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
1949-1952年 廣西硝煙 折射白崇禧桂軍抗擊共軍三年（上） 高清HD
49~52年，又一次三年國共內戰。林彪共軍出動2個兵團、4個軍、17個師，其中10個師為久經戰陣的精銳主力師，總兵力超過百萬。四野悍將李天祐+國軍叛贼陳明仁赤膊上阵，三年围剿廣西「土匪」（反共救國軍）51.29萬人，每30個桂人就有一人当「匪」，幾乎等于徐蚌淮海戰役被圍殲的國民黨中央軍精銳總和（55萬人）。
1949年10月，林彪四野、劉伯承鄧小平二野百萬共軍自湖南、廣東、貴州分三路包圍廣西。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開緊急會議，佈置反共救國「總體戰」，發動「一甲、一兵、一槍」的運動。他指令廣西十萬大山、六萬大山、大容山、大明山和大小瑤山開展「廣泛的游擊戰」。
《鳳凰大視野》2012年8月節目
【1949年10月16日桂林,白公館緊急會議】
白崇禧說完（1946）四平街又說（1949）青樹坪，接著引入正題，大講他的「總體戰」。他命令參謀，將自己的軍事著作《游擊戰綱要》分發給各位高級軍政人員。那小冊子尚散逸著油墨的氣味，看來是突擊印刷出來的。
白崇禧說：「二十八年（1939年）冬，為適應游擊戰的需要，我組織軍訓部編撰了這部《游擊戰綱要》，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根本與實施游擊戰之依據。」
白崇禧說：「為適應『總體戰』之需要，現已將全省劃為6個軍政區，編組6支『反共救國軍』。推行『一甲一兵一槍』的辦法，實施空室清野，將共軍可能經過的路線縱深50公里橫貫25公里的地區，變成一無所有的真空地帶。」
白崇禧最後說：「大家準備穿草鞋上山打游擊，決與共匪周旋到底，我們有美國人的援助，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
白公館的會議還在繼續進行，白崇禧像一台會議機器似的日夜不停地運轉。
白崇禧召開軍事會議，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李品仙、夏威和各兵團司令官、軍長，剛任命的桂北軍政區司令官周祖晃、桂西軍政區司令官莫樹傑、桂中軍政區司令官王景宋、桂東軍政區司令官甘麗初、桂南軍政區司令官羅活、黔桂邊區軍政區司令官張光偉等高級將領出席會議。
白崇禧說：「共軍要壓我們在廣西境內決戰，這個仗遲早總是要打的，至於決戰的時間、地點和形式那就得由我們來定了。」
圍繞與共軍的決戰問題，白崇禧下達一個又一個的軍事部署：馬拔萃軍長的五十六軍由正規軍化整為零，分散於邊沿山區準備游擊活動；國防部華中視察組的兩旅精銳部隊改編為「反共救國軍粵桂邊區縱隊」，在粵桂邊區進行遊擊戰；總統府警衛隊裝備精良的3個團劃歸黔桂邊區軍政區指揮，在黔桂邊區打游擊；桂林綏靖公署直轄部隊分別進駐中渡四十八弄 、象縣大瑤山邊沿一帶山區，迅速建立游擊根據地。
白崇禧要求各軍政區司令官，除每個軍政區編組一個「反共救國軍」外，專區編一個師，縣編一個團，軍政區司令官兼軍長，專員兼師長，縣長兼團長，軍政合一，所需兵員及槍械在各轄區內就地徵集。在正規軍轉出本轄區後，各軍政區要一方面監督各縣實行堅壁清野，一方面開展游擊作戰，等待反攻。各軍政區要選擇一至三個「根據地」作為指揮機關的依托，要做到能守，便於空投，彈藥充足，儲備半年以上糧食、鹽巴及救護用的藥品器材。各區所轄之部隊，要立即進行「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游擊戰術訓練，建立各專區、縣、區、鄉之間的普遍情報網，培訓諜報人員，作長期鬥爭準備。
摘自《敗兵成匪》 廣西作家協會副主席、桂林市作家協會主席黃繼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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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污蔑宣傳須反過來看：
「土匪 」—〉反共救國軍，反共抗俄、保家衛國仁人義士。
「國民黨反動派」 —〉國民黨，以「三民主義 」為宗旨，抗日救國，反共抗俄，反共救國。
「暴亂」 —〉 反共救國，反共抗俄，保家衛國正義行動。
「起義投誠」 —〉背叛三民主義，投降共匪，棄明投暗。
點擊觀看【永恆經典】白崇禧鐵血桂軍英雄黎明 北伐抗日 反共救國 衛我中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4o0...
【經典】戰神白崇禧 捍衛中華 碧血黃花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L_yww...
【經典】中華戰神白崇禧投身辛亥革命、 統一廣西、北伐抗日反共救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4oBJ...
白崇禧重挫帝國鋼軍 比毛澤東先提出抗日持久戰游擊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bD...
1949年10月，林彪四野、劉伯承鄧小平二野百萬共軍自湖南、廣東、貴州分三路包圍廣西。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開緊急會議，佈置反共救國「總體戰」，發動「一甲、一兵、一槍」的運動。他指令廣西十萬大山、六萬大山、大容山、大明山和大小瑤山開展「廣泛的游擊戰」。
《鳳凰大視野》2012年8月節目
【1949年10月16日桂林,白公館緊急會議】
白崇禧說完（1946）四平街又說（1949）青樹坪，接著引入正題，大講他的「總體戰」。他命令參謀，將自己的軍事著作《游擊戰綱要》分發給各位高級軍政人員。那小冊子尚散逸著油墨的氣味，看來是突擊印刷出來的。
白崇禧說：「二十八年（1939年）冬，為適應游擊戰的需要，我組織軍訓部編撰了這部《游擊戰綱要》，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根本與實施游擊戰之依據。」
白崇禧說：「為適應『總體戰』之需要，現已將全省劃為6個軍政區，編組6支『反共救國軍』。推行『一甲一兵一槍』的辦法，實施空室清野，將共軍可能經過的路線縱深50公里橫貫25公里的地區，變成一無所有的真空地帶。」
白崇禧最後說：「大家準備穿草鞋上山打游擊，決與共匪周旋到底，我們有美國人的援助，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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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召開軍事會議，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李品仙、夏威和各兵團司令官、軍長，剛任命的桂北軍政區司令官周祖晃、桂西軍政區司令官莫樹傑、桂中軍政區司令官王景宋、桂東軍政區司令官甘麗初、桂南軍政區司令官羅活、黔桂邊區軍政區司令官張光偉等高級將領出席會議。
白崇禧說：「共軍要壓我們在廣西境內決戰，這個仗遲早總是要打的，至於決戰的時間、地點和形式那就得由我們來定了。」
圍繞與共軍的決戰問題，白崇禧下達一個又一個的軍事部署：馬拔萃軍長的五十六軍由正規軍化整為零，分散於邊沿山區準備游擊活動；國防部華中視察組的兩旅精銳部隊改編為「反共救國軍粵桂邊區縱隊」，在粵桂邊區進行遊擊戰；總統府警衛隊裝備精良的3個團劃歸黔桂邊區軍政區指揮，在黔桂邊區打游擊；桂林綏靖公署直轄部隊分別進駐中渡四十八弄 、象縣大瑤山邊沿一帶山區，迅速建立游擊根據地。
白崇禧要求各軍政區司令官，除每個軍政區編組一個「反共救國軍」外，專區編一個師，縣編一個團，軍政區司令官兼軍長，專員兼師長，縣長兼團長，軍政合一，所需兵員及槍械在各轄區內就地徵集。在正規軍轉出本轄區後，各軍政區要一方面監督各縣實行堅壁清野，一方面開展游擊作戰，等待反攻。各軍政區要選擇一至三個「根據地」作為指揮機關的依托，要做到能守，便於空投，彈藥充足，儲備半年以上糧食、鹽巴及救護用的藥品器材。各區所轄之部隊，要立即進行「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游擊戰術訓練，建立各專區、縣、區、鄉之間的普遍情報網，培訓諜報人員，作長期鬥爭準備。
摘自《敗兵成匪》 廣西作家協會副主席、桂林市作家協會主席黃繼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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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 」—〉反共救國軍，反共抗俄、保家衛國仁人義士。
「國民黨反動派」 —〉國民黨，以「三民主義 」為宗旨，抗日救國，反共抗俄，反共救國。
「暴亂」 —〉 反共救國，反共抗俄，保家衛國正義行動。
「起義投誠」 —〉背叛三民主義，投降共匪，棄明投暗。
點擊觀看【永恆經典】白崇禧鐵血桂軍英雄黎明 北伐抗日 反共救國 衛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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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0日星期一
启蒙年代: 从高举“依赖理论”旗帜转为“全球化”捍卫者，中共彻底精神分裂
启蒙年代: 从高举“依赖理论”旗帜转为“全球化”捍卫者，中共彻底精神分裂: 中共最高领导习近平不久前在欧洲达沃斯论坛上，高调宣扬贸易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人一下子脑筋转不过弯，感觉时空彻底错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共多年来抨击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全球化商业活动，不管是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 20 世纪末抑或成功加入组织后的 21 世...
