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中国政府如何对香港占中学生,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把脑控酷刑搞到美国领土上好几个中国人身上,严重时可以引发江南案件那样的后果,习近平知道吗?
蒋经国的转身:江南案让其决心推动民主改革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
蒋经国的转身:江南案让其决心推动民主改革
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这位台湾领导人以其智慧和觉悟,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天命般的选择
美丽岛和江南事件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期在风雨飘摇之际巩固国民党统治。蒋经国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
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中共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由此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
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这只是台湾官方提供的估算数据。事实上,死刑案的档案早已被销毁,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查证。
蒋经国对此难辞其咎。这段历史在他的履历上如此浓重,以至于曾当过政治犯的李敖这样点评他的一生功过:“蒋经国辣手摧花40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不管怎么说,一个“辣手摧花”的人,为何最后起了“怜香惜玉”之心?
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蒋经国越来越感到本土人士要求参政、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美国因素的催化之下显得更为巨大。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年迈体衰的蒋介石已躲进象牙塔中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小蒋手中。
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纠正官僚作风,开会限定在40分钟以内。“别人一罗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还公布了公务员“十诫”, 制止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风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和外交经费之外,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为纪念世界人权日,申请集会,未获允许,决定不理会禁令照计划进行。
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升后来接受陶涵采访时说,蒋经国当时指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
当晚的集会中,数千名民众的情绪被演讲者煽动至高度兴奋,一些人开始攻击宪兵和附近的警察。共有183名警察、92名示威群众受伤。
蒋经国的“软弱”让他在国民党内“饱受批评”。第二天的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许多改革派人士被解职。在巨大压力之下,他决定大举镇压反对派人士,逮捕美丽岛集团骨干分子。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将蒋经国置于内外交困之中。
而几年后发生的暗杀江南事件,更是一拳击中了蒋经国的软肋,使他彻底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联帮分子枪杀。之前,这位身份复杂的作家刚刚完成《蒋经国传》的写作,书中对蒋经国多有毁谤之辞。
调查发现,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曾数次通电话,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牵涉其中。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1996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嫌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杀手陈启礼、吴敦以及军情局长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告终。蒋孝武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
蒋经国最亲密的部下李焕告诉陶涵,江南案让蒋经国看到,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已长成如此怪物,这让他“充满无力感”。随即,蒋经国大举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并禁止其在美国秘密活动。他还指示李焕,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告诉部下,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
最后的华丽转身
这时的蒋经国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预感时日无多,他决定在天年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加速完成改革。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后来告诉陶涵,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听到这一消息,蒋经国只是点点头。在核心层的会议上,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不打算对民进党采取行动,引起党内传统势力的激烈反弹,甚至有人写下血书,要求政府逮捕“叛乱分子”。对此,蒋经国对追随他多年的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党禁报禁解除;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草案,本土力量参与台湾政治的时代由此开启。
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了“行宪纪念大会”。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欢迎声中,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高喊抗议口号——台湾政治第一次如此宽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
1984年10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旧金山江南住宅附近,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江南,旅美华人,本名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刘于1949 年随国民党从大陆去台,进入“国防部政干班”学习,后被送到“政工干校”受训,毕业后投入台湾新闻界。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 1984年夏,刘撰写出版了《蒋经国传》,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丑闻”。对此,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遂秘密策划,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 于1984年9月潜往美国,经过密谋策划后,于10月15日在江南住处附近将其枪杀。此事一传开,立刻震怒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谈话或举行 集会,同声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一些在美国的江南生前友好及主持正义的华人学者,还成立了“为刘宜良伸张正义委员会”,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
台湾当局在“江南命案”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被迫改变“不承认”态度;但为逃避罪责,又改采“舍车保帅”手法,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 了 “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杀手陈启礼等人,并于1990年9月赔偿江南遗孀150万美元和解了事。这一事件始终未 能彻底查处,但仍给国民党当局以很大打击。蒋经国曾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对这一案件所产生的“恶果”,“很感痛心”。通过这次事件,使许多人看清了真 相,也使国民党失去了更多的人心。国民党的处境从此更加孤立和困难。台《联合报》曾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一个作家,这“是悖离常理的事”,也是“不 可思议”的事,谋杀“事实本身”,已“对(台湾当局)形象与利益构成严重伤害”。《自立晚报》也十分不满地说,既然如此,“还谈什么民主宪政?”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公开表示,该局将与警方合作调查此案,以警告国民党当局必须听命于美国。对此,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当即决定通过驻美“北美事务协 调委员会”以及从台湾派专人向美国保证:对江南命案的调查,愿同美国合作。于是,美国有关部门决定,对该案的调查与处理,将限制在一般刑事案之内,对国民 党当局予以照顾。例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等人多次公开表示,台湾当局未涉江南命案,且该案是一个刑事犯罪案件。但在多方正义呼声的压力下,美国警方 不得不对此案做进一步调查。
