会见中，赵侗批评了中共在其他抗日力量中“内部造党”的做法）。
赵侗之死
1938年末，在北平郊外重组抗日游击队的努力失败后，赵侗也选择了南下。在重庆获得了空前的欢迎。媒体将他视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英雄——赵侗此前已写过多篇文章和一本小册子，总结了自己多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之谈。
稍后，赵侗选择了重新北上。据秦孝仪《革命人物志》记载：“二十七年间，奉召经香港赴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一期受训，烈士以辗转跋涉，入学不易，深感良机难再，益自奋勉；毕业时，以品学兼优，载誉而返。率领干部北上。”而据《现代满族英烈传》一书记载：
“1939年6月29日，赵同与吴桂良等由经培训的大中专知识青年中挑选100名将士，亲自率领北上抗战，第一站到达西安。同年7月2日，由王琦等再率二批百名将士奔赴西安与赵同会师。而后集中武器装备和两部电台，不顾劝阻，毅然开向晋察冀战场。不料途经新富、灵寿两县交界的陈庄时，突然遭到伏击，寡不敌众，猝不及防，以至全军战死。赵同亦难以幸免，时年仅28岁。”
赵侗死后，关于其死于何人之手的问题，国内舆论立即就出现了争论。今天，这个争论已经可以终结了，因为已经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录证实：赵侗确实是死于八路军之手。
聂荣臻回忆录里说：“赵侗这个人很狂妄，一直想要脱离游击队，他同国民党的关系拉得很紧。聂荣臻多次做过赵侗的工作，但是赵侗总有二心。他本人后来还带了10来个人逃跑，后来跑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他们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 ”，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共产党争地盘，搞摩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1940年初，他回来的时候，走到石家庄以 北的一个地方，正好碰上从冀中回晋西北的一二〇师部队，就在那里打了一仗，战斗中把他连同他带的队伍全部消灭了。”
八路军老战士，曾一度负责监视赵侗的史进前回忆说：“赵侗到大后方以后，又去西安参加了特务训练班，大概受训了几个月。那里的特务头子叫尹勤，有二百多人，每一个人三件东西：步枪、盒子、手枪。后来国民党把他们派回来，到晋察冀军区搞特务武装活动。他们这次回来，到晋察冀的村庄附近，一下子碰到一二0师，贺老总的部队正在那里。贺老总跟聂老总一联系，聂老总说彻底消灭，一二O师派了部队，晋察冀也派了部队，就把他彻底消灭了。当时的命令是一个活的也不要，打完后一个人一个人的检查，把这个部队歼灭了。聂老总以后跟贺老总说，你这仗打得好，减少了我们军区好多麻烦。但是以后发现还是跑了一个，跑回东北去了。”
亲自参与伏击赵侗的八路军老干部萧锋回忆说：“（1939年12月）26日晨，天下着细雨，赵侗带领各级伪官员，其中有25名妇女，……向北直奔牛城、陈庄方向而来。我3营9时许得到侦察员密报，即分4路向孙家庄合围。120师358旅的骑兵团从下邵村的百马石合围过来，协助我团执行围歼任务。10时许，赵侗一伙正在孙家庄吃饭，见情况不妙扔下饭碗向桑家庄、宅里、陈庄方向逃窜。我们千把人打这300人跟玩似的，战斗不到半小时，这帮伪官员一听枪响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对这些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我5团指战员只能斩钉截铁，用刺刀做出公正的判决。赵侗以下345名伪官员全部被歼灭。”萧锋并亲自绘制了一幅《全歼赵侗匪帮》的示意图。
赵老太太在内战中倒向了国民党政权，后被解放军捕获，因不愿投降被枪毙
赵侗再次北上的同时，赵老太太受国民党政府军政两部的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以及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一导长宋美龄的联合聘请，担任了全国义务兵役宣传指导员。以赵家三代抗日的经历现身说法，历时两年，长期奔波于各县市的抗日宣传活动。