启蒙年代: 改良抑或革命？其实是殊途同归
启蒙年代: 改良抑或革命？其实是殊途同归: 今天（ 2011 年 12 月 8 日）是刘晓波入狱三周年，推特上反刘派和拥刘派互相对骂，让人看了揪心。这做法正应了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古语，除了让亲者痛、仇者快之外，毫无意义。 反刘派认为刘晓波是改良派，是对方的棋子，只有彻底变革，才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拥刘派...
另一種公民抗命：竊取國家安全
2015-01-14 張鐵志
在史諾登揭發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民眾的舉動之前，在維基解密揭開各種國家秘密之前，在四十多年前就有一樁美國平民竊取國家文件、揭露FBI情報不法監控人民的行動。
1971年三月八日夜晚，八個公民潛入美國賓州一個城市梅蒂亞(Media) FBI分部竊取了所有檔案；他們將檔案公諸於世，提醒了美國民眾國家權力的陰暗，但更戲劇性的是，他們從來沒有被逮捕過，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直到去年，一本關於他們的書「The Burglary: The Discovery of J. Edgar Hoover’s Secret FBI」和一部記錄片「1971」出版，世人才見到八人中的五人公開身分出來講述這段歷史。
這八人自稱「公民調查FBI委員會」（“The Citizen’s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FBI” ）他們其實是普通人，包括三名學者、兩名社工、一名研究生、兩個大學沒念完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對是有三個小孩的夫婦。
他們的行動目的是要找到證據證明「美國政府透過F.B.I.監控人民，壓制憲法賦與他們表達異議的權利。」而他們選擇的夜晚，全美都在看拳王阿里參賽的重量級拳擊大賽，包括FBI辦公室的守衛。
結果，他們比預期的更成功，雖然他們被歷史遺忘了。
那是美國的瘋狂年代。冷戰時代開啟後，情報機構和政治保守派執迷於要找出左翼的顛覆份子，製造了五零年代的麥卡錫主義白色恐怖；六零年代美國開啟風起雲湧的抗命時代，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等，挑戰著主導的權力和意識型態。面對如此激盪的社會，FBI卻恰恰被一個最極端的人掌握：胡佛（J. Edgar Hoover）。在他將近四十年的主導時期，他把F.B.I.當做自己的禁攣（在這八人偷出的文件中包括F.B.I.幹員該如何幫胡佛慶生的詳細指示），其權力如日中天，沒有任何人、任何方法可以控制FBI：國會沒有正式的監督權（他們從未舉行過任何一場聽證會監督 FBI），原本應該是FBI上司的司法部長也懼怕胡佛，甚至每任總統都畏懼他。
直到「公民調查FBI委員會」的偷竊行動，FBI的醜事才首次曝光於公眾之前。他們取得的文件證明了FBI對美國民眾有各種監控行為，並有一個他們認為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名單。尤其是有一個稱為"COINTELPRO"(全名為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的行動，這個計畫從1956年就開始，目的不只在於監視各種他們認為顛覆的公民組織，包括反戰團體、黑人民權團體、婦女解放組織等等，更包括滲透、分化和打擊措施。最惡劣的行徑如有一封由FBI寫給金恩博士的信，以他婚外情的祕密來脅迫他自殺。左翼大師喬姆斯基形容COINTELPRO 是「聯邦政府最惡劣的、最有系統的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雖然他們偷竊的文件涉及Cointelpro行動，但要到幾年後，當更多F.B.I. 資料被揭露後，這個行動的細節才更為人知。）
八人小組把竊取的文件送給三個主要媒體，胡佛知悉此事後，要求報社退回這些文件。這是美國新聞媒體首次必須面對該如何處理非法取得的政府文件的難題。結果，只有華盛頓郵報獨家刊出（當年撰稿記者就是四十多年後撰寫此書的作者Betty Medsger)，原先不願意刊登的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在事後也跟進報導。
胡佛方面發動了FBI史上少見的大規模行動，派出兩百名幹員在賓州地區調查。這八人之所以沒被逮捕的理由是，他們大都是一般公民，而和其他的反戰組織沒有關係，且行動結束後，他們徹底解散，從此不再見面，幾乎也不再聯絡。他們也想過，如果被逮捕，他們會在法庭上呈現這些文件，證明為何偷竊是必要之惡。
不過，這個新聞漸漸被遺忘，因為不久之後有更大的新聞──五角大廈文件案和水門案，且因為這八人始終沒被抓到，故事難以繼續下去。胡佛本人也於1972年過世。
1975年，參議院終於成立一個十一人的調查委員會，對FBI進行了十六個月的調查，訪談了八百人，進行了數十場公開聽證會──這是美國史上第一次國會對於情報單位的調查。他們的報告揭露了更多FBI的違法行動：「有太多民眾被太多政府機構所監控，有太多資訊被他們掌控。」且在最終報告發表之後，國會正式成立了對情治機構監督的委員會，而在1976年三月， FBI也正式將「美蒂亞竊案」（Media Burglary）結案。
國家權力的無孔不入是當代政治最核心的問題，尤其國家的安全和情治單位，經常以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顛覆滲透之名，壓制公民權利，擴張自己的權力。
負責結案的FBI探員Neil Welch在回顧該事件時說：「 FBI的問題在於沒有任何制衡力量。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知道政府在做什麼。一個體系必須要提供其他方法，人們才不用訴諸如此極端的手段。必須要有其他的開放管道。否則民眾就必須採取這種犯罪行為來揭示政府的錯誤。」
另一個F.B.I探員在1975年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我從來沒有聽見任何一個人，包括我在內，質疑過：我們採取的行動真的是合法的嗎？真的是道德的嗎？我們唯一所關心的，就是這個作法是否有效，是否會帶來我們所要的。」
回首這個案子，這些反戰份子之所以採取這種激進行動，主要是多年來的各種示威抗議，甚至當反戰已經是整個世代的反抗運動，但對於阻止越戰似乎都沒有效果，讓他們充滿了無力的悲憤感──他們就是在1970年尼克森政府宣布美國轟炸柬埔寨之後，開始籌劃行動。
在他們之外，另外一群也對和平示威感到絕望與不耐的左翼份子則成立一個組織「氣象人」主張暴力革命，要「把戰爭帶回美國」，讓美國土地上也感受戰爭的苦痛。他們在公共場所放置炸彈（但不傷害人），並在1970年轉身為「地下氣象人」，開始流亡生活。只是，他們幾年後就被逮捕了（但因為FBI的調查不合法，所以大都被釋放）。
另一方面，對於胡佛和FBI的無法無天，從總統到平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止他。其中一個參與者說，「當你和運動圈以外的人說FBI幹的事，沒有人會相信。只有一個方法說服公眾這是真的：就是拿出他們手寫的東西。」或者說，當體制的權力制衡已經徹底失效，這是公民必須站出來，作為最後的防線。
另一人說，「在某些時刻，我們必須打破法律，必須從事深思熟慮的公民不服從的行動，來維持一個正義和合理的國家。我深以此為榮。這雖然不是我可以放在履歷上的經歷，但對我來說，這是我一生最有意義的事。」
他們的行動確實提醒了改變了國家安全體制，提醒了民眾政府控制人民的界線，也促進了制度改革。當時的FBI發言人Michael P.Kortan 就說，「那個時期發生的許多事，包括「美蒂亞竊案」，導致FBI改變看待和處理國內威脅的方式，改革情報蒐集的政策，並由司法部設立了調查指引。」
但即使有了部分改革，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又讓安全機構大肆膨脹，尤其在網路時代，他們有更多工具監控人民，逐漸茲長成巨大的怪獸。直到史諾登的揭密，人們才赫然發現這個權力體制不可見人的陰暗面。
這也是這些當年竊取機密者為何願意在四十多年站出來的理由：
「我們的政府再一次對美國民眾採取大規模的監控，並且對國會說謊。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站出來，可以刺激這個社會去思考與辯論這些一個健全的民主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哈迪∙梅里曼：公民抗争的三大成功要素：一致、计划和纪律
袁飞 译 王天成 审校（原编者按：本文作者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是“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ICNC）总裁。他的研究和写作聚焦于世界范围的草根公民抵抗运动如何才能成功争取权利、自由和公正。本文原文2010年11月19日发表于《开放民主》（Open Democracy）。感谢作者同意《民主中国》发表该文中文版。）
决定世界上非暴力运动成功与否的三大要素是：一致抗争、计划和非暴力纪律。
是什么使得公民非暴力抗争有效？
如果我们认同“权力从来不是靠施予而得，总是通过抗争而来”这句政治格言，那么必定能够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原因是他们所使用的权力比对手强大得多。
但是这个结论和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假设，即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施暴的能力，相冲突，直接给这个假设的正确性打上了问号。
