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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女 Women of World War II - Military Photos and Images

Women of World War II - Military Photos and Images

张鸣：袍哥政府及其他

1909年，四川铁路开工典礼礼成后摄影

民国，是袍哥以及一切帮会翻身的时代，而这翻身起于辛亥。按今人的习惯，袍哥和其他会党，都被视为黑社会。我们提起上海的青帮巨头黄金荣和杜月笙，大抵以为他们都是黑社会的老大。后来的说上海滩的影视作品，说到他们，也就是按人们心目中黑老大的样子往上堆。粗豪，义气，打打杀杀。其实，在那个时代，帮会还算不上是黑社会，顶多是准黑社会。他们原本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逸出宗法社会，变成在城市和集镇上讨生活的流民，或者准市民之后，为了求得宗法之外的一种团体助力，结成的一种类宗法式的组织。由于脱离了原来的乡绅控制，多少有点野，讲求江湖义气。所以，为朝廷所不喜，视为潜在的威胁，每每打压。其实，帮会的所谓“反清复明”的源起故事，多半荒诞不经，他们的反叛性，往往跟朝廷的镇压有关。清朝毕竟还是传统的弱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因此对民间宗教也好，帮会也好，无论怎样清剿，都扫荡不干净，反而因镇压刺激出他们的反叛，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真的出来捣乱。当然，帮会也因此而越来越黑，跟绿林好汉界限也淡了。
尽管如此，晚清的帮会中人，依然不认为自己是在造反。不仅不造反，一有机会，还会表现出对朝廷的善意。晚清针对在中国的西方教会的教案，好些都是帮会的杰作，他们打教，闹教，喊出来的主张，居然是扶清，跟义和团一样。四川的袍哥和陕西的哥老会，对此特别热心，自1890年代余栋臣起，到辛亥革命，一直打了二十来年。当然，打出事来，朝廷并不因此而买他们的好，该镇压还是镇压，甚至干脆拿他们当替罪羊，跟洋人交差。所以，洋人对帮会，印象都不怎么样。
帮会在民国时的扬眉吐气，要归功于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受了洋人思想影响的革命党，从一开始，就往帮会里凑，钻到里面，让帮会中人回顾反清复明的传统，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虽然不过让帮会多了点弄钱的机会，以及冒险掉脑袋的机会，但是革命党和帮会的结合，却是越来越紧密。尤其像四川这种天下未乱它先乱的地方，某些特别好事的袍哥首领，还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远渡日本，见了孙中山本人，亲聆教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
清末的铁路国有政策，施于四川，是最失策的。因为四川的铁路，是全川几乎人人参与股份。弄得不好，就是全川骚然，自然给了袍哥施展的机会。当保路变成全武行之时，四川也就成了袍哥的天下。武昌起义正好在这种时候爆发，而四川的保路顺理成章化为革命，革命成功，袍哥成了革命功臣，而且是第一号功臣。当日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自不必说，都是袍哥，新军士兵也是袍哥，革命党人，早就加入袍哥。所以，当蒲殿俊和朱庆澜这样的士绅都督做不成之后，新的都督尹昌衡就在自己衙门，开了一个最大的袍哥公口（即哥老会所谓的堂口，或者山堂和码头），自命为大汉公，总舵把子。其余将领和同志军首领，均为掌旗大爷。城内各个衙门，警署均设袍哥公口，各街道公口林立，市民争相加入，以求保护。四川另一个平行的军政府重庆军政府，则挂出了大陆公的招牌，也是一个总舵把子。众袍哥，其实依旧谁也不听谁的。这样的政府，官员跟袍哥的总舵，正印，执堂，内八堂，外八堂的组织平行，前者的威信，还不及后者。各个袍哥大爷们，除了在军队里做旅长团长之外，就是各县的县长。
革命后的四川，到处都是头扎英雄结和蝴蝶结的好汉，有的还足蹬皂靴，身着夜行衣，跟戏里的武松和黄天霸一般，干的勾当，却往往鸡零狗碎，包娼包赌。革命了，皇帝没了，王法也就没了。袍哥的规矩，就变成了社会上的规矩。可是，袍哥的规矩，在一般人看来，其实是没规矩，于是，天下就乱了。为了在乱世里避开麻烦，原来对袍哥不以为然的乡绅们，也纷纷加入袍哥。不过，乡绅就是乡绅，他们加入袍哥，不会从老幺干起，而是通过捐钱，直接进入高层。到了这个时候，袍哥就不再是脱离土地流民的组织，在四川，基本已经变成了全民组织。这样的袍哥，才有了清水和浊水之分。所谓清水袍哥，就是在正常社会里存在的袍哥组织，大体按过去宗法社会的规矩生活，只是多了一重组织而已。浊水袍哥，就等于过去的袍哥，打劫，抢人，贩私都做，武化的味道也比较浓。
虽然说，革命后袁世凯统治时期，上面有意压制袍哥，力图恢复过去的秩序，但基本无效。一些做得比较过，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袍哥首领虽然被镇压，整体上袍哥却没有偃旗息鼓，只是稍微收敛了几分而已。很快，袁世凯称帝，反袁起义打响，作为主战场的四川，袍哥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此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中，一些袍哥变成了军阀，著名的袍哥大爷范哈儿范绍增，一直做到师长、军长，像邓国璋、龚渭清、吴之镐、魏辅臣、杨春芳、汤子模、覃小楼、石肇武这些袍哥头面人物，都师长旅长的干活。到后来，几乎所有的四川军阀，从小排长到军长司令，都成了袍哥弟兄。各地的民团，也都掌握在袍哥手里，军阀们若要想扩张势力，不嗨袍哥，几乎连门都没有。在军人政权中，军人成了袍哥，那么下面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会拼命地跟，大家争着嗨袍哥，有的县长，出门都不乐意让人叫他县太爷，喜欢听人叫他某某大爷，据说这样更体面。
当然，到了这个份上，袍哥也自然就被洗白了。浊水袍哥，如果没有被受招安变成军队，那就面临被追剿的命运。而清水袍哥，就演变成一般的社会组织，跟香会花会之类的，也没有多大分别。说是加入了可以得到保护，但对于一般百姓，其实进不进去都差不多，都进去了，就跟没进去一样了。有钱有势的人，袍哥倒是有点用，急了拉队伍，不愁没有人手，办民团，也能弄个团总干干。
袍哥的命运，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实际上没有真的当家作主，占据的几个省份，不旋踵即被袁世凯赶走。到了大革命时期，北伐之后，国民党横空出世，统一了全国，就开始逐渐嫌弃昔日的盟友。帮会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曾经也是青帮中人的蒋介石，越来越不喜欢人家提及昔日跟着陈其美打天下的日子，青帮老大，想要见到这个帮中的弟兄，也越来越难了。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小蒋在上海打黑，居然打到了杜月笙儿子的头上。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军阀里的老大刘湘，也心领神会，逐渐跟袍哥划清界限，自己麾下的干将范哈儿，就是这样被清出了军队。抗战胜利之后，即使在川中，也没有官员再公然炫耀自己的袍哥身份，这个身份，即使不违法，也不时髦了。没办法，政府一旦正经起来，跟准黑社会的关系就得撇清。

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作者: 

张鸣

测字先生，约1890年摄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1911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锒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满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没什么销路。要想有影响，只能臭当局，多报负面新闻，就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糗事，发布评论。这样一来，即使革命党的报纸，也跟当时销路甚广的申报，新闻报区别不大了。因为这种报纸，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员的不当或者贪腐行为，照例会一顿炮轰，穷追猛打，绝不轻饶。但革命党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只有这样，才能有销路。革命党人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一直惨淡经营，只有在抓住山西当局的文交惨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点声势。
可是，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妓女，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250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腐败，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咨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1950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地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跶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到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
2011-10-16

美丽岛和江南事件

李达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中国政府如何对香港占中学生,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把脑控酷刑搞到美国领土上好几个中国人身上,严重时可以引发江南案件那样的后果,习近平知道吗?
蒋经国的转身：江南案让其决心推动民主改革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

