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新疆回變」。
| 同治陝甘回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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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清政府 | 陝甘穆斯林 | ||||||
| 指揮官和領導者 | |||||||
| 左宗棠、多隆阿 | 馬化龍、白彥虎等 | ||||||
同治陝甘回變，是於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場大規模起義或民族仇殺。[1]這次戰爭的起因主要是回漢矛盾，戰爭主要表現為失去理智的民族仇殺。同治回亂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結束，持續10餘年後才被清廷鎮壓。
這場暴亂除了在陝西及甘肅外，還波及寧夏、青海及新疆，對中國西北地區經濟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史料顯示，陝甘兩省共損失人口總數保守估計約2,000餘萬，造成漢族聚居的村落及城鎮出現十室九空的慘狀。[2][3][4]
戰後清廷將許多投降的陝甘回民強制遷移到西部更偏遠的山區和土地貧瘠的地方[5]。
目錄
[隱藏]歷史背景[編輯]
清廷壓迫[編輯]
清朝同治年間，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對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賦附加的剝削。清代的田賦附加，起於康熙六十一年，當時每正賦銀一兩之上加徵「耗羨」二錢，以為政府辦公費和官吏津貼之用。乾隆年間，加征 「平餘」，巧立名目，攤派重疊。到了嘉慶道光年間，正賦一兩之上，「正耗」、「平餘」加至一兩五六錢之多，換言之，實收的田賦增加到了正規田賦的160%。陝西田畝，除了民田之外，還有元明時期留下來的「屯衛田」、「更名田」，都是官產，農民種官田者，必須繳納 「本色」、「樣糧」、「土糧」、「餘糧」等，倉吏收租時，巧立名目，把十多個項目攤入租賦之中。在同治年間以前，以永豐、敬錄兩倉道來說，每年政府收入的徵糧不過十八萬石，而官吏對納糧百姓的剝削量就有二十幾萬之多。貧苦農民，無論回漢，已經無法生存，還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6]西北地區，清代一直戰事不斷，自從統治者發動新疆、西藏、金川、鎮壓白蓮教等戰役以來，兵差特別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為供應索倫錫伯軍隊過境，陝甘八個州府供應的軍需物資，派遣了一萬一千九百頭馬騾。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對外割地賠款，對內需要籌措大量軍費鎮壓各地農民起事，因而對農民的苛捐雜稅更為加重。
陝西地區，在回民暴動之前就爆發過兩次農民運動。第一次是咸豐六年（1856年），渭南縣渭河以北的農民，反抗鹽課攤派而「交卸農具」，它是類似工人罷工的消極反抗辦法，後來很快就被官府瓦解[6]；第二次是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臨潼縣李橋人楊生華號召村民起義，渭河以北幾個大鎮都參加了，與官兵相持數月後失敗，楊生華全家被殺。[7]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割地賠款，財政負擔加重，開始加劇了賦稅和徭役。自太平天國蹂躪江南以來，清廷喪失了最大的財政來源，財政壓力就被轉移到了北方。隨著咸豐末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直隸遭受威脅，河南山東捻軍的爆發以及雲南貴州等地回民戰爭的加重，其財賦之壓力更轉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陝西是西北比較富庶的地區，被視為餉源所在，成為清政府以鎮壓太平天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實錄》記載：「此時京餉及各軍餉糧，均賴山、陝西省接濟。」湖北巡撫嚴樹森說：「陝西為財賦之邦，西、同、鳳三府又為精華薈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陝西協餉聊以支持，即京餉巨款亦多取盈於此。」[8]