如果这个假设完全正确，那么，面对武装和资源都占优势的对手，非暴力运动必定全部失败。但历史证明，非暴力抗争在近一百年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举例如下：
二十世纪三十四年代，印度人发起了规模宏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通过罢市、罢工、罢课、拒绝纳税、拒绝服从等方式，使得英国人无法统治印度、选择离开，从而赢得了独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通过非暴力运动，例如，蒙哥马利的黑人公民通过罢乘反对公交车上黑白隔离设施，纳什维尔的抗议者在午餐柜台前静坐示威，以抗议种族隔离制度，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支持，并最终赢得了平等权。
1965至1970年间，美国农场工人工会从一个微小、实际上没有资金支持的地方组织发展成全国性的工会，靠的就是在抵制加里福利亚葡萄种植园主的运动中成功运用了罢工、拒买。
1986年，菲律宾的活动家和军队中的反对者组织了反对由美国幕后支持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独裁政府的百万人示威大游行，最终迫使其逃离国土。
1988年，智利人克服了长久以来被残暴的奥古斯托∙皮洛切特独裁政府灌输的恐惧心理，发起了反抗示威运动。运动高峰期，皮诺切特（Pinochet）的支持者们甚至他的军队亲信均叛他而去，最终他被迫放弃权力。
1980至1989年间，波兰人组织发起了一个独立的工会，开创了团结工会运动，最终从苏联人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祖国。
1989年，被称为“天鹅绒革命”的反抗罢工运动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从共产主义到民主政体的和平转型。1991年，东德、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也完成和平转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南非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的罢工、抵制、公民不服从等运动以及外部制裁。
接下来的十年里，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通过动员民众反对不公正的选举结果而分别在2000、2003、2004年终结了专制统治。
2005年，黎巴嫩人通过声势浩大的非暴力运动终结了叙利亚的军事占领。
2006年，尼泊尔人通过规模浩大的不服从运动恢复了文官政治。
2007至2009年，在武力暴动和军事统治期间，巴基斯坦的律师组织，公民社团以及普通公民成功恢复了司法独立，撤销了国家紧急状态令。
民众不服从 统治者就无从统治
上述以及其他公民抗争运动的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深谙权力的含义：几乎所有的机构、组织、系统都依赖于普通大众持续的认同、合作和服从。因此，如果民众有组织有战略地撤回认同，撤回合作，撤回服从，那么他们将获得强大的力量，那些总统、总理、将军、首席行政官等掌权者将无法再不受制约地统治。
非暴力战术包括罢工、抵制、示威游行、公民不服从，设立平行机构以及其他创造性的行动。
这些战术的使用并不必然是出于道义原因，而是因为很实用。
他们之所以选择公民抗争是因为类似的战略在国内外的历史中都取得了成绩，并且认识到在当时有限的选项里，这种抗争形式的成功几率更大。
技能和条件
虽然非暴力运动取得了很多激动人心的胜利，但也不乏诸多失败案例。
波兰和捷克的非暴力革命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的同一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接下来的十年里，缅甸、津巴布韦、埃及和伊朗也使用这些非暴力抗争战术(tactics)，但是迄今没有达成目标。
东帝汶为赢得民族自决的抗争中，公民抵抗运动功不可没。但是，受其鼓舞的巴勒斯坦、西巴布亚，同样是以公民抵抗为基础的民族自决抗争却仍未成功。
这些及其他案例之间的差异，原因何在？
对于导致这些和其他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理性和知情的人可能会有不同见解。
每种情况都非常复杂，难以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从记者、专家及其他人士那里经常听到的论点是，这些运动的过程及结果主要取决于社会结构、特定时机和特殊情况。
例如，有些观点认为非暴力运动只在压迫者不愿动用致命武力的社会里才有效。
另一些观点认为一定的经济环境（如经济意识，收入水平，财富分配，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教育水平是促成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超级大国和区域霸主担当的角色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决定了运动的结果。
还有其他因素，诸如种族多样性、政治文化历史、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等等。是的，它们都会影响抗争运动的进程。
但是，与这些基于社会结构和外部条件的因素相对应的，是基于运动本身的，即在运动中进行抗争的技能，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能动性”（agency）。技巧和能动性所代表的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采取什么战略，使用什么措辞以鼓动民众参与进来，如何结成联盟，何时及何处打击对手，以及公民抗争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众多决定。
我觉得这些基于运动技巧的因素被非暴力运动的研究者们严重低估，甚至直接忽略了。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怀疑甚至不知道非暴力运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权力是可以通过集体行动自身从强大的掌权者手中夺过来的。
相反，他们相信一定是某些外部因素或者极端条件才促成了那些运动的成功。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结构和外部条件对运动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贬低能动性和技巧的作用。
实际上，能动性和技巧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在某些案例中，它们使运动具备了克服、避免、或扭转不利条件的能力。
在商业或者军事领域，对技巧和能动性的重视已是常识，那为何公民抗争运动在这一点上要有所不同呢？
如果有人告诉一个军官或者商业集团的CEO，在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战略是无足轻重的，物质条件才是决定因素，那一定会遭到嘲笑，孙子兵法也不会如此著名。
回到本文的论题，什么使得非暴力运动有效？我们可以从过去发生过的运动的战略选择和最佳做法开始着手寻找答案。
在众多基于能动性和技巧的因素中，我们提炼出了三个成功要素：一致抗争（unity）、计划（planning）和非暴力纪律（discipline）。
一致、计划和非暴力纪律
乍一看，这三个特征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从战术及微观层次看待运动时，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和深刻的含义。每个特征都值得详述。
一致抗争非常重要，因为非暴力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简而言之，数量很重要。支持者越多，运动的正当性和力量就越强，战术选择也越多。因此，成功的运动会持续不断地向外接触、联络新的社会群体：男女老少；城镇人和农村人；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工农商；专业人士；富人，中产阶层和低收入人群；警察军人和司法界人士等。
成功的运动还会不断地去争取对方阵营的支持者，懂得为了一个统一的愿景所持续的公民抗争，其力量之一就是分化对手阵营，诱导对方的人反叛。
例如，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结合持续不断的公民破坏行动与民族和解诉求，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一致要求变革的运动，甚至包括曾经支持政府的白人。
非暴力运动的参与者还必须对运动方向做出种种复杂决定，其中，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无论运动事业多么高尚，或者对手行为多么卑劣，仅靠自发的、临机而动的抗争，即使这些行动都能完好执行，也很难战胜对手。而如果制定计划确定如何系统地组织公民抵抗，以及如何让大众接受，去实现选定、聚焦的目标，这样运动就会获得推进的力量。
使用哪些战术以及使用的顺序；根据民众的不满和期望研究制定激励人心的变革主张；确定需要有策略争取的个人和团体，以及要达成的短、中、远期目标；建立沟通渠道以协商、谈判建立联盟，等等。
非暴力运动需要围绕上述以及更多类似的问题创造性地制定战略性计划。