　美丽岛和江南事件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期在风雨飘摇之际巩固国民党统治。蒋经国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中共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由此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这只是台湾官方提供的估算数据。事实上，死刑案的档案早已被销毁，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查证。
　　蒋经国对此难辞其咎。这段历史在他的履历上如此浓重，以至于曾当过政治犯的李敖这样点评他的一生功过：“蒋经国辣手摧花40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不管怎么说，一个“辣手摧花”的人，为何最后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蒋经国越来越感到本土人士要求参政、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美国因素的催化之下显得更为巨大。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年迈体衰的蒋介石已躲进象牙塔中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小蒋手中。
　　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纠正官僚作风，开会限定在40分钟以内。“别人一罗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还公布了公务员“十诫”， 制止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风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和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为纪念世界人权日，申请集会，未获允许，决定不理会禁令照计划进行。
　　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升后来接受陶涵采访时说，蒋经国当时指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
　　当晚的集会中，数千名民众的情绪被演讲者煽动至高度兴奋，一些人开始攻击宪兵和附近的警察。共有183名警察、92名示威群众受伤。
　　蒋经国的“软弱”让他在国民党内“饱受批评”。第二天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许多改革派人士被解职。在巨大压力之下，他决定大举镇压反对派人士，逮捕美丽岛集团骨干分子。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将蒋经国置于内外交困之中。
　　而几年后发生的暗杀江南事件，更是一拳击中了蒋经国的软肋，使他彻底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联帮分子枪杀。之前，这位身份复杂的作家刚刚完成《蒋经国传》的写作，书中对蒋经国多有毁谤之辞。
　　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杀手陈启礼、吴敦以及军情局长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告终。蒋孝武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
　　蒋经国最亲密的部下李焕告诉陶涵，江南案让蒋经国看到，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已长成如此怪物，这让他“充满无力感”。随即，蒋经国大举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并禁止其在美国秘密活动。他还指示李焕，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告诉部下，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
　　最后的华丽转身
　　这时的蒋经国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预感时日无多，他决定在天年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加速完成改革。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后来告诉陶涵，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听到这一消息，蒋经国只是点点头。在核心层的会议上，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不打算对民进党采取行动，引起党内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弹，甚至有人写下血书，要求政府逮捕“叛乱分子”。对此，蒋经国对追随他多年的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党禁报禁解除；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草案，本土力量参与台湾政治的时代由此开启。
　　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了“行宪纪念大会”。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欢迎声中，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高喊抗议口号——台湾政治第一次如此宽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
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刘于1949 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 1984年夏，刘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 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 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 了 “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并于1990年9月赔偿江南遗孀150万美元和解了事。这一事件始终未 能彻底查处，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通过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 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台《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 可思议”的事，谋杀“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也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公开表示，该局将与警方合作调查此案，以警告国民党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对此，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当即决定通过驻美“北美事务协 调委员会”以及从台湾派专人向美国保证：对江南命案的调查，愿同美国合作。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决定，对该案的调查与处理，将限制在一般刑事案之内，对国民 党当局予以照顾。例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等人多次公开表示，台湾当局未涉江南命案，且该案是一个刑事犯罪案件。但在多方正义呼声的压力下，美国警方 不得不对此案做进一步调查。
　　“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 助与合作，抽丝剥茧，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惟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的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 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藉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 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国民党的扫黑行动’，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什么其他意义。”
　　12月初，美国警方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引渡陈启礼到美国受审。12月6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发出拘捕令通缉主嫌疑犯陈启礼。台湾当局被迫承 认，江南系陈启礼等人所杀，高级情治人员确卷入此命案。对于引渡陈启礼，蒋经国认为：“此乃一‘法律’问题，亦关系‘国格’，‘我国’没有将到案嫌犯交美 的 ‘法律’依据，自应依‘我国法律’调查审判，但案情了解愿与美方合作；此外我对江南被杀案的严正合理立场，不能迁就美国而自丧‘国格’。”《郝总长日记中 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0页。
　会后蒋经国作出决定：鉴于美国调查人员即将来台调查江南命案，要求郝柏村、沈昌焕、汪守一、宋长志与汪敬煦为幕僚小组成员，协助蒋经国处理此案。
　　1月22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抵台调查江南命案。同日，蒋经国在军事会谈会上要求各级将领与官员“自重自爱，守分守法”。又说：
　　1月23日，美国调查人员听取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与“司调局”关于“一清专案”汇报，并与陈启礼谈话。郝柏村初认为陈启礼有可能将原供升高或降低，听后与平时所供相符。陈启礼的口供主要有三点：
　　(1)教训刘宜良为汪希苓主持；
　　(2)赋予杀手吴敦任务为教训而非杀害；
　　(3)杀害刘宜良后曾在美逗留。
　　1月2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再度讨论江南命案，郝柏村提出三点说明：
　　(1)“美调查小组来台安排及新闻处理均妥切”；
　　(2)“今后就本案从美政府、国会及舆论三方面下工夫，而以取得美方信任谅解为第一要义，澄清猜测及恶意中伤为第二要义”；
　　(3)“决定起诉汪，如美方要求会面可同意”。《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1页。
　　2月15日，蒋经国又召见郝柏村，强调：“陈启礼、吴敦绝不引渡到美国，吾人对美让步有限度，绝不接受无理要求。刘案处理吾人光明磊落，尽其在我；至于美国信与不信，吾人难以强求。”《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4页。
　　由于蒋经国反对引渡，加之美国考虑与台湾当局关系，引渡方案告终止。
　　1985年3月21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判陈启礼和吴敦。4月8日，审理结束，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
前“情报报报局长”汪希苓因犯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前“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犯帮助杀人罪，各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但事与愿违，该案给蒋经国父子及国民党当局以很沉重的打击。
　　第一，蒋经国传子部署受阻。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及台湾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 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振振有词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 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另据报道，王世宪等16名院士已分别携带有关江南命案的证据陆 续返台，并推代表要求晋见蒋经国。蒋经国以“身体欠佳”为由，令李登辉予以接见。王世宪等人明告李登辉“纸里包不住火”，希蒋经国能“壮士断腕”，还有人 直接要求蒋孝武应对江南命案有所澄清和交代。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于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 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 月 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5年12月26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 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对于蒋经国的声明，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报道，声称蒋经国讲话表现了“大公无私的恢弘气概”，“将获全民拥戴”；同时还声称，这一讲话能 驱逐疑虑，安定民心。《自立晚报》等报刊则强调疑虑普遍存在并有根据。一种意见认为，蒋经国“只说下一位‘总统’不能也不会由经国家人竞选，并未说未来的 ‘总统’不能由蒋孝武或蒋纬国竞选啊”!康宁祥等一些人则要求国民党作出进一步保证。一位台大教授认为，在台湾，“政权权位并不一定要结合的”，例如， “当年严家淦担任‘总统’时，蒋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仍然发挥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对于蒋孝武外放新加坡，有议论说，此番颇近于王升当日之流 放。王升当年因为准备接班的传言，随即先贬后放，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今蒋孝武也是在岛内外推测他可能接棒之后，被外放担任一个名分犹在地下“大使”之下的 商务副代表。也有议论认为，蒋经国对王升是罢黜，对蒋孝武是培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蒋经国外放蒋孝武，一方面是在巨大压力下以解内外疑虑；另一 方面是企图让蒋孝武在新加坡“建功”，使其形象有所改变。
　第二，江南命案使蒋经国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被戳穿。《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 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连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 事”， “不可思议”；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本身已对‘政府’形象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江南命案也使台美关系受到影响。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1月18日，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 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2月7日，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 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 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1985年初，国民党当局指派海外工作会副主任专程赴美，了解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后果。此人返台后，就此发表文章说：“他对江南事件 影响台美关系之深，危害‘国家’之大。知之甚详，感到非常痛心。”驻美国的一位台湾工作人员说，“对美工作的成果，好不容易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江南命案发 生，却让人给整个一大桶倒掉，糟糕透了”。就连蒋经国在召见郝柏村时，也不得已而慨叹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 严重伤害”。《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

大陸禁片 《中華苦難六十載 (1949至今) 》(必讀的國民教育)