資源爭奪[編輯]
由於氣候變遷導致乾旱頻發，加上水土流失，陝甘地區的自然生存環境已日趨不佳。與此同時，陝甘地區的人口卻在持續增加。由於滿清入關之後，對西北各族人民都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大屠殺，使得推翻清政權的運動在全中國此起彼伏。晚期清政權更是岌岌可危，為維護清政權的統治，清廷在西北採取「以漢制回」的策略，對回漢兩族「分而治之」，刻意挑撥民族矛盾。為爭奪有限的自然資源，回漢鄉村之間的械鬥不斷發生，往往形成世仇。通常這類械鬥主要以宗族或宗氏劃分陣營，但在陝甘地區由於其特殊情況則逐漸發展為以民族和宗教劃分陣營，這為陝甘回變埋下了伏筆。
陝西防務空虛[編輯]
當時南方發生太平天國起義，陝西清軍大部奉調南下，陝西清軍空虛。
野心家趁機起事[編輯]
當時前江西巡撫張芾因母親去世，丁憂在家，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與捻軍進逼陝西，清廷起用張芾協辦團練抵禦。[9]回民起事初期，陝西籍的張芾在當地素有聲望，遂自告奮勇，親身調解回漢衝突，在調解將成時，因任武自當時發生回變的雲南來而堅持殺之，被任武所忌，任武於是搶先殺死張芾，並聲稱在張的坐轎發現「秦不留回」的傳單，又為消除回民疑懼，殺死自己的妻兒。新老教派的教宦門閥也趁機紛紛起事。
信仰壓迫[編輯]
伊斯蘭教自唐代傳入中國後，逐步本土化。從中國清真寺建築風格等方面可以看出；在明朝甚至出現了以儒家學說解釋《古蘭經》的現象。在18世紀，甘肅籍的神職人員通過研究神秘主義派別——蘇菲派（該分支源自麥加和葉門），在中國西北回民中創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稱為「新教」。新教派的創立引發中國伊斯蘭教內部爭鬥，1781年和1783年的「新教」與「老教」爆發武裝衝突，但被清政府及時平息。到同治年間，清政府殘酷鎮壓新教穆斯林群眾的宗教自由，這為新教反抗清廷壓迫埋下了伏筆。雖然回民就教義內容還存在一些爭議，但隨著後來清廷對全體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壓迫，穆斯林與清廷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叛亂過程[編輯]
聖山砍竹事件[編輯]
聖山砍竹是發生在回民起義前夕的一次嚴重的回漢械鬥。舊史籍認為起義是由砍竹事件引起的。[10]「四月髮賊從大峪出，渭邑（渭南）趙權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劉峪口（在華縣南），至是潰逃沿途滋事，經聖山村砍竹，瓜坡鬥毆，回勇赴州控訴，濮公（華州知州濮堯）詢其理屈，堂諭：『向後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快頭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謀變益亟。」[11]巡撫瑛棨奏摺中也稱：「查此次漢回起釁，由華州回民購買竹桿，因漢民增價居奇，互相爭鬧，遂致斃傷回民。」[12]
地主團練血洗秦家灘[編輯]
有華陰漢民欲將華州之秦家村回庄燒毀，經華州學正孫曾前往勸阻，業已聽勸允息。而華陰亂民於四月二十四日，仍將秦家村並沿河回庄燒毀。二華地主團練燒毀秦家灘、乜家灘等沿渭一帶回村後，又於各處飛遞傳單云：「陝西不留回民，天意滅回，必將回民殲除淨盡，回房燒毀不留。」[13][14][15]蓄意擴大事態，煽動各地團練屠殺回民[16]。
亂事擴大及清軍反攻[編輯]