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全盘分析运动所发生的环境。
有效的运动在计划过程中，需要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手段收集信息，倾听草根阶层的声音，还要在抗争过程中不断分析自己、对手和观望群体。
最后一点，战略只有被有纪律地执行，它才能发挥效力。使纪律失效的最大风险来自于某些成员可能的暴力行为，因此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参与者灌输非暴力纪律，即使面对挑衅也必须坚持非暴力。
这样做是有现实原因的。暴力行为会戏剧性降低运动的合法性并给对手以镇压的借口。此外，始终非暴力的运动远为更有可能争取到范围广大的潜在盟友，甚至包括对方的支持者。
全方位探讨这些因素可能需要好几本书的篇幅，非一文可容。非暴力抗争这个主题值得、也正在不断得到进一步的系统化研究。
每次运动都增进了对这一现象的共同理解的知识，但是对这一政治与社会行动的形式和艺术，仍有许多有待勾画和发展。
虽然如此，一致、计划和非暴力纪律这三个要素却会经得起时间检验，它们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据此，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以及其报道和研究者，可以对运动的状况做出快速评估。运动是一致的吗？有计划吗？有纪律吗？
那些通过将这些原则应用于非暴力行动的人，他们已开辟出通向更加和平公正的新世界的道路；而未来，将由那些继续这样做的人所型塑。
注释
1：在本文中，我把“成功”的运动定义为实现了其预期目标的运动，“失败”的运动定义为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运动。这一定义也考虑了时间因素。一场成功的运动可能实现了它所预期的目标（如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但后来几年运动的成果受到了挑战并可能带来倒退（关于乌克兰案例的更多信息，见2010年11月17日奥莱娜∙翠格伯和奥柯萨娜∙舒莉雅在《开放民主》上发表的文章《人民力量获胜之后的斗争》）。相反，一场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的运动（如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可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从而建设性地推动运动的理想（关于中国案例的更多信息，见2010年11月17日莱斯特∙尔茨在开放民主上发表的文章《中国镇压的悖论》）。虽然不需要改变一场具体的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分类，但这些后效可能很强大，也非常值得关注。
（译者说明：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网上另一篇译文，
网址：http://www.chinarightsia.org/?p=1144）
网址：http://www.chinarightsia.org/?p=1144）
——转自民主中国网
2017年7月9日星期日
公民运动与军队角色——“阿拉伯之春”中军队倒戈的原因分析
公民运动与军队角色
——“阿拉伯之春”中军队倒戈的原因分析
主持人：今天的报告人是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博士，她是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和教授。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曾在圣母大学国际和平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著有《非暴力革命：20世纪末的公民运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犁头运动[1]中的宗教与抗争》（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灵魂的信念：中美洲团结运动的宗教、文化和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及多篇论文。她正在写作一本关于发展中的公民运动调查《非暴力公民抵抗：理论、战略和动力》，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讨论“阿拉伯之春”。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媒体把中东地区渲染、描绘成暴力恐怖主义和宗教狂热的发源地。但10年后，中东国家为实现民主而展开了非暴力抗争。在突尼斯和埃及，公民成功地使用非暴力抵抗手段，赶走了长期统治的独裁者。在巴林，抗争还在持续。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非暴力公民运动因武装暴力的发生而不堪重负，终致内战爆发。在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为什么结果大为不同？有一个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军队在这些运动中继续效忠政权还是倒向公民一边。
演示（1）军队倒戈的重要性
当军队倒戈发生，公民运动推翻不义政权的机率就会增加；
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2011年的研究表明，
在军队倒戈的情况下，改朝换代的机会增加了46倍；
但军队倒戈会于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一些其他相关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军队倒戈在非暴力抵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玛丽亚·斯蒂芬和埃里卡·切诺韦思在《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军队倒戈，非暴力革命引发政权改变的可能性会增加46倍。但是大多数对非暴力革命的研究着重于运动在做什么，而不是军队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对军队倒戈会于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知之甚少。
今天的讨论，我希望能达到以下4个目标：
1．考察军队对公民运动的不同反应。包括内部倒戈，和其他一些反应；
2．分析有助于军队倒戈的因素；
3．分析“阿拉伯之春”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军队发生了倒戈，而有些国家的军队没有发生倒戈；
4．思考军队倒戈对公民运动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演示（2）各种不同的军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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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 | 消极抗命 | 选择性执行命令 | 开小差 | 完全不服从 | 兵变 | 倒戈
让我们从第一个目标谈起，即军队对公民运动的不同反应。上面我展示了一个反应的范围。最左边，是对政权的彻底效忠，最右边是倒戈。在效忠与倒戈之间，有其他几种不同反应的程度。第一种：效忠，是指军队忠实地执行命令，保护政权。第二种：如果军队稍㣲动摇一点，就是消极抗命。军队可能会有意怠惰，或有意误解上级的命令。也可能消极抗命，即表面忠诚，实际上拒绝执行命令，这种表里不一的方法可以降低军队的风险。第三种，选择性执行命令，即军队变得不可靠，他们执行一些命令，忽视或拒绝执行另外一些命令。第四种，军人开小差，即擅离职守。第五种，完全不服从，即军队拒绝执行一切镇压抵抗者的命令。他们不是擅离职守，而是有意公开对抗立场，但按兵不动。也就是说，他们不与政权合作，也没有倒向抵抗者一边。在最右边，是第六种，兵变和倒戈，军队切割与政权的关系，转而支持反对派，公开对政权挑战，参与推翻政权。
大多数研究都关注兵变和效忠，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研究消极抗命和选择性执行命令造成的影响，因为它们确实起作用，但我们对它们如何起作用了解不多。现在，我们首先对有关兵变或效忠的文献作一个回顾。
演示（3）政权维护效忠的对策
1. 惩罚或威胁不忠者
2. 激励：为军队提供经济支持
3. 民族与宗教利益：军队支持政权会获得政治利益
研究主要显示了三类因素的影响：统治者竭力保持军队忠诚；公民运动竭力说服军队倒戈；其他影响倒戈的结构性因素也会起很大作用。那么，统治者如何保持军队的忠诚呢？最常见的手段是惩罚或威胁不忠者。统治者有时也使用激励手段，提供常规的或非常规的经济奖励。常规的奖励像涨薪水，扩大预算，更新武器设备等等。这主要基于一种认识，即如果军队富有，就会更加忠诚，因为军队要保卫利益的提供者。非常规的将励往往是个人的或非法的，以换取军人的忠诚。比如，给高级官员提供车辆，提供合同，让他们有机会以权谋私。因为统治者相信，也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军队同样会对政权保持忠诚。统治者有时也会利用民族或宗教派别给军队提供政治利益，使其效忠政权。比如，统治者从自己的宗教、民族或部落家族中任命官员，以保证军队首脑基于身份的利益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在民族或宗教分裂的国家，政权会被优势民族控制，军官也主要从优势民族中产生，基本上这些军官都会因为惧怕本民族特权受到损害而效忠政权。