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多少人以為：這是百多年來愛國志士的犧牲換來的成果，
中華民族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
有誰料到，從那時起，政治鬥爭運動連綿不絕，
接二連三經濟錯失，人禍橫流，赤地千里。
中華民族的苦難，更為深重。
人民經歷三反五反、鎮反肅反、鳴放、反右運動、
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事件，
及後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
民間出現《北京之春》民刊運動。
其後鄧小平復出，提出改革開放政策。
豈料，中共只是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
政治上卻仍舊堅持獨裁專制。
開放改革帶來貪污腐敗、
道德墮落、貧富懸殊、民怨沸騰，
終於爆發「八六學潮」以及八九年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愛國民主運動，
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要求，
但最後演變成人民被屠殺的「六四」悲劇。
「六四」屠殺後，江澤民上台，
經濟改革停頓，
直至鄧小平92年南巡，重新推動經濟改革。
但只是發展經濟，
沒有開放黨禁及推行體制的民主改革，
加劇了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
過去二十年，民間聲音此伏彼起，
又隨著社會問題愈來愈嚴重，
出現血煤、非法徵地、太石村事件、《南方都市報》案、
《冰點》事件、食品安全、四川豆腐渣工程和《零八憲章》等，
維權運動如雨後春筍的蓬勃發展。
但維護人民權益的人士和律師，屢遭打壓。
就讓我們回顧中共建政至今，
中國人民的血淚史和民間抗爭情況。

编程随想谈革命[8]：对“非暴力革命”的种种【误解】

半年前写了本系列的第7篇《为啥俺不看好“暴力革命”的方式？》。之后在博客留言跟某些读者探讨了相关的问题，发现很多人对“非暴力革命”的理解很肤浅（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再加上最近一个月，香港的“占中运动”声势浩大。某些读者建议俺谈谈“非暴力抗争”的话题。于是今天再发一篇，专门介绍对“非暴力革命的误解”。
　　本文先列举了对“非暴力革命”的9种误解（都比较有代表性）。以后如果想起来其它的，再补充。

★误解之1——“非暴力革命”能成功是因为独裁者的善良和仁慈（寄希望于独裁者善良）

　　这种误解大概是最普遍的，至少在俺博客的留言中，最经常看到这种（关于“非暴力抗争”的）误解。
　　不得不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正应了咱天朝“江太上皇”的一句名言——图样图森破。当某人用“善良”、“仁慈”之类的字眼来评价一个独裁者，就已经充分暴露出此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和肤浅。
　　一个政客要想成为独裁者，需要在官场斗争中搞掉数不清的竞争对手。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这种人是毫无“良心”可言的。当面对革命时（“非暴力革命”也是“革命”），当自己的宝座受到威胁时，独裁者是【绝对不会】以“良心”或“仁慈”来作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的。
　　有些天真的同学可能会问：“那为啥有的独裁者没有对非暴力革命进行血腥镇压？”
　　俺的回答是：在某些成功的非暴力革命中，独裁者没有作出血腥镇压的举动，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跟“良心”【无关】）：

　　1、不是因为独裁者善良或手软，而是因为独裁者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觉得镇压对自己更不利，所以没有镇压
　　举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首开纪录的是突尼斯。当时的突尼斯总统阿里并没有进行血腥镇压，而是携家眷和巨款落荒而逃。
　　如今看来，阿里的举动是精明。他的老邻居——利比亚的卡扎菲——对民众进行血腥镇压，结果捏——不但自己死无全尸，还拉上好几个儿子陪葬。

　　2、独裁者其实想镇压，但是命令无法贯彻
　　举例——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八月政变）：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比较复杂，俺只简述一下经过。想看详情可参见“维基百科词条”。

　　此事发生在1991年，当时苏共高层分三派：以苏联总统（当时已经改称“总统”了）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因为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所以叶利钦的权力也不小）。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进行温和的改革，导致保守派很不爽。于是保守派的高官成立了一个政变集团，策划了大半年之后，在8月19日发动政变，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度假别墅。政变集团成员包括了：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内务部部长、克格勃主席......（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强力部门）。国防部长调正规军（第2近卫摩步师、第4近卫装甲师、某伞兵部队......）进驻莫斯科，控制各个要害部门。
　　在软禁苏联总统之后，政变集团的主要目标是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激进派头头）。在19日当天，叶利钦以及追随他的“激进派”高官大都待在俄罗斯议会大厦（俗称“白宫”）。本来正规军应该攻占白宫的，但是那两个师长居然抗命，按兵不动。更有甚者，第2近卫摩步师麾下的某个坦克营居然调转炮口，保卫白宫（后来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是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演讲，那辆坦克就隶属于这个坦克营）
　　第二天，政变集团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要求特种部队去攻打白宫，击毙或者活捉叶利钦。当时苏联最好的特种部队是“阿尔法小组”，第二好的特种部队是“维姆佩尔小组”（这两个都隶属克格勃，而克格勃主席是政变集团成员）。但是捏，这两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一个是少将、一个是上校）竟然都抗命。政变集团傻眼了。
　　到了第三天，政变集团的骨干知道大势已去，政变流产了。之后不久，叶利钦宣布取缔苏共（宣布俄罗斯境内的共产党是非法组织）。

顺便说些题外话：
　　叶利钦早在竞选俄罗斯总统之前，就公开退党，所以他才有底气宣布：“俄罗斯境内取缔苏共”。很多人误以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垮台的主要推手——其实是叶利钦而不是戈尔巴乔夫。
　　还有不少天真的网民在幻想：朝廷高官中会出现叶利钦这样的人物，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为啥俺说这是【幻想】？只需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今天朝的高官，有谁敢于像叶利钦那样公开宣布退党的？有吗？！

　　补充说明：
　　本小节举了印尼和苏联的例子，是为了反驳“对非暴力革命的误解”。并不是想把印尼或苏联的模式照搬到中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所以很多经验只能参考借鉴，而不能照搬。

★误解之2——“非暴力革命”能成功是因为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的善良和仁慈（寄希望于统治集团成员善良）

　　这种错误的性质，其实跟前一种差不多。
　　俺再来举一个例子——1997年的印尼革命。
　　（这个例子在本系列的前一篇《为啥俺不看好“暴力革命”的方式？》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唠叨了）
　　在印尼的这个例子中，独裁者苏哈托之所以倒台，是因为：当他下令进行血腥镇压的时候，以维兰托为首的印尼军方高层抗命（不同意镇压）。结果其他政府高官发现苏哈托连军队都调不动，也纷纷跟他划清界限。于是，苏哈托在独裁32年之后，竟然在一星期之内戏剧性倒台。
　　“以维兰托为首的印尼军方高层”，为啥要抗命捏？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不忍对首都雅加达的大学生开枪？显然不是。
　　请允许俺稍微跑题一下，说说印尼的“东帝汶独立运动”。
　　东帝汶原本属于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葡萄牙宣布放弃海外殖民地，东帝汶就独立了。结果独立9天之后，被印尼吞并。从1975年到1999年这24年间，印尼军方为了镇压东帝汶的反抗运动，杀了好多人（参见“维基百科词条”）。尤其是1991年还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圣克鲁斯大屠杀”——印尼军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和平集会的民众”多达271人。这些发生在东帝汶的血腥暴行，前面提到的印尼军方高层（包括维兰托）都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
　　难道说这些军方高层，1991年还在制造没人性的大屠杀，到了6年之后的印尼革命，他们突然变得善良了，不忍心对民众开枪了。这显然说不通嘛。
　　俺来解释一下为啥会这样。其实1997年的印尼革命，那些军方高层依然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们对苏哈托抗命，并不是因为仁慈或手软，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判断出来，苏哈托前途不妙，所以他们要重新站队。以维兰托为例，因为他抗命（拒绝镇压学生），在苏哈托倒台后，他可以很舒服地继续当国防部长。作为对比：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陆军战略后备军司令），因为始终站在苏哈托这边，苏哈托倒台后，他也被撤职。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是否开枪镇压，主要还是基于官场上的考虑（站队、政治利益），而不是基于仁慈或同情心之类的。当他们发现抗命对自己的仕途更有利，自然会选择抗命。