1862年五月張芾被回民殺害後，回民武裝發展迅猛，於1862年6月底圍攻陝西省城西安。同年回民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等各自在甘肅（省境包括今寧夏、西寧市）境內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馬化龍也在金積堡（在今寧夏吳忠市境內）起兵。1862年五月，清廷命令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可是多隆阿的部隊在途中被太平軍所阻，清廷於是另派勝保帶兵入陝。勝保被回軍擊敗，卻謊報戰勝，清廷只好再命多隆阿進兵陝西。多隆阿於十一月抵達潼關後，勝保就被清廷解職及逮捕回北京審訊，由多隆阿負責在陝西與回軍作戰。1863年二月，多隆阿攻佔回軍在同州的兩個重要據點羗白鎮和王閣村，九月攻佔蘇家溝和渭城灣，殺死敵軍一萬七、八千人。至此陝西回軍被迫向甘肅撤退。[17]多隆阿又攻擊當地「順天軍」藍大順部，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復盩厔，進城時遭流彈擊中，延至5月18日傷重不治。
回民起事後，大量漢民從鄉間逃入有清軍和民團防守的城市逃避殺戮。1863年正月，回軍攻陷固原城，「城內官民男婦共死者二十餘萬人」。[18]1863年八月，回軍攻陷平涼府城，「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數十萬」。1863年十月，回軍在寧夏府城屠城，「漢民十餘萬被屠殆盡」。同月馬化龍的回軍進攻靈州城，有城內回民作內應而攻陷靈州城，「屠戮二萬餘人」。同年鞏昌府「城內回民二千餘人，俱為漢民殺盡」。1864年二月，回軍攻陷渭源縣城，「屠毒生靈以數萬計，滿城官員皆死之」。[19]
膠著[編輯]
多隆阿死後，清廷任命楊岳斌為陝甘總督接手鎮壓回軍。陝甘地區此時除了戰亂更有旱災，境外接濟又不足，當地清軍糧餉短缺，多次發生嘩變，楊岳斌無法解決問題，遂於1866年請辭，清廷改派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20]
回軍敗亡[編輯]
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後，認為「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21]左宗棠首先進攻捻軍，1868年西捻軍被平定後，左宗棠回到陝西進攻回軍。有鑒於前任楊岳斌因糧餉不足而一籌莫展，左宗棠計劃推行屯田，以及從外地買糧運入陝甘。左宗棠的軍隊大量配備西式槍炮，是後來成功消滅各地回軍的重要原因。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陝北，1868年十二月，劉松山軍擊敗以陝北為根據地的漢人武裝董福祥軍，董福祥遂率領部眾逾十萬人歸降，劉松山擇其精銳編成清軍三營加強兵力。[22]
陝西[編輯]
陝西回民武裝在甘肅東部成立了「十八大營」，反擊陝西。1866年回軍退守甘肅。陝西回軍馬正和、白彥虎等部以董志原（今甘肅寧縣）作為主要根據地，總兵力約二十萬人。[23]1869年二月，左軍攻佔董志原，收復慶陽，是役回軍損失超過二萬人，至五月已肅清陝西境內的回軍。陝西回軍向甘肅北路回軍馬化龍部的根據地金積堡撤退。[24]
寧夏[編輯]
左宗棠派劉松山從陝北向金積堡進軍，追擊陝西回軍，另派雷正綰等從董志原等地向固原進軍作為支援。馬化龍在1866年向清朝請降後，仍然保留武裝，繼續經營以金積堡為中心的地盤，並援助其他回軍。左宗棠認定馬化龍不是真心歸順朝廷，馬化龍也知道左軍不懷好意，亦增購軍火彈藥和加強防禦工事備戰。1869年八月，劉松山進攻靈州一帶的回軍。馬化龍此時面對清軍逼近金積堡，代陝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1869年九月，馬化龍的回軍在靈州屠殺漢民十餘萬人，而漢民的財產及婦女被回軍據為己有。同月劉松山攻佔靈州。劉松山繼續向金積堡進攻，遇到抵抗清軍的回民堡寨時，經常在攻破後即不分軍民全部屠殺。[25]1870年正月，劉松山戰死[26]（一說在接受回軍投降時被刺殺）。回軍乘機反攻，再進入陝西境內。清廷命令李鴻章協辦陝甘軍務，增派淮軍二萬多人入陝西。左宗棠起用劉松山的姪兒劉錦棠接掌劉軍，繼續進攻金積堡。1870年三月，陝西境內的回軍又被肅清。[27]