演（4）公民运动对军队倒戈的激励
1. 提高军队忠诚的政治成本
2. 提升道义成本
3. 提升荣誉成本
4. 降低个人倒戈成本
在统治者想方设法维持军队忠诚的同时，公民运动则想方设法摧毁军队的忠诚，激励他们倒戈。公民运动可以使用多种机制以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可以提高军队忠诚的政治成本。让军队知道镇压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在国内、外产生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制裁。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公民抵抗者要确保国际媒体得到镇压的信息并将信息传播出去。其次，可以提升道义成本。在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权力运动”中，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下令驱逐示威群众。当坦克开到时，一群神甫、修女及信众跪在坦克前开始祈祷。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大多数军人信奉天主教。当人们跪在坦克前祈祷时，军人是镇压民众？还是解除武装，跟民众一起抵抗？公民抵抗者的行为实际上将军队置于一种道德困境：如果效忠政权，执行命令，镇压群众，将违背信仰。公民运动还可提高军队忠诚的荣誉成本。公民抵抗者可以发出忠告：一旦政权倒台，你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最后，公民运动可以降低军人倒戈的成本。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例，很多公民为倒戈军人提供帮助以逃避迫害。比如，给军人提供便装和钱款让他们离开军队，给军人提供交通工具让他们躲藏起来。这些做法可以降低军队倒戈的风险，给军人更多的选择。
演示（5）其他影响倒戈的结构性/宏观因素
1. 军队的结构设计
2. 自然资源和财富
3. 国际关系和联盟
倒戈不会在真空中产生，而是具有一定的结构条件。比如军队的结构设计就很关键。如果军队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就较少有卷入内部政治斗争的可能；如果军人是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忠诚度就更脆弱，因为征召入伍有可能是被迫的。宪法原则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宪法规定无论谁掌握政权，军队的资源和地位都会受到宪法保障，军队就不会担心失去利益，倒戈的可能性就更强。很多政治学家都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自然资源，特别是极具价值的资源，也会对军队倒戈产生影响。比如，石油资源国可以利用石油带来的财富奖励军队。而其他石油进口国往往并不愿意对其进行制裁以免给自己的石油供给带来风险。最后是国际关系和联盟的因素。如果统治者与其他国家有很强的联盟，联盟国家的支持、干预会让统治者表现得更强硬，使军队相信政权不会倒台，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更不容易发生倒戈。但我们也知道，国际关系往往会在瞬间改变，突然失去联盟国家的支持，政权就会变得脆弱，军队会认为统治者行将倒台，因而冒险反戈一击。
我们从研究中发现了10种不同的因素，对部队忠诚与否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哪一种因素影响最大？坦率地说，我们还需要更多地研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但在“阿拉伯之春”中，至少有两种因素凸显出来。第一，军队是否获得财政和政治上的额外利益；第二，军队认为政权强大还是脆弱。这与国际社会如何反应直接相关。下面我会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在“阿拉伯之春”中起作用的。我不是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由于时间所限，我也不能过多讨论细节，但我认为，“阿拉伯之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比较的视野：一系列革命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以及相似的条件下，但其结果却截然不同。在有些国家，军队和反对派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在另一些国家，军队保持对统治者的忠诚；还有一些国家，则出现了军队之间的分裂。为了更好地加以理解，我会简短地回顾三个案例：在埃及，军队倒戈；在巴林，军队保持忠诚，保卫政权；在叙利亚，军队发生了分裂。
我们先来看一看埃及。许多人都对埃及发生的革命有所了解。埃及革命是受邻国突尼斯革命成功的影响。2010年12月，突尼斯的一名街头小贩用自焚抗议经济窘境。几天内，数千人动员起来，最终引发了全国罢工。总统本·阿里试图安抚民众，承诺给予人民工作权和选举权等等，但为时已晚。2011年1月中旬，军队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意识到局面失控的本· 阿里放弃政权，逃往沙特阿拉伯。埃及民众密切关注着突尼斯发生的一切。2011年1月25日，埃及人也开始了示威游行，数万示威者聚集在开罗，抗议经济状况、警察暴行、官员腐败和政治压迫，要求统治埃及近30年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辞职。穆巴拉克派军队镇压，但军队不仅没有镇压，反而保护抗议者免受警察与准军事部队的攻击。几天后，军队再次拒绝执行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2月初，150万民众在开罗集会，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为了结束示威，穆巴拉克承诺不再连任。但人们对此不满，示威继续进行。2月11日，军队宣布支持示威者，穆巴拉克逃亡。
演示（6）军队的经济利益
为什么在埃及的案例中军队会站在示威者一边？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与军队的经济激励有很大关系。在胡斯尼·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允许军队经营房地产和其他各种产业。他的基本思路是让军队发财，军队自然会对其效忠。但是，胡斯尼·穆巴拉克准备计退休，由其子贾迈勒·穆巴拉克继位。贾迈勒·穆巴拉克计划推行经济私有化，这将使军队财产严重受损。因此，受经济利益驱动，军队选择和抵抗者站在一边。他们让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使贾迈勒·穆巴拉克继任总统的计划成为泡影。重要的一点是，埃及军队是整体倒戈，而不是个别军人倒戈，这意味着，没有军队执行镇压的命令。当然，穆巴拉克仍然有忠诚的秘密警察部队，他们可以执行逮捕。但是，警察怎么可能逮捕和监禁军队全体成员？正因为这个原因，倒戈的军人不会有后顾之忧。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国际关系的作用，特别是埃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撤消了对穆巴拉克的支持，也要求他辞职。这使军队相信，如果他们继续效忠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可能失去每年1亿3千万美元的支持。因此，政治和经济成本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再看一看巴林，这是部队选择效忠政权的案例。历史上，巴林曾是英国的保护国。1971年巴林独立后，一直由哈里发家族统治。1973年，哈里发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确保王室权力的同时，建立了国民议会。巴林国内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巴林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什叶派穆斯林，而控制着国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哈里发家族是逊尼派穆斯林。下面是巴林民族比例的统计。
演示（7）巴林的人口比例
70%什叶派
30%逊尼派
哈里发家族是逊尼派，热衷于宗派斗争