★误解之3——“非暴力革命”是以卵击石（觉得这是白白送死）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误解。
　　很多人以为“非暴力”的方式必定是软弱的方式。其实不然。
　　“非暴力抗争”这种形式，表面上看貌似软弱，但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摧毁性；相反，独裁政权表面上看貌似强大，但是内部却有很多软肋。用“非暴力革命”对抗残暴的独裁政权，经常能起到【以柔克刚】的效果。
　　这可不是俺拍脑袋空想滴，历史上已经有太多成功的案例（参见本系列前面的博文《回顾“最近50年的革命史”》）。
　　说到“独裁政权的软肋”，其实有很多，俺简单列举几个：
　　1. 统治集团的分化/分裂
　　不论是个人独裁还是寡头独裁，政府高层都会有一个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内部，也会有勾心斗角。一旦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人将面临某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很容易引发统治集团的分裂甚至解体。（有空的话，俺会普及一下博弈论的常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参见前面提到的印尼和苏联的例子。大部分成功的非暴力革命，都出现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补充说明一下：
　　统治集团的成员因为陷入“囚徒困境”而导致统治集团分裂，【不等于】统治集团的成员有良心/仁慈。这种高层分裂，还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来作出决策。
　　2. 官僚集团的低效/不作为
　　独裁程度越强的国家，其政府中的官僚作风会越严重。很多官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整个政权的利益。
　　举例——萨达姆政权
　　当年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很残暴，导致手下养成一种“报喜不报忧”的风气。结果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由于手下总是“报喜不报忧”，当美军已经逼近巴格达，萨达姆依然被蒙在鼓里。（虽然萨达姆不是被“非暴力革命”推翻的，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独裁政权内部的官僚作风会导致的问题）
　　3. 对传媒/舆论的失控
　　独裁政权通常需要进行严格的信息控制（信息控制是洗脑的基础），以此来确保民众的服从（不妨想想北朝鲜）。
　　但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部分国家（包括天朝）都进入了信息时代，彻底的消息封锁变得越来越难。
　　虽然天朝精心打造了一个 GFW，但是会翻墙的网民越来越多了（对这点，俺深有体会）；翻墙人数猛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朝廷的“信息控制”在不断弱化。其实朝廷新任掌门人习包子，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在去年的“819谈话”中强调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那次讲话的内容可参见“这里”）

（独裁政权的软肋肯定不止这几个，限于篇幅，就不逐一细谈了。本系列后续的博文，还会再聊到这个话题）

　　另外，要想最大化“非暴力革命”的效果，并不是简单鼓动民众上街，就了事的。
　　为了尽可能扩大影响，为了尽可能让统治集团分化，为了尽可能降低被血腥镇压的风险，需要有谋略、有策划、有宣传鼓动、有组织工作。关于这方面，前人已经总结了很多实际运作的经验，尤其是美国佬吉恩·夏普撰写的《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此书堪称“非暴力革命的圣经”（俺的网盘分享了中英文电子版）
　　这部分是“非暴力革命”的关键，俺会在后续博文重点介绍。

★误解之4——“非暴力革命”太慢（觉得效率低）

　　恰恰相反——“成功的非暴力革命”通常比“成功的暴力革命”更快（效率更高）。
　　其实俺在本系列的前一篇已经分析了“暴力革命”的诸多缺点。如果要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政权，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周期。首先，要招募并训练一支有效作战的队伍，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然后，还要花时间建立一个根据地以便站稳脚跟。凡此种种，起码要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万一不顺利，要么被镇压，要么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如果你留意一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暴力革命（“军事政变”不算），耗时都很久，而且胜算不高。像古巴革命已经算是暴力革命中的“闪电式”了，从一开始组建队伍到最后占领首都，也耗时6年（1953-1959）。另外，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打了37年的仗，鼎盛时期曾经攻占全国第二大城市贾夫纳，并拥有自己的海陆空三军，但最后还是被政府军灭了。
　　反观“非暴力革命”，如果能成功的话，要迅速得多——许多成功案例都没有超过“一个季度”。快的话仅仅几天（比如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历时一周）。当然啦，也有耗时较长的非暴力革命（比如南韩推翻军人独裁的民主运动，几乎贯穿整个80年代）。

　　补充说明：
　　本小节提到别的国家“非暴力革命”迅速成功的先例，并【不等于】“俺认为天朝也会迅速成功”。天朝的非暴力革命，结果会如何，取决于很多因素。本系列的后续博文再来细谈。

★误解之5——“非暴力革命”不适用于极权国家 / “非暴力革命”不适用于共产党国家

　　这两种说法比较类似，俺放到一起来反驳。
　　老实说，这两种观点的谬误很明显。俺只需举几个反例，就能体现出这两种说法的破绽。

　　举例1——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
　　当时有一系列的共产党政权崩溃——全部都是经由“非暴力革命”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尼亚革命”——以“非暴力革命”开端，独裁者动用军队血腥镇压，导致这场政治变革以“暴力革命”成功收尾（在下面的章节，俺还会详细介绍罗马尼亚的事情）。

　　举例2——苏共垮台
　　在本系列的第一篇，俺强调了关于“革命”的几个基本概念（记性不好的同学可以再去复习一下）。
　　1991年苏共垮台，就属于“自上而下的非暴力革命”。说它是“革命”，因为苏联的政治体制出现根本性变化（一党专政被废除、马列主义被抛弃）；说它“非暴力”，因为整个过程不是以武装斗争为主，也几乎没啥伤亡（有3名年轻人在政变期间死于流弹，另有几个苏共老顽固选择自杀）
　　在解体之前，苏联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且还是马列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误解之6——“非暴力革命”只适用于小国，不适用于大国

　　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参见苏联和印尼的例子。
　　很多人误以为印尼是小国，其实印尼的人口在全球排名第四，国内有300多民族。至少从“人口”和“国土面积”而言，印尼【不是】小国。

★误解之7——“非暴力革命”不够彻底

　　首先，“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都属于“革命”。在变革的程度上，都比“改良”彻底。（如果不彻底，就没资格称为“革命”）。
　　至于“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哪一种更彻底，这是无法一概而论滴。一场革命是否彻底，主要看革命的“政治诉求”是咋样的，跟革命的形式（“暴力”还是“非暴力”）【没有】关系。

★误解之8——搞“非暴力革命”就完全不能使用武力

　　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误解。其实本系列的第5篇《扫盲“非暴力抗争”》中，就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这里再罗嗦一下：“非暴力革命”指的是“【一开始】不以暴力（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手段”，但是某些情况下（比如遭到血腥镇压），“非暴力革命”有可能转为“暴力革命”（以暴力方式收场）。
　　举例——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

　　在1989年之前，罗马尼亚不但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齐奥赛斯库统治的24年间，大搞个人崇拜，并且还大权独揽。他担任的职务至少有：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
　　他的亲属也都身居高位：比如他老婆名义上是第一副总理，实际是“超级总理”，党内排名第二（不仅让人想起江青那个婆娘）；他的3个弟弟在军中担任要职；他儿子也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这些可不是俺瞎掰滴，请看天朝喉舌新华网的报道，链接在“这里”）
　　1989年，共产主义阵营逐渐瓦解（很多国家都转型为多党制）。但是齐奥赛斯库并没有体现出任何政治改革的迹象。本来就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开始加剧。当年12月16日，西部大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警民冲突，警察开枪打死数人。此事称为“蒂米什瓦拉事件”，全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开始达到“爆发前的临界点”。
　　齐奥赛斯库也不是白痴，他当然察觉到民众极度不满的情绪。12月21日，他在首都广场召集大规模的民众集会（动员超过10万人参加）。在集会上，齐奥赛斯库亲自演讲，一边鼓吹自己的政绩，一边指责“蒂米什瓦拉事件”是欧美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这种口径是不是跟咱们天朝很像？）演讲到一半，广场中不知道是谁突然喊了一嗓子“打倒齐奥赛斯库”，于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喊了。现场维持秩序的保安部队（相当于咱们的武警）见场面失控，对现场民众开枪射击，造成大量伤亡。当时正在进行电视直播，全国民众都看到这一幕。
　　齐奥赛斯库发现保安部队已经无法维持局面，要求国防部长米列亚调兵进首都戒严（实际上就是效法天朝，准备“血洗”）。米列亚抗命。第二天，米列亚突然死亡（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被齐奥赛斯库灭口）。国防部长之死导致军方分裂，大量的军官和士兵倒戈。反抗齐奥赛斯库的各方成立“救国阵线”。罗马尼亚陷入短暂的内战。齐奥赛斯库逃离首都。
　　仅仅一天之后（12月23日），逃亡中的齐奥赛斯库被民众举报并遭逮捕，关押在“救国阵线”控制的军事基地；效忠于齐奥赛斯库的保安部队企图劫狱，幸好没成功。由于担心夜长梦多，“救国阵线”于12月25日判处齐奥赛斯库死刑，就地枪决，尸体拿出来示众。内战结束。
　　之后，罗马尼亚取缔共产党，实现多党制和民主化转型。2004年加入北约、2007年加入欧盟。