1870年五月發生天津教案，李鴻章被召至天津善後，及後更出任直隸總督，淮軍也從陝西撤走，鎮壓回軍之事由左宗棠繼續。[28]在清軍的封鎖下，金積堡糧食短缺，遂放出平民向清軍投降以減少糧食消耗。1870年十一月，堅守金積堡多時的馬化龍糧盡援絕，向清軍投降。馬化龍投降時承諾交出全部軍械，其後清軍在金積堡內掘出馬化龍私藏的大批洋槍，左宗棠因此在1871年正月處死馬化龍，並殺死他的親屬及部眾約二千人，其他投降回民則被分開押往不同地點安置。[29]
河州[編輯]
西寧[編輯]
左宗棠下一目標是盤據西寧的馬桂源、馬本源兄弟。1872年十月，清軍收復西寧城。[31]1873年二月，馬桂源、馬本源被俘，後被處死。以白彥虎為首的殘餘回軍被迫退出青海。白彥虎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後來又逃至沙俄並最後死於俄國。
肅州[編輯]
1873年九月，甘肅西北部肅州回軍首領馬文祿在堅守肅州城兩年後也接近糧盡，向左宗棠投降。肅州城曾經有漢民三萬餘人，經歷回軍殺害精壯、擄掠婦女後，到清軍收復時只剩下老弱者一千多人。[32]左宗棠在同月處死馬文祿，清軍並殺死投降的回軍一千多人及城內除老弱婦女外的殘餘回民數千人，[33]同治陝甘回變就此告終。
清廷的善後措施[編輯]
清政府在嚴厲鎮壓回民暴動的同時也對放棄武裝的回民進行一定安撫綏靖處理，其目的是為了維持陝甘地區穩定，防範回民再次暴亂。其善後措施主要有：
左宗棠安置投降回民時，把他們與漢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漢雜居，並且分散安置。清政府限制被遷移的回民不得遷回原居地，回民如需遠行，需要向官府申請「路票」，限期返回。[34]
馬化龍降而復叛，終為左宗棠所殺。馬占鰲因為在「新路坡」戰鬥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將傅先宗、徐文秀，並使進駐新路坡的四十營湘軍全部潰散，一戰成名。戰勝後的馬占鰲派自己的兒子馬七五等十名戰將的兒子——「十少爺」，赴定西左宗棠中軍大營請降。接下來，馬占鰲、馬海晏等十二名首領親赴蘭州，夜宿在銹河沿清真寺。在去見左宗棠時，馬占鰲還專門身帶鐵鎖，以示負荊。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夾鎖，還與他徹夜長談，誇他「明大義，懂軍事」，為馬占鰲網開了一面，沒有像其它地方一樣進行嚴厲的善後[35]。
從此，馬占鰲換來了西北馬氏七、八十年的「世襲軍閥」，馬家軍左右中國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結束。
主要影響[編輯]
這場戰亂極大地改變了陝甘兩省的民族分布。在戰爭中，回民對漢族等非穆斯林民族進行屠殺。據《中國人口史》一書的統計，回民起義前的咸豐十一年（1861年），甘肅（此時的甘肅包括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和青海省西寧市海東地區）全省人口總數約為1945.9萬人，戰後的光緒六年（1880年）人口僅存495.5萬人，人口損失1455.5萬人，其中絕大多數為漢族人口。損失比例為74.5％[3]。陝西人口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有1394萬，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緒五年（1879年）的17年間銳減至772餘萬，人口損失總數高達622萬，大約佔戰前人口總數的44.6%。17年中，因戰爭原因造成的人口損失約有520.8萬，在全部損失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高達83.7%，而災荒期間損失的人口不過101.2餘萬，佔全部損失人口的比例僅有16.3%[2]。回族在這次戰亂中的損失也相當大。戰亂過後，陝西省原有的70-80萬回族最後僅剩下西安城內和陝南的2-3萬[36]。有人估計甘肅省回民在戰爭中死去三分二的人口。[37]一部分回民隨白彥虎叛逃至俄國，演變為今天所謂的東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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