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

历史的先声：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

而早在45年前的文革，“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柳州造反派就响亮喊出这个石破天惊的口号。

在韦国清动用部队联合广西“联指”围剿广西造反派生死存亡的关头，1968年2月10日，柳州铁路局工机联“４·２２”《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对其“批判的武器”施以“武器的批判”，作者肖普云引用马克思的“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一句，号召造反派反对缴枪，武装反抗暴政。

《今日的哥达纲领》位列文革“五大毒草” 。

1968年7月以前，是广西两派全面大打的7个月，其形式表现为两大派“武斗”，其实已经不是派性战争――“武斗”，而是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预谋的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城乡武装民兵、各级政权机关革委委员会等），对“广西4·22”进行全面武装镇压的战略方案的实施。换言之，广西造反派的武装抗暴虽被韦国清残酷镇压，但造反民众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不应埋没，尤以柳州造反派“求生存”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值得大书一笔。

1968年4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个多月里，柳州造反派经历了镇压、溃败，反抗、残喘；再镇压，再反抗，直至绝地反击逆转被动局势的冰火两重天，上演了一出武装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大戏。

在全国造反派被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打压得苟延残喘、灰头土脸之际，唯有柳州造反派的武装抗暴逆转颓势而独树一帜。尽管从一开始他们就钻进韦国清密布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里，而成败立判。但正因为柳州造反派靠自己的实力和拼死一搏，避免了重蹈南宁、桂林、梧州及县份的造反派被军队、“联指”屠城的悲剧结局，使龙城造反民众免遭涂炭，使柳州成为全广西唯一没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唯其如此，他们“不自由，毋宁死”——“求生存”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在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中才尤显弥足珍贵。

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针对柳州造反派也绝非偶然，因为从理论到行动上，觉醒的离经叛道的柳州造反派已不听毛中央的招呼指挥而抗旨造反，处于失控态势，并且这股异端思潮及武装抗暴——林彪曾经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做过补充：“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掌握笔杆子和枪杆子这“两杆子”的“柳州经验”，对于全国各地被军方和保守派联手打压得灰头土脸的造反派而言，具有鹤立鸡群的典型效用，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毛中央看势头不妙，对其的打压势在必行，以收到杀鸡儆猴之功效。

打个形象的比喻：毛泽东发动文革，就像《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108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再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草根造反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了。

觉醒的离经叛道的柳州、柳铁造反派集中表现在两个代表人物：文有钱文俊（柳州铁路局“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联合组织头头）以笔为矛，异端叛逆；武有廖伟然（柳州造反大军“文攻武卫”的战斗总指挥）武装抗暴，以弱胜强。历史将铭记钱文俊、廖伟然的名字，正是柳铁、柳州造反派这一文一武两员大将，给广西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的历史涂抹了浓油重彩极其厚重的一笔。

文革中的民众反抗运动虽被镇压，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共产党绝对权威的式微、共产党神圣光环的暗淡正始于文革民众反抗运动。故此共产党对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深恶痛绝。四十几年来不遗余力地诬蔑它、抹黑它、把它妖魔化，把文革中共产党及其附属物如“血统论”贵族红卫兵所制造的种种祸水都倾倒到它的头上。文革暴力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共产党国家机器和其附属物（军队，公安，民兵，专制队，贫下中农特别法庭，共产党干部子弟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所为。

更有甚者中共当局把这些暴行移花接木地栽赃到正义的反抗者、被迫害者、被屠杀者——造反民众的身上。力图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共产党把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都扣上以下犯上造反派搞文革动乱的帽子。故此，当今我们为文革时期的民众反抗运动正名除了有框正历史的意义外，还有为当今维权斗争、民主斗争取得正义性的作用。