★误解之9——“六四运动失败”说明“非暴力革命”在中国行不通

　　这种说法貌似也很有市场，不止一次听到过。此观点存在如下几个谬误：
　　谬误之一
　　拿“六四运动的失败”来论证“非暴力革命的行不通”，属于概念性错误。因为“六四运动”属于“改良”而不是“革命”。这两者的性质迥异，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谬误之二
　　此观点包含某个潜台词——“既然中共会动用军队镇压六四，同样也会动用军队镇压未来的非暴力革命”。
　　俺觉得这个潜台词的推理有问题。
　　如今的天朝跟1989年的天朝，权力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了。当年之所以能调动大军进京戒严，靠的是矮邓在军中的威信。比如戒严令公布后，以萧克、张爱萍为首的七个开国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戒严（此事参见李锐写的《纪念胡耀邦》）。但因为矮邓是一把手（当时的赵紫阳总书记只是【挂名的】一把手），邓坚持要调兵，这些军中元老也没辙。顺带提一下：即便牛逼如邓太上皇，在下决心调兵进京之前，他也犹豫了很久（再次唠叨：他的犹豫跟“手软”无关）。为啥邓太上皇会犹豫捏？俺来解释一下：要知道，野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远高于中央警卫局。万一有某个军官图谋不轨，只要一个团的兵力就足以拿下中南海。邓太上皇的犹豫，在于“担心发生兵变”。
　　再来看如今的习包子，对军方的掌控力，显然不如邓。万一再发生类似“六四”的政治风暴，会出现如下几个变数：
1. 习包子能否调得动这么多部队进京？这是变数之一
六四的时候，老邓还没死，就已经有高级军官抗命（比如38军的徐勤先军长），拒绝带兵戒严。习包子的威望不如老邓，说不定会有更多拒绝调兵的高级军官。
2. 进京之后，是否会出现哗变？这是变数之二
罗马尼亚革命成功，靠的是部分军队倒戈。
3. 即便军队不倒戈，是否会消极抗命？这是变数之三
比如苏联的819政变，军队消极抗命，使得苏共保守派的政变流产（别忘了：苏联跟天朝一样，也是长期强调“党指挥枪”，咱们的“政委制度”就是从苏联学来的）
　　这三个变数，只要出现任何一个，历史的走向就跟1989年完全不同。而且“这三个变数”仅仅是“军事方面的”。如今跟1989年相比，还有很多其它的不同之处——比如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是双向，多对多），而1989年的传媒主要靠电视和电台（信息传递是单向、一对多）。信息媒介的不同，对政治事件的历史走向，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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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3任妻子与10个子女如今境遇：令人大感惊奇

许世友将军的一生，是个传奇的一生。他出生于河南信阳新县田铺乡许家合村。出身于贫苦农家，曾在少林寺当过武僧。抗战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司令员。之后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系中国唯一一位武僧出身的高级将领。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时年八十一岁。根据许世友愿与母亲土葬的遗愿，安葬于家乡。早在毛主席当政时，他就拒在火葬协议上签字。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就这样，特殊的将军含笑于九泉。他是中国唯一一位被土葬的开国上将。关于许世友的革命事迹，我们多有耳闻。但关于他的婚姻状况及其子女现状，我们却知之甚少。

许世友上将全家福

记得儿时，曾听人们讲述过这样一则故事：许世友将军平日警惕性很高，时常提防有人谋害他。他不仅有飞檐走壁的神功，还有打枪百发百中的硬功夫。他办公桌上始终摆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无论是谁，要是不喊报告进来，随手就是一枪。就这样，光老婆就打死好几个。直到多年后，有幸到南京军区机关工作，接触了一些曾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才弄清，那传说纯属胡编乱造。将军曾经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用枪打死的。

原配：邻村美女朱锡明

在许世友结束了少林寺的杂役生涯后，即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担当起革命赋予他的第一职务—-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见儿子长大成人，该成个家了，就四处托亲拜友张罗这事儿。不久，母亲为许世友物色了一位名叫朱锡明的邻村女子。锡明属虎，1901年出生，比许世友年长4岁，天生丽质，勤劳，本分，是村里的妇救会会员。

许世友是个大孝子，又加上父亲早逝，就更加孝敬母亲。既然母亲看上了这姑娘，许世友也就谨遵母命依了娘。1924年春天，许世友雇一顶花轿和几个吹鼓手，将朱锡明热热闹闹地娶回了家。婚后，小两口感情甚笃，日子过得和谐美满。

可是，许世友与朱锡明仅度过三天如蜜的日子，就接到了作战命令。告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许世友率部投入了战斗。母亲和锡明在家做军鞋支前，有时还参加洗衣队上前线慰问。

朱锡明与许世友共生了三个男孩，乳名都叫“黑伢”，即“大黑伢、二黑伢、三黑伢”，前两个都因病夭折了。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当时，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党政军高级干部不少人都结了婚，红四方面军也开始解禁，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找革命伴侣结婚。

政委王建安对许世友说：“军长，你可以结婚了！”

“俺家里有老婆，哪能这样！”许世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你过去不是说不是被大肃反肃杀了，就是被国民党强迫改嫁了吗？”王建安提醒许世友。

许世友叹口气说：“是啊，她和我四弟仕胜一起被县政治保卫局抓去了，我四弟被杀害了，她……我西征离家四五年了，眼下死活不知啊！”

王建安说：“被保卫局抓去的，能有几个活着出来的。徐向前总指挥的妻子程训宣、王树声副总指挥的妹妹王英，不都是被保卫局当做‘改组派’抓去杀掉了吗？你妻子肯定也不在人世了。”

其实，朱锡明并没有死。她被乡苏维埃政府无罪释放后，继续在村里做妇女工作。一天，反动保长找上门来，硬逼她改嫁，否则就把她卖掉。在这种情况下，朱锡明仍然誓死不从。许母劝她：为了把黑伢拉扯大，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朱锡明无法，被迫嫁给一个以杀猪为业的姓王的后生为妻。这个后生为人本分，通情达理。他不但抚养了黑伢，还让朱锡民常带些猪肉和日用品到许家看望许母。

许世友后来回忆说：“娘，你做得对。她改嫁了，也不能怪她。”此是后话。

续娶：四川达县女青年雷明珍

如果说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长征途中，许世友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一方面军中的众多革命伴侣并肩战斗的情景，对奉行禁欲主义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影响很大，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寻找革命伴侣成家。而早已战功赫赫的许世友当然身在此列。

长征结束，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对投奔延安的四川达县热血女青年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撮合，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很快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你敬我爱，相处如宾。

雷明珍平日里好学上进，工作上大胆泼辣，对许世友体贴入微。许世友调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后，奉命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细心的雷明珍将羊毛收集起来，抓住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后来，在许世友落难受批判时，雷明珍没有给予其理解与支持，许世友为此颇为愤怒。许世友在毛泽东干预下得以平反后，雷明珍对自己一时的冲动追悔莫及，曾多次向丈夫认错并希望复婚，可许世友就是不肯原谅她。

许世友随朱德上太行山时，雷明珍也主动要求去抗日前线，一起到了太行山。陈赓、陈锡联曾将许世友与雷明珍反锁在一间屋里，希望他俩好好谈谈，沟通理解，可许世友破门而出，扬长而去。后来，许世友去了山东，并在那里续写了第三次姻缘。

许世友和夫人田普在南京长江大桥上

第三任妻子：胶东姑娘田普（原名田明兰）

1941年春，许世友率领清河军区独立团挺进胶东。在山东许世友整整战斗生活了十六年，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平生的最后一次婚姻，就是从这块土地上开始的。

许世友整天带兵打仗，生活却因无人照料越来越随便。后勤部长高大山私下里为他在根据地的工厂里物色了几位品貌皆优的姑娘。

高大山为许世友物色的目标所在单位是根据地的皮革厂。进门以后，许世友顺着高大山的手势看去，只见一位俊俏的姑娘正在那里干活，显得十分专注和认真。

许世友对高大山说："就是她吧！"这四个字，像是询问，又像是赞同，其实二者皆有。

憨厚耿直的许世友“一见钟情”，说完策马而去。其果断的个性，从这次相亲可窥一斑。这位胶东姑娘名叫田明兰，后来改名为田普，家境贫寒。在部队，她先在胶东军区后勤工厂工作，后到五支队做支前工作。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明兰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喜庆的鞭炮，没有亲友的祝贺，有的只是一包喜糖，一杯清茶，还有一帮生死之交的战友。