“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 助与合作,抽丝剥茧,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惟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的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 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藉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 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国民党的扫黑行动’,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什么其他意义。”
12月初,美国警方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引渡陈启礼到美国受审。12月6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发出拘捕令通缉主嫌疑犯陈启礼。台湾当局被迫承 认,江南系陈启礼等人所杀,高级情治人员确卷入此命案。对于引渡陈启礼,蒋经国认为:“此乃一‘法律’问题,亦关系‘国格’,‘我国’没有将到案嫌犯交美 的 ‘法律’依据,自应依‘我国法律’调查审判,但案情了解愿与美方合作;此外我对江南被杀案的严正合理立场,不能迁就美国而自丧‘国格’。”《郝总长日记中 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0页。
会后蒋经国作出决定:鉴于美国调查人员即将来台调查江南命案,要求郝柏村、沈昌焕、汪守一、宋长志与汪敬煦为幕僚小组成员,协助蒋经国处理此案。
1月22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员抵台调查江南命案。同日,蒋经国在军事会谈会上要求各级将领与官员“自重自爱,守分守法”。又说:
1月23日,美国调查人员听取江南命案5人处理小组与“司调局”关于“一清专案”汇报,并与陈启礼谈话。郝柏村初认为陈启礼有可能将原供升高或降低,听后与平时所供相符。陈启礼的口供主要有三点:
(1)教训刘宜良为汪希苓主持;
(2)赋予杀手吴敦任务为教训而非杀害;
(3)杀害刘宜良后曾在美逗留。
1月27日,蒋经国召见郝柏村再度讨论江南命案,郝柏村提出三点说明:
(1)“美调查小组来台安排及新闻处理均妥切”;
(2)“今后就本案从美政府、国会及舆论三方面下工夫,而以取得美方信任谅解为第一要义,澄清猜测及恶意中伤为第二要义”;
(3)“决定起诉汪,如美方要求会面可同意”。《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1页。
2月15日,蒋经国又召见郝柏村,强调:“陈启礼、吴敦绝不引渡到美国,吾人对美让步有限度,绝不接受无理要求。刘案处理吾人光明磊落,尽其在我;至于美国信与不信,吾人难以强求。”《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24页。
由于蒋经国反对引渡,加之美国考虑与台湾当局关系,引渡方案告终止。
1985年3月21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判陈启礼和吴敦。4月8日,审理结束,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陈启礼、吴敦均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同案犯董桂森在逃,缉获后另行审判。
前“情报报报局长”汪希苓因犯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前“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因犯帮助杀人罪,各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但事与愿违,该案给蒋经国父子及国民党当局以很沉重的打击。
第一,蒋经国传子部署受阻。江南命案发生后,美国及台湾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 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振振有词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思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 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另据报道,王世宪等16名院士已分别携带有关江南命案的证据陆 续返台,并推代表要求晋见蒋经国。蒋经国以“身体欠佳”为由,令李登辉予以接见。王世宪等人明告李登辉“纸里包不住火”,希蒋经国能“壮士断腕”,还有人 直接要求蒋孝武应对江南命案有所澄清和交代。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于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 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 月 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5年12月26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 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对于蒋经国的声明,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报道,声称蒋经国讲话表现了“大公无私的恢弘气概”,“将获全民拥戴”;同时还声称,这一讲话能 驱逐疑虑,安定民心。《自立晚报》等报刊则强调疑虑普遍存在并有根据。一种意见认为,蒋经国“只说下一位‘总统’不能也不会由经国家人竞选,并未说未来的 ‘总统’不能由蒋孝武或蒋纬国竞选啊”!康宁祥等一些人则要求国民党作出进一步保证。一位台大教授认为,在台湾,“政权权位并不一定要结合的”,例如, “当年严家淦担任‘总统’时,蒋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仍然发挥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对于蒋孝武外放新加坡,有议论说,此番颇近于王升当日之流 放。王升当年因为准备接班的传言,随即先贬后放,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今蒋孝武也是在岛内外推测他可能接棒之后,被外放担任一个名分犹在地下“大使”之下的 商务副代表。也有议论认为,蒋经国对王升是罢黜,对蒋孝武是培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蒋经国外放蒋孝武,一方面是在巨大压力下以解内外疑虑;另一 方面是企图让蒋孝武在新加坡“建功”,使其形象有所改变。
第二,江南命案使蒋经国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被戳穿。《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 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连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 事”, “不可思议”;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本身已对‘政府’形象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江南命案也使台美关系受到影响。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1月18日,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 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2月7日,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 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 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1985年初,国民党当局指派海外工作会副主任专程赴美,了解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后果。此人返台后,就此发表文章说:“他对江南事件 影响台美关系之深,危害‘国家’之大。知之甚详,感到非常痛心。”驻美国的一位台湾工作人员说,“对美工作的成果,好不容易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江南命案发 生,却让人给整个一大桶倒掉,糟糕透了”。就连蒋经国在召见郝柏村时,也不得已而慨叹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 严重伤害”。《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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