赵侗死后（那场伏击战中同时死去的还有赵老太太的一个女儿），老太太悲伤之余，又参与了向国民政府争取应征抗日青年的荣誉和待遇，呼吁国民政府注重优抚抗日军烈属的活动，掀起了自下而上的优抚军烈属爱国运动。1943年3月，赵老太太与东北同乡国民党中将王达，向政府申请批准挑选部分智勇双全、熟悉游击战术的得力干部，深入湖北武汉一带的敌人心脏，使敌人腹背受敌，牵制业已攻到贵州独山，进而围困四川的日寇主力部队。赵老太太再次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敌后战场。
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的前一天，赵老太太的丈夫客死异乡。尔后，赵老太太主动辞去妇女指导委员会等职务，前往北平。在北平，不顾年迈病弱，四处寻找抗日军烈属，然后上下求助，奔波千里，帮助这些军烈属返回东北老家。此一时期，老太太已经很少见诸报端。赵老太太回东北后，则弃武从商，在丹东和沈阳筹办加工厂，试图用自己的力量解决抗日军烈属生活出路。但内战骤起，从商之路不通，军烈属的生活无法保障，赵老太太全家也陷入了困顿。1948年7月的《时事公报》曾刊登过一则短消息，称《“游击队之母”有功抗战今受饿》，可见老太太的生活境况。
1949年，赵老太太与二子赵连仲重新走上了战场，招募旧部与中共军队作战，随着国军的节节败退，赵老太太也一路从东北退到了四川。1950年，赵老太太兵败被俘，因不愿投降而被枪毙。
关于赵老太太的不愿投降，曾参与审讯工作的原川西军分区情报参谋有一篇回忆文章《川西匪首——“双枪老太婆”其人》，其中写道：
“平心而论，赵洪文国的容貌并不带匪相。小脚、旗袍，身体健康，略显肥胖。就其相貌讲，既不牛大马粗，也不娇小玲珑，只能说是一个极普通的东北老太太。但这个人伶牙利齿，谈吐不像没文化的入。
“我认为赵洪文国的罪行，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煽动叛乱。她从解放后的北平逃出，向国民党政府要官职、要枪支，发动武装叛乱，打游击，完全是自觉的行为，并没有任何人强迫她、裹胁她。其子赵连中在交待罪行的笔供中，既有对蒋介石、阎锡山利用他母亲的怨恨，也有对他母亲一心反共拒绝弃暗投明的怨尤。赵连中说：‘阎锡山委我第二路绥靖总指挥，并没有颁授中将军衔。但我母亲说，实际上，路总指挥是中将级。所以我们自刻的关防印鉴都是按‘中将’规格刻制的。赵连中又说：‘邓锡侯将军(川军起义将领)派董海鹏来说服我们起义，会受到既往不咎的宽待。李元超（编辑注：赵老太太的女婿）和我，都愿意走这条路，但我母亲坚决拒绝了。’实际上，我们对赵洪文国的争取，绝不止邓锡侯将军派董去这一次。事实上据我所知至少还有两次：一次我们提到一名密探，我们用了很高的规格，以成都警备司令部的名义给赵洪文国写了一封招降信，劝她弃暗投明，叫那个经教育的密探把信给她带回去；还有一次，他们在大坝山区过春节时，我们茂县军分区，又派一名‘社会贤达’给她送信去，敦促她悬崖勒马。但两次争取，都被赵洪文国拒绝了。
“赵洪文国被捕后，本来念她年迈，又是女流，准备不杀。但赵匪认罪态度极差，只把组织叛乱说成是被阎锡山、蒋介石利用，出于‘爱子’之心，为幼子赵连中谋个晋身之阶而已。而在川西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和什邡、灌县等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一致要求严惩赵洪文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后经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由中央军委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判处赵匪死刑，押赴什邡县召开群众公判大会执行枪决。
“赵连中之妻邓外桃在被捕后，在军事法庭关押期间生一男孩，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顾。后报中央人民政府，经毛主席亲自批示：免于追究邓外桃罪责，释放，遣返原籍。使其对赵连中之子抚育成人。川西军区政治部奉命派专人把邓外桃母子护送回武汉市，交当地政府宣布释放。据闻，邓外桃于1955年已携其子迁居香港，现在何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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