田普与许世友婚后相伴40余年。许世友生前曾感叹地说：“田普是我一生的忠实伴侣。”并声言来世还要做伴侣。

解放后，田普曾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等职，现在北京离职休养。

许世友十个子女今何在

许世友一生共有十个子女。长子、次子早夭折。如前文所述，他与其结发妻子朱锡明育有三个儿子，但大黑伢、二黑伢均因病而殇。这样，朱锡明的孩子，幸存的只剩下了“三黑伢”许光了。

许光，自1929年出生即在家务农，全国解放以后才找到许世友。许光被送往山东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学习。参军入伍后，他又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分校、第十二步兵学校、第五航空兵学校、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海军学校和海军高级学校（今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批本科学历的海军军官、北海舰队的首批舰艇长。

1977年许光与父亲许世友将军广州合影

1965年5月，许世友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让许光回到家乡，照顾祖母，替父行孝。他把在海军北海舰队当舰长的许光叫来，进行了一次长谈，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

许世友是个孝子，许光也是一个孝子，他为了替父亲尽孝道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从繁华的海滨城市青岛调回到老家河南新县人武部任职，由海军作战部队的军官改任县人武部参谋，后来转业地方。2013年1月6日去世。

许光的四个子女分别叫许道昆、许道仑、许道江、许道海。许光之女许道江1968年出生，现任第二炮兵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大校军衔。

许世友将军与长子许光（后排左）、孙子许道仑（后排右）、孙女许道江（前排右）、许道海（前排左）在广州

1977年12月，许世友与长孙女许道江在广州合影

第四子许建军，亦系田普长子。

原南京空司团级参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诬陷入狱，现已平反。

在许世友的儿子中，许建军最让他操心，最使他伤心，也最使他不放心。

某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一位中央领导人转告许世友，他的一位儿子触犯党纪国法，已经被捕归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但许世友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因为在许世友的领地里，谁敢在许世友面前讲这个不祥的消息？

许世友果然怒吼起来：“枪毙，一定要枪毙！”当场在一旁的目击者说：“那表情，那神态，如果他儿子在场，他肯定会拔出枪来真干！”事后，许世友的心情很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除了生气外，他还纳闷：你们不是都说建军表现如何如何好吗？怎么变得这么快？

许世友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高级将领的。他对子女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有时甚至过分。他的思维是直线型的：他把儿子交给组织就放心了，就像自己当初把一切交给党一样。儿不孝，父之过，组织也有过。

许世友在病危期间，有时睁大他那失去光彩的眼睛，费力地朝四周转动，看着一副副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只有极少几个人猜得出他的眼睛在寻找许建军，他的心在呼唤许建军。他已经三年多没有见到这个儿子了。在弥留之际，多么想见许建军一面。

许建军终于风尘仆仆赶来，站到了爸爸面前。他的鞠躬，他的默哀，他的忏悔，面对的已是爸爸的遗体。

第五子少将许援朝，许世友与田普之幼子。抗美援朝期间，许世友被毛泽东点将赴朝鲜作战。临出征时，田普即将分娩，作为军人的妻子，田普并无怨言，她只是要求丈夫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个名字。许世友则豪爽地说，生女就叫“抗美”、生男就叫“援朝”。

和兄弟姐妹一样，许援朝早在1967年就去了南京军区坦克独立四团一营三连当一名普通的战士。由于表现突出，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援朝少将

许援朝人缘非常好，认识的人都说他非常好相处，对人很随和。在工作上，他没有一点儿架子，不搞一点儿特殊，上下班都是骑一辆自行车，就连外出办事也常交代秘书：“给我那辆旧桑塔纳就行了。”

许世友晚年时，身边只剩了许援朝一个儿子在家，可也被他“赶”出了门，让援朝自力更生，自己过日子去。

1983年部队实行年轻化。当时许援朝在南京军区机关当一名参谋。有一批30出头的年轻人在“年轻化”的当口走上了处长的岗位。按照许援朝的工作表现和工作水平，他是相当有“实力”的人选。如果许世友打个招呼，或者叫身边工作人员捎个“意思”，许援朝当处长还不是小事一桩儿？但许世友不但“金口不开”，而且不闻不问。

在父亲去世以后，许援朝凭自己的真本领，从副处长、处长、副师长，一个一个台阶走上来。2000年，许援朝晋升少将军衔。2009年，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2011年初，因年龄原因退役。

许世友共有五个女儿。大女儿许丽（许莉）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退休干部，现在上海饭店任高级会计师；二女儿许桑园（许华山）原服役南京空政,后从事导演工作，现任南京空军医院副院长；三女儿许华，正在经商；四女儿田小兵（许经建），南京高教研究会秘书长。

许世友上将与夫人田普，子女许建军、许援朝、许丽、许桑园、许华、田小兵合影

田小兵，原名许经建，即经济建设之意，曾在大别山附近当过兵。

将军在大别山区可谓极富盛名，如果许世友的女儿以真名参军的话，一定会受到有关领导的照顾。父亲生前为培养女儿独立自主的能力，不搞特殊化，遂将小女儿改名为田小兵，随了母姓。

用许世友的话说：孩子参军就是部队的人了，是组织的人了，好坏由部队去管，路子由自己去走。许世友去世时，子女没有一个沾了他的光。

（2010年时任二炮后勤部卫生部处长的许道江上校夫妇一行在县长杨明忠，县人大主任易明炜，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武仲良等县领导陪同下拜谒了祖父许世友将军墓）

许世友还有一个小女儿小时候送给了别人，文革时期在新疆建设兵团44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十年代末回北京与许世友相认，后定居在乌鲁木齐。（来源  美中文摘）

编程随想谈革命[7]：为啥俺【不】看好“暴力革命”的方式？

文章目录

★事先说明
★历史案例的前车之鉴
★从“军事”的角度分析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
★从“后果”的角度分析
★总结

　　上周有几位读者建议谈谈乌克兰的事情。考虑到网上已经有不少专门的文章分析乌克兰的局势，所以俺改为：继续写“谈革命”系列的后续博文。毕竟此系列已经中断一年，不赶紧补上，心中过意不去。

★事先说明

　　本系列中断了一年。考虑到某些读者比较健忘，或者某些读者在看本文之前，没有看过本系列的其它博文。如果你属于这两种情况，建议先把本系列前面的博文看完（目录在“这里”），然后再看本文。否则的话，可能会因为某些概念的混淆，导致误解。
　　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中，俺已经界定了几个关键术语，包括（“政治变革”、“革命”、“改良”、“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上层革命”、“下层革命”）。为了打字省力，本文就不再重新定义这些术语了。

★历史案例的前车之鉴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回顾“最近50年的革命史”》，俺汇总了32个国家的革命。
　　其实最近50年发生的革命远不止这个数目。为啥俺只选这32个？首先，俺只挑选“成功”的案例；其次，俺只挑选“推翻独裁、建立民主”的案例。虽然有些国家建立的民主体制还很粗糙，但已经好于之前的政治体制（比如现在的俄罗斯依然算是“威权主义”，但比起苏联的“极权主义”，已经好很多了）。
　　在这些案例中，“下层非暴力革命”有18起，从数量上大于其它类型（上层革命，下层暴力革命，外国武装干涉）的总和。

◇对于“上层革命”

　　如果你看过本系列的第4篇《为啥改良不可行？》，你就明白：天朝的“上层革命”跟“改良”是同样不靠谱的。

◇对于“外国武装干涉”

　　这种途径显然是不靠谱的。因为天朝是一个“大国”（无论看“人口”还是“地域”还是“军事”都算大国）。最近100年来，通过外国武装干涉推翻某个大国的政权，只发生过两次——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虽然也发生过“利用外国武装干涉推翻独裁实现民主”的例子（比如越南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美国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这些例子都是针对“中小型国家”。即使是针对中小型国家，总数也很少（只有3个）。
　　提醒一下：在非洲发生过很多次“利用外国武装干涉推翻旧独裁，建立新独裁”。这类案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对于“下层暴力革命”

　　其实这条路也是比较难走通的——从俺整理的历史案例可以看出：利用“下层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化的案例很少（只有3个）。但是在天朝的民众当中，那些想要推翻朝廷的人里面，依然有很多人企图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中共政权。
　　所以今天这篇，俺就来分析一下：为啥天朝很难用“下层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独裁，实现民主”？