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意识到自己在住房、教育等方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意识到他们比逊尼派有更高的失业率。在国民议会建立后，什叶派穆斯林没有在各政治机构中取得与其人口相对应的代表席位。在上世纪7、80年代，这些矛盾时不时地引发抗议。当巴林人看到突尼斯、埃及发生的革命，他们意识到应该采取行动了。2011年2月，巴林人举行抗议游行，要求停止酷刑、释放政治犯、自由选举，还要求中止“政治归化”。前面我提到，哈里发家族逊尼派热衷于宗派斗争，他们任命逊尼派担任重要军事领袖。但是他们也知道，只有忠诚的军官不够，还需要有忠诚的士兵。于是，他们开始从其他国家——比如，巴基斯坦、也门、叙利亚、约旦——招募逊尼派穆斯林士兵。这些士兵可以获得经济资助和巴林国籍，即“政治归化”。哈里发家族要让军队中都是逊尼派士兵和将官。所有这一切引发了2011年2月的示威抗议。巴林国王命令军队出动，镇压抗议。军队执行命令，造成很多民众被杀害。统治者对公民运动采取镇压常常会引发反作用。同样，在巴林，统治者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使运动的势头进一步高涨，参加公民运动的人数不断增加，有雇员、教师、工程师、什叶派宗教领袖等等。有消息说，巴林整个成年人口的1／4都加入到示威行动之中。随着示威的进展，运动从要求改革转向要求结束哈里发家族的统治。但军队保持了对政权的忠诚。要对此加以理解，我们必须再回到教派特权问题上。巴林的教派紧张关系使逊尼派军官从支持哈里发政权中获益。如果发生政权危机，什叶派很有可能组建新的政府，逊尼派的特权利益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在逊尼派成员占军队大多数的情况下，政权倒台就意味着逊尼派集团利益的丧失，而那些从国外招募的士兵也会失去归化身份。因此，维护现政权才能保证其自身利益。
当反抗不断升级的时候，在巴林政府邀请下，阿联酋派出500名警察，沙特阿拉伯派出1000名士兵支持巴林政府。而此时的美国也没有采取明确立场，对巴林政府进行制裁，主要原因是美军第5舰队驻扎在巴林，美国不想拿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基地冒险。在巴林军队看来，国际社会的不作为意味着现政权不会垮台，而公民运动也没有显示出胜利的迹象。因此，军队倒戈将付出高昂代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叙利亚。叙利亚和利比亚很相似，军队都出现了分裂。像其他中东国家一样，叙利亚也面临失业率升高，生活水准下降，人权状况恶劣等情况。叙利亚人民生活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已将近50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叙利亚政府通过戒严和镇压手段压制抗议者。2011年1月，一名叙利亚人模仿突尼斯小贩自焚事件，引发了小规模抗议行动。最初，抗议发生在外省，并且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镇压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并且日趋激烈。到2011年3月，示威抗议遍及叙利亚各城市，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随着抗议的扩大，军队的镇压也升级。他们派出了坦克和狙击手清除街道，屠杀抗议者。镇压使很多士兵感到不安。在2011年夏初，一些士兵开始反叛。随着镇压升级，数千名抗议者被杀，军队的反叛也更剧烈。到2012年春天，大约6万士兵——占叙利亚军队20%——倒戈政权。现在这些军人的下落如何？一些人逃到外国寻求庇护 ，一些人受到公开处决，还有一些人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发动武装斗争反抗政权。我们知道的是，大多数军官仍然对政权保持忠诚。士兵反叛，军官忠诚，这又一次显示了教派身份在叙利亚的作用。像在巴林一样，教派身份是一个重要因素。
演示（8）叙利亚的人口构成
74%逊尼派
11%阿拉维派（什叶派穆斯林的一支）
但是……90%军警官员是阿拉维派，维护着阿拉维派占统治地位的政权
大约11%的叙利亚人是阿拉维派，他们属于什叶派中的少数派。大约74%的叙利亚人是逊尼派。但极少数阿拉维派把持了政界、军界的重要职位。据估计，90%的叙利亚军官是阿拉维派穆斯林。原因很清楚，阿萨德家族就是要让那些信得过的家族成员和同一宗教背景的人成为军队的高级将领，这就是我说的宗派倾向。因为阿拉维派成员控制着军队，政权与军队的命运相连，所以军队不太可能反对政权。如果政权垮掉，意味着阿拉维派的特权丧失。与此相反，军队中的一般士兵则大多是逊尼派，他们和逊尼派平民具有相同身份。因此，当接到镇压命令时，他们陷入了道德困境：镇压自己的人民将使他们付出高昂的道义代价。最后，我再次强调国际社会的作用。由于叙利亚军队不断镇压反对派，丝毫不顾政治影响，使国际社会也产生了分裂。各国的反应显示了利益竞争，叙利亚只受到了最低限度的制裁。因而军队得出的结论是：政权很稳固，不会面临倒台，如果军队倒戈，会付出很高的代价。
通过“阿拉伯之春”的3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总结：
演示（9）结论一
如果经济与政治利益得到保障，军队会倒向公民运动一边。
演示（10）结论二
在一个高度等级分化的社会，
如果士兵身份属于掌握权力的群体，他们就可能保持忠诚；
如果士兵身份属于其他从属的群体，他们就不太可能保持忠诚。
演示（11）结论三
如果士兵属于从属的民族或宗派，镇压自己的群体就会面临更大的道德代价，
这些代价超过了倒戈政权所受到的惩罚。
演示（12）结论四
国际社会不太可能制裁那些极具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的国家。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制裁，甚至有外国军队前来支持统治者，
军队就会认为现政权稳固，倒戈政权的可能性就很小。
演示（13）军队倒戈的挑战与风险
从非暴力到暴力的转变
军队可能篡取公民运动的成果和信誉
以前对军队倒戈的研究，着重点在军队倒戈如何成为公民运动成功的因素。但“阿拉伯之春”的案例则强调了军队倒戈所具有的风险。
第一个挑战在于，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可能发展成暴力事件。也就是说，倒戈的士兵很可能拿起武器，组织武装斗争反对政权，使非暴力抵抗运动转变为内战。利比亚和叙利亚就是如此。一旦内战爆发，公民抵抗运动领袖将难以重获控制权。第二个挑战在于，军队可能篡取公民抵抗运动的成果和声誉，但他们的计划和目的并不与公民抵抗运动一致。在埃及，穆巴拉克总统被推翻之后，军队临时控制局势，并实行多党选举，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当总统。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滥用总统职权。于是，新的公民运动出现，数百万民众在军队的协助之下，于2013年7月，将当政才一年的穆尔西赶下了台。
人们一直在探讨，埃及推翻穆尔西的公民运动真的取得了成功吗？有些分析家认为，埃及的公民运动与军队走得太近了；也有分析家认为，埃及军队利用了公民运动。埃里卡·切诺韦思在最近发表的《改变立场不必然引起转型——以埃及为例》一文中写道：在埃及最近发生的动荡中……人们认为，公民运动与军队有太多的合谋……在几天的示威抗议之后……埃及军方宣布，要将穆尔西赶下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有迹象显示，公民抵抗运动的组织者和军队已合谋数月。早在2013年2月，一些军队高层就与反对派组织者私下会晤，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军队赶走摩尔西。这些信息表明，与抗议引发的倒戈相比，这更像是一次受到普遍支持的政变。
演示（14）公民运动应该怎么做？
鼓励军队“完全不服从”，而不是鼓励军队倒戈
警惕反对派与军队过多合谋
公民运动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的问题？在埃里卡·切诺韦思看来，或许应该鼓励军队“完全不服从”，而不是发动军事政变。所谓“完全不服从”，是指军队按兵不动，保持中立，即不执行当局的命令，也不和反对派站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因为失去了军队的支持，所以镇压的能力削弱了，公民运动的力量也就增强了，这是在突尼斯发生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要警惕公民运动与军队有过多的合谋。这不是说不应该与军队对话，而是要记住潜在的问题。显然，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因为军队的立场不可小觑。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非暴力斗争中，公民运动与军队的关系对运动的结果具有直接而明显的影响。无论如此，我们都应该对两者的关系予以关注。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下面开始问答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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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您谈到军队中的民族或宗派倾向有两种机制在起作用：一是军队整体地采取行动；二是军队对反对派是否属于自己这个群体的考虑。是不是能多谈一下这两种机制的差别？