★从“军事”的角度分析

　　大部分网友总是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方式（也就是“武装斗争”）来完成。但是要记住：很多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放到现代，未必就适用。比如古代的“武装斗争”和现代的“武装斗争”就完全不同。

◇冷兵器的特点

　　在古代，战争基本上都是冷兵器对抗（著名的“红衣大炮”直到明朝末年才投入实战，至于火枪的普及就更晚了）。冷兵器相比当代武器的特点是：
1. 更容易制造
无论是弓箭还是刀枪，民间手工作坊都可以生产。
2. 更容易掌握
无论是弓箭还是刀枪，普通人经过【自己摸索】，都可以掌握。而且大部分冷兵器都是“单兵武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3. 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
基本上还是“一对一”的杀伤，缺乏“一对多”的杀伤。

　　上述几个特点导致了：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民众组织反政府的武装力量，双方在兵器方面的差异不会太大（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冷兵器的战争，人海战术多数情况下能奏效。

◇现代武器（热兵器）的特点

　　“热兵器”与“冷兵器”的特点正好相反。
1. 更难制造
即便是最基本的步枪，也不是随便找个民间手工作坊就能造出来。至于飞机、坦克就更甭提了。
2. 更难掌握
复杂的武器（比如战斗机），光靠“自己摸索”是搞不定的。有些复杂的武器（比如坦克）往往需要多人团队协同才能用起来。
3. 具备大规模杀伤力
这个特点，想必大伙儿都明白的。比如一战中德国广泛应用机关枪，导致英法联军在索姆河战役中，一天阵亡6万人（全都倒在机枪阵地前）。

　　现代武器的这个几个特点决定了：民众在缺乏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自行组织“民间反抗军”进行【有效作战】。在人类现代史上，所有“下层暴力革命”能够成功，反抗军基本上都得到了某种外部援助。常见的“外部援助”有两种：其一是由外国直接提供武装支持（包括武器和人员），其二是本国的部分政府军倒戈，从而给反抗军提供武器和人员。
　　举例1
　　比如辛亥革命属于“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武昌起义能成事，靠的是一部分武汉新军倒戈。
　　举例2
　　老毛能打赢老蒋，苏联的军事后援非常关键。比如老毛为啥能首先拿下东北？因为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闪电式击败东北的日军，缴获大量日军装备，后来苏军把很多军事装备给了林彪的四野。
　　举例3
　　当年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柬共）能够利用武装斗争夺权并建立极权统治，关键因素是中国对红色高棉的大力支持。红色高棉的很多高层军官都到中国南方（云南、广西）接受游击战训练。同时中国还慷慨地提供大量军火给红色高棉。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

◇关于“政治组织”的问题

　　在近代和现代，那些采用“武装斗争”方式企图夺权的，基本上都会建立一个相应的政治组织（政党）。比如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搞了很有名的“同盟会”。比如50年代，卡斯特罗发动古巴革命之前，成立了“七二六运动”。
　　但是在目前的天朝，缺乏类似的政治组织。
　　当然，目前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但是大伙儿要明白一点：成立一个“以武装斗争为目标”的政治组织，（相对于非暴力抗争的组织）要冒更大的风险。就算能够成立，能否发展壮大也是一个问题；就算能发展壮大，从成立一直到发展壮大，这当中可能要等好多年。比如：孙中山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同盟会前身）。距离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有17年的间隔。
　　作为对比，再来看看“非暴力革命”。在本系列的第1篇《解释相关概念，澄清常见误区》，俺提到了：成功的非暴力革命不一定需要有政治组织来领导。比如：印尼在1998年发生了推翻苏哈托的非暴力革命，就是印尼大学生自发组织的，并没有某个政治组织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说到印尼的这次“非暴力革命”，顺便扫盲一下。有些同学以为是革命之后才发生“排华惨案”，其实把顺序搞颠倒了。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1.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印尼经济崩溃。
2. 苏哈托为了转移视线，刻意挑动当地民族对华人的仇恨。
（编程随想注：转移矛盾是独裁者惯用的伎俩）
3. 在1998年5月中旬（5.13至5.16）发生了全国性的排华惨案。大量华人被杀，大量华裔妇女被强奸。
（编程随想注：当时天朝的外交部长唐家璇居然说：“中国不干涉印尼内政”。这位唐外长直到7月份才改口：“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
由此可见，咱们的朝廷一贯以来都是：对内很硬，对外很软）
4. 到了5月19日，排华惨案引发了首都雅加达的大学生上街抗议，数万名大学生包围并占领议会大厦。
（编程随想注：印尼首都的大学生比1989年在北京的大学生要牛逼）
5. 当天，苏哈托召集军方高层，要求开枪镇压。军方高级将领抗命，军队继续保持中立。
6. 两天后的5月21日，无奈的苏哈托被迫宣布下台。

◇关于“民众支持度”的问题

　　俺在博客上不止一次提到“二八原理”。对于天朝民众，80% 以上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要推动政治变革，需要尽量争取剩下那部分人（不到20%）。
　　在这些支持政治变革的人里面，又可以根据“二八原理”再次分为两类：少部分人愿意为政治变革付出较高的成本/代价；大部分人则不愿意。
　　所以，如果要推动“暴力革命”，只能争取到很少比例的民众支持。以天朝目前的社会现状，这个比例肯定连 1% 都不到。
　　相对而言，“非暴力革命”会好很多。因为通常而言，“非暴力革命”的转型成本远远小于“暴力革命”。所以“非暴力革命”比较可能争取到较多的民众支持率。

★从“后果”的角度分析

　　前面分析了种种原因，说明“暴力革命”比较难成功（不是不可能，是比较难）。下面俺来假设一下，一旦“暴力革命”成功了，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暴力革命的成本

　　很显然，“暴力革命”的成本比“非暴力革命”要高出很多。主要的成本在于：军事行动会造成很多附带性的伤害。这里面包括了人员的伤亡，对经济的冲击，对城市/农村的破坏，等等。
　　大部分的“非暴力革命”，都能以和平方式收场，所以成本就会小很多。极个别的“非暴力革命”因为遭到暴力镇压，演变为暴力抗争。那么成本就会有所提高。最近50年来，有18次【成功的】非暴力革命，其中3次遭到血腥镇压，以暴力方式收场。具体如下：
罗马尼亚：军队镇压示威民众，部分军队倒戈，内战持续不到一周，齐奥塞斯库被推翻。
利比亚：军队镇压示威民众，民众成立自由军，欧美提供空中支援（禁飞区），内战持续半年，卡扎菲被推翻。
乌克兰：警方和民众的冲突持续一周左右，军方中立，亚努科维奇被推翻。
　　另外，叙利亚的“非暴力革命”也是以暴力方式收场。其内战至今没结束，革命是否能成功还不好说。即使最终成功了，转型的成本也偏高——基本上接近“暴力革命”的成本。

　　虽然“非暴力革命”有可能以暴力方式收场，但出现的比例是比较低的。而如果是“暴力革命”，几乎铁定会有军事冲突。所以“非暴力革命”相比“暴力革命”的成本要小很多。
　　对于“非暴力革命”的支持者，如果遭遇官方的血腥镇压，要尽量想办法避免“叙利亚模式”，尽量争取“罗马尼亚模式”。

◇产生新独裁的风险

　　假设天朝出现了某个很牛逼的政治组织，并且领导了一场成功的暴力革命，推翻了中共。那么接下来会怎样？
　　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必定具有足够强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具有了足够强的政治影响力。万一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具有野心，或许就会成为新的独裁者。这岂不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说实话，咱们天朝已经吃过一次亏了——老毛就是以民主为名，发动暴力革命，然后成为新独裁者）
　　相对而言，“非暴力革命”不太容易出现某个【长期一枝独秀】的政治组织。如果非暴力革命同时有多个实力相当的政治组织参与，本来就可以避免某组织“一枝独秀”。即使某个国家的“非暴力革命”只靠单一的政党来推动。但是因为这个政党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该党掌权之后如果执政业绩差，还是很容易被换下台。
　　举例1
　　比如韩国在80年代的非暴力革命中，有不止一个政党（包括金大中的党和金泳三的党）参与反抗军人独裁。所以南韩在推翻军人独裁之后，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多党制。
　　举例2
　　比如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规模很大（成员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后来成功挑战波兰共产党（迫使“波共”实行多党制，然后在大选中击败共产党）。在当时，团结工会堪称一枝独秀。但是几年之后，波兰涌现出很多新的党派，团结工会一枝独秀的局面立马就消失。如今波兰政坛，已经找不到“团结工会”的影子了。

★总结

　　综上所述，“暴力革命”存在如下几个显著的缺点：
1. 往往具有更大的转型成本。
2. 即便能成功，可能也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时间成本）。
3. 成功之后，万一领导暴力革命的政党或个人蜕变，可能会出现新的独裁（比如咱们天朝的毛太祖）。
　　相对而言，“非暴力革命”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上述几个缺陷。这也就是为啥最近50年来，“非暴力革命”成为主流的原因。
　　本系列的下一篇，俺会介绍“非暴力革命”的各种常见【误解】。要深入了解“非暴力革命”，首先要避开这些误解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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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大陆知名人士袁瑞娟偷渡逃亡美国。袁瑞娟曾自曝是网络大V“染香”。见下面的链接：

http://gongwt.com/shows.php?ID=182600




我对染香缺乏了解，这还是头一次听说。看到染香自述的偷渡细节，我还真能看出一些问题。

我起初看到偷渡美国的是经常上电视的那个袁瑞娟，误以为是那个“染香”的替身。后来才发现这个是袁瑞娟是凯迪版主，是另一个“染香姐姐”。这个染香姐姐未必是替身。

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揭露中国特科所建立的一些秘密产业，见下面的链接：

阴谋论：中美无间道超限战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9.html 

总参“731”在行动：拯救薄熙来周永康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731.html

这些文章发表后，经常有人同我联络，向我提供类似线索。 我这里就不妨再透露几个中国特科的几个秘密产业。

1. 特战突击队。这是组建在各军种、各大军区中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是战时突击队。但在非战时，那就成为一支秘杀队，去对那些中国特科所不喜欢的人进行密裁。

2. 人体活摘移植。他们首先通过验血或体检发现一些可以被用于活摘的年轻人，再通过征兵、招募间谍的方式将这些人招募到中国特科在各地的秘密培训基地，表面上是中国特科的秘密特工，实际上是中国特科的人体器官活体储存站，以备随时被用于活体器官活摘。南京大学生刁爱青就是这样被中国特科招募并被用于人体活摘移植。

3. 网络、电信企业。这包括华为、中软公司、TOM、凤凰卫视，等等公司。

4. 网路大V。 中国特科坚持认为“科学技术就是战斗力”，而且还认为“在网络时代，点击率就是战斗力”。中国特科用各种方式制造一些网络大V，以便他们利用这些大V来为中国情报业赚取财富，控制舆论，并在战争爆发时进行战争动员。

5. 韩寒是中国特科打造的一个网络大V之一。在韩寒这个笔名下，有一个中国特科组建的写作班子，韩寒不过是这个写作班子的表面替身。

6. 2014年9月，凯迪版主“染香姐姐”（袁瑞娟）在海外民运人士秦晋等人的策划下，途经泰国外逃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还以为是那个网络大V“染香”的替身渠道总监袁瑞娟。却原来这个染香姐姐袁瑞娟不是那个染香袁瑞娟。有朝一日那个“染香”袁瑞娟偷渡美国了，那就表明袁瑞娟作为“染香”的替身已经被揭穿了，就只好外放美国了。

7. 唐朝乐队。有人向我透露，那个唐朝乐队是由“王八蛋”一手打造的。唐朝乐队的许多词曲都是“王八蛋”的亲笔作。

8. 薛蛮子，艾未未，都应该是“王八蛋”打造的网络大V。

9. 艾未未的艺术产品大多不具有创造性，缺乏个性，又都是大手笔制作，可以说是用钱堆砌的玩艺儿，颇有纳粹气息。那些作品更象是一个神秘团队的作品，就如同是韩寒的作品，是中国特科的团队作品，不过是贴上了韩寒或是艾未未的标签。

10. 在中国，那些能够制造网络水军的公司，大多都应该是中国特科控制指挥的公司。

11. 根据袁瑞娟一登陆美国就同北风接触，我做出如下分析。袁瑞娟一登陆美国，就发表了她偷渡的细节。如果这个细节是真实的，又假如这个逃亡过程不是中国特科设计安排的，那么其中牵扯的人包括袁瑞娟本必定会被中国特科追杀。袁瑞娟不会不清楚这一点。那么袁瑞娟为何要迫不及待地发表她的偷渡细节？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那个细节是假的，那么袁瑞娟发布一个伪造的偷渡细节不仅仅是为了在美国政治庇护，而且是为了打进海外民运，为了渗透到美国国会进行深度潜伏。另一种可能就是袁瑞娟的偷渡是中国特科的巧安排，袁瑞娟才敢于透露偷渡细节而不被中国特科追杀。

12. 中国特科同军统谍战期间，一旦有中共特科身份暴露，中共就会将这些地下工作者转移到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延安。而今，中共地下工作者一旦身份暴露，中共特科就会将这些地下工作者转移到海外，最好是美国。美国简直就成了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避风港和根据地。为何？只因美国根本就无力去去追踪调查大量的中国潜伏特工，还因为中国特工将外派美国视为他们的最高目标和最高荣誉，只要来到美国，他们就功成名就，享不尽荣华富贵，再也不用提着脑袋玩命了。

最后说明一下，关于以上这些猜测到底有多少符合真相，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调查权，即便我有当年军统戴笠那样的反间谍实力，我也无法将共匪精心策划的阴谋揭穿，也无力将共匪精心埋伏的特务揭露，那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年戴笠老蒋倾尽党国实力都无法实现这个任务。我将这些猜测罗列在这里，那就是为了让中国特科出面澄清真相，如果中国特科不出面讲清真相，这个屎盆子就扣在他们头上了，进而，中国公安就有可能明里或暗里去调查中国特科。这就如同李幼生用刁爱青的三根手指头向中国公安去报案一样，就是迫使中国公安履行他们的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去依法调查中国特科的黑社会行径，让他们狗咬狗，让他们去斗个你死我活。

关于王八蛋：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王八蛋的祖师爷叫王诤，后来改名叫吴人鉴。自红军时代就是周恩来的在特工系统的左膀右臂。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的军统就由这个王诤及其儿子掌控。这个共军军统完全模仿戴笠的军统和日本的青龙会，在幕后掌控中共政权。就连中共总书记谁上水下，基本上是由这个系统的在操控。当年江泽民下，胡锦涛上，就是这个系统通过赵岩向纽约时报放料，将江泽民的辞职信搞成生米煮成熟饭。

王八蛋掌管军方情报系统，在各个部队中设有特战队。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

绑架李嘉诚的儿子、绑架王炳章、彭明、谋杀张宏宝等等由军队执行的绑架案件，都是王八蛋的杰作。

众所周知的南京刁爱青碎尸案，也是由王八蛋制造。刁爱青的肾脏移植给王八蛋之一的王皖民，王皖民是吴人鉴的二公子，是总参三部的负责人。小肠移植给陈炳德的儿子。见链接：

黑弥撒: 南大刁爱青碎尸案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2008-6-19-214900-1996119100012.html

中国女大学生刁爱青被活摘器官内幕
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html

后来有知情者包括陈炳德的儿子以及王诤的一个孙女上网揭露刁爱青碎尸案，这些上网爆料者几乎全部被王八蛋追杀。爆头哥周克华实际上也是王八蛋派出追杀刁爱青碎尸案知情人的一幕乌龙大戏。 

王诤将军的幸福一家，前排左起：王诤爱人秦岩、王诤母亲庞秀英、王诤、长女王元民养父，后排左起：小女王小兰、长女王元民、三子王小民、五子王建新、次子王皖民、四子王志民、长子王苏民。

王诤： 从30年代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大队长，直至解放后，历任电信总局局长、军委通信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头衔。

王苏民　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原副总参谋长王诤之子
王皖民　海军大校　原副总参谋长王诤之子。

网络大V染香姐姐、凯迪版主袁瑞娟自述偷渡美国细节
原文网址：http://www.peacehall.com/....../10/201410150027.shtml...... 

凯迪版主染香姐姐（袁瑞娟）从泰国逃亡美国的过程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5日 转载)
著名网友、凯迪版主染香姐姐（袁瑞娟）由于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最近通过云南边界去泰国，然后再到美国，这是染香姐姐记述的从泰国逃亡美国的过程：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14/10/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