答：是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当然，要考虑到当时出现的所有因素而做出抉择，这对处于事件中的军队是很困难的。而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事后分析这些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则要容易得多。军队必须要在实际情况发生的当时做出决定，他们对反对派的主观看法当然很重要，但同时他们也要判断倒戈会不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我认为，公民运动可以设法激发军队对公民运动的同情和理解。前面我谈到了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派别取向的重要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必要条件。公民运动可以基于人道立场，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关注，来赢得军队的同情。是有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但实际上，军队会考虑更多的因素：风险、成本，被抓捕的可能性，镇压的后果等等。公民运动也应该对这些因此加以考虑。公民运动必须展示人性化的方面，这必然会促发军队对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情感反应。谢谢！
问：非常感谢，这个报告很有意思。我想问一下，军队在做出倒戈的决定时，军官与士兵的差别在哪里？比如，您认为在埃及，经济上的激励对士兵和对军官一样重要吗？他们的动机是否一致？像在埃及发生的情况那样，军官绑架了政权，最后直接控制了政权。一般来说，政治和经济利益只能到达军官那里，士兵什么都得不到。但在您的演讲中，实际上是将军官与士兵放在一起考量的。这方面您是不是可以展开谈一谈？
答：谢谢你的评论。在半小时的演讲中，我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问题。但我绝对相信对军官和对士兵会有不同的因素产生影响。我很兴奋，因为非暴力公民抵抗有很多可以展开研究的课题。当然，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历史地看，这些领域的研究与非暴力公民抵抗的研究相互借鉴十分有限。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非暴力公民抵抗的研究从军事和安全研究领域借鉴和学习了很多。我们看到军队倒戈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比如，在菲律宾和在东德，是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很难有一种理论适合所有的案例。有些是士兵倒戈在先，有些是军官倒戈在先，倒戈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从下而上的，但很显然，上层军官与下层士兵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设想，如果经济激励只到达军官那里，那将不会对士兵起作用。当然，军官下达命令，士兵执行命令，我想这是很复杂的，要有一些方法使我们的研究不趋于简单化。我这里特别谈到军队，比如在埃及，除了军队还有警察，在军队倒戈的情况下，如果警察保持对政权的忠诚情况会怎样？或者一支军队倒戈，而另一支军队没有倒戈情况又会怎么样？有比我演讲中涉及到的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能就影响士兵与军官倒戈的因素做一个比较，那再好不过。我想，那些经济上的激励主要会到达军官手里，这很重要。在以上案例中，士兵大概有不同的激励和诉求。你提到了最近发生的埃及事件，身处其中的那些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希望有人能够采访那些军官，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公开他们和公民运动之间的某种默契。我认为，有些事情要特别谨慎。公民运动非常关注如何消除政权的支柱，因为这可以瓦解政权，给运动带来巨大的动力。但公民运动也必须特别小心，以免被军队利用，或因为军队介入而失去对运动的掌控。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谢谢你的提问。
问：我来自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国家之一。我有一个关于公民运动和军队成本的问题，“阿拉伯之春”发生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本。
答：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非暴力运动在经济、基础设施和环境破坏方面的代价都要比暴力革命要小。在埃里卡·切诺韦思和玛丽亚·斯蒂芬等人的著作中提到，只要是变革就会有成本的付出。即使是非暴力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也会有人身的伤害。但那些著作中描述的事实证明，非暴力运动的结果显示了较小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基础设施破坏产生的成本。因此，当一切结束以后，社会将更容易走上正轨。我说更容易，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在暴力冲突中，通讯设施、交通系统等受到破坏，当一切结束以后，就会有很多东西需要重建，重建国家的任务就要大很多。因此，我认为，在任何时候，冲突都有很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经济，还有基础设施的代价。但是毫无疑问，生命代价与经济资源的损失在非暴力运动中要更小一些。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拿叙利亚、突尼斯、埃及做比较。各个不同的国家国情迥异，但从总体上来说，非暴力运动付出的成本最小。谢谢。
问：您的演讲信息丰富，具有现实意义。谢谢！我从“欧特珀”（塞尔维亚语“抵抗！”）组织及乔治.莱基[2]有关政权支柱的研究中了解到许多相似的东西。这些政权的支柱似乎集中在军队、警察、行政、教育、宗教、媒体、商界等等。我想我们有很多工具，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制和利用这些工具，是不是有一种办法利用公共舆论研究工具，去研究发现，究竟是什么可以使警察、军队、官僚机构、宗教组织转向人民一边？我甚至想，是否能利用“焦点小组” [3]来探讨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们发生了转变？
答：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威权政治下的错综复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政权是否会存在下去。这看起来和民主的美国很不同——当然，美国警察也会有暴行，有很多事实都表明了这一点——问题是，威权政治如何过度到民主政治？吉恩·夏普博士理论的基本模型（也被“欧特珀”组织所采用），是必须清楚什么是支撑政权的支柱，像你提到的，宗教组织、警察、媒体等等。我认为，在埃及革命中没有发生严重的对抗，尽管如此，公民运动仍然有很多赢得这些支柱的事情可以做，至少可以引发警察、军队对于公民运动的同情。这对任何运动都是有益无害的。我知道有一些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警察见面——不管它是否有像“焦点小组”那样系统的研究——了解警察是否支持运动，但这并不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现在公民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很多领域都需要研究，希望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资料整合起来，比如镇压一方和被镇压一方的材料。如果能有这种信息和“焦点小组”，人们可以了解到更多警察的思想动态。我们现在研究的局限之一，是有很少的研究者真正能与警察或倒戈的军官坐下来，采访一下他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接到镇压命令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拒绝执行命令的时候又是怎么想的。有很多可研究的空间。在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采用“焦点小组”做研究很有用，虽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问：谢谢您的演讲，非常有意思。您和一些提问者都提到2011年在埃及革命中，军队支持公民运动的动机。军队上层肯定给予了支持，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还是暂时不说为好。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您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即埃及军队上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经济，这在埃及的二次革命中表现出来，二次革命几乎推翻了政权。如果确实是这样，这给公民运动提出了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巴黎公社，回顾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断，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它没有成功地摧毁对手的军事力量。我们知道公民运动不在于摧毁，而在于去除政权的支持者。您认为现在公民运动领域的学者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公民运动不仅要考虑如何去除政权的支持者，还要考虑如何从根本上瓦解政权，以确保将来的民主制度？
答：你的想法很棒，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缺陷是，过多着眼于怎样赶走旧政权，而没有重视如何重建一个新政权，以及在未来的新政权下，如何确保旧政权的支柱能够彻底改变成为新政权的基础，而不是成为新政权的问题。这一点也是战略非暴力[4]和信仰非暴力[5]争论的问题之一。实际上，我不太喜欢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它不能真正反映非暴力运动。这令我想到甘地，当时，甘地不只要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要重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要改造旧政权的机构，使其成为新政权的支柱。在新政权下，可能旧机构已经改变了，但仍然可以对人们产生消极的影响。我想，在对战略非暴力的局限性以及信仰非暴力的实效性方面会有一些积极的对话。希望这些对话明确这一点：我们不仅要推翻旧的独裁者，还要考虑军队的因素，也许我们还要重新思考军队的定义，即军队的职能应该是保卫边界、保卫人民，而不是维护某个政治集团。我希望未来的研究着重于这种长期的转型，不只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更广泛的结构性的转变。埃及的二次革命表明，局限于赶走独裁者，并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并导致民主制度。只有在稳定的民主转型中，公民运动才不会为军队的意图而担忧。我希望很多人铭记这一点，并能做更多的研究。
问：我理解军队是公民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但在军队和公民运动联手后，有什么手段可以控制、限制军队对公民运动的负面影响？
答：我想我们可以回到上面提到的军队反应的问题。我们总是着眼于军队的倒戈，着眼于如何让军队站在公民运动这一边。我认为，应该着眼于让军队采取“完全不服从”而不是倒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反对派和军队结盟，可能会产生很多风险。比如，如何让军队按兵不动，保持中立？我不太清楚公民抵抗运动应该怎么做，但突尼斯的案例值得探索。和埃及不同，突尼斯的军队没有卷入，即没有参与推翻政权，也没有镇压运动。突尼斯的军队认为，这场危机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事，与军队没有关系。在突尼斯，军队基本上置身事外，他们的职责是保卫边疆、保卫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而不是卷入政治派系，不是保卫政权。当抵抗运动展开的时候，军队并不在现场。军队其实与政权、与公民运动都保持了距离，他们不站在任何一边。对政权来说，它不能用军队镇压民众，因为军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对公民抵抗运动来说，他们可以保持对运动的领导权，努力达成目标，而无须担心激励军队的问题。很显然，军队对政权的支持排除了。突尼斯的情况，反映了军队结构的设计问题。这是公民运动应该追求的结果：赢得军队的支持，意味着激励他们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而不是激励他们掌握政权。因为在非暴力抵抗中，军队的加入可能会成为问题。我不能只是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突尼斯的案例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想我们还需要多做些研究，使公民运动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发展，避免埃及的情况再次发生。
问：我喜欢您的演讲，我很感兴趣。我想请您扩展一下您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回答。关于瓦解政权支持者的必要性，关于甘地的信仰非暴力和战略非暴力之间的区别等等，我正在从事有关甘地的写作，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更多见解。我头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挥之不去。我想再听听您的想法。
答：我想这很值得辩论，最好汲取二者之所长。有些人倡导战略非暴力，因为永远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以非暴力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每个人都秉守非暴力原则的和平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人们自愿加入非暴力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许通过认可非暴力的效用，因而思考其背后的非暴力信仰的问题。我倾向于相信，当埃及人向政府摊牌以后，人们要做的是行动起来，像埃里卡·切诺韦思研究显示的那样，民众的参与确实很重要。在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谈论甘地、马丁·路德·金倡导的非暴力背后的哲学思想。但是更多的战略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政治效用，关键是我们要达到目标。很显然，社会结构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将独裁者赶走只是关键的第一步，但运动常常到此就结束了。我认为，那些倡导和践行战略非暴力的人因为学习甘地而受益良多。当然，吉恩·夏普的理论模型也是建立在甘地思想的基础上的。我不愿意只是说，甘地如何教人们非暴力原则和方法，实际上他是一位极具眼光的战略家，他是能够将非暴力信仰和战略相结合的少数人之一。但是我们往往错过甘地思想的几个要点：如果没有经济独立，继续保持旧的文化制度，像种姓制度，就算政治上独立了，人们仍然会受到奴役。甘地认为，必须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做出努力。他强调的是建设，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摧毁一个旧政权同样重要。如果两者一并实现，向新社会的过渡就会容易很多。就像甘地所践行的那样，抵制英国货，倡导自给自足，建设本土经济。一旦赢得政治独立，也具备了基本的经济设施，这将使社会的转变更为顺利。我认为在非暴力信仰和非暴力战略上人为制造界限，会使人们忽略这些真正的战略要素。作为一个长期的民主目标，要从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两方面着手，从而促进建设民主制度。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人权，也许还要改变文化态度。我愿意看到，更多的战略方针和甘地的建设性方案一体化。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甘地提倡的“真理之路”的整个概念——要看到对手的长处，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革命的重大时刻，很难将消息传播出去。但仍然有很多可以做，我们可以将建设性原则和赶走统治者的战略结合起来，那将在向民主及人道社会结构转变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主持人：谢谢，时间有点超了。在我们结束前，请您做总结？
答：我要说，非暴力研究是很令人兴奋的领域，有很多跨学科的兴趣点。对军队的影响进行研究是过去忽视的课题。我希望年轻的学者、研究者能在这些问题上，包括军队的问题上扩展研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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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国一些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于1980年代发起的反战反核运动，“犁头”出自《圣经·以赛亚书》，意为“铸剑为犁，再无刀兵”。
[2] “变革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之一。该机构主要从事民主及非暴力社会变革的培训。乔治.赖基在退休前15年一直担任该机构执行主任。他在全球范围内举办过多达1500次研讨会；在多所大学担任和平研究教授；撰写过多部关于非暴力社会变革、和平和组织发展的著作。
[3]一种定量研究的方法。研究者为了弄清楚一个大群体对于某个事件、产品或人物的看法，而按照大群体的人群比例挑选一小群人作为样本，通过调查小群体的看法来评估大群体的看法。
[4]战略非暴力认为，非暴力运动是一种手段，组织者之所以使用这种手段是因为非暴力更有效。
[5]信仰非暴力认为，非暴力运动是一种原则，组织者一般因为宗教或者道德等原因认为使用暴力是不道德的，即使非暴力运动会导致运动失败，也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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